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货币经营资本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货币经营资本范文1
关键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广义货币供应量;经济波动
1 引言
自2002年以来，随着境外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持续涌入，我国国内相继发生了房地产市场泡沫、股市上涨、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机构的“去金融杠杠化”趋势强化，外部冲击下的国内经济形势剧烈演变，潜入的短期国际资本又出现逆转势头，与之伴随着的是国内货币政策困境、人民币汇率波动、股指大跌，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因此，从当前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分析短期国际资本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科学而前瞻地研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关系，无疑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同时也可为妥善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提供重要思路。
2 文献回顾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比较缺乏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实体经济关系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1）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多元化资产配置效应。如edwards［1］，papaioannou［2］等。（2）资本流入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变量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本过度流入会导致宏观经济过热，具体表现为：一是引起货币扩张，增大通货膨胀压力［3］；二是导致实际汇率升值，恶化贸易条件［4］；三是影响总需求［5］。
梳理并综合目前国内关于短期国际资本的研究文献，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研究短期国际资本的估算方法。尹宇明、陶海波使用的计量方法为：短期国际资本规模=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私人非银行部门短期资本流入+以其它名义通过正常渠道流入的短期投机资本［6］。唐旭、梁猛认为，短期国际资本从贸易渠道流入的成本较大，短期国际资本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的利润留存、外国直接投资折旧和外资投资企业的外债等三个渠道流入中国［7］。
第二类文献主要分析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影响因素。代表性文献有：王世华、何帆发现，人民币升值预期是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也会吸引短期国际资本流入［8］。张谊浩、裴平、方先明的研究结论认为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大陆除出于“套利”动机外，还出于“套汇”和“套价”动机［9］。
第三类文献主要分析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对我国资产价格的影响。刘莉亚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显着推动住宅价格尤其是豪华住宅价格指数的上升［10］。张谊浩、沈晓华发现，人民币升值和上证综合指数上涨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原因，但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并不是上证综合指数上涨的原因［11］。
国内外研究成果对本文的实证分析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但考虑到目前的文献尚缺乏针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内实体经济，特别是与经济增长率波动关系的专门成果，这与中国当前经济稳健运行的现实要求极不相符。为此，本文将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影响机制，以及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
3 理论模型
根据货币供给的乘数理论，假设在短期内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外生变量，货币供应量主要由基础货币供应量(h)与货币乘数(λ)共同决定。假设，短期国际资本对广义货币供应量影响的滞后期及广义货币供应量对产出影响的滞后期分别为a、b。在t期，广义货币供应量表达式如下
由（13）式可知：当短期国际资本流动scft-a-b0，若t+1-a-b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高于t-a-b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经济增长率会上升；反之，则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本模型推导过程中隐含着短期国际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即短期国际资本主要通过直接影响广义货币供应量来影响产出变化。。
4 样本选择及其描述
结合近年来国内经济的实际状况，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本文选择2000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广义货币供应量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所涉及的数据均来源于wind资讯系统。1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
本文运用价格指数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处理得到不变价格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由于不变价格国内生产总值季度数据是一组具有较强季节特征的时间序列数据，这里对其进行季度调整，调整后的数据作为2000~2008年每季度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利率市场化程度低，参照第二部分理论模型的推导结论，本文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短期国际资本对gdp进行传导的中间变量。2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scf）
本文参考并改进张谊浩、沈晓华［11］计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规模的方法估算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具体测算公式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外汇储备增量-fdi-正常的贸易顺差
在计算正常的贸易顺差时，本文改用加权移动平均法。在确定权重时，首先算出2000~2004年各季度贸易顺差的估计值，贸易顺差估计值的确定方法为：当期季度贸易顺差的估计值=当期季度前四个季度贸易顺差估计值的移动平均值，例如2000年第一季度贸易顺差估计值为1999年四个季度贸易顺差的均值，2000年第二季度贸易顺差的估计值为2000年第一季度贸易顺差估计值和1999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贸易顺差的均值。然后将各季度实际的贸易顺差除以对应时期的贸易顺差的估计值，将这些比率的均值确定为权重。经计算，权重为1.16。基于2000~2004年我国贸易顺差的变化比较平滑，2004年以后我国的贸易顺差出现较大的波动，本文认为2000~2004年统计的贸易顺差额为正常贸易顺差，2004年以后，统计的贸易顺差中含有大量的短期国际资本。此外，考虑到在人民币升值时，以美元计量的贸易顺差会有所扩大，为消除人民币升值对所估算的正常贸易顺差额的影响，本文采用汇率修正，以人民币计价各季度贸易顺差金额。3 经济增长率（gdp_r）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scf_r）
本文中各季度经济增长率（gdp_r）的计算公式是：本期经济增长率=（季度调整后本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季度调整后上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1）×100。各季度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scf_r）的计算公式是：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a×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上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当本期和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都大于零，或者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小于零且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大于零时，则a=1；当本期和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都小于零，或者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大于零且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小于零时，a=-1）。经上述方法计算出的我国经济增长率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走势参见图1。
5 实证检验
表1给出所有相关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由表1可知，对于变量gdp、scf和m2的水平值序列，adf检验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这说明三个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同时，对于这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adf检验都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存在的原假设。根据以上检验结果，可认为这三个变量都是单整变量。同时，对于变量gdp_r和scf_r的水平值序列，adf检验在1%的显着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该结果说明这两个序列是平稳的。
5.1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dgdp、dscf和dm2三变量均为平稳序列（见表1），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根据sc和aic准则确定滞后期为2，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量（dscf）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量（dm2）的granger原因，但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量（dm2）不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量（dscf）的granger原因；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量（dm2）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变化量（dgdp）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量（dscf）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变化量（dgdp）之间不存在显着的granger因果关系。可以证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不会对国民生产总值产生直接效应，但会通过影响广义货币供应量，进而对国民生产总值产生间接效应。该实证结论部分可以佐证前文理论模型中短期国际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2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与经济增长率2.1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确定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波动率（scf_r）和经济增长率（gdp_r）这两个序列平稳的基础上（参见表1），本文运用2000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对两个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是经济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但是经济增长率不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granger原因。2.2 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为分析经济增长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突发性变化的反应，本文利用var（2）模型给出经济增长率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脉冲响应图形和方差分解图形，分别见图2和图3。
经济增长率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交叉响应函数表明（见图2），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非预期变化将迅速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直至消失。但是，经济增长率发生变动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影响不显着。
图3结果显示，造成经济增长率发生剧烈波动有20%左右是由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异动引起；同时，经济增长率发生剧烈波动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不大。
6 结论
本文构建起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理论模型，并运用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实体经济的渠道是：在短期内，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显着引起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又会显着导致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同时结合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动将引起经济增长率发生波动，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通过方差分解，本文还发现造成经济增长率发生剧烈波动中有约20%是由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发生异动所致。
参 考 文 献：
［1］edwards s. capital controls, capital flow contractions, and macroeconomic vulnerability［r］. nber working paper, 2007.
［2］papaioannou e. what drive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s? politics, institutions and other determinan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88(2): 269-281.
［3］filer l h. large capital inflows to korea: the traditional developing economy story［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4, (15): 99-110.
［4］athukorala p c, rajapatirana s. capital flows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sia and latin america［r］. the world economy, 2003, 26(4): 613-637.
［5］celasun o, denizer c, he d. capital flows,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turkish case, 1889-1897［r］.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1999.
［6］尹宇明,陶海波.热钱规模及影响［j］.财经科学,2005,(6):131-137.
［7］唐旭,梁猛.中国贸易顺差中是否有热钱, 有多少［j］.金融研究,2007,(9):1-19.
［8］王世华,何帆.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j］.世界经济,2007,(7):12-19.
［9］张谊浩,裴平,方先明.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及其动机——基于利率、汇率和价格三重套利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07,(9):41-52.
货币经营资本范文2
关键词春秋战国商人资本历史作用
作为前资本主义的商人资本，是一个非常广袤而幽邃的历史领域。它“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从广义上说，商人资本不仅仅指商品经营资本，也包括商业利润在内。它在流通领域的运动公式与简单商品运动公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不是商品——货币——商品，而是货币——商品——货币（货币增殖）。在这里交换价值的独立形态——货币是商人资本的出发点，交换价值的增殖即获取商业利润是它的全部活动的动机和决定的目的。这种商人资本在我国商周时代已有其端绪，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则有长足发展，第一次在历史长河中卷起洪波巨澜，猛烈地冲击着各个社会领域，成为推进社会急剧变革的杠杆之一。本文仅就这个时期商人资本的来源、流向及社会影响略作探索，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春秋战国时期以富商大贾作为典型化身的商人资本，通过在流通领域的中介作用，积聚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家累千金”，“赀拟王公”者比比皆是。这些富商大贾通过中介商品流通不仅使各个生产部门互相结合起来，把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且通过攫取生产的余额，使货币发展为资本。贱买贵卖，是其商业活动的规律。这种不等价交换正是商人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具体说来，它一般表现为下面三种营利方式。
1.辗转异域，远程贩运
富商大贾舟车并用，辗转异域，进行远程贩卖性商业活动，可视为在当时列国并立的政治环境中从事的“国际”贸易。进行这种贸易活动的条件在当时已经基本具备了。首先，诸侯各国为着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兵戎相见之余，还得对列国间商旅贸易往来网开一面，实行开放与扶植的优惠政策。如卫国“务材训农，通商惠工”〔2〕。晋国“轻关易道，通商宽农”〔3〕“齐桓公”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4〕，并在葵丘之会订立“无忘宾旅”、“无遏籴”〔5〕的盟辞，大力清除列国间通商的障碍。郑国还与商人立下惠互利的盟誓，楚国给个别商人以部分免税特权，即使战国中后期开始严厉互抑商的秦国，也对这种“国际”贸易持肯定态度，故秦宫可以得到不产于秦而又为秦所藏的大量珍奇玩好。正因为列国鼓励和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往来，才为一些富商大贾进行远程贩运创造了条件。其次，比西周时期远为发达的水陆交通把列国各大经济都会连为一体，形成一个庞大的销售市场，给商贾们西行周，北至晋，南下楚，东适齐造就了一个可以纵横驰骋的营利大舞台。再次，各国金属货币的铸行，尤其是从春秋中晚期开始黄金成为流通领域功能齐备的重要货币，为富商大贾跨越国界进行远程贸易提供了便利。这样，商贾们就可以不受地域以至国别的限制，“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①贵”〔6〕，牟取高额商业利润。
古代交通工具的落后，致使远程贩运的货物通常只是体轻价昂如珠玉一类奢侈品和此有彼无的地方土特产品。如《荀子·王制》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qū＠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中原市场集散的贸易物品来自四面八方，种类还是相当丰富的。春秋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第一个从事远程贩运的大商人是郑国的弦高。前627年，弦高将西市于周，道遇秦师袭郑，当即“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7〕，表示郑国早有防备，迫使秦军回师灭滑而还。弦高犒秦之物即是皮革、牛以及璧玉等贩运商品。战国时阳翟大贾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8〕，也是靠长途贩运起家的。做这种买卖的大商人名不见经传者当不在少数。如1957年在安徽寿县花园发现的两组鄂君启节，就是楚怀王发给贵族鄂君启经商的优待通行证。节上规定：陆路运输的车数一次不得超过五十辆，如用畜力或人力运输，每十匹牲畜或二十个背子当一车；水路运输的船数不得超过一百五十条，并且不得载运马、牛、羊一类商品。在这些规定内，凭节可免税。其经营活动范围涉及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广西等省，所过城邑达二十余个〔9〕。楚国地处“江淮以南，无冻馁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0〕，商品经济远不如中原地区发达，还有鄂君启这样受到一定限制的大规模的远程贩运，其他各国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进行远程贩运，尽管千里迢迢，多有艰险，但商业利润却是很高的。时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11〕。这十分之二的资本利润（毛利）率为春秋战国时代从事工商业的一般利润率，而远程贩运比这一般工商利润率要高得多。《墨子·贵义》云：“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徙”与蓰通，是五倍的意思。这说明远程贩运的商业利润高达一倍到五倍，比从事其他工商业更赚钱。因此，不少富商大贾不远千里，周流四方，“转毂以百数”，“贳贷行贾＠③郡国”〔12〕，利用不同地区物价的差额买贱卖贵，把远程贩运作为牟取厚利的主要经营方式之一。
2.乐观时变，囤积居奇
除远程贩运外，商人资本在流通领域营利的又一主要方式是囤积居奇。这是由于“政有急缓，故物有轻重，岁有败丰，故民有羡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下调，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13〕囤积居奇，无需长途跋涉，往来奔波，只要有足够的商品经营资本，又能准确把握市场商情的变化，即可坐地生财，卒成巨富。《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饶益。”又《仲尼弟子列传》云：“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集解云：“废举谓停贮也。夫物贱则买而停贮，价贵则逐时转易，货卖取资利也。可见子贡的“饶益”途径不过是买贱卖贵、囤积居奇罢了。范蠡“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14〕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故岁孰毂，予之食。”〔15〕他们都是采用的这种牟利手段。从表面上看，这种买卖赢利不过十分之一左右。比当时的一般利润率还要低，但由于经营的物品多为粮食、六畜、丝漆一类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生活必须需品，因而具有较为广大的销售市场，只要经营得法，也是可以获取“什伯其本”的高额利润的。
当然，搞囤积居奇的买卖，没有足够数量的周转资本不行，但有了资本单凭侥幸取胜的心理，没有审时度势的营利眼光也不行。如果说远程贩运主要是利用不同空间物价的差额以牟利的。子贡“与时转货赀”，范蠡“候时转物。”白圭“乐观时变”，无不重视一个“时”字，这实际上已多少带有探索经济规律的性质了。
第一，“时”所体现的生产与交换的关系。范蠡等人强调的“时”，首先是指农业经济形势的变化。他说：“太阴（指岁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16〕白圭亦云：“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17〕他们利用岁星纪年与五行关系的学说来探索农业丰歉的规律，当然谈不上多少科学性，但他们注意到农业生产的丰歉是制约“积著”的决定因素，却反映出相当精明的经济头脑。只有把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联系起来统筹兼顾，才能在商品交换中达到“积著率岁倍”的目的。
第二，“时”所体现的市场供求关系。范蠡认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18〕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根据生产形势的变化，及时观察商业行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市场的供求规律。在预测商业行情变化的基础上，积贮物资以将来迫切需要者最为有利可图，所谓“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是也。掌握了市场供求变化的规律，就敢于“人弃我取”，达到“人取我与”的营利目的。
第三，“时”所体现的物价涨落关系。在范蠡看来，物价的涨落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因此经营者要有“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胆识和勇气，“务完物”（妥善保管货物），“无息币”（加速资金流转），把握物价涨落的趋势，及时抓住买进卖出的有利时机，此即白圭所说“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同时，还要不贪求过分的高价，即“无敢居贵”，要从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中来增加利润，做到“财币欲其行如流水”〔19〕。这就叫做“良贾不与人争买卖之贾（价）而谨司时”。〔20〕
由此看来，囤积居奇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商业投机活动，它需要准确把握生产与流通的连动关系，预测市场变化的客观规律，精通商品营销的微妙技巧，才能达到“乘时射利”〔21〕的目的。所以白圭曾自诩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22〕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3.亦工亦商，产销合一
商人资本一般只独立活动于流通领域，但也有可能逐渐侵蚀生产本身，是时亦工亦商的经营者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商人资本的“贱买”环节便被直接剥削劳动者以压低商品生产价格的过程所取代，而“贵卖”则是在大规模的自行运销过程中，通过剥削消费者得以实现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盐铁生产部门表现较为突出。因为盐铁产品是民众不能自给而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得到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所以这种耗资巨大，需用人力甚多，但销售市场广阔的大手工业就成为商人资本牟取暴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投资场所。例如猗顿原为鲁之穷士，“耕则常饥，桑则常寒，……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23〕以后他又投资经营池盐之产销，成为一个兼营大手工业的大商人。又如“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24〕。从其后辈所承袭的经营方式来看，这些工矿企业主也应具有亦工亦商的双重身份。如蜀卓氏“致之临邛，大熹，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25〕；“程郑，山东迁虏也，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宛孔氏迁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26〕。可见他们生产的产品并未直接卖给别的运销商，使自己脱离流通领域，而是自产自销，其利润也主要是通过运销来获取的，甚至销售市场的状况还制约着生产的发展。如蜀卓氏迁蜀之时，不愿身处其地“狭薄”的葭萌，乃求远迁临邛，主要考虑到那里“民工于市，易贾”〔27〕，才作出远为迁徙的选择。这种企业的生产规模一般比较大，所役使的劳动者的社会构成也相当复杂。据《盐铁论·复古》载：“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从齐国“聚庸而煮盐”〔28〕和蜀卓氏”富至僮千人”〔29〕的情况来分析，这些“依倚大家”的“放流人民”中应是雇佣劳动与奴隶劳动并存的。可见商人资本向生产领域渗透，采取产销合一的经营方式，反映了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商品经济的不成熟性，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商人支配生产的情况是截然有别的。
以上我们考察了商人资本的三种营利方式，说明富商大贾是怎样通过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来获取高额利润的。但是，“商人资本按其使用机能来说，分成商品买卖的预付资本及商品运送与保管的预付资本，因此，产生了商人资本利润的两个组成部分：由买卖价格间的差额而形成的固有商业利润及由于剥削担任商品运送与保管职务的工人而获得的利润”〔30〕。关于商人资本怎样在流通领域榨取为其役使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情况，这里也略作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富商大贾在商品的运送、保管乃至交换的过程中所役使的劳动者主要有雇工、奴隶和伙计。云梦秦简《治狱程式》中涉及到的“市庸”，应该就是为富商大贾役使的雇工。白圭“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刁闲收取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31〕，则是以剥削奴隶劳动发家的。至于伙计制度在当时也出现了。史载，“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32〕这些学事富家的洛阳街居贫民，范文澜先生认为就是大商人使用的“伙计”〔33〕。榨取这些不同类型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即是商人资本利润的另一大来源。
从商人资本这两方面的利润来源来看，它代表的是一种掠夺制度。这既是由当时封建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也是与之相适应的。“只要商人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34〕子贡“常相鲁卫”〔35〕，范蠡离开越国后曾为齐相，白圭也做过魏相，他们都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搞囤积居奇的买卖，自然能象鄂君启那样享有减免税收等多种特权，比别的自由商人更容易赚钱。一些与官爵无缘的大商人则通过贿赂达官贵人，以便从官府那里捞到好处。如绛之富商“能行诸侯之贿”〔36〕，刁闲也不惜“连车骑，交守相”，宛孔氏则“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赐与名。然其赢过当，愈于给＠④啬，家致富数千金。”索隐云：“谓孔氏以资给诸侯公子，既已得赐与之名，又蒙其所得之赢过于本资，故云‘过当’，乃胜于细碎俭啬之贾也”。〔37〕这种官商合一或相互勾结的做法，无疑是一种隐蔽的掠夺手段。至于商品贸易过程中的欺诈成交，更是商人资本掠夺本性的反映。《韩非子·说林下》载：“宋之富贾有监止子者，与人争买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而理其毁瑕，得千镒焉。”监止子利用卖璞玉者不识其真实价值这一弱点，玩弄卑鄙手段，买得璞玉，经过加工变卖赚取了高达十倍的商业利润。又如“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马。”〔38〕一个“间”字正好反映出戎王与市场隔绝，不知缯物与牛马交换价值，乌氏倮巧妙地利用这一点与其交易，结果也嫌得十倍其本的高额利润。由此看来，商人资本利润的来源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掠夺性的一面，而且通常是以掠夺性为其主流的。（版权所有）
二
春秋战国时期商人资本的发展，产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暴发户。“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39〕。那么，商贾们赚取的巨额商业利润具体是如何使用的？或者说流向怎样？这个问题过去往往被忽略，以至妨碍了我们对商人资本的全面认识。在这里，我们准备对商人资本利润的流向问题分成生息性流向与消费性流向两个方面来谈。
1、生息性流向
（1）扩大商品经营资本
商人资本的根本目的是不断追求更多的财富，因而它只有在不断的循环运动中才能实现其滚雪球般的增殖。“‘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功）也。”〔40〕这个道理商贾们是懂得的，所以他们决不会使已有的商品经营资本停止运动而肆意挥霍掉，相反，他们还会把一部分商业利润追加到商品经营资本中去，以获取更多的货币财富。如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并未就此中断商品经营资本的运动，“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遂至巨万。〔41〕尤其是一些本小利微的买卖，商业利润恐怕大多投资到经营方面去了。因而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胃脯（卖羊肚），简微耳，蜀氏连骑”〔42〕。可见商人只有通过连续追加商品经营资本以不断重复为卖而买这一行为，才会加速货币财富的积累。
这里还有必要讨论一下春秋战国时期有无商人资本流向土地的问题。从现有材料看，尚无这方面的直接证据。但“以未致财，用本守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个时期不能说不会发生。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耕于海畔，苦身戳力”〔43〕，这用于耕种的土地很可能就是买来的。而且范蠡后来似乎还做过土地买卖的生意，他说：“阴且尽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44〕这说明当时确有商人资本流向土地的可能。只不过由于土地私有制正在形成过程中，这种情况还比较少见。
（2）经营货币借贷
货币借贷也是一种古老的资本形式。恩格斯说：“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45〕先秦时期的借贷产生于西周，到春秋战国便盛行开来，形成了粮食借贷和货币借贷两种形式。而货币借贷也可分为两类：“一是常利借贷，一是高利贷。所谓“子贷金钱千贯（百万）”，年利率为“什二”，一年便有“千户之君二十万”〔46〕的同等收入，就属于与经营工商业一般利润率相同的常利借贷。多于“什二”之利的货币借贷则是高利贷。《管子·轻重丁》说到齐国货币借贷的利息在北方是20％，在南方是50％，前者是常利借贷，后者则属于高利贷。高利贷的主要对象是小生产者：“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而上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47〕。“倍贷”即利息率为100％，这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了。曹邴氏”贳贷行贾＠③郡国”，是一个既经商又放债的人物。冯huān＠⑤在薛邑烧毁债券后对孟尝君说：“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其子民，因而贾利之。”〔48〕冯huān＠⑤把孟尝君放债看作与商人一样的求利行为，足见当时富商大贾经营货币借贷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商人资本向高利贷资本转化，是实现其自身增殖的重要流向之一。
2、消费性流向
富商大贾拥有的财富是巨大的，其消费水平之高也是惊人的。就其家庭消费支出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必需的生活费用，包括衣、食、住、用、行等多方面的消费支出。商贾们未成巨富之前，生活并不十分优裕。如范蠡言其长子“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49〕白圭亦“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50〕，紧缩生活开支。但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和扩大，商贾们的生活就愈益讲究并奢华起来。范蠡说他小儿子“生而见我富，乘坚策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吝惜。”〔51〕此时商贾们“金玉其车，文错其服”〔52〕，“衣食之欲，恣所美好”〔53〕，生活是极其气派的。这种奢移生活与劳动人民的贫困形成巨大的社会反差：“富者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shù＠⑥褐不完，hán＠⑦菽饮水。”〔54〕尽管富商大贾发财致富后生活极端奢侈，消费支出增多了，但在整个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却未增大，而是越来越小，这与劳动人民生活需用占消费结构的绝大部分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类是家庭经营费用。它包括的范围很广，主要有家务劳动，养老育幼，文化娱乐等多方面的消费支出。从《商君书·垦令》“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斯，舆、徒、重（僮）者必当名”的记载来看，他们的家务劳动大概是有一定分工的奴仆们去干的。这些奴婢的生活费用和劳务开支，即成为家庭经营费用中的一部分。养老育幼，保障家庭成员的生命安全，培养子女的谋生技能，也属于这类开支。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关进监狱，他以千金之财设法营救，以其长子吝惜钱财未能奏效，但还是花去数百金的家产。至于文化娱乐活动可以满足商贾们多种生理和心理需要，他们在这方面的消费支出就更为可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55〕这不可能是一笔小数目的开支。“临＠⑧甚富而贵，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56〕。富商大贾参与“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尚属正当的娱乐活动，而“斗鸡走犬，六博蹋鞠”则在娱乐之中增加了不少挥金如土的赌博成份。还有的商贾携狎妓，寻求刺激，生活相当糜烂。时有“赵女郑姬，设形容，xiē＠⑨鸣琴，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57〕这种富厚之家必有不少富商大贾在内，成为赵女郑姬出卖色相的追逐目标。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色善舞者与居”〔58〕，时称“美人之贾（价）贵，……买之三千金”〔59〕，他不花一笔大价钱是不会把赵姬占为已有的。把上面这些开支合起来，就是一笔庞大的家庭经营费用。
第三类是有关维系家庭社会地位的开支。不管富商大贾处在何种社会形态之下，都不免要受到国家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为了巩固并提高自己的家庭经济地位和社会政治地位，他们还得花钱来应付各方面的利害关系。郑国的商人能得到政府的优惠待遇并取得同盟者的社会地位，不在财力上对国家予以支持是不行的。如弦高犒秦，竟能以国君之礼使秦师深信不疑，这应是一笔巨大的财力支出。“楚国之法，商人欲见于君者，必有大献重质而后得见”〔60〕。既曰“国法”，必是由来已久，这说明商贾与国君之间也是有经济联系的。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自己风光了不说，还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61〕。范蠡居齐，曾一度“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62〕，后居陶，“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63〕，这些表示也不会白费，及其次子被杀“丧归”，“邑人尽哀之”〔64〕，颇有点休戚与共的情味。可见富商大贾为维护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是需要一大笔消费支出的。
作为家庭消费结构中的三类支出，第一类是基本的，到了一定程度便会相对稳定下来，在商人资本利润的消费流向中所占的比例一般越来越小。第二类和第三类支出在不同的家庭之间差距很大，而且变动也很大。但二者结合起来通常在家庭消费结构中占绝大部分。然而，不管富商大贾以何类支出作为主要消费方式，但都表现出奢侈性的浪费特征，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协调的。
三
前面我们考察了商人资本的来源与流向，侧重于说明商人资本自身的运动过程。但商人资本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运转，对社会发生什么影响？有什么历史作用？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研究。
从商人资本运动的目的来看，它并不是为购买者或生产者服务，而是为了增殖货币追逐利润。它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取超额的商业利润，本质上代表的是一种掠夺制度。但从客观上说来，商人资本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不可抹杀的。这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从春秋时期开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各国先后进行田制和税制的改革，作为农村公社份地制的井田制趋于瓦解，逐渐改变了先前“三年一换土易居”的公有性质，开始向小农土地所有制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个体小农为了缴纳国家沉重的赋税，并购买自己的生产生活必须需品，常常把自己的耕织产品较多地投入市场，不免遭受商人的中间剥削。尤其是一遇水旱饥馑，生活难乎为继，“又称贷而益之”〔65〕，或者“倍贷以给上之征”〔66〕，忍受高利贷的重利盘剥。这样，个体农民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土地买卖也会随之发生，封建土地私有制终于最后确立下来。可见，“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愈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愈加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愈深，公社也就愈加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67〕当时社会经济结构所发生的这场重大变革，商人资本所起的催育作用无疑是社会进步的杠杆之一。
第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资本在流通领域的广泛活动，不断扩大了商品市场，到处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只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发展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这对闭塞的停滞不变的自然经济体系来说，不啻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使手工业得以充分开发自然资源，进一步扩大商品生产，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而且使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增强了小农经济的自我调适能力。是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粟；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⑩茜，千畦＠①①＠①②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68〕这种农副产品大规模的专门化生产，正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突出表现之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
第三，加速了贵族等级制度的松解。富商大贾以其雄厚的财力与社会上层广泛交游，不断寻求政治支持，从而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他们“无秩禄之奉，爵色之入，而乐与封君比者”，并不满足这样的“素封”〔69〕地位，还要千方百计跻身于政治舞台。“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贷得”〔70〕，金钱成为打开贵族政治大门的武器。象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不惜重金作政治交易，还爬上了秦国卿相的宝座。而不少贵族、官僚也直接参与经商活动，孜孜求利，使社会再也不好继续贱视商人了。“卫国苟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71〕，工商业者已成为关系国家政治大局的依靠力量。过去“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72〕，现在士农工商皆为“国之石（柱石）民”〔73〕，贵族等级制度的堤＠①③被冲毁了。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重新整合，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
当然，我们在看到商人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商人资本的积累以其巨大的诱惑力，致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74〕，到处笼罩着逐利的烟云。连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文学之士其价值观念也不免因此发生动摇。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75〕。结果“其流致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76〕，这就严重削弱了小农经济这一封建制度的基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法律的尊严受到严峻的挑战。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者，没于赂遗也”〔77〕，使国家机器出现严重的功能障碍，法治和教化更趋恶化。“其在闾巷小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也。”〔78〕礼法制度对社会的约束力被极大地削弱了。由于商人资本的发展所产生的这一系列社会矛盾，封建统治者无力予以解决，就只好“困末作而利本事”〔79〕，实行严厉的抑商政策，以确保社会的安定和统治的稳固。这就使中国商人资本一开始就面临着悲剧性的命运，它没有也不可能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1〕《马恩全集》第25卷第363页。
〔2〕《左传》闵公二年。
〔3〕《国语·晋语四》。
〔4〕《国语·齐语》
〔5〕《孟子·告子下》。
〔6〕〔73〕《管子·小匡》。
〔7〕《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8〕〔58〕《史记·吕不韦列传》。
〔9〕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
〔10〕〔12〕〔15〕〔17〕〔18〕〔19〕〔22〕〔24〕〔25〕〔27〕〔29〕〔31〕〔32〕〔37〕〔38〕〔41〕〔42〕〔46〕〔50〕〔53〕〔55〕〔57〕〔61〕〔63〕〔68〕〔69〕〔74〕〔75〕〔77〕〔78〕《史记·货殖列传》。
〔11〕《史记·苏秦列传》。
〔13〕《管子·七臣七主》。
〔14〕〔43〕〔49〕〔51〕〔62〕〔64〕《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16〕〔44〕《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
〔20〕《战国策·赵三》。
〔21〕《史记·平准书》集解。
〔23〕《孔丛子·陈士义》。
〔25〕〔54〕〔76〕《汉书·食货志》。
〔28〕〔39〕《管子·轻重甲》。
〔30〕巴克《一部关于封建农奴制俄国商人资本的研究作品》，见《史学译丛》1954年第3期。
〔33〕《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79页。
〔34〕《马恩全集》第25卷第369页。
〔35〕《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36〕〔52〕《国语·晋语八》。
〔40〕《韩非子·五蠹》。
〔45〕《马恩选集》第四卷，163页。
〔47〕〔66〕《管子·治国》。
〔48〕〔56〕《战国策·齐四》。
〔59〕《战国策·韩三》。
〔60〕《韩诗外传》卷八。
〔65〕《孟子·滕文公上》。
〔67〕《马恩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70〕《韩非子·亡征》。
〔71〕《左传》定公八年。
〔72〕《左传》桓公八年。
〔79〕《韩非子·奸劫杀臣》。
注释：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敖加隔去左边
＠②原字为红去工加去
＠③原字为遍的繁体字。
＠④原字为纤的繁体字。
＠⑤原字为马加鹳去鸟
＠⑥原字为衤右加豆。
＠⑦原字为口加含
＠⑧原字为艹下加甾。
＠⑨原字为扌右加契。
＠⑩原字为后的上部加巴
＠①①原字为姜的繁体字。
货币经营资本范文3
当前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各个企业组织机构等要想立足市场，务必要树立竞争意识，以此才能面对挑战规避各种金融风险及经营管理风险。另外，商业银行同样属于金融企业，并主要以货币业务处理作为主营业务，所以它的经营业务更为广泛，这不仅是因为货币本身性质具备流动性，同时也因为伴随我国及全球化经济的迅猛发展，其管理需求也在同样提升，为此才能为客户、用户提供优越的服务。
一、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管理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融资渠道不足
当前来说，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面临的是资金筹措现状不佳，主要体现为投资成本偏高，故而在实践经营中很难获取价高效益。另外由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主要以货币为业务拓展对象，所以其业务相对集中、面临的风险就更大。虽然在国家行政政策的主导下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在货币存贷方面占据较大优势，但是由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变革作用，不少传统转型类的工业企业在建设过程中向银行借贷中出现较多客观问题，使得商业银行积聚大量不良贷款，从而致使商业银行实则盈利能力大幅度下调、核心资本比例过大，甚至连带商业银行的附属资本产业也出现管理不善的现象，并且银行的各项资源、资本等也在不断损益；而商业银行仅仅凭借货币展开的信贷业务来源维持自身经营显然是不够的，同时仅凭借股票融资去解决现有问题有很难使资金筹措获得应有的主动局面。
(二)自身发展为主、国家利益为后
可以说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及规模壮大与国家下达的政策密切相关。而伴随当前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及作用深化，我国商业银行在竞争浪潮中多数处于被动局面，为了使自身在金融界立足并稳定经营与发展，就要加强自身执行管理效能。同时，由于商业银行经营业务是始终围绕货币业务展开，所以商业银行是经营风险较大的机构，它理应比其他行业更要具备风险管理观念。但是当前国内不少商业银行机构在管理方面的服务质量体现常常令人堪忧，加之内部管理执行能力不强，并且多数商业银行均是国有控股，为了维持自身经营资本的稳定，多数依赖国家填补一些旧账、坏账、呆账等，给国家发展带来了阻碍作用，同时自身发展由于内部控制管理不善使得自身管理效率与质量始终处于低下状态，即发展道路任重道远。
(三)操作风险的意识及观念不足
不管国有企业、还是工商企业或是金融企业等，每个企业的终极目标都是以盈利为主，这同时也就是财务管理的目标，尤其是对于商业银行这类资本运作性较强的企业，更应该认识到财务管理目标的应用的重要性，而且要规划长期的财务管理目标。由于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相较于发达国家来说相差很大，所以较长的时间内我国企业的财务目标只能确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前，国内金融机构竞争越来越激烈，金融机构内部的追求利润也越来越强烈，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追求利润不能忽视风险。我国的商业银行在操作风险管理方面起步较晚，导致对操作风险的研究和认识还比较浅，被动式、防御性的操作风险控制仍占主导。
二、解决对策
(一)强化融资渠道、寻求利润点
在当前我国的激烈金融市场背景下，银行应当改变被动的股票融资局面，这不仅是由于当前负载型资本过剩，同时为了良好控制自身经营也应当规范我国债券市场不良风气，努力寻求利润点，实现资产证券化。商业银行可结合地方自身商业银行经营管控特点细致研究《巴塞尔协议iii》，以此逐步改善自身经营方式；另外《协议》中也明确指出我国在2019年会逐步进入资本消耗较少的经营时代，因此为了处理好经营融资筹措难题，就要改变当前经营模式，加强操作风险强化与控制，树立科学风险管理观念。
(二)加强现代管理、提高综合竞争力
现代企业管理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管理。为此商业银行机构应当结合自身企业文化及金融经营理念，建立科学绩效测评奖惩机制，以此实现监督与管理的促进作用，利用定期业绩考核方式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自我约束性。另外，当前时势要求所需，商业银行务必要重点培养业务处理能力靠前、风险管理能力的综合性人力，以此才能在根本上提高核心竞争胜利。一方面是要设法留住人才，加强业务技能深化及培养，另一
转贴于
方面要后续储备人才，结合现有人才的各项工作处理能力展开明确分工、安排部署、提高其薪酬待遇，并以具体的绩效测评奖惩管理机制去约束与鼓励，以此在满足人才的工作创造力与丰厚待遇的情况下，实现商业银行与员工的共赢发展。
(三)强化内控机制、提升自身风险规避能力
当前来说，预警形式及主动形式的风险识别的研究情况还处于完善阶段。同时，由于国家地产类项目及相关资本产业也处于活跃阶段，导致金融市场空前活跃状态。为此，商业银行应当结合自身产业特点，建立内部财务控制机制及各项监督管理机制，以此才能处理好机构内的财务预算、核算、以及结算等各个阶段的财务业务，强化现金流量管理，使得财务信息质量及可靠程度有所保障，进而促进了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提高了风险规避效能，为建立起良好内部会计控制实施环境作出铺垫，最终促进企业稳定经营。此外，当前商业银行由于货币业务经营范畴较广，完全依靠内控环境下计算机业务处理还不够，应当全面推广电算化业务处理、建立erp财务决策系统、为实现会计信息网络化工作进程建立基础保障，以此才能便于处理种类繁多、次数品多、大量金额的财务货币业务，建立起良好的客户合作渠道，促进商业银行克服当前挑战，迎来重大机遇。
三、结语
货币经营资本范文4
基础会计借贷记账法
借贷记帐法起源于13~14世纪的意大利。最初，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借贷资本家”从贷主处借入款项，并计入贷主名下的贷方，归还记借方;将款项贷出时，计入借主名下的借方，收回记贷方。贷主名下所记内容表示的是“借贷资本家”债务的增减变动，借主名下所记内容表示的是“借贷资本家”债权的增减变动。这时，“借”和“贷”分别表示借贷资本家与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以后的几百年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借贷记账法又经过了热那亚阶段和威尼斯阶段，借贷记帐法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借”、“贷”两字逐渐失去其本来含义，变成了纯粹的记帐符号。记录的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货币资金的借贷业务，而是逐步扩展到财产物资、经营损益和经营资本的增减变化，并广泛应用于许多行业。随后，借贷记账法传遍欧洲、美洲等地，成为世界通用的记账方法。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 帕乔利的《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一书问世，标志着借贷记帐法正式成为大家公认的复式记帐法，同时，也标志着近代会计的开始。卢卡 · 帕乔利被称为“近代会计之父”。
基础会计借贷记账法的账户结构
由于“借”、“贷”记账符号对会计等式两方的会计要素规定了增减相反的含义，因此，可以设置既有资产性质的账户，又有负债性质的具有双重性质的账户。比如，“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可以合并为一个账户，“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也可以合并为一个账户。
双重性质账户的性质不是固定的，应根据明细账户余额的方向来判断。如果余额在借方就是资产类账户，如果余额在贷方就可确认为负债类账户。如“应收账款”账户为资产类账户，“预收账款”账户为负债类账户，如果企业预收账款业务不多，可将其合并在“应收账款”账户中反映，这时“应收账款”账户则是一双重性质的账户。双重性账户的总账余额没有经济意义，即它既不表示资产数，又不表示负债数，反映资产和负债实有数额的资料，只能从双重性账户的各明细分类账户中分析获得。
基础会计借贷记账法的账户设置
在借贷记账法下，账户的设置基本上可分为资产(包括费用)类和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包括收入)类两大类别。
资产类账户的借方登记增加额，贷方登记减少额，一般为借方余额(账户余额一般在增加方，下同)。
资产类账户的期末余额公式为：期末借方余额=期初借方余额十本期借方发生额一本期贷方发生额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贷方登记增加额，借方登记减少额，一般为贷方余额。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期末余额公式为：期末贷方余额=期初贷方余额+本期贷方发生额一本期借方发生额。
基础会计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
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可以概括为：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第一，任何一笔经济业务都必须同时分别记录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账户中去;
第二，所记录的账户可以是同类账户，也可以是不同类账户，但必须是两个记账方向，既不能都记入借方，也不能都记入贷方;
第三，记入借方的金额必须等于记入贷方的金额。
借贷记账法是复式记账法的一种。它是以“借”、“贷”为记账符号，以“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会计等式为理论依据，以“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为记账规则的一种科学复式记账法。
借贷记账法以“借”、“贷”二字作为记账符号，并不是“纯粹的”、“抽象的”记账符号，而是具有深刻经济内涵的科学的记账符号。从字面涵义上看，“借”、“贷”二字的确是历史的产物，其最初的涵义同债权和债务有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借贷记账法得到广泛的运用，记账对象不再局限于债权、债务关系，而是扩大到要记录财产物资增减变化和计算经营损益。原来仅限于记录债权、债务关系的“借”、“贷”二字已不能概括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它表示的内容应该包括全部经济活动资金运动变化的来龙去脉，它们逐渐失去了原来字面上的涵义，并在原来涵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获得了新的经济涵义：
第一，代表账户中两个固定的部位。一切账户，均需设置两个部位记录某一具体经济事项数量上的增减变化(来龙去脉)，账户的左方一律称为借方，账户的右方一律称为贷方。
第二，具有一定的确切的深刻的经济涵义。“贷”字表示资金运动的“起点”(出发点)，即表示会计主体所拥有的资金(某一具体财产物资的货币表现)的“来龙”(资金从哪里来);“借”字表示资金运动的“驻点”(即短暂停留点，因资金运动在理论上没有终点)，即表示会计主体所拥有的资金的“去脉”(资金的用途、去向或存在形态)。这是由资金运动的内在本质决定的。会计既然要全面反映与揭示会计主体的资金运动，在记账方法上就必须体现资金运动的本质要求。
看了“基础会计借贷记账法”的人还看了：
1.借贷记账法有什么特点 基础会计之借贷记账法的特点
2.借贷记账法有哪些口诀 会计借贷记账法口诀
3.会计中的借贷记账法
货币经营资本范文5
一、财务报表分析及价值管理基础理论
财务报表分析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业语言，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简而言之，财务报表分析就是企业以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其他相关的会计资料为基础，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
价值管理的方法当然也有多种多样，通过不断的发展，目前比较适应社会和企业发展的价值评估的方法主要有资产法、市场法、权益法三种方法，而权益法是公认的最成熟，主流的价值评估方法。本文选择了权益法中的EVA评估法。
财务报表可以反映一定时期内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营运状况等，也可以看出一个企业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并对发展情况做出预测。价值管理的目标就是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股东作为企业的实际拥有者，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实际上也是促成企业长远发展关键的内容，通过财务报表分析视角下的价值管理将更加全面的为企业提供决策基础。因此，可以说财务报表是反映企业价值的基础和载体。
二、A公司财务分析和价值评估
1.A公司背景介绍及行业分析
A保险公司公司是一家经中国保监会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财产保险公司，公司主要经营财产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金保险和车险业务，同时也经营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险，以及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本文介绍的公司是对总公司下属的一个分公司。
2.财务分析
（1）资产结构分析
A公司2015年3月资产总额是14549万，年初余额为11577万，较年初增长了25.6%，从每项资产的占总资产的比例来分析2015年3月A公司资产的变动主要还是集中在流动资产上，增幅较大的应收保费与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分别占总资产24%和33%，应收保费占比大的原因为保单的增加，说明A公司在业务拓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占比较大的原因是当月的未决案件的增加。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的减少主要是因为折旧与摊销，因此A公司的规模变动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2）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A公司2015年3月负债总额5848万元，与期初相比增加了2.3%。占比较大的是未决赔款准备金，占负债总额的20.7%，未决赔款准备金的增加是因为当月的赔付案件的增加。分公司不存在利润分配的情况，分公司每个会计期间获得的未分配利润都是全部上缴总公司，由总公司统一分配。
回到A公司的价值管理上来，未决赔款准备金作为流动负债的构成部分，又是构成企业价值评估经营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项负债的增加必然会导致A公司价值的减少。
（3）利润表分析
A公司2015年3月营业收入为1727万元，比上期增长了2.4%，但是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5%，其中已赚保费为1720万，比上期增加了1.1%，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2%。保费业务收入本期为2159万，虽然与去年同期比增长了49%，但是去上期相比减少了10.5%。整体来说营业收入与上期相比有所增加，但是与去年同期相比却有所下降。
营业支出本期余额为1812万，与上期相比增长了65.4%。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3.7%，营业支出主要是赔付支出方面的变化，本期赔款支出为566万，与上期相比减少了32.5%，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6%。
2015年3月净利润亏损85万，上期盈利592万，去年同期盈利196万，本期净利润出现负数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的变动，摊回责任准备金在本期是负数，这是因为之前提取的保险责任准备金不足，本月补提了保险责任准备金，导致了本月的营业支出大于本月的营业收入，所以并不存在经营不正常的情况。
（4）财务指标分析
①营运能力分析。A公司2015年1-3月资产平均总额分别为14890万，14720万，14540万。1-3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330万，1687万，1727万。因此A公司1-3月总资产周转率分别为8.9%，11.4%，11.8%。A公司2015年1-3月的总资产周转率在缓慢加快，说明A公司的资产利用效率在缓慢提升。
②盈利能力分析。根据获得的资料并结合营运能力分析，由资产净利率=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算出A公司1-3月月的资产净利率分别为5.8%，4.0%，-0.58%。根据权益净利率=权益乘数*资产净利率算出A公司2015年1-3月的权益净利率分别为10.6%，6.6%，-9.7%。由此可以看出资产的利用率呈现下降的趋势，由于销售净利率的大幅下降，虽然总资产周转率有所上升，资产净利率还是呈下降趋势，因此A公司在此期间的盈利能力有所下降。
③偿债能力分析。保险公司是一个负债经营的行业，因此行业间流动比率较好的指标是200%左右。A公司2015年1-3月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45%，39%，40%，流动比率1-3月份分别为197%，223%，221%。
从财务指标的分析可以发现A公司的偿债能力比较稳定，盈利能力逐渐下降，营运能力还有待提高。A公司可以从这三方面出发，提升公司价值。
④价值评估。A公司是一个分公司，其价值管理主要是依靠总公司。它所使用的资源实际上是总公司的一部分。
考虑到实际情况并根据经济增加值的通用计算公式，将经济增加值的计算公式表述为：EVA=经营利润-经营资本成本
经营利润=营业利润-应收保费坏账准备-业务及管理费
资本成本=经营资金*资金预期收益率
经营资金=货币资金+固定资产+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
参考同行业间的资本成本率，将A公司的资本成本率定为6.34%。
A公司2015年1月-3月的应收保费坏账准备分别为0，130万，0。1月-3月业务及管理费分别为220万，116万，103万。1月-3月货币资金分别为669万，287万，535万；固定资产分别为183万，169万，155万；未决赔款准备金分别为12118万，11392万，11495万；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分别为10063万，10319万，10323万。
根据上述公式，A公司2015年1月，2月，3月的经济增加值分别是-804.29万元，-1059.38万元，-1615万元。2015年1月经济增加值较2015年2月相比增幅很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经营利润远高于后面两期的经营利润，2015年3月的经济增加值呈现负数，主要原因也在于经营利润，当月处于亏损状态。总体来说A公司的公司价值总体呈下降趋势。
三、提出问题和措施
1.A公司的资产负债配置过于保守
从资产负债分析和偿债能力分析中看出，A公司资产负债的变现能力较强，但是从长远的盈利能力来看，或许这对A公司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配置方法。因此A公司可以考虑增加企业的非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负债，比如借长期借款，购入长期股权等方式来改变A公司的资产负债配置，从而使得A公司的流动资产、负债与非流动资产、负债得以均衡发展。
货币经营资本范文6
关键词：马克思；高利贷；民间金融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间金融的出现和活跃，民间金融的高利息率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马克思的高利贷理论重新得到关注和争论。马克思对高利贷做出了明确的界定，而且高利贷资本有其产生的前提条件，在运用马克思高利贷理论解释当代经济生活中的信用借贷关系时，应当注意这些前提条件。否则，要么得出“马克思理论已过时”的错误结论，要么危言耸听，认为高利贷已经相当严重。
一、高利贷产生的前提条件
在中世纪经院经济思想中，任何放贷取息的行为都被视为高利贷（Usury）并被禁止。虽然马克思没有对高利贷资本做出量上的规定，而且提出高利贷利率相差很悬殊，但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相对于资本主义借贷资本低微的利息率，洪水期前的古老的生息资本即高利贷资本（德文版Wucherk-apital或英文版的Usury）是高利、暴利的。马克思指出：“除了归国家所有的部分外，高利贷者的利息会占有全部剩余价值，而现代的利息，至少是正常的利息，只是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1]资本主义阶段的借贷资本利率要低得多，“在发展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一点已经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马克思把高利贷资本称作古老的生息资本即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并不是对高利贷资本做出的定义，而是从高利贷资本所产生的社会形态来看，它很早就产生了，甚至在古罗马，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以及货币经营资本已经发展到最高点。[3]并且，高利贷资本出现在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高利贷资本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也存在高利贷资本，但已经不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从属于产业资本的借贷资本。马克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高利贷量以及所处社会形态等外延的界定，也没有象纽曼那样只从借款人的贫富来区别银行家和高利贷者，而是从高利贷产生的前提条件———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来分析的。
前提条件之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不发达。把马克思关于高利贷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仅仅理解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出现以及货币职能特别是支付职能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多次提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越不发达，高利贷越是发展和兴盛，“生产要素越是不作为商品进入生产过程和不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由货币转化为生产要素的行为就越是表现为个别的行为。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贷就越是兴盛。”[4]“一个国家生产的大部分越是限于实物等等，也就是，越是限于使用价值，该国的高利贷资本就越是发展。”[5]所以，高利贷产生于商品的产生和货币职能尤其是支付职能的出现，但高利贷更是和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没有充分发展天然地联系起来。因为，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依赖于货币转化为生产要素的行为不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行为，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劳动者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为丧失生产资料和商品的自由人，但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些前提条件都不具备，劳动者不是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奴隶和农奴，就是拥有少量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货币转化为资本还没有成为普遍现象，谋取利润渠道还很少，高利贷者只有以“货币索取权”的形式占有生产者全部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才是有利可图的，才能谋取高利，正如吉尔巴特在《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中描述的“在中世纪，纯粹是农业人口。在这种人口中和在封建统治下，交易是很少的，利润也是很小的。……贷款人虽不是合法的垄断者，却是事实上的垄断者。”[6]中国解放以前的高利息率也印证了这点，“中国农村（指解放前———引者加注）的地租率和利率，高得使自己经营收益率低于收租和高利贷，高得让地主不愿意进化为资本家；产业利润也低于收租和高利贷。”[7]同时，商品交换是商品具有价值的前提，商品交换只有在产品有剩余时才得以进行，如果一个国家生产的大部分越是限于使用价值，说明该国商品交换越不发达，可用于交换的产品也就越少，劳动者所拥有的仅仅是必要的生活资料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或生产的选择范围很小，一旦劳动者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及简单再生产的链条断裂，劳动者只能借高利贷来维持。仅有的剩余没有被用于生产，反而被奴隶主和地主用于挥霍性消费，为了维持寄生性的生活消费的巨额开支，奴隶主和封建主也向高利贷者借贷，无论是小生产者必要的生活消费或生产支出，还是地主的挥霍消费，他们都是把借来的货币作为单纯的货币来使用，即当作单纯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来使用而不是作为资本来投资。所以，商品经济越不发达，高利贷越盛行。这在现代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如陈志武（2005年）根据1934年民国政府中央对当时全国22个省所作调查显示，人均耕地面积越多的省份，如中西部，借贷利率越高，人均耕地面积越多的省份说明农业占主要地位，商业不发达，高利贷现象越严重。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对现阶段新疆农村高利贷现象所作的调查（2004年）显示，偏远农村和贫困农村高利贷较多，城乡结合部和经济较发达的农村高利贷较少。
至于商人向高利贷者借入货币进行商业经营，或者用货币购买奴隶、土地等进行生产，这里的货币是作为资本来使用的，但这不是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高利贷具有特征的形式，是属于从属地位的，马克思引用达德利。诺思的《贸易论》，以英国为例说明了这点，“我国为生息而放的债款，其中甚至不到十分之一是借给商人营业用的。”[8]在资本主义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具有特征的形式是对地主和小生产者主要是农民的消费性借贷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借贷，这种借贷必然是高利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