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作文范文1
我其实是一个三不好学生：一学习不好；二背书不好；三考试不好，可是我有我的‘绝世法宝’——我哥哥。
去年得一天早上，我正在和我的哥哥享用着美味的早餐，突然哥哥问我一个问题“妹妹你知道什么叫‘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吗。”我一听就愣住了，可是如果说不知道的话那多对人呀“可是…我有点记不起来了”我慌慌张张的说。“你不知道”哥哥气愤地说，“妹妹你什么时候才知道把学习当做你的任务而不是把游戏当做你的任务呀！”我马上辩解“我真的知道，只是…只是我一时忘记了而已吗？反正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吗？”后来我才知道哥哥哭了，知道后的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
自从我下定决心后，我的背书速度快了许多。
可就在今年的一个早上我的哥哥想想又问我一个问题那就是“你知道学而不思则罔是什么意思吗”这次我脱口而出“我当然知道，不就是‘只知道学习不知道思考就会在学业上陷入困境’看我聪明吧”“聪明你也敢说，你只知道一味的学学却不知道其中的意思，这有用吗？”哥哥说。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作文范文2
本文作者：林秀华工作单位：沈阳体育学院
体育消费态度和体育商品记忆的回归效应较好,其中体育消费态度解释生活方式的份额最大,可见在体育商品消费范围下,体育消费态度是影响生活方式的最主要的因素。居民接受对外部体育消费品的刺激,与个体内部心理活动连接在一起,使自身的体育消费认知、体育消费情感、体育消费行为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内在结构,这种内在稳定性的体育消费态度一旦形成就会调节外部体育商品的对自身刺激的影响,这种即具稳定性而又带有调节性的态度影响了体育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引起了消费者对时间和金钱的态度发生变化以及消费品选择的方式发生变化,所以体育消费态度成了体育消费者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中介因素,影响了人们如何花费和利用时间,影响人们收入与体育消费支出的比例,从而会间接的影响到体育消费购买决策的变化,所以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个人与心理因素同属于内在因素,而环境、社会与文化因素则为外在因素,通过内、外在因素彼此交互作用,进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汇2〕。表2显示:外部影响因素中的体育营销活动、体育文化、人口环境对生活方式具有较好的回归效应。其中体育营销活动能够解释变异量所占的份额最大。可见体育商家设计营销计划,提供优质的服务,确定商品的价格、促销,甚至是商品的创意等营销活动是影响消费者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体育营销商通过智慧创造自己的营销产品,把这些产品与体育消费者进行价值上的交换,从而完成营销目的,这种营销活动导致了消费者对商品的兴趣和个人对商品普遍观点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购买活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导致消费者对某些产品发生偏好和关心,对某些产品的意见评价发生变化。体育文化解释的变量份额较小,但也影响着生活方式,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都会影响生活方式,人们体育锻炼氛围,体育运动技能以及与体育有关的意志、体育观念、体育精神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这种影响可以间接的导致人们体育消费购买决策发生变化,因此也不能忽视体育文化对生活方式的影响。表3显示:价格意识型、时尚型、物质型生活方式对消费决策具有较好的回归效应,其中价格意识型生活方式解释变量的份额最大,其次是时尚型生活方式。体育消费者中有一部分人对体育商品的价格很敏感,不太注重品牌的好坏,而注重的是购买到廉价的体育商品,这部分人群对体育品消费决策的影响程度最高,在体育商品消费兴趣的基础上,形成消费意见,最后使消费动机发生变化导致消费者对消费相关问题认识加深,对商品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评价和购买信心,强化了购买意愿,最后导致商品的购买和购后的一系列过程的产生,实现了购买决策。还有一部分人群喜欢体育运动和体育冒险,热情开朗有时尚的体育商品意识,购买体育商品是为了完全的表达自我,这部分人是以时尚为特征的生活方式进行体育商品的购买,这种稳定的购买决策态度、倾向和习惯的心理特征使消费者进行商品信息加工,完成消费决策过程。所以这两种生活方式是影响购买决策重要的消费风格。综上所述,内外影响因素通过生活方式对购买决策的连锁反应体现在:内部影响因素中的体育消费态度和外部影响因素中的体育营销活动和体育文化影响着价格意识型和时尚主义型消费人群,最后导致这两个人群完成购买决策过程的实现。
体育消费动机、态度、情绪对体育消费自我概念的回归份额排在前三位,其中体育消费动机对体育消费自我概念的影响程度最高。体育消费者在消费前对体育产品的心理过程主要表现在对产品追求实用,渴望买到廉价的体育商品,体育品用起来比较方便,希望买到新奇样式的体育品,购买体育品是为了追求美等心理动机,这些动机促使消费者对品牌形象产生正强化的作用关系,对品牌形象的态度表现的积极,使购买意愿加强,从而使消费者体育消费自我概念与品牌形象一致。体育消费态度对自我概念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态度定义为:个人指向一定对象,以一定观念为基础的,评价性的持久反应倾向〔3,。人们对体育消费品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对强化商品在意识中的概念,从而促使个体购买体育商品,使自我意识发生变化。另外也不能忽视情绪对自我概念的影响,消费者对体育商品进行反应与消费者需要之间的态度体验也影响这着自我概念的变化,从而间接的促使购买决策发生变化,应当引起重视。表5显示:体育消费群体、体育文化和社会身份对自我概念的回归效果排在前三位,其中体育消费群体所解释变量的份额最大,其次是体育文化,再次是社会身份。体育群体是指那些为了达到体育的目的,通过持续的交往联系起来共同活动的具有社会关系的人群〔们。这些人群可能成为某一或某类体育商品的月的消费者,这些人群多数对体育商品非常热衷,这种对某种商品具有目的性的消费者对体育消费的自我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使自我概念发生内在的变化,促进消费行为发生。人们为了提高自身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而产生的体育文化对自我概念产生了影响。使消费者购买产品倾向程度加强,愿意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方便性、廉价性的体育产品。另外,个人对自己作为社会某个群体成员身份的认识和附加在这些成员群体的评价和感情等方面也影响着自我概念的内在变化,体育消费者对商品的购买不能脱离对自身社会身份的认知,是影响自我概念发生变化不可忽视的因素。早在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中的“自我概念”就被用来解释消费者行为〔5]。表6显示:情感自我、家庭自我、事业自我都对体育商品购买决策具有回归效应,其中情感自我回归效应最好,其次是家庭自我,再次是事业自我。可见体育消费者在消费中追求个人情感上的心理满足,情感得以宣泄这类人群最容易产生购买决策过程。他们进行体育消费是为了满足自身内心情感的需要。还有一部分人群进行体育消费品的购买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需要,促进家庭和睦和幸福,这部分人群从事消费的目的是以家庭为主。同时一些人群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事业的体面而进行体育消费。所以当消费者对体育商品感受与自我概念结构特征相符的时候,就会加强体育消费者对商品形象的认知,这样就会促使购买决策过程的发生。从回归结果可见,情感自我型的自我概念人群最容易形成购买决策过程。所以体育商家应该考虑这种现象,自我概念内部元素结构会决定体育消费者消费行为,因为自我概念的每一种类型都会产生某一种购买动机,同样类型自我概念结构会赋予同样商品以同样的形象。综上所述,内外影响因素通过自我概念连锁放应对消费决策的影响表现在:内部影响因素中的体育消费态度、动机、情绪和外部影响因素中的体育消费群体、体育文化和社会身份影响着情感自我、家庭自我、事业自我型三种人群,最后导致这三种人群购买决策的实现,其中情感自我型人群最容易进行体育商品购买。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作文范文3
【关键词】佛教，中国文化，影响
宗教是人类发展中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于公元前六世纪晚期产生于古印度，自东汉时代传入中国内地。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中国化，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之一，到现在为止就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具有开放性的文化之一，其中对佛教文化的吸纳，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这期间，随着中国社会发生许许多多的变化，佛教也经历了与中国文化融合的整个过程，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作出了光辉的业绩，成为了我国文化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一个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局势的动荡，佛教也开始了复兴的过程，逐渐展现出现代佛教的面貌。在中国大陆，由于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佛教活动已开始走上正轨。在中国佛教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僧人，他们因在思想、哲学、文学、语言、绘画、书法、雕塑、音乐等领域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其实，佛教僧人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决不仅此而已，至少应该包括他们对佛教史学的贡献在内。佛教进入我国以后，我国佛教界产生了许多卓越成就的史学家，他们代代相续，对中国佛教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并各种宗教一起存在着。其中，佛教在各民族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乃至在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起重要的的作用，值得我们认真注意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发展环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
佛教文化史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与世俗文化以及其他宗教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互相渗透，形成纷繁复杂的关系。在中国，佛教文化几乎影响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哲学、道德、文学、语言、艺术（绘画、书法、音乐、印刷）、生活方式以及社会风格几乎无不浸润着佛教的影响。下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佛教对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简单地说，中国文化吸取佛教文化的精华，对中国文化的现在发展带来了很多影响。佛教为中国文化、文学、语言、艺术、语言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发展环境并积极影响了世界文化。
一、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佛教起源于印度，自东汉时代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的佛教，而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在各种宗教中，佛教的宗教哲学内涵最为丰富多彩所以，佛教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初始期是外在的，其后则转变为内在的了。可以说，佛教也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甚至在某些历史或时期成为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在几千年的历史佛教在社会上已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当时人们对佛教的教义也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随着佛教社会影响的扩大和人们对佛教教义的深入了解，佛教教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矛盾处也就暴露出来了。其中，尤其是与当时占据正统地位的儒家的基本伦理价值观念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很多年的过程当中佛学已经中国化了，并在中国近代哲学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在我国古代哲学界上出现了杰出的哲学家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哲学观点。可以就这么说，佛学在中国近现代哲学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实我们深深地观察佛教本身存在着丰富的哲学内容，但由于它产生于印度，因而哲学内容有着明显的印度哲学色彩。作为现今中国传统哲学组成部分的佛教哲学，在与中国固有的哲学交流或渗透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评判继承中国佛教的各种伦理，并吸取了佛教哲学的精华，在这个基础上逐渐丰富中国哲学，给中国中国哲学添加了新的内容。这种变化使佛教哲学有了在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中的新发展。
二、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非常大。佛教从东汉时代传入中国，到了唐宋代，中国文学作品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很多学者都指出，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有很多佛教思想的成分。佛教的传入为我国文学语言增添了新的词汇。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翻译也开始展开，大量的佛教典籍翻译成汉语，这种现象同时积极影响了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我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发展的好基础。佛教典籍中不少优美的典故和具有艺术美的新词语，被引进我国。它们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的宝库，使汉语言的表现力更为灵活，源于佛教的成语也很多它们不仅方便了人们的思想交流，也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文学创作。佛教术语的大量进入给我国佛教研究的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机会。佛教传入我国之前，中国文学的体裁非常单纯。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我国文学体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佛教的传入在中国文学载体方面改变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推动了我国文学的发展。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并且流传到民间，它们为中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在这个过程中在我国文学创作方面创造了很多著名的经典作品，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著名的作家，诗人。甚至有些佛经故事甚至被直接改为了长篇小说，很多著名的作家也都受到佛教故事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三、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佛教艺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传入中国后给中国艺术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绘画、建筑艺术、书法、雕刻艺术、音乐等艺术要素方面非常明显。自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艺术界遂发生了不少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也创造了不少宝贵的成就。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以及西域（新疆）的石窟艺术也跟着传入我国内地。人们知道，古印度的佛教佛教艺术主要就是石窟壁画和雕塑，石窟艺术为代表。中国的石窟艺术是它们的继承和发展。但中原地区的石窟雕塑，则逐渐吸收和融合中国艺术的风格，造象也模拟了中国人的形象，当然也保留了印度雕塑世艺术的某些特点。佛教传入中国千百年来，各阶层的人们佛教的需要，花费大量的资财，人工建造了很数的石窟、佛教像、佛塔、佛寺，千佛洞留下许多有价值的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到了如今这个佛教文化遗产成为了我国的最珍贵的宝珠，有的甚至堪称世界奇迹。国内现存最多的文物古迹就是佛教的山、寺庙、佛塔、石窟等等。著名的佛教石窟分别为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新疆克孜尔石窟、伯孜克里石窟等。我国最著名的千佛洞分别为新疆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新疆库车县（古代称为龟兹国）的克孜尔千佛洞、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尔千佛洞、新疆库尔勒的七个星千佛洞等等。在这个佛教建筑中保存着很重要的各种古物。这些著名的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均集雕刻、绘画、书法、建筑、图案2014级硕士研究生艺术之大成，都打上了当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烙印。尤其是绘画和雕塑更能显示出佛教的影响。同时佛教雕刻艺术积极推动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上面提到的很多佛教建筑到现在为止很好保存。到了今天这些著名的佛教建筑就成为了中国各地著名的历史名胜和文化旅游的景点，并同时大力促进我国旅游事业的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大力重视保护这些佛教文物和佛教建筑，以防破坏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总而言之，佛教艺术给中国现在艺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中国艺术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环境。
佛教对中国音乐影响也很明显。佛教音乐起源于印度，佛教音乐传入我国后，对我国传统音乐产生了重要影响。众所周知，音乐具有心灵表现性和思维想象性，与的内在情感发生共鸣，使音乐成为宗教表现自身、宣扬自身的一种重要形式。印度佛乐的传入，为中国音乐提供了新的内容和形式。随着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很多佛教音乐改为了民族音乐积极推进了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总而言之，佛教音乐给中国音乐事业提供了新的发展环境。并给我国民族音乐添加了新的内容，使中国音乐更加丰富了。
四、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影响。众所周知，语言是人类的联系工具，并文化的载体，词汇是文化的积淀。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已有几千年多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佛教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也很明显。佛教在中国是信众最多的宗教之一。因此，在汉语词汇中，可以找到大量有佛教背景的成语，常用词或俗语。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增加了很多新词，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句法，使得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并丰富了我国现代汉语汉语词汇宝库。到了现在很多名词、很多成语，我们经常使用，也许认为这是中国语言的创作。词汇增加、句法增加，也就增加了中文的表现力，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采。随着我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很多关于佛教有关的书大量翻译汉语，很多佛教用语逐渐变成了汉语的日常用语。原来都是佛教专用词，现在已普遍运用于日常生活中。随着佛教的流传使佛语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俗语、谚语和惯用语。总而言之，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使我国语言宝库更加丰富了，汉语语言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环境。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佛教的传入对我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几千年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评判继承了佛教文化的先进方面并吸取了佛教文化的精华，为中国的现在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生机，新的发展环境，给中国文化添加了新的内容，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更加精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同时中国文化积极影响世界文化。
【参考文献】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作文范文4
对于农民工的迁移和工资决定的归因问题，学界做了大量的研究，一般从个体异质性、人力资本、企业社会环境以及社会资本等角度去解释，而作为社会资本主要来源的社会网络，也随着研究的深入而越来越受到重视。格兰诺维特最早研究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通过信息传递在找工作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Granovetter，1973)。此后，社会网络的系列研究虽然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研究，但基本上都得出社会网络在行为人的决策行为和经济回报等方面发挥着作用。而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网络性资源或作为一种互动性的结构是如何在社会经济行为中发生作用呢?对于社会网络作用机理的研究，现有文献从如下方面尝试着进行了解释:社会资源、社会规则和社会影响。Lin(1999，2008)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网络的直接的影响效应;帕特南从社会规则的角度强调社会网络是一种结构性组织，处于特定网络结构中的个体必须服从网络的某些规则，这也会带来某种同群压力;社会学习主要是来自于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社会网络内部成员具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会对网络内部其他人员产生一种学习效应，从而提高行动者的产出(Putnam，1995)。对于社会网络作用机理的研究为我们理解社会网络提供了更多的途径，但社会网络的结构和规模比较复杂和难以准确界定。作为行动者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同群或朋友圈在其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其朋友圈效应的研究可以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社会网络的作用机理提供一个很好的窗口。对于朋友层面同群效应的研究，现有文献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好友可能对行为人产生的影响，相关文献也研究了这种影响发生的途径。虽然吉吉•福斯特的研究表明，个人的社会朋友并不比那些随机的同群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大，但总体结论还是表明个人的朋友确实在各个方面影响着行为人的行为以及经济产出(Foster，2006)。YannBramoulle等(2009)在对曼斯基提出的liner－in－means模型(Manski，1993)进行扩展的基础上分离了内生和外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朋友所带来的同群效应确实发挥着作用。阿曼达•费兹杰拉等对美国青少年的朋友对其行为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表明:朋友支持、朋友到场、同群规范、朋友质量和同伙都会对青少年的行为产生影响(AmandaFitzgerald，etal．，2012)。另外，现有文献对教育的溢出效应也有了一定的研究(Sousa＆Liliana，2013)，但主要是偏宏观层面，较少涉及微观个体的社会网络层面。Gchter等(2010)和斯蒂芬•哈克等通过对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规范与社会偏好的研究表明(SteffenHuck，2012)，个体所在社会圈子的社会规范会产生一种社会压力或社会偏好，从而对个体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我们由此出发可以假设朋友的职业阶层也是产生这一社会压力的原因，处于较低经济社会地位的个体由于朋友的经济社会地位较高会产生一种社会偏好从而向高层次的地位靠近，进而改变其生产率，最终提高其经济回报。综合以往的文献，我们发现，同学对个体的影响主要是基于一种人力资本的溢出带来的学习效应，工友对个体的影响主要是基于社会规范和一种社会压力，而朋友圈对个体的影响则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方面，朋友圈中可能出现类似于同学圈子中的人力资本溢出带来的学习效应;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由于社会规范而带来的社会压力的影响。更进一步，与同学和工友的圈子几乎每天都生活在一起不同，朋友圈子里还存在着不同的社会距离①，而这种社会距离又与前面的两种效应发生着关系，共同决定着朋友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现有的文献对朋友效应的研究也大多是针对产出(outcome)和行为(behavior)的研究，很少有文献具体地研究朋友圈效应中不同朋友对其收入发挥作用的不同途径、机制和程度。我们尝试从农民工朋友的教育效应和职业效应两方面去研究可能存在的对收入的影响机理，并对两类效应因朋友圈社会距离不同而表现出的影响差异进行分析。
二、理论分析框架
(一)社会网络的数量与质量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布迪厄将嵌入于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本分解为两个元素(Bourdieu，1992、2008):一是可以从个体联系人那里获得资源的社会关系;二是这些社会资源的总量和质量(amountandquality)。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分析，不仅要从数量上考虑，更要从质量上来理解②。社会资本的数量是资本拥有者可以使用的资源，但是否使用以及使用的效果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资本的质量。下文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分析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其工资收入的影响③。农民工体现出群体性外出就业的特点，朋友圈中朋友的数量对农民工个体的影响可能不显著:一方面，农民工的就业领域趋于相近，他们的社会关系网也趋于同质，同质关系无法体现社会网络的网差，进而难以产生显著的学习和压力效应。以往的研究也发现，同质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不具有显著影响(叶静怡、周晔馨，2010)。另一方面，朋友的数量体现出其潜在可用的社会资源，但此种社会资源能否转化为实际的影响则取决于朋友影响的途径①。因此，单从朋友的数量上无法显著体现出对个体行为和收入的影响效应。朋友圈中亲密朋友的“质量”则可能对其工资产生显著影响，这里的朋友“质量”体现在朋友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两个方面。基于农民工朋友圈内朋友的数量与质量的比较，我们提出如下基本假说:H1: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数量对其工资影响不显著，而社会网络的质量对其工资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朋友圈效应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1.朋友圈的教育网差效应农民工最好的朋友所形成的网络是其在城市所处社会网络的核心圈。在此核心圈中，朋友的总体受教育程度相对于样本农民工越高，其网络内朋友间教育程度差距越大，人力资本整体溢出效应发生的概率相应越高。朋友圈内的整体教育层次越高，朋友间教育的网差较大，教育环境产生圈内成员之间人力资本的整体溢出效应越大。莫里蒂也认为，具有较高教育程度比例增加对工人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Moretti，2004)。然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朋友所传递的信息具有效率差异。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朋友将有更高的网差，进而更可能使有效知识向网络内处于较低教育地位的朋友处传递，形成由高至低的知识溢出。朋友圈内教育网差所形成的整体溢出具体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朋友之间通过短期内学习效应，迅速学习和提升技能，进而促进工资水平提高;另一方面，较高教育水平的朋友通过对农民工个体内在感染而长期促成个人能力提升，这对其工资增加具有稳定的正向影响。不管是这种教育差距带来的直接的学习效应还是潜移默化的对农民工内在能力提升的感染，与朋友间教育的差距都会通过改变农民工自身的工作能力，从而提高其工资。总体上来说，朋友圈中的教育网差效应对其劳动效率和工资的正向影响因朋友之间疏密程度(社会距离)不同而有差异。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H2a:农民工朋友圈中关系最好的三个朋友与其教育网差对农民工工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朋友圈的职业地位网差效应在朋友圈中，职业地位的不同也类似地形成“职业地位网差”。在网络内，朋友间职业地位的差距通过圈内成员信息的传递和互动带来了社会压力。与教育溢出的影响机制不同，自己朋友的职业地位相对比较容易识别和直观体现经济回报②，这使得职业地位信息的传递更为简便和直接。在网络内信息传递中，不同职业地位体现了各自不同的经济社会地位。当朋友的职业地位较高，意味着其社会经济地位也相应较高，这一信息直接传递给农民工个体，短期内即可给予个体努力工作的全面激励，进而提高工资①。因此，这种基于职业差距的影响可能与朋友之间亲密程度关系不大。总体上讲，不同朋友之间的职业地位对农民工努力程度的激励作用也可以从整体和个体两个层面来分析。从整体上看，朋友圈平均职业地位较高，则对农民工个体产生的社会压力较大。这种压力通常是正向的，其原因是农民工与其朋友圈的职业层次往往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差距相对不大，这使得因朋友之间过大职业差距而造成的负向激励的可能性减少。从个体影响上看，不同职业地位朋友对其工资的影响效应不同。职业地位相对自己较高的朋友对本人具有正向影响，因为朋友之间职业地位的网差越高，职业地位差距所带来的压力越大。我们提出如下基本假说:H2b:农民工朋友圈中关系最好的三个朋友与其职业网差对农民工工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综合朋友圈的教育网差效应与职业地位网差效应的分析(综合H2a和H2b)，我们提出如下理论假说:H2:农民工朋友圈中关系最好的三个朋友的教育程度和职业阶层对其工资有正向影响。综合上述分析，针对教育网差和职业地位网差影响效应所依赖的社会距离的决定程度不同，我们提出如下假说:H3:农民工朋友圈中关系最好的三个朋友的教育网差效应对其工资的影响依赖于朋友间的社会距离，社会距离越近，这种影响相对越大;相应地，朋友间职业网差对工资的影响则与朋友间社会距离关系不大。朋友对网络中个体的影响途径是多样的，也是复杂的。同群效应只是一种潜在的影响途径。上述理论框架重点分析朋友圈内教育网差和职业网差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②。事实上，由于朋友之间存在互动影响，因此，不仅存在如上的单向影响机制，还有可能反过来，农民工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其与朋友之间的教育网差和职业地位网差的缩小。
三、数据和变量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2008年7～8月对于珠三角九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肇庆、东莞、惠州、中山、江门)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实地调查。珠三角是中国内陆农民选择作为外出务工地的最主要的目的地之一①。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2510份，在剔除非农户口的样本后农民工样本为2084个，其中按照各地农民工的总量抽样，各城市样本比例如下:深圳23.9%，东莞20.5%，广州17.2%，佛山10.5%，中山6.2%，江门6.2%，珠海5.8%，肇庆4.8%，惠州5.0%。调查涉及外来务工人员个人能力基本情况、外出经历、目前工作状况、目前生活状况、企业(单位)管理与福利制度和人际关系、感受与社会参与等六个部分。1.被解释变量:尽管农民工在外出务工地的社会参与、社会保障及生活居住情况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就目前来看，农民工的工资仍然是农民工选择外出务工与否以及选择职业的最主要的因素。不管是政策层面还是农民工自身的决策考虑，工资都是首要关注的变量;另一方面，农民工普遍从事低技能的体力活动，工资也基本能够反映其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我们选取农民工的月工资作为我们的被解释变量来研究社会网络以及社会网络中的朋友圈效应对其的影响②。2.核心解释变量:按照理论假说部分的设计，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主要有:(1)反映农民工社会网络数量的好友个数，反映农民工社会网络质量的最好三个朋友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是否认识特定职业人群③;反映农民工使用社会网络情况的现职是否由亲友介绍;农民工在打工地曾经获得的帮助数以及曾经获得的来自于朋友的帮助数(包括具体的帮助类型)。(2)反映农民工社会网络可能存在同群效应的最好三个朋友的教育年限以及职业阶层④;以及最好的三个朋友与农民工自身的教育和职业差距。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社会网络的数量和质量
按照前述理论框架，首先将工资的对数分别对最好三个朋友的平均教育年限、平均职业阶层、认识特定阶层人数①、朋友个数以及现职是否由亲友介绍等变量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用稳健标准误来减少截面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表2为回归结果，其中lw1表示调整前工资对数，lw2表示调整后工资对数，这里进行了工资调整前后的对比，发现主要的结果变化不大。回归结果显示，最好朋友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平均职业阶层、认识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个数等对农民工的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民工朋友个数与现职是否由亲友介绍对其工资没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在打工地的朋友越多，并不代表其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工资，其朋友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其与朋友的关系程度比朋友的数量更重要。现职是否由亲友介绍也与其工资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工作由亲友介绍只是说明找到工作的机会大一些，而介绍的这份工作不一定就是高工资。这说明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数量并不一定就能影响其工资，但社会网的质量对其工资则具有显著的影响(假说H1)。农民工手机号码里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的个数对其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农民工来说，存在手机通讯录中的联系人通常是其联系外界以获取帮助的对象，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在社会上处于较高层次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对农民工提供的帮助就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工的工资。社会网络质量对农民工工资的显著正向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层次的朋友会给予他们直接的帮助(提供信息、介绍工作、直接提拔、安排工作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直接增加其工资收入，这里社会网络的信息效应和人情效应在农民工找工作和换工作过程中发挥着作用。但这都是直接地对农民工进行帮助，社会网络是否还存在一种对农民工工资的间接或潜在的影响?表2结果中最好的三个朋友的平均教育年限对其工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中可能存在着显著的朋友圈效应。
(二)最好三个朋友的教育网差效应和职业网差效应
首先将工资对数(调整后)对农民工最好三个朋友与其教育差距和职业差距进行回归，表3结果(1)显示教育差距和职业差距都对其工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符合我们的理论假设，即农民工最好的朋友教育程度越高、所处的职业阶层越高，其越倾向于获得更高的工资(假说H2)，而这两种影响不管是从影响大小还是影响途径来看都是不同的。表3结果(2)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表明职业差距的影响要比教育差距的影响大。根据我们的理论假设，好朋友的教育对农民工的影响主要是基于一种人力资本的整体溢出效应和社会网络的学习效应，而好朋友的职业对农民工的影响主要是基于一种社会规则和社会压力。实证结果表明，这种基于社会压力的影响要比基于社会网络学习的影响大。表3结果(3)和结果(4)表明，农民工与第一位好友(指的是最要好的朋友，社会距离最近)的教育差距对其工资的影响程度比与第三位好友的教育差距对工资的影响要大;而农民工与第一位好友的职业差距对工资的影响则与第三位好友的职业差距的影响差不多①(表3表明两种影响相等的F检验的概率值pv=0.8151)。可见，教育网差效应对工资作用的发挥与农民工与其朋友的社会距离有关，社会距离越近，这种影响越大。职业网差效应的大小则与朋友间社会距离大小没有显著关系(假说H3)。表3结果(6)中两个occup_gap系数之和大于两个educ_gap系数之和，且它们相等的F检验的pv=0.0387，与结果(2)一样，这表明职业差距的影响要比教育差距的影响大，且在5%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即农民工社会压力导致的对工资的影响显著大于基于社会网络学习感染的影响。
五、稳健性的讨论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作文范文5
［关键词］文学；影视；改编；传播影响
美国文化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其著名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曾说：“当代文化正在变为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作为当代文化中最突出的“视觉文化”的代表――影视，在20世纪90年代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影响也是“千真万确”的。
谈到当代电影对文学的传播影响，人们自然首先想到张艺谋。的确，张艺谋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一系列走红的电影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菊豆》等都是改编自当代著名作家莫言、苏童、余华、刘恒等的小说。由于电影的传播覆盖面远比小说广泛，上述这些作家的小说一经电影的改编后，立即为更多的大众读者知晓，这既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知名度，同时也带动了他们作品的热销和畅销。于是，有人认为是张艺谋捧红了这些作家，但张艺谋本人不这样看：“首先得这么说，我是得力于很多优秀作家的原作，写得很好，所以才有很多好的电影出现，不应该倒过来说是我捧红了他们。这个就显得不公平了，但是有一点是一种现实，由于电影这样一个媒体，它对于广大观众的影响力比较大，它的影响力比文学大，可以说这些优秀的作家像刘恒、莫言、苏童通过跟电影的合作，提升了知名度。这是因为电影本身媒体的作用，并不是我的作用。这不是意味着作家靠电影出名，他们本身就是非常好的作家。”张艺谋的看法更合乎事实和情理，如果没有好的小说供其改编，那么张艺谋也不会拍出那么多好电影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当代文学“造就”了张艺谋。
90年代，有众多的中国当代作家“触电”，王朔、苏童、余华、莫言、刘恒、叶兆言、刘震云、铁凝、方方、池莉、史铁生、陈染、刘醒龙、李晓、张抗抗、周大新、叶辛、毕飞宇、朱文、述平、鬼子、东西、李冯、陈家桥、潘军、尤凤伟、杨争光、冯骥才、陈源斌、阎连科、张平、陆天明、梁晓声、周梅森、柳建伟、邱华栋、何申、赵玫、海岩、石钟山、张宏森、黄蓓佳、二月河等作家有一部或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作家们除了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外，还直接参与影视的改编或任编剧、导演工作。1995年，由作家杨争光的“长安影视公司”召集，当时文坛正走红的贾平凹、苏童、余华、叶兆言、格非、刘毅然等11位作家集体创作了22集电视连续剧《中国模特》，虽然由于作家们对影视剧本的创作规律还没有很好的掌握，从电视剧本身来看，是不成功的，但这件事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仅从这个剧作本身来分析。我们还应该看到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姿态”，它表明，当代作家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被“影视”改编，而是主动、自觉地参与到“影视”创作中来。后来，像杨争光、述平、朱苏进、刘毅然等人在90年代后把主要精力就用于编剧或改编， 这对中国影视剧本的创作决非一件坏事。当代作家或主动或被动地介入到影视中来，他们对影视的认识和态度也有“先觉”与“后觉”之分。
王朔是最早“触电”的作家之一，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红大紫”不能不归功于影视对他小说的传播影响。1988年被电影界称为“王朔年”，他的四部小说《顽主》、《轮回》、《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大喘气》被拍成了电影。而90年代初，他参与编剧的《渴望》更是风靡大江南北，其后还有《过把瘾就死》、《动物凶猛》等小说被搬上银屏。王朔还主动与另外11位作家创立“海马影视创作中心”，是我国当代作家自觉主动介入影视产业最早的一个人。他对影视传播影响的认识是：“我觉得，用发展的眼光看，文字的作用恐怕会越来越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最强音，影视就是目前时代的最强音。”王朔的观察是敏锐和准确的，90年代是大众文化和视觉文化主导文化的时代，而影视又是大众文化和视觉文化的代表，自然成了当时“时代的最强音”。
刘恒也是一个较早和主动介入影视的作家，他说：“作为一种现代的表达方式，电影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艺术，到了21世纪，作家的声音会越来越小，现代的传媒工具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仅仅依靠文字本身来传递信息是远远不够的了。所以，作家没有理由孤芳自赏。我觉得现在的电影、电视剧之所以不是令人很满意，是因为一大部分很有才华、艺术天性比较高的人没有介入到这里面来，没有被市场所接纳，一旦这些人都介入到这当中来，他们所具有的丰富的创作思想和丰厚的艺术准备会推动艺术向前发展，会使电影、电视剧的艺术层次更高一些。”刘恒对于影视这样的现代传媒在当代影响力的认识是与王朔持相同的观点，对作家介入影视则持积极的态度，而且由他任编剧的电影《菊豆》、《秋菊打官司》也都获得成功。他的成功鼓舞了更多的作家走近影视。
同样有多部作品被影视改编，并多次参与编剧的刘震云在谈到一些作家对影视持比较轻蔑的态度时，表白道：“从我来说没有。但是的确有一些作家认为电影和电视是一种比较通俗的东西，觉得和文学有一段距离，但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看法，说明这个作家对影视并不知道多少。我非常讨厌一种这样的人――像一只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孔雀，他们经常在日常生活里也显示出一种庄严感、神圣感、崇高感――我觉得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喜欢到了病态的程度。”在2003年，他与冯小刚合作编剧完《手机》接受记者采访时，再一次表明自己类似的态度：“自己的东西要自己吆喝！国内凡是有名的作家，你随便想一个，都有影视作品！许多作家都是通过电影让人们知道的！生活在变，过去卖豆腐挑着担子，一边走一边喊：豆腐！现在卖豆腐开着拖拉机，用小喇叭喊：豆腐！豆腐！人们现在更依赖影视剧而不是小说，如果不认识到这个现实就会很麻烦，恐怕会很酸――陈腐。”
相比较刘恒所说的“作家没有理由孤芳自赏”，刘震云的话有些过激，但所幸的是像这样自恋到“病态”的“陈腐”作家，对影视持“轻蔑”态度的当代作家，已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都明白“影视”对自己作品的传播，“好处”是明显的。就像余华说的：“对我而言，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只是一个收入的延伸。不过，影视对小说确实能起到巨大的宣传作用，原先不知道你的读者，看了电影、电视可能就来买你的书，就关注你的作品。”既能获得一大笔改编版权费，又能起到“巨大的宣传作用”，作家们有何理由“孤芳自赏”呢？
有一些作家一开始也会考虑到影视对小说的改编如果不成功会给自己的小说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本已畅销的小说，但最后他们还是想通了：与文字的传播相比，在当代这个“视觉文化”时代，人们更乐意接受“影像”的直观形象。如果一个作家试图扩大自己作品的影响力、受众面，被影视改编是再好不过的途径了。如实在《白鹿原》被改编成秦腔、陶塑和连环画后，起初他还顾虑改编成影视会不会成功，但最终还是决定：“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包括许多世界名著的改编，也不无遗憾。我作为小说作者，不能不关心，但管不上……，比起任何形式的改编，影视无疑是最好的形式，如果把电影和电视比，最好还是电视连续剧……我也寄希望未来的导演，能给读者一个直观的形象，对作品的体现和传播都有好处。”
池莉的小说在90年代一直很畅销，开始她对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并不在意，她说：“小说的好坏与电影的好坏没有太大关系。电影再好也是导演的，不是作家的。电影拍砸了，那也绝不等于小说不好。我的小说与电影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仅仅是金钱关系。他们买拍摄权，我收钱而已。”但是，自从她的小说《来来往往》在1998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后，轰动一时，她的观念就渐渐发生了改变。2000年伊始，池莉第一次尝试电视剧本，创作了电视剧《口红》，后来还将该电视剧改编成了同名小说。池莉说：“我是从小就迷恋文学的。我从来都认为只有文字才可以表达一切。现在我不这样看问题了。现在的高科技空前发达，电影艺术运用高科技把时间、空间、现实和想象统统糅和在一起，它随心所欲地运用光线、色彩、音响等各种各样的效果，再加上当代影星个性化的表演，现在的电影更有巨大的表现空间。与之相比，文字的表达有它相对的局限性。”像池莉这样的畅销作家一经“影视”的扩大影响，就如海岩一样，在小说和影视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小说畅销――改编后轰动――小说更加畅销。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当代作家们对影视的介入不仅越来越普遍，而且越来越主动、自觉。大多数的作家对影视改编文学也比较多地持欢迎和肯定的态度。当然,也有少数作家对文学改编成影视持否定的意见和态度，比如张抗抗，对自己的小说《情爱画廊》被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就颇为不满：“我的原作与剧本改编有很大的分歧，他们改得太匆忙，没有和我认真磋商。当然改编可以丰富原有的情节，但要看是否符合原著精神。我的原著精神是对人间真爱的颂扬，相当于‘正剧’，那是作者确立和倡扬的东西，而剧本却改成了悲剧。悲剧是揭露和撕碎，是失望和破灭。剧本与原小说完全不同，造成了与目前大多数影视作品的重复和趋同。”张抗抗的不满也不无道理，文学与影视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艺术，所遵循的艺术创作规律自然不同，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必然要丧失掉一些纯粹的文学性的东西，同时还要加入一些画面和情节性、戏剧性强的东西，当然如果改编者不负责任完全违背原作者的小说精神胡编乱改，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原作者的一种不尊重。相比较张抗抗“温和”的不满，作家赵凝却异常偏激，在一次文学嘉宾节目访谈中，赵凝说：“我对目前的影视改编实在是有些不信任，那些叫做‘编剧’的人，大都是临时凑起来的路边游击队，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古代的、现代的、破案的、言情的，只要给钱，什么都能写，凑够了字数就交稿，稿子通不过就改一遍，再通不过就再改，直到把投资方看烦了为止。每一部小说都有它自己的魂，而影视改编大多制造出一些没有灵魂的东西，是把小说的外壳剥下来，再把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抽出来，在这个基础上注水、注水、再注水，电视连续剧大都是一堆多次注水的注水肉。由小说改编成戏剧的过程，应该是一次重新燃烧的过程。而目前市面上流行的把小说原著改成影视剧，完全不顾原作者的意愿，强行进入，胡乱改编，无异于一次精神上的。”无疑，赵凝的观点是比较偏激的，尽管在对作家作品的改编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有的是改编的客观需要，有的也确实是曲解甚至是歪曲作品原著的精髓，但像这样极端地完全否定影视的改编态度也是不理性的，甚至可以归入到刘震云所嘲讽的那一类“病态”和“陈腐”的自恋作家之列。
如果我们单从影视这种现代传媒对文学的传播影响和作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仅会认为影视与文学的互动共生、相辅相成，对双方都有益，而且在一个“文学渐渐失却轰动”的时代，通过影视带动文学产生新的“轰动”，让作家被更多的人知道，让文学作品被更多的人阅读，这对文学的发展来说，绝对是一个值得肯定和鼓励的方向。就像作家陈村所说的：“这应当是一种好的现象。作家多参与剧本创作，改小说为剧本，这也会逐步提高剧本创作水平，这是在以前所没有的。另外作家也让自己的作品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获得了更多的读者、接受者。”当然，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文学借助影视扩大了传播的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当然应该感谢影视传媒。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影视传媒的发达不啻为文学书写的危机。”这种观点还是辩证的，比如“有的小说家的小说写作，完全遵从了影像叙事的法则，迎合影视的生产逻辑，看上去是为影视编导度身定制，写出的小说与影视的分镜头剧本仅有咫尺之遥。” 这就完全违背了小说创作的宗旨了。对此，作家苏童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我的作品改成电影的比较多，但对我的创作没什么影响。我写小说之前不会考虑能不能改影视。专门为影视而写的小说，我认为是不能成功的。”贾平凹也持类似的观点：“不是说文学改编影视剧不好，有了影视剧以后，出版社是好操作了不少，同时也扩大了影响。但这是创作以后的事，创作的时候我不会去想能不能改影视。我想的是，作品里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能不能传达精神，唤醒些什么，我会去寻找一些形式，但这些形式主要是为了表达我内涵服务的。”所以，小说是小说，影视是影视，二者在创作时应遵循自己的创作规律。
[参考文献]
[1]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156页.
[2] 张英.《文学的力量――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80页、98页.
[3] 沈苇、武红编：《中国作家访谈录》.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7年，第215页.
[4] 池莉.《信笔游走》，《当代电影》.1997年第4期，第88页.
[5] 耿翔.《实坦言改编〈白鹿原〉》，《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8日，第13版.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作文范文6
关键词 《迁徙的鸟》；散文诗；宏大高远；真实；散文诗电影
法国著名电影史论家乔治・萨杜尔说：“一种艺术决不能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产生，并突如其来地在我们眼前出现，它必须吸取人类知识中的各种养料，并且很快地把它们消化。电影的伟大就在于它是很多艺术的综合。”例如，文学融入影视构成了影视片深厚的文学基础，文学的各种体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电影的风格，电影综合了文学和绘画、音乐等诸多艺术中的多种元素，形成电影自身新的特征。电影向诗歌学习，产生了诗电影《城南旧事》；电影向散文学习，产生了散文电影或叫纪实电影《偷自行车的人》；电影向小说学习，产生了小说电影《红楼梦》。《迁徙的鸟》则是近年来，电影向诗歌、散文学习，或者确切点说，是向诗和散文的合力――散文诗学习的典范。
2001年，雅克・贝汉身兼导演、编剧、制片数职，创作了大型纪录片《迁徙的鸟》，该片是《天・地・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影片记录了鸟儿纯自然的迁徙状态，讲述了一个人鸟相融的奇迹，该片为雅克・贝汉赢得了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新锐导演奖、最佳剪辑奖、最佳音乐奖等多项大奖，以及2003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从思想内涵到艺术表达，《迁徙的鸟》将摄影、音乐和诗歌、散文、小说、散文诗的文体特质融合起来，宏大高远，优美、真实而真诚地穿透社会现实、人生和电影画面本身，穿透平面层次的对于生命、自由和生态主题的赞美，尤其充分地向散文诗学习，以其真实而又任人优游的宏阔风格征服了重大的生态主题，艺术地再现了候鸟的迁徙生活，又没有背弃纪录片的真实性本质，并整体地作用于观众的心灵，使观众步人审美自由的境界，堪称内容和形式和谐统一的散文诗电影的典范之作。研究文学的各种体裁特质作为影片的形式因素对《迁徙的鸟》的影响将对如何把纪录片拍得“更好看”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迁徙的鸟》的主题
《迁徙的鸟》剧组600多人历时4年，从鸟蛋的选择和孵化开始，直至训练雏鸟飞翔。影片的主角，鸟儿们不仅觉得人是它们的同类，也逐渐习惯了各种摄影器材和为了拍摄鸟儿飞行所用的热气球、小型飞机等工具。因为以上充分的前期拍摄准备，雅克・贝汉才能得以近乎随心所欲地近距离拍到鸟儿的自然状态而又不惊扰它们。
一部电影在拍摄以前，导演都面临两次选择：第一次选择“拍什么”，第二次选择“怎么拍”。2004年，《迁徙的鸟》的导演雅克・贝汉在北京国际饭店接受《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就“拍什么”给了我们启示：“人总是在改变，而鸟儿却从来都不改变，它们对翔是如此执著，对于自由是如此渴望，它们从来也不停止振翅的飞翔”，“为什么非要用计算机这么糟糕的东西来编排我的作品呢?还是用我的镜头来说话吧!要知道，很多美好的事物是无法用机器来表达的，比如它们的美丽飞翔的自由!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在恰当的时候捕捉记录下来，这才是纪录片的乐趣所在”，“自然是让人类给弄病了”，“我们需要与自然界和平相处，因为人类不可能孤单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结合创作主体雅克・贝汉自身对影片的回顾和笔者的鉴赏感受，《迁徙的鸟》从对自由主题的揭示开始，依次展开了对于生命主题和生态主题的阐释。笔者以当代美学家李泽厚的“审美体验层次论”(审美有不同的层次，最普遍的是悦耳悦目，其上是悦心悦意，最上是悦志悦神)为构图基础，列下图探究影片的形式因素如何切合内容的演进规律，以及如下图所示的，影片从自由主题一生命主题一生态主题的表达逻辑，依此图，下文主要论述文学的各种体裁如何作为“形式”因素对《迁徙的鸟》产生重要的影响。
图一：图解文学的各种体裁对《迁徙的鸟》的影响
二、文学的各种体裁对《迁徙的鸟》的影响
实际上，影片“拍什么”，确定怎样的主题和“怎么拍”是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拍什么内容固然重要，但怎么拍，用怎样的画面风格去编织怎样的电影语言秩序，也很重要。同样的主题，用不同风格的电影语言去表现，其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同样是关于表现自由、生命、生态的沉重而严肃的主题，《迁徙的鸟》全然没有诸多纪录片刻板和说教的面貌，而因其唯美的风格成为一部“好看的纪录片”，畅销全球，甚至有评论认为该片对纪录片给世人留下的印象进行了划时代的颠覆。毋庸置疑，《迁徙的鸟》这部影片的“形式”对于影片获得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该片在题材、主题确定以后，在“怎么拍”这个问题，即如何安排艺术形式方面，形式并没有消极地呈现题材，《迁徙的鸟》借用诗歌偏重抒情和意境的创造等文体特质，借用散文可以真实、真诚地承载叙事的片段等文体特质，共同与“沉重而严肃”的题材抗衡，使得纪录片变得可以供观众“享受”，而不是一味地让人只感到短暂的美丽、深深的惋惜、压抑、悲愤和恐惧。观众随电影的飞翔镜头，“鸟”与“我”的距离缩短乃至最后消失，“鸟我同一”，这就是中国古代庄子所说的“身与物化”。当观众感到自己和自然合二为一，即生超凡入圣之感，自发地投入到保护自然生态美的行动中去。当然，进入此境的观赏者本身的鉴赏素质也很高。而且，形式也不是绝对自由的，形式是表现内容的手段，并归根结底是根据内容的要求而形成的。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明白，当他寻找着新的艺术形式时，并不是仅仅为了显示他具有寻找新的艺术形式的本领，而是为了更加突出“内容”，使读者得到更为强烈、深刻的审美反应。
总体而言，《迁徙的鸟》的叙述方式和视觉风格是写意和写实的综合，对照图一，谈文学的各种体裁对影片的影响，就是论述崇尚写意的诗和崇尚写实的散文对影片的影响，或者确切些说，是论述综合了诗歌和散文的某些特质而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文体，即散文诗对影片的影响。
1 诗歌对《迁徙的鸟》的影响：诗歌一纯美画面一悦耳悦目一自由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