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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律生效的条件范文1
关键词：《民法典》；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效力
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相关问题在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体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也一直是民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作为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于2021年1月1日施行，《民法典》的施行将会在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会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笔者认为，虽然《民法典》对于民事法律行为作出了明晰的界定，但是想要正确理解并应用《民法典》中有关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则必须对法律行为的效力相关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即对事实上已经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如何进行评价以及评价的标准是什么，这就要求我们务必厘清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无效以及可撤销等法律术语的内涵以及如何恰当地适用，以便不断细化和健全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体系。
一、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变迁及内涵侧重
作为民事法律事实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以及消灭的原因。《民法典》总则部分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作出了全新的界定，即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该条文在文字表述上较之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原《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有以下几点变化：首先，突出了“意思表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核心地位。意思表示是指向外部表明意欲发生一定私法上法律效果之意思的行为。［1］具体包括目的意思、效果意思与表示行为，即意思表示的表意人为达到某种目的通过一定的行为把内心想要发生的私法效果（比如签订合同、订立遗嘱、缔结婚姻等），通过一定的行为表示出来，为相对人所知晓，并且意思表示一旦做出，表意人就有受其拘束的意思。而是否存在意思表示，尤其是其中的效果意思，正是民事法律行为与好意施惠的本质区别。“意思表示”在民事法律行为概念中的出现使其内涵更加丰富，同时也体现出了立法者的一种价值倾向。其次，用“民事主体”替代“公民或者法人”。变动后的表述更加准确，涵盖性更全面，与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相互呼应，逻辑性更为严谨。再次，凸显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当然结果。而不再仅仅以民事权利和义务为内容，更加侧重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重构。最后，不再过分强调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是“合法行为”。
二、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法律的一种肯定性
评价并确定地受法律保护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是指具备能够完全生效的民事行为要素的一种形态，即应具备一定的要件。具体体现在：其一，对行为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即具有生效的效能。其二，能够得到法律的救济，即行为人有权请求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构依法作出肯定性评价并加以支持与维护。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能力是
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在形式上的必然要求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以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与其精神健康状况、智力、年龄相适应的或者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不需要经过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同意或者追认。但严格来说，该条规定仅对自然人成立，因为在比较法以及《民法典》中，仅仅是自然人才会存在完全、限制以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区别问题，不能完全适用于民事主体中的法人以及非法人组织。作为一种法律共识，虽然存在一些法律、法规限制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从事某些民事活动，但这绝非对其行为能力的限制。因此在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评价标准中，有关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应属于一般规定的范畴。
（二）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在内在上要求行为人意思表示真实
民法注重行为人意思自治，强调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过程中应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作出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从而对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变动。［2］而意思表示真实正是对民法自愿原则的有效阐释。需要指出的是意思表示不真实在以单方虚伪表示为前提的情况下未必会导致民事法律行为不发生效力。而意思表示不真实通常分为两种情况，一为意思表示不一致，一为意思表示不自由。前者又具体分为故意的不一致（比如戏谑行为、通谋虚伪表示以及真意保留）和非故意的不一致（比如重大误解）。后者主要有胁迫、欺诈等。与私法自治理念更为贴合的选择是，将是否有效的决定权（撤销权）交由意志自由受不当干扰之人，而不应由法律直接规定其无效。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法律规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间内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视权利人是否及时行使权利而定，因为该种法律行为只有在被撤销之后才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在撤销之前是有效的。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作为除斥期间的一种，其设立目的就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同时也是为了让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随着期间的经过使得效力态势尽快地趋于稳定。
（三）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在本质上要求意思
表示要合法，不能违背公序良俗第一，与原《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民法典》将“不违反法律”进一步定义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种行文的改变在扩大法源的同时也对法律规范的种类进行了限制。并且《民法典》虽规定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同时又特别强调了违反以上强制性规定不导致无效的除外。从该条文的但书部分可见，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存在有效的情形。关键在于违反的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还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目前在法学界仍存有争议，没有一个统一、严格的概念以及判断标准，在衡量的时候不能仅仅依据法律条文中存在“应当”“必须”“严禁”等词汇就想当然地下肯定性的结论，还应当考察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释明了违反的后果是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及是否会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是否违背了立法之初的目的及宗旨，综合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就会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第二，《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最终采用了“不违背公序良俗”，从而放弃了“不违公共利益”的表述。此种变化使得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中的否定性条件更加完善。梁慧星教授曾指出：公序良俗属于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其内涵和外延都不是确定的。民法对公序良俗的规定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立法者在立法当时不可能前瞻性地预见所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以及道德秩序的行为从而作出详细的禁止性规定，以公序良俗弥补禁止性规定的不足。［3］不难看出，公序良俗属于兜底性概念，涉及影响到的范围较之社会公共利益更为宽泛。第三，由于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效条件的正面列举，只能做到尽可能的周延，所以不可避免地就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会使司法裁判者产生误解，认为凡是不符合《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条件的情形都应被认定为无效，所以在实际应用该条款时，不能简单地从字面意思理解，还应综合运用目的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以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三要素为基本遵循，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民事法律行为的无效，是指民事行为因欠缺民事法律行为生效的基本要件，而当然、自始并且确定的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一种状态。《民法典》以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三个条件为基本遵循，已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违反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是无效或可撤销的，并对一些特殊情况进行了罗列，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事主体因欠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无效
1．绝对无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绝对无效，也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所有的民事法律行为，均需其法定人，包括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但是此规定会存在一些争议之处，比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缘何不能肯定它的行为效力。但是考虑到《民法典》已经把未成年人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标准从不满十周岁降到了不满八周岁，没有作出例外规定，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大多与其法定人在生活上联系紧密，对于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完全可以由其法定人代为实施。但是笔者认为从法律的严谨层面来讲，还是建议作出例外的规定，毕竟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学校商店买文具、零食的行为比比皆是，该行为应如何评价值得商榷。2．相对无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规定的特定民事法律行为以外的民事法律行为相对无效，此种情况下如果未经其法定人同意或者事后追认则当然归于无效。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特定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情况，《民法典》在第一百四十五条进行了释明，即实施的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以及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较之原《民法通则》将该种情况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有很大的进步性及可操作性，规定了什么样的行为是可以实施的，那么通过排除的方法就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法律行为是不能独立实施的，使得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独立实施的”行为界限明晰，限缩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效避免了“同案不同判”情形的出现。面对相对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善意相对人有通知撤销以及催告追认的权利，这些规定能够使不确定的效力态势尽快地趋于稳定。
（二）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虚假的意思表示毫无疑问是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简而言之是指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而故意作出的虚假意思表示。［4］区别于传统意义上在受欺诈、胁迫等外力作用下产生的意思表示。因为虽然虚假表示的表意人真实的意思与其表现出来的意思不一致，但是虚假表示表现出来的意思并没有违背表意人的真实意愿，甚至是表意人刻意追求的。是表意人与相对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比如避税），故意隐藏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以一种与其真意不符的表示而为的表层行为去掩盖另外一种隐藏行为。事实上，虚假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并不违背信赖原则和意思自治。表意人作出的虚假表示，被相对人接收到后，相对人明知虚假，但是还会配合表意人去为一定的行为。但由此产生的法律效果与表意人表示出来的意思具有一致性，并不是双方所追求的，即双方事前就一致同意该种明示的民事法律行为不会对双方产生约束力，隐藏的行为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因此法律不会给予虚假民事法律行为以肯定性的评价。笔者认为，虚伪表示民事法律行为的无效，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只要表意人的无权处分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没有其他效力瑕疵，则为有效。此外，因虚假表示导致的无效与通过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导致的无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双方虚假表示不代表行为人与相对人主观上存在恶意。而恶意串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通谋、弄虚作假，其目的就是为了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5］
（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恶意串通是行为人与相对人基于主观上的恶意，通过相互串通的方式以达到损害他人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的目的，该种行为以当事人的主观恶意及目的违法为前提，并且不以虚假为要件，显然在道德上对此是持否定的态度。恶意串通在法律评价上必然是被否定的。
（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何为强制性规定，毫无疑问强制性规定是与任意性规定相对应的概念，任意性规定是指当事人通过约定能够排除其适用的法律规定。而强制性规定则是指必须依照法律加以适用，行为主体没有自行选择的余地，必须按照指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不能任由当事人通过约定进行变更和排除适用的法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当然、自始无效。同时《民法典》明确了民事法律行为的部分无效，在不会对其他部分的效力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其他部分继续有效。也即同一民事法律行为有效部分和无效部分可以并存，只是无效的部分自此不再发生效力。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72．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08-109．
［3］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206-207．
［4］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77．
民事法律生效的条件范文2
[关键字]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私法自治，市民社会，政治国家
某一社会关系一旦被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就不得不接受法律的意志。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规则便是这种关系的外在表现。这些规则的设定，实质上反映了各方利益的平衡或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调和。然而，由于法律理念的不能保持一致或曰贯彻到底，有关的理论及立法在实践中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惑，枚举数例如下：
《民法通则》规定合法性为民事法律行为（即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民法通则对法律行为的定义为： “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因此又不得不独创了“无效的民事行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来解决“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所带来的逻辑上的混乱，并且把“民事行为”作为它们共同的上位概念。然而这些技术上的处理，却难以解决其内部的逻辑矛盾。（详见高在敏，陈涛。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质疑[J].法律科学（西安）， 1998. 5.作者指出，以意思表示作为“民事行为”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是对这一概念应有内涵的一种变异和任意强加，因为民事行为应指有民事法律意义的，在人的意识支配下的人身体的动静；而且这种处理缩小了该概念应有的外延；同时还会在变异了的民事行为概念与原本攘括着一切民事行为事实的民事行为概念之间造出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
据最高院司法解释-“自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之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理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可以得出，现行婚姻法不再承认事实婚，然而事实婚却可以构成重婚罪，同时非婚生子女的地位同婚生子女。既然事实婚不是婚姻，上述制度的理论根据便显得难以琢磨？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将某些行为当作法律行为来实践，但是却没有设权的意思表示，例如邀请朋友吃饭的口头承诺。这类行为法律该如何定性和对待？
有这样的三种交易的情形：（假设其他要件完全符合法律关于合同生效的规定。）（1）订立合同时，一方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但是交付时没有；（2）订立时没有，交付时有；（3）订立、交付时都没有。用我国传统的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如何确定该交易的效力？
双方订立不动产买卖合同后，卖方拒绝进行变更登记，①那么这个合同的性质、效力如何？卖方应承担何种责任？
上述这些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都是由法律行为成立和生效问题引起的，以下笔者试从法律行为制度的缘起开始，探讨这些问题产生的理论根源。
一、法律行为制度的缘起、含义及价值取向
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起源于各国早期的契约法和遗嘱法。法律行为概念和系统理论的提出始于德国法，按照萨维尼的观点，法律行为指行为人为创设其意欲的法律关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法律行为制度设立的目的是通过此制度，“给个人提供了一种法律上的权力手段”，让个人能在合法的范围内，按自己的意志构建法律关系，实现个人的需求。反之，“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看作是国家分配的受领人……我们还可以设想这样一种禁令，即禁止人们在活着时对国家的东西进行处分……”[1]显然，我们可以继续设想下去-人们是否结婚，和谁结婚；是否生儿育女……也由法律强制规定。在这种假想的制度下，显然是不需要法律行为制度的。但是，完全的法定主义不仅因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大量存在及复杂多变而难以实现；即使能够实现，也须耗费巨额成本，同时也有损人格尊严。同时，由于立法的局限性和法律的稳定性，法定主义并不必然适应发展中的社会需要及人们的利益需求。于是，这样的制度便总是陷入尴尬的境地。
意思自治可以弥补上述法定主义的缺陷，但是意思自治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市民社会的人是以私利为出发点，为了个人利益往往会置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于不顾，也就是说，完全的意思自治不可避免地造成实质不公平的出现和社会秩序的混乱。所以，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便以“私”和“公”的调和以及私法自治与法定主义的协调为己任。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规则便是这种价值目标追求的反映-法律行为制度没有直接设定主体间的权利义务，而是通过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规则让当事人自己使之明确化。简而言之，即让个人按照法律规则为自己设定权利和义务。在现存社会条件下，无论规则如何设定，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为了保护公共利益，私法自治必然要受到制约，但同时也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制约只是作为法律制度的手段而非其目的。
二、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
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是指依法成立法律行为所必需的要素，分为一般要件和特殊要件。一般成立要件的代表性观点有：（1）当事人、标的、意思表示；[2]（2）行为人、目的、意思表示；[3]（3）意思表示。[4]法律行为成立的特殊要件，一般认为有三：（1）合意行为：意思表示一致；（2）要物行为：标的物的交付；（3）要式行为：履行了特定的形式要求。同时，关于法律行为成立是否需要合法性要件，也颇有争议。
笔者认为：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只有一个，即意思表示。
先看一般成立要件。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只需有意思表示的存在即可。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建立法律行为制度的目的就是使当事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思来构建法律关系。关于意思表示的构成要件学说纷纭，这里暂采五要素说（不可否认五要素说涵盖了一个完整的意思表示产生的全过程。）来看最简单的意思表示的诞生过程：甲需要乙所有的A物所以想获得它（目的意思）；甲希望通过协商、交易，付出一定的代价后从乙处得到它（效果意思）；甲愿意把这种目的和希望表达出来（表示意思，行为意思）；所以甲就把它们表达了出来（表示行为）。可见要成为法律认可的意思表示，必然要有其法律要求的内容和外在表现形式。否则法律根本无法对其进行确认和调整。所以意思表示本身就包含三个要素[5]：其一、行为人有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意图，即行为人必须意识到并追求其行为的设权效果；其二、行为人必须完整准确地指明了所欲设立的法律关系的必要内容；其三、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可见，意思表示本身就包含着目的、标的、表示行为等要素。此外，有意思表示就意味着有做出它的主体，所以这属于默认的条件。
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判断，至少有以下两项意义：其一，成立的判断是生效判断的前提，只有法律行为成立才能再谈其生效与否；其二，它可以把非法律行为从法律行为制度的调整范围中排除，例如情谊行为。 “有些行为发生在法律层面之外，因此它们不能依法产生后果，这类行为没有统一的名称，学者们通常称之为纯粹的‘情谊行为’或‘社会层面之外的行为’。”[6]它们具有和法律行为相似的外观-如邀请朋友吃饭，若干母亲约定互相照顾孩子等-但是这些行为的目的并不是设权，因为表意人不可能意欲给对对方一个法律上的请求权，因此它们不是法律行为，所以不能从法律行为的角度去评价。这类行为有其自己的调整规范（社会、道德规范），即使一方违反约定，另一方请求法律保护，法律也不应介入，除非涉及到严重侵权，则由侵权行为法调整。
再看法律行为的特殊成立要件，笔者认为不应有什么法律行为的特殊成立要件。关于合意行为，它是由数个行为构成的一个新的整体行为，如果意思表示不一致，那么这个整体行为便因为没有自己的意思表示而不成立。所以，意思表示一致是合意行为意思表示成立的内在要求，而不是什么特殊成立要件。例如，要约、承诺与合同中的意思表示是不同的，要约或承诺本身不产生任何法律权利；关于要式行为和要物行为，其实质上是意思表示形式的强制规定，笔者认为法律行为的成立，只是一个事实上的判断（虽然是法律上的事实判断），不应该给与诸多限制，如果出于公共利益，形式确有调整的必要，完全可以放诸生效要件中轨制。（关于形式强制的分析，后文将详细论述）
最后让我们来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法律行为不需要合法性要件已成学界主流观点。（详见申卫星：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从新思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 1995. 6. 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对法律行为不需要合法性要件做了有力的分析：一、现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立法的误区： 1、在理论上，引起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的不协调。 2、在立法技术上，有悖于形式逻辑基本规则的要求。3、在立法价值上，没有必要独创一个民事行为。 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要件的理论依据：1、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 2、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 3、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三、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合法性为要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 .）法律行为的成立解决的是法律行为是否存在的问题，属于事实判断，体现的是客观的事实；而合法性是直接与其效力相联系，是价值判断，体现的是国家的态度。所以合法性不应是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就如同针对“人、健康的人、病人、死人”的内部逻辑一样，（相当于法律行为、有效的法律行为、不完全有效的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行为。）判断他们是不是人和判断他们的健康状况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如果把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无疑是从成立开始对其进行控制，有瑕疵的设权意思表示行为便无任何生机，这显然不符合法律行为制度的本旨。这样前文中的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分析至此，前文第二个问题也能够解决了。婚姻是法律行为的一种，他的本质属性应是“设权的意思表示”[7]，而不是合法性。只要具备了成立要件，法律便将其称为婚姻关系，当它符合法律要求的婚姻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时，才被赋予婚姻的效力，产生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欠缺生效要件，仍可根据其是婚姻法律行为而产生与其属性相一致的后果。（笔者认为，这种法定的后果并不能否认起属于法律行为。因为无效婚姻行为也符合法律行为的本质要求（设权的意思表示），同时作为无效的法律行为，自然不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意定的法律效果，又因为其社会危害性和客观现在性，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也是合理的。）
之所以要大篇幅地讨论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是因为随着社会和法律的发展，法律行为成立的意义变得愈加重要。《民法通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未做区分，并且要求其为合法行为。这与当时的理论是相一致的-“按照我国民法理论的传统观点，民法仅通过有效要件规则即可实现对法律行为的控制……”-法律行为不是有效即为无效，有效的即受法律保护，有瑕疵的便无挽救的可能。那么，法律行为的成立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大可不必区分成立与生效。这种理论和立法在在计划经济、物资贫乏、交易相对少、民风淳朴的80年代还能适用，而在交易日益频繁、复杂化的今天，显然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概念应该是随着事物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我国以主体自由、平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建立并日益发展、完善的今天，法律文化也应该调整自己以适应发展了的社会现实。我国合同法的发展顺应了这种社会发展的需求，合同法使部分原来无效的合同成为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合同“生死与否”的生杀大权交由当事人定夺，特别是无过错当事人。这种立法本质上体现的是放权-国家不充当私人利益得失的评判者，只要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自己利益自己负责，而国家更重要的是在当事人需要救济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
三、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
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是指已成立的法律行为发生法律效力所应当具备的要素。法律行为的生效意味着当事人的意思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反映的是国家意志对个人意志的态度。通说认为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为：行为人有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自愿，标的合法以及不违反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特别生效要件为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法律行为生效的特别要素。
我们可以看出生效要件围绕着两个中心：保障当事人的设权行为属于自己的意思；约束当事人的法律行为不损害他人和社会，也就是围绕者意思表示和公共利益两个中心。前者体现了法律行为的本质，后者体现了法律的制约。这种立法精神和“帕累托效率”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这有两个前提条件：交易过程是自由、自愿的；交易是合法的，不非法损害相对方、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关于生效要件的规则，也应该符合这样的要求，从而实现最大的效益。
关于行为人必须有行为能力这一要件笔者认为值得商榷，这一要件是出于保护当事人的目的而设置的，以避免应幼小无知而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这不仅是对相对方当事人的限制，同时也是对无完全行为能力人的限制；同时，如果这些人的法律行为都属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必然会导致社会秩序的不安定。而且未成年人从事民事行为在实践中是不可避免的且大多是符合各方利益的，于是法律规定与实际情况出现了矛盾。因为这部分人合理的利益需求，监护人在主观或客观上未必能够满足；意思表示真实、自愿的要求，意味着胁迫、强制、欺诈、重大误解等法律制度，以及公正、公平和公序良俗等民法原则对民事法律行为进行的框定，这些都能很好地实现对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同时，我国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使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完善民事法律行为主体制度，使无完全行为能力的人的行为向相对有效的方向发展。可以采取的方法有：采取排除式的立法方式，既只规定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单独为的行为（可采取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方式）；降低年龄限制；设立申请确认有效制度等。
关于形式强制，它就象一把双刃剑，利弊兼具。它的利处是：使当事人慎重进行意思表示，避免操之过急；有利于证据的保存；有利于法律行为的确定化；有利于保护第三人和公共利益；它的弊处是[8]：对于不熟悉业务的人来说，形式强制可能成为一个陷阱-面对背信弃义或滥用其信赖者，善意和守信人的利益保护将会是束手无策。“（例如有些人利用形式强制来恶意抗辩。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在欠缺形式要件的要式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由于市场行情的变化，不利的一方主动以合同形式不合法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而且形式强制显然增加了交易困难。
笔者认为，前述三个优点很难说是优点。无论法律是否规定形式强制，当事人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一般都会保留证据，即形式强制和证据保留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如果形式证据不符合法律的特别规定而导致法律行为无效，无疑是对双方当事人意思的不尊重，同时也可能造成上文所说的“陷阱”；此外，如果一种意思表示已经能做到证据化了，还能说是当事人行为不慎吗？而且在经济市场化的今天，人们应对自己的决定（真实，自愿，合法的意思表示）负责；最后，形式强制还可能造成法律制度的内部矛盾。
如前文的第五个问题，笔者认为房屋买卖合同是有效的，卖方承担的是违约责任。因为，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产物，代表着当事人自愿为自己设定权利和义务，所以只要符合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即可。如果义务人不能或者不愿履行义务，承担违约责任即可-自己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而且违约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是继续履行（法律规定这是一种强制履行），这可以针对有权处分；而针对无权处分或者其他难以履行的情况，可依法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这些责任的设置与不需要登记合同便可生效的制度达到了很好的配合。当然，对与公共利益保护密切相关法律行为进行严格的形式强制也是十分不要的，如票据行为和企业设立登记等。但尽量减少与公益无关的形式强制，应是法律行为制度的一个原则。
如果合同不需要形式强制，很多关系中就会涉及到物权行为理论。这个问题在法学界存在很大争议。根据物权的变动的要求，动产是交付，不动产是登记。所以，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和履行是不可分离的，交付和登记就是含有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直接的法律效果是发生物权的变动。而且，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相互配合，解决了实践中的很多难题。如前文的第四个问题。如果订立合同时一方有完全行为能力，但是交付时没有，那么他订立合同的行为有效，交付行为无效；另两种情况依此类推。
关于特殊生效要件中的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的性质，（此问题虽与本文主旨关系不甚为密切，但是处于文章体系完整的考虑，赘言一二。）学界通说认为他们属于成立但是不立即发生效力，而待条件成就或期限到来时才生效的法律行为。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化的例子：双方约定合同自双方董事会通过后一个星期生效。很明显，这与合同即时生效的意思表示是不同的。而且双方的条件也是意思表示的一部分，也适用法律行为关于意识表示生效的规定，应该自愿、真实、合法。笔者倾向于合同的效力指合同的一般约束力，即按照自己的意思表示受约束，所以这类延期合同只要符合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就应该生效，这就使期待权有了理论上和法律上的依据。有的学者认为，合同的效力在不同场合、不同法律条文中有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履行合同的效力，即约定的权利义务的发生；二是指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即当事人不能任意更改约定的内容。这种观点也是不无道理的。
分析完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让我们来看一种特殊的无效法律行为-赌博行为。赌博产生的债是自然之债，自然之债一般认为是“非依法，但是根据其他规范，如道德规范、社会规范以及宗教规范产生的给付义务。” [9]自然之债有不具强制履行性和自动履行后不得请求返还性。最典型的是因时效届满而消灭的债务和赌债。根据前面对法律行为成立和生效的分析可以看出，赌博行为是违反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属于无效的合意行为，与其他普通的无效法律行为的性质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法律后果却不一样。我国虽然对赌债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意大利的规定，赌债虽不具有可诉性，但是履行后不能请求返还。关于赌博行为的处理，很好地反映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赌博行为虽然违法，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大量存在，而且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根据社会习惯，人们大都自觉或者不得不自觉履行，所谓“愿赌服输”。赌博行为的意义和后果双方当事人都是知道的，双方主观上也都有过错，这种行为是市民社会的人相对普遍存在的劣根性的表现。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国家，是应该制止的，但是国家在民法领域对其是难以调整的：根据民诉法的基本原理，法官只能在原告诉讼请求范围内判决，这样就排除了赌债民诉案件。如果赢方要求实现赌债，显然法律是不能支持的；如果已经给付的输方要求返还给付，法律也是不能支持的，因为对输方的保护，无疑会助长赌博风气-赌输了也没有风险，而且容易破坏社会习惯，导致私力救济泛滥。所以，如果这两种诉讼法院受理都会以原告败诉告终，因此他们具有可诉性就没任何意义了。笔者认为意大利的做法-不干预-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当然，如果这种行为达到违法甚至是犯罪的程度，大可交由行政法和刑法调整。
四、私法自治与国家干预
从上文对民事法律行为成立和生效的分析可以看出，整个规则的设计紧紧围绕着私法自制和国家干预展开。众所周知，民法经历了义务本位、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三个阶段。法律行为制度也随着时代的要求，出现社会化趋势。关于私法自治出现两派观点：一派观点认为，社会管制加强，私法自治将受到压制；另一派观点认为，私法自治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不可否认，现代各国对私法自治都做了修正：（三点修正参考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45.）一是强行性法规的制定，如法律行为的数个生效要件，对事关民生的公益合同的强制缔约等。二是对不完全有效的法律行为，法律倾向于予以挽救。如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在意思不自由的当事人请求变更合同的情况下，法官一般根据公平原则进行合同的变更，恶意一方只能被动地接受对方当事人的选择和法官的判决。三是出于保护信赖利益、交易安全，出现表见、善意取得等制度，在一方当事人没有参与的情况下，给其设定权利义务。
民事法律生效的条件范文3
关键词：民事法律事实；事实行为；民事法律行为
在协调社会利益冲突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民法是基本工具，主要通过完善的范畴体系以及针对某一冲突关系制定规范方案。在民法范畴体系当中，“民事法律事实”以及“民事法律关系”是关键词。在基础范畴体系内部将其作为判定体系，并结合实际社会需要定性与排列客观事实，然后对事实评价以及行为规范加以区分，由此在感性世界中通过理性逻辑加以法律评价，以下进行相关分析。
一、民事法律事实构成
（一）概述
民事法律事实是指现实发生的事实，经过法律评价，证据可以证实的部分事实。民事行为区别为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事实行为，两者的区别是，民事事实行为是行为人不具有设立、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意图，但依照法律的规定客观上能引起事实法律后果的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为必备要素。在民法范畴内很少的民事法律关系变化通过单一的民事法律事实实现，而较多的民事法律变化需要两个以上民事法律事实结合实现，由此达到民事法律变化，其后果就是民事法律构成［1］。对于法律事实的结合与构成，二者为不同概念，尽管部分学术观点认为构成与结合并无本质性差异，不过严格看来二者不能等价代换。人们多认为民事法律事实不存在相互融合与渗透，不过多种事实的组合能够导致法律关系出现变化，单独来看法律事实之间联系不密切，如果将事实依托法律关系主体以及责任和权益就会产生关系，并存在内在逻辑［2］。整体看来，民事法律事实构成主要特点如下：其一，法律规定性以及民法效果性。比如当事人进行房屋所有权转移需要进行登记，如果当事人私下协商并未来到机关登记而形成民法上的效果，无法形成物权权益，登记规则是由法律明确规定并且民事法律事实构成，带有民法效果性，将两个行为以及事件结合会导致法律关系出现变化，并形成民法层面的效果。其二，整体性。不同法律事实相互组合构成了民事法律事实，不同民事法律事实的统一以及组合会导致民事法律关系出现变化，所以说民事法律事实构成的内部也具有整体性特征。其三，有机联系性。在民事法律事实构成的内部存在关系，并非单纯的叠加，比如遗嘱继承当中如果出现被继承人死亡，这与其死亡之前的立遗嘱行为存在联系。
（二）法律要件、法律事实以及法律事实构成
为了对法律事实构成的概念进一步了解，需要对法律要件与法律事实了解，在民法规范中对法律关系和权利变换设置了前提要求，以上前提也造成权利出现变动，所以被称为法律的构成要件。民法规范将构成视为主项，也是规范制定的前提，不管是哪种权利或者关系出现变化都需要满足这一条件。从构成要件和规范的关系来看，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并且包括了具体的事实，其中构成每个要件的事实被称为单一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组成法律要件的元素，也是权利转化的条件，还是权利变更的最终条件［3］。
（三）类型
从组合元素的角度考虑，可以把民事法律构成分为如下类别：其一是两种以上的行为结合。这也是构成民事法律中最常见的类型，在理解民事行为的过程中前提是两个民事行为的结合。行为是行为人实施并且在行为人之间变换民事权利与义务关系，基本上看单一的事件或者行为，都不能实现变换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变换需要两个以上的法律行为结合才可以进行，比如外商投资企业不仅和当事人订立合同，还需要向外资主管单位上报，在主管部门批准之后才能具有法律效益，满足的条件为当事人签订合同，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外资主管部门批准，在两个行为结合之后才能让合同生效。其二是两种以上的事件结合。这一情况会导致法律关系出现变化，事件是和当事人意志不存在关系的情况，所以事件的发生和当事人意志无关，而某个法律关系的变动不会受单个事件的影响，而是多种事件的结合。其三是行为和事件的结合。行为与事件的结合同样可以构成民事法律事件，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不能只有单一的行为或者事件，必须是二者的结合［4］。谈及民事法律事实，不得不涉及民事法律行为，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性。现实中人们的行为引起事物状态的变动，从法律层面上讲，法律行为引起事务变动，无论刑事、行政或者民事范畴皆如此。如此在我们认识研究民事法律事实时，同时应当对民事法律行为进行探讨。
二、对民事法律行为的解读和界定
（一）民事法律行为是人的行为
从人的行为和意思联系层面讲，涵盖了本能行为、自觉行为以及被迫行为，并且不同行为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有所不同。人的行为具有社会性特点，从涉及的内容与范围来看涵盖了生活习俗行为、道德法律行为、经济政治行为、行为，这其中受到法律规范和调整的行为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着重要意义［5］。
（二）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
对于民事法律行为的界定目前众说纷纭，有的学者指出法律行为是法学基础理论或者法哲学的一般概念，其实主要是指民法中的行为，所以说也认为法律行为是法律主体实施并受到法律约束的行为或者具有法律意义，能够导致法律后果的行为。其中包括行政法律行为、刑事法律行为以及诉讼法律行为，不管哪种法律行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民事法律行为是由民法规定和约束的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是法律行为的一个种类，其主要标志在于主体的平等性、自愿性，并且法律效果受到民法规定，还被限定于民法范围内加以评价，可以表现出合法的法律后果，也能表现出不合法的法律后果。此外，民事法律行为是民法规定民事行为。不仅包括了民事法律行为事实或者原因层面的行为，还包括民事法律关系要素层面的行为，从另一个层面讲包括理论层面公认的民事行为以及理论上尚未公认不过民事法律当中所规定和约束的民事行为。
三、民事法律事实区分方法研究
在具体的国家与地区法制背景下，不管是详细区分说、简略区分说还是折中说，对特定民事法律事实区分类型的最终意义相同，都是民事立法确认的法律事实，不同之处是在不同的学术标准下对民事法律范畴内民事法律事实分类归纳，所以从这一层面讲以上三种学说的对立和统一已经在民事法律中得到确认，不同的学术见解下也会有不同的名称与类型。比如在侵权行为中，详细区分说当做违法行为，而简略区分说中当做事实行为，在折中说中认定为违法行为和事实行为。不管在哪种学说下都不会影响其适用，并且在多数情况下三种学说的设计与适用会得到一致的结果。不管是详细区分说、简略区分说还是折中说，是否具有学术解释力主要是受到学术概念界定的影响。学术概念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特点在语言结构，需要在学术概念界定的过程中基于主观意识之下，从理论上讲以上三种学说都可以对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方式进行调整。不过在实际运用中也会出现同为“事实行为”，不过在以上学说中的内涵与外延存在差异，这就说明需要将民事法律事实类型区分意图和学术目的，之后才能进行学术评价［6］。
四、民事法律事实类型区分的既有讨论
民事法律事实也是法律事实的一种，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民事法律事实分为不同类型，其中包括独立事实和构成事实、独立事实和附属事实、人之行为和人之行为之外的事实。准确地来讲，最后一种分类和民法支持类型梳理最为密切，几乎全部的民法学或者民法总论教材都将此作为讨论中心，民法学界所提出的意见也由此而生。整体看来，民事法律事实类型包括了详细区分说、简略区分说以及折中说。
（一）详细区分说
这一说法的主要特征在于认可是适法行为以及违法行为的区分，特别是事实行为和侵权行为等违法行为，并列于不同类型的民事法律事实当中。
（二）简略区分说
这一说法主要被我国学者认可，主要特征在于认可未适法行为以及违法行为的区分，与此同时也把违法行为当作一种事实行为。
（三）折中说
我国学者也普遍对折中说认可，不同于简略区分说，折中说认为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存在区别。又不同于详细区分说，这是因为折中说主张合法行为和非违法行为的区分，属于表示行为与非表示行为并列存在，而不是单一存在的情况，所以从这一层面讲违法行为就是事实行为的具体类型。不管是详细区分说、简略区分性说还是折中说，主要取决于这些学说对使用学术概念的界定，展示内涵或者外延，由此满足学术解释力的需要。
五、行为和非行为事实的区分标准解析
（一）流行标准问题
这和人的意志有关，存在模糊性，对于民事法律关系来说必然不会涉及个人，需要明确指的是哪个人或者哪些人。民事法律事实和人们的意志有关，所以需要纳入行为范畴，不过民事法律也和人的意志不存在关系，这一情况下就出现矛盾。比如说法院的判决，一些学者认为属于行为的范畴，这是由于法官作出判决，这和人们的意志有关。不过法官作出判决的过程和报告与原告的意志无关，属于也属于“非行为事实”［7］。
（二）具体分析
在民法中有着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概念，需要对人进行某种标准的分类，在分析民事法律事实问题后，事实和法律关系存在因果关系。本文认为人可以分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和其人”“当事人和其人”以外的人，所以行为就是人们转移民事法律的事实。对于“民事法律事实”的认定需要在民事法律关系范围内进行分析，结合民事法理论中的“民事法律事实”概念，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关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由于产生、变更与消灭民事法律关系都是由于民事法律导致，并且每个法律事实都会导致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下有着特定的当事人和人，所以具有特定的意志［8］。综上所述，在民事法律事实类型的中需要以不同的标准加以区分，之后在各自的范畴中解读是行为还是非行为事实，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解决很多民事问题，完善民事法律，加快推动我国法制健全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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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律生效的条件范文4
无效民事行为指欠缺法律行为根本生效要件，自始、确定和当然不发生行为人意思之预期效力的民事行为。民法通则第58条第2款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其含义是：(1)自始无效。无效民事行为之无效，自行为开始起发生，该行为之意思，从开始起就不被法律所认可；(2)当然无效。即无效民事行为，无需任何人主张，也不待法院或仲裁机构宣告，即无效。该行为无效不以主张、确认和宣告为要件；(3)意思无效。无效民事行为之无效，是指当事人意思不发生效力，而不是说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如果该无效行为满足侵权行为、不当得利或其他损害赔偿的法律要件时，仍得发生侵权、不当得利等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效力。易言之，无效民事行为之无效，是意思表示无效，而不是该行为完全没有法律效力。
二、无效民事行为的类型
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4)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5)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6)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7)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但1999年公布的合同法对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的规定，却与民法通则的规定有很大不同，其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第53条又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1)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2)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即合同法没有把主体资格不合格，以及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损害国家以外人的利益等合同置于无效，而是规定在可撤销行为中。对于民法通则规定的属于无效的“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行为”，合同法根本没有提及，结合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改革，这个条文基本已经失去其意义了。
经对民法通则与合同法对无效民事行为和无效合同规定的梳理归纳，无效民事行为的类型有：
(一)行为人不具有行为能力实施的民事行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因没有意思能力，不发生法律行为之效果意思的效力。法人实施行为能力范围以外的行为，特别是违反禁止性规定的行为，也不生效力。
(二)意思表示不自由的行为
意思的形成自由和意思表示自由是意思表示真实的前提。若在意思形成和表示过程中欠缺自由甚至完全不自由，按合同法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手段订立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则应属无效，不能依照该意思表示的内容发生效力。
(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行为，是行为人双方共同合谋进行的，以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为目的的民事行为。它须具备下列条件：
1．须表示与内心不一致。即外部表示与内心意思不一致，所表示的并不是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行为人内心中存在牟取不正当利益或损害他人的意思，但是却故意制造某种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的虚假现象。例如为逃避强制执行而假装把财产赠与相对人，事实上当事人并没有出赠和受赠的意思。
2．须有恶意通谋。即表意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不但表意人单方面了解自己的表示是虚伪的，而且相对人也了解这一情况。串通指他们之间有勾结，有意思联络。而恶意则指对于该串通是完全了解的，表意人自己了解其表示与意思的不一致，不一致是恶意造成的，而不是出于认识上的错误。
3．须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恶意串通的意思表示，必须具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目的。串通人之所以恶意串通，必然有其损人利己的非法目的。
(四)伪装行为
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是指以虚假的合法行为作表面行为，掩盖非法的隐蔽行为的行为。伪装行为，它由表面行为与掩藏行为互为表里构成。其表面行为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而无效，而隐藏行为则因为内容违法而无效。
(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的根本属性之一在于意思表示内容的合法性。因此，意思表示如果违法，当然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所谓违法行为，不仅指违反民法规范，也包括违反其他部门法的规范，同时包括违反国家政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三、无效民事行为的效果
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对于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而无效的民事行为，其效果是：
1．如果这类行为所约定的义务尚未履行，那么就无需再去履行。因为它们根本不能使义务人负担义务。
2．如果这类行为所约定的义务正在履行之中，那么即应中止履行。对于业已履行的部分，应按下面的原则去处理：
(1)返还财产。在给付了财产的情况下，受领财产的一方应将该财产返还相对人。这是因为，自从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之时，受领财产的一方继续占有该项财产就丧失了法律依据，因而有义务将财产返还给相对人。如果仅仅是当事人一方取得了财产，那么该当事人负返还义务；如果当事人双方对等地取得了财产，那么双方应当相互返还财产。如果财产已不存在，无法返还的，应折价赔偿；
(2)赔偿损失。如果民事行为无效后给对方或者第三人造成了损失，还应当赔偿损失。如果损失是一方的过错造成的，则仅过错方赔偿；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则由双方承担各自应负的责任。
3．追缴财产。这应属于公法上的责任。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应当追缴双方已取得的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分别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应注意的是，不仅要追缴双方已取得的财产，还要追缴其约定取得的财产。
4．解决争议条款之有效。在双方民事行为无效后，该行为中关于解决双方争议的意思表示，可以独立发生效力，不因该行为无效或被撤销不发生效力。合同法第57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民事法律生效的条件范文5
首先来看纂民法典的重大意义。这第一部分大家就只了解一下就行，第二部分学习民法典的重要作用，我们先从一个案例来入手，
项某（52岁）和徐某（54岁）于1990年3月24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女儿徐一、儿子徐二，均已成年。2018年3月项某发现徐某于何某（34岁）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并且徐某多次向何某赠送钱财。2018年10月16日，三方当事人签署《协议书》，载明：徐某于何某自2014年开始发生婚外情；自2018年10月14日起，le'jiu徐某和何某双方断绝情人关系，从此互不来往，互不联系；因徐某多次向何某赠与大额资金，金额累计80多万元，何某同意向项某返还10万元，此款何某于本协议签订之前一次性付清；如果今后何某仍与徐某任何方式联系，或者何某做出其他破坏项某和徐某夫妻感情的行为，项某有权要求徐某返还80万元。协议书签署后，项某发现何某仍在与徐某联系交往，且徐某赠送何某的钱财价值超过80万元。鉴于此，双方发生了纠纷，而且在纠纷中，项某和徐某于2020年4月22日诉讼离婚了。
问题一：徐某赠送给何某的钱财是什么性质？是否有效？项某如何维权？
问题二：两人离婚了，这个钱怎么算？
这个问题我们先放这里，等我们把下面的内容学完了，大家再来回答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就重点学习民法典第一编-总则主要内容。
这一部分共分为十章，二百零四条。内容主要有基本规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和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任，诉讼时效，期间计算。
关于基本规定，主要规定了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和依据。民法的基本原则。民法典第四条至第九条规定了有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绿色原则。这里面我们重点讲一下公序良俗、绿色原则。民法典第八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意思就是说从事民事活动不能违法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道德习俗。绿色原则，是在 第九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个原则是我们中国独有的，比如说这个光盘行为等。比如说自助餐厅里面的你拿多了出不完要罚钱，不要浪费节约资源。
关于民事法律关系，我们说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生关系。这个关系在法律上就叫民事法律关系，它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主体、客体（行为、权力、物、智力成果等）、内容（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
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原因就是法律事实。也可以说是民事法律行为造成的事实。民事法律行为后面我们再讲，现在主要讲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民事主体是民事关系的参与者、民事权利的享有者、民事义务的履行者和民事责任的承担者。民事主体的范围是（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
一、自然人从三个方面来讲。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也就是民法赋予的参与民事活动的资格）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这里面有两个特例。就是胎儿和英雄烈士。我们说胎儿还没有出生不能称为人，，英雄烈士已经死亡了也不是活着的人。他们应该说不具有权利能力的，但是在民法典第第十六条 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第一百八十五条 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死亡-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下落不明满4年，意外事故满2年的，利害关系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外祖父母、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其他与被申请人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向法院申请。这里面大家注意，和以前法律相比，厉害关系人没有了顺序限制。也就是说谁都能到法院申请，不要求必须按照顺序。
宣告死亡后的法律效果有1、人格消灭。2、事实人未死所为的法律行为有效。3、婚姻关系解除4、继承发生。5、单方可以决定送样子女。
“死去活来”的后果。撤销死亡宣告，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均可申请，无顺序限制。婚姻关系，自行恢复，已婚的，不能恢复，未婚的，书面表示不愿意恢复的，不能恢复。收养关系，不能以自己没有同意为由主张无效。财产关系。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有权请求依照本法第六编取得其财产的民事主体返还财产;无法返还的，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利害关系人隐瞒真实情况，致使他人被宣告死亡而取得其财产的，除应当返还财产外，还应当对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自然人下落不明满二年。利害关系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外祖父母、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其他与被申请人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 民法典第四十、四十一条讲时间和起算，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讲代管人以及职责、代管人变更。四十五条讲宣告失踪的撤销，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二、自然人的行为能力。（民法确认通过自己的行为参与民事活动之能力）判断标准：年龄和精神状态
1、行为能力的类型。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18周岁以上且精神完全正常例外，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8周岁以上未成年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不满8周岁或者其他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
三、监护。
民事行为能力受到限制，那么就要由监护人来帮助事实。民法上的监护分为四类。法定监护，指定监护，兜底监护，委托监护。重点讲一下法定监护，它是由顺序的。1、未成年人。监护人的顺序，一、父母。第二十七条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
(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2、无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监护人是第二十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配偶;
(二)父母、子女;
(三)其他近亲属;
(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监护人的职责撤销与恢复、终止等问题再民法典第二节大家可以自己看以看。
四、法人。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法人有独立人格，独立承担责任。法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都与自然人不同。这一点今天就不作为重点，重点讲一下法人的分类，我国对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咱们重点说特别法人。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为特别法人。机关法人从成立之人起，具有法人资格，无需登记。
保护民事权利是民事立法的重要任务。第一编第五章规定了民事权利制度，包括各种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1、以意思表示为要素。设立变更终止为目的。同时不再强调“合法”
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分为六大类。如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财产行为、身份行为、实践行为、诺成行为等等。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一般成立有主体、有意思表示、有标的即可。不要求当事人具有行为能力。民事行为的核心就是意思表示。意思表示的方式有明示（例句，比如我要买衣服）。明示包括口头形式、书面形式、身体动作（肢体语音）等等。和默示（行为推定，默示只有法律明文归档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时）。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无相对人 自意思表示完成时生效。有相对人 1、即时生效，对话的意思表示，自表示为对方了解时生效。2、非对话。自到达相对人。电子系统接收，数据电文进入特定系统，未指定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数据进入起系统的。
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成立是生效的前提，多数情况下，二者是同步的。重点讲一讲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类型。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1、行为能力缺失，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2、标的违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欺诈胁迫订立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3、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虚假行为无效。
全部无效和部分无效。第一百五十六条 民事法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举例24页）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撤销前，成立并且生效的，撤销后，自始无效。主要类型有1、重大误解。误解方自身的过失导致，不是对方欺诈，也不是误解方自身的故意或者中重大过失2、显示公平3、欺诈、胁迫。
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1、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2、无权处分人。主要是无权、超越、表见等。3、无处分权的行为。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灭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 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12年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1、无权处分合同有效。2、处分行为(交付或登记）效力待定。物权法里面会有学习。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追认。法定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在第七章内容比较多，基本原理 分类 、无权 表见 今天就不学了。
是指人基于被人之委托为被人之利益以被人之名义而于第三人之间为一定的法律行为。属于法律行为。
权的发生。第一百六十五条 委托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事项、权限和期限，并由被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一百六十六条 数人为同一事项的人的，应当共同行使权，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中的连带责任
1、通谋。 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人合法权益的，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2、涉嫌违法事项。向第三人承担 第一百六十七条 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事项违法仍然实施行为，或者被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人的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人和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无权。 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作出的行为。 效力待定。1、追认。权得到补正。明示和默示。2、催告权。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追认。被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3、撤销。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4、拒绝追认。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无过错责任）
（恶意）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9过错责任）
表见。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仍然实施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无权+权外观+带三人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1、持有盖公章空白的合同书和介绍信。2、无权人权限尚未结束，权实际已经终止。
法律后果。第三人可以主张有权，直接要求被人承担后果，被承担后果后，可以向人追偿。
复转。自己，
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是保障和维护民事权利的重要制度
重点学一下诉讼时效
1、诉讼效力：是以抗辩权为中心的。
2、使用范围，仅使用于请求权，一般主要是债权请求权。但是民法典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 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
(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
3、时效期间。
普通诉讼时效：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这个应当知道就是针对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来说，因为自己重大过失不知道也推定你知道。
最长诉讼时效：20年。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
特殊诉讼时效：4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纠纷。 5年 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保险支付保险金的债权。
4、起算。一般表达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特殊表达 再次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从发现财产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
1、定清偿期的，清偿期届满之日。 2、未定清偿期的 ，宽限期满之日，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的，自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3、分期履行的债务：最后一期届满之日。4、合同被撤销后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自合同被撤销之日。5、人身侵权赔偿，当时发现，侵害发生之日。当时未发现，伤势确诊之日。知道伤势和侵害人之日。6、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的事实以及对方当事人。7、无因管理。管理人的费用损失请求权， 无因管理行为结束并且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人之日。被管理人的损失请求权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管理人以及损害事实之日。8、未成年人遭。 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9、无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对其法定人的请求权，自该法定人终止之日起。
5、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
中止是由原因是，不可抗力，其他是由。发生的时间是在最后六个月。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计算。
中断，是时效进行时，因一定事实发生，时已经进行的时效期间归于消灭，代该事实结束后重新计算时效。
权利人请求 ，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债务的请求。义务人承认。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包括全部、分期或者部分履行。义务人提供担保。义务人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权利人起诉 ，提起仲裁。申请调解或者其他途径向有关机关主张权利的。
5、时效届满的后果。
抗辩权。实体权利不丧失。第一百九十二条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经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
民事法律生效的条件范文6
关键词：合同成立，生效，意思表示，撤销
一般认为，合同成立是合同订立的结果，即双方当事人完成合意的客观状态。合同是否成立意味着合同在客观上是否存在。合同的生效是指合同效力的发生[1].随着《合同法》的出台及我国民法学界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的深入探讨，应当区分合同成立与生效已经成为我国民法学界的共识。[2]学者们普遍认为，合同的存在与否是判断合同是否生效的前提，也是合同的履行、变更、终止以及确定合同责任的前提。但衡诸各主要民法典，鲜见对之进行严格区分者；我国学者的论述亦多从区分无效与不成立的意义着手来立论，对合同的撤销与不成立的关系、合同成立与生效之关系在民法体系中受哪些因素制约等问题探讨较少，因此有必要结合国外主要民法对合同成立与生效区分的态度及其与相关制度的关系，从民法体系的宏观视角上对合同成立与生效区分的缘由及意义等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合同成立生效的区分与合意
合同是交易的法律形式。市场经济之下，“你给则我与”为基本规则，加之任何人不得处分他人之权益，因此，需要通过双方的合意各自让渡自己的利益才能获得他人的对待给付，从而完成交易。由于现代交易往往要求合意的完成与其实际的履行在时空上相分离，这就需要法律对合意赋予法律拘束力，从而维系信用，使合意目的的实现获得了法律上之力。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合同，其最根本之点就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合意。在合意未与实际的履行相分离并获得独立法律地位的情况下，讨论合同成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早期的交易形式并非现代人所熟悉的合同。在古代法上，对于一项交易，其产生法律约束力的法律形式并非仅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即可完成。例如，尽管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将合同定义为“由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产生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但事实上，由于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在交易较少的情况下，鉴于信用的缺失，在交易时客观上需要而且当事人也只能通过即时的交付来完成彼此所有权的让渡。因此，在绝大部分交易中，单纯的合意并不能产生法律的拘束力。早期罗马法中，交易的法律形式主要表现为要式买卖（mancipatio）、拟诉弃权（iniurecessio）和耐克逊（nextium）。[3]然而，后世法学家往往将要式买卖和拟诉弃权列为所有权的取得方式而非合同。因为，这二者中合意与对合意的履行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它们直接结合为一项要式交易行为，在此种行为之外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契约的观念。[4]换言之，交易的完成不仅需要合意，还需要实际的履行，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硬将之视为一个合同的话，那么这里的“合同”，其成立、生效与履行是一并进行、无法分离的。
随着罗马法的发展，耐克逊的概念从最初的与要式买卖相等同（合意与对合意的履行合一）逐渐发展，先是摆脱了其所依附的庄严形式，而后又将合意从让与中分离出来。[5]“以缔约两造的善意担保为唯一要件（换言之，将合意与物的交付相分离）的万民法契约无疑是罗马法制度中最迟产生的。”[6]在这种诺成契约中，“唯一被重视的是缔约人的心理状态，至于外界情况除非是作为内在企图的证据外是不予注意的”[7].这样，合同形式就已经从合同成立的范畴中脱离出来，仅作为合同存在的证据。特定形式的要求不再是合同成立的要件。可见，罗马法中交易的法律形式，突出的表现为合意地位的日渐凸显，申言之，合意与合同履行行为的分离以及形式在合同中地位的衰落。
当然，罗马法中诺成契约在诸多交易的法律形式中出现最晚，其适用也是十分有限的，仅包括买卖、租赁、合伙和委托等四种合同，且与近现代的合同概念不同，如对当事人资格仍然有着严格的身份要求、对合同的形式非常强调[8].但勿庸置疑的是，合意地位的凸显为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区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合同被视为合意加债，即合同在逻辑上应当区分为合意的存在，以及该合意合乎法定要件而发生债的拘束力。这就为在逻辑上区分合意的完成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合同能够发生债的效力奠定了基础。
英美法系基于其“程序先于权利而存在”的传统，对合同概念的界定长期采允诺说，《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一条把合同视为法律保障其执行的“一个或一系列允诺。如果违反它，法律将给予补救，如果履行它，法律将在一定意义上承认其为一种义务。”这实际上是把合同归结为当事人承担债务的单方意思表示。在这种概念界定之下，英美法所关注的是一个个单一的允诺是否有效的问题，换言之，在英美法中，“合同法的中心是承诺的交换”[9]，即一个有效的承诺是否存在对价的问题，对价是其基石，除非有“蜡封文书”或“对诺言发生依赖的后果”，否则，没有对价，合同不能发生拘束力。其很难象我们所通常认为的，先对双方是否达成合意加以考察，再去考察这一合意是否应当发生法律效力。实际上，在英美法的权威教科书中，其合同成立部分也主要论述的是我们所言的合同生效要件的问题。但晚近英美法系的合同理论和法律规定中已经注意强调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性，在合同概念上也逐渐转采大陆法系的观点。[10]在其合同概念由允诺转向协议之后，其关注的对象将更多的从单一的允诺（如要约、承诺）的成立与有效一并考虑转向对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分别考察。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如此，英美法上合同的成立条件一般包括要约、承诺以及约因三项内容[11]，显然，仅因合意的达成并不足以成立合同。而对约因的探讨往往是与合同生效联系在一起的。
结合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例证，我认为，合意因素从交易中抽象出来是合同成立概念存在的前提。
还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合意是指债的合意，即双方对于未来进行给付的合意。应当看到，在现代法中合同作为交易的主要法律形式，主要是由于其作为一种可期待的信用，能够把未来的财富引入现实的交易之中，这就需要法律对当事人之间脱离了现实交付的合意赋予法律的拘束力。“脱离了‘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这一命题，就不可能充分理解法律行为的本质。”[12]因此，合同制度之价值在于：法律允许当事人依其意志自由决定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并对合法有效的合同所创设的权利义务赋予法律约束力，从而以法律的强制力赋予其履行合同的信用或者说担保合同目的实现的功能。这就使当事人能够对未来合理预期，从而能够进行无须即时交付甚至交易时标的并不存在的交易，这也将期待利益引入了现实的社会财富和交易之中，增加了社会财富的总量。因此，合意与履行行为的分离与各自独立，是合同制度存在的前提。既然合同的本质在于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自主创设法律关系，在以意思表示创设权利的行为与义务履行行为（或权利的实现）合二为一的情况下，意思表示实际上已被履行行为所吸收，从而失去存在的意义。
在早期罗马法的交易形式中，合意的完成与给付是同时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合同的成立、生效与履行必须是同时完成的，因此，尽管在观念上可以对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加以区分，但由于这一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合意的完成只能从当事人的实际对待履行中才能推断出来，而且，这一过程并不存在当事人在完成合意之后如何履行的问题，因此，此时探讨合同何时成立、何时发生一方当事人得请求对方当事人为特定给付等效力，恐怕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现代法上德国法系民法承认物权行为的概念，但事实上，就物权合同而言，探讨其成立与生效也没有实践意义可言，因为物权合同本身就附着在合同当事人的交付或者登记之上，只有从当事人进行的实际交付或者登记行为中，我们才可以得知双方成立了物权合同并使之生效。此时设权行为也同样与履行行为是合一的。因此，在物权合同中探讨其成立、生效的区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13]
二、合同成立生效的区分与意思主义、表示主义
合同作为一种双方法律行为，在本质上是双方或多方意思表示的合致，而意思表示是行为人把进行某一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心意愿，以一定的方式表达于外部的行为。[14]因此，意思表示应当包括内心意思和外在的表示行为两阶段。但是，在法律实践中，内心意思和表示行为可能出现并不一致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意思与表示的关系，换言之，在二者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维护意思抑或表示的尊严？对此问题的解决，因注重表意人的意思或表示的不同而有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之分。
就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对现代民法实践的意义而言，二者主要与意思表示的解释问题相联系，学者往往将其适用的领域局限在意思表示解释的范畴中。[15]我认为，这种观点低估了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的意义。应当看到，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对法律行为制度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民法学说中往往将其作为法律行为概念体系的基础”[16].采纳意思主义、表示主义抑或二者之折衷，对合同（法律行为）成立和生效的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
（一）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
意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源于德国18世纪的理性法学派，在德国19世纪法律行为学说中居于支配地位。在资本主义革命方兴未艾、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大背景下，意思主义强调对个人自由的保护，认为法律行为的实质在于行为人的内心意思，法律行为不过是实现行为人意思自治的手段，“惟有尊重其意思，使其意思实现，才是保障其自由的适当途径。”正如萨维尼所指出的：“意思本身应视为唯一重要的、产生效力的事物，只是因为意思是内心的、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借助于一个信号使第三人能看到。显示意思所使用的信号就是表示。”[17]可见，在意思主义之下，强调的是主观的、内在的因素，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然置于首位，这样，在充分尊重个人自由的同时，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及对交易安全的维护。
表示主义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期，在现代大工业蓬勃发展，交易频繁的社会环境下，“法律乃趋向尊重动的安全一途”[18].因此，表示主义把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并进而保护交易安全放在首位，它强调客观的、社会的因素，只是在内心的意思以明示或默示的表示向外表达的限度内才考虑内心的、真正的意思。表示一旦作出，即使在实际上由于错误或虚假行为并不符合表意人内心真意，也视为表达了表意人的意思，第三人视为只知道表示的内容。除非这种错误为对方明知，否则该意思表示仍然是成立的。因此，表示主义在维护相对人利益并进而维护交易安全的同时，强迫表意人被迫接受与其本意并不相符甚至完全背道而驰的法律效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人的自由。
（二）严格的表示主义之下合同成立和生效的关系
在严格的表示主义之下，如早期罗马法和日尔曼法中，通过法定形式表现出的意思即被法律认定为真实意思，意思表示的瑕疵不被法律所承认。此时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很难区分开的。
这是因为，在早期的市场交易关系中，由于信用极不发展，作为对交易当事人欠缺信用的补充，法律所倾向的是客观的、形式的和要式主义的概念，在对法律行为的判断上倾向于绝对的表示主义。也就是说，在判断当事人的意思时，法律所唯一注重的是表意人对外表示出来的意思。而意思表示最明确、最郑重的莫过于通过庄严的程序、繁琐的套语等富有象征性的举动所进行的表示，这些仪式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意思本身。因此，法律必然强调严格的形式主义，而不顾及当事人内心的真实意思如何。即便当事人通过严格的形式表示出来的意思与其内心的真实意思并不吻合，如表意人是在他人的胁迫之下被迫作出表示，或者表意人因对方的欺诈而作出意思表示，法律也仍然认为所表示出来的就是表意人内心的真实意思。因此，在早期罗马法中，以胁迫、欺诈取得债权是有效的。[19]古日尔曼法中，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在其早期，也完全不考虑意思的瑕疵，包括暴力和欺诈造成的瑕疵。[20]这正如梅因所言，“古代法中着重于附着在仪式上的言语和动作。如果有一个形式被遗漏了或用错了，则誓约就不能强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所有形式经表明已完全正确进行，则纵使以允约是在威胁或欺骗之下作出辩解，也属徒然。”因此，法律所看重的是通过仪式表示出来的意思，而无须考察当事人内心的真实意思。“使法律执有制裁武器的，不是一个允约，而是附着一种庄严仪式的允约。仪式比允约更为重要。”[21]
因此，在绝对的表示主义之下，合同的成立、生效与履行合为一体，通过法定形式表现出的意思即被法律认定为真实意思，意思表示的瑕疵不被法律所承认。只要按照仪式完成言语或动作，合同自然成立并生效，而且，直接完成了履行行为，达到完成给付所应达到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按照仪式完成言语或动作，合同不仅不生效，而且根本就不存在。此时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很难区分开的。
（三）严格的意思主义之下合同成立和生效的关系
合意一词源于罗马法，按拉丁文的原意，它是指合同当事人内心意思的一致。[22]在严格的意思主义之下，合同的成立应当以各方当事人内心真实意思的一致为准。这就要求意思表示应当是真实的，意思与表示应当一致，不存在错误；同时，意思表示应当是自愿的，基于欺诈、胁迫或不正当影响以及在危难中作出的意思表示也很难认为是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这种情况下才能认为一项表示是“意思表示”。因此，在纯粹的意思主义之下，一般也不可能存在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分野。因为，此时内心的意思是第一位的，表示只是意思表达的媒介或者证据，因此所谓合意只能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内心意思的一致。这就排除了因意思与表示不一致、意思表示不自由所造成的意思表示瑕疵。在出现这些瑕疵时，即便双方的外在表示是一致的，但也不能认为已经达成了一种合意。也就是说，成立的合同必然是无意思表示瑕疵的合同，“合意”存在意思表示瑕疵，也不能认为合同已经成立。而事实上，不存在意思表示瑕疵的合同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一旦成立，都会生效。
在罗马法晚期的诺成契约中，“唯一被重视的是缔约人的心理状态”，这一定程度上就体现出了意思主义的色彩，在其对错误的规定中，一方当事人表示其意见有误的，合同即不能成立。即表意人的意思表示存在错误的情况下，表意人不能因其错误而撤销合同，而只能主张合同不成立，错误是合同不成立的标准之一。
这方面的另一著例是，法国民法对合同成立与生效关系的认识。一般认为，诞生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深受意思自治观念影响的法国民法较多的倾向于意思主义。《法国民法典》制订之时，启蒙运动的兴起，使自由观念深入人心，民法理论中意思自治观念也倍受推崇。该理论强调当事人的意志为合同获得法律上效力的唯一依据。诞生于资本主义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民法典也深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法国民法典》第1101条规定：“合同，为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承担给付某物、作或不作某事的义务的协议之一种。”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108条的规定，合同成立须具备四个条件：当事人的同意、缔约能力、标的及原因。这里的同意是指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法国民法典将这四个条件称为基本条件，如果缺少其中某个条件，合同就不能成立。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法国民法典》第1108条规定的这四个条件乃合同的“有效条件”而非“存在条件”。[23]并且，法国绝大多数学者不同意把合同不成立作为合同不能发生相应法律效果时的后果之一，在同意完全不存在的情况下，该合同属于“绝对无效”的合同。[24]可见，法国民法立法与学说并不严格区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还应当指出的是，意思主义的兴起往往与自由市场经济方兴未艾、个人本位思想蓬勃兴起、政府对经济的自由放任相联系，这种大背景下，法律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已经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此时，政府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管的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因此，强行法及社会公共利益对合同效力的判断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这样，合同成立即意味着双方当事人不存在意思表示瑕疵，一般也不会因违法而无效，因此，严格的意思主义之下合同成立与生效也基本趋于一致。
因此，只有采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折衷的立场，才有合同成立与生效区分的可能。
三、合同成立与对法律行为的认识
我国学者普遍承认合同为典型的双方法律行为，但在讨论合同成立时却很少将之与法律行为的基本理论的角度为之立论。我认为，对法律行为本质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关系。
（一）法律行为的撤销抑或意思表示的撤销
学界一般认为，德国民法体现了社会本位，更多的注重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其在意思表示规则上采取的是较为偏重表示主义的折衷主义。如前文所分析，这种情况下区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应顺理成章。实际上，德国法以及受其影响的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学理也确实普遍承认了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区分。但是，由于对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相互关系的特殊认识，德国法系民法对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区分并不十分严格，往往混淆合同的撤销与不成立。
德国民法典制订之前，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之下，德国学者创造或者说是发现了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对纷繁芜杂的各种表意行为进行了高度的抽象，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民法总则，实现了私法规则的高度的体系化，其意义之重大，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而合同在德国法中被认为是双方法律行为的典型，是法律行为的下位概念。因此，讨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问题必须与其法律行为的相关内容结合起来考虑。
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理由书指出：“就常规而言，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为同义之表达方式。”[25]因此，在德国民法典中，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这两个概念几乎是混用的，在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上，“根据第119条、第120条和第123条的规定，某些具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应当是可以撤销的；而第142条规定大则是可撤销和已经撤销的法律行为。”[26]德国法的仿效者，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也将意思表示瑕疵纳入其总则“法律行为”章的“意思表示”一节，规定意思表示存在瑕疵时该意思表示无效或可撤销。因此，在合同存在意思表示瑕疵的情况下，我国合同法中可撤销的是合同，而在德国法系可撤销的却只是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换言之，在一方因对方欺诈而订立合同的情况下，按照德国法系民法，表意人有权撤销的并非整个合同，而是其作出的意思表示。
这种做法就可能导致下列问题的出现：
第一，混淆了合同被撤销与不成立。在意思表示瑕疵的情况下，一方撤销了其意思表示，被撤销的意思表示自始不存在，这样，由于合同的成立必须具有两项意思表示，在其中之一不存在的情况下，该合同实际上是不成立而非溯及既往的不发生效力。但德国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下，尽管合同本身并不成立，且通常只有两项意思表示中的一项中才存在撤销的原因，但也可以说合同被撤销[27].可见，这里合同不成立与合同被撤销是等同的。但是，合同的不成立意味着合同客观上并不存在，而合同被撤销则是一个成立的合同自始不能发生效力，二者在观念上存在根本的区别，如下文所述，混淆二者将导致一系列的法律概念体系与功能的紊乱。
第二，不适当的增加了合同的成立要件，不利于促成合同成立。由于德国法系诸民法通常规定，意思表示的解释以探求当事人的真意为目的，不得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这样，在判断合同成立的问题上，学者一般强调合同的成立要件应当包括双方当事人真意的一致以及表示的一致。按照学者的解释，在合同当事人对合同标的有不同的认识的情况下，例如，甲与乙约定由甲出卖一台电视机给乙，甲认为该电视机为客厅专用的电视机，而乙认为该电视机为卧室专用的另一品牌型号的电视机，则因双方的真意并不一致而不能成立合同。[28]这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在意思表示瑕疵的情况下合同已经成立但可撤销，显然大相径庭。
也正是由于德国法系的这种认识，有学者提出，成立要件是民法对所有法律行为所作的基本要求，也就是民法总则、债编通则对行为主体、能力、客体、意思表示的生效、合致等相关的规定。[29]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合同成立与意思自治密切联系，把国家的干预与合同生效相联系。这对于辨明国家强制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关系与界限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这种做法在逻辑上并不严密：世界各国立法基本上把欠缺缔约能力、意思表示瑕疵作为效力不确定或效力不完全来处理，这与欠缺合同必要条款导致合同不成立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而且，这种做法在实际应用上将把对合同当事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要求，意思表示自愿、真实等都纳入合同的成立要件，使合同的成立受到过多的限制。如下文所述，这种做法不利于促成合同成立，影响了合同法鼓励交易目标的实现。
（二）法律行为的合法性
在《合同法》颁布以前，我国法律并未严格区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问题，审判实践中也往往把合同不成立与无效相等同，把大量不成立的合同作无效处理，从而混淆了合同无效的责任和合同不成立的责任，消灭了许多本可实现的交易，因此颇受学者的诟病。[30]应当看到，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对合同的上位概念-法律行为的界定。
我国把法律行为称为民事法律行为，并赋予了其不同于传统民法的概念。传统民法一般认为“法律行为是以私人欲发生私法上效果之意思表示为要素，有此表示，故发生法律上效果之法律事实也”[31]，其所谓私法上之效果即私权的发生、变更、消灭。我国《民法通则》则把民事法律行为定义为“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这两个定义存在巨大的差异：前者强调意思表示在法律行为中的重要意义，“学者们从不怀疑，意思表示乃法律行为之要素，法律行为本质上是意思表示”[32].并且，传统民法只是把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作为法律行为的目的，法律行为并不必然发生行为人所期待的法律后果。因此在传统民法中，法律行为只是一个中性概念，只须表明这一行为的构成特征，使之以外部特征即可识别，具备该构成，即为成立。而判断行为的效力如何，即其是否能够发生行为人所欲的法律后果，则由法律行为生效规则调整。后者则强调民事行为的合法性，在这一定义中，只字未提意思表示，[33]合乎当事人意志的私权变动不仅是法律行为的目的，也必须是法律行为的结果。易言之，民事法律行为是成立的就必然是合法有效的，因此，对于民事法律行为，在衡量其是否成立时，就不得不同时考虑其是否合法从而生效。合同乃法律行为的下位概念，自然在概念上应当受到法律行为概念的影响。这样，不分成立与生效、以合同的有效成立来含糊的把二者混为一谈自然是理所当然的。这就自然难免把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相混淆，以合同的有效成立对之做简单化处理。否则，一个已经成立的合同，显然应当是合法的，但其又可能因不符合生效条件而无效，“无效而又合法的合同”，从概念上是很难说得过去的。因此，过去我国不少论著都把合同认定为合法行为，甚至认为无效的合同不是合同。这种不区分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做法，与我们过去对法律行为本质的不恰当认识是分不开的。
四、合同成立与生效区分的意义
关于区分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意义，学者进行了精辟的阐释：使效力待定等合同的概念能够在合同法得以确立；对正确区分合同的不成立和合同的无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便于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便于区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要件等[34].结合前文的论述，我认为，区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还具有如下功能：
（一）合同成立、生效制度的区分能够有效兼顾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承载的诸价值。
应当看到，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各自承载着不同的法律价值。采纳意思主义，体现着法律对个人自由的青睐；而采纳表示主义，则更加突出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因此，法律对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的采纳，“完全不是纯粹的逻辑问题，而是属于价值判断”[35].显然，在现代民法上，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和对交易安全的维护都是不可或缺的。私法自治为民法上的基本原则，自无异议，而对交易安全的维护亦是现代社会延续和发展的根基所在。尊重当事人意志与保护交易安全二价值之冲突，使现代各国民法虽在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之间稍有倾向，但“大抵采介于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之间的折衷主义”[36].
我国学者一般是从合同成立、生效制度中的一些具体规定来分别阐释其体现了意思主义还是表示主义。这种细致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但我认为，既然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是法律行为概念体系的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合同成立制度和合同生效制度的总体上来分别考察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也就是说，有必要考察在折衷主义的立场上，如何通过一套制度架构来合理承载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的几乎背道而驰的法律价值。转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无论在单纯的意思主义之下，还是在单纯的表示主义之下，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都是无法区分的。反言之，在合同成立与生效无法区分的情况下，就其整体而言，都无法同时承载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这种情况下，采取折衷主义就必然要求对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作出区分，并分别在合同成立制度和合同生效制度上赋予不同的法律价值。
应当看到，尽管合同成立一般被认为只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但是，既然合同成立制度已经为国家法律所调整，就不可能不受到国家意志的影响。虽然其解决的是一个法律事实是否存在的问题，但它决不仅仅是一个事实问题，而应当是法律问题，同样体现法律的价值取向。就合同成立而言，其乃法律对合同的事实是否存在的判断，一旦认为合同不成立，合同效力根本无从谈起。换言之，在合同成立制度问题上，其判断标准是非此即彼的，要么成立、要么不成立，其中很难有转圜的余地。而且，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一旦被认为不成立，合同效力根本无从谈起。尤其考虑到司法实践中出现合同是否成立的争议时，当事人之间缔约的良好关系一般已经破灭，重新达成合意的情况微乎其微。因此，在合同成立问题上，采严格的表示主义立场，尽可能促成合同的成立，是十分必要的。换言之，只要当事人作出了相互合致的意思表示，无论这是否是其内心的真实意图，都足以使合同成立。反过来说，如果在合同成立问题上采意思主义立场，则势必要把意思表示瑕疵等因素作为合同的成立要件，在这种情况下，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显然是不能区分的，这种做法的结果必然是因合同成立非此即彼的判断标准，而将大量本可完成的交易扼杀在缔约之初的摇篮之中。这在强调合同的目标是鼓励交易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合同成立也只能采表示主义。
合同成立问题上的表示主义立场并不会过分的限制表意人的自由，使其被迫承担其不欲承担的法律效果，因为合同成立之后，还需要对合同的效力进行判断。现代各国民法在合同效力判断问题上采纳了多层次的效力判断标准，如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等，并主要采取了意思主义的立场，表意人完全可以以其意思表示瑕疵为由撤销该合同的效力或者以其欠缺意思能力为由主张合同效力待定，从而摆脱合同对自己的拘束。当然，在合同效力判断问题上，由于其效力层次较多，各种效力层次的构成也较为复杂，这就便于其承载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在总体上采意思主义立场的同时，并不妨碍对某些严重损害交易安全和相对人利益的行为采表示主义立场，如真意保留的情况下，各国法律广泛承认在表意人明知其表示的意思并非其真意而进行意思表示时，表意人不得主张合同无效，但相对人明知的除外。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总体上合同效力判断采取了意思主义的立场。
按照这种区分合同成立与效力制度来分别承载法律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在合同成立制度中的表示主义立场，可以最大程度的促成合同的成立，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并进而实现合同法鼓励交易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在合同效力制度中总体上采意思主义原则，则便于维护表意人的真实意思和利益。因此，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区分，最大限度的结合和容纳了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背道而驰的法律价值取向。
（二）避免了合同不成立与被撤销的混淆。
德国法系诸国在承认折衷主义立场的情况下，因其对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关系的认识，而将出现意思表示瑕疵的法律效果规定为意思表示的撤销，这种做法必然导致合同不成立与被撤销的混淆，从而产生民法概念、体系上的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
其一，就可撤销的合同而言，民法学说普遍承认合同被撤销前，已经发生效力，因撤销权的行使而溯及既往的不发生效力。这就很难解释：如果认为撤销后合同不成立，那么此前的合同效力是根据什么而发生的。那么，能否认为因撤销权的行使而使合同溯及既往的不成立呢？按照民法理论，法律可以规定一定法律事实的出现可以导致发生、变更或者消灭一定的法律关系的后果，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法律事实的出现能够导致的也只能是一定的法律效果，依民法法理，显然不能够以一定事实的出现来发生、变更或者消灭一定的客观事实。而合同的成立，虽然因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其判断标准不可避免的要蕴涵一定的法律价值，但合同成立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客观上合同已经存在的问题。既然撤销权行使前合同已经在客观上存在，认为因撤销权的行使而消灭一个客观上已经存在的合意，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其二，既然意思表示瑕疵的情况下，表意人可以撤销其意思表示，导致合同不成立，那么为什么在表意人欠缺意思能力的情况下进行的意思表示反而能够成立合同，只是发生合同效力待定的效果？即便在德国法中也同样承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的法律行为属于效力待定的行为，甚至某些情况下有效的行为，其学理上更是认可无行为能力人的某些行为有效。在效力待定的合同中，即便因追认权人拒绝追认，合同不产生效力，但其并不发生合同不成立的效果。应当看到，欠缺行为能力与意思表示瑕疵本质上都是意思表示存在一定的缺陷，将这二者的后果规定得存在如此大的差别，是很难找到特别有力的理由的。
其三，意思表示瑕疵导致合同不成立，就必然发生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合同的成立是指意思表示的合致还是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合致？应当看到，民法学说普遍承认，要约、承诺的构成要件并不考虑意思表示瑕疵。但在意思表示瑕疵导致合同不成立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意味着存在意思表示瑕疵时就不能够成立合同。这就需要对要约、承诺的构成是否需要意思表示真实这一要件进行重新探讨，甚至将导致现有的要约承诺制度推倒重来，其必要性如何是值得商榷的。
还要看到，合同成立的判断标准是非此即彼的，如果过分扩大合同成立要件的范围，将意思表示真实这一要件纳入合同成立条件，就可能出现在合同因欺诈订立的情况下，因市场价格等客观情事的变化，欺诈一方发现履行该合同对自己不利时请求确认合同不成立的情况，这就会发生保护恶意当事人的效果。而如果将意思表示瑕疵的合同认为已经成立但其效力可撤销，则法律赋予了合同当事人选择权，在欺诈的情况下，受欺诈一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是撤销合同，还是继续履行，甚至是在维护合同效力的前提下追究对方的双倍赔偿等违约责任。这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意志和利益，有效的惩罚过错一方。
其四，合同成立过程中一方撤销其要约，就可以因其破坏要约的拘束力而认定其存在过错，应当对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此时责任的构成无须考虑撤销人的过错。而合同被撤销的情况下，行使撤销权的一方并不一定存在过错，有过错的一方应就其受到的损失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这两种情况下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显然是不同。将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就破坏了合同订立过程中的意思表示的拘束力。
因此，区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尤其是避免以意思表示的撤销来取代法律行为的撤销，就能够避免混淆不成立和被撤销出现的上述问题。
（三）维护了法律行为（合同）效力的完整性。
由于合同成立乃一事实判断，其判断结果非此即彼。因此，合同成立制度对于广泛贯彻合同自由原则来说，其调整手段存在天然的缺陷。而合同效力制度，则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多层次的效力判断体系。无效、效力待定、可撤销、有效，不同的评价结果能够在最大限度内实现合同行为中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的完美结合。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无效中的恶意抗辩等问题，即在双方通谋损害第三人利益这种无效合同中，受害一方可以从自身利益出发，以恶意抗辩来对抗加害人提出的宣告合同无效的请求。这种做法进一步丰富了合同法的效力体系。而区分合同的成立与效力，将可撤销作为一种合同效力层次，就有利于合同法效力体系的完善，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我国《合同法》上的合同成立与生效
尽管有学者从《合同法》第44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这一规定出发，强调合同成立，就意味着当事人应当依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不依法的合同，既未成立，又未生效，从而认为我国《合同法》并未区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37]但多数学者认为《合同法》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合同法》分别于第二章与第三章分别规定了合同的订立与合同的效力，基本上把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包括意思表示的瑕疵都规定在合同的效力一章。其中明确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的情况下，合同的效力则将受到影响，当事人可以撤销合同或主张合同无效，但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学者据此以及《民法通则》第55条认为，我国法律确定了不同的合同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
《合同法》作如是规定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我国民商法立法和学理始终以对大陆法的继受为主流，在我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后，这一点更为明显。正如有学者所言：“新的《合同法》是一部复合继受的法律”，虽然“广泛借鉴和参考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兼采英美合同法中的一些制度，但是仍然以大陆法系债法内容为主。”[38]在对合同概念的界定上，我国立法和学理也是明确采纳了大陆法的协议说而摒弃英美法上的允诺说。《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这表明我国法律认为合同本质上是一种合意。如前所述，这就具备了区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前提。
其次，我国《合同法》第14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第21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显然，我国《合同法》并没有把意思表示的瑕疵作为要约与承诺构成要件。因此，这里所谓的意思表示实际上只是当事人的外在表示，而不必考虑该意思表示是否存在瑕疵。这表明我国《合同法》兼顾了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但在合同订立问题上明确采纳了表示主义的立场。立法在合同订立问题上的表示主义立场也就意味着在我国合同法中区分合同成立与生效有其现实的理论基础和立法依据。
第三，《合同法》突破了《民法通则》对民事法律行为为合法行为的界定，把合同定义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2条），强调“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8条）。这实际上表明合同本身并不一定是合法行为，因此合同是否成立只需考察其是否是民事主体之间以变动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的协议即可，而无须考虑其合法与否，那是合同生效所关注的问题。而且，在“合同的效力”一章，《合同法》规定在意思表示存在瑕疵时，撤销的是“合同”而非“意思表示”（第55条），这就避免了德国法上的尴尬。我认为，这些经验是值得我国未来民法典吸收的。
但问题在于，《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中开宗明义，强调“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第9条）。这一体例就导致了适用中的困惑：当事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究为合同的成立条件还是生效要件？不少学者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将之认为是合同的成立要件。但我认为，这一理解并不妥当。固然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就该法草案的历次说明中当事人订立合同需要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始终被认为是合同订立的重要内容，但这一提法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宣示性的说法。因为就《合同法》第47条来看，当事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时并不导致合同不成立，而只是会影响合同的效力。而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这就是说，即便是没有意思能力的无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也可能是有效的，显然，这种情况下合同已经成立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则强调：“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由于现代民法承认自然人具有一切权利能力，因此欠缺权利能力是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而根据这一司法解释，即便法人或其他组织欠缺相应的权利能力，也肯定是已经成立了，只是在违法的情况下才依《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因违法而无效。因此，只能将第9条理解为一种法律的宣示，而不宜将之解为对合同成立要件的规定，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欠缺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合同还可能生效。当然，该条写在《合同法》“合同的订立”章也确实有欠妥当，这是在我国民法典制订中应当注意的。
注释：
[1]合同的效力仅限于债的效力抑或还包括物权等效力，学界存在较大争议，基于下文所述探讨物权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没有实际意义，因此，本文将之限定为债的效力。
[2]参见王利明：《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第237至240页。提出异议的观点参见杨树明、张平：《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效力同一性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3期；谢怀栻等：《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6至89页。
[3]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1992年版，第212页。
[4]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5]参见「英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9页。
[6]「英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4页。
[7]「英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1页。
[8]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
[9]「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14页。
[10]张谷：《债与合同的效力》，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页。
[11]沈达明编著：《英美合同法引论》，对外贸易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12]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13]程啸博士从物权行为的形式要件方面着手对此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参见氏著：《中国抵押权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以下。
[14]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0年版，第218页。
[15]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此外，在其他主要的民法著作中，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也往往在意思表示解释部分加以阐述。
[16]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17]沈达明、梁仁洁编著：《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对外贸易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
[18]郑玉波：“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债氏著《民商法问题研究》（一），台湾1991年自版，第41页。
[19]参见竺琳：《民事诈欺制度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9卷，第423页。
[20]参见沈达明、梁仁洁编著：《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对外贸易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21]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7页。
[22]参见余能斌、马俊驹主编：《现代民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23]参见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24]参见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
[25]转引自「德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26]「德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27]参见「德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
[28]参见尹章华：《契约表意一致与表意撤销之比较研究》，载氏著《民法理论之比较与辨正》，第298页以下。
[29]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30]参见王利明：《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第237页；魏振瀛等著《关于合同的成立条件与生效条件》，载《法制日报》1988年8月24日……
[31]：《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32]参见刘清波：《民法概论》，台北开明书店1979年版，第79页
[33]为避免这一弊病，我国学者解释民事法律行为概念时，一般强调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参见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或者索性直接以传统民法对法律行为的定义来解释民事法律行为（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153页）。
[34]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页以下。
[35]沈达明、梁仁洁编著：《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对外贸易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36]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