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条例范文1
第一条为弘扬见义勇为传统美德，匡扶社会正义，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安徽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有关要求，结合黟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见义勇为行为是指公民为保护国家、集体的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在自然灾害和事故中抢险救灾、救死扶伤的行为。
公民在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约定义务时的行为，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县行政区域内实施的见义勇为行为，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实行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
各部门密切配合，做好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保护和救助工作。宣传、广播电视部门积极宣传见义勇为人员的先进事迹。
第二章见义勇为行为人员的确认
第五条本办法所称见义勇为行为人员是指：
（一）在国家、集体的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受到违法犯罪行为侵害时，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或设法救援，使之免遭或减轻危害事迹突出者；
（二）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和治安保卫部门抓获重大犯罪嫌疑人事迹突出者；
（三）积极向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和治安保卫部门揭发、检举、提供线索，破获重大案件事迹突出者；
（四）在自然灾害和事故的抢险救灾中，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表现突出者；
（五）其他见义勇为事迹突出者。
见义勇为行为人员的确认由县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认定。
第三章见义勇为基金的管理和使用
第六条设立黟县见义勇为奖励基金，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员进行奖励。黟县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在县综治办，负责承办日常事务。
第七条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表彰奖励。对重大见义勇为行为人员需要及时奖励的，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及时给予奖励。
第八条基金的来源：
（一）县人民政府财政拨款；
（二）接受县内外社会团体、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赠；
（三）见义勇为受益者捐赠；
（四）基金存入金融机构或购买短期债券等国家允许的形式增值所得。
第九条基金的用途：
（一）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员进行奖励；
（二）对见义勇为牺牲、伤残人员或者其家属的慰问和医疗补助；
（三）宣传见义勇为人员先进事迹；
（四）见义勇为基金管理委员会核定的其它开支。
第十条基金的管理：
（一）1000元以下（含1000元）的，由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共同研究审批。基金支出在1000元以上的，由基金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审定；
（二）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每年向委员会报告一次财务收支情况，接受全体委员的监督检查；
（三）基金的奖励管理情况，由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不定期地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章申报程序和方法
第十一条申报程序和方法：
（一）由乡镇人民政府、县公安局或见义勇为人员所在单位在行为发生之日起60日内（特殊情况可延长30日）负责整理见义勇为事迹材料，报县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核实，办公室根据核实情况提出审核意见报县见义勇为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批；
（二）公民跨县见义勇为的，由见义勇为人员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单位负责整理报送事迹材料；
（三）外来务工见义勇为人员，有明确隶属单位的，由用工单位负责整理事迹材料。无明确隶属单位的，由属地乡镇人民政府整理报送事迹材料；
（四）对应奖励的见义勇为公民，由县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或县综治办填报《黟县见义勇为奖励申请审批表》，并在30日内将事迹材料和《黟县见义勇为奖励申请审批表》（一式三份）报县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
第五章奖励和保护
第十二条对事迹突出的见义勇为行为人员，经县见义勇为基金管理委员会研究，由县综治委、县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授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事迹特别突出的授予见义勇为好市民荣誉称号，并给予适当物质奖励。
（一）在见义勇为行为中英勇牺牲的，一次性发给其亲属抚恤费20000元。
（二）在见义勇为行为中负伤或因伤致残的，根据其伤残情况，一次性奖励2000元至5000元。
（三）在见义勇为行为中虽未受到人身伤害，但对打击犯罪、抢救国家、集体财产，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确有贡献的，视其贡献大小，一次性奖励500元至2000元。
第十三条对需要保密的见义勇为人员或者见义勇为人员要求保密的，有关单位应当予以保密。
第十四条医疗机构对因见义勇为负伤需要就近就医的人员，应当及时组织抢救和治疗，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拖延。医疗费用应当适当减免。
第十五条救治见义勇为负伤人员的费用，有加害人或者责任人的，由加害人或者责任人依法承担；无加害人或者责任人以及加害人或者责任人不明的、加害人或者责任人无力承担的，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参加社会保险的，由保险机构按规定支付；
（二）所在工作单位资助和社会捐赠；
（三）无工作单位或者未参加社会保险的，以及按第一、第二项规定支付不足的部份，从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中支付（支付金额不超过20000元），有受益人的，受益人也应当依法给予适当补偿。
第十六条见义勇为负伤人员属于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工作人员或企事业单位职工的，按照工伤处理。
第十七条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招聘工作人员，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录用见义勇为受奖人员、见义勇为牺牲或伤残人员的直系亲属，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优先推荐。
第十八条见义勇为牺牲人员符合追认烈士条件的，由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配合民政部门办理申报手续。
第十九条见义勇为受奖人员、见义勇为牺牲或者致残人员的直系亲属从事非公有制经济的，税务、工商等部门应当优先办理生产经营手续，依法减免有关费用。
第二十条教育部门对义务教育阶段、生活确有困难的见义勇为人员子女或直系亲属，应当给予照顾和减免有关费用。参加中考的，同等条件下，县属中学应当优先录取并减免学杂费；考取大中专院校的，由县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给予一次性学费补助。
第二十一条公安、司法机关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的保护。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虚构见义勇为事实、骗取见义勇为荣誉的，由县综治委或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撤销其荣誉称号、追回奖金、收缴荣誉证书，同时视情节追究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三条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不提供及时、有效保护，造成后果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予以处理。
第七章附则
见义勇为条例范文2
《广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2012年11月1日正式实施。《条例》明确了销售者的首负责任（消费者使用购买的商品出现问题，销售者应首先承担赔偿责任），加大了对假冒伪劣商品的查处打击力度并建立了社会信用体系。
“为什么以前发现了假冒伪劣产品在市场横行，但是最后很难查处下去并处理到人？因为责任人不明确。”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王波表示，《条例》明确规定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查处重点案件的第一责任人，并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制假售假人员相互勾结，或者包庇、纵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活动的要依法查处。
据介绍，《条例》在执行时，相关各部门还将建立生产经营者违法行为记录和公开制度，将生产者的违法行为记入监管档案，并将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开。王波表示，质监、工商、药监等部门的诚信体系将联网，在一个领域被查到有生产经营假冒伪劣产品的情况，会影响到以后进入其他领域的生产销售；同时诚信体系也会上网并将影响企业日后的贷款、融资以及和其他企业的商业合作。
甘肃：建立单位负责人集体学法制度
近日，《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明确，国家机关应当建立单位负责人集体学法制度。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带头学法、守法和用法，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能力和水平。
《条例》要求，负责国家工作人员选任工作的机关对拟提拔使用的人员进行考察时，应当将其法律知识水平和执法实绩纳入考察内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法律知识学习列入公务员培训计划，定期进行考试。录用公务员，应当将相关法律知识列入考试内容。
《条例》还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不履行本条例规定或者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考核不合格的单位，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同级人民政府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对无故不参加法律知识考试的国家工作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批评教育，责令改正。
山东：见义勇为者优先配保障房
近年来，为鼓励和褒奖见义勇为行为，各地在不断提高优抚标准的同时，推出了许多有地方特色的奖励措施。日前，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山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专门规定为见义勇为者优先配保障房。
见义勇为条例范文3
「关键词见义勇为，法律和道德，社会保障
2002年5月28日凌晨4时，在安徽省芜湖市，青年教师谢小云见义勇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妻子林金华及女儿生活无着，将被救助者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辩双方的焦点集中在救火是不是谢小云死亡的直接原因，以及被救助者有没有义务赔偿等上。新芜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原告林金华胜诉，并责令被告支付3万元赔偿。这是中国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1].但这起中国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所引起的对“见义勇为”这一古老命题的讨论似乎要远远大于对这一案例本身的讨论。而事实上我国法律对此类问题并无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上的也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试从以下角度来探讨如何保障见义勇为行为者的利益。
一、“见义勇为”概念的提出
（一）我国古代对“见义勇为”的概念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道德标准。
（二）国内对“见义勇为”的概念表述
1、国内地方性法规对“见义勇为”的规定
《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负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规定的是“除职务上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员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或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行为”。
2、国内学术界“见义勇为”的概念表述
有学者提出见义勇为应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有学者从民法角度上进行分析，认为“见义勇为的概念应表述为：为了使国家的、集体的或者他人的利益避免或者减少损害而做出合乎正义的行为”[3].有学者从正义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见义勇为应是指公民为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人身及财产遭受侵害，奋不顾身，勇敢地做出的正义行动”[4].也有学者从更为广泛的角度认为：“见义勇为一般是指当他人或国家、集体、社会的权益受到损失和侵害的时候，不顾个人利益，维护非己权益的行为”。[5]
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对见义勇为的概念表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以为，从见义勇为的本意出发，见义勇为的概念应该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和财产危险而作出的行为。
为此，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第一，主体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首先必须不负有特定义务。众所周知，国家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处理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需要设立一定的专门机构来应对，常见的有公安局和消防局等。另外，为维护正常的安全经营秩序也会聘请一些工作人员，如商场的保安、游泳池的救生员等。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的约定，他们对违法行为以及游客溺水的紧急情况有救助的义务。如《警察法》第21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人民警察应当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和社会公益工作。可见，他们虽然实施的见义而为的行为，但是基于职务和义务上的原因，是不得不为，不能构成见义勇为。其次，必须是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不能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因为构成见义勇为的基础或前提必须是有“义”的存在，而“义”是指社会正义，当然也包括法律正义。社会正义的实现依赖于人的“良心”，而“良心”则只能专属于自然人，因此，法人或其它组织不可能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第二，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基于内心“良心”的驱使而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的意图。第三，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的行为，如抢险救灾、制止违法犯罪或者协助有关机关打击违法犯罪等。第四，行为人的行为一般是在危急和急迫情况下做出的，一般情况下要冒着较大的人身和财产危险。因此要与一般的好人好事和助人为乐（一般的好人好事和助人为乐不需要冒着较大的人身和财产危险）区别开来。
（三）国外对见义勇为行为概念的表述和“见死不救罪”的设立
在国外，为了适应社会所要求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精神，道德义务逐渐介入法律，不作为犯罪的义务开始扩大到道德领域。挪威、瑞典等国法律规定，任何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在下列情况下具有营救危难的法律义务：（1）他认识到他人处于危难境地；（2）营救他人对自己并没有危险。《法国刑法典》（1994年）第223－7条新增一项罪名“怠于给予救助罪”，该罪规定，任何人故意不采取或故意不唤起能够抗击危及人们安全之灾难的措施，且该措施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的，处2年监禁并科20万法郎罚金。事实上，在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刑法典中，都有“见死不救罪”这项罪名。它们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采取行动救助，或能够唤起求助行动，对本人和第三者也没有危险却故意放弃救助的，要处数年的监禁和罚款。埃及法律就规定对有能力而拒绝向危难者提供帮助的人处以一年监禁和罚款最少1000埃磅的处罚；对有某项专业技术的人，如果需要利用他们的专业救援危难者而他们却有意避开，则对他们加倍惩罚；对自己不帮助别人而收到政府机关的命令后仍不执行者，则视为与罪犯同罪。
而与此相适应，在2001年人代会上，刘如琦等32位代表也就此提出议案，他们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立法应包括犯罪行为的法律界定和惩治条款等。上海市政协委员也建议设立“见死不救罪”。他们认为“光靠社会道德、政策倾斜、领导呼吁是不够的，惟有法律才具有强制性、普遍性、稳定性。现在有的国家设有‘见死不救罪’，各地对于见义勇为的奖励也有一定办法，这些都可以借鉴、[8]”。这些都似乎可以成为我们设立“见死不救罪”的理由，然而笔者以为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立法者和普通民众更应该从西方社会所提出的“理性人”角度具体分析利弊得失，得出合情、合理、合法的结论，作出真正合乎“社会正义”的结论。
因而笔者虽然赞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标准多元化的条件下，个人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舆论的强制力不足以防止反道德行为的发生”，“利用法律手段使部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予以强制执行是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必须手段。这个由道德转化为法律的过程就是道德法律化过程”[10].但法学则倾向于使道德标准和法律标准相对分离的理论，他们认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因此，我们不能把具有较高要求的道德法律化，我们不能用法律制裁的方式去惩罚那些违反具有较高要求的道德恶行。我们应该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寻求完美的和谐和平衡。所以，笔者不赞同设立“见死不救罪”。理由如次：
（1）、从设立“见死不救罪”的法理基础看，笔者认为设立“见死不救罪”缺乏足够的法理基础
美国著名法学者波斯纳在其著作中对道德与法律理论作了精辟的论述。在谈到道德的约束力时，他认为，道德确实是一种社会控制制度，是一套对于他者（others）的义务，而不是他人对我们的义务。道德需要人们自觉遵守。现代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Fuller）在其名著《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一书中也专门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把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他认为前者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若某人在追求“愿望的道德”方面取得了进步，则会受到人们的赞赏；若不去追求“愿望的道德”，也不会受到人们的谴责。按照富勒的说法“愿望的道德” 是不能转化为法律[12].美国学者博登海默认为，在道德价值这个等级体系中，可以区分出两类要求和原则。第一类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比如避免暴力和伤害、忠实地履行协议、协调家庭关系。对群体的某种程度的效忠，均属于这类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极为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如慷慨、仁慈、博爱、无私等价值都属于第二类道德规范。博登海默认为两类道德中，第二类则不能转化为法律规则[13].
因此，笔者以为设立“见死不救罪”缺乏法理基础。因为见义勇为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如果设立“见死不救罪”那么必然会使道德“法律泛化”，使每个人陷于自卫之危险境地。那样的法律必然会是独裁与专制的法律，那样的法律也必然是自然主义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所争论的“恶法”，而为执政者所不采。
（2）、从现实来看，并不是每一个见义勇为者均具有见义勇为的行为能力，如日本的志愿者要受过一定的专业训练，拥有一定的工具、具备一定技能，才去做些见义勇为的事；在香港，是不允许百姓进入救火现场的。所以，我们很欣喜的看到在中国的中学和小学的读本中已经删除了以前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如赖宁等。这或多或少对我们是一个启示。
由此可见，无论从立法基础还是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设立“见死不救罪”都缺乏合情、合理、合法性。所以笔者认为不应该设立“见死不救罪”。
二、“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分析
（一）无因管理说
有学者提出：“见义勇为行为在民法属性上，应是一种无因管理之债”。比较无因管理和见义勇为的概念及构成要件，两者极其相似，只不过无因管理在外延上包括见义勇为行为。由于见义勇为通常是在危难情况下做出的，且行为者一般要冒着一定的危险，故“见义勇为行为属于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无因管理行为”。
但笔者认为：比较见义勇为和无因管理，两者在很多方面虽然确有相似之处：如首先，主体具有相似性。行为人都是没有事先接受委托，又没有这方面法律义务的人；其次，行为意图具有相似性。行为都具有阻止违法行为发生的意图。一般情况下，他人事务不得任意干预，否则构成侵权。但是见义勇为和无因管理行为法律赋予它们合法性，并加以提倡和鼓励。第三，行为人都是出于维护他人的利益而实施必要的行为。第四，见义勇为者和无因管理人都可能为其行为而使自己的利益受损。第五，行为人都不要求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而只要求有相应的认知能力即可。
但是应当看到，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毕竟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1）见义勇为行为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而无因管理人既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法人或其它组织。（2）见义勇为是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无因管理则既可以是事实行为，也可以是法律行为。（3）见义勇为发生的前提条件是正在发生现实的侵害[16]，如违法犯罪或灾祸。假想的或者并没有发生的侵害，则不能予以防止或制止。无因管理发生的前提条件是本人对自己的事务或财物一时失去控制，不能进行管理。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可能会出现利益丧失的危险。（4）见义勇为所引起的法律关系主体一般有三个，即见义勇为者、侵害人和受益人。在没有侵害人的见义勇为行为中，则有见义勇为者和受益人。无因管理法律关系中，只有管理人和受益人两种主体，没有侵害人。（5）在见义勇为中，见义勇为者受到的损害，可来自违法犯罪行为，也可源于自然力。无因管理中的管理人所受的损失，只是付出管理的必要费用。（6）民法上的无因管理是为防止他人的合法权利受危害而实施的行为，但大部分无因管理行为都不具有紧迫性和危险性的特征。但在见义勇为行为中。行为人所作出的行为一般是在有紧迫性和危险性的情况下作出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毕竟跟民法上的无因管理不能等同。所以，笔者认为将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定性为民法上的无因管理欠妥。
（二）契约说
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不“无因管理”而是合同行为。此观点认为，在在危急和急迫情况下第三人发出了要约，而见义勇为者则依此要约作出了承诺。因此他们之间便成立了一种合同关系。
但笔者认为：契约说存在诸多不足。因为见义勇为者和受益人之间是不以设立、变更、终止一定的民事关系为目的，而仅仅是一种助人为乐的行为，这种行为与契约或合同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见义勇为者更多的是以保护安定、有序等公共利益为目的，其行为体现了良好的品行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出于订立合同的目的。
（三）公平责任说
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受益人给予一定的补偿”，公平责任原则是有法律依据的。
但笔者认为：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责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由此可见，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前提是各方当事人都无过错，根本不存在有过错侵权人，即对当事人的损害不存在侵权人或侵害人。这显然不符合见义勇为所体现出的三种法律关系。
（四）刑事司法协助行为说
从刑事上来说，见义勇为人的见义勇为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行为，而是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刑事司法协助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六十三条规定：“ 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通缉在案的；（三）越狱逃跑的；（四）正在被追捕的。”
但笔者认为：刑事司法协助行为说显然不够全面。因为见义勇为行为显然不仅仅发生在刑事领域，它所体现的法律关系也不仅仅是刑事关系。如路人为救助落水的儿童而见义勇为显然不是刑事司法协助行为。
（五）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说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紧急避险行为。
但笔者认为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不是等同的。首先，它们的侧重点并不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侧重于防卫行为、避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排除防卫人、避险人的刑事责任；而见义勇为并不一定会产生刑事责任。其次，从行为的对象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是为了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与危险；而见义勇为包括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和抢险救灾。从行为的目的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可以是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为自己利益的；而见义勇为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在处理与见义勇为有关的案件时，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通过上面的，笔者认为：“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说”显然不能成立。
由此可见，“无因管理说”、“契约说”、“公平责任说”、“刑事司法协助行为说”、“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说”都不能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给予合理的解释。因而它们也就不能给见义勇为行为者给予合情、合理、合法的保障。
笔者以为，见义勇为行为存在着更为复杂的法律关系。首先，见义勇为者与第三人之间形成侵权法律关系。其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九条： “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适当的补偿” 以及《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二条“为了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在侵害人无力赔偿或者没有侵害人的情况下，如果受害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状况，责令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其次，在见义勇为者与被救助者之间形成无因管理法律关系。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而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为：1.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2.管理人主观上有管理意思，即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3.管理人客观上实施了处理他人事务的行为。由此可见，在见义勇为者与被救助者之间形成无因管理法律关系。再次，第三人和见义勇为者之间形成侵权关系。其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九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适当的补偿”
三、对见义勇为行为保障的现状分析
，我国颁布地方性见义勇为保障法规的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山东、湖北、河南、广东、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0余县市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规章。这些法规和规章的主要差别不大，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见义勇为者的保障、奖励，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及资金的来源和相关的责任等。这些立法的核心在于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保障与奖励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保障措施是维护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最起码要求，包括见义勇为者受伤的医疗费用承担、丧失劳动能力的保障措施、死亡的丧葬费用及生前抚养人的抚养费用等。奖励包括精神奖励与物资奖励，是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肯定与褒扬。地规性质的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的出台，可以说是我国立法完善的重要表现，使得对见义勇为者的保障与奖励终于有法可依。
从现有的法律保障机制来看：宪法第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国家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民法上的无因管理制度赋予见义勇为人员向受益人要求赔偿自己受到的损害的权利；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制度赋予见义勇为人员向加害人提出赔偿请求的权利；刑法上对于暴力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规定有很大的威慑作用，因而对于见义勇为人员有间接的保护作用；劳动法在关于在用人单位与因为见义勇为而伤残的职工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上，给予职工的特殊保护；社会保障法上的工伤保险、公费医疗或者医疗保险等制度使得见义勇为人员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保障；在医疗卫生（行政）法上，应当对于所有的危急病人予以及时的救治（否则有关医护人员应当承担行政或者刑事责任），当然效果及于因为见义勇为而负伤的人员。
从上面的事实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地方性见义勇为保障法规的出台还是现有的法律保障机制来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保障都是杂乱的、无绪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有有权机关出台的法律、法规。
四、社会保障法保障机制的提出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以为见义勇为立法应定位于社会保障法范畴。具体来说，见义勇为立法最好定位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社会优抚法。因为我国现今的情况是把社会优抚对象仅仅限于军烈属、伤残军人、退伍军人等，所以笔者认为，还应当把见义勇为者也包括进来。况且实际上现有的地方立法在处理见义勇为公民伤残、牺牲问题时几乎都是参照社会优抚办法加以解决。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第15条规定：“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条件的，批准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不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以及负伤致残的公民，属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其抚恤、工资、福利待遇按照因公（工）伤亡人员的规定办理；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城镇居民和学生等公民，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对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抚恤的规定办理”。
事实上，社会保障法不仅能够明确规定受补偿人的范围、补偿的原则和标准、获得社会保障待遇的条件以及待遇标准，而且能够规定社会保障机构为受补偿人提供咨询、解释和说明以及社会保障待遇的义务和责任，能够规定社会保障机构对基金的管理和监督以及在受补偿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提供法律救济的职能等问题，因而对于国家和受补偿人都具有约束力。因为国家本身是没有责任能力的，它用于纠正错误、弥补损失的所有财力、物力、人力均取之于社会成员，并且无须征得社会成员的同意。一个没有责任能力但又全权在握的主体，其行为方式一定是轻率的。
其次，从司法实践来看，现有的救济途径显然已经不适应价值多元和主体多元并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而事实上，我们发现在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关系中受益人有两个：一是私权利受益人被救助人及亲属；二是公权力受益人政府，施救人延伸履行了警方对公共秩序的管理职责，警方理应、补偿不足的酬金奖励、表彰。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对见义勇为行为给予补偿。
再者，笔者认为许多人之所以能见义勇为，正是在响应国家的号召，之所以能奋不顾身，正是基于对社会的信赖。所以公民的见义勇为行为的真正意义是其个人与社会的提倡与响应之间的契约，而不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之间的契约。所以对见义勇为者的补偿首先理应由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国家来负责，而不是完全由当事人个人承担。 “鼓励、支持和倡导见义勇为当无疑义，但并非民法一部门之任务”[23].
也许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的追偿人林金华在庭上庭下一再强调的一句话能够给我们以启示：“一条人命不能与3万元划等号！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在英雄献出生命之后一点不成比例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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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条例范文4
【关键词】见义勇为；道德法律化；立法思考
近年来，频频见于报端的见义勇为行为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见义勇为是人类社会的高尚义举，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赏。当今社会勇斗歹徒、救灾抢险的英雄事迹层出不穷，但同时又引发了许多问题。如，见义勇为者保护了他人利益，自己受到很大伤害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奖励。对待此类问题我国法律并无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理论上的研究也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试从立法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利益。
一、见义勇为的概念分析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见义勇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更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意义。然而，“见义勇为”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见。不过，现在已颁布的一些保护见义勇为的地方法规对此有界定。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① 也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负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 ② 还有的地方规章，如《山西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人员规定》将“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和保卫部门抓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检举、揭发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的罪证，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犯罪案件的行为”也归为见义勇为。通过对这些地方法规的比较分析，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见义勇为是否仅限于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险救灾是否属于见义勇为。重庆市的何某为勇救落水儿童而献身，然而根据《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的规定，何某的行为却不能评作见义勇为，因为该条例限定见义勇为必须是“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救落水儿童,“显然不在此列”。二、见义勇为是否一定要事迹突出。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
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应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要构成见义勇为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见义勇为的主体是不负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公民实施救助行为，其实是其执行职务的必需（如警察抓捕犯罪分子），不履行法定救助义务便可能构成失职。应当说明的是，“负有法定义务”，是指这一义务与其所实施的救助行为是相适应的，否则，便无所谓“法定义务”。如，消防员负有灭火抢险的义务，却不负有抓捕罪犯的义务。虽然不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却负有与被救助对象约定的义务的人，其实施救助行为，即是履行约定，亦不是见义勇为。
（二）见义勇为者救助的对象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并且这些利益正在或将要遭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见义勇为救助的不应当是自己的利益，救助自己的，构成自救，这与见义勇为的要求不符。
（三）主观上，见义勇为者必须有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害的目的。见义勇为者是在这些利益面临危险时，出于崇高的精神而实施的救助行为，其受到社会的褒扬之处也在于此。据此，行为人虽然实施了危难救助，但主观目的却是为了获得报酬，不能构成见义勇为。
（四）客观上，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的人身危险而积极实施救助。见义勇为获得社会所褒扬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实施救助时都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要实施救助很可能遭受巨大伤害，如伤残，甚至献出生命。然而就是这样，却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相比，体现出见义勇为者崇高的思想境界，应该将它们区别开来。值得注意的是，救助应该是以积极的方式表现出来，消极不作为不构成见义勇为。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法规规定，见义勇为必须事迹突出。笔者认为有不妥之处，见义勇为者面对危险，挺身而出，实属难能可贵。事迹突出，可作为奖励大小的条件，但不应该作为认定见义勇为的条件。况且对事迹突出，并没有很好的界定。难道一定要见义勇为者把命搭上，才能评上见义勇为吗？
二、见义勇为立法的法理思考
当今社会见义勇为层出不穷，这是值得称颂的，但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却让人痛心。人们普遍认为这与我国法律对见义勇为没有明确的规定有关，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的社会呼声很大。实际上，我国许多省、市相继制订了或正在制订相关的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然而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在法理上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见义勇为可以说由来已久，一直为我们的社会道德所鼓励与称颂。见义勇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概念，法律上几乎不存在这一概念，因此见义勇为立法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道德法律化。
法律是一套行为规则体系，通过规定一定的行为模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对人的行为、活动有着直接的效力。而道德主要用于调整人的观念，并通过调整人的观念来影响人的行为，因而道德对于人的行为的效力是间接的。但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作用于人的行为，道德与法律都具有调整功能，这就决定了道德与法律之间有着共性。其一，它们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人的行为，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因此它们都属于社会规范体系，具有规范属性。而社会规范的特征之一就在于普遍适用性。道德与法律都普遍适用于社会上的人（这就是法治社会而言的），道德的普遍适用意味着道德通过观念调整人的行为，会随着社会生活的积累而固定下来，形成一定的行为规则来调整人的行为，“道德可加以普遍化的特征内在地要求把人人能够做得到的道德法律化。”③ 即道德有可能法律化的。其二，道德与法律的调整对象在内容上有交叉重合之处，即有些对象既受道德的调整，也受到法律的调整。当然这就存在着一些社会关系只受到道德的调整，而法律对此没有调整，这就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空间。
道德与法律不仅在规范性上有着共性，而且在深层次上也有密切联系。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都有阶级性，主要体现和反映着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志，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可以说，道德与法律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社会手段。而统治阶级总是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手段，当统治阶级认为在某种社会关系上采用法律比道德更为有利，便会进行立法加以调整。这就决定了道德法律化有着必然性因素。当然立法者也会顾及整个社会对这种道德行为的认识程度与接受程度。
一直以来，我们的社会道德对见义勇为都是持鼓励、称颂的态度。道德对见义勇为的肯定态度，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去见义勇为。然而法律对见义勇为却没有十分明确的态度，也没有相应的行为规则。可以说，见义勇为受到道德的调整，并未受到法律调整。见义勇为立法就是将见义勇为行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对鼓励见义勇为的道德加以确认，实现道德法律化。见义勇为立法在当今社会有着如此迫切的需求，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因为在当今，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人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一度忽视了社会道德利益，致使社会道德水平有所下降。另外，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遭遇不但影响到见义勇为者个人利益，而且还使得社会上许多人社会安全感的缺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秩序。道德的调整只是间接的，并无强制力，加上社会各界人士对见义勇为立法的呼声高涨，促使立法者必须将见义勇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当然，道德法律化并不是说立法者仅仅将道德规范“翻译”为法律规范。道德鼓励见义勇为，而且还将其作为一种道德义务，而“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立法者不可能将有着较高要求的见义勇为规定为一种法律义务。法律的合理作法是让见义勇为行为有着合法依据，重点是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见义勇为者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而且通过保护个人增强人们的社会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必须更能够见义勇为，这样的良性循环应是我国法律追求的目标。
三、我国古代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④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对见义勇为作出单独的立法，然而在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古代统治者对见义勇为都有相关的立法。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立法的主要内容有：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奖励及严惩见义不为者。
古代对见义勇为的保护与鼓励，是通过正当防卫的规定反映出来的。最早的规定见于《易经·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的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 盗，指盗取财物；贼，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这明显鼓励人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鼓励见义勇为；同时，又通过免责的规定保护了见义勇为者。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在《唐律疏议》中可以找到对见义勇为的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以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可见唐律中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安全。唐以后各代基本沿袭了唐的作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保护的内容，如，清康熙二十九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赏银四十两，三等伤赏银三十两，四等伤赏银二十两，五等伤赏银十两。”
古代立法不仅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且还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唐玄宗二十五年，唐政府正式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予以奖励的法令，“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记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之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这一规定开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资奖励的先河。唐以后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大清律例 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着照数给赏。”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规定了对见义不为者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
古代这些规定对于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很显然，这些规定对于提高当时的社会道德水平及将这种美德传延下来都是大有裨益的。这为我们当今见义勇为立法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封建法律制度有其固有的缺陷，在封建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奖励“从未与个人权利有过任何联系，只是为了满足统治秩序所给予的恩赐。在不尊重、不推崇权利的社会中，虽然也能达到秩序的稳定，实现表面上的互助友爱，但却忽视了人性的本质和对人性的尊重，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⑤
四、我国当今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
（一）对刑法上相关规定的评价与思考
我国刑法上并没有见义勇为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却与见义勇为有着密切关系。
正当防卫是公民为了使合法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作出反击。我国1979年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排除了正当防卫的违法性，保护了防卫人的利益。由于见义勇为的特点，见义勇为者在排除不法侵害的时候处于防卫人的地位，其实施的见义勇为行为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的规定，排除行为的违法性。这样也就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起到了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鼓励见义勇为，草案中增加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正当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和其他后果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⑥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增加的这一相对无限防卫的规定无疑更加有利于防卫人进行正当防卫，同样极大鼓励了见义勇为。刑法上的紧急避险制度可以排除避险人的刑事责任，也同样鼓励了见义勇为。
应该注意的是，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不是等同的。首先，它们的侧重点并不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侧重于防卫行为、避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排除防卫人、避险人的刑事责任；而见义勇为并不一定会产生刑事责任。其次，从行为的对象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是为了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与危险；而见义勇为包括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和抢险救灾。从行为的目的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可以是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为自己利益的；而见义勇为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在处理与见义勇为有关的案件时，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基于此，可以说我国刑法已有了见义勇为的相关规定，这对整个见义勇为立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对民法上相关规定的思考与评价
刑法通过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以达到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的目的。同样，民法上也有相关的规定来调整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行为引起的民事法律主体一般有三个，即见义勇为者、侵害人和受益人。在没有侵害人的见义勇为（如抢险救灾）中，则只有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不同的主体产生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调整。
1、见义勇为者与侵害人之间
我国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见义勇为，但对公民的防止侵害和紧急避险行为持肯定态度的。公民在实施防止侵害和避险行为时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损害的，《民法通则》第128条、第129条分别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制度，使正当防卫人、紧急避险人的防卫行为、避险行为合法化，不负民事赔偿责任或者只在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时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这样，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的损害，可以免除或减轻民事责任，相应地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时自身很可能受到伤害，根据《民法通则》第109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侵害人造成见义勇为者受到伤害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的是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人们有所争论，但主要的是从无因管理的角度来阐发的。主张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人认为，见义勇为具备无因管理的全部构成要件。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人，主观上管理人有管理意思即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客观上实施了处理他人事务的积极行为。见义勇为不仅具备此要件，而且还有更高的要求。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类型之一，两者的关系是种属关系。另外，二者都是受到法律肯定的合法行为，立法的宗旨在于倡导互助友爱的道德风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主张是妥当的。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的无因管理关系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排除了见义勇为者涉入他人事务的不合法性，肯定了其行为合法性。其二、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存在一定的补偿义务。基于无因管理关系，本人（受益人）负有的义务主要有：偿还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支出的费用；清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以自己名义向第三人负担的必要债务；赔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受到的损害。⑦《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2条进一步解释“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受益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着实际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体现公平与正义。现实中见义勇为者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挺身而出，自身利益遭受损害，而受益人却溜之大吉，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要求受益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在我国已有这样的司法实践。发生在浙江上虞市的全国首例见义勇为损害赔偿案第一审判决认为“见义勇为者（蔡某）的行为符合法律上的无因管理，且其有为受益人（杨某）谋利的意图，因此受益人应当承担8.5万元的责任”。⑧另一方面要求受益人承担相应责任，有利于减轻国家的社会保障压力，也有利于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多的保护。
我国现有的民事规定对于调整见义勇为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有着重大的作用。民法的相关规定不但起到了排除见义勇为者的民事责任，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而且对于处理见义勇为引起的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有着极大的意义。另外，民法上的相关规定构成了整个见义勇为立法的一个部分。应该注意的是，在现实情况下，由于没有侵害人或侵害人根本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受益人也往往无力提供补偿时，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很难较好的保护。单纯依靠民法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进行专门的见义勇为立法尤为重要和迫切。
（三）对见义勇为专门立法的思考与评价
见义勇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不同之处在于见义勇为者在面临着较大的危险时挺身而出，显示出一身正气。正是由于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危险，使得其自身往往容易受到人身伤害，如致残，甚至献出生命。见义勇为者的行为令人敬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流血英雄”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交不起医药费或是生活没了来源。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言利为小人所为，为世人所不齿。这种传统观念是一种很高的道德要求，但对于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基本权益是不利的。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会引起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安全感的缺乏，出现道德危机。鉴于此，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我国尽快立法以保护见义勇为者。马克思说过“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⑨恩格斯说：“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那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⑩
社会的利益要求和呼声引起了立法者的注意。近年来，我国各地纷纷制定或正在制定有关见义勇为的法规。从已经颁布的法规来看，这些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大多是省级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有少数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规章。这些法规的主要内容差别不大，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见义勇为者的保障、奖励，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及资金的来源和相关的责任等。立法的核心在于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保障与奖励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保障措施是维护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最起码要求，包括见义勇为者受伤的医疗费用承担，丧失劳动能力的保障措施，死亡的丧葬费用及生前抚养人的抚养费用等。奖励包括精神奖励与物资奖励，是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肯定与褒扬。
地方法规性质的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的出台，可以说是我国立法完善的重要表现，使得对见义勇为者的保障与奖励终于有法可依，而不至于再出现以前那种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这对于我国加强基本人权保护也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不过，问题也还是有的。其一、现有的立法只是地方性法规，立法层次较低，而且各地的差别很大。如，对于救灾抢险中表现出的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见义勇为是否要求事迹突出，各地的规定就不同。各地方立法“诸侯纷争”，法制的不统一，不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因此国家制定见义勇为的法律尤为重要。其二、地方立法并没有很好的定位。见义勇为的立法根据来源于宪法第43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见义勇为立法应属于社会法范畴，具体来说应属社会保障法范畴。地方立法没有很好的定位可能与我国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立法混乱有关。相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见义勇为者面临危险，挺身而出，可以说他们对社会有着特殊贡献。既然如此，他们应当获得优于一般人的保障与奖励。国家给为社会做出特殊贡献者以特别保障，这样既可以解决这部分人的后顾之忧，又有助于褒扬奉献精神。这一点，韩国的作法可以借鉴。韩国相继在1962、1984年颁布了“国家有功者等特别援助法”、“关于国家有功者礼遇的法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立法最好定位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社会优抚法。我国现今的情况是把社会优抚对象仅仅限于军烈属、伤残军人、退伍军人等，这样过于狭窄，应当把见义勇为者也包括进来。况且实际上现有的地方立法在处理见义勇为公民伤残、牺牲问题时几乎都是参照社会优抚办法加以解决。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条件的，批准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不符和革命烈士条件的以及负伤致残的公民，属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其抚恤、工资、福利待遇按照因公（工）伤亡人员的规定办理；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城镇居民和学生等公民，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对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抚恤的规定办理。”
注释：
① 参见《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
② 参见《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
③ 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2期。
④ 该部分主要参考了郑显文：《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6期。
⑤ 赵肖筠，沈国琴：《见义勇为保护立法的法理思考》，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
⑥ 王汉斌：《关于的说明》，1997年3月16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
⑦ 参见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76条。
⑧ 该案的二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是无因管理，但赔偿数额与一审判决有很大差距。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卷，第291-292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
[2]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2期
[3]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1期
[4]郑显文：《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6期
见义勇为条例范文5
一、见义勇为在我国民法领域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见义勇为的研究不在少数，主要集中在刑法和行政法的立法保护方面。虽然见义勇为的立法与公法联系更为紧密，但是从对见义勇为者私权的保护角度来说，确立见义勇为在民法中的位置，探讨见义勇为在民法中的救济途径，是有必要的。目前民法领域对于见义勇为主要有无因管理说、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说以及防止侵害行为说三种。笔者认为现实生活中见义勇为者面临的突发情况多种多样，上述三种学说都不能全面的涵盖见义勇为的特性。通常，见义勇为之行为可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无因管理和防止侵害行为这三大类所吸收，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见义勇为大都可归于无因管理行为。
二、见义勇为的无因管理属性
(一)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无因管理制度旨在规范一种干涉他人事务，但具有利他性的行为：一方面约束管理人的管理行为，限制非法干预他人事务，以求对私人利益的静态维护;另一方面，将无因管理确立为一种法定之债，赋予管理人合法的补偿请求权，以实现管理人利益的动态安全。
(二)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
目前为止，我国立法还没有给见义勇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各地已有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中对见义勇为的定义也不尽相同，现行条例中规定的见义勇为大致可分为三类：分别是同英勇救人行为、抢险救灾和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三种。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应当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的特性：
首先，利他性。“利他”体现为当事人之间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这是见义勇为内涵的本质特征，否则不成立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者所实施的行为纯粹是基于内心“良心”的驱使而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免受或者少受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的意图。其次，危险性。见义勇为的发生背景经常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正受到不法侵害，具有紧迫性，这种危险状态既可由自然原因产生，也可由人为原因产生。再次，对救助结果不做要求。见义勇为行为的可贵之处在于见义勇为者将自身置于一定的危险之中以求帮助他人，不论结果如何，这种挺身而出的精神都应当得到鼓励和褒奖，所以见义勇为行为的界定标准不以达到预期的救助目标为要件。最后，见义勇为的主体是无特定职责的人，见义勇为并不要求行为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自然人都可以作为见义勇为的主体。
(三)无因管理和见义勇为的联系和区别
1.二者的相通性
有人说：“无因管理和见义勇为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它们不论是从概念比较，还是从性质分析上，都有着更多的相似性和共通性。”
通过对无因管理和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进行比较，可知二者在构成要件上基本一致。首先，从主体角度来看，自然人都可以成为无因管理和见义勇为的主体，同时，不要求行为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次，从主观要件上看，行为人作出一定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他人的利益，而非为了获取报酬。再次，从客观方面来看，见义勇为者和无因管理者是在没有法定和约定义务的前提下对他人的事物为一定的管理行为。最后，见义勇为行为和无因管理行为都属于事实行为。
2.二者的区别
作为一种特殊的无因管理，见义勇为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见义勇为者更多时候充当的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角色，具有行政协助的性质，而一般无因管理的行为人是以自己的身份去维护他人的利益;其次，无因管理者在行为时一般不需要冒风险，而见义勇为者在行为时往往要冒一定的危险;第三，见义勇为法律关系中存在行为人、受益人和加害人三方当事人，而一般无因管理中只存在管理人和受益人;第四，无因管理者一旦开始管理，一般不得终止，而见义勇为者在自身能力不济或出于同样危险的情形时可以终止救助行为。
笔者认为一般的见义勇为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构成要件上都和无因管理有着高度的相似性，而对于一些特殊的见义勇为可被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防止侵害行为所涵盖。
三、见义勇为的法律救济手段
见义勇为使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多层性的法律关系，见义勇为行为中救助者与侵权行为人之间的关系、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被救助者)之间的关系、见义勇为者与国家的关系，对前两种种关系的法律调整，必须借助于民法债权制度。
(一)见义勇为者与侵权行为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与义务关系
见义勇为者在实施救助行为时，通常会遇到第三方的不法侵害行为，造成见义勇为者身体受伤、死亡或者遭受一定的财产损失，在这种存在第三人不法行为的情况下，救助人与不法行为者之间就产生了民事侵权关系。
《侵权责任法》第23条规定：“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第三人的不法侵权行为所引起的债权债务关系，适用民法侵权行为所生之债的法律调整。救助者有权请求侵权行为人给予经济赔偿，不法第三人负有赔偿义务。
(二)见义勇为者与受益者之间的民事权利与义务关系
在调整见义勇为者和受益者之间的民事关系上，《民法通则》中涉及两条可供参考，分别是第93条：“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支付的必要费用。”和第109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
鉴于见义勇为的无因管理特性，109条可视为对见义勇为这一特殊的无因管理行为的特别规定，从字面意思上看，这是处于对勇士的特别保护，但是109条的适用却会给见义勇为者寻求救济增加更多不确定的因素：根据93条的规定，见义勇为者可以要求受益者为必要的赔偿，此时的赔偿范围相对明确，而在109条的情境下，若侵害人不存在或者逃逸，则受益人只需给予适当的补偿，“适当”的标准则很难把握和量化，这对于见义勇为者的权利保护无疑是不利的。
(三)国家对见义勇为者所受损害的补偿
如前所述，见义勇为在某些情况下具有行政协助行为的性质，例如抢险救灾行为，在此种情况下，见义勇为行为维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其在见义勇为中遭受人身或者财产上的损失，则应当视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承受的损失，应当由国家对此作出补偿。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见义勇为行政补偿法律法规，有关见义勇为的补偿规定散见于各省、市、自治区的规章和条例中。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行政补偿方面，应当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损失补偿机制和标准。首先可以激发社会正义之气，鼓励大家见义勇为;另外，在见义勇为者通过民法无法寻求救济的情况下，使其和其家属的生活有所保障，使其损失得以弥补，以实现真正的社会正义。
可见，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涉及侵权人、受益人和国家三方，单从民法保护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民法通则》中的109条可以删除，见义勇为者可以根据《侵权行为法》和《民法通则》中关于无因管理的规定向侵权人和受益人分别请求赔偿，见义勇为者所得利益不超过损失即可，《民法通则》109条的规定显得过于繁琐。
四、结语
对见义勇为进行民法定性，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可靠的法律救济，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说，和法的正义价值观是相符合的，这既契合民法中公平原则的要求，也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为见义勇为者提供民事救济的目的在于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填补其受到的损害，达到双方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此外，社会大众对建立全国统一的见义勇为保护激励机制，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在现实中，见义勇为者往往会因为身体或财产上的损失而遇到医疗、生活等方面的困难，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多方法律救济，解决见义勇为者所面临的现实生活问题就显得尤为紧迫。
“英雄流血又流泪”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我国历代都有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措施，这也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一，但是当媒体镜头下的英雄们因得不到救济而不堪重负时，或许法律应当作出一些改变，更好的维护见义勇为者的权利。笔者认为将见义勇为写入刑法可能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从私法和公法上给予见义勇为行为必要的救济，可激发人们心中沉睡的善良和正气，或许这正是当下社会最需要的一剂良药。
见义勇为条例范文6
为此，我代表市见义勇为协会，向受到表彰的4名先进个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和学习。向涌现出先进个人的**县委、县政府、县见义勇为协会；向县房产交易所；**景区党委、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县检察院；县城**饭店和**乡**村民委员会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对见义勇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特别是对**县委、县政府、县见义勇为协会精心组织今天的表彰大会致以最热烈的掌声表示衷心的感谢。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称道的善事好事。近年来，我市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见义勇为的英雄模范先进人物，他们为**大地谱写了一曲曲正气之歌，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乃至鲜血和生命实践了“xxxx”的重要思想，为构建和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一是要学习他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二是要学习他们临危不惧、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三是要学习他们机智勇敢、爱憎分明的高尚品格。
为此，提以下四点建议：
首先要大力宣传见义勇为精神和先进事迹。
宣传见义勇为精神，宣传见义勇为者的先进事迹，是做好见义勇为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日常工作，我们一定要下功夫抓好。要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宣传工具，采取联合大众传媒，配合，开办专题节目，认真宣传党和国家鼓励见义勇为的法令，宣传国家和**省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和奖励条例，宣传受到各级表彰的见义勇为英雄事迹。让全社会关心、爱护、支持见义勇为公民，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在构建和谐**的建设中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第二要全力表彰见义勇为英雄模范和先进分子。
表彰见义勇为英雄模范和先进分子是做好见义勇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目的就是通过表彰，树立榜样来教育群众、影响群众、激励正气、弘扬美德，要视见义勇为的表现和贡献分别给于表彰奖励。尤其是要对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违法犯罪分子侵害时，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见义勇为者；积极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和保卫部门抓获在逃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见义勇为者；在抢险救灾中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见义勇为者和舍己救人的见义勇为者，给于表彰奖励。形成“见义勇为光荣，见义不为可耻”的新的社会风尚和荣辱观，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第三要积极为见义勇为者排忧解难。
我们做见义勇为工作的基本宗旨是“决不让见义勇为的英雄既流血又流泪”。为此，我们要在认真做好表彰奖励工作的同时，多方呼吁、多方协调、积极为见义勇为者解决各种实际困难，要把弘扬正气的工作延伸到表彰奖励之后，确实做好善后维权工作，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把党和政府的关心、人民群众的关爱，更加具体化，激励和提升见义勇为正气，引导和调动全社会继续关爱见义勇为英雄，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