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诗的诗意范文1
关键词：盛唐；边塞诗；马意象
盛唐是唐诗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边塞诗在这个时期的唐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都是唐诗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马意象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惯常话语，它经历了几个时代的重要发展后，到了唐代，马意象它在先前的基础上有了整合和扩充。马意象在唐诗中多处出现，就近些年来研究唐诗马意象的动态来看，作者们多从唐诗整体通观马意象，很少有论述一个时期、一个流派的马意象专题，所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一个时期、一个文体继续探讨马意象的作用和文化意义。
一、盛唐边塞诗中大量出现马意象的原因
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与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由于政治对文化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政治集中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它拥有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和强大的物质力量。所以，政治可以成为强大的动力促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由此，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也是自上而下发展的，在诗歌艺术方面，盛唐边塞诗中大量马意象的产生，就源于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展原则，这包含了以下两方面内容。
其一，从文化上看，唐王室有着一半的鲜卑血统，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也在互相影响与融合，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自唐初始，帝王自小受到的教育一半是汉民族文化的教育，一半游牧民族文化的教育，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对马有特殊的感情，这就使唐初帝王爱马成为了可能，唐太宗李世民陵墓的《昭陵六骏》浮雕便是个很好的例证。这种爱好即有民族性又有统一性，民族性是具有游牧民族文化的对马的喜爱，统一性是以马为代表的两种文化的统一，这正体现在汉民族的诗歌艺术方面上，唐太宗李世民就写了大量带有马意象的诗，如《咏饮马》：
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绕蹄萦。
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
在唐王室中，对“马”的这种喜好从初唐一直延伸到了盛唐时期，唐玄宗李隆基就很好的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王室传统。盛唐时期的宫廷娱乐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舞马，即训练马匹随着音乐节奏舞蹈，一般都是百骏齐舞；同时唐玄宗李隆基还要求科场的读书人要会打马球，每当科举后，进士及第的人们照例要到长安月光阁聚会，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让进士们打马球。同样，在诗歌艺术方面，唐玄宗李隆基在其《校猎义成喜逢大雪率题九韵以示群官》等诗作中也大量的运用了马意象。所以，基于统治阶级对马喜爱的意识形态，民间便产生了追随统治阶级喜好的思想，并大量的在生活中付诸实践，盛唐有过边塞从军经历的诗人们在宣泄这种追求时，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大量运用马意象，甚至去夸张的赞美和马有关的物品――马具，比如高适的《咏马鞭》：
龙竹养根凡几年，工人截之为长鞭，一节一目皆天然。
珠重重，星连连。绕指柔，纯金坚。绳不直，规不圆。
把向空中捎一声，良马有心日驰千。
俗话说好“马配好鞍”，诗人这样不遗余力的赞美马鞭的目的实际上是要赞美配得起这根好鞭的良马。
其二，从军事上看，马是主要的军备之一，甚至到了近代它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仍然很高，《后汉书・马援列传》中马援表曰：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尊卑之序，
有变则以济远近之行，而兵所以恃以取胜也。
在我国历史上，到战国末期，骑兵开始进入战斗序列，汉武帝对匈奴用兵正是我国骑兵第一次大发展时期，奠定了以骑兵为住的作战体系，而唐代对突厥、土蕃、回鹘、奚、大食等游牧民族的战争发展并巩固了这一体系。唐代是“马上得天下”，再加上周边少数民族的威胁，统治阶级自然认识到马的重要军事作用，因此唐代非常重视训练骑兵与饲养马匹。整个唐代的边地军中多有马匹，举目可见，甚至还放养军马，马匹在边地深入到了生活的每个角落，抬头即见马。岑参在其诗《逢入京使》中写到：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马上相逢无纸笔”尤为人叫绝，边关外，人不离马，所以说在马上相逢，纸笔不便书写，所以说“无”，而使者不能稍停，诗人一时来不及，才嘱其口传，这真是边塞生活的真实写照。再如高适的《送刘评事充朔方判官，赋得征马嘶》：
征马向边州，萧萧嘶不休。思深应带别，
声断为兼秋。歧路风将远，关山月共愁。
赠君从此去，何日大刀头。
这首诗写得是在边塞送别，前四句围绕着马嘶来渲染离别之苦，用“萧萧”描绘马嘶鸣不息，然后写马的“思深”（心态）和“声断”（声态）都和离别自然的联系起来，征马嘶鸣的画面形象鲜活，正好为后面的赠别之语做了铺垫和过渡。
看来盛唐时期有过边塞从军经历的诗人们深入了到边地军中，他们发现和注意了现实，并自觉的把马做为意象反映到的他们作品当中。由此看来，唐政府的军事行动在无意识中促进了盛唐时期边塞诗里马意象的产生与发展。
二、“以汉喻唐”模式中的马意象
盛唐边塞诗人有着浓厚的汉代情节，“以汉喻唐”模式在盛唐边塞诗中大量出现，基于这种模式出现的意象是多样的，其中马意象中的“天马”就是这样的一个鲜明代表。
人们对某一阶段的历史所产生的态度，不仅取决于人们对现实的的态度，也取决于历史于现实关联的程度，因此“汉代情节”不仅是盛唐边塞诗人对历史的理解，还是现实的反映和和对理想的追求。“生产力不是凭空产生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主体精神都是承上启下的，盛唐兼容并包，所以这个时代更需要从历史沉淀中寻找符合时代精神的泉眼。
汉代和盛唐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强盛的时期，从地域上看，两个时代都定都长安，两个时代都受到来自西北游牧民族的威胁，汉代有匈奴和西域三十六国，盛唐有土蕃和回鹘；从军事上看，两个时代都在边地不断用兵，重视边防建设；从文化上看，自唐太宗开始就有大量学者在研究“汉书学”，而政府又把前、后汉书列为科举试题之一，再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塞诗是唐边塞诗的直接渊源，因此在盛唐边塞诗人看来，只有汉代才有可比性，也只有汉代才是汲取精神资源的宝库。
“以汉喻唐”模式中的马意象集中体现在了“天马”上，近来学术界也有探讨“天马”的，但并非从“以汉喻唐”模式入手，再这里我将对“以汉喻唐”模式中的马意象进行初步探讨。
盛唐边塞诗中出现的“天马”，就是诗人基于追求这种历史精神的心理而产生的。盛唐边塞诗中的“天马”实际上指得是大宛马，也就是汗血马，但在汉代，“天马”最初指得是乌孙马。汉朝与匈奴打仗，训练骑兵，需要种马，乌孙马的质量在汉代享有盛誉，最初从乌孙去内地的马匹，因其品质优良，遂称“天马”。直到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后，才知道大宛马的质量在乌孙马之上，于是汉武帝派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出使大宛买马。然而大宛王不但不肯卖马给汉使，且“令东边郁成王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消息传道长安后，武帝震怒，乃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征讨大宛。在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第一次征讨中，由于沿途小国坚壁清野，使得征讨失败。在总结教训后，武帝派李广利于公元前102年第二次征讨大宛，此次李广利率军攻灭大宛，乃选大宛好马数十匹献于长安。自此大宛马为“天马”，而乌孙马遂名“西极马”。
看来“天马”这一名词的出现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沉淀的，“天马”作为意象出现，不仅是诗人对汉代的歌颂，也是对现实的描述、对现实追求，如周存的《西戎献马》：
天马从东道，皇威被远戎。来参八骏列，不假贰师功。
影别流沙路，嘶流上苑风。望云时蹀足，向月每争雄。
禀异才难状，标奇志岂同。驱驰如见许，千里一朝通。
从表面上看诗人描写的是天马的威风形状，但实际上诗人是通过对“天马“的描写来来赞颂李广利的军功，从而表达对当时国家在边地战争上取得胜利的喜悦。在诗人看来，征服少数民族后最大的犒赏，就是效仿汉代，让他们献上宝马良驹，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一个征服者的“贪婪”，满足一个社会尚武的风气，从而激励作者本人和读者去边地建功立业。
除此，“天马”还可以用来赞誉一个人的勇武与气概，再看高适的《送浑将军出塞》：
将军族贵兵且强，汉家已是浑邪王。子孙相承在朝野，
至今部曲燕支下。控弦尽用阴山儿，登阵常骑大宛马。
银鞍玉勒绣蝥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广从来先将士，
卫青未肯学孙吴。传有沙场千万骑，昨日边庭羽书至。
城头画角三四声，匣里宝刀昼夜鸣。意气能甘万里去，
辛勤判作一年行。黄云白草无前后，朝建旌旄夕刁斗。
此诗作于天宝十三年，高适在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浑将军为哥舒翰麾下之云麾将军、皋兰府都督浑惟明。高适在描写浑将军时用到“控弦尽用阴山儿，登阵常骑大宛马”，浑将军率擅长骑射的“阴山（山名，今内蒙境内）儿”箭无虚发；骑一日千里的“大宛马”（天马）所向披靡。一位将军昂扬矫健的气势，豪雄坚劲的姿态跃然纸上，而他胯下的“大宛马”正是其英勇善战的表现，其往日军功的证明。但高适却不直接写“天马”，而是用了别名，是因为这位浑将军其祖先是汉代匈奴浑邪王。当初汉武帝名义上是为求良马灭大宛，实际上是为断匈奴右臂，如果高适在此直言不讳的言“天马”来炫耀浑将军的战功，势必会引起歧义，造成民族矛盾。但是唐代胡汉一家，民族政策比较开明，所以高适才会以“天马”来赞誉一位匈奴后裔的将领，可见诗人用心良苦。
由此看来，在盛唐边塞诗中“以汉喻唐”模式下的马意象，诗人们不仅用其称颂了盛唐的丰功伟绩，还赞誉了那个时代的文人武将，但由于民族矛盾，马意象在使用方法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三、马意象中的英雄意识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强盛而又充满活力的朝代，它疆域辽阔，经济发达，政治开明，军事强大，诗人们在时代的感召下，呈现出了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雄浑的气魄，他们对生活充满着希望与执着。帝国的强盛赋予整个社会以无限的活力，这种时代精神孕育了整个社会都具有英雄意识，整个时代都有崇尚英雄的风气，这是盛唐边塞诗中产生英雄意识的基础。
首先，盛唐时期有过边塞从军经历的诗人们的英雄意识是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和羡慕的心理来体现的，他们心中的英雄是以军武英雄为主的，以英雄为榜样，渴望建功立业，封侯拜相。在我们看来，英雄一般都会毫无节制的喝酒吃肉，他们会向掌柜的大喊：“来两斤牛肉，酒尽管筛来！”。因为我们会认为，填满英雄胃肠的酒和肉可以转化为征服敌人的能量，这也正是我们理解的英雄的人格。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展现英雄人格魅力的另一个方式――马意象。马上看壮士，在盛唐边塞诗中，马所背负的一定是强者，在那些歌吟勇武英雄的诗句里，骏马是英雄生命的一部分，诗中常常以马意象壮其行色，而那些英雄就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如杜甫的《高都护骢马行》：
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H然来向东。此马临阵久无敌，
与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养随所致，飘飘远自流沙至。
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腕促蹄高如踣铁，
交河几蹴曾冰裂。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
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青丝络头为君老，
何由却出横门道。
这首诗表面上是在咏马，一匹形制壮丽，桀骜不训的宝马，但实际上是在赞颂它的主人高仙芝的英雄气概，近代的高步瀛在《唐宋诗举要》中说：“妙在句句赞马，却句句赞英雄”。再比如岑参的《卫节度赤骠马歌》中：
……红缨紫珊瑚鞭，玉鞍锦鞯黄金勒。
请君鞲出看君骑，尾长@地如红丝。……
岑参描写的马有高贵华丽的装饰和又长又柔如红丝一般的尾巴，为我们展示了一匹非凡的良马，但诗人的用意却是在赞颂卫节度的勇武。英雄骑宝马，宝马衬英雄，两者相配，不能错位，写马实则写人，战将的勇武一刻也离不开马的配合，因为战马与战将的配合，正是古代战场拼杀的一个基本战术构成，所以杜甫在《前出塞九首》中这样说：
……射人先射马……
其次，盛唐边塞诗中的英雄意识是对自己渴望建立功业的心理寄托而产生的。唐代文人投笔从戎走向边塞，投身于战斗生活当中，渴望在边塞一展身手，这对他们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盛唐边塞诗中，马意象成为了诗人建功立业英雄意识的集中体现符号。岑参在《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中这样写到：
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知君惯度祁连城，
岂能愁见轮台月。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此诗可以看作是岑参勉励李氏立功扬名，创造英雄业绩，但这又何尝不是诗人自己的理想和壮志呢？他内心蕴藏、焕发出来的功业追求，渴望实现自己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这一切都通过“马上取”得以挥斥、诉说，其英雄豪气使后世多少读者为之激动振奋。在这种建功立业的豪情中，马意象还成为了诗人自己的化身，它象征了诗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不惧艰难险阻，一往无前的信念。良马的神速也体现了他们对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也自信，如岑参的《卫节度赤骠马歌》：
……草头一点疾如飞，却使苍鹰翻向后。……男儿称意得如此，
骏马长鸣北风起。待君东去扫胡尘，为君一日行千里。
又如高适的《画马篇》：
……荷君剪拂与君用，一日千里如旋风。
飞驰的良马寄托着诗人驰骋战场的壮志，盛唐欣欣向荣的时代环境和诗人的建功理想在马意象上达成了默契，成为诗人个人英雄意识的写照。
在盛唐边塞诗中，马意象就是这样充满了英雄浪漫色彩，它们在形象上雄姿英发、器宇不凡，在精神上承载着的是一个一个边庭健儿和诗人自己高贵的梦
四、马意象同边塞风光
盛唐边塞诗中的马意象向我们展示了神秘、雄伟、丰富多彩的边塞风光，同时也反映出了边塞生活的艰辛。
边塞的春天，李益在《塞下曲》中这样写到：
……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
西北高原，天高云淡，鸟儿群飞，北方民歌飘荡在广袤的草原上，马群在绿色的草地上狂欢奔跑，撒欢鸣叫，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虽然歌声中饱含了边塞军士们对家乡的思念，但也饱含了歌唱者对边地的热爱和身处边地的自豪情怀，这种感情体由马群的欢嘶带来，而马群的欢嘶也迎接来了塞外的春天，这是怎样的一种壮美豪情。
春天是美好的，然而边塞的景色并不总是这么诗情画意，实际上边塞自然条件而劣，生活艰苦，人烟稀少。从历史地理学上讲盛唐边塞地处新疆、甘肃、内蒙的西部等地；从地理学上讲，这些地方在气候类型上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是干旱区，沙漠较多，降水稀少，冬季时间长而且寒冷、狂风肆虐，边塞自然条件而劣，生活艰苦人烟稀少。这些在盛唐边塞诗中的马意象里均有体现，有描写沙漠多的，特别指出的是岑参的《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
……胡沙费马蹄……
诗人在这里提到了马蹄，这个马蹄实际上指的是马蹄铁。蹄铁是中国的发明，大约发明于汉初，蹄铁的发明是为了减少马蹄的磨损，从而增加马的“脚力”。日日在沙中奔跑，可见对蹄铁的磨损很严重。同样提到蹄铁，却描写气候恶劣的有岑参的《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
……交河城边飞鸟绝，轮台路上马蹄滑……
马踏在边塞冬天的路上，由于路上冰雪覆盖，而马蹄上又有蹄铁，因此马和路之间的附着系数很小，才会打滑走不稳。还有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
马蹄脱指的还是蹄铁，由于严寒，钉进马掌的铁钉热胀冷缩，从马掌中滑落，导致了马掌脱落。钉蹄铁的铁钉比较粗，会是怎样的严寒才使其脱落的呢？这不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的酷寒，而诗人在边塞却实实在在的经历了这种寒冷。边塞除了酷寒，还有大风，如王昌龄的《变行路难》：
向晚横吹悲，风动马嘶合……
马儿嘶叫并不是应和风声，而是因为风太大、太冷，已经超出了马的承受力。而高适的《自蓟北归》里这样写到：
驱马蓟门北，北风边马哀……
“哀”字正是形容了马的这种嘶叫是痛苦的。
这就是边塞的风光，既有它温存的一面，也有它冷酷的一面，诗人们通过对马的描写，侧面的勾勒出了边塞的艰苦生活，毕竟在酷寒多风的冬天，马背上的正是诗人自己，但这绝对不诗人的满腹牢骚，而是证明了他们建功立业的决心和信心，他们让我们通过马看到了一个个投笔从戎、铮铮铁骨的盛唐读书人。
五、结语
最后，意象是由物像加工而来的，作为事物的马虽然千差万别，但意象本体――马是一致的，都具有同一类的相同特征，马意象在盛唐边塞诗中广泛运用，它不仅是时代风貌的反映，也是诗人自己人生理想的的体现，更展现了我们民族的这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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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诗的诗意范文2
1、译文：平沙万里，在月光下像铺上一层白皑皑的霜雪。连绵的燕山山岭上，一弯明月当空，如弯钩一般。何时才能受到皇帝赏识，给我这匹骏马佩戴上黄金打造的辔头，让我在秋天的战场上驰骋，立下功劳呢？
2、原文：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来源：文章屋网 ）
马诗的诗意范文3
人都说。读其诗。可以知其世。三十五岁前是诗人的读书和游历时期。当时正值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二十岁起开始了为时十年的漫游，对这段游历，诗人晚年还很留恋，“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快意，酉归到咸阳。”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或二十九年，诗人留下了一首有名的咏物言志诗――《房兵曹胡马》。开始四句“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人四蹄轻。”诗人恰似一位丹青妙手。用传神之笔描画了神清骨峻的胡马：一“批”一“入”，马态之雄，马行之速跃然纸上，呼啸耳旁。接着“所向元空间，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四句由外形到品格的描写，由咏物转到了抒情。一个忠实的朋友、勇敢的将士、侠义的豪杰，一个血性男子呼之欲出。诗人是借马为说，期望房兵曹为国立功，更是传达自己想有所建树的志向。盛唐时代国力强盛，疆土的开拓，激发了民众的豪情，书生寒士都渴望建功立业，封侯万里。这首诗遒劲超迈。凛凛有生气，反映了青年杜甫锐于进取的精神。
另外，大概写于开元末年的《画鹰》一诗，同样托物喻怀，充分体现了青年杜甫富有幻想、奋发有为的热情和嫉恶如仇的性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慷慨激昂地诉说着早年诗人的襟怀抱负。
杜甫是一位人民诗人，有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无限同情。杜甫走向人民。是从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即十载的长安困守开始的。当时是安史之乱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儿，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致经常挨饿受冻，诗人已经丧失了他的“裘马”了，在饥饿的煎熬下，也曾想到退隐，作一个“洒脱送日月”的巢父、许由，但他毕竟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十年困守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在这期间他曾借骢马来寄托自己的感叹，那就是《高都护骢马行》。
“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炊然来向东。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骢马声价剧增，一心与人成大功，有品格有感情。“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曹操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马援愿以马革裹尸，曹植不愿作“圈牢之养物”，杜甫虽然“涕泪受拾遗”。但作了拾遗，偏要管皇帝的“闲事”，既然管了，怎能不思“战场利”。“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充分道出了这时诗人抱负远大而又沉沦不遇的焦灼苦闷和感慨愤懑。
前期题《画鹰》时意气风发，天宝末年《天育骠骑图歌》却完全是另一种格调。诗歌由马说到人，说到自己。说到社会。漫溢于诗表的郁结已久的愤懑与悲辛让人心酸。“毛为绿骠两耳黄，眼有紫焰双瞳方。矫矫龙性含变化。卓立天衰森开张。”这分明是伯乐眼千里马，而“年多物化空形影。呜呼健步无由骋。如今岂无腰衰与骅骝?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画马到底不及真马有用，画马再好也不能驰骋。那难道当今真的没有良马骏马了吗，还是少了相马的伯乐了呢。诗人借物寓情，因小明大，表面上是为马叫屈。其实是为自己喊冤，为奇士鸣不平。托物抒怀、淋漓酣畅、热肠忠裂让人扼腕。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中陷安史叛军中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诗人也历尽艰险。杜甫一方面勉励人民参战，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深切同情人民。诗人为华州掾时写下了“三吏”、“三别”、《洗兵马》等不朽篇章。当时还写了一首七古《瘦马行》。该诗歌作于乾元元年(758年1冬，当时杜甫贬官作华州司功。一则诗人极爱马。二则这是匹被遗弃的官马，和诗人当时处境有着相似之点，故诗人借马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东郊瘦马使我伤，骨骼碑兀如堵墙。绊之欲动转欹侧，此岂有意仍腾骧?”伤马耶?伤己也。“见人惨澹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失主”“远放”处处是诗人自己的影子，“日暮不收”明明是写自己的日暮途穷。内心的极度悲楚。前人多说这是杜甫“自伤贬官而作”，是可信的。但诗歌结尾说“谁家且养愿终惠，更试明年春草长。”就算在这样的处境下，他希望那马有人收养。明年草长马肥。更试其材，必有可观。杜甫总是积极的，虽然政治上受挫，内心极其苦闷。但是笔下的马还是一匹想立功的马。“身逢尧舜君，不论便永诀”，虽然有用世之心，可因羞于干谒，终于一直辛辛苦苦埋没风尘。怎能不顾马自怜。
759年7月，杜甫弃官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吃尽千辛万苦。于年底到达成都。开始他漂泊西南的生活。诗人客秦州同谷时也写了不少托物言志诗，其中有一首《病马》，抄录如下：
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
诗人当时生活极苦，“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空囊》)境况如此困苦，诗人还不忘幽默。病马，废弃之物也，患难相依的马，不正是自身的影子。在风尘之中，而且老了，还在为我尽力。岁已晚，天犹寒，况又病，哪得不使人伤心落泪。马之为马虽微。可对人的情分倒很深厚。使我不禁为之感动而沉吟。诗人既受到统治者的弃斥，又很少得到人们的关怀和同情，这也是他为什么往往把犬马――特别是马看成知己并感到它们给予他温暖的一个客观原因吧。申涵光说：“杜公每遇废弃之物，便说得性情相关，如病马、除架是也。”为马而感动，而又有谁感慨自己。同情自己呢。诗人的衰老感、不遇之感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杜甫总是念念不忘国家的灾难，哪怕是一些题画的诗也往往流露出爱国之情。如《题壁上韦偃画马歌》‘‘一匹龅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啼。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千里之遥，眼看就要消失在它的霜啼之下，时世如此不安定，我怎能坐视不管。浦起龙说：“结联见公本色。”这不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情，而是“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的深深感慨了，整首诗充满着对国家衰落局势的深切忧患。
马诗的诗意范文4
一、马利坦和他的时代
中世纪以后的欧洲，随着科学的发展，作为与基督教神学相对抗的理性主义逐渐滋长起来。“从以马斯.阿奎纳，罗吉尔.培根和奥卡姆直到大约十九世纪末，每一件事物都实际上符合于理性的规律，各种形式的唯理论统治了西方思想。”（1）但这并不说明信仰就不存在了或者说被削弱到多么低的程度，而是滋长起来的理性似的宗教逐渐宽容起来：一方面容忍了理性的部分侵入边的不再过分固执；另一方面，永恒在上的神变的稍微世俗了些，从某种意义上说，使得人与神之间更加亲近起来。
理性主义与科学联系到一起对欧洲的发展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反映到经济、政治、艺术、哲学的各个领域。但由于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理性主义的批判使得宗教失去的仅仅是教条、狂热和蒙昧，正因为“宗教像火一样是人类文化中所固有的某种东西”，（2）理性的批判并没有能威胁到宗教自身的存在。
十九世纪的法国科学和社会都在进步，各种各样的进化论思想让人们变得足够乐观，人们象傅立叶和圣西门一样构造着未来理论世界，陶醉在科学的梦幻之中。wwW.133229.coM然而历史并没有为人类精神的权威引导人们进入必然的王国，与科学同时俱来的不仅有财富而且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各种各样的矛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理性主义的锋芒开始引退了，人们在正视科学的同时，有返回来更加关注人自身的存在，在叔本华和尼采之后，各种人本主义或者说存在主义有空前发展起来。
1882年11月18日，马利坦出生在巴黎的一个笃信新教的律师家庭，幼小的心灵种上了宗教的种子。
青年时代的马利坦进入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学习，在这期间深深吸引他的是哪个时代感觉的一部分柏格森生命和直觉主义哲学。尽管畈依了罗马天主教后的马利坦转过来有反对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但在后来的马利坦的思想和著作中，我们多多少少还是可以看到柏格森的某些影子。
1905年，马利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06年他同他的妻子也就是后来成为诗人的拉依撒.奥曼索夫（raissa oumansoff）共同改信天主教，也许正像一些资料上所说的，这是因为他们受了法国诗人l。布户瓦（leon bloy）的影响。再后来1908年，马利坦潜心研究中世纪经院哲学家 拖马斯。阿奎纳的著作，在这位13世纪意大利修道士的思想面前，他被深深的打动了。
拖马斯.阿奎纳是在西方文明史上产生过巨大思想影响的思想家。他把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与基督教信仰结合成为一个庞大的神学体系。在他的体系中我们不难发现信仰与理性的最初的调和，这一点或许不仅是马利坦所需要，还是那个时代的法国所需要的。
马利坦很快接受了拖马斯.阿奎纳的理论体系。并从此开始了把中世纪经院哲学应用到现代生活中终生尝试。“他是拖马斯。阿奎纳的门徒或诠释者，和阿奎纳一样，他不仅关心查的合理性，而且也关心生存和存在以及充斥着上帝的时间的重要性。”（3）
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宗教如何适应现展的社会是许多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这时候拖马斯。阿奎纳的哲学和神学被重新发现不是马利坦个人的事而是涉及到整个欧洲社会。这也许是在教皇利奥十三世在《永恒之父》通谕中正式宣布阿奎纳的哲学为天主教官方哲学之后，新拖马斯主义的影响能够日渐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1912年，马利坦受聘在尼斯拉公学任哲学教授。1914年以后在巴黎天主教学院讲授哲学。1913年他发表论《柏格森哲学》，1920年，他发表了《艺术一经院哲学》，在着本书中开始对“美”进行讨论。1984年，马利坦应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直到1950年退休为止。在美国执教期间，他用英文写下了《艺术一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一书。这是又一部也是他主要一部对“艺术哲学”进行反思的专著。在书中他对“艺术”和“诗”进行了剖析和比较，对“创造性直觉”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对智性和想象以及诗与美的关系等内容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马利坦在对哲学问题发表看法的同时，对艺术阐发的见解和意见给人们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使得在美学上的马利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与其他对文艺发表看法的哲学家一样，马利坦的美学思想建立在他自身的哲学基础和时代精神的土壤之上，这一点在本文第二部分对其美学思想简单把握的同时再给予粗浅的分析。
马利坦一生推动新拖马斯主义的传播，勤于著述。他的著作有五十多种，涉及艺术的还有《诗的境界及其他》（1935），《艺术家的责任》（1960）等几种。
二、马利坦的基本美学思想
美的本质
什么是美，美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任何一个对“艺术哲学”表现出兴趣的人所乐意讨论的问题，马利坦也是如此。
正象拖马斯。阿奎纳所论述过的：“在任何事物中，美和善二者的本质特征都是相符的，因为它们正是建立在同一形式的基础上，所以善被我们颂扬为美。”（4）
马利坦同样看到了美与善的联系，他认为一件事物能满足“善”的欲望的同时，又能让人对其理解过程中领悟到愉悦，也就是“美”的感觉。“如果事物以其被提供给心灵直觉的存在这一简单事实来提高心灵和给心灵以快感，那么理解这事物就是善，这事物就是善，这事物就是美的。”（5）为了使艺术更能充分地表现“美”，人们往往赋予艺术更强的象征性的“善”。马利坦把对美的本质的分析放在美善统一的基础上，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并不是说美就等同与善，这一点似乎更关键。马利坦用更多的笔墨把美与善在认识的角度上做了区分。尽管美与善同样可以提供快感、满足或喜悦，但美的事物在“美”的方面提供的喜悦，“这种喜悦不是任何一种喜悦，而是认识中的喜悦。”（6）把对没的感悟与认识过程联系起来，使得马利坦对待感觉没的方式上，更加偏爱视觉和听觉。他认为美丽的色彩能够娱目，同样气味浓烈的香水味能够刺激嗅觉，但在这两种“形式”或性质中，只有色彩可以被成为“美的”。这是因为在马利坦看来，香水味仅仅使欲望得到满足，而色彩可以在认识方面被领悟，在直接的关照中带来愉快。
怎么样的一件事物就是“美”的，或者说一件事物具有哪些因素让人感到“美”呢？在这一点上，马利坦开始明显地表现理性与信仰的协调。他复述了圣拖马斯给美规定的三个条件，我们不管这三个条件本身是否合理或全面，意义在于马利坦对之所以美的三个条件做的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完整性，因为理性喜欢存在；匀称性，因为理性喜欢秩序和统一；最后，也就是主要一条，明确性和鲜明性，因为理性喜欢光亮和明白易懂。”（7）事物之所以是“美”的，首先是他本身物质的安排是有序的，是合理的，这样才能被理性所接受，才能让理性感受到喜悦，感受到美。既然美是理性的对象，美也只有在符合理性的形式中产生出来。
这些还仅仅是美的基础或规定美的条件，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呢？马利坦开始神秘起来。他借助经院哲学家的说法，认为“美就是闪耀在物质匀称部分的形式之光”，（8）（着重号为本文作者加）或许正像人有灵魂一样，事物之所以表现出美，是因为它自身闪耀着一种闪电般的光彩，当然这种光彩是在符合理性的形式中显现出来的。“形式之光”是事物美的直接原因，或者说是美的实质。接下来马利坦对形式之光来源的进一步分析终于走向神的怀抱。他认为不论是舞姿合理的鲜明性还是韵律或音响的和谐，合乎理性的事物之间闪烁的形式之光，首先来自人类的“喷薄欲出的深刻的心灵之光”，（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而心灵是生命和动物能量的开始形式或精神生活的基础，痛苦和激情的基础。”（9）再就是形式之光直接来自更加崇高的“神赐之光”。（作者加）
当马利坦这种解释正是迎合了他的“以神为中心”的基督教文化观。他承认理性，甚至鼓吹科学，但同时承认人的超理性的部分，结果是一方面为理性所鼓舞，另一方面对神性的降临敞开了胸怀。马利坦在对美的本质上尽管对这种调和做了进可能的努力，但看起来总还是让人感觉有些牵强。这也许不是他个人和单就美的本质做出论述方面的问题，它关系到理性和非理性，科学和信仰以及人在某些范围内认识的乐观性和在某些方面充满困惑的事实。从整个哲学史或美学史上来说，这种调和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做的完美。这种做法的意义不在于做的怎么样，而在于做的本身。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或者说形式之光是怎样被把握和领悟的。首先是感觉获得形式之光，感觉对于领悟美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而且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一个人身上只有借助感觉所获得的知识才充分具备了领悟美而必要的直觉。”（10）形式之光被感觉领悟之后就可以使感觉产生最初的快感，就像鹿在泉边，不用花很大力气就享受到了水的鲜明性。不过这种快感也仅仅是感性的快感，真正的没最终要、进入理性的领域，给理性以喜悦，感觉是为最终的理性认识服务的。感性认识的对象是具体的和个别的，理性的对象才是本质和一般。那么对于美的领悟如何由感性进入理性呢？马利坦又给人设定了一种高级的能动的主体，也就是“理智之光”。理智之光冲感觉提供的影响中，抽取潜藏在里面的精神性实质，使得事物中符合理性的安排即完整性、匀称性和鲜明性被理性真正把握的同时，美也使理性领会到喜悦。这就表明了审美与认识是怎么样的关系，就像“面部的江晕说明年轻”一样，是认识的范畴，同样也是快感的范畴。
马利坦没有贬低感性和理性任何一种认识方式的意思，他认为形式之光是通过感觉而渗透到理性中去的，马利坦还企图通过理智之光把两个过程联系起来。也许他做的努力不够，这两个过程掺杂了对“符合理性的属性”和“形式之光”的不同领悟的内容之后，调和起来有些杂乱无力，连马利坦自己也承认，“艺术美的直觉和科学真理的抽象是处在对立的两极之中。”（11）
艺术与诗
在《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一书的开篇，马利坦这么写道：“艺术和诗——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试图弄清这两个神奇的伙伴相互间的区别和不可分割的联系。”（12）我们来看一下“艺术”与“诗”在马利坦书中的特殊意义所指。
“谈判艺术，我指的是人类精神创造性的或创作的、产生作品的活动。”（13）对于马利坦，“艺术”并非艺术品或其他人们普遍所指的意义，而是一种过程，一种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创造艺术品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又被限定到一定范围内来理解，马利坦把对艺术的理解指向使用和制作。就其是艺术而言，实用艺术中最有可能发现艺术最显著和最典型的特点。艺术从人类生活制造各种工具开始，在其起源上与“艺术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艺术与“制作”有关，但不是指“制作”这一事实，它是一种精神现象，这种精神的目的就是使其作品的制作成为可能。艺术存在与灵魂之中，之所以艺术使得制作朝向一个给定的目的，是因为它是“一种在人中发展的内在力量。”“就人的行动方式而言，它们使他完美并使他——就他使用它的程度而言——不偏离给定活动。”（14）艺术是实践智性的善，这种特殊的智性使得艺术给人以正确的行动方式完成要创造的对象。
“诗”作为贯穿马利坦美学思想始终的一个重要概念，把握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首先一点可以肯定的：“诗”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诗歌这种指定的艺术形式。“诗”对于“艺术”来说是一种更普遍更原始的精神过程。“谈到诗，即事物的内部存在与人类自身的内部存在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就是一种预言。”（15）
作为“精神的创造性”这一点，“诗”与“艺术”是相同的。前面说过，在艺术中，精神的创造性为满足特定的需要而被限定在特定的目标上；在诗中，这种释放是自由的，对于创造性来说它是从灵魂的深处指向无数可能的实现和可能的选择。它不可能从未存在的事物中得到任何启示，因而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与诗人的主观性。因为诗是要见出事物内在存在与人自身内在存在之间的相通，这种相通不可能通过实践获得，那么也只有通过神的启示了。因而在创造的等级上，马利坦认为“诗超脱艺术”。
我们再来看一下诗与艺术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因为“灵魂的种种活力”是相互包容的，使得在广泛意义上的艺术中，诗自然而存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依附与艺术。因为艺术有对象，而诗中的精神创造性没有对象，诗的自由冲动只有自然的趋向艺术的趋向。“诗被支付给艺术的生产性活动；它作为动因的精神而命定去唤醒艺术的作用是不可能回避的，它为终止在发表和制作中而认识。”（16）另一方面，艺术有赖于诗赋予创造性的灵魂而存在。诗以它自己的方式支配着艺术。因为艺术渴望美，诗倾向与美，因而诗能够并且要求赋予艺术以美的活力。
诗倾向于美，但美并不是诗的目的——没有任何指定的对象对诗行使指挥和控制权。那么诗与美之间该是怎样的关系呢？马利坦认为，在诗的驱动过程中，美并不是要追求的，而是随之而来的。美是诗的“必要的关联物”，是目的之外的“超越任何目的的目的。”因而诗不以属于美，美与诗是平等同一的。但是，诗因为缺乏了美就会欠缺，就会无所依据；而美也离不开诗，这样的话，在无任何从属性和目的性的基础上，诗与美互相羡慕。
与智性相联系，马利坦对艺术与诗又做了尽可能的讨论。尽管意志和智性在艺术中共同起作用，但艺术的本质是智性的。智性在艺术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智者的不同特性来说，艺术是实践的智性的善。而诗是超越智性的，诗源于灵魂诸力量处在活跃之中的本源生命，诗是智性的潜意识生命，因而想象和智性同为诗的精髓。诗做为精神无意识中原始的光源以非逻辑的方式起作用。然而像我们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却不知道怎么在想一样，这种原始的创造之光存在与我们灵魂之中，却不能为我们所知悉。诗的直觉来源与上帝，在这一点上，诗人在继续着上帝对世界的创造。
诗是人类灵魂最高处的原始动因，它只能来自上帝的启示。这样，马利坦把人性和神性巧妙的在观念的精神现象中融为一体。而艺术是指向制作的人类智性的精神创造活动，透过艺术与诗之间的微妙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马利坦在艺术创造的精神领域继续着新拖马斯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工作：寻找理性与上帝的交汇点。
创造性直觉
在关于创造性直觉的论述中，马利坦作乐最细微的经营，使得这部分内容构成他对人类创造活动的精神过程做详尽分析的核心部分。
首先一点要澄清的是：尽管马利坦与柏格森以至克罗齐在思想渊源上有着或多或少的牵连，但马利坦有关创造性直觉的论述即不同于克罗齐“艺术即直觉”的论述又与柏格森“洞察绵延的神秘认识”有着很大甚至是本质的差异。如果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创造性直觉的特质产生和其功用之后，也许可以认为马利坦从柏拉图和阿奎纳那儿得到了更多的启发。
马利坦把创造性直觉的引出与“自动的无意识”和“精神的无意识”的区分联系在一起。“存在着两大类无意识，两大类把对于意识的把握分割开的心理活动领域：处在生命线上的精神的无意识和自由体、本能、倾向、情绪、被压抑的想象和愿望。创造性回忆所构成的一个紧密的或独立存在的物力论整体的潜意识。”（17）
马利坦认为，第二类的自动的无意识是与佛罗依德论述过的无意识相一致的，这种无意识是与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没有太多联系的外在的无意识，它与前一类无意识的主要区别在于他完全排斥智性，是一种无意识则是我们所要关注的，在讨论创造性知觉时所要依赖的，马利坦将其称为精神的无意识。他认为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无意识在古代智者柏拉图那儿已经知之甚深了，而且因为柏拉图的缘故，马利坦还把这种无意识称为“音乐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与“智性的动因”是不可分割的。在人的灵魂深处，最初的智性与灵魂的因子一起起作用，构成一种参与创造的精神之光，成为智性活动的原始动力和活跃的源泉。这种无意识的活动结果，使得我们所有的观念从观念的胚芽中逐渐产生出来，使得被马利坦成为创造性直觉的一种内在认识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在马利坦看来，对自己主观进行把握是诗人字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先决条件，不然他无法进行创造性活动。然而这种认识只能是一种神秘而又模糊的，同此相连的是，诗人对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把握不是通过概念和概念化的方法，而是一种通过情感契合的隐约性认识。“上帝的知觉，创造性直觉，是一种在认识中通过契合或通过同一性对他自己的自我和事物的隐约把握。这种契合或统一性出自精神的无意识之中，它们只在工作中结果实。”（18）这种直觉即是对人类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上帝创造世界采取的另一种巧妙方式里的部分内容。
在论及“同一性”的认识方法时，马利坦用了这么一个例子，比如对属于道德的善“刚毅”的事物的评价上有两种方式：一种属于对善的“刚毅”的概念和理性的认识，另一种则是通过我们的意志和欲望的力量，通过一种倾向性，具体通过查看我们的为人，爱好和特征而获得的一种认识。在第二种方式即所谓的“同一性”的认识中，智性与情感的倾向和意志的意向一起起作用。而其中带有倾向性的情感便是与创造直觉融为一体的，这种作为形式的情感把灵魂所体验到的实在带入灵魂的最深地带和智性的精神的无意识深处。正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创造性直觉中，智性的形式与人类灵魂的神秘力量，客观实在与主观性，物质世界和灵魂的全部，不可分割的同时存在。
“在我看来，在这一点上，（阐明包含在诗性直觉概念中的主要方面和含义），得作出的第一个区分与这么一个事实有关：诗性直觉，它既是创造性的有是认识性的，或则可特别的视为创造性的，从而同被它所把握的东西有关。”（19）随着马利坦的思路，我们来看一下创造直觉即诗性直觉在其被看作是认识性方面的特征。
要讨论的问题是：创造性直觉的对象是什么？马利坦认为概念化的事物并非其所把握的客体，而且正因为如此，创造性直觉的对象是倾向并开放到无限的。它既包括诗人主观性中的单一存在又包括对于存在的丰富性无限开放的所有其它存在。事物一旦进入创造性直觉，便逐渐生动精致起来，它各个方面第一因的驱动之流所渗透，因此永不停息地超越自我，不断给出比自身所有的含义要丰富的含义。创造性直觉使得诗人在自我的幽夜中不断把握未被认识的认识。
另一方面，因为诗人的主观与事物一起被创造性所把握，因而就诗人最后成就的作品而言，既是一种在广大世界中被捕获到的关于世界的真的符号，不是诗人自我凡响的隐约展现。就这样，诗把两中意义进入一种即将形成的作品之中，使得作品通过这种基础上的复合意义而存在。
诗性直觉的另一特制是其创造性。作为创造性的诗性直觉一旦存在就作为智性的非概念生命的幽深中的一种创造冲动而朝向工作。将要产生的作品的完行已经潜伏在创造性直觉之中，不需要任何附加条件，作品在创作冲动的发展中逐渐呈现出来。就已形成的作品而言，处在自然而原始状态中的诗性直觉使得作品构成成分的美为光彩，当作客观化的自我进入行动或主题中的特性直觉使得作品构成成分的美为完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不能缺少了创造性直觉而存在；一件艺术品具有了创造性直觉的参与，即使其形式是残缺不全的，同样可以投射出存在之光。
关于创造性直觉的产生和源泉，马利坦从为诗性直觉是天生的，它取决于灵魂的某种自由和想象力，取决于智性的天生的力量。它直接来源与上帝，不可能通过运用和训练而获得。人们只有服从它。马利坦还说，创造精神在人的灵魂中是不同层次的，诗人越成熟，渗入其灵魂中的创造性直觉密度就越高。
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认为，马利坦对创造性知觉详尽细致的论述，是为了将上帝对世界的创造与诗人个体的自由创造活动在微观上紧密联系起来。在精神的无意识区域，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概念的和前意识的、清晰的和隐约的精神之诸力融合为一起有相继发源出来，其中智性与情感倾向相互渗透成马利坦神秘的包容一切的儿女市和创造的精神形式。马利坦一方面以崇尚理性自居，另一方面又使创造性直觉这中精神形式神秘化，连他自己都说，真正的诗人应该是宗教的。
诗性经验和诗性意义
与诗性直觉相比，马利坦认为诗性经验多少有点不同，它具有更复杂更广泛的心理学意义。“诗性经验涉及灵魂的某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自我交流使我们思想的一般性的交流暂时中止，而且它与特别强烈的诗性直觉联系在一起。”（20）在这种状态下，主观性聚集在灵魂的隐秘处，期待着创造性的到来。在精神的无意识的界限上浮现出一种隐约的、无法表达而又动人的认识，事物的内在的必然性已潜藏在这种认识之中。
在马利坦看来，诗性经验包含了两个阶段：关于收缩的第一阶段和关于舒张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在平静中聚集在一起的灵魂的全部力量处于一种实质性状态和休眠的活力状态。在第二阶段，聚集在灵魂中心的精神，力量开始喘息，通过这种喘息，事物在从容或激烈中被给出，逐渐澄清，得以清晰，并被表现出来。在整个过程中，诗性经验与诗性直觉的关系在与：诗性直觉又因诗性经验而得以增强。在诗性经验的第一阶段，诗性直觉以催眠的方式起作用；在诗性经验的第二阶段，诗性直觉以催化剂的方式起作用，诗性直觉将聚集在自己周围的种种实质性活力传递给行动。我们初步了解了马利坦有关诗性经验的论述之后不难发现，“马利坦在这里企图用他的诗性经验说，来解释为千百年来的哲学家和美学家谈滥了但又未能真正阐述清楚的灵感。”（21）
马利坦把灵感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作为诗性直觉的灵感或处在诗性知觉幼芽中的灵感，这种灵感永远是必要的；另一种是作为充分显露的，或普遍渗透的运动的灵感，这种灵感永远是最吸引人的。马利坦认为这种区分有助于调和表示上的矛盾的两个真理：一方面一首完整的长诗不可能完全出自灵感——运动的充分显露的灵感；另一方面诗的每一部分都必须依赖于那种处在诗性直觉萌芽状态的灵感。
在处理诗性经验与理性的微妙关系时，马利坦显得十分谨慎。他认为诗人和他的作品不能缺乏了激情而存在，但激动、狂喜、狂暴也并非就是灵感的本质。灵感失去了理智也仅是兽性情感和感情的简单释放，灵感不能超越理性并且也只有依赖于艺术的善的劳动才能给出形式。“主张让灵感排除智力而单独左右作品是与神秘主义者的种类中的启发相类似的一种错误观念。”（22）
诗性经验最终要通过某中形式表现出来，马利坦认为诗人中的诗性经验相对应的是在作品中的诗性意义。诗性意义对于诗就像灵魂对于人，主观性通过诗性直觉传达给作品。作为诗的内在旋律的诗性意义是如何在作品中表现的呢？马利坦把诗性意义剖析成由诸因素在不同层次上构成的复合意义，使我们对被作品把握的诗性意义游乐一种启发意义的了解。而且使得诗性意义与逻辑意义的关系似乎更符合事实。“对于诗性意义，它不过是一种易变而掺杂之物。因而诗性意义是一种由数种含义所构成的内在含义：词语的概念意义，词语的想象性含义，以及更其神秘的含义即词语之间和词语所承载的意义内涵之间的隐约关系。”（23）通过这种剖析，马利坦调和了构成形式的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概念意义完全从属于诗性意义，而不是相互对立。
另一方面，我们注意一下构成作品形式诸因素的诗性和相互关系，似乎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他的“美”的看法：或许我们可以以更细微的层次上隐约理解“形式之光”对理性的包容。甚至可以进一步理解“美”与“善”之间微妙的关系。但要找出诗性意义和其中的要素与“善”与“美”在某种关系上的对应，也是模糊很困难的。因为马利坦这种分析虽然是理性的工作，但就他作为诗人构思他的美学思想本身，无处不充满着诗性经验和诗性直觉。
因为诗（诗歌）不可能完全的脱离词语的概念意义而存在，因而没有诗可能是完全朦胧的，词样，因为诗不可能完全依赖词语的概念意义而获得他的生命，所以也没有一首诗能够绝对清晰。从这种意义上，马利坦用具体的艺术形式诗歌为阐明了作品对感觉和智性同时的需要。也只有依靠工作的理性的创造性劳动，才有可能创造出能唤醒我们感情共鸣、愉悦和挚爱的完美的艺术作品。
三、对马利坦美学思想简要评论
在本文第二部分阐明了马利坦基本美学思想的同时，已经零零碎碎的作了一些简单的议论，因为马利坦对艺术哲学所作的努力给人带来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还有一些内容值得说明、强调和探讨。
首先值得注意的应该是贯穿马利坦美学思想始终的那种“调和”。这个词字面意思好象还不能临如其分的表达出马利坦在艺术哲学的不同曾面上细微的经营。事实的一方面是，正如马利坦主义者标榜的那样，马利坦推崇理性并以智性自居：在美的本质中，美是理性的对象；在艺术与诗中，智性甚至起着根本的作用；在创造性直觉中，如果没有了智性，则它只能是愚昧的疯狂；而诗性意义又依赖于逻辑意义而存在。而事实的另一个方面是，在马利坦灵魂的深处，隐隐约约回响着上帝的声音：在美的本质中，形式之光或者说神赐之光才是美的实质；在艺术与诗中，充满着意志和欲望；对于创造性直觉，“他（诗人）更有强烈地感到有一只无情的、而且比他自身更有力的手在左右自己”； （24）而诗性经验本身就是以内在的必然性出自灵魂之内的动人的认识状态。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是对立的倾向被马利坦调和在一起，他所做的努力使得他的这种调和并非简单的拉扯而是非常精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充满了说服力。例如他对形式内涵的剖析把诗性意义和逻辑意义的关系处理的更容易让人接受，对与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意的启示。
尽管许多人认为宗教和神学是应该批判的，但从另一方面，它又能使人对人类自身的存在产生更多的反思。马利坦在论述诗性经验是引用了兰波的陈述：“我是另一个”（jeest un attre）接着又引用了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lantreamont)的一句话：“如果我存在，我不是另一个。”(si jexiste,ju ne suis pas un autve)看起来意思相反的两句话却描述了人作为存在而存在的同一状态。也许在马利坦那里，“上帝”不代表宗教而代表宗教精神，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人类认识自身和其它存在的更高境界。马利坦用他自己的方式阐述了“上帝”通过人对世界的创造，并透漏了神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些内容，还是值得讨论的。
还有，尽管我们发现马利坦与中世纪的拖马斯。阿奎纳有太多的相似，而且他自己也认为人们在“拖马斯主义”前面加上个“新”字是多余的，但决不可能认为马利坦是对中世纪神学简单的复述。事实上，社会诸多因素的发展，各种思想流派的出现是马利坦获得了更多的新鲜材料。各种人本主义，心理学领域的发展，同时代对艺术哲学的各种反思，都应该是马利坦获得其思想的土壤。我们看到，在他阐述有关“自动的无意识”和“精神的无意识”时，从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依得那儿吸取了许多有意的东西。另外，为了说明问题马利坦在《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中引用的大量的诗歌，和举出的有关绘画和音乐的例子，有很多是新的材料。
正如其它人本主义者一样，马利坦也强调了认得主观性在艺术过程中的作用。艺术不是模仿，而是创造。“印度艺术与中国艺术之间的典型不同并不是出自人们所关注的事物。它出自注视事物的人。”（25）另一方面，当自然饱和着情感时，自然才更美。自然散发着征象和意义，使她更美入花开，绚丽多彩。
“马利坦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通过作为有理性的存在物的人，而不是作为漂浮在一个没有原因也没有终结的、偶然发生的世界上的遇难船只的一片残骸的人来关心存在，关心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活动。”（26）这也许就是建立在新拖马斯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马利坦美学思想一度产生影响的最好的说明吧。
注释
1、（1）（2）（3）（26）《二十世纪法国思潮》[法]约瑟夫.祁雅理著 吴永泉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87
p7 p8 p132 p133
2、（4）（5）（6）（7）（8）（9）（10）（11）《现代美学文论选》[美]麦.莱德尔编 孙越生等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8
p77 p79 p79 p80 p81 p84 p79 p81
马诗的诗意范文5
[关键词]非马 华裔美国诗人 母亲形象 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 I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012-0104-03
非马 （William Marr），本名马为义，祖籍广东省潮阳县（现汕头市潮阳区），生于台中市，二战开始前随家人迁回广东的家乡。一九四八年随父亲再度来到台湾，却因为一九四九年退守台湾后，而被迫与当时仍留在广东的母亲和部分家人分隔海峡两岸。一九六九年他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核能工程博士学位，曾任职于美国阿冈国家研究所，从事核能发电安全的研究与发展工作。
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美籍华人科学家，也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艺术家。他的诗作完美结合了科学系的理性思维和诗人的感性，文字形式干净利落、轻盈隽美，视角尖锐透彻，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内容，具有极为独特的艺术风貌，在台湾、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广受读者喜爱，他创作的双语诗在美国也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高度赞誉。芝加哥诗人俱乐部董事长、同时也是伊利诺伊州诗人协会会员的格兰娜・豪勒威（Glenna Holloway）这样评论非马： “他的诗歌既继承了中国诗歌优美、有层次感的传统，也吸收了美国诗歌的随性和风味，形成了他独一无二的幽默感、洞察力和柔情风格，他完美地驾驭了如此丰富的文化元素。”[1]
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原因，多年来与母亲无法相聚的经历使非马以亲身经历、人文关怀入诗，创作了一系列 “母亲”形象的诗歌。这些感人肺腑的诗歌都是对诗人内心的直接剖析和诠释，毫无保留地张扬着思绪的涌动。诗句质朴、坦率的表象下，燃烧着诗人对母爱热切的渴望和思念，对生命新鲜的冲动和激情。
一、非马诗歌中母亲的现实原型
一九四九年之后，非马曾多年与留在大陆的母亲和弟弟未通音信。直到七十年代初期，非马的母亲才千方百计地和在台湾的父亲取得联系。一九八零年，非马才得以回到广东老家探望他的亲人。所以，在此之前，非马的诗歌里极少直接描写母亲的现实原型，而是多以借物寄情、从侧面由对其他事物的想象抒发对母亲的思念。
《阔别三十年后与家人重聚的茶会》（Drinking Tea at a Family Reunion After Thirty Long Years of Separation）[2]这首诗则记录了非马与久别重逢的家人团聚的感人场景，诗人难得地从正面刻画了母亲的音容笑貌：“一口饮尽将会多么难受/如果一点一滴品尝/这杯盛了三十年的苦涩/你笑着对我说/好茶/应当啜饮/品味”诗中“苦涩”和“好茶”这两个比照性的词语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口饮尽”一杯浓茶固然口舌苦涩，但是这种苦涩又怎么能比得上与家人生离数十载的苦。而一家人团圆的喜悦，又彻底冲散了压在诗人心头的苦。“好茶”不仅仅意味着茶叶的香醇，也暗示着非马和母亲对一家人未来美好生活的共同憧憬，而且一家团圆的甜美时光是那么短暂，是该慢慢地“啜饮”，细细地“品味”。这首短诗的语言依然简洁、质朴，没有华丽辞藻的修饰，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深情厚意突显出了亲人之间永不消逝的血缘羁绊，母亲安静、祥和、幸福的神态跃然纸上。
《罗湖车站――返乡组曲之八》[3]则以诗人在罗湖车站偶遇的老太太和老先生的形象为蓝本，侧面勾勒出诗人父母亲的外貌及体态。“我知道/那不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她老人家在澄海城/十个钟头前我同她含泪道别/但这手挽包袱的老太太/像极了我的母亲/我知道/那不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他老人家在台北市/这两天我要去探望他/但这拄着拐杖的老先生/像极了我的父亲/他们在月台上相遇/彼此看了一眼/果然并不相识/离别了三十多年/我的母亲手挽包袱/在月台上遇到/拄着拐杖的我的父亲/彼此看了一眼/可怜竟相见不相识”。虽然诗中所写的“老太太”和“老先生”并不是非马的父母本人，但是诗人通过“手挽包袱”、“拄着拐杖”两个动作精确地捕捉了人物的瞬时动态，同时又将影像巧妙地投射到了诗人父母的形象上。这种“移花接木”的独特写作手法使“母亲”的形象瞬间丰满起来，读者能轻易地从这两个简单的动作中联想出这样一幅场景：他的母亲也已是一位老太太，在与他“含泪道别”时一定和儿子难舍难分。虽然她已经年迈，但仍然坚持“手挽包袱”来送别。“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包袱里也许装着为儿子一针一线缝好的衣裳，也许装满了家乡的特产，也许放的是亲手纳好的鞋垫，诗人并没有明确记叙妈妈挽着的包袱里装的是什么，这刻意的留白反而给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更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令人体会到无私、忘我、深沉的伟大母爱。“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彼此看了一眼/可怜竟相见不相识”是非马对父母亲假如相见时场景的假想，三十年漫长的光阴足以让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变成白发苍苍的迟暮老人，父母亲的外貌变化如此之大，他们如果能够相见，能否认得出对方？他们是否还有机会见面？对残酷现实的拷问背后隐藏着非马对父母的愧疚，“子欲养而亲不待”，诗人不知道何时才能再与家人团聚，每一次与父母的相聚都是那么弥足珍贵。
二、非马诗歌中母亲多重的形象
以“月亮”、“祖国”为代表的诗歌意象也是非马诗歌里的一个特色。诗人在《中秋月》中这样写道：“知道/所有/回不了家的/暗淡的眼睛/将彻夜不眠地凝望着她/她把自己/打扮得/又圆/又亮” [4]在中国文化里，人们追求宁静和谐的月亮式的文化精神，寻找母亲是“月亮精神”的一个重要主题。[5]正如古诗里所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秋、满月等在中国文化里象征着“阖家团圆，幸福美满”的事物意象，往往最能勾动背井离乡的游子们的思乡情愁，念母之意。非马在象征着“团圆，美满”的中秋佳节与母亲天各一方，没有尽到为人子女的孝道，心中交织着想回家又回不了家的无尽苦闷，满怀的愁苦无处宣泄，他只能用“暗淡的眼睛”“彻夜不眠地凝望着”中秋的满月，仿佛看到了远在家乡的母亲。
诗人用“打扮得/又圆/又亮”的月亮暗喻母亲，借由拟人化的中秋月意象刻画出一个思念远方游子而又坚忍的母亲形象。虽然身边没有儿孙承欢膝下，但是诗歌中的母亲如同年年缺而复圆的明月一样，执着地守候着，从未放弃过与子女相聚的期盼。她的慈爱、包容、坚贞，不仅令读者想起诗人自己的母亲形象，更令人联想起天下所有同样伟大的母亲。这首诗不仅是献给母亲个人的赞诗，也讴歌了群体意义上的母亲，深情道出了所有在外漂泊的游子们的共同心声。
尽管非马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的根仍深扎在中国，他的诗不仅流露出对母亲的一往情深的眷恋，还抒写了对台湾和祖国大陆统一的渴望。他在《醉汉》里这样写道：“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条/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母亲啊/正努力/向您/走 /来。”[6]在各国文化中，只有中国把“country”译为“国家”即放大了的家，也只有中国把母亲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把“motherland”译为“祖国”。浓烈的故乡观念和国土观点成为中国人深层的情感意识，无怪乎有人说中国的爱国主义是白云故乡似的女儿思念母亲的情怀。[7]结合前文中提到的非马的特殊人生经历，《醉汉》这首诗里的“母亲”形象被非马赋予了双重的文化意义， 不仅是指多年来未曾谋面的母亲，也是指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祖国大陆。
回顾历史，一九四九年迁往台湾后，基于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理由，台湾与大陆两岸断绝了交通往来。一九八七年台湾方面宣布解严后才开放台湾人民到大陆观光及探亲。非马饱尝过骨肉分离、音信断绝之苦，诗歌中“短短的直巷”和“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台湾和大陆仅隔一条窄窄的海峡， “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诗人在这条曲折的“寻母”之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万分艰难，一晃就走过了三十年人生。尽管不知道何时才能圆回家的梦，尽管前路困难重重，诗人仍然执着地发出“母亲啊/我正努力/向您/走/来”的呐喊，这声呐喊荡气回肠，催人泪下，承载了无数海峡两岸人民对亲人们的思念和泪水，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灵冲击和震撼。
三、母爱在非马诗歌中的延伸
非马曾经说过：“诗的现实是诗人用敏锐的眼悲悯的心，对宇宙人生历史社会的事事物物，经过深刻的观照与反省，所凝聚成的令人心颤的东西。” [8]正如他所说，非马的诗魂激荡着对亲人、祖国、民族的深厚情感，同时以宽悯的胸怀关注着整个世界。他热爱和平，厌恶战争，认为战争是造成世界上无数悲剧的罪恶之源。在《越战纪念碑》中，非马塑造了一个因为战争而痛失爱子的老妪的凄惨形象：“ 一截大理石墙/二十六个字母/ 便把这么多年轻的名字/嵌入历史/万人冢中/一个踽踽独行的老妪/终于找到了/她的爱子/此刻她正紧闭双眼/用颤悠悠的手指/沿着他冰冷的额头/找那致命的伤口”。[9]这首诗中的老妪“踽踽独行”，形单影只，暗示着她的身边再也没有别的亲人，而她在儿子的坟前，没有哭喊和咒骂，也许她的眼泪早已经流干，而她“紧闭双眼”，“用颤悠悠的手指”摸索爱子的伤口，让人能真切感受到这位母亲的绝望和无助，这些无声的细节是对残酷战争最有力的控诉。《越战纪念碑》中的老妪仅仅是所有同她一样不幸的母亲的一个缩影，世界各地都有在炮火中饱受摧残的母亲和孩子们，只有人类停止无休止的纷争和战火，天下的母亲才能笑逐颜开，安享天伦之乐。短短十二行诗，让读者以受害者的角度重新审视战争的罪恶，老妪的悲剧发人深省。
非马诗歌中的母亲形象凝聚了诗人对世间真、善、美最真挚的情感和最执着的追求，集中展现了诗人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精神。他将对个体母亲的“小爱”融入了他对祖国、世界的“大爱”中。母爱是永恒的，是牢不可破的，通过非马在诗歌中对母亲形象的描述，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 参 考 文 献 ]
[1] Glenna Holloway. The Voice of the Poet[N]. Chicago：Chicago Tribune TempoDuPage，1996-02-25.
[2] William Marr.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M]. New York： American House Book Publishers， 2010：174.
[3] 非马.罗湖车站[A].见：日光围巾：非马新诗自选集第四卷（2000-2012）[M].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263.
[4] 非马.中秋月[A].见：日光围巾：非马新诗自选集第四卷（2000-2012）[M].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208.
[5] 傅道彬.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620.
[6] 非马.醉汉[A].见：蚱蜢世界：非马新诗自选集第三卷（1990-1999）[M].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254.
[7] 樊和平.中国伦理的精神[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18.
马诗的诗意范文6
关键词：臧克家；老马；形象寓意；身世之感；咏物诗；农民形象；自己的影子；烙印
臧克家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对新诗的发展有着显著贡献的诗人。他的诗歌具有坚实，严峻的生活内容和泥土气息，许多诗篇塑造了贫苦农民和城镇最底层“不幸的一群”的形象。1932年4月，他又创作了一首极具代表性的诗歌――《老马》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前飘来一道鞭影，
它抬起头望望前面。
本诗堪称为一件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艺术品。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一向有所谓“咏物诗”，大至日月星辰，山海临泉，小至鱼虫鸟兽，花卉草木，以至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皆在吟咏之列，然而以动，植物居多。《老马》也是一首咏物诗，它通过所咏之“物”寄托了作者的身世，遭遇，情怀，理想等等。作品运用我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比兴”手法。古代诗论家曾指出：“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漂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感怀时事，发为诗歌，便己力剧上游。特不宜说破，止咳用比兴休。”从表面上看，《老马》写的是一匹负重受压，在鞭下苦苦挣扎的老马，但它给予读者的艺术感受却不仅仅是动物界的一匹“马”而是社会上的某一种“人”。
自从《老马》问世以来，一般评论者和文学史家以教材中的提示，都把老马看作农民的形象，有的说这首诗是用“沉重的笔触来刻画中国农民的命运”；有的说“这里歌咏的匹老马，轭下的生活却象征地概括了多少年来农民背上地苦难重荷”。然而臧克家本人在《关于（老马）》一文中却说：“《老马》这首诗写它的时候，我并没有存心用它去象征农民的命运。”又在《甘苦寸心知》中说：“我觉得，可以用杜甫的《病马》，《瘦马行》和李纲的《病牛》写作情况与寄托，来理解我的《老马》时代各异，而感寓正统。”关于杜甫的几首咏马诗和李纲的咏牛诗，向来的注释家和研究者很少有异议，都共同指出那是借马（或牛）寄托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其中又有作者自身的影子。上述臧克家的那段话，实质上就是说就他自己的主观图来说，是借《老马》来寄寓自己的“身世之感”的。我们把评论者的理解与作者的自白不一致的情况介绍出来是想借此谈一谈咏物诗的艺术特点。
前人对采用比兴手法的咏物诗的创作和鉴赏问题，曾经作过深入的探讨，认为写得好的咏物诗应该是有寄托的，其所寄托的内容与其所赖以寄托的艺术形象，密合无间，“物”和“人”形成了可分而不可分的关系，达到情与景会，人与物合，终于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始终的“物”可以既是指自然景物，也可以暗比人类社会的某种“人”（既可以暗比作者自己，也可以暗比作者以外的某种“人”），但它本身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艺术形象。因此，前人称誉这一类咏物诗达到了“极虚极活，极沉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的程度，是用比兴方法作咏物诗的最高境界。读者在鉴赏这类咏物诗时，可以自由发挥联想，即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也就是形象大于思想，给读者留有广阔的想象的艺术空间。臧克家的《老马》正是属于这一类的咏物诗，因此才发生了一般评论者的理解与作者的自白不相一致的现象。这也是诗人臧克家在《关于》一文的结尾要写下如下这样一段话的原因。他说：“写老马就是写老马本身，读者如何理解，那是读者的事，见仁见智，也不会相同。你说《老马》写的是农民，他说《老马》有作者自己的影子，第三者说，写的就是一匹可怜的老马，我觉得都可以。诗贵含蓄，听凭读者去品评。”这段话的含义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读者的生活阅历有深有浅，文艺修养和鉴赏能力有高有底，所以有的读者可能会把《老马》意识看成“写的就是一匹可怜的老马”。诗人之所以说“我觉得都可以”，那是引文谦虚，不愿意强加于人。随着鉴赏水平的提高，人们绝不会只停留在这种表面的理解上，而会领悟到，必须透过表面的艺术形象――老马，去探索诗人所寄寓的思想内容。
其次，大多数评论者把“老马”理解为农民形象，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马作为运载或耕耘的牲畜，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与它最接近的一种社会分工――农业劳动，并由此而从事这种劳动的劳动者；同时，由于臧克家初期有不少反应农村苦难现实的优秀诗作，因此不少评论者把“老马”解释为旧社会农民的象征，是很自然的。就社会关系来说，农民是处于受奴役的地位，与牛马相似，甚至比牛马还不如，因此，读者通过这短短的八行诗句，仿佛看到了旧中国，亿万农民在封建制度的重轭下当牛做马，茹苦含辛的生活。残酷的封建剥削就像沉重的“大车”压在背上，扣进“肉”里；农民的背被压弯了，“头沉重的垂下去”了，但是剥削者仍然敲骨吸髓，举着鞭子，劈头盖脑地抽打他们。农民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无边的苦楚无处诉说，“有泪只往心里咽”。他们在重重灾难道道鞭影下，还是“抬起头望望前面”。前面究竟是光明的前景还是困难的深渊？诗人没有明确的指明。读者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去加以补充，从而体味出诗人对劳苦农民的真挚的爱，对剥削者，压迫者强烈的恨。如果这样来欣赏《老马》这首诗，虽然与诗人自己写作这首诗是的主观意图――寄寓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不相吻合，但是符合咏物诗的特点的，与臧克家这个时候的诗歌创作的总的倾向也是相吻合的。
最后如果进一步深入，全面的对诗人的诗作进行研究的，不难发现《老马》一诗的确也寄寓了诗人某一时期的“身世之感”，其中却又诗人的影子。
我们知道，当时的民族危机时多么深重，现实的黑云低飞在天空，诗人的心灵时刻烙印着苦痛，因此他感到很大的压力，“背上地压力往肉里扣”；在缺乏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引，缺乏对末事的具体认识的时候，因此有时也不得不“把头沉重的垂下”；在那白色恐怖的魔爪到处伸张着的时候，诗人感到生命和生活没有保障，“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在那“嚼着苦汁营生”（《烙印》诗句）的日子里，抱有“从不把悲痛向人诉说”（《烙印》诗句）的诗人，怎不是“有泪只往心里咽”呢？在充塞着统治者的鞭声的人生道路上，该怎么办呢？现实是这样的险恶――“一万支暗箭埋伏在你的周边”（《生活》诗句）既然自己是人生的剧幕上“被排定的一个角色”，在想起了那为“人类脸前安上个明天”的“美丽的希望”（以上系《生活》和《希望》中的诗句）时，诗人还是“抬起头望望前面！”把这首诗的《生活》，《烙印》，《希望》等合在一起看，就可以看到诗人自己形象的一个轮廓。它不仅表现了诗人个人的痛苦心情，也反映了时代给予人们的窒息气氛。这形象代表着当时一切正直的、不愿逃避现实，但又缺乏明确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所共同感到的悲哀与苦闷。它是有典型意义的。
其实，我们说“老马”可能指当时同样悲惨的中国又何尝不可呢？在外交上的失意以及国内的混乱早已让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疲惫不堪。描写老马的凄惨，更是希望他有一天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能在前方获得快乐，获得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