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家乡新变化范例6篇

感受家乡新变化

感受家乡新变化范文1

我的家乡在陕西省淳化县寺前村,那里原来是十分荒凉的,没有大路、没有高楼、没有繁华的市场;有的只是简陋的土房、有的只是一条条凹凸不平的土路、有的只是贫穷的人们。而如今,党的政策好了,老百姓都吃得饱、穿得暖了,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这一切都是党的政策好!

家里有钱了,我们在繁华的西安买了一套房子,园区里有各种绿化,有装饰品,有六层的高楼,还有亭台小院。城里全是高楼大厦,要是放在农村,那就是稀世珍宝,但在城里,却是十分平常。这一切都是党的政策好!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小汽车,家家出行都方便了,想去哪,就去哪,再也不用走得脚疼了。但是随着汽车的越来越多,逐渐堵车的机率越来越大。根据这个问题,党把原来的双车道改为四车道,再改六车道,最后改为八车道;还有单号日和双号日。从马车、农用车到小汽车;从堵车到畅通无阻、单双号日。这一切都是党的政策好啊!

有些人家里没有车,出门都得坐公交车。坐公交还要等,有时你还坐不上,就算坐上了,还要像“肉夹馍”一样被死死地夹在那,弄的人十分不舒服。2011年,我们西安也开通了地铁,现在人们出门都方便了,既不用成为“肉夹馍”,而且出门速度也快了。从凤城五路到钟楼只需十几分钟。就这样,地铁的开通一致得到大家的好评。这一切,难道不是党的政策好的作用吗?

感受家乡新变化范文2

关键词:物价变化 贵州 城乡居民 问卷调查 影响

1 问题的提出

经过查阅现有的文献资料,我们发现研究物价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是一个热点问题。2006年至2010年,贵州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101.7、106.4、107.5、98.7、102.9[1],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排名分别为第23位、第30位、第26位、第7位、第4位,我们可以看出2006年以来,贵州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经历了较大的波动。无论是物价上升或下降,都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司长魏贵祥2009年11月9日表示,价格统计调查和指数的编制十分复杂,与人们购买商品的实际确实存在差异,既不能说明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不准,也不能否认人们的感受不对[2]。我们认为采用问卷调查法对贵州省城乡居民进行调查,深入了解人们对物价变化的感受,以及物价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有针对性地提出有利于减弱物价变化的负面影响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2 研究设计

2.1 主要概念界定

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以居住地为准,城市居民指居住在县城、县级市、地级市和贵阳市市区的居民,其余为农村居民。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关于“物价变化”、“物价变化对人们的生活影响”的相关书籍、论文、新闻报刊等文献资料,并进行分析和归纳,对本研究工作的顺利实施起到了基础性指导作用。

2.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的需要,课题组设计了《物价变化对贵州城乡居民生活的影响调查问卷》。问卷结合了物价变化的特点和课题研究内容进行设计,问卷用词、问题及选项设置遵循调查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在开展正式调查前进行了小范围的试调查,之后根据实际调查情况对问卷的问题和选项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和调整,并在实施正式调查前对修改和调整后的问卷进行了效度和信度检验。

①效度检验

请7位专家(教授4名、副教授3名)分别对问卷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进行评价。检验结果表明,问卷的内容有效率为71.4%,基本有效率为28.6%(表1),表明问卷的内容有效地涵盖了研究内容的不同内涵领域;问卷的结构有效率为85.7%,基本有效率为14.3(表2),表明问卷设计合理。

②信度检验

采用复测法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使用同一份问卷对贵阳市30名居民先后进行了两次调查,时间间隔为3周,经统计分析,两次测量结果的皮尔生积矩相关系数r=0.9479,P=0.0000,说明测量的随机误差小,测量结果可靠。

③样本容量与抽样方法

本次调查设最大允许绝对误差为5%,置信度为90%,由于无其他信息估计物价变化对贵州城乡居民生活的影响情况,无法预先估计出总体比例的大小,出于保险原则,取P=0.5,最小样本容量为271。考虑到问卷的回收率可能不高,城市居民调查样本容量设为360户,农村居民样本容量设为900户。

本次调查采用分群随机抽样,将样本容量平均分配到贵州省9个地州市中。每个地州市随机选取2个城市样本(样本容量20户)和3个农村样本(样本容量30户)。

④调查实施与数据整理

本次调查由4名讲师根据调查需要,随机选取来自贵州省9个地州市中的45名本科生组成调查小组,由项目负责人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于2011年7月将调查问卷发放给45名调查人员,同时发放调查指南45份。45名本科生于2011年8月对各自居住所在地周围的居民进行入户调查,每户人家选择1位居民填写调查问卷,如调查对象能自己填写的由调查对象填写,调查对象不能填写的由调查人员填写,不能完成的调查问卷可交回空白问卷。于2011年9月开学时将调查问卷收回。城市居民收回调查问卷346份,回收率为96.1%,空白问卷98,作答问卷248份,其中有效问卷为213份,有效率85.9%。农村居民收回调查问卷847份,回收率为94.1%,空白问卷253份,作答问卷594份,其中有效问卷为503份,有效率为84.7%。所得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和EXCEL表格进行整理和分析。

3 数据分析

3.1 样本构成情况分析

城市居民共收回有效调查问卷213份,其中男性116人,女性95人,性别缺失值2人。农村居民共收回有效调查问卷503份,其中男性334人,女性168人,性别缺失值1人。调查对象分布在各地州市(表3),城市家庭的人口数集中在3至5人之间,3口之家最多;农村家庭人口数集中在3至6人之间,3口和4口之家最多(表4),年龄主要在24岁至45岁之间(表5)。农村调查对象中有66.2%的职业为务农,城市调查对象职业分布则较为广泛。以上数据表明,此次调查的样本构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2 贵州省城乡居民的经济状况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2010年贵州省农村居民的家庭年收入69.2%在2万元以下,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集中在2至4万元之间(图1)。农村居民家庭年支出70.8%在2万元以下,城市家庭年支出集中在1至3万元之间(图2)。

3.3 贵州省城乡居民对物价变化的感受情况分析

我们采用李克特量表法对贵州城乡居民对物价变化的感受情况进行调查,将物价变化设置为7个等级:-3表示物价下降过快,-2表示下降较快,-1表示稍有下降,0表示平稳,1表示稍有上涨,2表示上涨较快,3表示上涨过快,4表示不清楚。调查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感受到水、电价格上涨幅度最小,其余依次为教育、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农业生产物资、衣着、燃料等的价格,介于稍有上涨至和涨较快之间,食品、住房价格上涨幅度最大(图3)。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对物价变化的感受得分进行平均数差异t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对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燃料、交通、教育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幅度的感受无显著性差异;而城市居民对水、电、住房、和医疗保健的价格变化幅度的感受明显高于农村(表6)。

3.4 物价变化对贵州省城乡居民的生活影响分析

3.4.1 贵州省城乡居民的家庭开支情况分析

城市居民中,有93.9%的家庭主要用于购买食品,水、电、燃料位列第二,衣着位列第三;农村居民中,有78.4%的家庭主要用于购买食品,衣着位列第二,水、电、燃料位列第三(表7)。设显著性水平α=0.05,U检验结果表明主要用于购买食品、交通、水、电、燃料、文化娱乐、住房、房租等产品和服务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多,而主要用于购买教育和农业生产物资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少,在购买衣着、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等方面无显著性区别。

3.4.2 物价变化对贵州省城乡居民的影响情况分析

①总体物价变化对城乡居民的影响情况分析

城市居民中,仅有1.9%的人认为物价变化对自己无影响,30.7%认为稍有影响,51.4%认为影响较大,16%认为影响很大。农村居民中,2.6%的人认为物价变化对自己无影响,25%认为稍有影响,51%认为影响较大,21.4%认为影响很大(图4),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物价变化影响程度四个反应量的百分比同质性卡方检验的Pearson卡方值为4.271,自由度为3,显著性概率值P=0.234>0.05,未达到0.05显著性水平,在物价变化影响程度四个反应量上没有一个选项的百分比间有显著性差异,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所感受到的总体物价变化对自己的影响无显著性差异。

城市居民中有1.4%的人认为总体物价上涨完全可以接受,45.2%认为勉强可以承受,39.5%认为有点承受不住,13.8%认为无法承受(图5)。91.5%的人家庭开支增加,6.6%不变,1.9%减少(图6)。从物质方面看,58.9%的家庭生活水平上升,12.7%不变,26.4%下降,1.9%不清楚(图7)。

农村居民中,有2%的人认为总体物价上涨完全可以接受,33%认为勉强可以承受,46.6%认为有点承受不住,18.4%认为无法承受(图5)。89%的人家庭开支增加,7.2%不变,3.8%减少(图6)。从物质方面看,58.4%的家庭生活水平上升,13.5%不变,25.7%下降,2.4%不清楚(图7)。

对城乡居民对物价上涨的接受程度进行百分比同质性卡方检验,Pearson卡方值为9.805,自由度为3,显著性概率值P=0.020

家庭开支变化情况、生活水平变化情况的百分比同质性卡方检验结果均未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贵州省城乡居民家庭开支变化情况、生活水平变化情况均无显著性差异。

②各类物资价格变化对城乡居民生活的影响情况分析

城市居民中73.9%的人认为食品价格变化对生活的影响最大,水、电、燃料价格位列第二,住房价格位列第三。农村居民中59.4%的人认为食品价格变化对生活的影响最大,教育价格位列第二,农业生产物资价格位列第三(表8)。设显著性水平α=0.05,U检验结果表明食品、住房、文化娱乐价格对城市居民的影响比农村居民大,教育和农业生产物资价格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比城市居民大,其余物资价格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影响无显著性差异。

将各种物资价格变化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情况作为应变量,城乡居民对物价变化的感受幅度、城乡居民家庭购买各类物资的情况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物价变化对城乡居民的生活影响与物价变化幅度显著正相关(1),与居民购买各类物资的情况显著正相关;即某物资的价格变化幅度越大,主要用于购买该类物资的居民越多,该类物资对城乡居民的生活影响也就越大。

3.5 贵州省城乡居民对物价变化的应对能力及应对措施分析

3.5.1 贵州省城乡居民对物价变化的应对能力分析

从城乡居民对家庭收入变化与物价变化相比的感受来看,城市居民中,有84.3%的人感觉家庭收入上涨,其中11.4%感觉比物价上涨速度快,16.2%感觉与物价上涨速度一致,56.7%感觉比物价上涨速度慢;农村居民中,有77%的人感觉家庭收入上涨,其中8.3%感觉比物价上涨速度快,12.9%感觉与物价上涨速度一致,55.8%感觉比物价上涨速度慢(表9)。设显著性水平α=0.05,经U检验,认为收入上涨的城市居民显著多于农村居民,认为收入没有变化的农村居民显著多于城市居民,认为收入减少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无显著性差异。总的来说,从收入变化情况来看,城市居民应对物价上涨的能力比农村居民强。

认为家庭开支增加的居民中,46.4%的城市居民认为增加的收入能弥补增加的开支,而53.6%的人认为不能弥补;34.5%的农村居民认为能弥补,而65.5%的人认为不能弥补。经U检验,认为增加的收入能弥补增加的开支的城市居民显著多于农村居民,表明城市居民应对物价上涨的能力强于农村居民。

3.5.2 贵州省城乡居民对物价变化的应对措施分析

面对物价上涨,城市居民中,11.7%的人表示会大量减少开支,82.6%的人表示会减少不必要的开支,5.6%的人表示不会缩减开支;农村居民中,10.7%的人表示会大量减少开支,80.1%的人表示会减少不必要的开支,8.1%的人表示不会缩减开支。经百分比同质性卡方检验,Pearson卡方值为2.530,自由度为2,显著性概率值P=0.282>0.05,未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面对物价上涨的否缩减开支方面的各项选择无显著性差异。

会缩减家庭开支的城市居民中,有70.9%的表示会缩减衣着方面的开支,文化娱乐位列第二、食品位列第三;会缩减家庭开支的农村居民中,有63.3%表示会缩减衣着方面的开支,食品位列第二,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位列第三(表10)。总的来说,城乡居民缩减开支的选择对象依次为衣着、食品、文化娱乐、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交通、水电燃料、住房、农业生产物资、医疗保健、房租、教育。

4 结论与建议

农村有一部分物资可以自产自销,对物价变化幅度的感受比城市低,但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应对物价上涨的能力比城市居民低,对物价上涨的负面感受较城市居民强烈。从物质方面看,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总体在改善,改善速度大致相同,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起点不同,长此以往,会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半数以上的城乡居民认为收入上涨幅度小于物价上涨幅度,增加的收入不能用于弥补增加的支出,有一部分居民收入水平下降,生活水平降低。绝大部分城乡居民家庭开支增加,会通过缩减开支来应对物价上涨,不利于扩大内需。因此,控制和缩小物价上涨对城乡居民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减少物价上涨给城乡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

4.1 控制物价上涨

建立和完善市场价格调控机制,控制物价上涨,尤其是控制好食品、住房、衣着、农业生产物资、燃料、教育、医疗保健等对城乡居民生活影响较大的物资价格,有效降低城乡居民的开支增加幅度。加强市场监督,加大对假冒伪劣、哄抬物价、食品安全、行业垄断经营、欺行霸市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加强各类物资供求信息的信息化建设,搭建多渠道、低成本的供求平台,减少中间流转环节。

4.2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通过发放物价上涨补贴、拓展城乡居民就业渠道等办法和措施,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引导和扶持农村居民种养殖各类价值更高的动植物,推进农村农产品深加工工业的发展;给外出打工的农村居民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信息,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4.3 拓展产品和服务在消费档次上的多样性

通过市场竞争与政府调控相结合,在消费档次上拓展各种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多样性,让城乡居民在消费时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1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2]中新网2009年11月9日电.统计局官员:物价指数与居民感受确实存在差异.中国新闻网.

基金项目:贵阳学院院级课题,(课题批准编号:20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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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家乡新变化范文3

党员干部春节回乡调研报告一: 

风和又拂南山绿,春早更催万象新。xx年春节期间,我局干部职工,特别是老家在农村的干部职工,利用回乡过年的机会,访民情、问民生、听民意,深入到群众中去,切身实地的感受到了家乡近几年的大变化和农村农民精神风貌的大改观。现就本局干部职工调研情况进行综合整理,报告如下:

一、家乡新事物

走在平坦的水泥路,感受着浓浓的年味,家乡以崭新的面貌迎来了新的一年。回乡欢度春节的干部纷纷感受到家乡发生的新变化,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发展,基础设施得到夯实,各项社会事业全面推进,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竞争优势明显提升。干部职工普遍感到,随着新农村建设不断加快和深入,家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各乡镇村级公路升级改造全面完成,每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几乎都有文化休闲小广场,配套有标准的舞台、篮球场以及健身器材,而且都组建了本村的篮球队和文艺队。 现在农民吃穿不愁了,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各个村里设立了农家书屋,书架上摆放着各类书籍,时不时有村民过来看书借书,农业技术方面的书籍最受欢迎、实用。村支部宣传人员说,农家书屋给村民创造了聚在一起的机会,常常几个人围在一起交流,互相推荐,学习热情空前高涨,不再像以前农闲时没事干,整天东家长西家短,打麻将玩小钱。村里的文化休闲广场的建成,让群众有了锻炼、娱乐的好去处,既丰富了村民们的业余生活,又给村里增添了更多的祥和气氛,更成为村民们过年时的欢乐之地。

二、家乡大变化

(一)文化设施建设。近几年,全县行政村修建了村级公共服务中心,村级公共服务中心里配套有农家书屋、室、青少年活动室、多功能室等功能室,并且把村篮球场、健身广场整合成村级文化休闲小广场。使村民开会有场地,学习有场所,健身有设施,娱乐有兴致。村里定期举办篮球赛、舞会、学习日等活动。特别是村干部利用各大假日,积极组织开展各项文体活动赛事,更是增强了全体村民的健身热潮和自信心。村民现在是能上微机了、都爱读书了,健身流行了、跳舞定期了。农民感觉村里好多方面和城里的差别不大了。

(二)道路通行状况。自推进新农村建设以来,进村道路和村里街道由土路建成了水泥路面。村路入口,标语醒目,彩旗飘飘。村内道路,灯光明亮,清洁卫生,每条村巷都写有名称,树牌立字,井井有条,令人耳目一新;宣传标语贴近生产生活,时常更新。走在平坦宽阔的水泥道路上,再也不担心雨天走亲戚时满脚泥泞的烦扰,村里呈现了路通、宽敞了,街绿、漂亮了,灯亮、热闹了的新面貌。

(三)村容村貌状况。自全区开展美丽广西清洁乡村专项活动以来,全县各村屯都设置了很多垃圾桶,各家各户实行门前三包政策,村干部带头、老百姓积极踊跃相互配合。现在村民们都知道以后自家垃圾不能随便在村里的偏僻处乱丢,或者再往绕村河里倒了。村民们很自觉地把生活垃圾归集到那几个大垃圾桶,然后由保洁员负责定时清运。

三、家乡建设现状面临的一些情况

(一)对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专项活动的看法:虽然全区现在还在继续开展美丽广西清洁乡村专项活动,如要持续保持,则必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不能兴起一时之风。还有些乡镇宣传力度不够,所以还存在许多群众的清洁意识比较淡薄,这不仅需领导干部带头,更需深入群众的心里去,积极做好发动群众真正地一起参与清洁乡村的专项行动来,用行动夯筑幸福家园。

(二)对于农村文体活动的看法:

1.专业人才数量少。农村文化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十分缺乏,由于体制等原因导致乡镇文化站编制少、人员少,每个乡镇都没有专业的吹、拉、弹、唱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即使是一知半解的土八路也很少。还有许多行政村五户中的文化活动中心户虽然开展了一些活动,但只停留在自娱自乐的层次上,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化大院。在乡镇、村开运动会时,没有专业的体育裁判;也没有专业的文艺辅导教师,对繁荣农村文化生活造成了很大阻碍。

2.年龄出现偏大或偏小两个极端、主动性弱。在农村,平时在家都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青壮年男女几乎都外出打工或者在外成家,所以导致村里出现年龄偏大或偏小两个极端。演员们参加文化活动不积极,往往都是在许多爱好者多次邀请下才参加。有的文艺骨干,在为文艺团体服务中,不是推辞做不好,就是要报酬,从事这种文艺活动在他们看来注重的不是精神上的娱乐,而是经济上的收入,积极性不高。

3.文体活动开展经常性差。有些村往往只是在春节前后,组织开展一些简单的文化活动,如舞狮,唱唱歌等,没有形成规模;有的村搞一些象棋比赛、篮球比赛,但也不经常,也不是很正规。农民在农闲时间文化活动十分单一,集体的文化娱乐活动非常缺乏。除了看电视、录像,就是打麻将、上网,很少从事其他文化活动。

党员干部春节回乡调研报告二:

 追忆往昔,杨柳郁郁绕沟渠,今归来兮,雪花纷纷裹天地。今年回东北老家过年,迎接我的再不是小时候凛冽刺骨的寒风,而是银白色天地间和暖的冬阳。这也恰似老家的现状,日子虽然还有些许不易,但是毕竟一天天好起来。回乡几天,漫步在倍感亲切的雪景里,踏着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土地,感受到这方水土滋养出的质朴、善良、乐观和希望,这一切始终在无形中默默地感染我、激励我。

乡村的低碳生活

回老家过年最直接的体会是花费低,能耗少,而且任何物品物尽其用的程度远远高于城市。不浪费似乎就是父母一辈子生活的准则。拿拖布来说,他们还是不会去超市买现成的拖布,母亲都是将废弃衣物等剪成的布条儿钉到使用多年的t字形木棍上,这样自制的拖布虽然不及工厂制成品那么精致,却是十分好用的。还有,这次在老家吃到了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的晒干菜。东北秋末霜期快到的时候,自家菜园种的蔬菜一般都吃不完,母亲为了能让这些自家产的好东西免受霜冻,便早早地就把茄子、豆角、土豆等新鲜蔬菜或生或熟的切成条状、块状,晒干,装袋保存起来,待转年春天自家没有新鲜蔬菜的时候吃。节约无疑是父母生活内容的最佳诠释。比如用水,母亲经常是洗过衣服的水接着洗抹布,然后用来拖地,最后再用来冲洗院落,反正都是用到无法继续使用为止。春节期间,好些剩饭剩菜,母亲舍不得扔掉,于是就仔细分类、装袋,拎好远送去给养猪的邻居。

对于父母亲的生活方式,大多生活在城市的人估计无法理解,从前我也不明白,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生活也并非如此拮据,还有必要这样吗?现在我懂了,父母这种传统的、甚至说有些原始的生活方式不是抠门,不是愚昧,而是健康的、可持续的,或者用时下时髦的话说,是低碳的。

乡村公路

老家发展最大的希望和瓶颈都在路。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喊了不知多少年,连村头屋墙上的标语都已被岁月腐蚀得不再清晰,乡亲们始终望眼欲穿地期盼着。听说到去年,借着新农村建设的东风,村里领导们才终于在乡村道路建设上花些心思。村里那条夏天泥泞、冬天颠簸的土路终于真正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一条宽阔敞亮的水泥路也终于姗姗来迟。别看只是一条水泥路路,它给老家人们带来的可不仅仅是村容村貌上的改变。自从修了水泥路,村里通了公共客车,人们出行方便了,货物运输也容易了,村里超市的老板再也不用自己开三轮车去乡里县里进货,公共汽车可以直接捎货上门;来往商贩也可以直接深入到村里进行买卖,乡亲们再也不用为手里有好东西卖不出去发愁了;另外,村里有些年轻人买了车,搞短距离载人载物运输等等。路修好之后,乡亲们致富的途径更加宽广了。

但与新建村路功能发挥不相适应的是村路管理养护方面的滞后。路修好才一年多,已有一些路段出现严重破损了。可是,乡村道路管养的主体责任与路政管理工作并不到位,谁来谁负责协调管理?谁来组织维修队伍?谁支付维修资金?这些都是摆在眼前的棘手问题。俗话说,修路,建路,二分修建八分养护,真不知这条承载着乡亲们美好愿景的希望路能发挥多久作用?

乡村教育

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农村老家培养出一个真正走出农村,脱离农业的孩子虽说要不上百年,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父亲在村小任教近三十年,他总是感叹:这些年,学校里走出去真正考上大学,留在城市工作的学生十个手指数得过来。春节抽空回到十多年前自己就读的小学校园,发现变化很大,修了新围墙,盖了新校舍,换了新桌椅,配备了微机室,学校教学的硬件设施完备,环境优良,图书、文体器材、教学仪器等也都有相应的配套。可是越来越好的教学环境并没有激发起孩子们学习热情,目前初中毕业,高中没念几天就辍学在家的农村学生特别多,读书无用论在农村抬头。

在全国高校都紧锣密鼓扩招的大潮中,老家的孩子们为何在升学的路上停止了脚步呢?仔细想想,这与农村教育长期被定位为城市教育的延伸,而没有立足乡村生活与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关系极大。除了为升学做准备,农村教育并没有发挥其他更多的功能。乡村教育的发展该何去何从?我想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上,立足乡村社会与乡土文明,除了为乡村孩子提供现代性价值中必不可少的发展机会,更应该给他们提供乡村社会的精神滋养,促进他们对乡村文明与乡土价值的内在理解,增进他们的乡土认同,厚实他们的乡土精神底气,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使他们获得一种在与现代化接轨的过程中又不失乡土精神资源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乡村教育也可以为浮躁的现代社会与现代教育增加一份源自乡村大地的质朴与宁静,为置身现代化之中的每个人提供一份乡土自然的清心与慰藉。

后 记

感受家乡新变化范文4

摆脱不掉的是乡情。<家乡名字叫社旗>

"我于高山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忘兮,永不能忘!"

故乡对于背井离乡的人来讲永远是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许多年前,农村出生、贫穷无助的我一心想走出故乡;高考失败,毅然决然从戎,暗下决心绝不回头,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之志。"戎马多年,甘苦自知"!很少回故乡;父母早逝,未成年遭受的磨难,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如今每每想起仍五味杂陈,个中滋味自知。逃避回故乡;不知回去后说些什么,关键能给家乡做点什么。惧怕回故乡;真诚的推杯换盏,实在力不从心。但家乡是割舍不掉的。爱也罢、愁也罢,那毕竟是给予我生命的地方。故乡。从来都不曾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会在记忆着消失;相反,故乡的轮廓、街道、校舍、山山水水、童时的玩伴等时不时会出现在梦境,故乡有时会变得很清晰、真实而温馨。剪不断、理还乱,扪心自问,我是不是真的变老了?

变化一定是慢慢发生的,只是在忙碌中抬起头,注意到家乡的变化时,会变得很惊讶!今年春天外出学习归途中绕行在忐忑中走进故乡,途中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不断涌現,担心自己也会遭遇尴尬;但迈出车厢的瞬间,站台上的一张张笑脸立即感染了我,虽多年没见,但感情依旧。此时,我发现不管你走的再远,故乡是你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

在家乡的时间不長,但短暂的时光是快乐的!在人际交往、会战友、同学相聚、省亲、祭祖中,重新认识了故乡。家乡的变化是巨大的,是建国以来的巨变,小城变得很美、农村变得宜居。在家乡的日子,感受到家乡父母官的热情,也从他们睿智自信中看到了家乡的希望。战友的热情、同学的真情,历经多年不变;家乡人的质朴、真诚依旧。至到今天我一直在想:我能为家乡做点什么,该怎样去偿还这份盛情!

感受家乡新变化范文5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社会转型过程包括: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个密切相关的过程。社会结构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过程,是工商服务业在社会生产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经济体制转轨是指中国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过程。社会实践结构的这种历史性巨变反映在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就体现为传统农村“乡土社会”向“新乡土社会”的转型。

一、传统中国农村的乡土社会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造就了其“乡土”特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把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性质理解为“乡土社会”。此后,“乡土社会”便成为人们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乡”和“土”是理解乡土社会的两个关键字:“乡”是一个标志特定地域文化和情感归属的概念;“土”是一个标志特定地域范围的概念。“乡土”合在一起则指特定地域范围及人们对此特定地理区域及区域亚文化的某种特殊情感关系。“乡土社会”是理解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一把钥匙。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相联系,乡土社会具有土地依赖、聚村而居和家族归属三个显著特点。

(一)土地依赖

在乡土社会里,土地是至关重要的。乡土社会中“‘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农村居民对基本生活资料——粮食作物的依赖和基本谋生手段——种植业的依赖,转变为对土地本身的依赖。正是由于与农民的生计息息相关,土地才成了农民问题的关键。正如斯科特所说的“对土地的控制成了权力的关键基础,在同寻求获得小块土地的佃户的交往中,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虽然斯科特讨论的是东南亚殖民地时期佃户和地主的关系问题,但土地问题背后所映射的权力关系则是仍然适合于传统中国农村。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均贫富、等贵贱”,还是“耕者有其田”,其所指向的都是土地问题。历史上,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谁解决好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天下。因此,“土地是调动农民激情和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土地问题也是农民问题中最敏感的问题,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二)聚村而居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村居民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农民对土地的半人身依附关系、不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和工商业、落后的交通通讯工具等都大大限制了农民的活动范围。往往是若干户相互联系的人家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村落,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村落文化和非正式制度。村落之间少有往来。聚村而居会产生两个直接后果:第一,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之间互相熟识,形成了一个“熟人社会”,村庄内居民的社会行动更多地受当地长期形成的村规民约、习惯法等支配;第二,由于村民之间互相熟识,并因生产、安全、情感等需要相互依赖,从而形成对村庄的归属感和依赖感。前者形成村庄的“礼治秩序”,后者形成村民的“乡土意识”。“礼治秩序”所展示的是文化传统和非正式制度的巨大力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这里的“礼”就是一种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区域亚文化及其制度表现形式——非正式制度。“乡土意识”体现了村落居民对养育了他的村落的归属感,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相应地,一方人也会依赖于一方水土。农村居民这种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依赖根深蒂固,“乡”也成为联系来自同一地区互不相识的人们间一种天然的纽带。这种联结纽带背后所维系的是聚村而居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村庄认同及其延伸形式——村落认同、地区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三)家族归属

在西方,“家”一般是指夫妻及未成年子女。在中国文化中,“家”的含义比较模糊,在西方“家”概念以外,中国的“家”还可能包括兄弟姐妹、成年子女、父母、祖父母、叔婶姑姨等远近亲疏关系不同的其他社会关系。中国传统家庭“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一个微型的邦国”。在多数情况下,“家”实际指的是家族或宗族。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从来都不是意志自由、行为自决的独立个体,庞大的“家”结构把个人的社会生活完全纳入了家族的整体意义结构之中,从而成为家族整体结构的一部分。个人和家族共同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依关系,各家族之间则相对独立。中国的家族和家族主义引起了文化人类学家浓厚的兴趣。弗里德曼研究指出福建和广东家族组织度比较完善的三个可能原因:水稻种植、水利灌溉和边区环境。这种概括与费孝通对中国农民聚村而居原因的概括都强调了农业生产和居民安全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许娘光通过中国、印度和美国家族的比较研究认为中国人具有情境中心和相互依赖的处世观,他们“倾向于在家庭这个人类初级社会群体中来解决他生活中的问题”。林耀华则认为外界环境包括组织、物质、技术及家族内部主要成员更替是家族组织发展变化的影响因素,并指出在家族组织的发展变化中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制约着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一个人必须与其他哪种人往来,因而也就为他的体系和结构组成提供了基本的规则”。强大的家族力量不但维系着中国的家庭稳定,也复制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关系。每一代人都按照上一代人培养他那样教育他的下一代,这种对家的依赖和忠诚构成了中国人行为的意义基础。

费孝通在研究中国的乡土社会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论,把中国社会比喻为“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离投入点越远,圈就越大,关系也就越远。费孝通由此认为中国社会是一种“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的核心就是居于中心的“我”,而一圈圈的波纹则是与“我”的不同关系。虽然表述方式和研究重点不同,但费孝通与弗里德曼、许烺光、林耀华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一样的,都是中国的以“我”为中心的家族关系。

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对乡土的归属和对家族的依托使传统农业社会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低流动性的社会结构,一般情况下,农村居民不愿进行社会流动。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农村居民即使因各种原因离开家乡,终老之后仍然要以各种形式回归村庄,被称为“叶落归根”,这里所归属的是村庄,更是家族。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而广泛的社会转型过程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广大农村地区,开启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快速现代转型进程。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逐年加大的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起云涌的进城务工浪潮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了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巨变。“分散和封闭的乡土社会已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乡村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家庭结构等在社会转型期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使得“乡土社会”已经无法概括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贺雪峰提出“半熟人社会”来指称结构巨变中的中国农村社会;陆益龙则提出“后乡土社会”概念;黄家亮等用“新乡土社会”来指称快速转型中的中国农村社会。本文以为,用“新乡土社会”来概括加速变革中的中国农村社会,明确地指涉了中国当前社会结构的新特质,也表达了新乡土社会与传统乡土社会的连续性,比较贴切。因此,本文沿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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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认为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就是从“乡土社会”向“新乡土社会”转型的过程。与上文所讨论的乡土社会的三个特点相联系,本文从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家庭结构三个方面分析“新乡土社会”的特点。

二、新乡土社会的经济结构:人地关系与农户收入结构的变迁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着国家的整体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以及持续存在的工农业“剪刀差”迫使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向劳动收益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从而减少了农业从业人口,缓解了由于农村人口增长而日益尖锐的人地矛盾。图1是1990--2010年中国乡村从业人员与乡村人口的变化情况。

与乡村人口的减少相应,乡村从业人员中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却逐年升高,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成为乡村非农就业的首选,其就业人员比例逐年上升,到2010年,达到乡村从业人口的38.37%。乡村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也成为农村非农就业的重要形式,到2010年分别达到乡村从业人口的8.08%和6.16%。图2反映了1990--2010年中国乡村非农就业情况。本文由收集整理

传统农业种植业从业人员的减少和乡村非农就业人数的稳步上升反映了农业在农户家庭经济结构中重要性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乡村农业从业者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兼业行为,即通过家庭兼业手工业及副业生产,以及在村庄、乡镇及周边地区“早出晚归”或短期外出从事其他非农产业。这种兼业行为和外出务工一起促进了农民从传统的低效率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这不但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对土地的强经济依附关系,而且改变了农户家庭的收入结构,促使农民的现金收入增加,实物收入减少。表1是1985—2010年以5年为间隔的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构成状况。

由此看来,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家庭收入结构中的比重增加,相应地,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逐渐降低,农业和非农收入的重要性正在发生逆转。这表明,外出务工的工资收益已经成为农户家庭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6977元/人。由此看来。农村劳动力人口大量外出务工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种植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甚至全部收入来源的收入结构,从而使农民与土地的传统依赖关系出现了部分松动,土地不再是农民的唯一“命根子”。无论是地广人稀的农村山区、还是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都出现了势不可挡的进城务工潮流,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户家庭现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收人结构变化必然带来农村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的结构性变迁。

三、新乡土社会的观念结构:乡土意识的式微

传统乡土社会中,居民对村庄和家族的认同感构成了农村居民生活意义的基础。村民的村庄认同可分为两种类型:自愿认同和强制认同。前者是特定地域(村落)居民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自觉自愿的村落归属感和认同感;后者是基于村落地方性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的强大压力而被迫表现出来的对村落的归属和依赖,是一种表象认同。当社会结构处在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时期,基于不同认同方式村庄成员对外来文化的反映也各不相同:基于自愿认同的居民会对外来冲击产生排斥和疏离反应;基于强制认同的居民的反应则是对村庄的疏离和对外来新生事物的接受。这种认同差异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年轻一代和老年一代之间在乡土意识和家族归属感上的巨大差异。随着青年一代的成长和地方话语权的代际转移,乡村的地方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最主要的就是乡村居民对村落和家族的归属感和依赖感的降低。

自20世纪80年代末“农民工”现象出现以来,中国以农民进城务工的形式进行的城乡社会流动已经有20多年历史了。虽然20年来到底有多少农民工进城务工,没有统一的统计数据,但是中国的农民工可区分为若干代,并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却几无争议。本文把中国的农民工区分为两代: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两代农民工的区分大体上以出生年代区分为“80前”和“80后”两个群体。两代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的动机、务工形式、务工待遇、务工去向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转贴于

在外出务工农民中,第一代农民工是外在压力驱使的结果,其外出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农户家庭日益增长的现金支出需要同家庭收入来源单一且数量有限的矛盾,这是家庭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在现有的生产体系内无法生产出家庭经济支出所需数量的现金收入,是“硬预算约束”的结果。进入21世纪以来,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逐渐成长起来并成为外出务工的主力军。第二代农民工基本接受了完整的义务教育,其“库存知识”与第一代农民工明显不同,也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其外出务工的动机不再是挣钱回家盖房、娶妻生子,而是脱离农村。新一代农民工在职业期望、个人权益保护、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创业知识学习需求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特点。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表现出更高的职业期望、融入诉求和个人发展期望”。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主要是一种经济生产行为;那么,第二代农民工的务工行为则可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他们可以承受城市的排斥与疏离,也可以承受城市生活的窘迫,就是为了能够使自己在城市立足,从而成为城市居民的一员。有学者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中西部地区四个城市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把农民工按出生年份分为1956—1966年、1966—1976年、1976—1985年三个组别并研究了不同组别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发现农民工的出生年代与生存型动机负相关、与个人发展动机正相关。在新一代农民工中,大约有40%的人外出务工是为了寻求个人发展,这一比例在前两个组别中分别为6.7%和22.4%。谋求在城市中立足。获得个人发展已经成为第二代农民工的主要务工诉求。

新一代农民工务工诉求变化使新生代农民工把在城市落脚、融入城市生活作为自己外出务工的基本目标。务工动机的改变直接改变了农民对传统村庄和家族关系的依赖关系,其个人认同的基础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传统的“叶落归根”的乡土意识逐渐式微。虽然很难清楚分辨农民外出务工和农民对乡土依赖程度的降低那个是因、那个是果,或者是其他复杂的因果关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二者之间存在一种选择性亲和关系,并且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中国农村不可逆转地发生了。

四、新乡土社会的家庭结构: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变化

家庭既是一个经济单位,也是一个基于血缘和姻缘关系的社会共同体。在中国历史上,家庭一直是兼具生育、经济、政治、教育、情感等多重功能的社会基层组织,而且,家庭总是和家族、宗族等组织联系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使家庭重新成为独立的社会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完善、社会结构调整和分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家庭的形式和功能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费孝通对江村家庭结构变迁的研究表明,在1936年时。江村家庭中主干家庭和残缺家庭最多,分别为45.4%和27.6%;到1960年,这一数据分别下降到35.5%和27.4%,核心家庭第一次超过主干家庭,占32.3%;到1984年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分别占43.2%和39.0%,开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1936—1984年间,联合家庭的比例都没有超过5%,1980年更是下降到0.4%,已经算是凤毛麟角了。由此看来,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结构中,大家庭一直是不占主导地位的。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认为传统中国户均人口数在4~6人之间。基本可以肯定,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结构是以联合家庭为主的。

自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口规模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1978年,户均人口为5.7人,和费孝通调查研究的30年代江村的家庭人口规模基本一致。到2007年,这一数字下降到4.0人,并在此后多年内一直保持这一数字。按照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来计算,这只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村核心家庭的人口规模。图3反映了这种人口变动趋势。

传统中国的家庭是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社会的“细胞”,满足了家庭成员多种需要,也是社会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与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家庭规模的缩小必然引起家庭功能的变化。在社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家庭原有的子女教育等功能逐渐被专业的教育机构承担起来。就目前来说,农户家庭的最主要功能是情感寄托、人口生产和经济核算等功能。人们在解释为什么两亿多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游走却没有引发大的社会问题时,更多地关注了土地的重要性,认为土地这种“零风险资产”构成了农民工的“最低生活保障”,使他们免于成为“绝望的群体”,从而降低了其疏离感和被剥夺感。对于作为“人性的养育所”的家庭的重要性却关注不够。实际上,农户家庭不但是经济单位,也是社会的细胞,承担着社会成员的情感寄托和人性抚育的重要功能。就目前的社会流动趋势来看,农民流动以青壮年男劳动力进城务工为主,其妻子、子女、父母则大部分仍然留在农村,形成“留守儿童”、“留守妻子”、“留守老人”,“农村家庭中最强壮的劳动力被城市工业体系所吸收,但他们代际人口再生产的成本却由农村家庭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家庭承担着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社会的“安全阀”。特别是在社会结构快速转型,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社会转型加速期,这种安全机制的作用更加突出。

五、余论

感受家乡新变化范文6

关键词:乡音之情;乡土音乐教材;本土文化

一、拓宽视野,植根于本土音乐沃土

1.选用乡土音乐教材

广东乡土音乐对于广州的音乐教师来说是音乐教学中得天独厚的资源,它承载着广东的历史文化、风俗传统、民歌曲艺等独特的人文艺术景观。选用乡土音乐教材,不但能使师生产生一种亲切感,而且和现成教科书上的带有共性的内容形成互补。合理地开发利用好乡土音乐教材,不仅能开阔学生视野,更容易激发学生灵感和创意,并让他们产生学习动力和参与的兴趣,同时还发挥了教师的创新潜质,使课堂教学充满生机和活力。

2.利用校园环境,创设乡土音乐文化氛围

学校是学生的“第二个家”,良好的校园环境,有助于学生的学习。我们把一些精美的演出图片(包括声乐、舞蹈、戏曲、器乐等)汇集起来,通过橱窗向学生展示,还组织器乐图展、民族音乐家肖像展等,在学校广播室定期介绍一位中国音乐家,欣赏一首乡土乐曲,增加学生对广东及广东音乐的了解。在课间播放优雅的广东音乐,能起到消除疲劳,焕发精神之功效,让学生时刻感受到浓厚的音乐氛围。

二、通过本土音乐教育,发展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

1.在音乐创新活动中走进乡土音乐

现在的学生不但表演欲强,而且创作欲也很高。在课堂教学中有目的、有选择地为学生创造实践活动的条件,让他们有施展才华的机会。我发现学生认为广东音乐老土,而流行音乐节奏感强,通俗,有活力。根据学生的喜好,将流行音乐的伴奏形式引入广东音乐,来激发他们对乡土音乐的喜爱。基于这一想法,在教育中让学生尝试用改变伴奏形式,变换演唱形式来演绎乡土音乐。例如,将《彩云追月》配上伦巴节奏,增加了乐曲的欢,如将《步步高》配上迪士高节奏,使这首活泼的乐曲更富有舞蹈性,既增添了流行音乐元素,给乡土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又不失民族音乐特色。

2.聆听家乡音乐,产生自豪感

对于乡土音乐来说,有些作品可能年久失传,所呈现的艺术形式并不丰富,然而有些作品却被艺术家运用了不同乐器的演奏或者人声歌唱方式进行了二度创作,使这些音乐到现在仍然熠熠闪光。学习《落雨大》,我找了独唱和合唱两个版本,让学生聆听这两个不同版本的演绎。独唱那特有的清丽的音质让学生顿时记住了它的旋律,合唱带来的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气势。这样的一层层地聆听,一步步深入的情感体会,让学生不仅是在聆听一首我们自己家乡的乡土音乐,更让学生感受到的是:这是一个伟大的音乐作品!

3.利用乡音之情,激发学生对家乡的情愫

我校有来自全省各地的学生,方言丰富,蕴藏其中的民歌也丰富。在教学中充分利用这一资源让学生了解家乡的民俗民歌、趣事秩人,并在班级展示。有位来自潮州的学生用PowerPoint制作成一个简介,他用一段潮州大锣鼓为背景,向大家介绍家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家乡发生的变化。有的同学介绍“客家山歌”,还有的同学介绍“顺德水乡”等家乡民歌。同学们说得好,听优美的家乡民歌,仿佛有种回到了家乡的感觉,激发了学生热爱家乡之情。

4.发挥专长学生的作用,使音乐课更加生动活泼

在介绍广东音乐《旱天雷》和《步步高》时,我了解到有同学能拉二胡,有同学会弹扬琴,就让他们来唱主角。上课让他们为班级同学演奏,并让他们谈自己对乐曲的理解和感受,我来讲解并担任钢琴伴奏。师生交流合作的欣赏课,既有新鲜感,又有亲近感,同学们很喜欢,理解接受都很快。

三、发挥本土资源,弘扬本地音乐文化的特色

1.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寻找本土音乐文化

音乐是那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艺术,本学期,我校积极开展“整合学校、家庭、社区资源、深化小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活动,带领学生参观文化古迹、到商业街进行购物活动、走进社区帮助孤寡老人、到西关品尝美食……让学生走出教科书,走出课堂,走出学校,大量参与社会活动,在社会大环境里学习和探索。在商业街购物活动完成后,我让同学们欣赏广东音乐《娱乐升平》,同学们立即感觉到乐曲旋律的节奏明快活跃,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品尝了西关美食后,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唱起广东童谣《椰子夹酸姜》。端午节在珠江两岸观看龙舟比赛后,我不失时机地介绍了广东音乐《赛龙夺锦》。过新年时,学生边在花市上观赏鲜花,边唱着我教的《行花街》。实践证明,音乐教师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才能拓宽学生的审美视野,充分体验音乐的美和丰富的情感,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完成音乐课程所要追求的目标。

2.利用学校的艺术节让学生展现才华

我校定期举办艺术节,往年的艺术节各班学生上报的节目单上不约而同地有流行歌曲和儿童舞。今年在“弘扬乡土音乐”的主题活动的推动下,学生对乡土音乐的情感在艺术节上充分表现出来。在校艺术节上,铿锵激昂的《得胜令》、委婉动听的《平湖秋月》、活泼欢快的《步步高》、抒情优美的《彩云追月》……从学生手中奏出,受到了广大师生的好评。利用第二课堂活动,组织开展了“广东童谣演唱会”“粤曲卡拉OK大奖赛”等活动,既给学生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机会,又使本土音乐真正进入学生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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