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全集范文1
[关键词] 李商隐；无题诗；相见时难；接受史
唐代无题诗因为李商隐的作品成为一种诗歌的类名，李商隐的无题诗大都以男女之情作为主要题材，以《无题》命名的有十几首，借题类诗歌有七八十首。其中，清人陆次云在《晚唐诗善鸣集》中评论《无题》（相见时难）（以下简称《相见》）“诗中比意从汉魏乐府中得来，遂为《无题》诸篇之冠”。
根据王兆鹏著《唐诗排行榜》可知，李商隐《相见》排第60名，他说“这首《无题》诗在古代选本仅入选2种，比入选5次的《锦瑟》更少，但在现当代骤增至24种，比入选17词的《锦瑟》上升的更快，而且文学史上对这首诗几乎是全篇引用，作为《无题》诗的代表作来介绍。”本文将详细地介绍、分析《相见》这首诗歌的接受史情况。
一、晚唐五代期
唐韦庄《又玄集》是今见唐诗选本中最早选录李商隐诗歌的，共选录4首。韦庄的选诗态度是“管中窥豹，但取一斑”。选集中没有关于李商隐诗歌的具体言论，他潜意识认为《碧城？十二曲栏干》是李商隐的代表。五代蜀韦觳《才调集》是选录唐人诗的重要总集，共选录李商隐诗40首，入选诗歌大多属于色彩秾丽之作。
这两个选本都没有选录《相见》，选录的作品有《碧城？十二曲栏干》《镜槛》《晓起》《碧城三首》《银河吹笙》《促漏》，可是这几首作品并没有入选唐诗排行榜前100名。
二、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选本选李商隐无题诗的选集有《文苑英华》《唐百家诗选》《万首唐人绝句》《千家诗》《三体唐诗》《诗林广纪》《唐诗鼓吹》《唐音》《瀛奎律髓》九本，选录李商隐诗歌的总篇数为299，选录无题诗总篇数为22，其中，宋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选收李商隐137首诗歌，无题诗5首，并没有涉及《相见》，宋周弼《三体唐诗》12首李诗和宋蔡正孙《诗林广纪》8首李诗分别都只有1首《锦瑟》入选，直至金元时期才在选本中出现《相见》这首诗歌。其中金代元好问《唐诗鼓吹》和元朝方回《瀛奎律髓》均选录了《相见》，《相见》占选录李商隐无题诗的总篇数的9%，此时仅落后于《锦瑟》（5篇）、《昨夜》（3篇）。
但是宋初《文苑英华》作为较早选录李商隐诗歌的一部重要总集，虽然选录李商隐诗歌52首之多，为历来选诗之冠，但仍没有选录《相见》。不过它“主要从咏物的分类着眼的，尚未从诗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李商隐诗作的意义”。可见对于《相见》这类的无题诗并不属意。
宋初诗坛主要以模仿中晚唐诗歌为主，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派，极力推崇和模仿李商隐的诗歌，同时，统治阶级极力推崇歌功赞美的诗风。杨亿对李商隐的评述在李商隐接受史上有重要意义，但是其未具体评价《相见》一诗。李商隐的诗歌虽然逐渐引起关注，但是像《相见》这种诗意晦涩的无题诗并没有引起当时文人的重视。南宋葛立方曰：“……李义山《无题》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此又是一格。今效此体为俚语小调，传于世者甚多，不足道也。”（《韵语阳秋》）
三、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各家选本选录李商隐诗歌的选本共有20种，选录李商隐诗歌篇数2265，无题诗总篇数164，所选无题诗占李诗歌总数的比例为7%。其中有5本选录《相见》，分别是明张之象《唐诗类苑两百卷》、明陆时雍《唐诗镜》、清高士奇《唐诗掞藻》、清杳立弘、凌绍干《晚唐诗钞二十六卷》、清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相见》占无题诗总篇数的3%，占李诗歌篇数的0.2%。共有8首诗歌（《嫦娥》、《锦瑟》、《昨夜》、《紫府》、《照梁》、《促漏》、《飒飒》、《来是》）的收录情况比《相见》好，另有3首（《八岁》、《白道》、《凤尾》）收录数和它并列。
明朝对《相见》诗歌开始有比较详细的赏析，主要有谢榛、陆时雍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李商隐的这首诗仍然不能入流，只是旁门左道。谢榛评价“措辞流丽，酷似六朝”，陆时雍说：“三四痛快，不得以雅道律之。”（《唐诗镜》）还有吴乔为代表的将其归为政治诗来理解。
清初钱谦益、朱鹤龄的阐释是李商隐无题诗是清代阐释史的开端，同时也揭开了《无题》接受阐释高潮的序幕。在清代，人们对于《相见》的理解一般有四种理解：
一是以张采田为代表，认为《相见》影射诗人与令狐绚的私人关系的“干谒令狐说”， 张采田曰：“此徐府初罢，寓意子直之作。‘春蚕’二句，即谚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之意。结言此去京师，誓探其意旨之所向也。确系是时作，观起结自悟。”（《会笺》）汪辟疆曰：“此当为大中五年徐府初罢寓意子直之诗也。欲绝而不忍遂绝，中怀悲苦，故以掩抑之词出之。然诗意固自类然也。……史所以称屡启陈情，此当其时所作。词苦而意婉，百诵不厌。”
二是以赵臣瑗、朱鹤龄为代表。认为《相见》写男女之情，清人赵臣瑗《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曰：“泛读首句，疑是未别时语；及玩通首，皆是别后追思语。乃知此句是倒文，言往常别时每每不易分手者，只缘相见之时难也。”又曰：“（‘春蚕’二句）镂心刻骨之言。”朱鹤龄曰：“此言情人之不同薄幸也。”（《李义山诗集补注》）
三是以姚培谦、章炳麟为代表，认为《相见》寄托表达自己怀才不遇之情与个人身世之慨。姚培谦曰：“人情易合者必易离，惟相见难，则别亦难，情人之不同薄幸也。……此等诗，似寄情男女，而世间君臣朋友之间，若无此意，便泛泛与陌路相似，此非粗心人所知。”姜炳璋曰：“此亦寄綯之作。‘东风’指綯，言綯不为主持，而王、郑之交好皆凋落殆尽也。然予则非他人之比也，一息尚存，功名之志不能少懈。所虑年华易老，不堪蹉跎，世态炎凉，甚难消受。蓬山在望，青鸟为予探之，其果有援手至时乎？通体大意如此。”
四是以胡以梅为代表，认为《相见》写李商隐希望被朝中引荐的希冀。清人胡以梅《唐诗贯珠串释》曰：“……首言难得见，易得别，别后不得再见，所以别亦难耳。次句措词魅极，百花残，花事已过也。丝，思也，三四谓心不能已。五恐失时，六见寂寥。结则欲托信再探之。青鸟王母之使，殆当路之用人於？蓬山无多路，故知其非九重，而为当路。”程梦星曰：“此诗似邂逅有力者，望其援引入朝，故不便明言而属之无题也。起句言缱绻多情。次句言流光易去。三、四言心情难已于仕进，五、六言状亦觉其可怜。七、八望其为王母青禽，庶得入蓬山之路也。”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很多学者都认为《相见》是一首感怀时事的寄托之诗，而寄托说也成了清代学者解读此诗的万能钥匙，这里对于这首诗歌表达的是男女之情还是寄托之说不做详细的讨论，只是借用这些学者的观点表达明清时期对于《相见》这首诗歌，大家已经开始普遍的讨论、接受。
四、近现代
在近代和当代初期，对于《相见》的讨论很少，但是在当代，《相见》几乎成为李商隐无题诗的代表，尤其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两句，为众多人所知晓。在CNKI期刊数据库中输入“李商隐 相见时难别亦难”，即出现1986至2012年间共76篇论文，其中1986至2003年之间，每年关于《相见》的论文只有1或2篇，2004至2012年间，研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12年有9篇之多。对于当代《相见》诗歌被人们广泛接受地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误读成就经典。当代人喜好把“教师”比作红烛和春蚕，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误读为赞美老师敬业、奉献的精神。这样的诗句在很多赞美老师的场合被引用，无形中起到了传播《相见》诗的作用。
第二，教材选编成为范本。各地中学生语文教材的古诗部分都选录了《相见》这首诗歌，在基础教育覆盖率逐年上升的今天，大部分的学生上语文课都学习过这首诗歌，因此，《相见》被中学生熟知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结果。
第三，诗句迎合当代流行歌曲风格。当代流行歌曲的主题多为爱情，部分歌词内容具有中国古诗词风格，香港歌手徐小凤曾以《别亦难》这首歌作为专辑名，且演唱过以《相见》诗歌为歌词的歌曲《别亦难》，这也无形之中对《相见》诗歌进行了另类宣传。
以上就是对于李商隐《相见》诗歌的接受史情况一个简单地梳理，本文并没有详细把每一处对《相见》有收录、评价内容的情况展开论述，但是从这条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看出，从晚唐直至今天，每一个时代的人对于它的接受都有其时代的原因，这首诗歌的价值在不断的被挖掘。
参考文献：
[1]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M].中华书局，2004
[2]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M].中华书局，1980
[3]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M].中华书局，2002
[4]童明辉.李商隐《无题诗》接受史研究[D].湘潭大学，2005
李商隐诗全集范文2
关键词：中学语文；李商隐；经典；情怀
大家都熟知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首诗已经许多教师详细解读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首诗有个时空交错的问题。“问归期”是当下的时间，“巴山夜雨”是当下的空间，然而“共剪西窗烛”却是想象中的未来的时空，要在未来的时空里，又说起过去的，也就是当下的这个时空“却话巴山夜雨时”。所以，李商隐的诗就难在这里，他并不是眼见的那么直白，他总是要婉曲一些。我们需要对李商隐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从他的身世背景到他的诗作特点，只有对他进行全面的了解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解读他的诗作。
一、李商隐的诗“潜气内转”
作为晚唐末世的诗人，李商隐以一首首“深情绵邈”“包蕴密致”的诗留传于世。他的诗“寄托深而措辞婉”，以致于无人作郑笺。“深知身在情长在”，正是因为其诗中的回复曲折的感情步步进逼，层层郁结，一波三折，始终无法宣泄，才使得他的诗寄托深，而这种情源于他特殊的人生命运和悲剧意识，融铸着他的人生悲哀和身世伤感，浸透在诗中逐渐地凝聚成一种浓烈的悲情。谭元春评“其诗深情苦语，无谓而有主情。”张采田则评其诗“潜气内转”,刘学锴先生曾说：“他的诗中贯注着一种深刻的悲剧意识，一种身处衰世者对人生命运深沉的忧伤与哀感。”李商隐认为《樊南甲集序》是美的。李商隐的无题诗沉博绝丽，含意蕴藉，深情婉约，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而其中徘徊重沓的悲情又让人回味不已。周汝昌先生曾以“三才”说“三李”诗，谓太白是才气，长吉是才思，义山是才情。这些题材之中最能凸现这种悲情的便是他的咏物诗，在物象上他选择的是纤柔和细小之物，在内容上不同于以前的咏物诗借咏物之品性高洁，而是抒发对其的品质节操的赞美，或是托物寓志，他的咏物诗则是通过其特有的悲己悯物的心态来体察物，描绘与自己的社会环境相似的物的生存环境，不以描摹物状为主，而是着重抒发物之境遇的感叹，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之境合一，身世合一，慨叹合一，旨在抒发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慨和身世情怀，流露出浓郁的悲情。
二、李商隐的诗纤柔悲惋
不同于李白的纵情山水，喜欢写高山大川巨浪瀑布，李商隐在选择意象的时候，往往从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非常细小、弱小、纤柔之物，如蝶、蜂、蝉、樱桃、野菊、嫩笋、微雨、落花、李花等，无一不是体态弱小之物。即使选取的是古典诗歌中常以吟咏的物，在他的笔下都有一种悲情，“凌寒傲霜雪”的梅，在其诗中则有“寒梅最堪恨，常作去年花（《忆梅》）”的怨情；“春风摇枝条”的柳在其诗中则有“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柳》）”的哀情；“出污泥而不染”的荷在其诗中则有“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的凄情。他的情感附着于微小之物上，着重这些物的无奈、悲遇，借此表达自己内心的悲叹。这种悲情并不是作者特有的，而是缘于他的人生经历，“公先真帝子，我系本王孙。（《哭遂州肖侍郎二十四韵》）”本应该有显赫家世的他经历的是“佣书贩春”的生活，“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他这辈已是门庭衰落，其曾祖、祖父虽然任过官，但只是县令、县尉之类的地方官，而且都是“以疾早世”，累代孤寡，门庭衰薄，这些幼小的经历给诗人留下了难以抹掉的创伤，也使他的内心有一种悲剧意识。
三、李商隐的诗充满了身世悲凉
较之于前辈诗人而言，李商隐在诗中反映更多的是自己的人生感慨和身世情怀，“无论是写景、纪行、酬赠、怀古，都贯串着或渗透着身世之感和人生之感，呈现出诗人独特在形象与个性。”“一些咏物诗、悼念诗、咏怀诗、题画诗，尽管品类不同，但大多数表现身世的自慨。”他的咏物诗表面上写物的遭遇和环境，其融入的是他本人的身世遭遇，流露出浓郁的伤感和悲哀，伤物与哀己合一。“由于他的悲剧的身世，在更多情况下，是用悲剧的眼光和心理来看待人生，感受外物。”因此其诗中弥漫的依然是他心中抹不去的悲情。李商隐曾在《上令狐相公状二》中说：“因情寄情，寓物成命。”又曾说“楚雨含情皆有托”，正因此使他的咏物诗含蓄蕴藉，包蕴密致，而且从这些物的描写之中，我们通过物的遭遇，看到的是李商隐个人的独特的身世遭遇，体味到的是他的身世悲叹，与表达的人生感慨不同，着重抒发的是身世体验，比之与感慨而言，更有一种浓郁的悲情，这是他亲历之后，内心的更沉重的哀叹。李商隐十六岁曾“以古文出诸公间”，受到令狐楚的欣赏，从其那学习骈文，随其出席公宴，受其提携，曾有得意之时。在崔戎之处，也受到知遇。十年应举后中进士也曾被赏识曾入秘书省。然而这一切只是那一瞬间，回想起来或许就是《锦瑟》中描写的“才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种前后的对比使他产生“先荣后悴”的体验。“下苑他年未可追，西州今日忽相欺。水亭暮雨害犹在，罗荐春香暖不知。无蝶殷勤收落蕊，有人惆怅卧遥帏。章台街里芳菲伴，且问宫腰损几枝？《回中牡丹为雨所败其一》”，诗中所说的曾植于长安曲江苑囿的牡丹何其受宠，明媚鲜艳，而此时沦落于西州，遭风吹雨淋，连蝶也不来问津，寒意逐渐浓了，牡丹更加孤寂落寞，无人赏吟，然而此时此刻在长安，那些章台柳却承厚天恩，正在一展摇曳芳姿。作者一生坎坷困顿，但前期中进士和入秘书省，在当时一般文人心目中，仍可算春风得意。尤其是处在晚年的境地回看前期，更有天壤之别。故本篇抒发的当有作者的身世之感。无论从内容看无论是寄寓人生慨叹，还是身世体验，都隐隐地透露出他的悲剧情怀，而并不是对物的形态作刻画，注重抒发的是他心底的悲情。
参考文献：
[1]刘学锴.李商隐诗研究[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56.
李商隐诗全集范文3
关键词：唐彦谦；李商隐；诗歌；师承；职称论文
（一）在题材上，唐彦谦的咏物诗和咏史诗，无论从诗歌手法还是风格上，都和李商隐的咏物诗和咏史诗相似。
咏物诗至晚唐可谓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元人方回说：“晚唐人非风花雪月禽鸟虫鱼竹书，则一字不能作”，从侧面揭示了晚唐诗人对风物的特殊癖好，可见晚唐咏物诗之多。李商隐和唐彦谦创作了数量不少的咏物诗可以说是这一诗歌创作倾向的反映。但是和其它诗人相较，李商隐的咏物诗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从唐彦谦的咏物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这种不同的传承。晚唐咏物诗表现出两种明显的倾向，即：致力于穷形尽相的图貌摹态，笔致精工纤巧，有的绮艳无骨，排比，偶韵较律，形式主义较为严重。如皮日休和陆龟蒙的酬唱之作有《茶中杂咏》（十首）、《渔具诗》（十五首）、《奉和袭美茶具十咏》等等都具有此种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托物讽世之作很多。如袁郊的《月》、曹邺的《官仓鼠》、韩??摹豆鄱芳ε甲鳌贰⑻票傅摹兜琅阅尽返龋?浞泶痰拿?晁?颍?现粱实邸⒐倭牛?轮两奖∈烂妫?匏?话??br>李商隐创作了一百多首咏物诗，其中也有图貌摹态之作，如《微雨》、《落花》、《牡丹》等；也不乏讽刺之作，如《赋得鸡》、《乱石》等，但是不同之处是，李商隐还创作了许多托物寄怀之作。诗人借咏物抒发因仕途抑塞、挫折频仍而产生的凄切悲伤之感，表现出低徊深婉、摇荡人心的悲剧美。这些咏物诗的成就最高对后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如《流莺》：
流莺飘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巧岂啭能本无意，良辰未必有佳期。
风潮夜露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1
流莺的飘荡哀鸣，欲栖无枝，寄寓了诗人陈情不省，身世飘蓬之感。
唐彦谦的部分咏物诗直接继承了李商隐这种悲美的风格。这些咏物诗托物寓怀，对于所咏之物较少作精切工细的描绘，而是着重写其生存状况，揭示其心理活动和内在精神，亦即“略貌取神或离形入神”。无论是在劲风危露中频嘶的《夜蝉》（翠竹高梧夹后溪）还是在潮湿阴暗中乱舞的《萤》（日下芜城莽苍中），诗人都着重刻画它们生存环境的冷寂和它们受人冷落的无限凄凉的心绪感受。表面在咏物，但似乎更像是诗人的自伤，它们和寂寞枯槁的诗人形象融为一体，成了诗人的化身，诗人精神的载体。这两首咏物诗极似李商隐的《流莺》，以物暗喻诗人自己，对于物的生理特性，诗人都无一语言及，风格上都具有一种哀婉的悲美。
唐彦谦对李商隐的传承在诗歌体裁上还表现在咏史诗上。咏史诗，自东汉至唐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彦谦对李商隐咏史诗的学习，古人都有所赞誉，认为能得义山讽谕的精髓。其实，唐彦谦不仅仅是在构思立意上学商隐，在咏史的题材上更是亦步亦趋。唐彦谦现存咏史诗十一首，其中有七首在题材和立意上和李商隐的咏史诗十分相像。李商隐有不少讥刺皇帝求仙虚妄的咏史诗，其代表之作当推《瑶池》、《汉宫词》，这两首诗都属于借古讽今，以周穆王和汉武帝求仙之事来讽刺唐朝皇帝求仙媚道的愚昧和虚妄。唐彦谦的《穆天子传》和《汉殿》不仅所咏之事与之相同，而且连遣词造句都有相仿之处。如“王母清歌玉管悲”、“鸟去云飞意不通”和“瑶池阿母绮窗开”、“青雀西飞竟未回”可见模拟的痕迹。此外《汉嗣》、《四老庙》、《见隋炀帝宝帐》、《骊山道中》分别和李商隐的《题商山四皓》，《隋宫》，《骊山有感》等篇相似，或借讥讽隋炀帝的荒淫奢靡来影射当朝者的铺张浪费，或讽刺唐玄宗关键时刻不能制敌而连自己心爱的妃子也难以保全的可悲。
（二）在诗歌的情感方面，情理兼备，于社会反思中融入身世之感，深沉悲怆。
李商隐的一生可谓不幸，生父早亡，自小漂泊，家境艰难。后又因婚姻之事开罪牛党，以后的大半生都处于牛、李党争，南衙北司相互倾轧，水火不容的境地中，动辄得咎，虽多次哀哀陈情，剖白无辜，但终不为原谅，致使一生悒悒不乐，“欲回天地入扁舟”的理想无法实现，“猜意??竟未休”的局面不得改变。形之于诗歌，就多回环迂折、深情缅邈之作。不论是指陈时弊的咏史诗还是借物抒怀的咏物诗还是朦胧难解的爱情诗，都浸透着诗人的社会人生之感，形成一种迂回缠绵、深沉悲怆的感情基调。
唐彦谦身处末世，遭遇乱离，又兼仕途坎坷，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一样岌岌可危，风雨飘摇。所以在他的诗歌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和李商隐相似的家国人生之感。诗人将动乱的时代、淹蹇的身世、凄凉的情怀融入诗歌中，感情深沉凝重，其《秋霁夜吟寄友人》一诗：
槐柳萧疏溽暑收，金商频伏火西流。尘衣岁晚缘身贱，雨簟更深满背秋。
前世悲凉何足道？远书慵懒未能休。惟思待月高梧下，更就东林访惠休。2
首联写景，点明时令，夏去秋来，“萧疏”一词，已见萧条凄凉之意。颔联紧承上联，写明时间和环境，“岁晚”之时，已有迟暮之感，更兼风雨飘摇，诗人放眼望去，满目尽是秋色，凄苦之情更加难奈。五、六联抒情，写诗人的身世之感。上联意为往事悲凉已不堪回首，而现实亦是萧条，前世不足以道，更显眼下之凄苦，诗人百无聊赖，来自远方亲友的书信，诗人更无心回复。因为往事凄凉，现实聊赖，竟无一事可说！尾联写诗人心灰意懒之余，竟生遁世之念！诗人虽未言及动乱的世事及坎坷的一生，但一句“前世悲凉何足道”，已将所有囊括其中，感情深沉悲凉。再有《红叶》，写红叶的凋谢飘零，诗人的怜惜之情，深邃而沉痛，状物抒情，细腻婉转，借叶之凋零，寄寓了诗人漂泊无依的身世家国之感。其它的如《克复后登安国寺阁》（千门万户鞠蒿藜），中和三年春，唐朝军队击败黄巢起义军，收复长安。这首诗写诗人于克复后重游长安的所见所感。昔日繁华的长安，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满目凄凉。诗人面对今昔如此强烈的对比，如入梦幻，夜晚寥落的星辰下是历经沧桑后精神恍惚无着的诗人形象。全诗感情苍凉悲怆。
（三）在诗歌语言上，唐彦谦擅长用典，无论是在典故的选取上还是典故的运用手法上都是直承玉溪。
李商隐诗全集范文4
论文摘要：唐彦谦是晚唐颇有特色的诗人。他一方面学温、李而显柔关华艳；一方面师工部而显深沉凝重，故能自成一家。因而对宋初的西昆体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旨从三个方面对其诗歌进行分析阐述，以见唐彦谦诗歌创作的多样性。
一、生平及创作概况
唐彦谦，(8487一?)…，字茂业，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唐初功臣、礼部尚书唐俭裔孙。少师温庭筠为诗。咸通中，应进士举，十馀年不第。或云咸通二年(861)登进士第。乾符末，避乱汉南。中和中，王重荣镇河中，召为从事，历河中节度副使，晋、慈、绛三州刺史。光启末，重荣遇害，贬汉中掾曹。杨守亮镇兴元，署为判官，累官至副使，阆、刺史。晚年隐居鹿门山，号鹿门先生，专事著述。彦谦博学多艺，文词壮丽，至于书画音乐，无不出于辈流。著有《鹿门集》3卷，同时人郑贻为之辑缀作序。附拾遗1卷，续补遗1卷，收入清沈宗畸辑《晨风阁丛书》。《唐诗百名家全集》中也曾收录，题作《鹿门诗集》。事迹见新、旧《唐书》及《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今存诗一百八十多首，《全唐诗》编为两卷。但其中羼入元人戴表元、许谦等诗数十首。今人王兆鹏有专文论述，可参见。
唐彦谦是晚唐重要诗人。《唐才子传》说他“博学足艺，尤长于诗。”“初师温庭筠，调度逼似，伤多纤丽之词；后变淳雅，尊崇工部，唐人效甫者，为彦谦一人而已。”说明唐彦谦在晚唐诗人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唐彦谦创作的主要成就是近体诗，他能在唐末独树一帜，正是因为他“既不同于皮日修、陆龟蒙之填塞古事，也不似杜苟鹤、郑谷之浅豁俚俗，更别于韦庄、罗隐之务趋条畅”；2J而是既有温李(温庭筠、李商隐)的深情绵邈，又有老杜的深沉凝重，且能融合贯通而自成一家。现阶段关于唐彦谦诗歌的研究还比较欠缺，论文为数不多，其它的也仅是散见于各种文学史上的只言片语，至今没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故知颔下采珠，难求十斛，管中窥豹，但求一斑。本文也只能是挂一漏万式的概略扫描了。
二、师温、李柔美华艳
据《旧唐书》本传，“彦谦博学多艺，文词壮丽，至于书画音乐博饮之技，无不出于流辈。尤善七言诗，少师温庭筠，故文格相类。”《唐才子传》亦云：“初师温庭筠，伤多纤丽之词。”又《才子传》仅云彦谦诗学温庭筠，而不及学李商隐事。但我们依然可从其它文献的记载中考得唐彦谦诗学李商隐。如《纪事》云：“彦谦学义山为诗。”《全唐诗话》卷四“李商隐”条亦云：“鹿门先生唐彦谦为诗纂，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怆，盖其一体也，然警绝之句亦多有。《一瓢诗话》云：“唐茂业有诗极似玉溪，想亦如李洞之师贾岛，故臭味不殊。”
唐彦谦在咸通、乾符年问累举不第，久居京城，不免受到都市逸乐之风的熏染，加之他本人喜学温、李诗风，创作了部分近于艳情的诗歌。《唐摭言》称：“咸通、乾符中，以为气焰温李。”因此，温、李的绮艳裱丽在诗人身上也有表现。李商隐对爱情生活中精微幽约的情绪感受的细致刻画对唐彦谦的影响最大。如，彦谦《无题十首》：
其一“细草铺茵绿满堤，燕飞晴日正迟迟。寻芳陌上花如锦，折得东风第一枝。”
其二“锦筝银甲响鹉弦，勾引春声上绮筵。醉倚栏杆花下月，犀梳斜鹑鬓云边。”
其三“楚云湘雨会阳台，锦帐芙蓉向夜开。吹罢玉箫春似海，一双彩凤忽飞来?”
其五“谁知别易会应难，目断青鸾信渺漫。情似蓝桥桥下水，年来流恨儿时干：”
其十“杨柳青青映画楼，翠眉终日锁离愁。杜鹃啼落枝头月，多为伤春恨不休。”
唐彦谦的这组诗名为《无题》，容易使人联想到李商隐的“无题诗”。的确，作品的整体风格和内容很相近，有些诗句直接从李诗中化来，如其三的“谁知别易会应难”便和李诗的“相见时难别亦难”有异曲同工之妙。除其一(细草铺茵绿满堤)格调稍微明快以外，组诗的主体格调低沉，大都写男女别离之苦，相思之痛。期待佳人回归，鸳鸯重会。他的这组诗中较少李商隐爱情诗里固定的境象和瑰丽多姿的隐比象征符号。唐彦谦虽然在这方面的技艺不及李商隐，但因此可以避免由此产生的隐蔽晦涩和给读者造成的阅读上的困难，显得自然轻快得多，余味无穷而无晦涩之感。如其六描写闺怨：“滴漏铜龙夜已深，柳梢斜月弄疏阴。埋怨芳草年年恨。剔尽灯花夜夜心。”通过夜深漏滴斜月弄影的环境烘托，夜剔灯花这一细节的描写，将闺妇夜夜不寐、幽怨相思之苦充分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对女性心理的细腻揣摩，借助环境气氛的烘染、自然景物的映衬构成婉曲的意境，与婉约词的表现手法极为相似，这也使唐彦谦的《无题诗》更具典型性。
唐彦谦少师温庭筠，温诗更多的是以对异性的体态容貌的刻画为特征，追求感官上的满足。如《春晓曲》：“家临长信往来道，乳燕双双拂烟草。油壁年轻金犊肥，流苏晓帐春鸡早。”闺情生活往往被他写得极裱丽绮艳。而唐彦谦《无题十首》其二中的“醉倚栏杆花下月，犀梳斜鹑鬓云边。”和其三中的“楚云湘雨会阳台，锦帐芙蓉向夜开。”或写女性的曼妙形体，雍容之姿，或写怜香惜玉之态，无不婉转细腻。虽亦有香艳之味，但无“当时淫靡的‘玩亵’之气。除去了温派的轻薄习气。”尽管时常浮现出昔日“漫折长亭柳”欲寄同心结，但始终是“目断青鸾信渺漫”。最终只能借手中“银瓶”浇心中相思之苦，却只能“和泪入愁肠”。夜半也只能是“多情惊起双蝴蝶，飞入巫山梦里来”。(引自《无题十首》其九、五、四、八)这种轻纱漫舞似的相思离愁在唐彦谦的笔下更生杳然之姿。这不能不说，唐彦谦诗学温、李而出于温、李，自成一家。
除上面举的《无题十首》之外，彦谦《离鸾》：“闻道离鸾思故乡，也知情愿嫁王昌。尘埃一别杨朱路，风月三年宋玉墙。下疾不成双点泪，断多难到九回肠。庭前佳树名栀子，试结同心寄谢娘。”明代胡震亨评日：“唐彦谦诗学温、李，‘下疾不成双点泪，断多难到九回肠’，何减‘春蚕“蜡烛’情藻耶?”(此二句尤得李商隐情诗神髓。且在之中运用了“王昌”、“杨朱路”、“宋玉墙”等典故，增强了诗歌的含蓄性。有声，有色，有巧对，值得读者去仔细玩索。唐彦谦学温、李的爱情诗还可举出《翡翠》、《春日偶成》、《葡萄》等。但这些诗大都偏于绮艳，显然受到了“咸、乾时代留连声色、纵情逸乐这一世风的影响”。
但唐彦谦一些写景抒情小诗，情思细腻，笔调轻婉，如《小院》：“小院无人夜，烟斜月转明。清霄易惆怅，不必有离情。”纪昀评日：“真情新语，此乃妙于言情。”徐增评：“的有雅人深致，唐贤之妙如此。”(《而庵说唐诗》)又有《春残》：“景为春时短，愁随别夜长。暂棋宁号隐，轻醉不成乡。风雨曾通夕，莓苔有众芳。落花如便去，楼上即河梁。”写尽春尽时的惜春，送春情感，竞境与格调逼似李商隐的《小园》、《晚晴》等作。这些诗摒弃了李商隐的“埋没意绪”和用典晦涩深曲，用语明快，因而意境显豁。
三、师杜甫深沉凝重
不过唐彦谦学温、李的诗，毕竟有些伤于纤丽，内容不太充实。其实更有价值的还是那些兼师杜甫而提高其风格的作品。《唐才子传》云“后变淳雅，尊崇工部，唐人效甫者，为彦谦一人而已”。他的师承杜甫，并不局限在艺术形式与风格方面，而是对其思想格调的继承。唐彦谦生逢乱世，据“乾符末，河南盗起，两都覆没”。(《旧唐书》)“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_6J此时的统治阶级已无力发挥任何作用了，李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进一步走向瓦解。他的诗歌同样也刻画了那一时代的历史和人民的遭遇，表现了他关注现实、忧念民生的情怀。
他曾自述道：“花染离庭泪，葵倾报国心。”(《留别》)“堪恨贾生曾恸哭，不缘清景为忧时。”(《八月十六日夜》)有些近体诗中有似杜甫反映战乱、自伤流落的片断，如“可怜今夜月，独照异乡人。”(《客中感怀》)有时格调沉郁、意境浑成和字句之间的锻炼竞能酷似老杜，如“愁牵白发三千丈，路入青山几万重”(《道中逢故人》)；“客路三千里，西风两鬓尘。”(《客中感怀》)“日晚宿留城，人家半掩门。群鸦栖老树，一犬吠荒村。争买鱼添价，新芎酒带浑。船头对新月，谁与共清沦。”(《宿独留》)等诗混之杜集，难辨真伪。有些古体诗发扬老杜的写实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当举《宿田家》：
落日下遥峰，荒村倦行履。停车息茅店，安寝正酣睡，忽闻叩门急。云是下乡吏，
公文捧画柙。鹰隼驾声势，良民惧官府。听之肝胆碎，阿母出搪塞，老脚走颠踬。
小心事延款。口余粮复匮。东邻借种鸡。西舍觅芳醑。再饭不厌饱，一饮直呼醉。
明朝怯见官，苦苦灯前跪。使我不成眠，为渠滴清泪。民膏日已瘠，民力日愈弊。
空怀伊尹心，何补尧舜治。
以质朴的语言，平实的叙述，写出了下级胥吏直接敲剥农民，百姓对官吏皆“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的真实情况。其《采桑女》“侵晨探采谁家女手挽长条泪如雨。”“让我们看到唐彦谦似杜甫一样的“民胞物与”的情怀。彦谦一生仕途坎坷，官位不高。但他在悲凉的境遇中永远涌动着对民生多艰的关注，书写着对家国世事的忧虑。这也是我国古代许多诗人的共同特点，是儒家思想长期在士大夫心灵积淀的结果。孔子云：“未能事人，岂能事鬼。”要求诗人关切现实，有兼济天下之志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在这一点上，唐彦谦和杜甫一样，用他们独特的眼光把握历史，用不同的歌喉去吟唱他们的时代。“唐人不学杜诗，唯唐彦谦与今之黄亚庶、谢师厚景初学之。”(《后山诗话》)又郑贻《鹿门诗集序》评云：“并山川英淑奇丽……君出其中，偏于逸歌长句，骏奔踔厉，往往而剧。李白、杜甫死，非君而谁哉?”足以见得唐彦谦学杜诗在晚唐咸、乾时代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四、用事精切与浅近通俗
喜欢用典是李商隐诗的一个重要特色。宋人吴炯曾讽刺其诗用典过多而有“獭祭鱼”(《五总志》)之嫌。然而，其大多数用典却是精工而又贴切的。《唐才子传》所云彦谦诗“极能用事”，盖亦与其诗学李义山之好用事之故实。“唐彦谦绝句，用事隐僻，而讽喻悠远似李义山。如《奏捷西蜀题沱江驿》云：‘野客乘轺非所宜，况将儒服报戎机。锦江不识临邛酒，幸免相如渴病妇。’即李义山‘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之意。……首首有蕴藉，堪吟咏，比之贯休、胡曾辈天壤矣。”(《升庵诗话》)
在具体做法上，唐彦谦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最突出的就是一择字用典。即是在仔细分析典故的基础上，将原文加以提炼，只择其关键字加以点化，从而熔铸新句，变成他表达感情构成诗境的鲜活材料。如其《试夜题省廊柱》云：“麻衣穿穴两京尘，十见东堂绿桂春。今LI竞飞杨叶箭，魏舒休作画筹人。”“东堂”指晋宫正殿，晋文士郄洗欲东堂对策，上中第，自比为“桂林之一枝”。后世遂将“中第”称为“折桂”。彦谦摘出“东堂”和“桂”字，穿插于诗句。表明自己虽又落第，但始终怀抱着“东堂春梦”的希望。又如“试才悲庾薤，求味笑周菘”。(《移莎》)所用陆龟蒙甫里集十四种酒赋：“周子之菘向晚，瘐郎之薤初春”之句，彦谦择出“瘐薤”“周菘”熔炼其中，既简洁，又能直接突出作者的闲适心情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
其最快炙人口的两篇咏史佳作《长陵》和《蒲津河亭》也因其用典的贴切妥当，历来为各代诗评家所称颂。山谷言：“唐彦谦诗最善用事。其《过长陵》诗云：‘耳闻名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杯。千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斜重回头。’又《题蒲津河亭》云：‘烟横博望乘槎水，上文王避雨陵。’皆佳句。”(《洪驹父诗话》)能被有“吊书袋”之称的黄庭坚所称颂，必是有其过人之处。冯班评《蒲津河亭》云：略点“乘槎”、“避雨”两故事。“烟横”、“月上”二字含却古之无限感慨，如此用事，千古不得一句也。许印芳评《长陵》语：“后半讥其重武轻文，妙在语无痕迹。”(《瀛奎律髓汇评》)
用典固然能提高诗歌内涵的厚重感，显示作者的才学，但也会因为典故的隐蔽性晦涩感，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困难。彦谦诗歌的多样性还在于他既能驾轻就熟的运用典故，造成厚重的历史感；而且可贵的是，又能将语言玩转如弹丸，清透而圆转，浅近通俗。在具体的描写中，通过自身的感受，运用灵活的语言去表现原生态的生活情景。这和因用事而带来的晦涩恰巧构成了彦谦诗的两道不同风景。试看《蟹》篇：
湖田十月清霜垡，晚稻初香蟹如虎。扳罾拖网取赛多，篾篓挑将水边货。
纵横连爪一尺长，秀凝铁色含湖光。蟛蜞石蟹已曾食，使我一见惊非常。
买之最厌黄髯老，偿价十钱尚嫌少。漫夸风味过蝤蛑，尖脐犹胜圆脐好。
充盘煮熟堆琳琅，澄膏酱渫调堪尝。一斗掰开红玉满，双螯爹出琼酥香。
岸头沽得泥封酒，细嚼频斟弗停手。西风张翰苦思鲈，如斯风味能知否。
物之可爱尤可憎，常闻取刺于青蝇。无肠公子固称关，弗使当道禁横行。
此诗读来，使人眼前顿生一幅活泼泼的市井生活图。从鲜蟹上岸待沽，对其进行外形上的描写(连爪一尺长、铁色)，到细心挑选付钱交易(偿价十钱)，再到对美味品尝的描写(澄膏酱渫调、一斗掰开)。无不惟妙惟肖，笔触细腻，通俗易懂，不禁让人有与作者同享这人间珍味的欲望。最后的“无肠公子”更给诗作增添了几分谐谑的色彩，我们更应赞叹唐彦谦在语言通俗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了。前面我们提及唐彦谦诗学杜甫，这不仅体现在对现实社会的反映批判上，而且在语言和题材的通俗化方面也有借鉴。杜诗的平民化，表现在对日常生活情趣的津津乐道。如《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吊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处更何求?”诗里没有一点贵族气，只有纯朴的乡村平民情趣而且也很口语化。特别是人蜀后所作，有意别开生面，以方言俗语人诗，宋人吴可《藏海诗话》称：“老杜诗云：‘一夜水高三尺强，数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游船卖，无钱却买系篱旁。’与《竹枝词》相似，盖即俗为雅。”其实诗歌语言的质实坦露、浅显通俗，在唐末诗坛已形成一种时尚与趋势。明人胡震亨云：“又如‘争似尧阶三尺高’，‘刘向原来不读书’等句，搀人议论，皆仅去张打油一间”，正揭示了晚唐有些作品近于‘打油’的浅俗语言特征。由于唐彦谦有过长时间陈迹下僚，屡试不第的市井生活。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也顺应了这种语言的大众化转向，体现出平民意识与市井趣味。“使人深切的感受到庶民的生活气息”E8他的《索虾》诗云：“双钳鼓繁须，当顶抽长矛。鞠躬见汤王，封作朱衣侯”诗人巧用双关语，将这种瞬息的变化诉诸于笔端，既极其真切又出人意表，既形象又极具喜剧性。乃见唐彦谦是个注意观察生活，享受生活乐趣的人。这种“冲口而出，纵收而成”的艺术效果当以自然胜，正因为作者贴近现实生活，才能真正做到“触物兴怀，涉笔成趣”。但不论是“吊书袋”，抑或是口语化的浅近通俗，这都有赖于唐彦谦能将语言熔铸一炉，而自铸新貌。语要“惊人”方可“休”，这也是他在语言表达上力求创新的结果。
李商隐诗全集范文5
论文摘要：李商隐的政治诗忠实地记录了晚唐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面貌，具有鲜明的政治内容和时代意义。因记述史事的翔实、直率，而放射出诗史的光彩。
李商隐是以爱情诗特别是以“论文关键词:郑谷诗史内容艺术手法风格
论文摘要:晚唐诗人郑谷，创作了大量堪称“诗史”的诗篇。他通过运用典型化的手法，将叙事、抒情巧妙地结合，广泛而深刻地揭示了唐末的社会现实及世人的心理状态，呈现出沉郁的风格，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
郑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生于宣宗大中年间，卒于唐尽梁初之时，主要经历彭、嘻、昭、哀四朝。生逢乱世，际遇坎坷。在其现存的诗歌中，约有三分之一反映了唐末的社会现实及世人的心理状态，堪称“晚唐咸通后禧、昭宗时代的诗史。
在中国诗歌史上，“诗史”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晚唐孟菜的《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由此可见“诗史”最早是用来评价杜甫诗歌创作的。自孟茶后，历来对“诗史”的解释众说纷纭，总体说来，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诗史善纪事”(邵雍《诗史吟》)。即“诗史”应广泛反映时事，可以诗证史或补史之网。如黄宗羲《姚江逸诗序》云:“诗之为史相表里也”，《万履安先生诗序》云:“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谓一代历史，未闻以诗补史之网o”另一种则认为“诗史”不仅记载时事，还通过个人生活遭遇及情感体验，多方面反映时事，是广阔的时代背景、深刻的历史内涵、生动的精神世界的统一，是一代历史与心灵史的结合。如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云:“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疾，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浦起龙《读杜心解》亦云:“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全面，因为‘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刻，……它能‘急剧地改变几乎所有人的生存状态’，从而活生生地发生在几乎每个人的行为中，发生在每个人的喜怒哀乐中。因此，“诗史”既包含诗人生活时代的社会现实，也包含由此而产生的情感体验，是用诗的形式来反映历史生活的真实面貌和诗人敏锐感受到的时代氛围，在揭示社会的本来面目和心理状态的同时，从更高层次上把握历史精神。
基于上述“诗史”标准，根据严寿澄、黄明、赵昌平《郑谷诗集笺注》，经初步统计，郑谷现存诗三百二十余首，其中堪称“诗史”的有百余首。这些诗作广泛而深刻地展现了唐末社会动荡、王室衰微、民生疾苦的时代风貌，并将亲身经历和主观感受融汇其中，扣人心弦，感人至深。
晚唐末期，战乱频繁发生，人民四处逃亡，到处呈现出一片衰败景象。在郑谷的诗歌中，有大量关于战争及其战后景象的描写。“高秋军旅齐山树，昔日渔家是野营。牢落故居灰烬后，黄花紫蔓上墙生。”(《诸宫乱后作》)反映了黄巢攻破长安前，江陵两遭兵火的破败景象。《梓漳岁暮》:“江城无宿雪，风物易为春。酒美消磨日，梅香著莫人。老吟穷景象，多难损精神。渐有还京望，绵州减战尘。”揭示了黄巢被镇压后，中和四年东西川杨、陈交兵，嘻宗及从难臣民归途阻绝的史实。《长安感兴》所记“落日狐兔径，近年公相家”的景况可视为史载乱后“荆棘满城，狐兔纵横”的印证。‘旧暮寒擎急，边军在雍岐。”(《摇落》)表现了对新的战事的隐忧。此外，《镁破》《漂泊》《初还京师寓止府署偶题屋壁》《奔问三峰寓止近墅》《壬戌西幸后》《黯然》等，也均对唐末战争及战后的凄凉景象有所反映。
战争的频繁发生，势必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加之赋税的沉重，地主富商的盘剥，百姓生活贫困、流离失所，与之相反，权贵们却仍旧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郑谷关心民生疾苦，并对此进行了广泛反映。《感兴》:“禾黍不阳艳，竞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卖花人。”通过描述百姓荒废田园，竞相种花的奇特景象，揭露了富豪之家奢靡的生活。《偶书》:“承时偷喜负明神，务实那能得庇身?不会苍苍主何事，忍饥多是力耕人。”反映了百姓的贫困生活，并流露出深深的同情。而《锦二首》其一:“布素豪家定不看，若无文彩人时难。红迷天子帆边日，紫夺星郎帐外兰。春水灌来云雁活，夜机挑处雨灯寒。舞衣转转求新样，不问流离桑拓残。”将贫苦百姓的雨夜挑机、清灯荧荧、饥寒交迫，与达官贵人的舞衣旋转、香风阵阵、仙乐飘扬，进行对照，愤慈之情溢于言表。
同时，郑谷对统治者的昏庸、官场的黑暗、科场的不公也进行了揭露与批判。《顺动后蓝田偶作》:“小谏升中谏，三年侍玉除。且言无所补，浩叹欲何如。宫网飞灰烬，殡墙落里间。蓝峰秋更碧，沾洒望变舆。”悲叹帝王不听取臣下意见，一意孤行，导致倾覆的可悲下场。((蜀江有吊》:“孟子有良策，惜哉今已而。徒将心体国，不识道消时。折槛未为切，沉湘何足悲。苍苍无问处，烟雨遍江篱。”痛斥宦官对朝政的掌控及对忠良的迫害。《早人谏院二首》其一:“玉阶春冷未催班，暂拂尘衣就纷眠。孤立小心还自笑，梦魂潜绕御炉烟。”反衬官场的污浊与险恶。《赠杨夔二首》其二:“时无韩柳道难穷，也觉天公不至公。看取年年金榜上，几人才气似扬雄。”揭露科举舞弊的盛行及对人才的埋没。总之，末世的种种弊端几乎都在郑谷诗作中有所体现。此外，长期的科举和仕宦生涯，使郑谷四处漂泊、颠沛流离。在这一过程中，他已深深感受到李唐王朝日趋没落、无可挽救的现实。统治者的闭目塞听，官场的黑暗污浊，世风的浇薄腐化……这些，他都无力改变，只得在风雨飘摇中保持自己不与奸候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并最终选择隐退。这从“谁知野性真天性，不扣权门扣道门。”(《自遣》)“坐看群贤争得路，退量孤分且吟诗。”(《春暮咏怀寄集贤韦起居衰》)中均可体现出来。尽管诗人的这种洁身自好思想及归隐志趣，显得十分消极和软弱，但亦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体认，亦是对黑暗社会的抗争，在唐末朝政日非的情况下，难能可贵。本文由中国收集整理。
综上所述，唐末的社会现实及时代风貌几乎都能在郑谷漂流江湖的一叶扁舟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这些诗歌，堪称唐末“诗史”。
与诗歌的“诗史”性质相适应，郑谷在艺术手法和风格上也力求创新，别具一格。
他不单纯的以事感人，而是注重主观情感的抒发，将叙事、抒情融为一体，记叙的是时事，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抒发的是一己情怀，从而更具感动人心的力量。《送进士许彬》:“泅上未休兵，壶关事可惊。流年催我老，远道念军行。残雪临晴水，寒梅发故城。何当食新稻，岁稳又时平。”在记叙徐、洒一带连年征战及乱后城池荒废的同时，抒发无限的痛惜及对河东唐师讨李克用失利的忧虑。《奔避》:“奔避投人远，漂零易感恩。愁髯霜飒飒，病眼泪昏昏。孤馆秋声树，寒江落照村。更闻归路绝，新寨截荆门。”记录了秦宗权久围荆南，道路阻绝，诗人滞留蜀中的史实，并表达了内心的愁苦和绝望，巧妙地将客观的真实叙述与主观的强烈抒情相结合。
同时，他善用典型化的手法，选取富有代表性的事件和意象，进行细致人微的叙述和描写，充满真实感。《巴江》:“乱来奔走巴江滨，愁客多于江激人。朝醉暮醉雪开雾，一枝两枝梅探春。诏书罪己方哀痛，乡县征兵尚苦辛。鬓秃又惊逢献岁，眼前浑不见交亲。”通过避乱人蜀、嘻宗罪己、乡县征兵等典型事件，从侧面反映唐末的第二次大动乱及其对社会的破坏。《江际》“杳杳渔舟破嗅烟，疏疏芦苇旧江天。那堪流落逢摇落，可得潜然是偶然。万倾白波迷宿鹭，一林黄叶送残蝉。兵车未息年华促，早晚闲吟向沪川?”选取了“渔舟破嗅烟”“芦苇旧江天”“白波迷宿鹭”“黄叶送残蝉”四个萧条冷落的意象，反映了战乱带来的凄凉色彩，传达了流落江湖的落寞情怀。通过对具体事件的叙写及对细微景象的描绘，使诗歌的表现力大大增强。
沉重的现实主题、悲伤的孤寂情怀、凄凉的场景选择，使得郑谷的“诗史”带有沉郁的风格。唐王朝的摇摇欲坠，使得大唐盛世终成历史、中兴之梦化为泡影，晚唐的诗人们已不可能再拥有盛唐文人的昂扬雄风和中唐士子的矫激不平，他们只有怀着浓重的悲哀走向自我心境的挖掘。郑谷虽力矫“浮华重发作，雅正甚湮沦。”(《故少师从翁隐岩别墅乱后棒芜感旧枪怀遂有追纪》)的时风，亦不免染上末世的衰飒，因此二者的沉郁并不相同。“杜诗之沉郁如雪中之松，苍劲挺拔;而郑谷诗的沉郁则如‘霜中之菊’，凄凉悲切。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每当社会处于剧烈动荡之际，“诗史”的出现就会成为时代的必然。(诗经》如此，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如此，杜甫如此，郑谷亦如此。尽管他的成就不及前人，但亦是构成“诗史”链上的必要一环，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亦晚唐巨擎矣。”一类的爱情诗著称于世的。但同时，李商隐也是一位关心晚唐现实政治和国家命运的诗人，他现存约六百诗中，直接抒写时事和用咏史的方式间接反映现实政治的作品约占六分之一。晚唐时期许多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包括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生凋敝等现实社会内容，都在他的诗中有直接鲜明的反映。本文拟就李商隐政治诗的时代认识价值及其“诗史”意义，作一初步探讨。
一、晚唐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记述
唐朝宦官专权，自玄宗重用高力士始。这种情况发展到晚唐，宦官操纵着皇帝的废立，势焰熏灼，成为统治集团中最凶暴、最黑暗的势力。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文宗和宰相李训等密谋诛除宦官，结果被宦官仇士良等发觉，抢先劫持文宗，指挥禁军大肆捕杀朝官，造成长安一带“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浩劫。事变发生后，政治形势异常险恶。然而年轻的诗人李商隐却愤激于怀，义无返顾地写下了《有感》二首、《重有感》和《曲江》等一系列声讨檄文。在当时无异如空谷足音，放射出夺目的思想光彩。诗人详尽地记述了这次事变的经过:“御仗收前殿，凶徒剧背城，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事变突发，宦官拚死反扑，长安城充满恐怖气氛。之前李训、郑注等结怨甚多，事件发生后，舆论极为混乱，李商隐独能别具只眼，把抨击的矛头指向真正的罪魁—宦官。“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肯定他们“锐意去恶”的本意未可抹杀，同时对文宗的倚用非人，予以冷峻的批评。何悼说:“唐人论甘露之事，当以此诗为最，笔力亦全”。全诗传达出诗人对含恨九泉的志士们的沉痛哀悼，以及自己不屈不挠抗争黑暗势力的心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甘露之变”是义山成年以后遇到的第一桩政治大事，他创作的战斗锋芒一下子就脱颖而出。事变后的第二年，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质问杀害宰相王涯等人的罪名，表示要“誓以死清君侧”，李商隐悲喜交加，作《重有感》纪怀: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
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华与高
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诗中贯穿着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关注，痛感无人像鹰年那样奋翼高秋，对残民乱政的宦官恶势力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同年春天，他还写了一首《曲江》，在今昔对比中抒写出事变对唐王朝命运的深刻影响:“死忆华亭闻鹤，老忧王室泣铜驼。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诗人口睹时艰，令他心碎的不仅是使人心折的流血惨变，更在于它所预示的国家衰亡的命运。
李商隐对于宦官黑暗势力的憎恨，是与他对封建王朝的命运的深切忧虑，以及要求振作、革新政治的理想紧密关联的。早在文宗太和二年，朝廷上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刘普对策事。耿介之士刘彗在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考试时，猛烈抨击宦官乱政，刘普因此被斥逐，“屈声播于天下”。后来刘彗终被宦官贬死柳州。其间李商隐在黄陵(今湖南湘阴)与刘相遇，写下了《赠刘司户普》这首动人的诗章: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碗危倍白日昏已断燕鸿初起
势，更惊骚客后归魂。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
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
诗用江风滔天、危舟独系的情景象征险恶的政治环境，把他对这位净友的惋惜与不平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结合起来，显示了感人的思想力量。姜炳璋《选玉奚谷生诗补说》云:“磋乎，普之策在太和初，至九年有甘露之变;义山之诗在大中初，迫昭宗时崔召朱温人清君侧，遂移唐柞、与东汉之亡若合符节，则所谓‘汉廷急诏谁先人’，不早数计而烛照之乎?虽谓之诗史可也。”
“大中易政”，是晚唐时期又一场震动朝野的历史大事件。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再次为相，削夺藩镇和宦官之权，革除种种弊政，对社会上的一些腐朽现象进行清理。这些新政举措，使唐王朝呈现出中兴的一脉余晖。但好景不长，公元847年，宣宗李忱即位，起用牛党人物，不问社樱安危，务改会昌之政，把李德裕一贬再贬，最后贬死崖州，从而也完全断送了唐土朝最后一线复兴的生机。在这场风云中，李商隐的政治诗创作形成了一个高峰，他为此写下了《李卫公》、《旧将军》、《漫成五章》、《钧天》、《九日》等大诗篇，以鲜明的爱憎抨击时政，矛头直指大中黑暗朋党政治。他在《旧将军》中写道:“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年荡寇勋?日暮铺桥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对李德裕主政期间对外击溃回绝的侵扰，对内镇压刘棋的叛乱，平定泽、潞五州，着手恢复河涅地区等历史功绩给以赞颂，而用李广的典故，对他的处境表示了深挚的同情。这一时期，李商隐还结合地理和史实，留下了《井络》、《筹笔骚》、《杜工部蜀中离席》等著名的政治诗。这些诗思想深邃，艺术精湛，深得杜甫诗沉郁顿挫的精髓。他还写下r许多充满感伤的咏怀诗以及大量寄寓现实政治的咏史诗，倾身关注国痛民虞，直至英年旱逝。
二、唐末弊政的深刻剖析与批判
藩镇叛复不常，是“安史之乱”带来的遗害，成为晚唐社会政治的“疽痈”之患。李商隐写了《韩碑》、《隋师东》、《淮阳路》等一系列诗篇，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诗人在《隋师东》中写道:
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军令未闻诛马
设，捷书唯是报孙歌。但须梵梵巢阿阁，岂假呜鸦在浮
林。可惜前朝玄芜郡，积骸成莽阵云深!
据史载:‘旧寸河南、北诸军讨(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胜，则虚张首虏以邀厚赏朝廷竭力奉之，江淮为之耗弊。”乱平后，沧州一带“骸骨蔽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什无三四诗中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这场战争中将领冒功邀赏，朝廷搜刮趋奉的腐败现象，以及战事迁延日久，人民人量死伤的惨痛景象。而且推根究源，从一个重要侧面提不了藩镇割据叛乱局面长期延续的原因。由此可见出他忧国之深，谋国之切，充分显示诗人政治卜的卓识。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爆发了唐王朝讨伐昭义叛镇刘模的战事，这是李商隐生平亲历的一次大规模平叛战争二诗人《行次昭应县道中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这首诗中，予以热情的歌颂:转将军大筛扫狂童，诏选名贤赞武功暂逐虎牙临故
绛，远含鸡舌过新丰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
风早勒勋庸燕石上，伫光纶乡李汉庭中当时，朝廷内一些大臣畏敌如虎，反对进讨李商隐的态度和这些人形成鲜明对照。诗中直斥叛将刘镇为“狂童”，指出他必将迅速败亡的命运，对勒石燕然充满了坚定不移的信心。格调高昂，整伤雄浑，显示了李商隐不凡的政治军事识见和洞察力。此外，不少诗歌还显示出他敏锐的历史眼光和独到的见地。大和八年，成德军节度使王庭凑死，子元透继立。王庭凑非常凶悍，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王元述虽仍保持割据，但对朝廷的表面态度略为恭谨。文宗竟因此大喜过望，于开成二年，诏绛王李悟女寿安公主下嫁元透。李商隐在《寿安公主出降》一诗中，对这种忍辱和亲、姑息养奸的可耻行径，予以尖锐的讥评:
幼水闻贞媛，常山索锐师。昔忧迷帝力，今分送王
姬事等和强虏，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
诗人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事情的本质一“事等和强虏”，以春秋笔法提示出这场婚姻交易背后的难言之隐，可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
晚唐政治的另一个毒瘤即“朋党之争”，其与宦官乱政、藩镇跋肩交恶为患，成为晚唐王朝分崩离析的不治之症。李商隐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诗人，他对当时牛、李两个官僚集团党同伐异的宗派争斗十分厌恶。在《井泥四十韵》中，诗人从“蜀王有遗魄，今在林中啼_飞淮南鸡敌药，翻向云中飞”等一系列历史传说中，引发出“猛虎与双翅，更以角副之!凤凰不五色，联翼上鸡栖”的愤慨抒写，对政坛的波诡云橘，以及由此而来的贤愚易位、黑白颠倒、屡起党狱的现实，表示了沉重的忧虑和反感。
三、对人民深重灾难的悲愤诉说与全面记录
晚唐政治的腐败，加上军阀混战，直接带给人民以生灵涂炭(〕而各种苛政更造成人民水深火热的深重灾难。李商隐在《淮南路》,《溺岸》、《即日》等大量诗篇中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时代面貌，对人民的苦难寄一子了深切同情。其中，全面反映唐代由盛而哀的社会历史面貌的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长诗作于“甘露事变”三年后的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冬。诗一开头就描绘了当时长安京瓷农村荒凉破败的景象和农民极端悲惨的处境:
高田长褂杨，下田长荆棒。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
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背面啼，无衣可迎
宾。
这与唐王朝全盛时期的情景恰成鲜明对比。诗人追溯这种沧海桑田的巨大历史变迁，满腔悲愤地控诉了黑暗政治带给人民的无比深重的灾难:
但闻虏骑入，不见汉兵屯。大妇抱儿哭，小妇攀车
格……少壮尽点行，疲老守空村。生分作死誓，挥泪
连秋云
举国陷人一片混乱，人民遭受空前浩劫，到处是战火硝烟，破城败垣朝廷财源断绝，“国整赋更重，人稀役弥繁”。这还不算，而所谓的官军也比叛匪好不了多少，“官健腰佩弓，自言为官巡。常恐值荒迥，此辈还射人。”人民在兵荒马乱中已完全丧失了一线生机，只落得“乡里骇供亿，老少相扳牵。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而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却是“巍巍政事堂，宰相厌八珍”;“逆者问鼎大，存者要高官”。诗人满腔悲愤，发出了“中原困屠解，奴隶厌肥豚”的悲愤呐喊，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
李商隐诗全集范文6
关键词：李商隐；隐晦诗；阐释；表现模式；说话者：主人公
中图分类号：1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5－0063－08
作为一个诗人，李商隐的诗歌创作风格可谓多样。然而李商隐之所以成为今日读者心中的李商隐，主要却还是因为他那些隐晦难懂的诗。这些诗的语言并不艰涩古怪，有时甚至近乎直白，然而我们却不能清楚地理解它们的意思。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隐晦诗的难解性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不确定性，即同一首或同一句诗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由于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的特性，以及诗人的主观处理，李商隐诗歌的不确定性往往源于说话者和主人公的模糊性。从说话者和主人公的关系着眼，本着除了有变化标记之外保持说话者同一性的原则解读李商隐的诗歌，从而确定什么是确定的，什么是不确定的，以及不确定性的成因，便是本文主旨所在。除此之外，本文也会试着分析这种不确定性是如何使不同的阐释成为可能的。
一、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说话者与主人公
刘若愚先生认为，作为一种“完全没有语尾变化的语言，中文没有‘格’、‘性别’、‘语气’、‘时态’等等的重荷”。这一特点一方面“使作者能够集中于主要重点而且尽可能地简洁”，另一方面“却容易导向暖昧不清”。就中国诗歌语言而言，这种“暧昧不清”的特性常因主语的省略而增强。基于中文是一种以话题为主的语言，而非像英文那样是一种以主语为主的语言，本文选择广义上的“主人公”(即主要描写对象)而非“主语”一词与“说话者”相对应。
就唐诗而言，虽然一首诗可以有多个主人公，若无变化标记，一首诗的说话者却往往是同一的。当然，说话者并不一定是诗人自己。诗人可以用自己的身份说话，也可以用他人的身份说话(代他人说话或者投入他人的角色说话)。当诗歌中无代言标记以及当诗歌的说话者性别与诗人相同或者性别问题不影响对诗歌的理解时，说话者一般被等同于诗人自己。
因为本文旨在讨论说话者(无论说话者是不是诗人自身)与主人公的关系，所以不会深入探讨说话者的身份问题。不过，在李商隐的一些隐晦诗中，尤其是那些描写女性或者爱情的诗中，说话者的性别问题与主人公一样会成为理解这些诗歌的关键。
中国古代诗歌中说话者和主人公的关系可以依表现模式概括为以下三类：
1.第一人称表现模式：主人公即说话者。在此模式中，或隐或显的主人公都以第一人称呈现。这种模式加强了描述的可信性，并拉近了说话者与受话者、读者之间的距离。而当说话者为诗人的时候，第一人称的表现模式亦强化了诗歌的自传性。
2.第二人称表现模式：主人公即受话者，或隐或显皆以第二人称呈现。这种表现模式因说话者对受话者的直指性而时刻吸引着受话者(有时即读者)的注意力。
3.第三人称表现模式：主人公既不是说话者，也不是受话者，而是以第三人称呈现的另外的人或事物。在此表现模式中，说话者因置身于其描述的内容之外，故能以全知全能的方式展开叙述。
二、说话者与主人公的关系确定
的李商隐诗歌
在李商隐大多数的应酬、咏物、咏史诗，以及部分关于女性、爱情的诗歌中，说话者和主人公的关系都较易从以下几种途径推断出来：
1.从诗题上推断
一些诗歌的题目(尤其是应酬诗)往往包涵着丰富的信息，可供我们确定诗歌中说话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如：
《饮席代官妓赠两从事》
新人桥上著春衫，
旧主江边侧帽檐。
愿得化为红绶带，
许教双凤一时衔。
由诗题可知这是一首代言诗：诗人是以官妓的口吻写这首诗的。因此，此诗的说话者是官妓，受话者是新旧两任从事。第一联的主人公表面上虽然以第三人称的词“新人”、“旧主”指代，但此二词所指的是受话者(两个从事)。因此第一联用的实际上是第二人称的表现模式。第二联中，我们不难看出被省略的主语就是主人公(即本诗的说话者官妓)，因此第二联的表现模式是第一人称表现模式。
虽然诗人通过题目表明他是在为官妓代言，仿佛置身于整首诗歌之外，但第一联中对两从事风流形象的戏剧化描写以及第二联中官妓所直接表达的有“猥亵”之嫌的愿望，却使此诗更似诗人假借官妓之口对两从事的调侃之作。
2.从人称代词上推断
一首诗中的人称代词也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主人公与说话者的关系。在李商隐的诗歌中，人称代词最常见于应酬、叙事、咏物及咏史诗中。比如《蝉》一诗，其说话者与主人公的关系由于第一、第二代词的对举而十分明晰：
本以高难饱，
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
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
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
我亦举家清。
通读全诗不难发现，尾联中的“君”即指蝉，“我”指说话者。首联的主人公即省略之主语“蝉”。虽然颔联的主要描述对象是蝉的声音及蝉的栖身之所，但二者皆以蝉为中心，故其主人公还是可以被认为是蝉。因此首颔二联所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表现模式。颈联被隐含的主人公即说话者，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表现模式。包含第二人称代词“君”(即蝉)的第七句的主人公和受话者都是蝉，但与以第一人称为表现模式的末句联系在一起，我们不难发现第七句的主人公“蝉”是作为末句主人公“我”的参照物或者铺垫而出现的，因而尾联的整体主人公仍可被认为是说话者。
此诗无代言标志，由“薄宦”可知说话者为男性，所以说话者可以被认为是诗人自己。全诗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表现模式的转换，使被咏之物“蝉”与吟咏之人“说话者”(在此处即诗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照关系：不仅蝉鸣对诗人有警戒作用，蝉的存在本身也让诗人看到了自己。许多评论家将蝉视为诗人的自喻：蝉的高洁秉性可被视为诗人的自指，而蝉鸣也往往被比作诗人的苦吟。因而首二联中对蝉的特性及其生存环境的描写成了诗人第三联中回忆自身仕途漂泊而无家可归的引子。而诗之末联中作为“我”之参照物的“君”又与首联之蝉相呼应：“我”及“我家”的清贫正似蝉之高洁难饱。全诗如纪昀所云：“前半写蝉，即自喻；后半自写，仍归到蝉。”
3.从上下文推断
当诗题无明确指示，诗中亦无人称代词时，说话者及主人公的关系有时亦可从整首诗的内容上推断出来。如李商隐之《即日》：
一岁林花即日休，
江间亭下怅淹留。
重吟细把真无奈，
已落犹开未放愁。
山色正来衔小院，
春阴只欲傍高楼。
金鞍忽散银壶漏，
更醉谁家白玉钩?
第一句描述的是一日之景，而其主要描述对
象是“林花”。二、三句的主人公即被省略之主语，也就是说话者。第四句的主要描述对象虽为省略之主语“林花”，但其又通过“未放愁”与说话者联系了起来：林花被拟人化附上了说话者的情感。颈联又以第三人称表现模式开始描述自然景物。经过第七句以第三人称表现模式描述的离别景象之后，说话者又以第一人称表现模式回到了末句。虽然整首诗交叉着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表现模式，但由第三人称模式所描述那一日的场景都是与说话者的行为情感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就整体而言，整首诗的主人公可被认为是说话者，写的是他的所见、所为，及所感，主要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表现模式。
4.从虚词上推断
李商隐是好用虚词表达情感的诗人之一。如下《偶题二首(其二)》所示，一些虚词的使用也可以帮我们判断诗中说话者与主人公的关系：
清月依微香露轻，
曲房小院多逢迎。
春丛定是饶栖夜，
饮罢莫持红烛行。
首联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表现模式，说话者以旁观者的身份描述时、景，及“曲房小院”中的人来人往。第三句中的副词“定”表明说话者在对主要描述对象即春丛中隐藏的一景作一种猜测，而末句的副词“莫”也表明说话者在对主人公即受话者提出一个建议。
全诗前三句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表现模式，主要描写对象是景；末句采用的是第二人称的表现模式，主人公是诗的受话者，无论是说话者自己还是参加宴饮的其他人。
三、说话者与主人公关系不确定的
李商隐诗歌
李商隐诗歌中相当一部分，尤其是那些描写女性及爱情的诗，其表现模式是模糊或者无法确定的。我们称这些难以理解或者难以确定其内容的诗为隐晦诗。这些诗中往往没有上述能帮我们推断说话者和主人公关系的因素。而且这类诗由于内容涉及女性，所以说话者的性别常常会直接影响我们对这些诗歌的理解。在分析这些诗时，“说话者同一性”原则无疑成了诗歌阐释的向导，减少了不同阐释的可能性。下文将本着这一原则着力解释说话者与主人公关系的不确定性是如何使我们对这类诗歌产生不同理解的。
1.在李商隐描写女性及爱情的一些隐晦诗中，说话者的性别是可以确定的。左右这些诗歌内容甚至表现模式的是受话者或者主人公的不确定性。如李商隐著名的《无题四首》其一便是此例：
来是空言去绝踪，
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
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
麝熏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
更隔蓬山一万重!
与人称代词相似，尾联中的“刘郎”典故是推断此诗说话者的关键。说话者用刘郎与自己比较：说话者离所爱的距离比刘郎离蓬山的更远。由参照者刘郎的性别，可以断定说话者为男性。
如脚注所示，此诗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以“说话者同一”原则为基础对主人公(或主要描写对象)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些确定的信息。
第一句中的主人公一定是说话者想见之人(如他所爱之人)，她或的确曾经来过，或答应来实际上却没有来，或只在说话者梦中来过。由于无题诗缺乏信息，这一句采用的可以是第二人称表现模式(若此诗写给说话者所爱之人)，也可以是第三人称表现模式(向别人描述所爱之人)。第二句的主要描写对象是时间，即采用第三人称表现模式：指示说话者至五更还未睡着或在五更时醒来。
第三句以梦的形式展现出一种强烈的个人经历，因此主人公很可能就是说话者：他在梦里哭泣，但却无法唤回远去的爱人。不过我们仍无法确定一些细节：这描写的可能是说话者常做的一个梦，也可能是五更以前他做的一个特定的梦。第四句的被动语态暗示主人公仍是说话者，写信可能是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抑或是他在五更梦醒后做的一件特定的事。总之颔联所采用的主要是第一人称表现模式。
第三联中以第三人称表现模式描写的细节都与一个潜在的人物息息相关。它可能是说话者(他在凝视着卧室中那些令他回忆起他与所爱之人度过的欢乐时光的痕迹，或者准备好了这一切在等待所爱之人的来临可她却没有来)，也可能是说话者所爱之人(说话者描述的是想象中她的卧室的场景)。无论是哪一种阐释，卧室中的这些细节都传递着说话者对他所爱之人的思念。
第七句虽然用的是第三人称的表现模式，但它是采用第一人称表现模式的末句的铺垫，故尾联总体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表现模式。
由于每一联意思的不确定性，全诗可以有多种阐释。但一些基本信息，无论是有关爱情的抑或是有政治寓意的，在不同的阐释中保持不变：说话者与其所爱之人分隔两地，他于深夜绝望地想念着他的爱人。
不考虑《无题》诗代言标题遗失的可能性⑤，此诗尾联说话者的男性标志使读者倾向于将说话者等同于诗人自己。而此诗颔联和尾联所采用的第一人称的表现模式及此诗说话者与其所思之人的恋爱关系使读者很容易将此诗作为诗人对自我感情经历的真实写照。
2.李商隐一些隐晦诗中，主人公是可以确定的，但其表现模式不可确定，说话者的性别也影响我们对诗歌的理解。如：
《无题二首》
其一
凤尾香罗薄几重?
碧文圆顶夜深缝。
扇裁月魄羞难掩，
车走雷声语未通。
曾是寂寥金烬暗，
断无消息石榴红。
班驹只系垂杨岸，
何处西南待好风?
与前一首《无题》一样，此诗描写的亦是一段爱情故事。
诗的首句描写的是一个场景，而次句省略之主语――缝“圆顶”的女子，正是首联的主人公。若如大多数评论家(包括《集解》作者)所言“圆顶”是婚嫁时所用之物，我们可知主人公在缝“圆顶”之时期盼着婚礼。
颔联无人称标志，但我们从“扇”之典故与“羞”不难推断出第三句的主人公应为首联所述之女子，而第四句的“语”应发生在女子与她所爱之男子之间。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坐车的是女子还是男子，结合两句之意，颔联的主人公应为女子。此联亦无时间标志，但根据颈联中标志过去的“曾”及尾联中男女不在一地的现时状态，我们可以推断出颔联的这一场景很可能发生在过去，如回忆初见之情形。
第五句中的时间标志“曾”暗示此句所写一方寂寞地等着另一方的场景发生在过去；而第六句则回到了现实并呈现了时间的流逝：自那以后另一方毫无音讯。由第七句中的“班驹”我们断定离开的是男子，因此颈联描写的是等待离开男子音讯的女子，即主人公为女子。
第七句中的班驹显然是男子的坐骑，而末句中待好风之人即为待男子之女子，因此末联的主人公仍可被认为是女子。
虽然我们推断出全诗的主人公为女性，但由于缺乏信息的诗题及很多诗句中省略的主语，全诗的表现方式有三种可能性：若此诗采取的主要是第三人称的表现模式，说话者的性别则不成问题(全诗从旁观者角度描写了一个女子回忆、思念她所爱的男子，并期待他的归来)；若此诗采取的是第二人称的表现模式，说话者的性别也不是
大问题(全诗以第二人称描写一个女子对她所爱之人的思念)；此诗还可能采取的是第一人称的表现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说话者是女主人公(诗人以女主人公口吻描述对她所爱之人的回忆、思念和期待)。
虽然此诗描写的是明显的男女恋爱关系，但诗人不是以第一人称表现的爱情故事里的男主角，故大多数传统评论家赋予了此诗政治寓意，而非将其当做诗人亲身经历的一段感情描述。
3.在李商隐的一些更为复杂的隐晦诗中，主人公、表现模式及说话者的性别都不能确定，每一联甚至每一句都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模式。这种多重不确定性无疑使诗歌阐释有了更多可能性。如下列之《促漏》诗，标题因取诗文首二字而不含任何信息，所幸我们本着“说话者同一”原则可以从上下文及一些关键语词推断出主人公及说话者性别的可能性：
促漏遥钟动静闻，
报章重叠杳难分。
舞鸾镜匣收残黛，
睡鸭香炉换夕熏。
归去定知还向月，
梦来何处更为云?
南塘渐暖蒲堪结。
两两鸳鸯护水纹。
通读全诗，虽然我们可以知道此诗讲述的是一对已经分离或即将分离的男女的故事，却无法确定前三联的主人公。
由于首联中动词“闻”和“分”都是被动语态，并无明显性别标志，因此我们无法断定与之相联系的主人公的性别。不过由感官动词“闻”和心理副词“难”可知第一联很可能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表现模式。
颔联描写的是同一人房中的细节。由于注解所提及的“收”字的多重含义，此处描写的可以是男子住处之女子用过的镜匣(主人公为男)、女子闺房之镜匣或女子合上镜匣的动作(主人公为女)。
颈联为全诗最不确定之处。第五句由于“归去”、“向月”两动词主语的省略，我们不知道说的是男子的离开还是女子的离开。若此句的主人公是男子，可以是男子表达自己离开后还是会望着月亮思念女子或女子想象男子离开后一定会望着月亮思念自己；若此句的主人公是女子，可以是女子预测自己离开后很孤独或男子想象或者预测女子离开后的孤独。第六句虽然主语又被省略，但根据巫山神女“朝为行云，暮为行雨”的典故，我们可以断定主人公是女子。由第五句中的关键动词“定知”可知说话者揣测的是自己所恋之人，或表达的是自己的决心。而五、六两句中动词方向补语“来”、“去”的对举，更佐证了此联的说话者为男女主人公之一。此诗无转换说话者的标记，故全诗的说话者即男或女主人公。
尾联是以第三人称表现模式所写的一个春天日景，旨在传达动植物适时团圆，反衬男女主人公业已分离或即将分离的事实。
由于全诗的说话者为男女主人公之一，所以全诗的受话者可以是另一个主人公(主人公一方写给另一方)或其他人(主人公之一将自己的故事写给其他读者)。按受话者分类，下列两表总结了对此诗的不同阐释：
由以上两表得知，无论受话者是不是男女主人公，全诗主要采取的是第一人称的表现模式。此诗诗题无代言标志，所以当说话者是男主人公时，很容易被等同于诗人自己，全诗亦成为作者对自己所经历的一段感情的描述。而当说话者是女主人公时，与《无题二首》其一类似，此诗的“闺怨”易被传统评论家披上政治外衣。
4.由上述隐晦诗所示，当诗中说话者的性别、主人公或两者皆不确定时，我们通常需要从诗歌内容上判断说话者与主人公的可能关系，并根据各种可能的组合对全诗进行阐释。这种内容上的不确定性也反映出这些隐晦诗重在传达细腻的感情，而非落实的内容。就诗歌赏析接受而言，这种不拘于事实的细腻情感的抒发具有一种普适性，即很容易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这或许也是李商隐的隐晦爱情诗受历代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传统时刻推动着传统评论家们赋予这些写女性或者爱情的隐晦诗“更深刻”的政治寓意或者把它们与诗人生平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对应起来。当诗人与其所描写的女主人公并无个人关系，或者当说话者为女主人公时，女主人公常被看作是诗人的自喻；当说话者为男性，并是诗中所描写之爱情故事的男主角时，虽然这种男女之情亦可被看做诗人与上级关系的比喻，但更多的还是被当做诗人真实的情感经历。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