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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组织生态学;研究主线;主要内容;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5―0111―07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组织理论领域产生了四个新的理论,即Williamson(1975)提出的市场和层级理论､Meyer和Rowan(1977)提出的组织制度理论､Hannan和Freeman(1977)提出的组织种群生态理论(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Pfeffer和Salancik(1978)提出的资源依赖理论｡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 ecology)是在组织种群生态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借鉴生物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来研究组织个体的发展以及组织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组织生态学已成为了组织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完整的组织生态学理论体系包括组织个体生态学､组织种群生态学､组织群落生态学和组织生态系统生态学等不同的层次｡当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组织种群生态学｡
一､组织生态学的研究主线
组织生态学研究始终遵循5条主线｡第一条研究主线是利用Lotka-Volterra模型的变量来检验组织种群之间的竞
争｡Nielsen和Hannan(1977)､Carroll(1981)利用该模型分析了教育组织种群的膨胀和收缩｡Britain和Wholey(1988)研究了半导体制造商亚种群之间的互动关系｡Pherson(1983)利用LV模型中的均衡思想,分析了志愿者协会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和竞争问题,Pherson和Lovin(1988)用5个国家的数据验证了这一研究结论｡
第二条研究主线是分析组织年龄的生态学意义｡新制度理论早就提出了“新组织不适宜生存”(Liability of newness)的推断(Stinchcombe,1965),但只有组织生态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Carroll和Delacroix(1982)发现,阿根廷和伊朗的报业组织在19世纪和20世纪都存在新组织不适宜生存的现象｡Carroll(1983)在分析零售商店､药品制造商､酒吧等56个种群的数据时也发现了这一现象｡Freeman､Carroll和Hannan(1983)探讨了年龄效应的形成与组织规模对组织死亡率的影响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规模与组织年龄之间的关联｡对报业公司种群､半导体制造商种群和工会组织种群的研究表明,规模的调整不会降低组织年龄对死亡率的影响｡
第三条研究主线是研究环境扰动对组织设立率和死亡率的影响｡Carroll和Delacroix(1983)发现,在政治混乱和革命时期,报业组织的设立率和死亡率上升｡对芬兰报纸印刷组织(1771―1963)(Amburgey,1988)､美国报业组织(1880―1915)(Wes,1987)的研究均验证了这一研究结论｡在这一点上,组织生态理论和资源机动理论(Resource-mobilization theory)的观点相一致｡在政治动乱时期,新的利益集团会设立报纸来宣传其政治观点,扩大其政治影响｡因此,此时报纸业的设立率比平均死亡率要高｡
另一种类型的环境扰动是技术变革｡很多学者研究了微机业､平板玻璃业､水泥业(Anderson,1988)､电话业(Barnett,1988)､半导体制造业(Freeman和Hannan,1987)等行业技术变革对组织设立率和死亡率的影响｡环境扰动的方式还有很多｡Hannan和Freeman(1988)研究了法律变化对劳动力工会地位的影响｡Barnett和Carroll(1987)研究了政府规制的改变对电话业的影响｡Hannan和Freeman在对劳动力工会组织的设立率和死亡率研究中,估计了移民､工资､失业率､GNP､商业失败率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的影响｡大多数研究分析了环境条件､时间趋势和时期效应､年龄､种群内部或种群之间的竞争行为等多个因素｡
第四条研究主线是探讨通才组织(具有多样化条件下的广适应力)与专才组织(具有有限环境条件下的高成长率)之间生存策略的差异｡组织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环境变化通常对通才组织有利｡但组织生态学的研究表明,环境变化并不总是对通才组织有利｡组织形式的适应性取决于环境的稳定性和变化的频率,即“纹路”(Grain)｡在环境稳定的情况下,变化快的“细纹”(Fine grain)组织和变化慢的“粗纹”组织(Coarse grain)均应采用专才战略｡反之,则采取通用战略较为有利(Freeman和Hannan,1987)｡对半导体产业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Hannan和Freeman,1989)｡
第五条研究主线是研究种群内部竞争与种群之间的竞争对组织设立率和死亡率的影响｡Hannan和Freeman(1989)以新制度理论和种群动态理论为基础,开发出了密度依赖(Density independent)模型｡该模型假定种群密度对组织动态的影响反映了两个对立的过程:合法性(Legitimation)和竞争性｡当密度较低时,新的组织形式缺乏合法性｡新组织数量的增长强化了新组织形式的合法性,提高了其制度基础和政治权力,使特定组织形式的知识得以传播,从而增强了其存活的机率｡当密度较低时,合法性随着密度的增长而增长｡组织设立率与组织种群密度之间存在非单调的倒U型关系:密度的初始提高会提高组织的设立率,但密度的进一步增大会抑制组织设立率｡组织死亡率与组织种群密度之间呈现U型关系:密度的初始提高会降低组织的死亡率,但密度的进一步增大会提高组织死亡率｡
在这一研究基础上,研究者将密度依赖模型推广应用到了具体的组织种群｡Hannan和Freeman(1989)研究了美国半导体制造业1945―1980年的退出问题｡Barnett和Carroll(1987)研究了爱荷华州电话公司1900―1917年间的设立率和死亡率｡Mitchell(1987)研究了医用诊断影像业的进入问题｡Tucker等(1988)研究了多伦多1970―1982年间社会志愿服务组织的设立问题｡Delacroix等(1989)研究了加利福尼亚葡萄酒业1940―1985年间的退出问题｡
二､组织生态学的主要理论观点
(一)组织设立理论
组织生态学将组织设立理解为生态化过程和制度化过程两个基本的方面,并认为这两个过程具有不同的空间效应｡
1．组织设立的生态化过程｡生态化过程主要分析组织种群密度､组织生态位与组织设立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组织生态位与组织设立之间的关系是:(1)组织生态位重叠密度(Overlap density)与组织设立率负相关,非重叠密度(Nonoverlap density)与组织设立率正相关｡重叠密度是指在特定的资源集合体中,一个组织的生态位与组织种群中其他组织的生态位相互交错的程度｡非重叠密度是组织种群中未交替密度的集合｡组织生态位重叠密度和非重叠密度直接影响着组织设立的可能性和成功率｡在拥挤的组织生态位内设立组织比在宽松的组织生态位内设立组织具有更小的成功率,因为高的组织生态位重叠密度意味着对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2)组织种群中非重叠强度与组织设立率正相关｡非重叠强度指组织种群潜在竞争者成员中组织生态位不重叠的数量与组织生态位重叠数量的比率｡组织生态位的非重叠强度低(差异程度低)意味着组织之间使用更多的共同资源,因而竞争程度高｡高的非重叠强度(高的组织生态位差异)会降低竞争的潜势,增强合作的可能性,因而有利于促进组织的设立｡
2．组织设立的制度化过程｡制度化过程强调合法性､社会支持等因素对组织设立成功率的影响｡(1)关系密度(Relational density)与组织设立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关系密度是指组织种群成员之间正式关系的数量和组织种群环境中关键制度的数量(Baum和Oliver,1992)｡关键制度指种群环境中的政府者和社区组织｡由于制度关系能够提供社会支持､合法性和资源,使组织进入的条件更具吸引力,因此,在种群成长的初始阶段,随着关系密度的提高,组织的设立率也会提高｡但关系密度越高,组织设立者之间为争夺有限的制度性资源的竞争就越激烈,这又会抑制组织设立率｡(2)制度行动者的规制对组织设立具有直接的影响｡政府是重要的制度选手(Institutional players),它可通过开辟新的组织生态位和修改制度内容等措施来支持新的组织形式｡Russo和Michael(1995)应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过稳定的电力销售安排来促进私营电力公司的设立｡结果表明,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设定进行正式的定义将导致组织设立率的提高;事先详细设定的固定价格合同将导致高的组织设立率;合同的标准化将有助于提高组织的设立率｡因为这些规制均能降低组织的交易成本,有利于稳定组织之间的交换关系｡此外,行业协会的存在能极大地提高组织的设立率｡它表明集体行动是增强组织合法性的可行途径,合法性可通过集体游说而得以保护(Aldrich和Fiol,1994)｡
3．组织设立的空间过程｡地理空间之间的合法性和竞争性对组织设立､死亡和变化的影响是组织生态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1)空间竞争｡空间市场定价理论假定,组织越临近,竞争越激烈(Schmalensee,1978)｡公司进入一个地区时,总是力图选择一个距离现有竞争者最远的区位(Prescott和Visscher,1977)｡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的进入,远离现有竞争者的区位选择越来越困难,最终将导致新进入者无利可图｡在给定的范围内,公司之间的最大距离与公司数量负相关｡在组织密度较高的情况下,特定区域的组织进入率与其邻近地区的组织数量负相关｡(2)空间传染｡由于网络中个体之间的联系和相同社会角色的存在,创新容易在组织之间传播(Palmer,1993)｡组织设立总是伴随着掌握现存组织形式知识的个体与缺乏这些知识的个体之间的接触扩散(Contact transmission)｡接触扩散受社会网络的调整,当空间距离增加时,其密度降低(Pherson,1991)｡组织设立遵循空间传染模型,即与现存组织的距离越远,空间传染对组织设立的影响越小(Hedstrom,2000)｡在组织种群密度较低的条件下,特定区域的组织进入率与其邻近地区的组织数量正相关｡(3)空间密度依赖｡空间密度依赖模型试图说明,影响组织设立和组织死亡的竞争性过程和合法化过程具有不同的空间意义和空间边界,其中合法性的空间范围比竞争性的空间范围要大｡这是因为,合法性建立在现存组织关于建立､运营和交易的信息交换基础之上,不易受运输成本､法律和技术壁垒等因素的限制｡而组织之间的竞争性则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运输成本的提高而逐渐削弱,且能通过法律和技术的隔离而得以消除(如贸易壁垒和标准的不兼容)｡所以,临近空间互动模型认为,竞争效应主要发生在本地,合法性效应的范围更广(Hannan,1995)｡
(二)组织成长理论
基于组织生态的经典组织成长理论是吉布莱特定律(Gibrat＇s law)｡Gibrat(1931)认为,一个企业的规模在每个时期预期的增长值与该企业当前的规模成比例｡在同一行业中的企业,无论其规模大小,在相同的时期内,其成长的概率是相同的,即企业的成长率是独立于其规模的变量｡吉布莱特定律的两个基本推论是:(1)企业的成长是个随机过程,即影响企业成长有诸多因素,难以对其进行准确预测;(2)不同规模的企业,其成长率并不因为各自的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
但吉布莱特定律忽视了组织的出生和死亡,对组织自身因素和行业环境因素也缺乏考虑｡为了完善吉布莱特定律,Evans(1987)以1876至1982年美国制造业为例,研究了企业成长､企业规模､企业生存年龄之间的关系｡其基本结论是:(1)企业的生存能力随着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已存活下来的企业成长率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而下降｡(2)对于任何一个企业,随着其生存年限的增加,其成长率会有所降低,但生存能力却随之提高｡Dunne(1988)等对单厂企业(Single-plant firm)和多厂企业(Multi-plant firm)的研究证实,单厂企业的成长率随着其规模扩大和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而对多厂企业,其净成长率与其规模和年龄同步增长｡McCloughan(1995)的研究表明,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年龄的增长,公司组织成长的可变性降低,且组织成长率是自相关的,这意味着如果公司在某年内高速成长,则其在次年高速成长的可能性更大｡总的行业进入率和退出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Sutton(1997)对组织成长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公司成长率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年龄的增长而降低｡
在组织种群的动态背景下,组织生态位对组织成长策略的选择具有直接的影响｡根据MacArthur(1962)提出的R-K选择理论,组织成长的策略可分为R策略和K策略｡其中,R成长策略是一种变态繁殖策略,它指有利于增大内禀增长率(Per capital rate of increase)的选择,表现为具有较高的繁殖能力,通过产生大量变态的后代适应不稳定的环境｡当组织的生态环境不稳定时,组织种群通过生产多种局部性质不同的个体占据组织群落空间的不同生态位,以保证组织种群实现动态平衡和增长｡K成长策略是一种饱和策略,它指有利于增加竞争能力的选择,表现为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组织种群在稳定环境下的环境容量,以达到更高的饱和密度｡当组织生态环境比较稳定时,组织个体通过改善组织内部要素的效率来提高核心竞争力,以保证组织个体能从单项资源中获取足够的成长支持｡
(三)组织死亡理论
组织生态学将个体组织的死亡视为组织种群的自发调节的结果｡当组织数量低于最小能生存种群水平时,现存的组织都将死亡｡个体组织的死亡是组织种群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和进化机制｡
1.组织自疏(self-thinning)｡种内竞争的确是影响组织死亡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所有的竞争都导致死亡｡Hannan和Freeman建立的规模性本地化竞争模型认为,种群中大规模的组织会对中等规模的组织产生威胁,但不会威胁小规模的组织;中等规模的组织在与大规模的组织竞争的同时,还容易受到小规模组织的攻击｡大规模组织出现的同时,中等规模的组织会衰落,而小规模组织则蓬勃发展｡种内组织专业化程度的差异也是影响种内竞争的主要因素,Carroll建立的资源分割模型说明,大型通用性组织市场竞争的集中会提高它们死亡的比率,但会为小型专业性组织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以美国报社为样本的研究发现,随着竞争范围的集中,大型通用性组织的死亡比率提升,而小型专业化组织的死亡比率下降｡
密度效应是制约组织死亡的关键因素｡最后产量恒值法则(Law of constant final yield)表明,不管初始组织密度如何,在一定范围内,当条件相同时,特定组织种群的最后产量差不多总是一样的｡在密度很低的情况下产量随着组织种群密度的增加而提高,当密度超过一定程度之后,最终产量不再随着组织种群密度而变化｡在高密度情况下,个体组织之间对资源的竞争激烈,在有限的资源中,个体的成长率降低,规模变小｡这表明在组织种群中存在明显的自疏现象｡即如果组织种群密度进一步提高且组织个体继续成长,对资源的竞争不仅影响到个体生长发育的速度,而且影响到个体组织的存活率｡企业并购就是企业种群通过个体企业的死亡来提高企业种群存活能力的自疏行为｡
2.ALLEE效应｡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种群规模适合度,规模低于最低适合度的组织种群不仅不会给个体组织创造宽松的发展空间,最终还会导致该组织种群的灭绝,即ALLEE效应｡ALLEE效应表明,在客观上存在一个最小能生存种群水平,单个组织或小组织种群难以应对环境的随机不确定性和波动性｡此外,小组织种群常常面临建群者效应(Founder effects),如果建群者数量很少,或某个大组织种群由于自然因素等原因而数量锐减,即经历了所谓瓶颈效应(Bottleneck effects)的打击,则近亲(Inbreeding)的机率将大大上升,加上遗传变异的作用会导致组织种群遗传多样性的匮乏,最终将关系到该种群的生死存亡｡
3.程序性组织死亡(Programmed organizational death,POD)｡组织生态学认为,死亡是种群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组织种群来说,组织个体正常的成长和组织数量稳态的维持是依赖于种群内个体组织设立和死亡之间的动态平衡来实现的｡因此,从组织种群的水平上看,组织死亡具有某种程度的主动性和意识性,这样的组织死亡可称为程序性组织死亡｡当生存条件不利时,一部分组织以不影响其他组织生存的方式而死亡,一方面减少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另一方面,死亡组织自身分解的产物为周围组织进一步提供了部分营养来源,从而为其余个体创造相对“充裕”的生存环境来维持本组织种群的生存｡POD的存在使在一定的选择压力下,组织种群的个体数量与生存环境之间可以达到相对的平衡,最具生命力的组织个体能够存活下来,能够形成对应于不同环境的最佳组织数量,从而在自然选择中具有优势,具有更大程度上的适应性,有可能形成较具竞争力的组织种群｡
三､组织生态学的发展方向
组织生态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进入､组织退出､组织存活率､组织设立和组织死亡率等方面｡此时,组织变革未被纳入到组织生态学的研究领域｡Carroll(1987)认为,适应性变革(Adaptive change)很罕见,并受到严格的约束｡绝大多数组织变革是组织选择和组织替代(Replacement)过程的结果,而不是组织内部转化和适应的过程｡因此,该阶段组织生态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生态理论,而不是依赖资源依赖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等适应理论｡
第二阶段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组织进化阶段｡该阶段重点研究社会环境如何影响组织的创建和死亡以及组织形式的变化｡在该阶段,组织变革被纳入到组织生态学的研究领域,并提出了组织进化的概念｡研究内容开始从选择性转向既定模型,比如从确定风险选择转移到新组织生存不利性模型,从选择的群体依赖转移到密度依赖模型｡在第二阶段,适应与选择之间的关系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组织生态学与交易费用理论､资源依赖理论进一步融合｡
第三阶段是起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组织演化动力学阶段｡该阶段主要研究影响组织种群演化的各种因素｡演化经济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制度理论､技术和创新管理理论等都被极大程度地吸纳到组织生态学研究中｡如Lovas和Ghohal(2000)以生态学的演化观念观察了组织的战略变动,他们发现组织的人力资源及社会资本在战略演化过程中具有自然选择的力量,会引导战略的演化方向｡Dobrev(2002)研究了1885―1981年美国汽车工业的演化,探讨了组织生态位与组织演化之间的关系｡Agarwal(2002)整合了科技管理及演化经济学理论来探讨组织年龄､组织规模､种群密度等时间相关变量对组织死亡的影响｡
目前,组织生态学研究呈现出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一是研究新型组织的生态学问题,如网络组织生态学和虚拟组织生态学等;二是将组织生态学原理应用到其他学科的研究之中,形成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框架｡如组织制度生态学､职业发展生态学和组织战略生态学等｡
(一)网络组织生态学
介于市场与科层组织之间的网络组织的快速成长会带来大量的补充资产､协调问题､合法性短缺等问题,会引起中介组织的兴起和死亡,这为组织生态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当前,网络组织生态学需要重点研究以下问题:(1)基于生物链原理的网络组织生成机理研究;(2)网络组织之间特有的“合争关系”(Co-opetition)对组织竞争性和合法性以及组织成长性的影响;(3)网络组织边界的开放性对组织设立､组织适应和组织演化的影响｡
(二)组织制度生态学
新制度理论已成了组织生态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决定组织设立､成长和死亡的合法性､影响组织结构趋同现象的制度性同形(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等概念就直接来自新制度理论｡反过来,组织生态学对制度理论的影响也日渐显现,这些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1)利用组织选择理论来研究组织形式的配置对现存制度安排的破坏和对组织――制度共同进化(Co-evolution)的影响;(2)利用生态位重叠理论和共生(Symbiosis)理论来研究组织之间对制度资源的竞争,以明确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的生态学基础;(3)利用种群演化理论来研究制度演进的规律,以建立基于自然选择过程的制度演化研究框架;(4)以家庭选择(Family selection)､亲属选择(Kin selection)和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为基础,研究进化利他主义(Revolutionary altruism)和本土利他主义(Vernacular altruism)的制度基础;(5)利用生物多样性原理来研究组织制度的分化和组织多样性的形成机理｡
(三)职业发展生态学
组织生态学研究与职业研究之间的融合日益加强｡Abbott(1990)认为,职业内部的竞争和职业之间的差异在职业发展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组织生态学的分析已证明,基于密度依赖的合法性和竞争性会影响职业的优势｡当前,职业发展研究对组织生态学理论的借鉴体现在如下方面:(1)利用组织生态位原理来研究雇员职业选择的策略,分析组织生态位重叠､生态位分离､生态位压缩对雇员职业发展的影响;(2)分析雇员密度､组织密度对雇员工资水平和工资结构的影响,建立密度依赖的工资决定模型;(3)利用种群动态原理来研究组织设立､组织成长和组织死亡对雇员迁移率的影响;(4)利用竞争性-合法性范式来研究职业演化和职业衰退;(5)利用种群结构理论来研究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分布和年龄分布的不均衡性｡
(四)组织战略生态学
组织生态学对企业战略研究也能产生影响｡Freeman和Boeker(1984)研究了种群动态的战略含义,并认为基于组织种群的实证研究能提高战略研究的水平｡Carroll(1984)强调,报纸印刷业､酿酒业､音乐唱片业和书籍出版业等组织应采取专一化战略｡Aldrich和Auster(1986)说明了年龄依赖死亡率和规模依赖死亡率的战略含义｡但基于组织生态学的战略观与主流的战略理论存在较大的差异｡主流的战略理论强调个体组织对竞争与环境的适应,它要求组织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变革能力｡而组织生态学的观点与此相反,它强调对环境的适应过程发生在种群和产业层次,而不是在组织个体层次｡组织战略生态学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理论,它认为进化动态会对具有结构惰性(Structural inertia)的组织产生有利的影响｡结构惰性能提高组织的生存能力,而组织变革会破坏结构惰性,并降低组织绩效｡因此,组织战略生态学对战略的解释与高绩效的组织结构惰性相关｡当前,组织战略理论对组织生态学理论的借鉴表现在如下方面:(1)借鉴组织生态位定位模型来分析公司战略经营领域的确定,建立基于种群水平的战略选择理论;(2)将组织种群的空间特征､数量特征和遗传特征融入行业环境分析之中,拓展Potter提出的“五种力量”分析框架;(3)将组织种群的年龄结构类型(即稳定型､增长型和衰退型)与组织战略的发展态势设计结合起来,建立基于组织种群寿命周期的组织战略演化框架;(4)将组织生态位宽度模型与组织战略类型设计结合起来,分析通用化战略和专一化战略设计的种群生态学基础｡
参考文献:
[1]Freeman & Hannan,1989,“Commentary and Debat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5:425-440
[2]Amburgey,Terry L,Rao,Hayagreeva,1996,“Organizational ecology:Past,present,and future direc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39:1265-1287
[3]Baum,Joel A C,Mezias,Stephen J,1992,“Localized competition and organizational failure in the Manhattan hotel indus-try,1898-1990”,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37:580-605
[4]Joel A C Baum,Paul Ingram,1998,“Survival-enhancing learning in the Manhattan Hotel Industry, 1898-1980”,Management Science,7:?996-1017
[5]Haveman,Heather A,1993,“Ghosts of managers past:Managerial succession and organizational mortality”,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864-882
[6]Baum,Joel A C;Oliver,Christine,1996,“Toward an institutional ecology of organizational founding”,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1378-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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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芜湖”迎长三角新机遇
建立基础地理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基础地理信息的共享和地理信息资源整合，是现阶段政府信息化建设的迫切要求，也是“数字芜湖”建设的出发点。芜湖市信息化办公室总工程师承孝敏介绍说，随着城市信息化进程的推进，芜湖市政府许多部门涉及空间地理信息的应用越来越多，由地理基础底图不统一、重复建设明显、缺乏有效的数据共享方式等带来的问题逐步暴露，各应用系统间各种空间信息的整合共享和互操作性非常困难，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水平低下，逐渐形成许多“信息孤岛”。
芜湖市地理信息共享平台有利于解决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它集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于一体，涵盖了芜湖市全城区的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库以及城管、安监、公交、公众导航、2.5维社区楼宇等专题数据库等，实现了与芜湖政府、企业和社会信息化紧密结合，将成为数字中国地理空间框架市级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过去芜湖各级政府办事大厅中所有办事柜台都是按业务分开设置，造成了对软硬件设施的浪费；而现在芜湖的行政办公网络就是“两条线、三张网”，所有柜台都能够完整受理老百姓的日常业务，服务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再如公交行业，“以前芜湖有些城市公交车转个弯就能把整车人甩到一边去，而现在我们一辆公交车上安装了三个视频监控，通过芜湖市地理信息共享平台和GPS可以对公交车的行驶位置、行驶速度进行监测，还能对某一个站点的公交数量进行规划调度”，承孝敏表示，即使交通管理部门管不到的地方，芜湖智能公交系统通过调用共享平台的空间数据，也能轻松解决实际的管理难题。
“今年芜湖数字城管地理信息系统将覆盖1000多平方公里的整个市域范围。”据承孝敏介绍，“数字城管”是芜湖地理信息共享平台的切入点，也是构建“数字芜湖”的基础。作为全省第一个“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城市”项目，基于SuperMap GIS开发的芜湖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被业界专家称为中国中部地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典范。自系统运行以来，芜湖市交通管理局整合了市直22个部门单位、市区26个街办、126个社区的处置力量，初步形成了协同联动的“大城管”格局，使城市管理工作达到全过程控制、全行业覆盖和全社会管理的形态，提升了芜湖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芜湖市污水管理信息系统是数字化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直接服务于政府管理、规划设计、工程设计与施工管理、城市污水管网系统运行管理等部门。由于芜湖市污水设施的建设管理涉及污水办、市政处、开发区、区建委等众多部门，存在“多头设计、多头施工、多头管理”的情况，信息化建设程度和管网及设施管理效率都不高。芜湖市污水管理信息系统基于SuperMap GIS平台，建成后将涵盖全市所有污水管网、泵站及污水处理厂，可对污水排放与处理过程进行一体化管理和监测，实现水质监控、数据采集处理、业务流程再造、管网动态管理等功能，并可实现预警预报、部门联动、应急指挥、决策支持。系统目前正在与芜湖市地理信息共享平台进行对接准备工作，成功对接后将实现对污水管网管理的动态监管，帮助促进市政污水管理系统的梳理完善，还将广泛服务于城管、环保、应急等领域，以保障城市生命线的健康发展。
把整个房子搭建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上，以房定人，以人联系全市各个部门，以全市各个部门的信息作为共享，是芜湖市地理信息共享平台的应用推广特色。芜湖市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的建成运营，为探索芜湖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建设全新模式提供了基础。系统采用SuperMap GIS构建，主要集成了产权产籍管理、统计分析与信息、智能辅助和决策子系统、税费一体化及票据管理等十个子系统，将图、属、档、簿四者有机结合，实现了以图管房，形成了房地产信息的全局共享，满足了房管局所有下属单位及部门的办公应用网络化、业务处理智能化需求，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
开启数字政务模式
“政府效率低下的根源，是没有手段、没有纽带、没有平台”。承孝敏总工师表示，原来社区工作者每人一年要跑破多少双鞋子，磨破多少张嘴皮，坐在办事大厅里的工作人员每天要重复回答多少遍问题，“刚介绍一遍，马上又来一户还得再回答一遍”。数字城市的建设核心就是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地理信息建设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城市的人性化、节约化、高效的管理和服务。“以共享平台为基础，将政府、企业、公众的各种应用嫁接在共享平台上，在芜湖形成基于政务信息应用的产业集聚，做好整个城市的管理和服务，是我们开展地理信息建设的终极目标”。现在芜湖已实现由政府“花钱、管事、管人”向“花钱、养事、买服务”的转变，各个部门基于共享平台不断更新和挖掘各自领域的地理信息资源，共同开启了“数字芜湖”的全新服务模式。据悉，借助芜湖市地理信息共享平台的支撑，芜湖市居民综合服务平台已经于6月底上线，老百姓对芜湖的衣、食、住、行、购、游等方面已经形成了更加直观的了解。
数理平台范文3
关键词：数据中心；系统独立；信息共享；统一数据平台
中图分类号：TP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07)03-10289-02
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以及现代管理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与单位大量使用各种管理信息系统(MIS－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以提高工作效率。如学校里人事部门使用《人事管理系统》，财务部门使用《财务管理系统》，教务部门使用《教务管理系统》等等，这些系统由于属于不同部门使用，而且不同软件公司开发的同一类型产品性能和质量也不尽相同，所以就导致这些系统可能由不同公司来提供，系统之间相互独立，不能互联互通，内部的数据结构定义也不相同，给用户造成很大麻烦。比如说一位教师他的职称发生了变化，那他的工资也要相应的发生变化。当职称发生变化时，首先反映在人事系统，而财务系统与人事系统不互通，所以无法及时调整其相应的工资。像这种情况很多，因为学校是一个整体，所有部门之间要协调运作，而他们的信息又只能在各自内部流通，这就必然发生矛盾，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管理任务繁杂。因此如何有效的使这些系统之间实现信息共享，互联互通，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2 数据中心的重要作用
(1)整合资源，减少学校在运行环境、维护人员等方面的重复投资。
对共享数据实行统一管理，例如将数据中心管理分为系统管理、网络管理、安全管理、数据库管理、客户服务等，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管理效率，降低人员成本。由于人员分组保证了每个组的成员在所管理的领域中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研究，因此更有利于提高管理水平。
(2)运行平台整合，实施有效的安全防护与管理。
当共享数据实行统一管理时，只有数据中心的数据对外开放，各个应用系统数据保持独立且仅限内部使用，而数据中心配有专门安全管理人员，使得数据安全性更有保障。
(3)数据沟通、数据存储的有效管理。
数据存放的合理性以及如何保证数据的安全对系统来说是最重要。各应用系统是整个单位大系统的一部分，许多数据都需要提供给各应用系统进行共享。如何设计数据库的结构使各应用系统能够方便、有效的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共享，这也是数据中心工作的一部分内容。做好数据的存储与备份，并且提供异地的备份，这是数据安全的最有效和最可靠的保证。
3 常见的解决思路及存在的问题
对于如何解决各系统之间实现信息共享，互联互通，每个人都有不同想法去实现，下面列举几种常见解决思路及存在的问题，如：
(1)将整个单位、公司、企业的所有系统交由一家软件公司承包开发。
从表面上看，同一家公司开发整个系统，数据结构和信息标准能很好的统一，实现数据共享，信息互联互通，这应该是解决该问题的最好办法，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很难行通。各软件开发公司的主打产品不同，因此不能保证每一个应用子系统都能做到最好。一方面，由一家软件公司承包开发的开发成本太高，导致用户购买费用也相应过高，因为整个系统都要重新设计、重新开发，而且很难做好后期维护工作；另一方面，各个应用系统在市场都已有相对成熟的产品，价格也相对便宜。比如金碟公司的财务管理系统，铂金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等知名品牌。
(2)各系统预留数据接口
看似预留数据接口是个很不错的解决思路，但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许多问题。第一，预留的接口很难满足用户的需求，比如：不用用户要求不同接口、同一用户不同时期需求也会发生变化、数据库类型存在多样性等。软件公司很难为每个用户去开发不同的数据接口。第二，不同软件公司开发的子系统所定义的数据结构、信息标准不同，预留数据接口兼容性较差。第三，软件需要不断维护更新，接口也会发生变化，已预留的接口间很难再统一。
4 设计思想
为了有效解决目前存在的不同系统之间如何实现信息共享，互联互通，在广泛调查用户需求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数据中心，设计统一数据平台的设计思想。
首先，按信息标准设计数据中心，可以使用MS SQL SERVER数据库，如数据量非常大、安全系数要求很高，建议使用ORACLE数据库。各系统中数据均分为私有数据（只在本部门内部使用）和共享数据（与其他系统数据存在关联）。其次，设计抽取转换工具首先将各系统中的数据通过抽取共享数据转换成统一标准数据格式导入数据中心。再次，数据中心系统（数据统一管理平台）管理员对整个数据中心进行权限分配及数据管理。最后，由各系统根据所赋予不同权限从标准的数据中心提出所需数据，不同的需要可以使用同步更新或异步更新来实现，以及在数据中心做相应扩展开发。统一数据中心实现原理及模块功能示意图如下：
各模块功能、性能要求：第一，数据转换、抽取及更新系统：主要功能是实现抽取公用数据转换为统一数据格式并导入数据中心，性能要求能够分级设定权限管理、数据库接口丰富，能实现对不同数据库表内相关字段读取，要求数据处理灵活、安全、扩展性能好、更新设置灵活等。
第二，数据中心系统（统一数据管理平台）：主要功能是实现对数据中心的信息管理、权限分配、保障数据安全等．性能要求有友好的管理界面，管理员设定自由权限进行数据管理，不同用户可以根据分配权限操作数据，使得数据安全可靠。第三，公用信息使用及开发平台：主要功能是实现从数据中心提出相关数据，或在此基础上开发新的应用系统．性能要求数据传输速度快、信息标准统一。
5 结束语
本文主要是对解决目前应用系统中存在不同系统之间如何实现信息共享，互联互通，提出建立数据中心，设计统一数据平台的设计思想，希望通过这个设计思想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1]戚丽，吴海燕，冯珂. 校园数据中心建设问题探讨[J]. 全国高校信息化研究会2003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2003,10:135-139.
[2]沈锡臣，陈怀楚. 高校信息化建设标准规范[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3,43(4):P529-531.
数理平台范文4
Automotive LOGISTICS《汽车物流》2013年7月～9月刊
对于汽车生产商来说，使用全球平台进行生产，意味着供应链的任何一个小失误都会给生产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数据集成专家GXS公司的制造业行业营销总监Morley指出，采用标准的通信平台是应对这种后果的一个有效方式。“那些具有相容性的解决方案，如科学管理供应商的联络方式，能够更加便捷地搜寻到供应商的具体情况。”Morley说道。欧洲丰田、捷豹路虎和阿斯顿马丁去年就加入了一个共同的平台，从而可以分享供应商的精确信息。GXS也有自己的一个被称之为“积极社区”的系统，用来向贸易伙伴大型社区和传达信息。如果有任何问题，该系统就会将信息发送到基于云系统的整个网络。基于云技术的区域通信系统可以在不同的通信协议之间进行调和，与许多企业设立的全球平台战略是保持一致的，可以在不同大洲之间进行供应链的复制。Morley还证实日本和中国的公司由于有在全球新市场设立工厂的需求，因而对这种系统兴趣极大，而印度公司则更倾向于使用不同的软件系统或纸质文件进行沟通。
管理文化对精益供应链至关重要
inbound Logistics 《入厂物流》2013年8月刊
要立足精益供应链实现精益生产，管理的作用十分重大。管理层必须对精益供应链和物流管理有发展愿景。明确的发展目标能使组织实现卓越的运营、持续的改善以及供应链效益的提高。管理层还必须为精益供应链的实现确立指导原则，包括与员工参与、产品质量、标准化、缩短前置期以及持续改善等方面相关的原则，并且将这些原则传达到团队的每一位员工。总之，成功完成一项精益项目必须进行管理上的革新。任何基于团队开展的活动要想成功必须具备两个要素：高层管理层的支持以及团队各成员的参与。而团队文化建设的核心在于员工授权。被授权的员工会将所学所用带到日常工作中，并且通过诸如培训之类的任务来支持团队工作。为了使每位员工知晓精益化实现的进程，就必须在每周的部门会议上讨论员工绩效以及改进情况，规划每个月的持续改进活动可以使员工了解精益文化对于管理的重要性。精益项目的失败有50%～70%是因为在团队文化变化时，管理层的支持不够。
该实施“服务生命周期战略”了
数理平台范文5
关键词： 胫骨平台；手术后；疼痛；评估；护理干预
疼痛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同一个人不同时间的疼痛感受和不同人在同一病情或处置下的疼痛感受变异都很大，影响疼痛的主观感受因素很多，促进或妨碍表达疼痛的因素也很多，因而很难客观而精确的计量和比较[1]。美国丹佛大学的Regirig Fink认为，对急慢性疼痛不恰当的管理能显著降低患者的自我感觉，产生消极作用，而使用有效的评估工具管理疼痛可以简化疼痛管理过程[2]。护士能否及时掌握患者的疼痛信息，客观地评估其疼痛程度，使疼痛得到及时有效的干预，以提高疼痛阈值，有利于术后功能的康复。我们进行了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现将研究内容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选择2011年6月至2012年12月，在本院住院治疗的胫骨平台骨折术后患者60例。男40例，女20例，年龄18-55岁，受伤至手术时间2-6d，平均3.1d；60例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30例。2组性别、年龄、受伤原因、部位、合并损伤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建立疼痛监测表，由护士教会患者正确进行疼痛评分的方法，患者告知术后出现疼痛时及时告诉护士。试验组均进行健康教育及康复指导，对照组则采用常规护理，遵医嘱给予药物镇痛，观察手术后3d内疼痛程度的变化。
2 护理干预
2.1试验组
2.1.1疼痛教育
疼痛教育是提高疼痛护理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试验组患者均已接受围手术期疼痛知识教育，包括疼痛的概念、发生原因、疼痛评估方法、疼痛的不良反应、术后常用的镇痛方法及优缺点等.国际疼痛研究会给疼痛的定义为“疼痛示一种令人不快的感觉和情绪上的感受，伴有实际的或潜在的组织损伤。”它会导致病人的痛苦、焦虑、紧张害怕等心理，不利早日康复。由于许多年来，人们对疼痛的认识存在误区，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实施疼痛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2.1.2提高护士准确评估疼痛的技能
护士缺乏控制疼痛的知识与技能，直接影响对疼痛的主动评估[3]。医院必须保证护士有足够的受教育机会，使护士能不断地更新知识，学习疼痛的评估方法，确保疼痛的评估准确、客观。
2.1.3减轻心理负担，提高疼痛阈值
任何能使病人精神愉快，情绪稳定，思想轻松的方法，都可以提高疼痛阈值，增强其耐受力，减轻痛苦[4]。因此护理人员要耐心与患者进行对话，对话时，护士的口吻要自然、轻松、诚恳、友好和善意，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告知患者当发生疼痛时应该及时告知医护人员，及时采取措施控制疼痛，及时化解和转移患者的消极情绪，培养建立积极的心态，促进患者早日恢复健康。
2.1.4保持环境安静舒适，分散或转移患者注意力
创造舒适的环境，避免强光、噪音等环境因素诱发或加重疼痛，护士在检查、治疗、护理病人时动作应准确、轻柔，避免粗暴，尽量减少疼痛刺激[5]。护士要保持敏感，对于轻度或中度以下的疼痛患者，可采用视觉分散法，如听音乐、听故事、看杂志；触觉分散法，如抚摸等。
2.1.5减轻家属的焦虑情绪，争取家属的配合
减轻家属的焦虑情绪是缓解患者术后疼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他们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其参与对患者的术后护理，并影响患者的情绪，有效减轻手术患者家属的焦虑程度，加强患者的社会支持系统，对提高患者对疼痛的耐受程度，提高术后生活质量是非常必要的。
2.1.6药物治疗护理
告知患者要合理用药，向病人介绍过量使用药物的危害，并告诉病人少量使用不会成瘾，使病人建立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感。
2.2对照组
手术后不进行疼痛教育及护理干预措施，术后如出现了疼痛，按常规护理，遵医嘱给予药物镇痛，术后72h随时出现了疼痛，随时告知医师处理。
2.3评估时间和方法：
两组入院后均建立疼痛检测表，疼痛评估在手术后3d内，调查人员由本科医护人员承担，并接受使用2种评估知识的简单培训，并结合McGill简明疼痛问卷表首先由调查员将总的评分和评分方法，要求向受试者交代清楚，让患者自行或由陪护，分别逐条和逐项填写，选择每项内容中最适合的等级分数后确认。两组患者都分别于术后12、24、36、48、60、72h进行VRS评分，即为患者的疼痛程度评分。
2.4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数据的统计学分析，对结果进行处理，差异比较采用t检验。
3结果
对两组术后各个时间点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显示，各个时间点的疼痛评分组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61.11，p
4讨论
疼痛的治疗、护理、评估等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医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有文献报道，对疼痛的干预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止痛药物疗法，心理治疗也是不容忽视的：①指导患者学会放松，释放紧张度②社会支持是一种重要的心理干预方法，后者可影响个体的调节功能。③力求尽可能让患者回避其他生活事件，要求家属配合，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作为临床一线医护人员是各种原因所致的疼痛管理、治疗护理的主要实施者和推广者，应针对患者的个性情况，争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让疼痛的患者，早日解除或减轻因疼痛带来的痛苦，帮助疼痛患者提高生存质量。
5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有效护理干预能减轻心理负担，降低疼痛程度，提高疼痛阈值，有利于术后功能的康复。疼痛护理干预措施无痛苦，不需要医生的医嘱，护士能熟练掌握疼痛评估方法，简单易行，成本低，较药物治疗安全且无不良反应，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张青莲.手术后疼痛护理评估与进展﹝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7，23（3）：73-75.
[2]岸本美江.疼痛评估表的应用﹝J﹞.国外医学护理分册.2002.21（1）：29.
[3]赵继军，崔静.护士在疼痛管理中的作用﹝J﹞.中华护理杂志，2009，44（4）：383-384
数理平台范文6
关键词：大数据 信息服务业 行业细分 数据交易
一、引言
自2013年10月起，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相继“云”集贵州贵安新区大数据产业基地雏形初显。2015年4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首个大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挂牌运营，标志着贵州开启了中国大数据时代的新篇章。因此，以贵州为基点进行大数据交易平台下信息服务业发展路径和风险管理研究具有代表性意义。“云计算”搭配“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正掀起新一轮的商业革命，大数据背景下带动的新兴产业和新兴企业崛起、优良资产整合重组、传统商业模式变革、服务方式全面创新等预示着大数据为未来的商业和民生领域创造了无限可能。
大数据产业，归根结底是海量信息的收集、集成处理和再利用，那么如何将大数据商业化，如何进行专业化处理使得海量信息实现数据增值并成为优质信息资产，承担着信息枢纽和集成转换功能的信息服务业将会是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作为最先受益并推动大数据产业整体向前发展的中流砥柱，如何有序引导信息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如何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控制和平衡其发展过程中的操作风险、经营风险和法律风险，使经营效益最大化，政府仍须发挥引领作用，以政策支持为后盾，以政府为主导科学谋划和布局信息服务行业，创新管理方式，优质资源配套信息服务业，建立全面风险管理，借助大数据平台首先打造和扶持一批优秀的信息服务企业，进而带动信息服务业的全面发展。
二、信息服务业在大数据产业中的定位
大数据的核心方法，就是将原本以定性分析为主的决策方法，转变为以海量数据为支撑，在定量研究的结果基础上定性分析，更加科学的认识事物本质、把握经济规律、预测经济发展趋势，最终使得商业决策最优化、科学化。由此，信息服务业是大数据产业的核心枢纽，它纵横贯通经济的方方面面。在信息化高度密集的今天，信息服务业的“数据增值”服务将使信息资产成为商业竞争中企业致胜的关键所在，同时，它也为政府科学决策、科学管理、高效管理提供源动力。
决策的科学性和有用性，与数据收集的全面性和数据处理的专业化程度直接相关。一个优秀的信息服务企业可以是企业健康运行的发动机，更是信息社会中实现组织间信息互通、信息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成长的必不可少的传播媒介。
三、大数据背景下信息服务业的内涵及延伸
信息服务业是信息产业的软产业部分，主要有信息传输服务、信息技术服务、信息资源产业三大类，其内容之丰富，服务链条之长远，现已成为信息产业中发展最快、技术最活跃、产品增值最强的产业。
而大数据背景下的信息服务业，其核心价值在于对海量数据进行存储和分析。数据本身蕴藏着价值，而如何将有价值的数据提炼并呈现给有需要的人，这就需要专业人员来破译和解读。
1.大数据信息服务业需要行业细分
众所周知，大数据需要专业人员来完成。能够提供完整生态链的大数据信息服务应该包括数据收集、数据清分、数据整合和聚集、有针对性的数学模型、详尽准确的数据分析，最关键的是，能够提供合理、科学、有效的决策建议。就最新的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显示，行业标准分为20个门类、96个大类以及在其项下延伸扩展的多个中类和小类。单就数据中心而言，又可细分为数据中心的建设与维持、数据综合处理和数据安全等三个领域。要对客户提供科学的、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光靠单一、固定的数据处理方法恐怕不能完成。
（1）按行业来细分数据处理模型
这需要深入了解行业特性和同业信息，根据客户需要合理利用线性规划法、回归法、时间序列法、决策法、层次分析法等统计工具来构建数量模型，针对不同行业的数量模型设置切合市场行情的权数，区别权重，以便更加专业的认识客观事物并对决策方案做出判断。
（2）先做“专”，后做“全”，政府引导为先
值得一提的是，大数据的信息服务涉及面广博，服务内容具备高技术含量，需要同时具备统计知识和经济管理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完成好服务工作。在大数据信息服务业发展初期，现有和新建的信息服务企业由于技术、资金和人才的规模限制，难以做“全”整个信息服务业，距离出现寡头经济的格局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所以，比较实际的做法是，鼓励和提倡企业先“专”于某个领域的信息服务，等到人力、物力储备和技术条件完全具备时，再拓展其他行业领域，做大做“全”。
大数据信息服务业是一个庞大而生机无限的行业，要做到这些，需要政府大力而持续的支持和引导。政策适度超前，以战略眼光关爱并哺育大数据信息服务业茁壮成长。
2.大数据信息服务开启“云”生活模式
对于数字城市、智慧城市、智能城市的理想愿景我们已不再陌生。从最初的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在贵州建立云计算数据中心，到阿里巴巴选择与贵州合作开发大数据产业，再到富士康、新浪、搜狐等纷纷落户贵州，以及近期腾讯签署与贵州开展“互联网+”的深层合作，全面数字生活已不再遥远。
大数据信息服务作为中转站，“云上贵州”将开启智慧城市、智能公交、智慧旅游，电子政务、食品安全，执法监督等全新的“云”生活模式。云计算应用将覆盖到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作为基础产业，大数据信息服务业将为其上、下游庞大的产业链注入无穷能量。
四、大数据信息服务的模式及现状
1.大数据信息来源及处理模式
目前，运用于市场决策和内部管理的大数据信息主要分为四种：完全自主存储和分析；自主存储、外包分析；购买数据、自主分析；完全购买。
完全自主存储和分析模式，如电信三大运营商，国有大型银行等企业资金雄厚，人力资源丰富，且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市场占有率高，其历年来积淀的客户资源和庞大的客户群体使得信息的收集和整合具有其他企业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通常这类企业会选择自主建立云计算数据中心，建立自己的数据分析处理团队。
使用自主存储、外包分析和完全购买这两种模式的企业，往往出于成本和效益的考虑（或者受限于公司规模的因素），向更加专业的第三方服务公司购买数据外包服务。对于在自主经营上无法取得的数据，公司也倾向于向第三方服务公司完全购买。购买数据、自主分析模式，对于本身拥有高质量、专业化数据分析处理团队的组织来说，购买数据成为他们开拓市场、了解对手、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一项重要途径。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许多新兴科技公司通过运营，本身能够沉淀海量信息资源，且自主拥有较强的研发团队，通常他们会根据经营和战略需要，灵活选择信息交互模式。如腾讯科技、京东云平台通过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完成信息资产交易。
2.第三方服务公司的现状
目前，市场上存在的提供数据中心建设、数据处理、信息咨询等服务的第三方服务公司主要包括几大类：
（1）新兴的科技公司。如美亚柏科、久其软件、托尔思、东方财富、卫士通等，这些公司由于抓住大数据机遇，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深耕数据中心建设与维持、数据综合处理和数据安全等行业细分领域，在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已经具备相当的产业规模和竞争实力。
（2）实力雄厚、拥有知名品牌的管理咨询公司。如麦肯锡、波士顿、贝恩等，致力于量化业绩改进，帮助企业优化运营，建立有效的组织架构，研究政策领域，帮助制定成功战略，为客户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3）会计师事务所。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除了传统的审计、税务筹划、风险管理等业务外，还为客户量身定制财务咨询增值服务。
此外，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银行等也根据其自身人才实力和技术水平，有重点的挑选并开展其擅长的业务领域。
总体来看，国内具备信息服务类业务资质的企业不少，呈现整体行业自由竞争、欣欣向荣的局面。若用经济周期来描述信息服务业，那么可以说，在大数据产业的引领下信息服务业处在繁荣阶段，深耕细分行业领域、资源整合、搭建平台、资源互通、资源共享将是今后信息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向前运行的主流方向。第三方服务公司要在大数据背景下开拓业务发展并获得市场认可，不得不在专业化程度上下硬功夫，深入调研市场和同业，强化行业背景分析，设计科学合理的数理模型，注重复合型专家人才的管理和培养，打造专业化的服务团队。
五、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创建背景及概述
信息产业飞速发展的今天，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无疑引发了新一轮信息化投资和建设的热潮。信息数据已成为核心资产，越靠近终端的企业将拥有越大的发言权。因此，以大数据平台建设带动信息数据的互联互通必然将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资源整合，优化管理手段，提高运营效率。
另一方面，由于过去数据交易的非法性和隐蔽性已经造成客户隐私泄露、诈骗案件增多、信息资产非法盗用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等恶劣影响，为防范上述风险，从制度上规范数据管理、给信息需求机构提供交易平台、合理合法化数据资产的交易增值等现实需求显得尤为紧迫。
在国家高度支持以及贵州省的持续努力下，2015年4月全国首个大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在贵州贵阳挂牌运营并完成首批数据交易。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作为首个合法化的数据交易平台，“面向全国提供数据交易服务，旨在促进数据交流，向社会提供完善的数据交易、结算、交付、安全保障、数据资产管理和融资等综合配套服务”，首批交易数据是经过清洗、分析、建模、可视化后的二次数据，由深圳腾讯科技、数字广东研究院通过交易平台出售给京东云平台、中金数据系统。
六、如何利用大数据交易平台发展信息服务业
1.引入第三方服务机构
显然，数据信息的清洗、分析、建模、可视化需要从业人员以专业统计知识来处理。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的交易平台搭建不久，初具规模，但随着今后交易业务量的不断增多，现有的数理量化团队势必无法应对客户越来越高期望值的服务需求。这就需要引入第三方服务机构来增加人力保障和技术保障，以期高质量、高效率的完成数据流程加工处理。同时，制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将第三方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并定期复审和调整准入名单，加强平台管理，保持市场活力，提高服务质量。
2.并轨数据处理类业务和管理咨询类业务
要将数据“增值”为信息资产，最大限度提高信息服务产值，除了数据量化处理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将管理咨询类业务并轨到数据报告中进行全方位数据分析，提出战略建议，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解决方案。这需要第三方服务机构着力打造专业程度较高的专家团队，合理配备复合型人才结构，强化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制定业务流程管理，完善业务逻辑检验复核机制，提升技术水平，保障人力配备。
伴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壮大和业务内涵的不断丰富，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应该承担着资源中心、交易中心和监管中心的职能。在促进数据交易合法化的框架下建立和维护数据交易市场秩序，实现数据资源共享互通，控制交易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同时为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提供制度保障。
数据获取和使用的风险点把控在数据交易行为中尤为重要。如何规范的获取和使用数据，如何有效利用制度设计和流程设计规避法律风险、操作风险和经营风险，如何在数据交易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提高规模产值、实现多方共赢，政府管理至关重要，关系全局。
七、大数据信息服务业面临的主要风险点评估
作为新兴产业，大数据信息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对数据质量、价值、权益、隐私、安全等问题的重新审视和措施保障将成为企业和政府面临的重大考验。
1.用户信息安全
这里主要指购买双方交易的基础数据本身所涉及的用户隐私、诸如用户姓名、银行账号、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家庭成员、交易密码、交易具体明细等等最需要防范的用户信息泄漏问题。企业在分析、处理和应用过程中可能因为交叉存储或人为原因被公开到不应部署的服务器上或被他人私自盗用。
2.数据库存储安全
大数据交易所本身是个开放的平台，数据存储量与日俱增，再加上交易主体和服务主体的逐渐增多，拥有和使用数据信息的机构主体容易成为黑客低廉获取信息资产的攻击目标。
3.大数据技术利用安全
大数据技术可以说是国家战略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是企业竞争的制胜关键，大数据技术的商业价值和战略价值使其更容易成为黑客的攻击手段。黑客利用大数据技术侵入信息相对集中的网络终端，更加便利和精准的开展情报收集，且易于反向控制成千上万台数据终端，进而控制网络传输，严重威胁网络安全。
4.数据质量
在大数据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来源于数据采集、提取平台的不完善，技术手段不适用，和定量模型演绎失败的数理设计风险等都会直接导致数据质量不高，不能有效为信息资产“增值”。
5.交易主体的权益保障
基于大数据交易所的信息数据交易，其交易的数据信息标的是否按照购买当事双方的合同约定执行，数据使用权范围是否明确界定，数据信息使用的合规性、合法性是否落实到位，另外，交易过程中涉及的交易主体及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合同文本、保密协议、资金往来、投中标信息等作为交易和监管平台的大数据交易所应起到严格的监督管理作用，规范交易行为，做好存留数据，同时也为平台各方保障各自法定权益提供法律依据。
八、管理和平衡风险的方法
1.确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和制度
风险管理是组织机构面对市场竞争、经济转型，应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变革内在激发的一种管理工具，其主旨不在于消除风险，而在于主动选择能够带来收益的风险，找到风险和收益的最佳平衡点，而进行全面风险管理能够很好的解决和平衡这一问题。
全面风险管理的方法在于事前风险防范、事中风险预警和事后风险处理，重点强调以预防为主。负面风险的消除不能单纯依靠事后消极把关，而应该将或有风险前移，采用制度设计和预警管理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或有风险。这对处于成长阶段的行业领域尤为重要，企业应以战略高度组织全员参与风险管理，落实员工应承担的相关风险责任，识别、分析和评价对企业造成潜在影响的风险事项，企业管理者全局把控所有风险，在控制好负面风险的同时主动管理好机会成本，为企业“增值”。
要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要求机构负责人具有战略性眼光，将风险管理和战略制定有机结合，积极、主动的将风险管理转变为价值管理，挖掘风险事项中的价值潜力，为战略部署提供源动力。
2.完善内部控制体系
对于机会风险以外的剩余潜在风险，组织机构需要通过内部控制手段来降低、转移、规避、转换、对冲其可能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2002年，美国颁布著名的萨班斯法案，法律确立经营者对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维护、评价和报告的重要责任。2009年，拥有中国版“萨班斯法案”著称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旨在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建立企业内控标准体系，发挥内控体系对组织内部制度与机制的约束力与制衡力。
有效的内部控制有五个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
（1）控制环境。包括员工的诚信、道德价值观、劳动价值，管理层的经营理念和模式、机构内部各级权限和职责分配，人力资源政策等。改善控制环境是有效实施内部控制制度、妥善处理控制点的基础。
（2）风险评估。它是内控制度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通过识别潜在风险的后果和可能性，结合成本效益原则，按重要程度将风险管理与价值管理联系起来。
（3）控制活动。它是内部控制体系的核心，其目的是保证政策措施得以顺利执行，实现企业目标。所采取的方法包括复核、授权、审批、会签、校验、职责分工等等。
（4）信息与沟通。主要包括信息采集和信息传递，确保信息和决策在相关部门和行为人之间上传下达，无缝对接，同时畅通外部主体如客户、股东、供货商等沟通渠道。组织机构需要建设和完善信息系统、总体应用控制和层级系统管理。
（5）监督。主要评价系统运行的质量，包括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它对正常的管理活动和员工行为进行监督，如发现内控制度存在缺陷，及时向上级报告。
3.对第三方服务机构严格行业准入，实行动态名单制管理
运营伊始，贵州省已提前在制度设计上将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的数据交易客户实施会员制管理，具有会员资格的企业才能通过大数据交易所实现大数据交易。对于下一步可能引入的第三方信息服务机构，政府和行业协会应该率先组织对目标市场和从业机构的深入调研和摸底，按照行业资质、人才配备、技术条件、管理规程及内控措施、资产规模、客户群体、过往业绩等因素在制度上科学、合理地设置行业准入条件。综合筛选优质的目标服务机构，纳入首批名单制管理，开展服务工作。
另外，为了大数据交易所的长远发展，应该严格把关名单内的机构管理，全面掌握第三方服务机构的信息服务及进度流程，动态监测行业市场变化，健全信息服务效果评价标准，定期做好客户回访及评价采集，关注机构管理章程和内控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再根据上述情况制定和落实名单制动态管理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定期调整和补充名单，从监管效果上做到全方位立体跟踪管理，有据可查，确保服务质量。
4.保障基础设施和上层应用的紧密联合
大数据的计算、存储和安全需求快速推动着存储硬件、网络基础设施、和不断更新的计算处理方式的发展。存储设备是基础设施中最重要的部分。存储设备的容量能力、延迟性、安全性、成本、灵活性，以及是否能正常访问等因素是大数据对于存储设备的评价标准和硬性需求。而不定向突发的流量剧增、云数据中心互联以及云数据中心内部组网支持云服务要求更高层次的云应用平台和云处理技术。大数据相较于过去的信息产业而言，对数据需求的精度和广度、硬件设施的超高性能、系统平台和应用平台的可操作性、云平台数据安全等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政府和企业在合力保障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之时应推动积极信息处理技术革新，强化安全技术手段，加快数据安全保护技术攻关，通过监管技术研究，强化对敏感信息泄密事件的监测预警和及时处置。
5.完善交易制度，加强保密工作
在过去，数据信息买卖已经成为有关企业、个人之间私下非法交易的地下产业链，由此衍生出的电信诈骗、垃圾广告、恶性推销、电话骚扰等层出不穷、花样翻新，这是数据信息交易规则体系不完善造成的。因此，大数据交易所既承担着数据交易合法化的职责，更肩负着梳理市场渠道，规范数据交易行为的神圣使命。以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为依托，建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数据交易市场。政府要积极发挥主导作用，以市场为导向，科学、合理的完善数据信息交易体系，建立健全数据交易制度，加强风险防控手段，根据市场发展进程和交易实践难点严谨制定、适时调整监督管理方式。
对于信息泄露的问题，数据买卖双方、第三方信息服务机构以及大数据交易所之间须签订保密协议，规范交易流程，约定数据产品的使用权限，执行保密条款。对于交易平台方、第三方信息服务机构，尤其是数据买方，应严格执行大数据交易所的数据保护条例，不得私自转售、泄露“数据产品”，以确保数据不被滥用。单位或个人的泄密行为应计入诚信档案。
另外，大数据交易所可能具有多重交易身份，它既是大数据资源的提供者，同时也是大数据资源的消费者，可谓产业发展的交通枢纽，连接着上下游庞大而复杂的产业体系，交易平台的内部管理功效对于数据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为严格数据资源管理控制，规范数据开放、设计保密级别、限制数据资源开放等级等显得确有必要。
6.培育专业人才队伍，提升服务力量
大数据处理技术是未来企业竞争的核心软实力，而高端人才的培育和引进是实现技术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竭力推动开放政府数据资源，最大限度为人才提供容错试错空间。今年5月，被授予“国家级众创空间”的中国西部众创园以及启林创客空间在贵阳国家高新区揭牌，“为创客提供实验室、技术交流、产品推广、企业联盟、办公场所、金融支持、餐饮住宿等全方位、全过程、全配套的创业服务”，构建产业培育全链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