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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_________
鉴于在我国推广电影产业化的进程中，如何调动社会资源、激励更多的企业、公司参与到电影市场的开发和经营活动，对于促进城乡电影市场的培养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_________（以下称甲方）在有关领导部门批准支持下组建跨省区_________电影院线，开展电影的发行和放映业务。为更有效的拓展市场，甲方与_________（以下称乙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组成全面合作伙伴并达成如下条款：
一、合作模式及范围：
双方一致认为，甲乙双方为合作对_________地区进行市场开发及经营，甲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的全权独家独立以甲方授权商的名义在_________地区开展甲方已获政府机构批准的经营范围内的相关业务以及业务执行中的相关管理事务；该合作是唯一及排他性的，具体业务范围如下：
1、合作区域内的城乡及社区电影放映业务；
2、合作区域内电影广告及相关招商业务；
3、合作区域内其他相关业务。
二、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a、甲方提供有关数字电影项目的详细资料说明文件和完整接收、放映设备系统的国家检验标准、性能指标、质量保证期限及操作规程等（见附件），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b、双方确定，项目推广第一年为磨合年，自第二年起，一切走入正常运作。正常运作后甲方承诺每月20日前提供下月度放映电影计划（数量、名称、剧情介绍等）并提供影片卫星接收信号（或已录制好的电脑硬盘）和相关解码；
c、甲方按产品使用手册提供有关数字电影接收、放映设备系统的维修保养服务及技术培训；
d、甲方有权了解、监督并要求乙方依照甲方制订的加盟手册的有关规定进行加盟院线的操作，同时也必须依照甲方制订的有关操作规程进行，甲方操作规程一旦有变，乙方作为方应及时按甲方的要求进行改变；
e、甲方有权掌握乙方的工作进程，所签署的业务项目，取得合同正本，并按合同总金额向乙方收取管理费（费用标准及支付方式见第三条）；
f、甲方负责数字电影项目及影片内容的宣传工作。
2、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a、乙方承诺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法人机构，并拥有辖区范围内业务开展的能力和经验；
b、乙方承诺其自身或可能有的机构、人所从事的经营业务在甲方同意合作的范围内开展，超出合作范围所从事的经营业务由乙方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c、乙方承诺所开展的经营业务是严格按照甲方的总体运营加盟连锁框架下进行，并在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做出具体的全市发展执行计划（见附件），乙方保证每月10日前向甲方提交月度业务进展报告；
d、乙方受甲方委托向各放映加盟点收取加盟费及其它费用，有权在授权经营的业务中以甲方名义催收电影门票、电影广告、放映点加盟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并直接汇入甲方帐户，乙方按双方约定的时间与甲方结清账目。
e、乙方承诺提交所有已建立的放映点资料报甲方备案，并按统一模式对所有放映点进行管理。乙方保证，在本合同签订后，一周内向甲方购置至少两套，每套价格为人民币_________元的数字电影标配设备（标准设备配备型号参照附件，如客户需要，设备配置有所变更，双方商洽解决），并以此向辖区推广，如乙方需要，设备配置有所变更，双方可商洽解决；
f、乙方承诺作为数字电影项目的开拓执行者愿意为项目前期工作（如品牌塑造、经营与运行模式、市场营销策略等方面）提供协助，并以此得到与甲方合作的优惠条件。
g、_________地区的数字电影放映设备系统均由乙方负责购买。
三、分配比例及支付方式
1、教育院线：乙方在区域的学校里放映影片，并在每张票款中提取_________元交付给甲方。乙方保证区域内观影人次不低于该区域内学生总数量的10％。第一年乙方仍保证每张票款中提取_________元归甲方，每部影片的累计支付金额不低于_________元。每月结算一次（即每次收入到帐后一个月内须将应付甲方的费用结清）。
2、乡镇放映点市场：加盟影院的费用收取额度见各加盟店的加盟合同。甲方向加盟影院收取的加盟费甲方得1／3，乙方与区级各得1／3。
3、电影贴片广告业务及相关广告招商双方另行协商。
4、乙方独立开发并执行的其他电影放映项目另议。
四、违约责任
1、如甲方未按约定提供放映影片和放映设备造成乙方对第三方违约，则乙方对第三方承担的违约责任及相关经济损失由甲方承担，如同时造成乙方实际损失的还应向乙方赔付实际损失；
2、如乙方未按合同第三条约定向甲方支付费用，逾期利息按0.1％／日计算，逾期超过30天，除支付逾期利息外，还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金额为逾期费用总额的10％。
3、如乙方在本合同签署7个工作日内不能制订出科学有效的推广和执行计划，或无设备购买能力的，甲方视其为无项目运营能力，并有权终止本合同。
4、如乙方未能按双方商定的发展规划如期开拓市场的，甲方有权至少提前一周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终止本合同。
五、合同解除条款
1、如甲、乙双方同意，可解除本协议，并签署解除合同；但已发生的各项债权债务仍需双方配合执行。
2、如双方未同意，则除法定的不可抗力因素外，乙方无权单方面解除本和约，如乙方擅自解除本合同，则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_________元。
六、合同效力
此合同将取代甲、乙双方在此之前签订的任何有关合同，若须更改合同章节，须由双方书面确认。本合同有效期为一年，双方没有重大分歧，第二年再续签此合同。
七、保密条款
在受委托期间，甲乙双方有义务就其在执行本合同中所了解与接触的对方之商业机密保守秘密。
双方有义务就其在执行本合同中所了解与接触的对方之商业、技术秘密保守秘密，包括但不限于双方之经营策略／经营方式／商业安排和计划／技术和无形资产秘密。
八、法津适用和争议的解决
涉及本合同任何问题之争议，如双方在30个工作日内无法协商解决。任何一方可向_________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双方均接受该机构所作之终局仲裁裁决。
九、其他
1、本合同壹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合同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附件与合同内容不一致，则以本合同为准。
2、本合同经双方盖章后即刻生效。
3、本合同签署地为_________。
甲方（盖章）：_________乙方（盖章）：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地址：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电话：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一：证明项目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相关文件复印件（略）
附件二：数字电影项目的详细资料说明文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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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就甲方产品委托乙方在指定区域内经销的事宜进行磋商，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守。
第一条 产品
第二条 商的条件及授权
1、在( )区域内熟悉电子行业与教育行业，并以教育产品为市场主推产品;
2、法人代表或经营负责人具有良好的市场意识和开拓精神。
3、具备教育产品的销售经验或区域市场推广经验。
4、公司信誉、资信条件及主要经营者口碑良好。
5、具有足够的产品市场推广业务人员，要求最少2名以上， 拥有自己的全职的软硬件技术支持工程师，要求最少各1名。
6、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和信心完成合同销售目标。
7：有一定测试辨别硬件故障问题的能力。
甲方授权乙方为甲方产品在 地区的经销权。
第三条 价格
单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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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代 理 价(万元)
市场零售指导价(万元)
-----------------------------------------------------------------------产品合同：产品经销商地区合同书由精品信息网整理！
第四条 销量
1 乙方保证在合同有效期内该地区确保销售额 万 元(rmb)，至( )年 ( )月( )日止
2 乙方首批预定购买一套样品，不得少于---万元。
第五条 合同有效期限：自生效之日起至 ( )年( )月( ) 日 止。
第六条 甲方义务
1 向乙方出具总经销证书，维护乙方总经销权益。
2 向乙方提供包装完整的合格产品。
3 向乙方提供经营所必需的资料。
4 帮助乙方培训雇员，使其获得产品的技术知识，能够培训用户并做售后服务。当乙方遇到不能解决的技术问题时，甲方有义务帮助解决。
4 当乙方遇到大宗订单或招标等情况时，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拿下订单。
5 甲方推出新产品时，有义务第一时间通知乙方并及时培训乙方雇员。
6 向乙方提供包括文字、图片、影像在内的推广宣传资料，与乙方共同制定地区营销广告方案、协助乙方做好广告、促销等工作。
7 协助并督促乙方 域内的市场开拓和销售工作，提供必要的市场指导。
8 甲方应把其收到的直接来自该地区用户的订单通知乙方。
9 协助乙方定货数量以外的进货，甲方应根据乙方的要货明细及相应货款到达
地区范文3
[关键词]清代；岭南；伏波庙；历史记忆
[作者]滕兰花，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生。南宁，530006；袁丽红，广西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1
[中图分类号]K3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2-0133-006
一、问题的提出
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郡麋冷县雒将之女征侧嫁朱鸢人诗索为夫，其夫被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征贰姐妹忿而反叛，占据九真、日南、合浦等九郡，并自立为王。建武十八年(42年)东汉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将，率楼船将军段志等“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马援南征，这是岭南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使岭南地区重新归于平静，并进一步明确了中原王朝对岭南西部地区的统治，其历史影响极为深远。马援死后，因受明珠之谤，被追收印绶，葬不归墓。东汉建初三年(78年)时，肃宗追谥他为“忠成侯”。唐乾符二年(875年)受封为“灵旺王”，宋元丰初年(1078年)赐封“忠显王”庙额，宣和年间(1119～1125年)又加“佑顺”两字，至绍兴年间(1131～1162年)再加“灵济”二字，元代至元年间(1271～1294年)又赐“崇奉”。可以说马援在其死后在广西地区尽享百姓对他的尊崇和膜拜。岭南的民众们不仅口耳相传马援南征之故事，还建了许多伏波庙以供奉马伏波。宋朝人苏轼谪任雷州时。注意到了马援在岭南地区广被祭祀的现象，认为若“非新息苦战，则九郡左衽至今矣”。
对于马援的研究，已经有相当多的成果。如施铁靖对马援南征路线、对民族地区的贡献等多角度对马援的历史功绩作了深入地研究。拙文《清代广西伏波庙地理分布与伏波祭祀圈探析》分析清代广西伏波庙的地理分布及其相关传说，指出广西伏波庙形成了一个以马援为主神的祭祀圈，表明了民间社会对东汉马援征交趾史实的一种集体记忆，并折射出汉文化自北向南传播的历史过程。杜树海对兴安灵渠和桂林伏波山马援的合祀现象、伏波庙的聚落状况及地方性马援传说的建构过程作了考察，认为马援崇拜地方化是一个神的结盟并响应地方社会重大问题的过程。麦思杰在其博士论文中也提到了王朝势力强化与伏波信仰重塑之间的关系。
以纪念历史人物为主的民间祠庙多是因为“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安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些祠庙多分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被民众广为祭祀，为此，海外学者们提出了祭祀圈这个概念，如日本和台湾的学者冈田谦、施振民、许嘉明、林美容等，虽然众说纷纭，但大体上祭祀圈的内涵都离不开一个主祭神，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被民众信仰并祭祀这些内容。祭祀圈实际上就是地域文化的具体表现，它对整合区域内民众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为此，本文拟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全面地疏理清代两广地区伏波庙的空间分布，从历史与记忆两者关系的角度出发，找寻岭南马援被祭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就教于方家。
二、伏波庙的空间分布
马援一路南征，安定四方，民众感恩，立祠祀之。从东汉至清，岭南许多地方都建有伏波庙。现根据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两广行政区划，把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清代至民国广西方志以及《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所收录的清代岭南地区伏波庙情况进行统计，但因资料所限，一些地区的情况未能列入(见表一)。由于各地的伏波庙名称略有不同，有称为伏波庙、伏波祠，或者另有名称。为便于行文，下文以伏波庙作为统称。
据表一可知，清代岭南地区共计51处伏波庙，其中，广西36处，广东15处。广西地区的伏波庙东起梧州，西至田州，北起桂林，南至凭祥、龙州均有分布，而且集中分布在沿今湘桂线以东的桂东地区，桂西地区分布较少，只是在与越南交界的桂西南地区较多分布。而广东地区的伏波庙，多是分布在粤东地区。
三、伏波神祭祀圈与历史记忆
地方神灵“不仅是一方权威，还是一方荣耀，为一方信念所系。正是这种亲切感，构成信仰的感情基础”，西汉的路博德和东汉的马援同被封为伏波将军，“路伏波招降赐印，复令相招，务行其德。粤人立祠祀之，后并祀马伏波。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诰曰：‘神以智谋，终殄金溪之寇。殃而灵爽，常为月窟之游。既凭物以显灵，况有功而当祀。峤南万里，遗爱犹存。庙食千年，英风尚凛。可持封忠显佑顺王。’两神同一诰命也。”
马援南征，在史料记载中并没有途经广东，广东的伏波庙多为纪念西汉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南越之功而建，后来东汉的马援征交趾，同被封为伏波将军，而且他让岭南社会秩序重新恢复平静，所以广东地区的民众把马援同祀于伏波庙中。屈大均认为两广的伏波庙多祀马援，因为他“有大功德于越，越人祀之于海康、徐闻，以侯治琼海也。……伏波祠广东、西处有之，而新息侯尤威灵”@，所以两广百姓以建庙来纪念他的历史功绩并祈护。一些地方的伏波庙还屡得帝恩，如南宁府横州的伏波庙，“明洪武初，翰林编修王廉、吏部主事林唐臣封交趾，诏以援昔讨交趾立铜柱，功甚大。命廉等就祀之。”
两广大部分地区都有伏波庙及其相关传说，特别是在广西地区。如马援班师回朝时，留驻部分士卒屯守岭南，这些留驻士卒被称为“马留人”。清代人屈大均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寿冷岸南，有马文渊遗兵，家对铜柱而居，悉姓马，号日马留。凡二百余户，自相婚姻。……铜柱寻没，马流人常识其处，常自称大汉子孙云……马人今已零落，而钦州之峒长皆黄姓，其祖日黄万定者，青州人，初从马援征交趾，有功，留守边境，后子孙分守七峒。至宋，皆为长官司，元时以贴浪峒长黄世华有讨贼功，赐金牌印信。洪武初年收之，仍为峒长。其在时休峒者，祖日褐纯旺，亦马援战士。永乐初，时罗峒长以事被革，移纯旺孙贵成守之，其如昔、博是、澌澶、镒山、古森五峒，亦皆以姓黄者为长，盖皆万定后裔，马留人也。然黄氏繁盛而马氏衰，亦独何欤。”
伏波神的祭祀，不仅有庙，还有各种民间自发的祭神活动。龙州县县治东龙江南岸坡原之上的伏波庙在清代多次重修，士民祭拜虔诚，其原因在于“此地人民受交夷之赋役所苦久矣，今幸隶王化，世受其德，饮水思源，故立庙貌，以享报之。春秋二祭，著为定例”。凭祥伏波山与隘口圩伏波庙的戏台，就是为了酬神娱神而服务的。清末至民国时，凭祥民间有游神的习俗。游神尤以凭祥市城区、隘口、大连城为最隆重。其中，隘口四月十五日为伏波旦；大连城五月十三日为关帝旦。游神前，由街村绅士指派筹各班子，收集民众捐出的米和钱，备办菜肴及香烛之类。请巫公仙婆来念经，组成游神队伍，抬神像，僧巫在前念经，鼓手唢呐在后奏乐；民众前呼后拥。经过街民门
时，户主烧香点烛，放鞭炮，洒酒迎神降临，祝福安居乐业。游完街后，将神像放于庙内。随后，各户在庙中置酒宴。晚上请戏班演出，歌圩亦由此开始。解放后，止。来宾县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伏波庙会日，有1万多人自动前来参加祭祀活动，拜谒马伏波将军神像，以志纪念。清光绪时该庙原有房16间，民国至1968年前仍保持原貌，1969年被彻底毁坏，后多次重修，2000年第三次重建，现庙宇有正殿一间，东西有厢房各二间。
据表一可知，清代岭南地区共计51处伏波庙，伏波庙的林立，以及各种祭祀活动的固定化，都充分表明了此时岭南地区已经形成伏波神祭祀圈。这个祭祀圈东起广东东部，西至广西西部，南至桂南地区，北以南岭为界。这个祭祀圈表明了岭南民众对马援南征历史的集体记忆以及对其历史功绩的褒扬。
对于马援南征的历史，不仅在各种主流文献当中得到高度的颂扬，在民间的历史叙事与记忆中，也被民众以立庙、举行纪念活动等方式不断延续着这段历史。民间力量在认同国家的历史过程中，也在用自己的地方性视野叙述历史，即用传说或祭祀的方式去表达他们对历史的一种记忆。赵世瑜先生认为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一个凝聚在习俗和传说或者转化为习俗和传说的历史记忆，它反映了一种与征服者的历史记忆不同的状态，也反映了一种凝聚了特殊经历的地方性色彩。王明珂先生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现实的社会组织或群体都有对应的集体记忆。许多社会活动，经常是为了强调某些集体记忆，以强化某一人群组合的凝聚。一个族群，常以共同的仪式来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强此集体记忆，或以建立永久性的实质纪念物来维持此集体记忆，或民族国家以历史教育来制度化地传递此集体记忆。
马援平定了二征之乱，使岭南地区重新归于平静，人民安居乐业，还进一步使之纳入中央王朝的有效管辖之中。如果说路博德只是把南越国平定并划归中央管辖，马援则是进一步明确了中原王朝对岭南西部地区的统治，其功绩显赫。所以明代人黄佐有诗曰：“南海楼船从此去，中原冠冕至今来。武陵一曲风尘静，铜柱孤标日月回。千载伏波祠宇在，汉朝何处有云台。”明代横州郡守蒋山卿在其撰的《伏波庙碑记》中给了马援更高的评价：“古之豪杰，任大事而立奇功，足以利国家、垂永久者，其大致有三：曰机、曰忠、曰智，而神存乎其间。……征侧以孱然一女子，盗弄甲兵于荒服之外。汉方弃置不顾，将军知时不可失，毅然请往。……此则乘时应会，而先夺其心，夫是之谓‘机’。交趾隔绝岭海，深入百粤，汉之士马，往往冒炎蒸，触瘴雾，物故过半，人鲜轻入。将军独犯难不顾，督楼船之军，跨海而进，破贼于浪泊之上，此则蹇蹇匪躬，志死国事者也，是之谓‘忠’。及诛征侧，余党悉平，驱逐交蛮，还之故地，界岭分茅，标题铜柱，以限南北，此则识度超迈，处置得宜，筹算计略，已岿然为末世之规矣，是之谓‘智’。”此番评价极贴切。“昔扬雄有言朱崖之弃捐之之力也，否则介鳞易我衣裳。今百粤获睹声华，莫非马侯之功。虽路侯开辟于前，倘无马侯接踵于后，则九郡不入版图，故岭南西路在血食。”锄
地区范文4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共生理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 者】罗敏，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陈连艳，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周超，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广西桂林，541006
【中图分类号】D0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6）06-0063-009
一、思路与进路
“共生”（Symbiosis）一词的概念源自于生物学相关理论，在1879年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Anton debery）提出，并认为，“‘共生’就是不同属性的种类生活在一起，他的这个定义开启了人类研究‘共生’现象的大门”[1 ]3 。1949年，美国学者麦克杜戈尔（W.B.Mcdougall）在理解“共生”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离体共生”与“合体共生”的概念。1952年和1973年，柯勒瑞（Coaullery）和刘威斯（Leweils）分别明确地提出了互惠共生、互利共生、寄生、同住现象以及不同种类生物体之间的共生现象等概念，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学者们关于“共生”的研究。1981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更深入地研究了连续内共生理论，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共生”的概念，并赋予了共生理论超出生物学领域的更珍贵的社会价值。20世纪中期以来，“共生”概念与思想的运用不仅仅局限于生物学领域，可以说共生的思想与方法被逐步运用到社会学领域、管理学领域、经济学领域、政治学领域等各个领域。而在我国，古老的中医学也早就提出了诸如“相生相克”与“五行学说”的“共生理论”。[2 ]29因此，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已然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在1998年，我国学者袁纯清博士将共生理论扩展到经济领域，并运用共生理论研究小型经济，并建立了共生理论分析框架。[3 ]68胡守钧教授在其著作《社会共生论》一书中指出，社会共生论应以人人平等为前提，每个人生而平等，并详尽阐述了社会共生论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框架。[4 ]66共生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最普遍的现象之一，其本质内涵是协同与合作。协同共生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实现协调发展的必需动力，合作共生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实现共享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区域概念，边疆民族地区①的农村具有人口分布差别化、复杂化、语言文字本土化、民族文化多样化等特征，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的任务更加艰巨，要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最核心机制就是共生机制。就个人而言，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和社会其他人或组织建立共生关系，诸如资源的争夺、资源的互换、资源的共享等，通过共生关系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资源争夺或者交换带来的冲突和矛盾，加快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就组织而言，组织是个人单元的集合体，诸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行业协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通过组织共生可以带动边疆民族地区农民共同致富，这不仅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经之路。因此，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必须引入共生的发展理念，进而推进边疆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的特征
边疆民族地区既是中国对外的“窗口”，也是中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的区域，其自然条件与生存环境相比于国内其他区域较恶劣，并且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整体经济发展程度与市场发育程度都远远落后于国内其他区域。只有充分认识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的特殊性，才能实现边疆农村的跨越式发展以及边疆农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人口分布差别化
边疆民族地区地域辽阔、人口稀少，多数居住在山区、林地、高原、牧区等偏远的农村地区，农村人口占比较高（见表1），但农村建设规模较小，空间分布较零散，边疆农村分散、独立的空间分布格局使得和谐安宁、互惠合作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难以正常推进，严重阻碍了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通过表1可以看出，2010年至2014年全国农村人口比重逐年下降，同样，边疆民族地区6省（区）的农村人口比重也是逐年下降，其中，云南省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幅度最大，约为7个百分点；就全国而言，2014年广西、云南、、新疆、甘肃5省（区）农村人口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人口比重最高，达74.25%，其农村人口比重约为内蒙古的1.8倍，这也说明地区的城镇化严重受阻。毫无疑问，边疆民族地区农村人口差别化的分布，给边疆农村治理中的公共服务供给、公共安全保障、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等诸多方面带来难题，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更具挑战性。
（二）复杂化
是人类生存发展史上一个永恒的话题。从玛雅文明到现代国度，从民族信仰到禁忌仪式，的痕迹可谓是遍布全球。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分布着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教派，人们的信仰也随之多样化和复杂化。诸如，道教在瑶族、土家族和毛南族的影响较深，这些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和云南地区；藏传佛教主要是在藏族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影响着蒙古族、裕固族、土族、珞巴族等其他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甘肃、内蒙古、与云南地区；伊斯兰教在回族、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等影响较深，这些民族主要分布在新疆和甘肃地区；基督教在俄罗斯族、羌族、苗族、彝族、白族等传播深远，这些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和新疆地区。全球化的影响下，地区冲突、宗教矛盾此起彼伏，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从未停息，甚至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有大幅度的改善，但是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内地相比落差仍然较大，贫富差距过大势必打破社会公平公正原则，引发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冲突。正如卢梭所说，要想使国家稳固，就应该使两极尽可能地接近，既不许有豪富，也不许有赤贫。[5 ]66复杂多元化的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需要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宗教社会形势，在倡导自由的同时，也要维护好农村和谐安定的良好社会环境，进一步促进和谐边疆的构建。
（三）语言文字本土化
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具，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等都需要借助语言和文字，同时，它也是民族与民族之间交流沟通的纽带。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53个有自己的语言，55个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大概有60余种，而这60余种民族语言中又分为5种语系、10种语族、16种语支，如的藏语、广西的壮语、新疆的维语、内蒙古的蒙语等。另外，还有部分未定的语系、语族和语支。同样的，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文字的有21个，共使用27种不同的文字。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语言不仅在我国司法、科技、行政、教育等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而且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也得到了普遍使用，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重要会议或重大活动，都会提供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壮文等语言文字。除了官方认证的语言文字之外，边疆民族地区多元民族的特性也给农村治理带来了许多语言文字上的困境，语言表达的多样性，难免会造成交流沟通上的差异，“土话”与“土字”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的难度。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改革创新传统的管理体制，实现边疆农村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进而实现边疆农村社会“善治”的目标。
（四）民族文化多样化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演进的长河中，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逐步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边疆民族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民族文化更加多样化，无论从语言文字、服饰装扮、饮食习惯，还是从、文学艺术、民族风情等都各有所异。服饰装扮方面，各民族之间的服饰装扮不尽相同，有内蒙古的蒙古袍、的藏服、广西壮族的壮服、新疆维吾尔服饰等多种形式各异的穿着打扮。饮食习惯方面，如绝大部分藏族以糌粑为主食，喜好青稞酒、酥油茶；内蒙古的蒙古族吃青稞、喝奶茶、奶酒等；云南的彝族以玉米、荞麦为主食，喜欢饮酒、吃“坨坨肉”，喝“秆秆酒”；新疆的维吾尔族最爱吃馕、抓饭、烤包子、拌面等食品。民族风情方面，如内蒙古和新疆的满族喜好跳马、跳骆驼和滑冰等传统体育活动；广西的毛南族清明“赶祖先圩”和元宵“放飞鸟”等纪念活动；甘肃回族的开斋节等。从文化适应理论来说，任何一种文化传承与发展都是建立在自然环境、经济条件、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整套体系。面对多元民族文化的交融，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过程中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强化各族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与认可，为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创新争取社会内生条件。
三、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社会转型迫在眉睫，转型过程中农村治理面临的困境也日益凸显，中国的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与变迁。良好的政府治理，是良好的农村治理的基本条件，[6 ]140 然而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却还面临着无序化的公共资源开发与利用、单一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国际化的公共安全形势、薄弱化的公共生态意识、多元化的公共权力结构等现实困境，这些都制约着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一）公共资源开发的无序化
边疆民族地区丰富的物产资源，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 ]187受利益的驱使，人类对物产资源无序化的、掠夺性的开发，引发了诸如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矿难等危机事件的接连发生。过度的采挖药用植物和猎杀野生动物，不仅导致野生动植物的绝迹，破坏了物种的多样性，而且严重威胁着生态环境，打破了生态平衡，极易引发水土流失、草原退化甚至沙化。矿产资源作为人类赖以生产和发展的重要能源，不仅是治国安邦的基础条件，还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而边疆民族地区作为我国矿产资源主要的输出地，其采挖的无序性、监管的非理性导致资源严重浪费、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以及土地资源的无序开发。公共资源的无序开发与利用，不但不利于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的现代化，而且与新常态下“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的发展理念相悖，给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现代化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二）公共服务供给的单一化
随着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边疆农民对于基本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呈现多样化和多元化。由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特性，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往往不足，而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单一主体，不仅缺乏竞争性，而且资金匮乏、效率不高，往往忽略了农民的实际需求。目前，边疆民族地区农村严重缺乏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社会资本的注入和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多元主体的参与，诸如文化教育事业、公共医疗卫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仅靠政府单一化的供给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不仅制约了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严重阻碍了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的现代化。一方面，边疆民族地区农村仍然沿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往往热衷于“性价比”较高的、易出政绩的公共服务的供给，而对于农村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科技知识的推广与普及等公共服务的供给积极性并不高，导致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另一方面，边疆民族地区农村转移支付资金“政出多门”，资金配置上的不合理和管理上的缺陷，极易造成资金利用率低下，严重影响着基层政府的公信力。
（三）公共安全形势的国际化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时代信息化的进程不可逆转，在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的现代社会，国际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安全形势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也日益凸显。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8 ]38边疆民族地区作为中国的边界地带，它远离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们的复杂、风俗习惯各异、民族文化多样，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程度较低，并且它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来往较密切，容易引起周边的矛盾与冲突，如国际利益的冲突、的渗透、宗教极端分子的阴谋与破坏，导致边疆民族地区的公共安全形势愈加复杂，且还带有明显的宗教特质和民族特性。就国际而言，2015年巴黎的事件与美国的加州枪击事件，都是由宗教和民族问题引发的矛盾和冲突而引起的国家和局地动荡；就国内而言，近年来的新疆事件与云南昆明火车站事件等，不仅影响了我国多元民族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而且严重阻碍了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农村隐蔽性的网络攻击、跨国性的极端分裂主义、破坏性的核恐怖主义等公共安全形势更加趋于国际化。
（四）公共生态意识的薄弱化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边疆民族地区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地改善和提升，一方面人们的生存需求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满足，另一方面人们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事实上，边疆公共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无序化、传统“重经济发展，轻生态保护”的意识严重制约着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的科学发展。当前，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的发展水平有限与生活水平程度不高，造成了边疆民族地区农民往往表现出生态意识不强、生态环保观念滞后、生态权利意识不足等诸多公共生态意识薄弱化的现象。其一，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础设施缺乏，生活“三废”处置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污染物和废弃物分类处理的意识欠缺，导致边疆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其二，边疆民族地区农村落后的教育体系，生态文明建设的教育和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不到位，边疆农民的生态知识学习不够，导致边疆农民的生态责任感不强、生态意识薄弱。其三，边疆农民的生态权利意识不足，换句话说，边疆农民的生态维权意识不强，出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违背了美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的初衷，阻碍了边疆生态治理的现代化。
（五）公共权力结构的多元化
农村权力结构是村政的核心，对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历经了“县政绅治”“政社合一”与“乡政村治”等三个重要阶段。当前，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权力结构的多元化部分满足了农民多样化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促进了边疆农村经济和基层民主的发展，但同时，它也增加了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多元化公共权力整合的难度。由于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的特殊性，使其拥有着宗教、宗族、村民委员会等多元权力结构主体，一方面不同的权力主体各自拥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取向和价值目标，其代表的是各自的利益群体，另一方面村民委员会往往扮演着“召集人”的角色，权力运作一旦不合理，势必造成多头治理、权责不清、效率不高等“九龙治水”现象的发生。边疆农村基层权力结构的多元化，使得边疆基层腐败问题多层次、跨领域、广覆盖，表现形式隐蔽化、智能化、多样化，这种边疆基层权力的异化、悬浮、黑帮化现象，势必导致边疆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威胁度增加。[9 ]一般认为，多元化公共权力的结构似“金字塔”，边疆农村权力的结构也不例外，越往上其权力制约性就越小，加之信息的不对称以及监管的不到位使得公共权力“黑箱经营”时有发生，成为了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棘手的现实困境之一。
四、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它是边疆农村治理主体素质与时俱进的提高，以适合新时期边疆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治理状态，即边疆农村‘善治’状态。[10 ]共生理论中的互利理念、互惠理念、互信理念、互依理念以及互融理念，从不同层面揭示了边疆农村共生治理的本质内涵。
（一）以利益为纽带，构建互利共生的边疆公共资源开发格局
社会组织或社团型公益组织（包括慈善组织、民间智库，等）作为公民自愿组建并在民政部门备案的合法组织，在公民利益表达、谋求公共利益、协调公民利益关系、缓减社会纠纷和矛盾等方面发挥着举重轻重的作用。其中，社团型利益集团的结构使集团的领导人能了解其成员的意见，并动员其成员积极活动以支持某些特定政策。[11 ]215首先，构建以利益为纽带的“企业+农户+基地”互利共生边疆公共资源开发结构，即由企业投资和负责边疆公共资源开发的技术指导与技术创新，农户参与公共资源的开发“一线”工作，培育边疆公共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孵化基地，形成良性运转的合作社开发模式，不仅可以有效地预防边疆公共资源的过度采挖和珍稀物种的灭绝，而且顺应了绿色发展和协调发展的时展要求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其次，用制度规范边疆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土地资源的流转与开发，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濒危动植物利用和管理，协调好各方既得利益。另外，利用创新技术制作药物以替代动植物的药用价值，加大珍稀药材的栽培和养殖，以减少物种的灭绝。技术创新才是时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互利共生边疆公共资源开发格局的必经之路。最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互利共生的格局。人类在注重自身利益获取的同时，也要强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即任何形式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生活等各方面互相协调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打造人与自然互利生存的“共生圈”。
（二）以合作为原则，构建互惠共生的边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应以保障改善民生为核心，以满足农民需求为向导，以结构性改革为方向，以破除城乡二元化结构为目标。同时，逐步优化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顶层设计，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加入到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市场推进、民众参与”的“一主多元”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且差异化的合作供给模式以提高社会的效率。正如当代西方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所说，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2 ]195以合作为原则，构建互惠共生的边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培育良好的边疆公共服务供给共生环境，是解决边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供给效率低下、供给资金短缺等问题的关键。首先，营造良好的边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共生环境，诸如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在政府的有力推动下，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边疆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搭建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和边疆农民话语权的基层政府与农民协商合作平台，建立地方政府与私人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如图1）。其次，明确政府的责权与行为是进一步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的前提和保障。根据边疆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和属性，授权并激励非政府组织参与某些领域的公共服务供给，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发展互惠共生的公私合作模式、PPP模式。最后，引入市场准入机制和良性竞争机制，使得社会组织成为边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之一。另外，不仅要规范政府行为，增强政府行政透明度，建立政府与农民的互动回应机制，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而且要给予私人组织、农民自治组织、非营利性组织等社会组织足够的发展空间，政府可以通过合同外包、委托等合作方式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计划，由私人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提供农村教育、农村公共医疗卫生、农业科技知识的推广与普及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建立健全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全方位监督和评估考核机制，以此作为合同或委托延续和政府补贴的重要依据，从而有效地构建边疆农村互惠共生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三）以信任为基础，构建互信共生的边疆公共安全保障制度
人们需要充分认识“一个统治制度的合法性，是以被统治者对合法性的信任为尺度的”[13 ]287。在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的现代社会，国际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内安全形势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也日益凸显。由于边疆民族地区多元民族文化的差异、的迥异、风俗习惯的各异，加之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以及国内外分裂分子的破坏，导致了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信任危机”。因此，以信任为基础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是边疆公共安全得以保障的关键。首先，以信任为基础，探寻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共生、合作、可持续公共安全，探讨建立边疆民族地区安全与合作新架构。一是要筑牢政治安全信任基础，加强边疆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互信共生的制度建设；二是积极倡导共生、互信、合作、可持续的公共安全观，加强网络安全合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提供更优质的公共安全产品；三是坚持以政治互信的方式，妥善处理好边疆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共同维护好边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其次，要构建边疆民族地区互信共生的公共安全保障制度。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4 ]333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有效应对公共安全的模式，诸如“强总统、大协调”的美国模式、“大总统、大安全”的俄罗斯模式、“强内阁、大安全”的日本模式等，探索中国边疆公共安全治理的新模式；另一方面，建立边疆公共安全法制评估制度，建设公共安全防范关键技术示范基地，增强公共安全技术人才储备，强化“专家库”“人才库”和“资源库”的建设。最后，鼓励社会公民积极加入维护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安全的阵营。以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学派提出公众参与理论的民主理想是，通过对公民事务的广泛参与，能确保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不断得到当局者的倾听和关注。[15 ]48公众的参与不仅有利于解决边疆农村社会的冲突与矛盾，还有利于建立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信任关系，从而有效地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互信共生的关系，维护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和谐与稳定。
（四）以法治为前提，构建互依共生的边疆公共生态法治意识
意识是行为哲学的核心问题。[16 ]3也就是说，人的行为是意识的具体表现。边疆民族地区农民的公共生态意识培养，必须要改变其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要把生态知识和生态要求作为其日常行为的规范。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背景下，法治手段不仅是形成法治意识的一个重要手段，还是形成规矩意识的一个重要手段。用法治思维立规矩，建立行之有效的村规民约，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生活陋习的改变，规范生活“三废”的排放，构建互依共生的边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可以从提升边疆农民生态法治意识教育水平，培养边疆农民积极参与生态实践的能力，完善边疆生态相关法律制度的全面建设以及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生态教育经验等多途径、多层面主导边疆农村生态法治意识的塑造。一是强化政府生态法治的主体责任，落实责任追究机制，进一步完善生态立法与执法，保障边疆生态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责任机制；二是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力度，鼓励社会资本的注入，建设好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科学合理地处理废弃物和污染物，有效防范边疆生态进一步恶化；三是落实政府宣传和教育工作，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绿色发展等国家方针政策的宣传工作，发挥生态教育的重要作用，开设专门的生态教育课程，开展全民生态教育并通过多渠道、多样式进行生态知识的普及、传授，培养边疆农民的公共生态道德观念和公共生态法治意识。除了完善生态立法与执法、开展全民生态教育等途径外，还要不断发展和创新环境科学技术，支持并引导社会组织的生态公益活动，进一步提升人与自然互依共生的环境伦理道德观。
（五）以融合为目标，构建互融共生的边疆公共权力约束机制
公共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为人类谋福祉，又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及限制公民自由。“国家能力就是一种公共权力，作为一种被国家垄断的暴力，为了尽可能提高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国家能力的行使中两种类型的权力交替使用：专断式权力和基础性权力。”[17 ]68从早期的以德制权、以礼限权，到近代的以权制权、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力量约束公共权力，无疑都是国家能力行使过程中两种公权力交替使用的具体表现。由于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使其还存留在神权、族权、教权等多种权力主体，各种权力主体代表着不同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目标，势必造成权力的寻租及腐败。构建互融共生的边疆公共权力约束机制成为了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疆理政的关键。首先，构建党政、行政、自治三重权力分工协作的边疆农村治理网络，搭建“一委一居一站”和多元社会组织参与的边疆农村组织架构，即基层党委领导、农村居民委员会自治、农村服务站综合服务、社会组织参与边疆农村治理，实现党务、居务、政务的相对分离，形成边疆农村党委决策、居委会和社会组织监督的运行机制。其次，在承认边疆民族地区传统的神权、族权、教权的同时，要充分发挥公共权力行使的民主意识，协调处理好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将可能出现的“对立冲突”的思维转变为“互融共生”的价值理念。一是完善“因俗制宜”和“礼法结合”传统的边疆农村治理方式，注重“法治”胜于“人治”的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理念，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将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二是从源头上斩断公共权力与私利之间的脐带，推行边疆农村政务信息公开，建立健全政务信息公开制度，确保政务信息公开的可信性和真实性；三是明确权责，建立权力行使终身追究机制，加强行政人员行政伦理道德的教育，保证其“能用权、会用权、善用权”。最后，建立第三方监督机构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培育非政府组织或者第三部门对公共权力约束，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自治的建设。目前，由于边疆农村自治所需的各种条件需由边疆基层政府来提供，基层政府依然是决策主体，社会组织的参与较少，这也是政府简政放权需要努力的重要方向。正如法默尔所言，“共同体必须自主决策，尽管到目前为止决策还是别人在做…”[18 ]321，然而，这些自主决策都是阶段性或者过渡性的举措，“共同体”式的决策模式必须建立起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合作治理体系，才能真正通向边疆农村自治的彼岸，推进多民族的互融共生。
五、结论与讨论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处理好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三部门”的合作共治，当政府与市场都出现失灵的时候，传统的“二分模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治理的需求，这就需要政府与政府的协同、政府与市场的互补、政府与社会的共治、政府与公众的互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中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民共同参与治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是现代‘治理’区别于传统‘管理’的主要区别之一，现代治理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市场、私人企业、居民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19 ]就治理主体来说，第一部门的政府、第二部门的市场、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所形成的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合作与集体行动是实现“善治”的基本保障。就职责权限而言，政府是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公权力机构，市场是提供私人物品的私权力组织，非政府组织或社会组织是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私营机构，三者互相依赖又互相独立。就治理能力而言，将市场管理机制与社会组织管理方法引入到政府治理的公共领域，更多强调的是效率性、竞争性、灵活性。
从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型国家治理，到现代工业社会的管理型国家治理，再到当代信息社会的服务型国家治理。毫无疑问，当代国家治理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强调协同治理、合作共治。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建立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共生关系，实现科学民主化的决策能力、互动合作式的协同能力、公正法治化的执行能力、规划统筹性的调控能力、前瞻综合性的改革能力。简言之，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引入共生发展的理念，实现边疆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相对应，并运用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共生现象来描述边疆农村治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共生关系，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共生关系存在于社会的客观性，依据共生理念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向“善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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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范文5
关键词 现代烟草农业；晓关基地单元；片区化管理；宣恩烟区
中图分类号 F32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20-0294-01
烟草农业“片区化管理”模式，是中国烟叶公司为规范全国现代烟草农业基地单元建设提出的，是湖北省烟草公司为创新基层管理方式而要求的，是恩施州烟草公司为打造“清江源”烟叶品牌的战略性需求，是宣恩县烟叶分公司在传统烟叶生产向现代烟草农业转变过程中不断探索、实践凝集而成的。
1 模式产生的背景
近年来，宣恩县烟叶分公司积极调整烟叶生产布局，通过打造宣恩千亩烟叶精品走廊，淘汰不适宜烟区，促进了烟叶生产向优势产区更加集中，使烟草生产布局渐趋合理，烟叶质量更加优化。2011年，宣恩县被国家烟草专卖局纳入整县推进现代烟草农业建设的县（市）之一，产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专业化服务体系运转顺利，但与之配套的管理模式未能及时发展更新，制约了该地区现代烟草农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在此发展现状下，基地单元“片区化管理”模式应运而生。
2 模式的构建及实例
现代烟草农业基地单元的建设要求是建立一个机构扁平化、岗位专业化、服务专业化、流程规范化、生产标准化、设施现代化，用人少、队伍精、效率高、效益好的优质烤烟生产基地[1]。
2.1 机构设置及分工
本着机构扁平化的原则，宣恩晓关基地单元在开展现代烟草农业建设中，按照基本烟田3 700 hm2，常年种植面积1 300 hm2左右、收购量275 t左右的规模进行规划，对原有的烟草站、收购组做了整合，整合后形成1个基地单元中心管理站，下辖5条标准化收购线的格局，每条收购线的收购量为500 t左右。
按照岗位专业化原则，基地单元中心管理站设置管理岗位8人：其中站长1名，副站长2名，微机信息管理员1名，仓库物资管理员1名，专业技术岗位3名，即农艺主管1名，烘烤主管1名，质量主管1名，在岗人员都具有助理农艺师或高级工以上职称或技能。
技术操作岗位按照每人服务46.67 hm2左右的种植面积进行设置，5条收购线共设置技术人员26人，从中选择综合素质较高的人员担任收购线组长，但鉴于山区地理、地势等条件限制，实际设置每个技术人员的责任片区不可能是“一刀切”式的完全平均。
2.2 垂直管理及现场指导
基地单元中心管理站对烟叶生产的管理采用“片区化管理”模式，对所有人员的生产协调、工作调配直接管到岗位、管到人、管到现场。专业技术岗人员在烟叶生产、收购等环节实行24 h技术支持，遇到异常情况时，必须迅速赶至现场解决工作难题；技术操作岗位人员执行长期驻片制度，直接指导烟农生产和合作社专业化服务。
3 模式特点
基地单元“片区化管理”模式有3个层次的含义：基地单元片区化管理、基本烟田片区化管理、烟叶种植片区化管理。晓关基地单元涵盖26个基地单元片区，其中每个基地单元片区涵盖了若干个基本烟田片区，每个基本烟田片区又涵盖了若干个烟叶种植片区。
3.1 基地单元片区化管理
在基地单元建设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种植连片片区和基本烟田片区；在此基础上，为每一个基地单元片区分派1名技术操作岗位人员，也即1个技术操作岗位人员实际服务面积为1个基地单元片区。基地单元片区化管理是“片区化管理”模式的本质，每个技术操作岗位人员不仅需要对自己辖区范围内的烟叶生产收购、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负责，还要对基地单元烟农专业合作社提供的专业化服务提供技术支持。
3.2 基本烟田片区化管理
按照基地单元轮作的要求，基本烟田面积大约是种植面积的2～3倍，因此，每名技术操作岗位人员负责的实际基本烟田面积应在13.3 hm2以上，部分基地单元片区可达66.6 hm2。基本烟田连片管理是“片区化管理”模式的基础，它不仅仅规定了技术操作岗位人员对所管辖种烟烟田的管理职责，同时也规定了对基本烟田、基础设施建设及管护的要求。
3.3 烟叶种植片区化管理
按照当年烟叶生产种植合同，将相邻连片的田块划分为1个片区，片区的面积一般在6.67 hm2以上，部分烟叶种植密集区域可超过33.3 hm2。烟叶种植片区化管理是“片区化管理”模式的核心，它要求技术操作岗位人员在烟叶生产收购过程中实时为烟农提供技术指导。
4 “片区化管理”模式在宣恩烟区的推广应用
2011年以来，宣恩烟叶分公司按照基地单元建设要求，为实现烟叶生产基础设施系统规划设计和综合配套建设，构建基地单元模式化、标准化、规范化的业务管理模式，全面提升现代烟草农业建设水平。把晓关基地单元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片区化管理”模式推广到全县烟叶生产中，使之发挥了更大作用。
4.1 精简管理机构
根据地理位置、基本烟农数量、烟叶种植规模等核心要素，撤销发展受限的烟草站，成立了新的基地单元中心管理站，把调整出来的管理人员充实到专业合作社建设和附属产业发展中来；同时，把原来为数较多的收购组整合成了若干条收购线。经过一系列的撤销、整合工作，彻底打破了行政界限，改变了过去每个乡镇设立1个烟草站，分散指挥生产的管理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了机构设置臃肿的弊端，为基地单元实现片区化管理提供了前提条件。
4.2 优化资源配置
在新整合的收购线中，大幅度精简、调整富余技术操作岗位人员，择优选用烟叶生产管理水平高和计算机掌握能力强的人员，对口安排到各基地单元片区，其他人员及时通过转岗培训充实到合作社专业服务队和附属产业生产小组。这样既安置了富余人员，又解决了探索合作社和附属产业发展时，烟草公司入股资产外流、专业化服务不到位、新产业技术不过关的矛盾。实现了整合后，基地单元达到人才大流动、人尽其用的优化配制[2]。
4.3 管理效率提高
全面实施“片区化管理”模式后，各收购线技术操作岗位人员的管理工作，由基地单元中心管理站统一负责，实行一个中心管理站负责的生产协调、指挥管理的新模式，有效压缩了管理层次，提高了管理效率，使基地单元达到系统、优化的管理效果[3-4]。
4.4 研发实力增强
采用基地单元“片区化管理”模式后，基地单元管理队伍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形成了求真务实，扎实有效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单元内分基地单元片区进行测土取样，严格按照湖北土肥所的配方进行施肥；部分烟叶种植片区自主科研创新或按照对口工业企业的要求落实实验项目，全面提升了基地单元的科研质量和研究内涵。
4.5 核心竞争力凸显
“片区化管理”模式的实施，优化了烟叶生产管理队伍，为宣恩烟叶可持续发展，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创造了必要条件和难得的机遇。“片区化管理”模式的实施，加强了烟农服务专业合作社建设，分片区为烟农提供育苗、机耕、植保、烘烤、分级、供煤等专业化服务，技术操作岗位人员实时指导，全面彰显现代烟草农业片区化管理“减工、降本、提质、增效”。
随着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的不断深入，宣恩晓关基地单元在实践中探索出的“片区化管理”模式，必将会为恩施州现代烟草农业建设“十二五”规划的宏伟目标产生更大推动效应。
5 参考文献
[1] 王立新，景云.“片区化一级管理”模式创新[J].经营管理者，2006（8）：17-18.
[2] 彭景云，张森林.“片区化”变革管理方式[J].中国石油企业，2008（12）：78-79.
地区范文6
高校图书馆具有教育和情报等职能，把爱国主义教育地方文献收集起来，加工整理，充分利用，既是体现这一职能，又是提高服务层次，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1．地方爱国主义教育文献是所在高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材料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人们对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情感，是对祖国的一种炽热的爱。而这种炽热的爱不是空洞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要靠长期的教育培养才能形成。为此，爱国主义教育“要进行中国国情的教育”，“国情教育要同省情、市、县情的教育结合进行”，以取得行之有效的效果。
惠州大学地处广东的东江之滨，是惠州市属综合性大学，主要是为东江地区的四市十三个县培养人材。而东江地区是近现代革命斗争的重要地方，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有二次就在惠州进行，即1900年的三洲田起义和1907年的七汝湖起义，尔后，以为政治部主任的黄浦学校教导团、学生军进行二次东征，也在东江地区肃清了勾结帝国主义的陈炯明的残兵余部。东江地区还有彭拜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抗日战争时期有著名的港澳同胞、南洋华侨返乡抗战，东江地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营救在香港的著名文化人士的斗争，东江纵队抗日斗争，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东江地区的成就等等，这些都是爱国主义的生动材料，用这些事实教育青年学生，将有助于激发他们爱国爱乡的热情。
从理论上说，高等院校的学生正处于世界观形成时期，他们不仅需要进行宏观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需要作为微观的本地方的爱国主义教育。地方性大学的学生大都生长在本地，从小就耳闻目睹本地英雄业绩，但是，没有进行系统的掌握，更没有上升到理性来认识，进入高等院校后，他们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使得从小对本地的英雄业绩的认识，逐渐进入系统化，上升到理性的考虑，有助于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从高校的性质及其功能来说，地方性高等院校有责任、也有能力为本地的爱国主义教育文献进行整理、在惠州，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及德育方面的专家教授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惠大，同时，文献整理、情报信息的专业人材也大都集中在惠大，同时，文献整理、情报信息的专业人材也大都集中在惠大，具有较强的科研力量，这样，就完全有能力参与地方有关部门组织的对爱国主义教育文献的收集、加工、整理。
2．认真对本地爱国主义教育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对文献资料的整理，可以采取不同形式，不同方法。从文献资料的载体来说，既可以采取书本形式，也可以采取声像形式；从取得文献资料的途径来说，一是整理本馆所藏的文献资料，一是收集文史馆室的文献资料，再是到实地作访问，取得第一手材料；从内容的选择和期限来说，既可以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可以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时期。惠大图书馆对本地爱国主义教育文献的收集整理，以文字形式为主，采用下列主题进行收集整理：
2．1 人物事迹型——收集本地方近现代化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英雄事迹。
爱国主义教育文献是非常丰富的，但从中国国情来说，近现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是其中一个重点，正是近现代这些仁人志士、革命英烈，经过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才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解放。
高校图书馆在进行系统的收集爱国主义教育文献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本地方近现代爱国主义教育文献的收集，利用这些材料对学生进行教育，更具直观的效果。惠州大学图书馆是较早重视这方面的工作的，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在人物方面，着重收集东江地区近现代革命中有影响的著名人物。我国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阮啸仙，辛亥革命时期惠州三州田起义领导人郑士良，左派的著名人物廖忡恺等都是对东江地区革命有十分重大影响的人物，我馆对其材料都不同程度地加以收集。其中，最突出的可以略举二例：（1）整理编辑了《叶挺研究资料专辑》。叶挺是广东惠阳县人，是我党我军的著名领导人，本资料汇集了叶挺的幼年成长及其戎马生涯的研究文献及研究成果。（2）整理编辑《邓演达研究资料专辑》。邓演达系广东惠阳县人，是著名的左派，第三党的创始人，本资料收集了邓演达研究的全部史料。与此同时，我馆还编辑了《苏轼在惠州》的研究资料专辑。苏轼是我国古代著名诗人，因遭排斥曾流放惠州，本资料收集了苏轼在惠州期间的全部诗文及史料。
在事件方面，集中考虑本地近现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且具有教育意义的事件。辛亥革命时期的惠州三州田起义、七汝湖起义，领导的二次东征，海陆丰农民运动，东纵抗日都是重点讴歌的伟大事件。为此，我馆收集整理了《辛亥革命东征在惠州研究专辑》、《东江人民抗日斗争研究专辑》，有些专题研究文献正在收集整理之中。
2．2当代素材型——收集东江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新成就的文献资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东江地区作为沿海开放地区之一，其成就是非常瞩目的，这些成就正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从图书资料收集角度来看，可以分几个层面：
第一层次是改革开放地区的典型材料。深圳原是东江地区所属的宝安县的一个小渔村，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党和国家把它定为经济物区，十多年来，从一个落后的小渔村发展成副省级单位的现代化的工业城市，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我馆不仅收集深圳改革开放取得成就的文献资料，而且更主要是收集深圳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和教训的文献资料。
第二层次是沿海开放地区高速发展的材料。东莞、惠州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组成部分，它靠“三来一补”发展乡镇
企业，特别是发展外向型企业，使这些地区经济高速发展。我们不仅考虑其成就的数据，而且着重收集这些地方“三来一补”、发展外向型企业以及以农为主的地区怎样实现以工业为主的转变的成功经验。第三层这是海陆丰、河源等革命老区脱贫致富的材料。这些地区是民主革命时期开展农民运动、游击队活动的地区，比较“贫困”，解放后仍然为东江地区的“第三世界”，但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逐渐摸索出山区、革命老区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路子。
2．3文物古迹型——配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确立，收集各种纪念馆、历史遗迹等纪念单位的文献资料。
在进行理性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必须注意运用实际材料的爱国主义教育，把理性和直观结合起来。惠州大学就非常重视这一点，有选择的确定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目前第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主要有：“林则徐虎门销烟”、“东江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馆”、“叶挺纪念馆”、“海丰红宫红场纪念馆”。被确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纪念馆、纪念地方，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基本上保留了历史原貌，从教育角度来说，具有真实的生动的直观性。从文献资源收集角度来说，有二条途径：一是收集这些基地的文字材料，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基地某一重大事件的原始材料，如当时的讲演稿、日记、公告等等；二是收集反映这些基地的声像资料，如讲演录音录像、图片、照片等等。
3．对地方爱国主义教育文献的利用
首先，地方爱国主义教育文献为高校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提供材料。
收集文献资料的目的在于利用、发挥其作用，惠大图书馆把收集整理的丰富的东江地区爱国主义教育文献资料，不是堆积起来，而是使它们充分发挥作用。作为以教学为中心的高等院校，在运用爱国主义教育文献的时候，主要是为政治理论课和德育课提供服务。
运用本地爱国主义教育文献，可以使广大学生增强感性认识，从而更好地掌握近现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如惠大的学生通过在课程中掌握辛亥革命时的惠州三洲田起义、七汝湖起义，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东江人民抗日斗争等文献资料，从一个地方人民的艰苦历程，看到全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光辉业绩，从而更好地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一颠朴不破的真理。
不仅如此，运用地方爱国主义教育文献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廖忡恺、邓演达等仁人志士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惨遭暗杀，彭湃劫富济贫领导农民运动、东江纵队将士在抗战中英勇杀敌、华侨港澳同胞送郎送子返乡抗日等真实感人的事迹，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奉献精神，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把自己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把对祖国的热爱付之具体行动，勤奋学习，为国争光。
其次，地方爱国主义教育文献为科学研究提供材料。
正因为东江地区爱国主义教育文献资源非常丰富，这样就便于教学科研人员从事这方面的科研工作。近年来，在惠大图书馆情报人员的大力支持下，本校科研人员对东江地区近现代革命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在专题论文研究方面，东江地区近现代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叶挺年谱》、《孙中山发动三洲田起义的原因浅析》。《一九二七年的东江三次暴动》、《华侨和港澳同胞对东江抗日武装斗争的贡献》、《东江解放区路东抗日民主政权》等论文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地方爱国主义教育文献的利用是多方面的，如为高校宣传部提供爱国主义材料；为学生电视台提供录相带；为校外读者提供研究材料等等，总之，地方爱国主义教育文献的利用前景是非常广泛的，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 黄宗忠 文献信息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4月
2 列宁，关于爱国主义论述，列宁全集，第28卷
3 中共中央宣传部 爱国主义实施纲要 人民教育，1994， （10）
4 卢权 广东革命史辞典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