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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现代社会价值范文1
长期社会历史原因使女性的生活方式比较狭隘，体育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表现出一定的特点。首先在参与体育的机会上就存在较大的差异，古代社会参与体育的女性局限于宫廷和贵族阶层身上，广大的平民女性则很少有机会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即使是闲暇时间时，也多是一些接受型的静态形式的活动内容，场所主要是在室内，活动空间大多是家庭院落，难于同男子相比。纵观整个封建社会，女性体育具有明显的家庭局限性，当然女性也会在一些传统节日参加体育活动，比如寒食体育，也有一些时代，比如唐朝对于女子参与体育的约束较少一些，但这些属于时代特色，与健康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在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女子的生活处于封闭状态。如恩格斯讲的:“母权制的被，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一样，这种“失败”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几千年，女性在这长期的社会环境中，作为男性的依附者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丧失了平等的社会权利，也没有特殊的利益要求。正是对这种几千年伦理观念的觉醒，在西方思想传入中国的早期，女子体育则迫不及待的走在了时代最前列。
2近代女子体育的演变
中国近代社会的女子何以与体育有不解之缘?这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动力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并且建立在互需的基础上。首先由于受到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西方新式体育思想一经传入，就吸引了女子好奇与探寻的目光。女性最早与体育接近是从观看体育活动开始的，新奇的西式娱乐让其兴奋不已，在最初的思想上进行碰撞;其次随着西方思想的逐渐深入，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沉重变革的局面，破除原有的封建传统就需要摒弃女子身上的封建陋习，进而建立正确、符合社会发展的生活方式，近代女子体育则在男性的关注下产生，以促进女子身体解放为目的，这些也就与体育的本质特征产生了最基本的结合点;再次是由于体育实用性的扩大，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强国强种是时代的呼喊，女子需要改变，它的兴盛亦代表一个国家的兴盛，而体育又是强兵、强民、强种的主要手段，所以女子和体育这两个酵素在近代社会的大背景下，都具备了促进社会变革、保卫国家的现实作用。因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工具性的视角、以西方为标准，认为解救中国社会女子应该以体育为窗口。“女子”与“体育”这两个拥有诸多共同目标的现象结合在一起，而它自产生时就与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对整个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2.1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
维新派对女子解放的呼吁显然是有巨大影响力的，在各界人士的一系列努力下，女子体育产生了一些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1女子学校体育教育
由于受近代社会浪潮的影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近代女学中，学校体育活动无疑是走在最前面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西女塾”和“经正女塾”，“中西女塾”亦中亦西，女子常常在外籍教师的带领下，在绿树成荫的操场上欢快的练习跑步和打排球，她们自由的成长、快乐的生活，她们是时代的娇宠，是近代社会新式女性的代表。在中国人建立的经正女塾中，维新派在一开始的筹办中就确立了“以发展女子身心健康为宗旨”，在课程中设置体操科目，以锻炼女子身体，增强其体质。可见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希望，而近代女子体育教育，则不仅仅是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更是具有了改变传统风俗、塑造国家形象的意义。
2.1.2女子体育救国
体育的发展总是与时代的主流思潮相适应，近代女子体育的产生因伴随着“强国强种”的思想而上升到更高的国家层面。在20世纪后中国妇女开始自我觉悟，一个追求自我解放的女子群体，高呼“女子是强国元素”，她们认为体育是中国女子的当务之急，体育不仅可以活动筋骨、陶冶性情，还可以强种族。秋瑾推崇尚武精神，并成立了“共爱会”爱国组织，主张“女子从军”，1907年创办了《中国女报》，以“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这一群女性，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拥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在早期创办的女性杂志中宣传女子体育，对近代女子体育在中国的萌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此时女子体育也已经上升到维护国家尊严，保卫国家的高度。
2.1.3女子体育运动会
在近代社会早期创办的女子学校中，一些学校已经有举办运动会的传统了，例如务本女塾及幼稚舍就有在秋季举行运动会的先例，运动会内容包括缘绳、射的和跳绳等等。虽然此时学校运动会的影响力并不算大，形式也是不完整的，但是却为今后女子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女子运动人才的培养以及女子竞技运动的发展有抛砖引玉的作用。
2.2近代女子体育的形成
1907到1923年期间，女子体育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体现出其先进性，女子体育逐渐变得正式和规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2.1女子体育教育制度
在1906年之前，近代女子体育虽然是学校教育中的一个内容，但是并没有被当时清政府纳入正规的教育中，因此早期的女子体育是不规范、松散的，这种现象至1907年有了较大的改变，女子体育产生的影响力日渐变大，在晚清政府颁布的两个法规文件《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中呼吁:女子要身心健康，体育课要促进女子身体各部位的发展，摒弃缠足的行为，鼓励练习体操，每周两个课时，教授普通体操和游戏等。这就真正确立了女学的正当地位，同时也为女子体育的真正实现提供了法律基础。
2.2.2女子体育专业教育
女子体育在学校中由零星的开展到成为一门正式教学科目，范围逐渐扩大，这就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比如女子体育教师的问题，在1906年7月，上海务本女塾率先举办“暑期女子体操传习所”，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女子体育师资培训。之后1908年，以汤剑娥等人为代表的女子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子体育学校”，在这所学校中女子每日学习各式体操，还进行伦理、教育、体育学等课程培训，培养了一批文理兼通、身强体健的女子体育人才。
2.2.3女子体育表演
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运动员的出现对社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女子开始走进表演场，像男子一样进行身体对抗，将自己顽强拼搏的一面展现给全国人民。1916年，上海爱国女校的运动员在江苏省运动会上进行篮球表演赛，轰动了全城。1921年，在广东省第八届省运会上有五个队伍参加女子排球比赛，特别是在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正式设置了表演性质的女子体育比赛项目，中国也第一次派出了自己的女选手。女子体育虽然以表演的性质走进人们的视野，但女子首次突破小范围的学校体育、参加大型运动会比赛的行为，加快了其步入国际、进入竞技体育领域的步伐，通过体育运动向世人展现了女子的信仰和女子的能力。
2.3近代女子体育的发展
在民主科学思潮的影响下，女子体育表现出更科学、更先进的内容，女子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与时俱进，使女子体育开展的越来越繁荣。
2.3.1女子体育观念变化
社会思潮总能如实反应当时人们对社会的期望和需求，1919年爆发，民主与科学思想被人们广泛的接受和认识，强国强种的军事性质体育在新兴思想下似乎显得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在、等人的带领下，体育就是要“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女子的体育观念也随着时生改变，由体操变为体育，学习的内容也由兵操转变为西方的运动项目。这种体育认知上的变化，使女子由早期体育强国强种的认识，转移为对自身、对生活和对整个社会的热爱。
2.3.2女子竞技体育运动
1924年以后，妇女解放的大潮已势不可挡，无论是在学校还是社会，女子参加各项比赛的频率越来越高。在参与项目上也不仅仅局限于团体操表演等，比赛项目逐渐增加，选择也更加大胆，尤其是在第3届全运会上，女子选手正式参加篮球、排球、棒球的比赛。女子在竞技体育领域不断奋斗，在各个地区乃至全国的运动会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第三届华中运动会中湖南省女子队球、女子篮球和女子网球都取得了冠军，在这个过程中，女子竞技体育活动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不断扩大。
3近代女子体育的社会学意义
纵观近代我国女子体育的演变轨迹，由一个裹着脚的唯唯诺诺的小女人到一个挣脱束缚的自强不息的理想女性，中国女性终于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成功的奠定了自己在社会的地位。近代女子体育成长的每一步都给社会带来了或多或少的效益，使近代女子体育必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3.1近代女子体育改善女子的生活质量
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使女子和体育快速的融合在一起，女子体育的兴起显然对女子群体解放产生了一系列积极作用。首先体现在女子身体建设上面，近代女子体育使广大女子接受体育教育并参与体育活动，这不仅提高了女子的身体素质，而且体现了女子对身体自由平等的追求，可以说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与发展，促进了女性对自我身体支配的实现。然而倡导女子体育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身体健康和自由，这还体现在女子精神生活质量上。封建社会的女子没有任何独立性和存在意识，她们没有对自身的追求，更不知何谓生活质量，辗转近代女子通过解放身体，打破几千年来女子所承受身体摧残的痛苦传统，这使女子不再是足不出户，促使她们迈出家门开始参与体育活动、开始社会交往。近代女子体育不仅实现了女子群体对身体健康的追求，而且迈向了改善女子生活质量的第一步。
3.2近代女子体育有利于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形成
体育的不断更新和变化与社会的价值观念相符合，那么体育显然对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建立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诚然不同的社会思潮、社会背景下对体育所寄予的希望不同，于是体育所反映的价值观念就大不相同。近代社会女子体育的兴起是建立在对封建传统观念抨击的前提下，这就显示了它对破除封建旧习、改变封建观念的作用，女子在体育运动的过程中接受到了平等、独立等价值观念的教育，通过加深对这种观念的学习和认识，冲破封建牢笼，去操场跑步、去练习体操动作、去参加运动会等，这种体育行为冲击了传统价值观念，并有利于新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成，随着这种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对整个社会的其他领域产生影响，进而改变社会对女子的传统观念，建立起社会对女子的新态度;后，科学、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女子体育观念也从军事救国转变为以健康快乐为主，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体育运动的最终目的，而且改变了人们在其它社会生活中的目的，使人们对体育、对社会生活的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由此可见在接受和学习体育的这个过程中，女子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变，而这种观念也将随着体育的不断深化而更加深刻。无论是体育教育还是竞技体育，对社会都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而且这种示范作用可以引起社会共鸣，引导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近代社会女子竞技体育就恰好具有了这种示范作用，将这种示范作用发挥的淋漓尽致。“女子”和“竞技体育”这两个酵素在近代社会被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功能，女子竞技体育从无到有、从表演赛到正式比赛，女子在竞技场上的表演，在近代社会无疑是一个非常时髦、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这不仅成为广大妇女新生活的标杆和典范，而且加强她们对自身和社会的关注，进一步影响社会性别秩序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女子竞技体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使女子对自身价值以及社会对女子的认识都不断变化。
3.3近代女子体育可以促进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是在体育运动的推动下，国家意志、民族精神、社会情感、集团意识、人际关系所发生的积极变化，以及他们对政治安定、社会发展、群体内聚、个人心情舒畅所起的作用，人们的幸福感、对社会的满意度的影响等。近代女子体育显然具有这种促进社会稳定的效果，首先近代初期以秋瑾为代表的女子群体提倡尚武体育，认为体育锻炼要强种族、强国家，还创建了女子爱国组织“共爱会”，她们认识的体育已不仅仅局限于如何解放身体，而是已经上升到民族和国家的层面。在女子体育的推动下，近代女子将爱国热情融入体育，通过体育活动增强女子的凝聚力，树立女子的爱国精神。尽管当时女子体育的政治作用较大，但不能否认在动荡的时代，它曾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其次，体育可以促进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参与体育活动可以促进人的社会化，近代女子参与体育运动的行为，就是不断实现和加速她们社会化的过程。因为封建思想在女子头脑中根深蒂固，女子一直对自己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角色没有正确的认识，使其幸福感和对社会的满意度都极低。随着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女子在体育运动中不断的进步和挑战，从身体到精神，女子可以在体育活动中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快乐和认可，与传统社会相比，其在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比如近代女子体育出现了女教师和女运动员，这使她们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角色，自身价值也得到自我和社会的肯定。女子通过自由的参与体育活动而更清楚的认识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社会作用和社会行为，这些都可以说明一点，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和发展大大提高了女性的个人幸福感和对社会的满意度，这种积极变化不仅可以抑制社会不良现象，还使女子更加乐于投身到社会建设中，促进社会稳定的发展。
3.4近代女子体育有助于社会文化建设
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卫生体育属于社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内容，体育对促进文化建设的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体育竞技运动、社会体育审美、体育方法手段、新闻出版、教育等各项文化事业活动，这些活动在不同领域对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和道德水平有积极作用。比如:近代女子体育竞技活动的历程，从范围上看由校运动会发展到省运动会再到全国运动会的扩大，从项目上看由女子跳绳到排球再到足球和篮球的大胆突破，从参与性质来看由自发松散的到表演性质的再到正式比赛的转变，近代女子在竞技体育活动领域不断前进，表现出更多的能力和创新力，尽管竞技体育发起前，女子体育已经在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是女子在竞技体育领域的活动则使体育在更大范围上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女子体育所积聚的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奋斗、团结、友谊等优秀的民族精神财富，近代女子体育事业促进国家文化繁荣，女子体育精神文化得到空前发展。教育是一个国家文化具有生命力的关键，具有传播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也是塑造整个国家形象的关键。近代女子的教育权首先受到社会的关注，女子学校体育教育由早期建立个别学校发展到成为一项教育制度，再到培养专门体育人才的这个过程，女子学校体育逐渐完善，其产生的社会效应也逐渐变大。那么近代女子学校体育教育的凸显，不仅具有促进女子身心健康的根本作用，更是具备了冲破传统文化、传递社会主流文化的作用;体育教育使女子成为社会的良好榜样，改变中国女子的封建形象。体育的这种身体教育，对文化传递、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直至现当代对女性的发展都显得尤为关键。
3.5近代女子体育推动社会制度建设
体育与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发展，随着时间的积累，最终以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体育运动的制度、法令、条例、章程等的健全和完善，以及人们遵守法律、道德的自觉程度是衡量和反应体育社会效益的标准，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体育对社会的贡献。1906年左右，随着女子学校体育的不断发展，女子体育运动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在1907年《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这两个法规文件中，女子体育纳入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中，作为一项教学内容受到政府制度的保障，这使更多的人以合法的权利参与体育，更多人自愿接受体育教育。或许正是由于“社会中的性别”差异，这种差异使近代女子体育具有不同于男子体育的特殊性，促使女子体育上升到制度层面，推动社会制度的建立。
4研究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社会学意义的价值
无论是在近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女子体育这个看似简单的体育现象却蕴含着巨大能量，然而对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历史回顾，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深刻的了解近代社会女子体育的本质和社会意义，而且对现当代女性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价值。第一，体育与女性的身体自由。由于女性与男性的生理差异，直至现代社会女性仍然摆脱不掉身体文化的束缚，从近代女子体育的实践来看，女子主动参与体育活动、挣脱小脚束缚、自愿选择喜欢的体育项目，体育对实现女性身体自由和赋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体育对自我身体的消费或支配，不仅可以提高现代女性的身体质量，是保障生活健康重要方式，而且是现代女性追求身体平等、改变柔弱消极的身体形象以及实现自我身体权益的主要方式。第二，体育与女性的自我关注。在历史的长流中，伴随社会时代变迁的体育，它的作用更能被人们认识和挖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女性长期缺乏“自我关注”，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表现出“照顾家庭”的特征，研究中发现，女性在参与运动锻炼中最容易摆脱日常生活和社会角色的束缚。在体育运动中可以增加女性对自身健康、形象和社会交往的关注。因此，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行为就是对自己身体、形象等各方面关注的过程。第三，体育与社会性别空间。男女性别自古以来的差异，使男女在社会上的分工逐渐分化，这种分工导致了男女社会性别空间关系的出现，在这个空间中，女性则被束缚在家庭等比较狭小的地带，处于孤立的地位;那么近代女子通过参与体育活动，不仅帮助自己成功摆脱封建束缚迈入社会公共领域中，而且通过参与体育比赛运动，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承担更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务。可见参与体育活动则可以缓和这种孤立的境地，帮助女性争取更多的“社会空间”。因此女性参与体育活动是从“私域”向“公域”的迈进，也是拓展女性社会空间，构建和谐性别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方式。第四，女性体育与社会发展。通过对近代女子体育社会意义的研究，认识到女性体育对妇女自由、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稳定、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影响，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引导女性参与体育，在政治决策或体育决策的过程中，女性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因素，进而充分发挥女性体育的潜能，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5结语
竞技体育现代社会价值范文2
关键词：高校 学校体育 发展
1 正确体育观下的休闲体育
1.1注重以人为本与社会需求并济的体育价值观
从体育的价值取向看体育：体育价值取向是有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社会本位强调体育必须为社会服务，偏重体育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工具价值。以人为本就是人本位的体育价值观，即把人的价值看成高于社会。体育价值应是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复合体。体育要适应和满足人的需要，以人的兴趣和需要来进行体育，高校体育的主体是学生。因此满足学生的需要是高校体育价值观的核心。除此之外又充分考虑体育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整合，以此保证高校体育的发展不偏离人和社会的发展需求。
1.2同一观念下的体育手段
在学术界热点讨论的几个新的体育课程改革概念中，休闲体育、竞技运动软式化、竞技运动体育手段化、娱乐体育、轻体育大众化这些新的研究方向和体育实践内容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特征--让学生接受体育、爱上体育、并形成长效化的体育锻炼习惯。其方式都是使枯燥的体育变得有趣味增加学生接受度；使难度大，复杂的项目变得简单化，使负荷强度大、对身体素质要求高的项目，强度轻松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学者的共识，那就是关注学生对体育的需求，即高校体育手段要以人为本，偏重人本位的发展方向。
1.3休闲体育的功能符合当今价值观
当我们赋予体育太多功能时，体育却离生活越来越远，体育与休闲的结合使体育找到了回归生活的途径。休闲体育是在自由支配的时间内，依据自身兴趣和需求，以对体育活动的自主选择和直接参与为基础，为实现娱乐身心、提高生活质量、实现和完善自我等为目的的体育活动参与态度和生活方式。休闲体育具有健身功能、心理调适功能、社会化功能等，可促进学生人际交往的关系协调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学生的社会化成长，并可使不同喜好和身体状况的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项目。休闲体育象征着自愿自觉的活动和惬意、自由、多元的自由存在方式及当今社会和大众的根本需求。当我们居住的环境逐渐恶化、机体功能缓慢退化、对理性过于追求时，休闲体育将成为人类追求自身生存价值的需求体现。
2 高校体育的诉求--实现体育内容的现代化
高校体育教学由于传统体育教学方式以及硬性规定体育达标学分的原因，体育教学课程开展多以竞技性体育项目为主，且很多高校的体育课程的运动项目选择较为单一和局限，这些问题都使学生对体育课的兴趣不高.体育的非生活化和非自然化问题造成体育与生活的人为割裂，不能成为大学生闲暇和调节生活的手段，即体育不适合学生的心理生理需要，也不能提供给学生自由发展的机会。要改善这一状况，提高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做到积极参与，在课程设置和内容的选择上就要加以考虑。因此高校体育课程的开展应以多样性和能调动学生体育运动的兴趣为基础设置体育课程及课程内容，体现科学的休闲运动理念；增强学生课程参与度和积极性而改善学生对体育课的态度，提高我国高校在校生的综合体育素质，为培养学生良好的运动习惯、综合的身体素质，达到增强体质、陶冶情操、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目标。
3 高校休闲体育
3.1休闲体育作用于高校体育课程的优势
高校体育教学中要更新观念、引入体育休闲理念，树立追求健康的指导思想、推行终身体育教育。建立学生的全面发展观，不仅要强调体育的强身健体的功能，更要重视体育的调节情绪，愉悦心理的作用。休闲体育由于其运动负荷轻松化，难度负荷简单化、运动形式娱乐化等特点，不仅可以满足学生从事体育运动的欲望，而且也为之提供心理交际的体验，能有效地引导学生融入休闲娱乐的情境、构建轻松愉悦的氛围，使得学生的心理紧张情绪得到缓解与释放。另外休闲体育丰富多彩的娱乐内容也能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尊重学生的兴趣，提倡其个性自由发展。
3.2休闲体育可实现学生的体育行为长效化
休闲运动起着丰富学生文化生活的作用，引导学生愉快而健康地度过余暇时间。休闲体育作为一种轻松愉悦的运动方式，可很好地保证学生体育参与的长效性。在发达国家，休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之前已经达到了空前的调度。随着现代社会的后工业化发展，中国也将紧随其后进入"休闲时代"。在休闲体育产业化发展的今天，我国已进入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阶段，这个阶段本身便是体育休闲存在的经济基础。休闲体育的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引导将影响学生的生活方式；学生进行休闲体育活动从而满足身心的需求，并因此形成长期的习惯和需求，最终可实现终身体育的目标。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发展的主线都应围绕休闲体育积极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促进学生体育行为的长效化实现，适应全面发展的社会和人的发展的最终融合。
3.3休闲体育可作为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家庭体育的衔接
在家庭体育、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一体化中，学校体育起着衔接的作用。高校因其有着雄厚的体育师资、优越的场地器材、浓厚的文化氛围，这些因素为实施休闲体育课程教学提供保障，高校对学生体育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培养有着直接影响，对于休闲体育的开展有引导、组织和管理的教育责任。以休闲体育的方式、即学生可接受和喜爱的方式，引导学生形成以体育的方式进行休闲的习惯；使其在回归家庭及进入社会后依然能够保持这种习惯，顺利实现学校体育与家庭和社会的过渡与衔接。
4 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休闲时间的增多及体育人口的稳步增长，新世纪中国高校体育的发展和学生的需求为中心，调整高校体育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实施方案。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等方面充分做到以人为本和满足社会需要并济的价值取向，加强和突出体育的休闲性与娱乐性，以适应新时期国家发展转型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王国娇.浅谈休闲体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J].科技创新导报，2011
竞技体育现代社会价值范文3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fitness value , cultural value, and economic value of common aerobics in our country ,and gave some valuable advice for better development.
关键词:大众健美操;文化;经济
Key words: common aerobics;culture;economy
中图分类号:G8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9-0249-01
0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逐渐的开始把业余生活用来参加各类体育锻炼。从以往的拿健康换金钱发展到现在花钱买健康上来定的时间概念。总书记在奥运会总结报告中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极大激发了亿万人民的体育热情,极大推动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大众健美操作为一种简单易行,对于场地、器械要求不高,又同时具备保健、医疗、健身、娱乐、身体塑性的锻炼价值吸引了不同年龄层、不同阶层的人民群众的喜爱。
1大众健美操的健身价值
健美操是一种有氧运动形式,其主要特点是体现在动作编排上。对此,在大众健美操的编创的过程中就要有很强的目的性、针对性以及科学性来设计健美操的动作或者是一套动作,从而能够保证动作是能够适应人体的生理规律,使运动强度以及运动的负荷都在一个符合要求的范围之内。同时动作安排也应该是从浅入深,难度由简到繁,从而使运动者身体的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以及身体各个关节、韧带都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以使身体的机能能够在一个循序渐进的锻炼过程中得到提高。通过长期坚持健美操训练,可以使身体的关节、骨骼韧带得到均衡的发展,有益于形成良好的身姿和体态,并且能够消耗身体较多的脂肪。在健美操的众多分类中,不仅有可以使身体各个关节都能够得到放松的全身性锻炼,也有针对某一部分进行重点锻炼的动作设计。在以锻炼全身各部分为主要目的的大众健美操中,其动作的编排更多的是突出了对于身体全面的运动,能够使练习者在通过一套健美操的锻炼后就如同进行了一次全身各部分的运动,使人体的协调性和均衡性都能够得到发展。而有针对性的健美操则是通过特定的动作使练习者在全身都得到锻炼的基础上更加有针对性的进行锻炼。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健康的定义已经不是以往生理健康这个狭隘的层次,而是兼顾了心理健康和行为健康,对此大众健美操对于练习者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也开始日渐收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由于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人们压力也日渐增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脆弱而敏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找到一种寄托或者是释放的方式,在这个层次上来说大众健美操就目前情况来说是提高身心素质的最理想的运动。
2大众健美操的文化价值
大众健美操的社会文化价值文化是与自然现象不同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它包含着人们创造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所有东西。我们可以这样说,世界上本没有文化,但是在人类出现后,人类通过自己的能动性所创造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文化。体育文化是针对体育运动领域所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是人们在进行体育运动的同时所形成的精神,物质,制度的总和。体育文化主要包括了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制度和体育的物质条件等。本研究主要探讨大众健美操在现代社会文化下,考虑到大众健美操项目所独特的大众性和时代感以及多方面的综合功能和属性等,主要从大众健美躁项目所独特的创新意识、审美意识、休闲意识来表现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与价值。体育文化产生于社会文化的需求,依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理解,大众健美操的兴起和流行是现代社会时代性和大众性的需求的结果,也就是说大众健美操的出现是社会文化的需求的结果。体育在很久以前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人类活动的很多需要的,不仅要满足原始人类的生产需求,还要满足人类娱乐,生存,安全,社交等等众多的人类活动。而在现如今大众健美操的出现也是由于人们对于很多方面,诸如社交,娱乐等等的需求而兴起的,这些需求的满足便体现了其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
3大众健美操的经济价值
大众健美操成为健身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体育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将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且有利于我国体育产业的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并满足民众对体育运动的需求。大众健美操这种新兴的运动,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对体育运动多样化的需求而兴起的,也必然会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反作用,在满足民众需求的同时,促进我国体育事业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体育运动推向市场,对经营者要考虑“上帝”的需求,有市场才有产业的生路。对消费者要考虑物有所值,体育消费要有增进健康、愉悦身心的效益。各种体育运动项目要谋求发展就要适应时代的需求,不断改革与创新以占有市场。大众健美操运动较之其它体育健身项目有更广阔市场。应当指出的是,大众健美操运动在诸多体育健身运动项目的市场竞争中有良好的前景。首先,大众健美操作为身体操练的体育项目之一,其介定范围比较广阔,它不同于田径项目以人类生存和生活的技能走、跑、跳为主体进行活动,也不同于球类项目有鲜明的游戏对抗性,更不像有些运动项目需要在水上、冰上、空中等特定的环境下进行活动。大众健美操运动具有“人为性”特,它的运动形式是人们根据需要而人为地创造动作去进行练习。人的肢体各个部位、关节、肌肉和器官的锻炼,为了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坷以科学地通过改变身体姿势,动作方向,动作路线、动作频率、动作速度和动作的节奏进行调节,以创编适宜于不同人群或个体需要的练习。此外,在运动的环境条件上,大众健美操可以在室外、室内、广场、大厅、娱乐场所、健身房,甚至在家庭的居室中进行。练习的人数可多可少,时间可长可短,这种广泛的适应性是―般运动项目难以相比的。
4结论
大众健美操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普遍存在于我国社会当中,它既具备大众体育的社会价值,也具备大众健美操的所特有的社会价值。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大众健美操这一具有高度时代特征的健身项目,为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发挥最有效的力量。
参考文献:
竞技体育现代社会价值范文4
关键词:武术文化；文化生态；武术文化
生态系统武术的保护与传承一直都是学者们十分关心,并致力研究的问题,当代的武术保护策略多局限于拳种范围的保护、挖整,后来也有学者提出武术的“活态”传承,认为武术应当注重传承人的培养,让武术在人的身上“流动”起来。但是这种观点仍然有其局限性,武术的保护和发展应当着眼于武术生态系统的建立,创造一片适合武术繁荣生长的土地。武术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存留下来的瑰宝,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可是,自从中国经历了1840年到现如今将近两百年的剧变,可以说,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变化都要比过去几千年来文明的变化程度要大。在这种剧变下,以武术为代表的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威胁,如可能够探索出一条新的,适合民族传统体育在当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就成为当下民传人和从业者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1传统武术的生存现状
1.1现代化的冲击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作为社会的人,其一切活动包括对文化的传承,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离开社会环境则无从谈“文化”或“文化传承”。从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到如今的信息社会,“文化生态”发生了剧烈变化。[1]当技术发明增进了人类控制和调节环境的能力,当习得的行为模式得到传承,环境和文化的意义就被改变。[2]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其与中国传统自然科学迥然不同的逻辑模式,对中国传统自然观的冲击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失去了传承和发展的土壤。
1.2异质文化侵蚀
中国自近代以来,长期缺失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尊的状态,使得社会整体对待异质文化呈现出不理性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面对跆拳道、空手道等舶来品时,再加之优秀的市场运作机制,中国武术的生存空间被寸寸挤压。对于现代武术的竞技化的发展,现在的种种迹象都表明,竞技武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武术现代化发展的失败,对此,是否需要提示大家应当返回到传统武术当中,去寻找文化的血脉和未来的道路。蔡龙云先生指出,中国武术自古以来就形成了“舞”和“击”的两条道路;形意拳传人李仲轩口述的《逝去的武林》中也提到,传统武术有练法、打法和演法三大内容。认为,传统应当是在继承已有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创新的过程。这表明,传统不仅仅是继承,而是保持了继承和创新之间适当的张力的过程。作为现代武术大力推广的竞技武术,不仅完整的继承了相关拳种的已有内容,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高难美新的独特风格,作为武术演法的发展,武术竞技套路的发展无疑是相当优秀并且成功的。但是,演法的高度发展却撇下了打法和练法,以练法落后尤甚,这种不平衡发展引发了甚嚣尘上的“技击丢失”论,这是对中国武术构成体系的误读。但是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确造成了武术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使得面对跆拳道等异文化项目时,显得竞争力不足。
1.3快文化之殇
中国传统武术的培养模式是徒弟把师父养在家里,15岁开始习拳,徒弟练拳,师父帮着调养,到40岁左右功夫大成。[3]网络媒体出现之后,信息的流通极大的加快了,催生出了各种各样的快文化,追求时尚的风潮愈演愈烈,以优衣库等服装品牌为例,其款式每周出新,甚至常常使用水洗一遍就报废的材料,迫使消费者加快消费的周转率。跆拳道等国外武技作为体育项目推广,使用运动员的培养模式,简单、高效,短时间内就能见得成效,这种方式也迎合了现代快文化的追求个性,更新频繁的特点。反观传统武术这种动辄十几年为周期的培养模式无法适应快文化的节奏,也成为武术逐渐没落的原因之一。
2武术文化生态系统的模式探索
面对中国武术发展的现状,许多人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措施和建议,然而,这些方法层面的建议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是,给予中国武术发展的文化土壤才是在现代化的条件下发展武术的根本途径。武术传播发展的主流,从古至今都是游离在官方之外,私下传播的情况,但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有文章指出“中国武术是生长在过去的自然经济的社会条件下的”,但是现代化的社会,媒体高度发达,信息产生和传播的速度急剧加快的情况下,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武术逐渐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这样一来,就使得武术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中国传统的文化载体的逐渐弱化乃至消亡埋下了伏笔。从这个角度来说,脱离了农耕文明背景的武术,如何在现代社会进行自我的再生产,获得新的生命力,就成为了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活态”是文化发展和传播领域中很重要的概念,以武术为例,现有的研究认为,武术的继承和传播不应该仅仅把武术的器械,书籍资料,录像等挖掘保留下来就万事大吉,还应该注重武术传承人的保护,使武术得以在人的身上流动,保证武术的活态传承。[4]然而,这种观点固然有其现实的意义,但是仍然有视野的局限性,武术的保护不应局限于现存的拳种的挖整、保护和活态传承,更应注重于整个武术文化系统的“活态”。以八卦掌为例,董海川作为一代宗师,技术风格自成一家,其弟子由于自身的天赋,特点不同,又发展出了各自的特点,从狭义的拳种保护上说,董海川的技术风格在他辞世之后必然消失于历史之中,然而他的弟子却通过各自的方式,将董海川的拳术保存了下来。在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现代公认的种类繁多的拳种系统是明末才得以成型,期间,知道的、不知道的各种有名的无名的拳种产生又消失,如果以现在的武术保护的视野来说,这些都是损失,但是正因为中国社会仍然处在当时的背景下,整个武术文化体系得以在这种不断有新拳种产生,又不断有拳种消亡的情况下,以一种生机盎然的“活态”不断向前发展。如果能够构筑一整套武术文化的生态系统,武术的传承与发展就不必拘泥于具体拳种的兴衰存亡,而能够站在生态体系的高度把握武术的流变,通过武术生长的文化土壤,使武术能够生生不息。
2.1经济体制
近代以来,产品供需产生的以市场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已经成为了经济体制的核心,同时也成为了文化产生的场所。在《做文化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表征、认同、生产、消费和规则的文化循环,任何一项文化主题或人工制品的分析研究都一定要通过这个循环,在现实世界中(这个循环的)各个环节是以一种复杂的和偶然的方式不断地相互重叠和相互缠绕的。[5]武术的现代化发展必须要立足市场,发现受众的需求,将武术作为一项文化产品进行生产,并且让大众进行消费。这个过程中,如何定位武术表征,使得传播的受众产生认同,是当下武术传播的重点。
2.2科学技术
以西方社会为主导的现代科学体系的兴起,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由此产生的各种科技成果远远超越了过去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积淀。现代科学体系对中国传统自然观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其定量的分析方法使得中国传统自然科学“黑箱”式的研究模式看起来越发的玄奇而不可信,然而,传统自然科学能够在中国社会存在、发展,必定有其科学性以及合理性,如何将二者结合,形成一套全新的科学体系,不仅有利于传统自然观的继承与发展,而且如果能够建立起这套体系,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无疑是巨大的。例如:中医经络学说、气论等,如何应用现代的科学话语进行解释,不仅有利于瓦解近代以来愈演愈烈的神秘化言论,而且也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传统文化、自然观的逻辑起点和脉络。对于传统武术的大量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教学内容,也能够通过定量研究更好的被学习和掌握。
2.3社会价值观念
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价值观,价值观决定了文化导向,文化又反作用于价值观的形成。武术的文化和身体技术体系就是在中国独特的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形成的,价值观不仅是中国武术的基石,更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基石。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日渐稀薄,汉文化的特色日渐丢失,反观日本,正式场合下的礼仪风貌,民族气息浓厚,一片唐宋风情[6]。由于近代以来的特殊国情,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价值观和文化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出现了断裂,在这种形势下,就必须依靠政府制定政策,营造文化导向,不可以放任当前的社会价值观的现状自由发展,重新建立起一个对中华文化传统比较好的继承下来的社会风貌。这样一来,武术也能够从中受益,恢复了传统的中华民族,在对传统武术的继承和创新发展就会有着独到的社会效应。古今文化,失传者甚众,但是文化的多样性在历史的潮流中仍是主流,其因有文化之土壤,一旦雨露播撒,便生根发芽,本不应出现单独保护某项文化项目的局面。但是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近代以来的历史事件,使文化传承出现了断层,本来的土壤已经变得稀薄,只能从项目众多的传统文化项目之中,重新挖掘文化之土壤,是为“文化成果反哺文化生产者”,通过这种人为干预的传承活动,使文化重新焕发出生命力。从经济体制、科学技术和社会价值观念三个方面,对武术文化生态系统进行解释和重构,重新配置出适合武术生长的文化土壤,使得武术在传统和现代的张力中得到新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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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现代社会价值范文5
关键词:体育;竞赛规则;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G811.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0)04-0078-04
Abstract:The rules of sports competition is that people in sports competitions in the decision to sport participa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main acts of a normative cultural phenomenon, it contains a response to the process of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values required. This article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and examine the rules of sports competition, thus revealing its rich cultural purport, to establish "fair competi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and to generate a harmonious cultur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sports; competition rules; culture value
1 前 言
规则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是衡量社会理性化、文明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不是一开始就突变到现代社会的文明程度,尽管现代文明也还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版本。我们经常会看到隐退在人类文明化行为背后的动物性“野火”还时不时地迸发,在人类文明的原野上疯狂蔓延。人们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像动物一样展开没有规则的原始竞赛,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无序和混乱。因此,有必要制定共同遵守的活动规则来约束人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以求获得社会活动的稳定秩序。奥地利法学家尤根•埃利希认为,规则可以分为法律规则与社会规则。法律规则是指“法院对人们的争执做出裁决的依据”;社会规则是指“法律规范以外的其他规范,如道德、宗教、伦理等规范”。在社会生活中,所有这些法律、道德、伦理等制度规范都是日常生活中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
在竞技场上,要判定运动员的运动技术与竞技行为是否合理,也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标准。从广义的或更原始的范畴看,这个标准就是“游戏规则”。没有规则,游戏无法进行、也就玩不下去。随着游戏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推进了规则的文明化,并催生了现代体育运动。体育竞赛规则是体育运动的基础,也是其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证。体育竞赛规则的出现是符合竞技运动发展的规律性与目的性的。体育竞赛以激烈对抗的游戏方式,承载着人们在体育中的竞争冲动和需求,集中展示和生动演绎人类的竞争文化。这种竞争文化极大地激发人们奋发图强、积极创造的聪明才智,并使竞争者为“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而坚持不懈地奋斗。竞赛规则就是体育竞争文化的逻辑规则,是体育竞争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竞赛规则的运行机制是不允许被忽视的,作为一种通约性的社会示范,无疑是人类其他行为的活动典范。体育竞赛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的文化价值得以显现的基础就是其竞赛规则――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竞赛规则作为体育文化的内在要求,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正是从文化的独特视角来审视体育竞赛规则,从而揭示其内在的人文旨趣。
2 体育竞赛规则的文化解读
规则是由一定的行为主体制定的要求或者准许某一类人或者社会团体以某种方式行动的指令性原则[1]。更简单一点,规则就是用来评价行为主体的行动是否正当的规范性命题。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普遍的社会规范,那么他/她才能获得社会或其他成员的认可。同理,体育竞赛规则是评价运动竞赛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是一种针对参与者而制定的行为规范。这些参与者主要是指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比赛的其他组织管理人员。无疑,竞赛规则的完善是衡量体育竞赛发展程度与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一般认为,体育竞赛规则包括构成性规则和规范性规则两大类。构成性规则,规定着比赛的具体目标及达成目标时所允许使用的手段,是比赛顺利进行的保证。例如,篮球比赛中的如何通过突破、运球、传球等方式将篮球投入对方篮筐的方式。而规范性规则规定着器械、场地的轻重、大小等方面,它可被看成是构成性规则的延伸,与构成性规则相辅相成,保证着比赛的顺利实施[2]。例如,足球场地的大小、球的物理形状、运动员触球使用的动作等。构成性规则规范着主体的行为,规范性规则规范着运动技术的标准。简而言之,竞赛规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特殊的群体规范,是一种设计的游戏规则,它以技术规则为基础,以道德规则为指引,共同维持着运动竞赛中的秩序,保证着运动竞赛的顺利进行[3]。总而言之,竞赛规则是对体育竞赛规律的应用。竞赛规则应是体育竞赛活动顺利进行的逻辑规则,反映了体育竞赛的本身特征,因而,竞赛规则运行机制是不容忽视的。
体育竞赛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文化人类学对普遍文化系统的划分通常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人与自身心理的关系。李亦园教授根据这三层关系把文化界定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从体育竞赛背后存在着的那种人文理念和社会意识对社会主体的支配和约束来看,体育竞赛是一种制度文明。竞赛规则是体育竞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知道现代西方竞技体育的产生是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后社会制度文明化而产生的。所以,西方的一些制度文明与社会价值观也无不反映在这种竞争性的游戏活动之中。竞赛规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而产生的特定的文化活动方式。作为体育竞赛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约束参与主体行为的竞赛规则必然要产生与其存在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念。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竞赛规则,是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两大支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制度文明,必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价值支撑体系[4]。因此,竞赛规则文化的内容,应该包括竞赛理念、竞赛价值规则、竞赛的伦理道德观以及心理承受能力等,具体表现为规范性、概括性和可预测性等等。
竞赛规则素来被称为竞赛场上的“法律”。它通过指引运动参与者的行为来维持竞赛秩序。在竞赛活动中,什么样的技术方法和行为方式是符合运动项目规律的应都以竞赛规则来判断。它为运动参与者提供了一定的模式、标准或方向,使运动员或其他参与者的行为“有法可依”,并按照规范性法规去调整自己的行为。这一点在难美性的运动项目中尤为突出,这些项目都注重发展难度动作和连接动作,并重视动作的艺术性,提倡创新。以竞技健美操为例,每四年进行修改的竞赛规则使得评分判断越来越精细化、具体化,评分也就日益客观、准确,运动员的技术和整个比赛的发展都会随之发生质的飞跃,更符合现代体育文明的要求。一方面,项目的发展促使竞赛规则随之进行修改,技术发展又会促进规则的更新;另一方面,规则的发展对技术的发展有指导作用,规则的修改进一步推动项目的发展。竞赛规则总是和体育竞赛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任何体育竞赛的背后,总是存在着竞赛规则的制约。竞赛规则是体育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时的社会制度文明。
3 体育竞赛规则的文化意蕴
体育竞赛是人们理想中公平竞争的典范,体育竞赛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公开、公正”等社会诚信基准。这些原则体现在有一套完善的、不同于法律规则和社会规则的竞赛制度与规则。在体育竞赛相关的制度安排中,最为基础的是由各种竞赛规程和规则构成的规则制度系统,在基本的自然与技术活动层面维系着体育竞赛活动的运行[5]。普遍认为,体育竞赛中的竞争行为是各相关主体在参与体育竞赛活动过程中遵守规则和执行规则的行为。完善的竞赛规则是体育竞赛获得成功的重要标志,是运动员取得优异运动成绩的基本保证。很显然,对体育竞赛规则的理解大都是发生在对各相关主体行为规范的约束之上,并不能体现体育竞赛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在要求。因为,体育竞赛本身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绝不仅仅是一个运动竞技活动。而作为保证体育竞赛正常运行并展示体育文化与伦理思想的竞赛规则,是与体育竞赛的本性相一致的,它从制度层面更具体地反映了体育文化本身固有的、极其重要的文化旨趣。
3.1 竞赛规则映射着理性的社会价值理念
在体育文化发展的文明化过程中,体育竞赛规则的精细化、明晰化,对不同的比赛更有针对性,对比赛规则执行遵守的监控更为有效。并且,在这同一过程中,随着在比赛中高度的激烈对抗性与理性保护以避免两者之间平衡的建立,自我控制与自我约束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仅仅体现了一种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而是一种鲜明的文化价值理念的展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发展必然规律的价值认识,对社会发展的高度自觉意识。事实上,竞赛规则是人类对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价值认识的延伸。依照人的天性,任何人都想无拘无束地行事,自由自在地生活,没有约束和限制。而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其社会性,现实的社会生活使人们不能按照一己之私为所欲为而不顾其后果,否则势必导致人类社会变成你争我夺,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人类历史发展中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战争以血的教训向我们揭示人性野蛮的魔咒是如何纠缠人类的理性精神。体育人类学家所认定的体育起源于战争的观点,也是从很多项目与军事斗争有着同根同源的关系中总结出来的。只有通过理性协商,制定一些必要的规则和章程,人人遵守按之办事,最终才能保障社会的有序化和文明化,实现每个人的利益和目的。从古希腊竞技比赛中,男性之间的赤身的竞争形式就可以看出一种裸的“平等、公开的元规则”。近代体育竞赛规则的完善已经内化在各个竞赛项目中,成为运动员自觉的自我约束,使他们的行为和感情都变得文明化了。竞赛规则的确立都是来自于人类对社会发展的途径、方向和结果的理性追求,是对人的存在与发展意义的理解,包含了对人的社会存在意义和发展的价值认识。
3.2 竞赛规则内蕴人的现代化
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即“西方化”。它形成于18世纪启蒙运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现代化”是文明一元论或中心论,工业革命以后演变成西欧中心论。在社会学家看来,“现代化即理性化”。 马克斯•韦伯把现代化定义为理性化,其意思是:现代社会,是合乎科学地、合乎进化规律地、合乎逻辑地发展的。“到目前为止,即在没有更好的理论出现前,‘现代化即理性化’这个看法是可以接受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人的现代化也即是人的理性化。在终极意义上,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与完善。竞赛规则作为人类文明创造的一种理性选择,在本质上内蕴人的现代化。
体育竞赛的竞技性自然包括了对身体暴力的容忍,这尤其表现在那些直接的身体对抗性项目之中。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体育竞赛对身体暴力使用和允许的习惯程度是不同的。以今天和古代的摔跤比赛为例。根据国际摔跤联合会规则的规定,在自由式摔跤中,勒颈、半勒、用力向双肩下握颈、动腿等都是犯规动作,另外还禁止拳打、脚踢或用头顶撞等动作。一场比赛不超过9分钟,分三个阶段,每阶段3分钟,中间分别有两次1分钟的休息时间,比赛有一个主裁判、三个裁判和一个计时员。即使有这些很严格的规则,许多人仍然认为自由式摔跤是不很文明、比较粗野的体育项目。在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也有这项在场地内进行的摔跤项目(角力),当时十分普及。这种比赛有一个裁判,但是没有计时员和时间的限制,比赛直到一方放弃才告结束。竞技者可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进行角斗,他们手、脚、肘、膝、颈、头并用,斯巴达人甚至用脚进行角斗。摔跤选手可以允许彼此挖出对方的眼珠。不用说,在这种残忍的竞赛中,竞技者经常会受到骇人的伤害,丢掉性命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古代竞技运动的身体暴力程度较高,这绝非孤证,在拳击和其他同场对抗运动中还有遗留。现代体育竞赛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制定相关竞赛规则来形成对暴力冲动和手段的控制,我们自动地根据这些标准来衡量犯禁行为。这些标准在内化以后能够以多种方式形成抵御功能并强化我们抵御偏离理性的能力。当今世界体育竞赛中出现的兴奋剂、运动员资格、球场暴力、假球黑哨以及科技异化等困难和矛盾最终导致了双重的道德和良知的分裂[6]。在现代体育竞赛规则的调控、约束下,比赛既充满着激烈的对抗但又极力避免出现过激、伤害行为。对竞赛规则不断地进行部分修改和增加补充说明,目的就是鼓励进攻,激励进球,坚决制止暴力行为和非体育道德行为,使体育比赛更富有创造性并更加精彩、激烈。比赛规则的强制逐渐变成内在自觉的自我约束,他们自己、他们的行为和感情都慢慢变得更理性。这种由外在监控逐步走向内心自觉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社会心理的理性净化[7]。
3.3 竞赛规则蕴含人的现实超越本性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是“更高、更快、更强”,它目的直指人类能力的终极极限。2009年8月博尔特在德国柏林田径世锦赛中打破了100米(9秒58)和200米(19秒19)世界记录,也就在同一个月的国际田联黄金联赛苏黎世站上,俄罗斯跳高女皇伊辛巴耶娃又一次把自己的记录提高了1厘米(5米06),这不禁使我们再一次地思考人类的极限在哪里?作为地球上唯一的实践主体,人在自己的主体性活动中不断改造自己所面临的客观世界,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着自身,从而使自己的本质不断地超越。体育竞赛是人类挑战自己,全面发展自己的一种感性的文化活动。随着参与主体的自主性逐渐增大,以及其适应的社会文明化程度的要求,就迫切需要一种与现实竞赛运动相适应的精神力量以使其能够自律。体育竞赛的实现就是要求有一套客观公正的、制度性的行为准则来作为评判标准。因为竞赛规则往往禁止参与主体使用一些高效的手段达到预定的目的。因此竞赛规则在制度上保证了人们对自身发展和完善的超越,并对未来可能达到的境界的一种积极追求。这样,竞赛规则意味着通过实践活动对现实存在的否定与批判,是对社会改造和人类自身发展与完善的深刻实践,它将把生活的发展、人类的生活与人类本质的实现与完善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竞赛规则是在促进体育竞赛发展的主体性活动中所确立的一个明确的选择,而不是毫无目的的纯粹自然或抽象的逻辑概念。体育竞赛允许兴奋和冲动,但同时又必须克制和收敛这种冲动,对这种冲动的克制和收敛就需要体育规则有张有弛、有利有节地进行调节。竞赛规则展现了现代体育竞赛对自身文明程度的不断超越,对比古希腊竞技运动和现代体育比赛中的体现的暴力程度,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非常具体的文明进程。
事实上,竞赛规则的制定和修改都始终“以人为本”的,它要尽可能地满足作为主体的人对体育竞赛的需求,参照运动竞赛中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制定具有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竞赛规范。人是不断追求进步和全面自由发展的能动性的行为主体。人对自身的需求也反映在对竞赛的需求上面,在不断挑战自己和他人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说,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满足是在不断地从低级的需要向高级需要实现的,首先是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再次是社交和尊重的需要,其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竞赛规则的产生和修改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现和满足着人们的不同需求。可见,从人的需要层次来说,制定和修改出相对合理性和目的性的竞赛规则就是行为主体对竞赛需求的满足,其实质就是人超越梦想、不满足现实的价值追求。
4 竞赛规则的文化拓展
4.1 公平竞争与创造的共生
现实的社会交往得以完成和实现的基础是参与主体的共同实践理性。首先这种理性具有社会性,它是为各相关主体所认同,符合大多数主体利益、需要的理性;其次就是实践性,它以主体的需要为基础,以主体间性为核心,是“以人为本”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共同实践理性体现在一个具体的共同标准,也即是建立在特定社会价值观、文化观社会观为基础的规则文明。规则文明是人对社会关系的创造及成果结晶,其公共性的具体内容是人对社会关系的建构、改善。现代竞赛规则就是以“公平、公开、公正”的制度规则来规范体育竞赛活动正常运行的文明形态[8]。确定性的竞赛规则,保障参与主体及其所属团体的行为活动有确定性的预期,最大程度地避免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竞赛规则的主体性原则、利益原则、竞争原则等规则体现了丰富的以人为本的内涵,这与体育竞赛的内在要求相适应,也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最高境界。因此,在建构竞赛规则过程中,应注重竞赛规则与文化内涵的互相契合,在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中鼓励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文化。
体育的最终价值是为了人的发展,如果把人的需要置之不理,一味地追求商业价值,为了胜利而不惜一切,滥用和兴奋剂,最终将是对人性的抹杀[9]。在竞赛规则的制约下,不断实现参与者之间关系的合理化、组织化、有序化。在古希腊甚至是中世纪以来的西方竞技体育的竞赛规则的产生、发展带有更多的自发性,但随着时间推移,自觉建构、完善各个项目的竞赛规则,成为体育竞赛发展从自在走向自为的重要内容。体育竞赛与社会发展一样是以规则建构、规则转换为核心的利益交往、意义交往与规则交往的良性互动。社会越发展,规则的重要性越突出,是否具有规则意识,能否自觉推动社会规则的完善与转换是衡量社会发展自觉程度的重要标准;自觉推动规则转换是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社会发展自觉性的重要体现。
4.2 尊重共同的规范标准
体育竞赛规则促进和提高了竞技运动的发展水平,“公平竞争、公正竞赛”已成为当今世界竞技比赛的一个基本原则。无论是古老的拳击、转瞬间决出胜负的“飞人大战”,还是优雅的艺术体操,规则程序都非常完备和精细;从竞赛参与者来看,无论是运动员、裁判员,还是官员、志愿者,都有严格明确的规范要求,甚至现场观众也有必须遵守的“观众规则”;竞赛规则的有它明确的约束力,竞赛场上,没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要说有,那就是竞赛规则,裁判只是竞赛规则的化身,受托临场执行规则,而裁判员的执法也绝非随心所欲,更不允许亵渎规则,违背公平与公正的原则。同时,他们既要接受来自组委会、现场观众、新闻媒体等诸多方面的监督,也要接受裁判委员会本身的制约,一旦出现偏袒或不公,还要被追究责任,甚至受到处罚。而对运动员来说,不管你是无名小卒,还是耀眼的明星,都必须严守规则,如果违反则要毫无例外地受到处罚。以上种种,都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规则的无上权威和力量。
运动竞赛规则是一种特殊的群体规范。竞赛规则是现代体育的有机部分,是体育文明的制度化产物。它与其他的社会规范和群体规范相比,其特殊之处在于,它适合的人群主要是指文明所说的参与者,竞赛规则是针对这些参与运动比赛的特殊人群而制定的规范标准。从竞赛规则的适用性来看,竞赛规则往往对运动竞赛的参与者行为进行规范性约束,在执行过程中,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具体性。那就是,它们一经制订出来,在类似的运动竞赛中,就有类似的竞赛规则。然而,根据比赛情况和参与者水平层次的差异,执行的标准也有可能会有所不同。
事实上,体育竞赛活动的参与主体是人,不管是运动员、教练员还是裁判员或者管理者都各有其权利和义务。他们参与竞赛活动的前提是平等的。作为主体的人参与竞赛活动必然有其身心的需要和对一定利益的追求,参与主体也希望通过竞赛活动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一切行为方式都是在主体与主体之间在交往、竞争与合作中发生的。竞赛规则在起源上是主体在交往过程中的产物,同时竞赛规则又是主体间相互竞争、合作的交往前提。当行为主体参与现实的体育竞赛时,首要的行动就是适应已有的竞赛规则,或者不参与竞赛,想参与必须遵守规则。从价值论上来看,竞赛规则为社会群体规范树立了典范的作用。社会良性、有效地运作必须要社会成员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标准。
4.3 和谐文化环境的生成
体育竞赛源于人类对和谐的追求。古希腊时代在“圣神休战月”举行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最好的例证,它通过和平来实现城邦之间的和谐。现代竞技运动,尤其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通过体育竞赛的方式把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先生恢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目的是希望借助古希腊的文明来教育和培养青年,传播真诚、友谊、和平,建立理性和谐的社会。《奥林匹克》明确地将公平竞争列为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内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立的“以弘扬体育道德价值与功能,捍卫体育精神――公平竞争原则”为宗旨的公平竞争国际委员会,旨在抵制体育竞赛中泛滥的混乱和保留、强化公平竞争意识。现代奥林匹克会通过费厄泼赖(Fair Play)来教育青年,运动场上,人人平等,自由竞争,公平获胜。不允许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不允许投机取巧,只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比赛结果,努力在新的竞赛中赶超。体育带来的竞争不是破坏性的竞争,而是友好的、和平的、团结的竞争。国际体育赛场成为一个国家升起国旗而不会招致其他国家反感的场所,也成为倡导人类心灵健康的精神祭坛。倡导公平竞争、遵纪守法,这是体育竞赛对促进社会和谐所做的贡献。
竞赛规则是体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公平竞争的基础。规则成为公平竞争精神的体现,规则也为裁判员进行裁决提供依据。规则的合理性、科学性、恒常性使规则具有了权威性,同时也使竞赛规则成为体育竞赛中“公平、公开、公正”的标志。在直接而剧烈的身体对抗和比赛中,运动员的身体、心理和道德得到良好的锻炼与培养,观众也得到感官上的娱乐享受和潜移默化的教育,而比赛始终离不开“公开、公平、公正”这一刚性的游戏原则。“公平竞争”的体育原则所倡导的正是建立和遵循公开公平和公正的体育竞赛规则。竞赛规则如同法律一样调整着参与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也潜移默化地培养着人们的规则意识。“公平竞争”作为体育竞赛的理想追求,只有通过规则的权威才能使所有参与主体达到本质意义上的公正,从而维护社会关系的和谐。体育在实现培养人的规则、规范意识,增强全社会的法律观念和法制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10]。体育竞赛所倡导的广泛参与、交流、积极合作的大众精神和集体归宿感,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相一致。通过交流洽作,取长补短,寻求共同发展,弥补由于差异等原因造成的失衡,逐步达到共同参与、均衡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和谐社会目标。
5 结 论
竞赛规则是体育竞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公平竞争的基础。规则成为公平竞争精神的体现,竞赛规则是体育竞赛中“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的标志。竞赛规则建构所应生成的以人为本文化环境,只有通过规则的权威才能使所有参与主体达到本质意义上的公正,从而维护参与主体间关系的和谐。这不仅是文化本质的必然追求与具体体现,而且对于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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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现代社会价值范文6
论文摘要:工具理性是西方工业文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现代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工业文明的重要产物之一，自然也深受其影响:一方面，“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和设定，使竞技体育成为各类参与者的特殊工具;另一方面，在竞技体育“工具化”发展趋势下，各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和冲突始终伴随着其全球化进程。
最初提出“工具理性”这一概念的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工具理性也称“形式理性”(formalrationality)，是西方文化传统理性思维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的具体产物。西方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而伴随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人类开始极端推崇工具理性，由此使人类社会或在局部或在一定地域内进入深刻的发展矛盾中。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进一步塑造了“人类的绝对话语权”，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但与此同时，“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等”。
“工具理性”作为工业文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100余年的发展中，它的工具性历程从未间断，尤其是在其全球化态势形成之时，又以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特征扩展到世界范围，并通过各种利益群体的实践以具体的结果表现出来。
1竞技体育“工具理性”的基本内涵
论述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竞技体育的工具性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如果一味强调和追求工具理性就极易造成人性扭曲。“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也称“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它不仅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而且是一种目的理性、批判理性、建构理性和信仰理性。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当理性与竞技体育价值交融而凝成独特的价值理性时，便获得了新的质的规定，便成了区别于工具理性的具有独特意义的理性—既指向竞技体育发展的终级目标，又指向竞技体育的现实发展，其中凝结着人类文明对竞技体育的历史作用结果。因此，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就是体育实践者遵循体育之精神内涵，即是否实现了体育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团队、竞争超越等行为品质。它并不看重所选择体育行为的结果，而是各类主体的人格完善。回顾百余年的发展，竞技体育从地域、民族走向世界的实质就是其精神价值契合了时代的发展，为人类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本身就是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过程。顾拜旦早就指出:“正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奥林匹克》也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其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这些精辟的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竞技体育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为人的均衡发展提供一种自由境界。这种自由，一方面以充满人文精神的体育运动为全人类构建起一座能够实现友谊联结的桥梁，并提供一种以奋斗、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国际奥委会第4任主席埃德斯特隆所说:“奥运会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和平，但是它为全世界的青年人像亲兄弟一样欢聚一堂提供了机会。”砰另一方面，为体育参与者精神升华提供借鉴和实现的平台。因此，在真正的竞技体育精神世界中，既不存在任何分裂对抗和强权压制，也不存在什么超越主体范畴的更高原则，体育主体作为概念，只是道出了人作为本体在竞技体育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自由状态。
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再论述竞技体育的工具理性内涵就有了足够的精神和现实动力支撑。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在韦伯的理论中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指目的——手段理性;二是体现为一种行使理性的含蓄性质，而不论是否含有手段——目的程式。现代竞技体育诞生并发展于“工具理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中。一百余年来，不论文化架构，还是发展秩序、运行机制都深刻体现出这一核心理念。
第一，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实践的对象，自诞生之初就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即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实践对象，不仅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有用性，而且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有用性。这种交互的客观有用性，使各种体育主体相互联结，共同存在于体育实践过程中，彼此以“合目的性”状态成为他人的目标或工具。这样，不同的体育参与者就具备了一定的工具价值，并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在手段——目的的发展逻辑中，当代竟技体育获得了属于自身，当然也属于各种主体的工具性内涵，不同的参与主体根据各自的利益投人到竞技体育之中，采取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在竞技体育“合法”理性的外表下，总是顽强地表现出难以控制的非理性来。这也正如马克思}s}所说的“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
第二，在工业大生产时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成为竞技体育存在的基本范式，其发展过程的 “工具化”特征也深刻体现出来。“个性至上”、“理性至上”、“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等是现代竞技体育产生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深人的时候，这些思想基础又以更为现实的途径构建起竞技体育的发展体系。这一过程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取向等不断作用到竞技体育文化机体中，并在各种外力的作用下，使原有的价值空间被不断设定，如权力、经济、科技、政治、市场等空间。这些价值空间在设定之初，就已经被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主体，并“合法地”认定了等级，规定好他们的行为模式、权利与义务，这样就造成了体育主体“合目的”倾向的最大化趋势。但这些价值空间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时刻处于不断的颠覆和重新设定中。各类利益群体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扩张着所属的价值空间和影响力，他们或积极或“迫不得已”地采取各种充满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实践手段。这样一来，原有的利益格局被不断打破，竞技体育也“自然而然”地被纳人到了“不断调和矛盾”的发展轨道上。当竞技体育权力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极大拓展时，所属主体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实践者，于是就产生了竞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制化发展的抉择。这些合力的交互作用，在使竞技体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系统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出现了与主体分离的趋势，因此产生了各种危机。以奥运会为例，伟大的权力和经济空间不断改造着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居功至伟或“至高无上”的国际奥委会是核心权力组织，随着奥运会全球化影响的深入，其权力空间在不断扩大;奥林匹克营销计划，即著名的“top”计划开启了奥运会整合全球资源的历程，其经济、市场空间成为常人难以涉猎“高端产物”;而寻求国际政治和举办国政治的支持，又使奥运会始终左右于“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两难境地之中。毋庸置疑，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是竞技体育全球拓展的重要资源，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那么 “纯粹”，其中夹杂着发展逻辑的变换或置换，这就使竞技体育的价值冲突和利益掌控呈现出集中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而当竞技体育从科学技术中寻求发展逻辑之时，参与主体的任何实践活动也在“大同”的模式中开始遵循技术的自律逻辑，“技术理性”也成为了竞技体育所遵循的主要原则。凸显其价值理性的主体在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从而也成为一种客体和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竞技体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体系。
第三，当利益空间大规模延伸和拓展时，整个竞技体育就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各类主体具有了明确的分工，当一类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要为其他群体利益的实现做出贡献。所以，在整个体育实践过程中，各类体育参与者都在客观上具有了满足他人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这成为竞技体育发展所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由于分工的客观存在和细化，参与者也成为整个竞技体育发展所需要的工具，尤其是当体育主体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时，又以积极的姿态促成新一轮的分工。今天，体育主体的利益已经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主体层面，这些主体无法回避当代竞技体育的伟大影响力，开始挖空心思地采取各种方式和风格去构建以体育为平台的民族发展契机。
于是，各种传统、民族的资源有了走向世界的新的平台，并上升到象征领域的高度去寻求获得一种“现代化”的身份。这种利益联结能力的广泛提升，使竞技体育的目的化倾向更加突出，不同身份的人群成为了体育主体，开始疯狂瓜分和占有原本已经拥挤不堪的利益空间。由此当代竞技体育的发展进人到一个悖论之中，多元主体在拓展体育发展空间和平台的同时，又重新制造出各种“利益空间”，使自身可能成为“异化了的对象”。竞技体育在我国的发展就呈现出这种独特性。就整体发展而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资源投入上都能够利用“举国体制”这一利器快速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但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整合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阵痛:体育体制、体育权力格局的更迭和变换，各种权力主体进一步分割着的拥挤空间;旧有的发展秩序被不断颠覆，新的秩序始终处于孕育之中;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部门改革、法制化发展的呼声日渐强烈等。由于新发展秩序有效性的缺失，体育人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由此造成了体育价值观、体育发展观、体育道德观的失落和混乱。而与此相应的是，在多重权力主体的运作下，竞技体育市场产生的经济空间已然被事先划定，各种主体利用“合法”身份采用各种非常手段”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身份是法律和国家权力机关赋予其的法律地位，表现出当然的合法性;而非常手段则表明中国竞技体育经济秩序的缺失，无法采取常规性的运作手段，表现出或然的非法性，这样就出现了令人迷惑的现象，在利益产生后面临诸多分配主体，“不公”成为各级或各类主体的共同诉求，各种围绕此种情况产生的难题也层出不穷，无法调和。这些都使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在不断的震荡中努力地寻求着新的发展路径。
2竞技体育“工具理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近些年，随着竞技体育工具性价值的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主体投人到了对竞技体育工具价值的恶性追求中，各种“异化”现象也应声而至。
第一，体育主体的否定性弱化了。人与动物和其他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存在物，是一种对现实进行不断否定的存在物。动物和其他存在物满足于自然给予它们的本质规定，它们永远不能超越自己的本性。今天的人类更加具有智慧，但也更加具有多样的需求。当竞技体育成为满足人类需求的存在物时，一些体育行为者也想当然地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这种工具性使体育主体不断超越自我，拓展着他们获得更多利益回报的美好愿望。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因受自身“工具性”的辖制，他们不得不要首先成为其他主体的“存在物”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样屈从于“工具价值”身份就成了无力改变的基本状况。运动员在今天竞技体育的联结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各种资源的有机整合都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成绩，这一过程本无可厚非，但当运动成绩和“利益”紧密联系时，多数运动员便成为了某种实验品或牺牲品，为了获取“世界认同”，大量运动员成为“铺路石”，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而当这种认同成为现实时，他们又被无情边缘化，成为“合法的淘汰者”。
第二，参与者的主体性被物化了。主体性是人的本质规定，它决定着竞技体育的发展，但当竞技体育被过度工具化了的时候，体育主体也成为了改造对象，主体性被物化在利益实现中，主体性价值也逐渐被湮没了。一方面，在对竞技成绩的绝对追求中，很多运动员丧失了全面接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在退役即面临“淘汰”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当代竞技体育过度的职业化、商业化趋向，“不可避免地站污了竞技体育的神圣，导致竞技体育服从于商业利益……竞技体育的参与者及相关人员屈从于利益的获得和分配，并为此不择手段，歪曲了健全的人格”。为此，何振梁撰文指出:“奥林匹克对职业运动员开放可能导致奥运会失控”，“过度的商业开放带来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滥用兴奋剂的根源是商业化(或政治)的考虑。它对奥林匹克起着消极的作用。它违背了体育的根本目的，损害了运动员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