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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的经济纠纷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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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的经济纠纷范文2
20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是中国经济走上腾飞之路的重要时期。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总量的扩大，我国农村社会经济亦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如粮食、棉花、糖等已跃居世界前列；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恩格尔系数下降，标志着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我国扶贫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农村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目前的3000万左右，农村贫困率从30.7％下降到3％左右；在我国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率先向现代化迈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然而，从宏观角度观察，尽管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当前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及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国家资金、政策、制度等综合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根本改观，即是说国家总体改革发展的成果在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分配有失均衡。现就其主要矛盾和问题作些概略分析。
（一）产业结构变动和就业结构变动不协调，城市化进程迟缓，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
从国际经验看，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导致就业结构变化，而且二者变化的速率大致接近，这是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产业比重已由1980年的30.1％下降到2000年的15.9％，第二产业比重由48.5％上升为2000年的50.9％，第三产业比重由1980年的21.4％上升为2000年的33.2％，这标志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
问题是，我国的就业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相对较小。1990年前后，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一般在10％以下，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都在65％以上；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一般在20％左右或以下，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多数国家在50％以上。而我国在199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在60％以上，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只有18.5％，即使到200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仍高达50％，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只有27.5％。
由于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不同步，导致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城乡关系不协调。按照世界银行数据，199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3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4个百分点，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我国总体城市化程度明显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国际上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比率一般为140％～250％，我国1978～2000年这一比率仅从40.45％上升到81.76％。城市化的滞后，制约了三次产业结构的升级进程。据统计，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国农业劳动力每转移1人去第二产业，只能带动0.7人转向第三产业，而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国家，这个指标是2人。在城市化落后的情况下，我国工业的发展未能形成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从体制上看，城乡分割还没有受到根本触动，一些地方在就业、入学、户口、社会保障等方面甚至还在强化对农民进城的限制。长期向城市和工业倾斜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相当严峻的“三农”问题雪上加霜。这些因素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经济良性循环，导致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呈继续扩大之势。
（二）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分配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一个基本政策取向是改变过去长期实行的“高积累、低消费”方针，不断提高个人所得份额，到2000年，个人所得占GDP的比重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50％上升为70％。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于妥善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提高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调动社会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在个人收入分配所得普遍提高的过程中，城乡之间居民分配不均衡。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成为近二十多年来的第二个低速增长期。1978～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从134元提高到2253元，年均增长为7.43％，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上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分阶段看，农民收入继1989～1991年出现第一个低速增长期、年均增长0.7％之后，1997年以来进入第二个低速增长期，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更是下降到2.1％。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却是1997年为6.7％，1998年为5.1％，1999年为7.9％，2000年为7.3％。
由于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农民收入低速增长，当前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再度扩大。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比例1978年为2.57∶1，1984年为1.7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为2.65∶1，2000年为2.79∶1，可以说城乡之间的差距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大。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乡居民温饱问题解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1978～2000年，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7.5％下降到39.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67.7％下降到49.1％（见表1）。恩格尔系数是反映消费结构转变和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下降，表明居民对非食品类（如住房、文化娱乐、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的相对需求增加，对食品类相对需求减少，从而降低了对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因此，在农产品供给总量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粮食生产连续5年丰收，棉花、蔬菜、水果、水产品等产量迅速增长，由于国内需求没有同步增长，结果主要农产品价格从1996年以来一路下跌，农产品产量增长并没有能够带来农民收入增长。
表1
1978～2000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
％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农村居民收入低速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严重性在于：不利于农民生活的改善，不利于农村市场的开拓，不利于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1997年和1998年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出现负增长，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递增达6.09％，城乡消费差距从1996年的2.49∶1扩大到2000年的2.99∶1。农村居民消费负增长导致了农村消费市场份额不断萎缩，直接阻碍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通过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整体，阻碍了启动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据有关统计，2000年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仅占38.2％，比历史上最高水平的1982年低26个百分点。此外，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也不利于农民增加农业投入和农村社会稳定。因此，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有效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无疑应当成为下一步国家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城乡社会发展诸方面存在重大差距。
1.关于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差别很大。1997年，全国县级以下（包括县本级）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23年，而城市为8.68年；农村人口中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的仅为0.3％，而城市这一比重为7.97％；现在在校的大学生中，城镇居民的子女约占70％，农村子弟约占30％。这同全国总人口中，农村占70％、城市居民占30％的格局正好倒置；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农村只有4.87％，城市则达22.17％；文盲以及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在农村高达64.1％，而城市只有34.9％。现在农村青少年人口接受教育的面和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以高中阶段为例，1998年城市每万人口中高中阶段在校学生为815.6人，而农村仅为369.1人。这表明，农村处于“教育贫困”状态，相当多的农村儿童、青年和成年人不能获得改善其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教育机会。
城乡基础教育投入差别很大。城市基础教育资金列入城市财政预算，基本上是有保障的。而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来源则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列入县乡财政的支出范围；二是农村教育费附加；三是农村教育集资。这表明，农民事实上成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一个重要承担者。现在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税费改革”，在提高农业税税率的同时，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来源渠道减少了。因此，当前和下一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
由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不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农村、特别是一些贫困边远地区中小学危房率较高。据有关调查显示，湖南省某市各类教学用的危房面积达21770平方米，占整个教学用房面积的7.62％，其中，一级危房16352平方米，占5％左右。另一个问题是农村教师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即使如此，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村教师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可以说，当前中国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主要发生在县乡基层。
2.关于城乡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的差距。城镇居民基本上可以享受公费医疗或在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之内。而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大部分已经解体，有合作医疗的仅占15％左右。广大农民基本上处于一种“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看大病即意味着倾家荡产”的状况。
农民获得医疗保健卫生服务的能力要远远弱于城镇居民。目前。农村有三千多万人口不能保证有及时的医疗服务；有四亿多农村人口尚未饮用自来水；农村地区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仅为28.5％；贫困农村地区妇女患病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严重缺乏经过培训的接生员；在农村有近8％的婴幼儿没有享受免疫接种；预防保健工作薄弱，中西部相当多的省份疾病发病率仍然较高，人口预期寿命相对较低。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在1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医疗资源分配公正指数排第188位，是世界上公共卫生资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3.关于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城市居民大多可以享受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尽管仍不十分完善），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还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占中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现在我国仅在部分农村发达地区正在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制度。据有关统计资料，目前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仅占农村总人口的9.6％左右。这意味着农村养老仍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这种状况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是极其不利的。至于其他的失业保障、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更与农民无缘。
4.关于城乡社会发展其他方面的差距。农村电力基础设施落后于城市。我国农村电网结构不合理，线损大，管理不善。农村电网一般兴建于20世纪70～80年代，大部分缺乏科学规划，布局不合理，设备陈旧老化，低压线路年久失修、供电半径过大造成的电能损耗达30％～40％。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村电网基本没有投资，农村低压电网的产权属于集体，电网运行费用分摊给农户。电力部门一般只管理配电变压器高压桩头并按国家目录电价结算抄见电量。从配电变压器到农户的灯头电价，包括农村低压电网的建设和维护，变压器、线路、计量的损耗，以及农村电工的报酬，都出自农民所缴电费。
城乡电价差异大。当前我国供电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城乡电价不同，农村电价高于城市，且不同农村地区乃至不同村落之间电价也不相同。在实行电力趸售办法的电网中，农村电价由趸售电价加农村电网维护费、线损、变损、利润及各种加价组成，农村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大都高于城市居民生活用电价格。由于农村电价管理薄弱，线损过度，价格失控，有的电价高达1元/千瓦时，甚至2元/千瓦时以上。而城市电价一般较低，如北京居民家庭用电，尽管这几年电价有所提高，但现在仅为0.44元/千瓦时。此外，农民用电不仅有生活用电，而且还有农业生产用电。由于电价畸高，农民生产用电开支巨大。据了解，北方农民浇1亩地每次大约需10元左右，一般每年需浇地2～3次，如某家农产耕种20亩地，则一年这方面的开支需400～600元，由此进一步加大了农业成本，成为农民减收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分区域看，我国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别越往西越大。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之间的总体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由此决定，在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的差别也截然不同，其基本特征是：在东部发达地区，城乡差距相对较小；在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相对较大，而且越往西越大。
同时，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根据公共财政的理论，一个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主要决定性因素是地区的人均财力。2000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财力分别为803元、320元、317元，东部地区为中、西部的2.51倍和2.53倍，且地区差距呈扩大之势，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比较差。从东、中、西部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占对应口径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看，东部地区收入比重超过一半，而且呈上升趋势；而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加起来还不到全国的一半，而且呈下降趋势（详见表2）。
表2
东、中、西部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占对应口径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
附图
注：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口径是指包括地方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和上划中央“两税”收入（消费税和增值税的75％）。
资料来源：《财政部综合司研究材料》，2002年第8期。
二、政策、制度是我国现行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的关键因素
（一）宏观分配政策有失偏颇，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
近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农业基础地位受到挑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潜在的农村市场难以成为现实的市场，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就是分配政策的城市倾向和国有工业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农村财政政策和农村金融政策上都得到了反映。
1.财政支农政策不尽完善，影响农业竞争能力和长远发展后劲。财政支农是国家财政对农业的直接分配方式，它反映了工农、城乡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下，农业的弱质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客观上要求国家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支持那些风险大、投资效益低，对农业生产起着保护、开发作用或有示范效益的项目（如大中型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和推广、农业环境保护等），以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缺陷，增强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农村新的情况和形势，国家财政调整和完善了农业支持政策，在增加农业投入、调整支出结构、加强资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很大努力。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农业财政政策并不是尽善尽美，实践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1）政府支持农业的资金总量不足。从国内来讲，与各个方面要求支持农业的呼声相比，政府因受财力的限制对农业的投入不能满足其需要，即使达到了《农业法》所规定的每年用于农业的支出不得低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的要求，我国对农业的支持总量仍是低水平的。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其绝对量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则并不高，近年来大致维持在8％的水平，比1990年的10％约低2个百分点，比1980年的12％约低4个百分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面临着艰巨的结构调整任务，加入WTO对我国农业又将产生不小的冲击，而上述政府支农的低水平状况与现在农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很不相称，需要改变。
（2）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增长不甚理想。以上内容是把政府支农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的，如果进一步分解，则会发现地方行为目标与中央政策不完全一致。地方财政农业投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的大头在地方（约占80％左右），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的主要问题也出在地方。资料表明，1991～2000年，地方财政总支出由2295.81亿元增长到10366.65亿元，增长3.52倍，而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由220.74亿元增长到689.47亿元，增长2.13倍；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1991年为9.6％，1995年为7.9％，到2000年下降为6.6％。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财政支农支出预算的执行还存在重大偏差。从实际看，地方财政支农资金在预算安排已经减少的前提下，在执行过程中又大打折扣，甚至截留、挤占、挪用支出资金，这就从资金总量上削减了地方财政支农的规模。
（3）财政支农结构不尽合理。一是财政用于生产性的支出比重下降，而用于各项事业费的支出比重上升。二是在农业事业费比重上升的情况下，农业事业费内部分配结构有失偏颇，即人员机构经费增长较快，业务经费增长缓慢，形成一种“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局面。这说明，近年来农业事业费比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农业事业发展具有良好的资金保障条件，恰恰相反，农业事业的发展普遍面临着资金矛盾的困扰。三是我国间接支持多于直接支持。例如政府通过拨款支持农业事业单位为农业提供科技示范、病虫疫病防治来为农民服务，通过所谓修路引水、培训指导等开发方式扶贫，为贫困地区创造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帮助脱贫致富等，这都是必要的。但并不像发达国家有较大比重的财政支出直接用于农民或农场主收入补贴等。
2.金融政策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农村信贷支持严重不足。中国长期实行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金融政策，农村的金融机构承担着从农村吸收资金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职能，为农村和农业提供的贷款服务微乎其微。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农村获取信贷支持的能力严重不足。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大量流出，而且流出量不断增多。据有关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储蓄存款增长很快，远远大于农民贷款的增长，2000年农民在信用社的储蓄存款余额由1980年的117亿元增加到12355亿元，同期农民贷款余额由67亿元增加到3588亿元，通过信用社渠道农民资金净流出由22亿元增加到590亿元。1980～2000年农民资金经过信用社渠道净流出累计8722亿元，加上邮政储蓄渠道，这一期间农民资金净流出合计10334亿元（详见表3）。
表3
金融渠道农民资金净流出
亿元
附图
资料来源：宋宏谋《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研究》。
近年来从整个金融状况看，信贷资金供应非常充裕，但国家银行对农村信贷总规模和资金投入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在各项贷款总额中，农业和乡镇企业所占的比重偏低，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这是造成农村贷存比例下降、农村信贷资金外流的重要原因。
就目前中国金融机构的布局和分工来说，农村信用社在支持“三农”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金融机构所无法替代的。但从全国而言，1980年以来的统计资料显示，农村信用社贷款流向中分配给农户的比例都很小。1980年农业贷款占农村信用社贷款的比例曾达61.9％，到1994年已降到19.4％，近年来有所回升，但在2000年也只有34.2％。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农村金融资源外流，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国家银行和信用社）很难得到贷款，就不得不依靠民间借贷，承受更高的利息，最终影响农业和农村资金的发展。
（二）县乡财政困难加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保障。
县级财政是国家财政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县乡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现在我国共有2400多个县级财政，4.6万个乡镇财政，县乡财政运行对整个国家财政收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目前我国县域范围内聚集着占全国70％的9亿多人口，县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超过50％，这就决定了县乡基层政权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与进步方面担负着重要使命。可以说，政府实现职能一刻也离不开财政的支持，我国县乡财政只有建立在稳步发展和财力不断壮大的基础上，基层政权才有权威，农村公共产品才能得到提供，县域社会经济健康协调发展才有必要的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我国县乡财政不断发展壮大，从财力规模到收支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支持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县乡财政运行中也存在较多困难和问题，已经日益成为目前我国整个财政领域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1.区域之间县乡财政存在极大的差异。大量资料表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差别很大，反映在县乡财政方面亦为如此，甚至比经济差异还要大。1998年我国县级总数2496个，其中亿元县为553个，一般县897个，财政补贴县高达1040个（含国定贫困县577个）。1999年县级总数2109个，其中上述三种县分别为593个、480个、1036个（含国定贫困县574个）。县域之间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可支配财力以及人均财力，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2.县乡财政赤字和债务状况较为严重。众所周知，我国地方财政每年算总账基本上是平衡的，但实际上地方各级财政情况不同，一个突出问题是基层财政赤字较严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高达40％以上，1998年和1999年仍分别高达31.8％和35.5％，而且这种状况在我国越往西赤字面越大，有的省份赤字面甚至高达60％以上。基层债务数额较大，据有关统计，我国乡村两级净债务3259亿元，其中乡级债务177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万元；村级债务1483亿元，平均每村负债20万元。关于县级负债缺乏全国相关统计资料，但据笔者在陕西某县调查，到2000年底，该县累计债务余额为23448万元，其中县本级债务为16411万元，占全县累计债务总额的70.0％；乡镇级债务2858万元，占12.2％；村级债务4179万元，占17.8％。上述债务虽不是财政直接借的，但都属于政府债务，对未来的财政发展将构成压力。
民事的经济纠纷范文3
1997年3月至1999年6月，乔红霞在担任甘肃两家公司经理期间，先后以公司名义与青岛澳柯玛集团销售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和协议书，为其在兰州、秦安等地区销售家电产品。
双方纠纷开始于1999年10月，澳柯玛公司因乔红霞公司拖欠货款不还，向青岛市市南区法院起诉，要求乔红霞偿还货款及利息。之后，由于管辖问题，市南区法院将此案移送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而另一边，2000年3月，乔红霞又将澳柯玛公司告上了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后者返还多付货款及扣率、返利款。乔红霞向法院出示了多份双方购销合同和协议书，2001年5月，兰州中院以此判令澳柯玛公司偿还乔红霞方1500多万元。之后，澳柯玛公司不服，上诉至甘肃省高院。当年11月，甘肃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2年1月，兰州中院执行判决，从澳柯玛公司账户划走930多万元还给乔红霞方，并冻结了澳柯玛集团总公司持有的国家股196万股。
不料，帮助乔红霞胜诉的几份合同和协议书，却将她带上了青岛中院的刑事审判庭。
青岛市中院在审理澳柯玛诉乔红霞公司这一经济纠纷案的过程中，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将案件移交到青岛市公安局。公安局立案侦查之后，2003年10月，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对乔红霞提起了公诉，称乔红霞采用添加的手段变造了3份购销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书，此外，还伪造了另一份补充协议书与一份返利协议书，而乔红霞正是以这些合同与协议书为主要证据，赢得了甘肃两院的经济纠纷案并获得1500多万元的偿还款。检察院认为，应以诈骗罪追究乔红霞的刑事责任。
11月4日，乔红霞被逮捕。而青岛市公安局也在“案发后”追回“赃款”人民币39万多元及美元30万元。11月19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乔红霞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庭审中，乔红霞是否“添加变造、伪造7份合同、协议书”理所当然成了双方争辩的焦点，但是对照甘肃省两级法院的判决书与青岛中院的刑事判决书，却不难发现，甘肃两院所依据的合同和协议书却并不完全是青岛市检察院指控的这7份。而另一个庭上辩论的焦点是：如果乔红霞变造、伪造合同和协议书情况属实，是否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乔红霞民事胜诉并执行完毕的情况下，就同一案件事实按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是违反刑法精神的。”乔红霞的辩护律师、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许兰亭律师说，“本案纯粹是一起民事纠纷案，不是刑事诈骗犯罪。”许律师认为，乔红霞是通过甘肃两级法院审判和执行以合法程序取得1500多万元的，如果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判不公，应当通过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再审来纠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强行追究刑事责任，把法院执行款当作赃款追回去”。
值得注意的是，乔红霞于2002年9月3日被青岛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4日经青岛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在此期间的9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曾对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就“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作出答复（［2002］高检研发第18号），《答复》中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对此，青岛市检察院有关人士称，尽管在决定是否立案起诉乔红霞之前见到过这一答复，但由于这一答复只是由高检的法律政策研究室作出，并不是司法解释，不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记者为此电话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有关人士称，既然该答复是针对地方检察院有关请示而作出，有关方面应当照办。对于青岛市检察院未按《答复》中的指示办案，该人士称：“我们以前没遇到过类似情况”。
据悉，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曾分别就一些地方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越权非法干预经济纠纷案件的情况下达过相关通知。1989年公安部曾针对“一些基层公安机关以查处诈骗等经济犯罪案件为名，直接插手干预一些经济纠纷案件的处理”的情况下发了《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工作中，要注意划清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界限，决不能把经济纠纷当作诈骗等经济犯罪来处理。一时难以划清的，要慎重从事，经过请示报告，研究清楚后再依法恰当处理……”
民事的经济纠纷范文4
关键词：区际法律冲突 社会制度 法系
目前，大陆地区关于处理涉港、澳、案件的相关法律规定有两个。分别是：1986年6月12日印发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和1987年10月19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除了该两规定外，没有其他规定。
而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涉港、澳案件也是关于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的规定。该规定对经济纠纷的范围以及法律适用规定如下：
关于案件的范围问题之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属于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
1.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港澳同胞或在香港、澳门地区登记成立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2.经济纠纷争议的标的物在香港、澳门地区的；
3.经济关系的发生、变更或者消灭在香港、澳门地区的。
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之规定
1.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在诉讼程序方面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五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办理。
2.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在实体法方面，如果适用我国法律时，应按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和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外资企业法等涉外的法律、行政法规办理。我国法律未作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3.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五条的规定，应适用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律或者外国法律的，可予适用，但以不违反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为限。
4.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遇有我国和香港、澳门地区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法律有不同规定时，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从该规定关于案件的范围问题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尚未对涉澳身份关系等案件的处理，出台相关的法律解释。该规定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指涉港、澳经济案件，可以参照相关的涉外法律来处理。以该规定为背景，暂不讨论涉澳身份案件的法律适用，我们必须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是于1987年10月19日印发，而当时，香港，澳门并未回归。然而，现在情况是香港、澳门已经回归，目前中国实行的一国两制，后，内地与涉港、澳纠纷是属于一国范围的内的案件，不能简单的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处理，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也未规定涉港、澳案件参照该法律处理。因此，在目前制定统一的区际实体法条件善不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应尽快该结合内地与港、澳、台的实际情况，制定统一的区际冲突法。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澳门与内地一些法律规范规定不经相同，因此就出现了法律上的冲突，其原因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制度之影响
1887年12月1日，葡萄牙占领澳门，澳门开始被葡萄牙强行租借，这也成为欧州国家在东亚的第一块领地。而葡萄牙在社会制度上属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影响下，对澳门的法律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以上关于宣告死亡的时间不同的规定以及结婚年龄与规定存在很大的差异。进一步分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澳门，由于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生产资料私有制，而由于生产私有制就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法律规范（上层建筑）来调整其生产关系。而大陆内地，在建国之初实行的是公有制，在改革开放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从而与之配套并调整在经济制度的法律规范与澳门的法律规范必然存在不同。一言以概之，两地之所以存在法律上的不同很大原因是两地经济基础之不同而决定的。
二.法系之影响
在澳门被殖民时期，由于殖民者葡萄牙的法律属于大陆法系，而中国内地，在建国后，废除了的六法全书，大部分法律取之于苏联，经过自己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系。而法系是具有不同法律传统的若干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它是一种超越若干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现象的总称。由于澳门属于大陆法系，而大陆法系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总称，大陆法系全面继承罗马法，吸收的很多罗马法的原则制度，实行法典化，法律规范的编排系统化，概括化，明确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强调制定法的权威，一般不承认法官造法，法学家在推动法律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对于中国内地，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不仅吸收借鉴了大量苏联的法律制度，而且，从现代中国法的传统来看，中国法的传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关于法的基本思想与社会主义各国尤其是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经验；②西方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③中国古代法的传统。所以，通过对比，内地与澳门分属不同的法系不难发现，由于二者法律体系建立之根源不同，二者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上必然存在不同。而当后，由于中国实行的一国两制。此时，需要注意界定，一国两制不仅指经济上的两种不同制度，而且还赋予了澳门高度的司法独立权，即澳门对于发生在其领域内的案件享有司法终审权，此时，若一个案件同时涉及中国内陆与澳门地区，由于两地法律制度之不同，出现区域法律冲突，在案件适用法律作出判决时，就有可能得出相反地结论，从而影响到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总之，解决冲突最好的方式是统一实体规范的途径，它可以直接避免和消除发财冲突的发生，但这一步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的到的，许多年以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法律都在趋同、接轨，何况一国之内的各地区之间呢！因此，待时机成熟时，在我国四法域社会经济发展得更加接近、相互之间更加理解的基础之上，根据需要逐渐采用一些相同或类似的实体民商法规范，在一定领域里最终消除区际法律冲突也是有可能的。有些领域，由于与各地区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道德习俗有关，其统一的可能性很小，就不应强求统一，解决这些方面的区际冲突，仍要靠区际冲突法。
民事的经济纠纷范文5
一、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制度及理论基础
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相关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以下几个司法解释。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联合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7年3月11日联合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三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3日颁布的《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四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9日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五是20__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以上五个司法解释即是目前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但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以上几个司法解释明显无法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指导。1、没有形成协调一致的司法处理方式。对于诈骗类刑民交叉案件，究竟是应该"先刑后民"还是"刑民并行"，上述五个司法解释的态度并不一致。从前四个司法解释来看，在强调"先刑后民"的同时，也强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刑民并行"，虽然"刑民并行"案件的判断标准并不明确。但在第五个司法解释中，则片面强调了"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与前四个司法解释的态度并不一致。2．部分条文界定不清，操作性不强。在"先刑后民"时民事案件的结案方式是驳回、不予受理还是终结诉讼，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这类案件法律文书的体例、格式也都没有规定，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3．部分规定已被新的司法解释架空或否定。
二、"刑事优先"适用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审理刑民交叉案件，正确理解适用"刑事优先"，不仅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促进民事案件的顺利审结。但在审判实践当中，如果过分强调"刑事优先"，也容易走向另一极端，导致被害人权益保护不足，尤其是在当前司法环境不甚理想，司法地方化明显，不分缘由适用"刑事优先"可能适得其反。
（一）立法缺陷：缺位与冲突并存
1、先天理念缺位：被害人民事权益保护不足
如前所述，"刑事优先"突出国家本位，在程序设计中强调刑事的主导地位，公权优先性，被害人的权益附属于国家利益，可有可无，从而导致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严重不足。该制度设计在先天理念上的缺位导致了：1、被害人诉权无法得到保障。有的被害人多次向法院，但法院每次均以不属民事纠纷而具有经济犯罪嫌疑，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向有关机关刑事告诉，结果却又被告知系民事纠纷，各单位互相推诿，使被害人无所适从。2、案件被长期搁置。刑事侦查权由侦查机关行使，法院无权干涉侦查机关的侦查进度，有的侦查机关对被移送的案件长期不作答复，使民事案件长时间受制于刑事案件的处理进度。3、民事案件长期被中止。由于刑事案件尚未建立缺席审判制度，一旦被告人没有到庭，那么刑事案件就会被中止，则相关的民事案件，必须等刑事案件被告人到庭后，才有望审理，从而导致案件长期"悬挂"。
2、现行司法解释冲突
最高人民法院98年《规定》是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这个规定明确了刑民交叉案件区别不同情况，具体处理的原则。但是在适用"刑事优先"的标准问题上，98年《规定》第1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确立的是"同一法律事实" 标准，而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显然确立的又是"同一法律关系"标准。同一个司法解释，竟然存在两个"刑事优先"适用标准，立法不够严谨，在司法实践中也导致办案人员无所适从。
显然，"同一法律事实"与"同一法律关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同一法律事实"在不同法律规范的评价下，会形成多种法律关系。如一个侵权事实，一般形成侵权法律关系，但放在《合同法》的视野下，亦可能是一个违约法律关系。如司机故意造成乘客受伤案，司机的侵权行为同时也是犯罪行为，乘客以司机侵权为由要求赔偿，则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系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如果，乘客以违约为由要求赔偿，那么违约行为，与刑事案件的犯罪行为就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而实际上，都是基于司机侵权这"同一法律事实"。而且，严格意义上讲，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刑民交叉案件根本不可能有"同一法律关系"。所以，以是否系"同一法律关系"作为"刑事优先"的适用标准尚值得商榷。
3、审级制度不同造成事实认定冲突
我国 刑事诉讼法跟民事诉讼法确立了不同的级别管辖标准，一般情况下由于适用范围不同，两者并不会导致冲突。但在刑民交叉案件审理中，因既涉及刑事案件的审理，也涉及民事案件的审理，这种冲突就比较明显。以我国目前发案率较高的知识产权犯罪为例，民事纠纷按照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一般由中级以上法院审理，立法初衷在于知识产权纠纷是一种专业、技术性强的疑难复杂案件，只有知识储备好，审判能力强的较高级别法院法官才能胜任；然而，大量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按照刑事诉讼法级别管辖规定，一般都由基层法院审理。
由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比民事案件高，刑事案件认定的事实往往是民事案件中的免证事项，也就是说，在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中，较高级别法院民事法官在审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时，必须适用下级法院刑事法官认定的有关事实，这在逻辑上陷入了两难困境。而且在类似案件审理中，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一方当事人向中级法院提起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时，另一方因与地方司法机关比较熟悉而同时在地方司法机关提起刑事控告，地方司法机关可能作出"违心"的事实认定。
4、无罪判决中有关事实认定的冲突
"刑事优先"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民事纠纷中具有当然的证明力，这样在刑民诉讼中会造成事实认定的冲突，其中也包括无罪判决认定的有关事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中的第一、二、三、五、六项都可能涉及到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认定，该事实认定也可能成为今后对其民事纠纷判决不利的依据。
这产生了一个新问题：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罪判决被告人不享有上诉权，但是无罪判决被告人不具有上诉权好象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逻辑。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即使对其民事部分审理不利，被告人也不会上诉，虽被告人内心想要上诉，但出于担心上诉行为可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作出更为不利的判决而放弃上诉，这也就是实际上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然而，根据我国现在法律规定，剥夺被告人上诉权的无罪判决认定的事实，却成为民事判决中免证事项，如果再搀杂前述审级制度造成的事实认定冲突，这就更为不合理。
（二）适用困境：滥用"刑事优先"制度
1、人为制造假案，拖延民事诉讼
在经济纠纷当中，有的民事案件被告，在得知原告向法院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时，故意向有关机关控告，通过"努力"，有关机关也竟然对案件予以立案侦查。被告于是告知法院，称该经济纠纷已经涉及刑事犯罪，有关机关正在侦查，要求法院暂缓审理。而法院可能凭有关机关出具的立案凭证，作出了对原告十分不利的中止审理，客观上导致了案件不能得到及时的审理。
2、个别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保护地方、部门利益
98年《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这条规定虽然赋予法院对案件性质的审查权，但是由于现行司法体制下，法院无法掌握案件的全部材料，在实践中，这种审查经常流于形式，而且也备受批评，主要还是依赖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认定，这就为公安、检察机关插手经济纠纷提供了司法依据。如甲地法院在审理一起被告为乙地某大型企业的经济纠纷时，乙地的司法机关为了保护地方利益，而以该经济纠纷涉嫌犯罪为由，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
3、导致民商事案件"执行难"
由于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普遍适用"刑事优先"，这样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原告无法通过及时来获得主动，无法向法院提出诉前保全或是后也被无限期地中止，相关的民事保全措施因刑事案件审理的需要也不能得到适用。同时，刑事案件的审结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这就给债务人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最后原告即使胜诉，面对的也将可能是一个一无所获的结果。
（三）职能错位：法官先定后审
法官消极中立是司法公正的保障，"从性质上来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想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向它告发一个犯罪案件，它就惩罚犯罪的人；要请它纠正一个非法行为，它就加以纠正……但是，它不能自己去追捕罪犯、调查非法行为和纠察事实。"审判权行使的消极性是区别于行政权的主要标志，也是确保法官"在发生争议的各方参与者之间保持一种超然和无偏瘫的态度和地位，不对任何一方存有偏见和歧视。"98年《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赋予了法院预先审查判断的权力，法院在没有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并最终裁判前已经先入为主为案件定性，直接违反了法官消极中立原则，不利于案件公正审理。
其次，上述规定也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直接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法治国家，只有在法院通过合法、正当的程序作出有罪判决之后，国家才能对被告人予以定罪，然而98年《规定》却赋予法官未审先定的权力，直接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在实际运行中，虽然在形式上侦查机关依然需要独立审查是否构成犯罪才能启动侦查程序，然而，由于法官享有案件最终裁决权，他的意见对侦查、机关无疑具有引导作用，对法院已经定性的案件，侦查、检察机关的审查容易走过场。假如侦查、检察机关或者最后的刑事法官，严格依法把关，做出了与民事法官不同的认定，一方面可能影响公、检、法三家关系，另一方面也可能影响法院自身的权威，使自己成为案件当事人批判的对象。
三、从实证主义角度："刑事优先"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很多学者认为"刑事优先"是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一项原则，但笔者不敢苟同，"刑事优先"固然是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主要处理方式，但它还不能成为一项原则，只能认为是一项制度。理由很简单，原则应当是刑民交叉案件审理领域需要普遍遵守并适用的，而"刑事优先"显然不具有这样的品格，因为处理方式除了"刑事优先"，还有"民事优先"与"刑民并行"。但这并不是否认"刑事优先"在刑民交叉案件审理中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刑事优先"不管是理念、还是实际运行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地予以完善。
（一）理念重构：国家、社会利益与被害人利益平衡保护
"刑事优先"从一开始制度设计，理念上就偏重对国家、社会利益的保护，欠缺对被害人利益的有效保护。该制度虽有助于打击犯罪，维护国家、社会利益，但被害人的利益却并未受到重视，甚至因"刑事优先"而再次受到损害的可能，因此也成为许多学者批评的对象。
因此，应积极转变理念，引入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平衡保护的现代司法理念。换言之，在注重保护国家、社会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被害人利益。在立法上要进一步完善"刑事优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严格按一定的标准适用"刑事优先"，杜绝"刑事优先"的滥用。20__年4月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5条规定，对普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被害人享有选择权。该司法解释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命题：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只要不是严重侵犯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应当由被害人自行决定是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突出了被害人民事权益的本位。
（二）制度完善：立法与实务的规范化
1、98年《规定》的立法改进
"刑事优先"的规定主要见于98年《规定》，其中一些规定不符合审判实际，应予以改进。第一，98年《规定》确立了刑民交叉案件适用"刑事优先"的两个标准，应当明确将"同一法律事实"作为唯一的适用标准。第二，98年《规定》 第11条规定"裁定驳回"及第12条"退还案件受理费"均应改为"中止审理"，待刑事诉讼审理结果出来后，民事诉讼再根据刑事诉讼的结果，作出相应的处理，这样更能够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第三，取消人民法院的预先审查判断权。确定一个案件是涉嫌刑事犯罪还是普通民事纠纷案件的权力不应属于人民法院，而应最终取决于刑事诉讼的结果。具体做法，应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立案，作为启动"刑事优先"的前提，再结合"刑事优先"适用标准予以决定是否对案件中止审理。
2、"刑事优先"适用标准规范化
"同一法律事实"应作为"刑事优先"适用标准，那么如何准确把握"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事实"不能机械理解为法律事实的完全重合，而是指刑事案件的法律事实与民事案件的法律事实的关联程度紧密性。刑民交叉案件的关联具体分为：主体关联、事实关联和标的物关联。
对于主体关联的案件，因其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与原、被告的重合，故可分开审理。事实关联有两种情况：一是事实存在重合（包容），另一种是事实存在交叉。对于事实存在重合的案件，原则上应当"刑事优先"，对于事实存在交叉的案件，不一定属"同一法律事实"，不一定要"刑事优先"，因为交叉事实可能并非案件的关键事实。对于标的物关联的案件，指刑事案件所涉及的具体财物又成为另一个民事案件所争议的标的物，则原则上应"刑事优先"。如车辆是诈骗所得，又成为买卖纠纷争议的标的物，这时买卖合同关系的性质、车辆的所有权确定有赖于诈骗行为的认定结果。
实际上，从关联性的角度分析，是否应一律适用"刑事优先"还存在困难，"同一法律事实"的实质应是指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是否会对民事案件的关键事实的认定有影响，进而影响民事责任的确定。如果无论刑事诉讼对犯罪事实作出何种认定，都不影响民事诉讼对民事要件事实的认定，不影响民事责任的确定，则不属"同一法律事实"，不需要适用"刑事优先"。
3、"刑事优先"适用的例外情形
第一，在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在逃或下落不明时，刑事诉讼只能中止。当有其他应当或愿意为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人的情况下，若机械适用"刑事优先"，则可能迫使被害人受到"双重伤害"，即看不到刑事正义，又得不到民事保护。因次，为避免此种情况，可以先行对民事案件缺席判决。同样，在民事诉讼中被告的违约、侵权行为是由第三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逃或下落不明，也可以先进行民事诉讼。
第二，适用"刑事优先"的案件，为了防止难执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民事案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先予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因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扣押有关物品、冻结存款等的规定，但这些手段目的是为了案件侦办的需要，与以保证将来民事判决顺利执行为目的的财产保全有着质的区别，所扣押物品、冻结存款的范围远小于财产保全的范围。
（三）性质分析：法律事实的刑民之辨
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事实，如属"同一法律事实"中的法律事实完全重合（包容），那么应进行法律事实性质分析，是构成刑事案件、亦或是民事案件，还是属于刑民交叉案件，以正确适用"刑事优先"。
1、法律事实的基本形态
刑民交叉案件"同一法律事实"中的法律事实重合（包容）有四种基本形态：一是刑事法律事实与民事侵权事实交叉。民事侵权事实主要由侵权行为、损害事实、过错、因果关系组成，这些构成要件与我国刑法规定的一些犯罪的主、客观要件基本相一致。二是刑事法律事实与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事实的交叉。刑事法律事实与无因管理的交叉，要数违反被管理人意思的不适法无因管理与侵占罪构成要件的交叉最为典型。不当得利因其具有开放性，更有可能与刑事法律事实交叉。三是刑事法律事实与民事违约事实的交叉。违约行为是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民事违约行为的外征与某些犯罪主、客观方面彼此吻合。四是某些刑事法律事实与民事合法行为的交叉。
2、法律事实的界定
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的界定方法主要有三种：民事规范分析法、刑事规范分析法、综合分析法。
民事规范分析法。主要根据民事规范审查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中内含的民事要素是否可以成为相关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如果民事关系的构成要素能够支撑犯罪成立的要件，那么两者之间具有印证性。当从民事规范角度看，民事要素与刑事犯罪构成要件之间不具有印证性时，可以判断该起刑民交叉案件，纯属民事纠纷。只有具有印证性时，才可进一步审查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民事规范分析法主要分析具体案件的民事主体、民事内容、民事客体，是否与刑事犯罪主体、客观方面、客体一致。
刑事规范分析法。根据刑事规范，全面地分析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中刑事要素是否符合犯罪的概念、构成，准确把握主体、客体和客观方面的刑事要件，进一步审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是否构成刑事规范上的罪过，从而认定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是否为犯罪事实。运用民事规范分析法，一般可以解决主体、主体行为以及主体行为侵犯的法益方面的事实问题，但对主观方面，必须借助刑事规范分析法，才能明确行为人有无刑法意义上的主观罪过及其深浅程度。通过民事规范分析法，一旦可以确认民事关系诸要素与犯罪构成诸要件之间具有对应关系时，即可从行为构成要素的"数量"和"顺序"两个方面分析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有无或深浅，当其主观恶性达到刑法规范所规定的程度时，即构成犯罪，反之则仍属民事案件。刑事规范中犯罪构成要素的"数量"规定，主要是指我国刑法规范中数额犯罪和情节犯罪的认定。刑事规范中犯罪构成要素的"顺序"规定，主要是指通过行为构成要素顺序的分析，以准确把握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中行为与其他事实相互作用的方式及相互的主次地位等，据此分析认定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有无或主观恶性程度的大小。从司法实践看，要特别审查行为时的附随情状，即要结合行为的背景考察行为的动机与目的。
综合分析法。在运用民事规范分析法与刑事规范分析法分析刑民交叉案件时，不能单独适用其中一种方法，或运用两种方法但却分开机械考虑问题，而应综合运用，综合分析。不仅要综合运用刑事规范与民事规范，还要综合运用刑事理论与民事理论，将刑民交叉案件放在刑民视野下，才能作出正确判断。
（四）事实冲突：刑民裁判中法律事实认定的统一
刑民交叉案件往往涉及不同审级法院作出的刑事或民事法律事实的认定，而且这种认定经常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如前后两个判决均为民事判决的情形下，最高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是，对于生效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不宜从既判力的角度来理解，而应当从生效裁判事实证明效力的角度进行分析。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具有免除后诉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在后诉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的情况下，后诉法院可以径行对有关事实进行认定，而不必等前诉判决经过再审程序变更后再行认定。正确认定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事实，有利于被害人民事权益保护。
刑民交叉案件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力问题，并不像单纯的两个民事案件那么简单，因为刑民两种诉讼的证明标准不一样。刑事诉讼证明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而民事诉讼只要"高度盖然性"即可。有学者认为，无论前一判决为民事判决还是刑事判决，前一判决对于事实的认定，后一判决原则上应当适用，至少应当参考。但笔者认为，刑民交叉案件的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力，要区别不同的情形，不能一概论之。
1、刑事判决在先，民事判决在后，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原则上应作为民事判决的依据。理由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1）刑事诉讼中所肯定的事实应当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项。但当事人举出相反的证据，如果能够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除外。（2）刑事诉讼中所否定的事实不应当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在刑事宣判无罪的情况下，不能简单把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运用到民事诉讼当中，这是因为，在刑事诉讼中不承担刑事责任，不等 于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无罪判决是建立在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犯罪成立的情况。应当注意的是，无罪判决中对当事人不利的事实认定，也不能一概成为免证事项，而应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因为无罪判决实际上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
2、民事判决在先，刑事判决在后，随后进行的刑事诉讼中，法院可以援引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但由于民事诉讼认定事实的证明标准低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总是围绕着"权利"与"义务"而展开，而刑事诉讼总是围绕着"罪"与"罚"，两者证明对象的不同，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不具有当然的证明效力，"刑事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可以参考民事判决，但不受民事判决的约束。"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仅具有"书证"意义，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而且要经过审查核实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在实践中，经常发生已生效的民事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被其后的刑事判决。对这种情况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民事判决予以纠正。同样，对于前一个刑事诉讼认定的事实，在后一个民事诉讼中确实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错误，也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对于审级制度造成的事实认定冲突，可以从统一刑民案件的受理级别予以解决。
民事的经济纠纷范文6
(一)知识与技能目标
通过学习能学到什么知识，能解决什么问题，能具备什么技能是教学宗旨。以经济纠纷的解决为例，知识与技能目标就是让学生了解谈判、调解、仲裁、民事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掌握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掌握谈判的方式和方法(协商);掌握协议书、调解书、状的书写。
(二)过程与方法目标
方法是指教和学的方式。过程就是怎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以及学生在教师的教导下学什么。具体地讲，方法就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比如教师的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分组讨论法、情景模拟法、引导自学法等，学生的自主学习法、合作学习法、探究学习法等。以经济纠纷解决为例，任务驱动法的教学过程就是先用大情景引出经济纠纷解决方式有谈判、调解、仲裁、民事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六种，然后用流程图将这六种方式串联在一起，使学生清晰地看到六种方式之间的关系，接着对六种方式进行实训演练，最后总结实训过程中要注意的事项及六种方式的优缺点。学生学习的过程就是先学情景，然后由大情景联想出经济纠纷的解决方式，接着思考采取某种方式应具备的条件，最后选择最适合当事人的方式。教师的教学方法依次用到了案例教学法(或情景模拟法)、分组讨论法(或角色扮演法)、讲授法、总结归纳法。学生的学习方法用到了探究学习法、自主学习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情感主要指学生的学习兴趣，价值包括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以经济纠纷解决为例，情感目标就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团结协作的精神，从而探寻解决纠纷的有效方式;价值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充分认识守法的重要性，树立以法律约束自己行为的世界观，同时感受到法律的威慑力，提高“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律意识。
二、任务驱动法实训模式构建
(一)大模块(整章)情景假设
在此，笔者将大模块情景简称为大情景，也就是能引起或串联整个模块知识内容的情景。在教学中，大情景应贯穿模块课堂教学的始终。对于大情景的选取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通过问题的层层设立，引出本模块学习的主要内容，接着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形式组织有目的学习，此即问题导入法;二是寻找生活中已有的典型案例，使学生由典型案例联想到生活中类似的一系列案例，然后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从而学得新知识，此即案例教学法。以经济纠纷解决为例，问题导入式:大家在出现经济纠纷时怎么办———唇枪舌战，拳脚相加/赔礼道歉/谈判协商/找第三者调解/打官司(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仲裁/行政复议———以上方式是否都合法———结合自身条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各方式的流程(怎么做)———总结各方式的优缺点。案例引入式:张三花费5000元在A商场买了一部苹果5s手机，销售人员明确告知他该手机为原装正版手机，可张三没用几天就出现了黑屏现象，他拿到苹果手机专营店进行检验，检验人员检验后告知张三该手机为山寨手机，只要花3000元就可买到。显然，此案例涉及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双倍赔偿”的知识，如果张三想退手机能实现吗?如果找A商场索要10000元是天方夜谭吗?如果张三想退手机或索要钱，他该用什么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理清子模块(各节)之间的关系
此部分内容重在系统地让学生了解通过本模块内容的学习，能“立体、纵向”地感受到大模块、子模块、子模块中的具体内容之间存在的脉络关系:透过树根(大模块标题)就能看到树干(各子模块标题)，通过树干能看到整棵树上的枝条(各子模块具体内容)。这部分知识笔者采用流程图的方式予以表示，以明确各知识之间的内部联系。以经济纠纷解决为例，谈判、调解、仲裁、民事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之间的内部联系(流程)是什么。
(三)子模块(各节)实训步骤
大模块是由子模块构成的，理清子模块知识，大模块知识也就清晰明朗。因此，子模块实训的构建是任务驱动法实训的关键。在这一实训阶段，教师和学生既要完成法律理论知识的学习，又要将理论知识转化成生活实践，培养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认识子模块。
主要是对子模块知识的概述，使学生先从宏观上了解知识，然后重点讲解子模块的概念、特征、应具备条件。以谈判为例，就是讲解谈判是什么，谈判应具备的什么条件。
2.子模块情景假设。
通过子情景(案例或问题)引出子模块中所要讲解的内容，即子模块中的具体知识。以谈判为例，就是假设上例中张三想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纠纷。
3.组织学生讨论。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和参与下讨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各抒己见提出多种观点，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这一阶段，教师要给学生留出发挥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空间，为学生提供在不同的情境下建构知识、运用知识、表现自我的机会。学生所要完成的任务是:明确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搜集知识信息的渠道、途径和方法———搜集知识———对搜集到的知识进行分析、整理———辩论———解决问题。以上述张三案例为例，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如果张三想通过简单的谈判方式解决纠纷，他需要怎么做?谈判中需要掌握哪些技巧?如果谈判成功了，张三想通过协议书的方式将他们的谈判结果法律化，协议书怎么写?如果没成功，他还可以怎么做。
4.子模块所涉法律知识讲解。
通过上述的讨论，讲解所涉的法律知识。比如谈判条件、谈判技巧、谈判组织、谈判协议书的制作等。
5.分角色演练。
通过“组织学生讨论”和“子模块所涉法律知识讲解”，将学生分角色进行演练。以谈判为例，应将学生分为两组，一组代表商场A，另一组代表张三，两组学生展开激烈辩论。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深刻体会自己怎么谈判，也能看到对方同学怎么回应，是一个双向学习的过程。
6.评价实训效果，强调注意问题。
教师应对“分角色演练”的过程和结果予以评价，并指出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应注意谈判的技巧、对方立场等问题，以及制作协议书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张三的代表小组未注意到上场人员的情绪，谈判的技巧、调解协议书的制作、证据的收集、状的书写等。
7.作业布置。
作业的布置要坚持“高效、巩固、实用”原则，做到“适当、适量、适时”，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和创造性。以谈判为例，布置一个作业题“假设张三和商场谈判成功，为其制作一份协议书”。
(四)大模块知识归纳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