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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北京市全面启动新一轮高中课改，高中课程方案的调整、高中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落实、新修订高中课程标准的培训、高中学生学习质量标准的学科对接与课堂实施、高中教材的修订、高考高招的改革六大主题将同步开展，协同推进。为了让广大教育工作者及时了解动态、把握方向、明确职责、学习典型，本刊将聚焦制度重建、课程方案调整与适应、核心素养培育、课程标准解读、适应新高考高招改革、课程设计与课堂实施六个主题，持续报道高中课改选题，敬请关注。
新世纪以来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建立了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赋予学校合理而充分的课程自，学校在开齐开足国家课程的基础上整体推进三级课程，并逐步推进学校课程的整体构建，新课程改革的重心已从观念转变、规划设计转移到制度重建和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北京市结合学校课程发展的多样生态开展“课程自主创新”实验，鼓励学校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学生课程选择、课程评价等方面开展局部或整体的课程自主创新，不断凸显学校课程特色，积淀学校课程文化，增强学校办学活力，这必然要求突破制度重建、有效治理以及文化塑造的难题。
课程改革的深化，特别是新高考背景下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核心的高中课改，使学校的课程自和办学自逐步增大，学生的课程选择性和学习个性化逐渐增强，一方面现有课程结构运行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难以满足新课程需求，同时对接新课程实施的部分制度尚未建立，且课程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协同不够；另一方面，已有制度更多基于课程执行和日常管理，对于师生以课程为载体的学校生活的人文关怀、专业发展和个性需求关照不够，具体表现为学校制度缺乏整体规划、内在结构性缺失、表述不规范等现象；同时，部分学校还存在形式化、表面化等问题，难以支撑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课程体系的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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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民主自治建设存在若干问题,职代会性质和目标定位不清晰,职权界定宽泛不一,职代会自身日常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不足,职工代表的构成、权利以及素质等亟待加强。为此,深化对职代会制度民主自治建设的战略认识;积极寻求理论创新,为职大会民主自治建设奠定新的理论基础;加强以职代会为主要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的法制化建设;健全职代会日常民主管理制度。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制度。这表明,我国实践多年的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建设被提升到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制度高度,从而纳入到中国政治制度体系之中。其中,职工代表大会是我国企事业单位中保证职工对本单位实行民主管理,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基本形式,是我国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支持职工参与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1]从十七大发展我国政治民主的要求来看,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将会得到进一步促进和发展。本文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民主建设的实践,重点分析当前我国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民主建设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民主自治建设提供启迪。
一、我国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民主自治建设存在的问题
但是,我国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在取得进步发展的同时,随着我国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非公有制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职工居民生活方式、就业形式、价值观等发生多元化变化,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民主建设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一)职代会的性质和目标定位不清晰
目前颁布的与职工代表大会(简称“职代会”,下同)有关的法律法规,对职代会的性质的表述和定位过于宽泛,目标定位不清晰,这导致了人们对职代会在企事业单位权力机构中的地位的认识发生分歧,直接影响了职代会民主作用的发挥。
(二)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界定宽泛不一
此外,相关法规条例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职代会的职权范围的规定不一。全民所有制企业一般享有以上规定的五个方面的权利。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却规定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职代会是集体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除享有以上权利之外,还享有选举、罢免、聘用、解聘厂长(经理)、副厂长(副经理)的权利。而同为集体经济的乡镇集体企业职代会职权又少于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职代会。《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虽规定职代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机构,但规定职代会对企业经理管理中的问题仅有提出意见和建议,评议、监督厂长(经理)和其他管理人员的权利。[5]至于非公有制企业里的职代会民主建设更为艰难:首先,非公有制企业职代会的设立就遭遇到法律的空白,因而多数非公有制企业均抵制职代会的设立;其次,目前已设立职代会的非公有制企业,其职权多数仅限于职工的参与权、知情权、协商权和监督权,总体职权内容不仅大大少于公有制企业里的职代会,而且在实践中的落实也遭遇折扣。
(三)职工代表大会自身日常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不足
职代会在实践中的民主管理作用甚微,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职代会的运作形式单一,日常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现在企事业单位一般每半年才召开一次职代会,有的一年只召开一次。而且,每次会议必须有全体职工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可召开。而企业随市场变化需要往往需要及时作出决策,甚至修改以前的一些决策方案。因此,职代会目前的这种单一运作形式很难满足企事业发展的需要。民主作为一种权利,它的实现形式应是制度化、多样化、常态化。建立健全职代会日常民主管理制度成为职代会民主建设的迫切需要。
此外,在企事业内部,与职工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两个组织,即职代会和工会的关系目前没有完全理清。职工大会、职代会与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工会委员会之间职能和权责既有重叠之处,也有相冲突地方。目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职代会侧重于民主管理,工会侧重于维权。国有企业的工会委员会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负责职工代表大会的日常工作,检查、督促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集体企业的工会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职工参加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的权力。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会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组织职工采取与企业、事业单位相适应的形式,参与企业、事业单位民主管理。这些规定原则性的内容太多,也没有厘清它们之间的职能和关系,例如,从理论上讲工会应当对工会(代表)大会或职代会负责,但实践中工会的权力和作用往往高于职代会,而且,工会有更多的官方色彩和权威,建立了自己的体系,这就导致职代会的民主管理作用在实践中不如工会。
(四)职工代表的构成、权利保障以及素质等亟待改善和加强
职工代表是企事业职工民主管理的主体。职工代表结构合理、权利依法得到保障、切实履行应尽的义务、民主管理素质不断得到提升,这些都是职代会充分发挥民主管理的重要前提条件。"
当前,我国多数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结构不合理,一线职工(包括一线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体的原则在实践中没有很好的得到落实,一些单位党政领导、正副职领导兼任职工代表的现象比较严重。在董事会、监事会中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比例也过少,一些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就是工会正副主席兼任。
至于职工代表的权利,目前的相关法规条例规定的原则性内容不少,但问题的实质在于职工代表在实际开展民主管理和维权过程中是否真正得到落实,落实过程中是否能真正得到法律的保障和庇护。由于职工代表与企事业单位有着直接的切身利益关系和较强的依附性,在科层制的企业管制制度之下,职工代表能在多大程度上为职工全体利益而切实忠于职责地履行权利和义务,一般取决于单位领导的民主容量和职工代表的品行、素质和能力。在实践中职工代表的民主维权行动多数是以职工代表的妥协甚至牺牲自身利益而告终。因为无论在何种经济和管理体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一样),对工人来说,组织起自己来跟管理方争取任何决定权都是存在困难的。[6]职工代表的民主活动如果缺乏司法保障和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不可侵犯性的载体为依托,他们的民主成效难免会遭遇折扣。况且,当前我国很多一线职工的文化素质、民主素养管理知识以及维权意识等有待于大大提高。相对于农村的村民自治和城市里居委会民主自治实践,我国的职代会民主实践要滞后得多,职工和职工代表的民主管理水平和综合素质有待大大提升。
二、完善我国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民主自治建设的对策建议
在党的十七大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有机组成部分之后,以职工代表大会为载体的企事业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对于我国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民主建设的未来发展,笔者提出深化对以下若干问题的思考以期为推动此项制度建设提供启迪。
(一)深化对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民主自治建设的战略认识
由于我国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民主建设真正步入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时间不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相对缓慢,一些企事业单位领导对职工代表大会存在片面的错误认识,我国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民主建设的实践效果与制度设定目标相差较大。在实践中,无论是部分领导者还是广大基层职工群众都尚未真正认识到职工群众民主自治建设的战略意义。但党的十七大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之后,我们应从“中国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注:林尚立)高度认识到以职工代表大会为载体的企事业民主自治建设的地位和意义。它不仅是我国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的重要内容,而且大大丰富了我国政治文明的内涵,实现了国家层面的代表制民主与基层单位的直接民主的有机结合,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设。在实践中,职代会制度的民主建设和成效虽没有达到我们期待的理想状态,但勿庸置疑的是在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核心的政治力量的努力下,我国的职代会制度民主建设近些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职代会制度在权力制衡和民主维权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强。因而,党和政府应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高度为完善和推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建设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加大健全这一制度的政治力度、政策空间和社会氛围。
(二)寻求理论创新,为职代会民主自治建设奠定新的理论基础
我国的职代会制度是公有制经济的产物,它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是公有制企业的主人,自己当家作主,管理自己的企业。这种“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深深扎根于我国的政治制度和企事业管理之中。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职代会制度就遭遇了理论的尴尬。虽说在这过程中,有人提出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来抵制“股东至上”理论,这种寄托于资本方实行民主管理的理论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依然没有为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职代会找到权威理论支点。从目前我国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实际国情来看,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能够为我国当前的企事业设立职代会提供有力的新的理论依据。这种理论不仅强调人的发展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保证人的全面发展,而且强调人的发展是发展的动力,从而解决了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如果我们从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企事业单位加强完善职代会制度民主建设,这不仅为我们在实践中落实这一制度减少阻力,而且也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三)加强以职代会为主要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的法制化建设是当务之急
当前,我国以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的法制化保障明显落后。制定一部有关企业民主管理的专门法律应是当务之急。市场经济是一个法治经济,民主也离不开法制保障。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广大职工群众依法维权的行动就失去法律的依据,他们的民主自治热情就会消失。
由于职工群众与企事业具有直接的、实质性的经济利益关系(这一点职代会与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明显不同),如果缺少法律保障,职工代表大会在民主维权活动中只能处于弱势地位,职工代表也因顾忌现实利益而不敢真正维权。因此,职代会民主管理的法制化建设首先确保职代会或工会在民主管理和维权中的不可侵犯性和司法保障性,做到职工代表维权有法可依,管理方违法依法必究,职工依法维权不可侵犯。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职代会或工会可依法提出申诉、申请仲裁,提出诉讼等。"
其次,依法厘清企业各组织的性质、地位、职能、权责等,构建科学合理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在已设立职代会的企事业中,党的组织、行政组织、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工会会员大会、工会委员会、职工大会、职代会等组织机构的性质、地位、职能、权责等应通过法律有效区分和界定。党的组织重在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尤其要防止党的组织过于干预企业的经营。并组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职工大会、职代会的设置和职能,加强工会委员会作为职大会常设日常工作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建议把工会作为职代会负责开展日常民主管理和依法维权的法定执行载体。在有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的公司制企业中,董事会行使经营决策权,经理层行使经营管理权,监事会行使监督权,职代会行使民主管理权(审议建议权、审议通过权、监督评议权、民主选举权等)。当前,由于我国不同所有制的组织机构、管理体制、价值目标等存在较大区别,职代会制度的民主建设进程和水平肯定具有不均衡性,但作为民主管理的权力机构,职代会制度追寻的价值原则在于以人为本、民主、公平和正义,确保职工依法行使参与管理权、平等对话权、知情审议权、民主选举权、评议监督权等民主管理的权利。
(四)健全职代会日常民主管理制度是实现职代会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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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主集中制 党委书记 民主意识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①。当前各级组织坚持用民主集中制作决策、坚持用民主集中制建班子、坚持用民主集中制管干部，已经成为一种鲜明的导向和广泛的共识，特别具有一致性和普遍性，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制度地位得到了持续巩固和强化。
党委书记要带头
党委书记在坚持民主集中制过程中，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要履行职责，组织“一班人”贯彻好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要以身作则，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模范。但是，有的同志对后者不太重视，影响了民主集中制的质量。解决这一问题，党委书记应努力带好头。
带头强化民主意识。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是前提。由于书记在一级党委所处的重要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决定了他尤其需要具有浓厚的民主意识，树立开明、大度的形象，必须加强学习，紧密联系我党的历史和自身工作实际，进一步认清新形势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一要充分认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性。民主集中制科学揭示了党的领导工作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是党的领导正常、规范、有序进行的可靠保证。当前，党委领导工作遇到许多新情况，自身建设也面临许多新问题，仅靠书记一个人的智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否则，抓工作必然缺乏预见性、针对性，自身建设也会出问题。二要充分认识民主集中制的稳定性。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经过长期实践的检验，是一种稳定的机制。现在，民主集中制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三要充分认识民主集中制的适应性。经济社会越发展，对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要求越高，只有实行集体决策，才能避免个人决断的局限性。民主集中制既是老传统，又是新课题，只有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坚持和完善，才能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保持正确方向。四要充分认识民主集中制的示范性。书记带头发扬民主，无疑会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如果思想认识跟不上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发展和现实要求，还只是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那么，就必然会出现片面性。
带头尊重不同意见。党委讨论决定问题，要充分发扬民主，也要实行正确集中。书记在民主的基础上实施集中，有个“善于不善于”的问题，也有个“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还有个“敢于不敢于”的问题。尤其是当自己的意见与其他人的意见相异的时候，愿意不愿意和敢于不敢于尊重不同意见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因此，提高“集中”的质量，很重要的是书记要尊重不同意见。一要谦虚谨慎。书记遇事要有主见，但不能主观、自恃高明，认为只有自己什么都对，别人都不对，自己的意见别人必须尊重，别人的意见自己可听可不听。研究问题时，要坚决摒弃“集体领导的内核就是主官领导”的错误观念，正确处理“一言”与“群言”的关系，不事先定调，不抢先表态，不随便打断别人的发言，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任何班子都不可能始终“一个声音”，书记对不同意见要慎重对待，对不正确的意见也应耐心听完，保证班子成员有充分的发言权。二要豁达大度。当自己的意见被否定后，要真诚地欢迎和接受不同意见，勇于放弃自己的观点，毫不犹豫地服从集体的决议。书记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开阔，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党的事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公论，博采众长，不要患得患失，怕丢面子。如果为保全个人面子，或显示自己的权威，搞个人说了算，迟早要丢更大的面子。民主是一面镜子，直接反映出一个班子有无生机与活力。书记固执己见，压制不同意见，不但违背组织原则，也容易挫伤班子成员的积极性。三要出以公心。有时明明知道别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却总要用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推行自己的观点。作为书记，要跳出个人小圈子，使集中不掺杂任何私利，决不能以人情代替原则，以关系代替原则，以互利代替原则。有时遇到上级领导和机关打招呼、递条子的情况，也不能违心照办，硬把大家的意见往上级领导的调子上拧。要顶住压力，排除干扰，使作出的决议经得起群众评说和历史检验。
带头维护集体权威。坚持民主集中制，关系到党委集体的权威。对集体的权威要倍加珍惜、共同维护，书记尤其应当带好头。一要强化服从意识，认真执行党委的决议。党委作出的决定，每个班子成员都要坚决落实，书记更要身体力行。书记是否真正维护党委的权威，很重要的是看其在会上说的和会下做的是否一致、个人行动和集体决议是否一致。不管个人意见如何，只要党委形成了决议，就应无条件地服从，真正把集体的意志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不遗余力地贯彻执行。当执行中遇到困难、出现阻力，大家都拭目以待的时候，书记要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硬着头皮坚持，千万不能犹豫不决，轻易改变决心。二要强化遵纪意识，严格保守党的秘密。现在，党内秘密很难保守得住，有时常委会上午研究干部问题，下午就走漏消息，甚至谁在会上说了什么，外界都知道。书记要从自己做起，管住嘴巴，防止和克服自由主义，不讲超出党委决议范围的话，不发表与党委决议相违背的意见，不扩大党委讨论问题的知情范围，特别要注意不向家属子女和亲朋好友泄漏党委内部的情况。三要强化他律意识，自觉接受大家的监督。有的同志对接受监督总感到不舒服、不自在，认为这样做会限制自己作用的发挥。监督是民主集中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其目的是对权力行为实施制约和调节，防止权力运行脱轨离谱。书记自觉接受监督，是讲政治、有觉悟的表现。只有善于把自己置于监督之中，才能有效履行职责，正确使用权力，维护集体权威。如果认为接受监督影响了个人“作用”的发挥，由此觉得不舒服、不自在，那么，这种感觉越强烈越好。四要强化整体意识，努力增强班子的团结。班子团结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基础，坚持民主集中制是确保班子团结的有效途径。书记要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高度认识搞好团结的重要性，②不争个人核心，不搞亲亲疏疏，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以良好的自身形象感召大家，增强班子的凝聚力，创造齐心协力干事业的浓厚氛围。
加强制度作保证
制度是固根本、管长远的。解决贯彻民主集中制存在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制度建设。 只有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一系列制度，才能有效地克服决策的随意性和盲目性。③
坚守程序正义。程序对决策有规范性、对权力有制约性，离开了严谨正规的程序，党委的决策就会失去基本依据。《党委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党委议事决策的八项程序和七条原则，只有刚性落实、从严执行，才能真正把领导权力关进法规制度的“笼子”。一是结果与过程相统一。要强化程序就是法规的意识，凡需会议研究的问题，无论简单还是繁杂，都应严格按照八个步骤的程序规范，形成讲原则、守规矩、重法度的决策习惯，不能怕麻烦图省事简化省略程序，用决策正确代替程序合法。二是形式与内容相统一。一些单位党委的决议虽然是集体研究的，该走的程序也走了，也反映了集体的意见，但决议的内容明显违反政策规定，实际上是党委集体违规。因此，要通过决策程序的公开透明、阳光正义，防止用合法的程序来掩盖非法的事项，为贯彻民主集中制提供可靠的保障。三是民主与效率相统一。就要处理好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既不能有会无议，也不能议而不决，更不能决而不行。只要充分发扬了民主，该书记拍板时就要敢于拍板，只要在民主基础上形成了正确的集中，全体委员就要按分工高效率贯彻执行。
健全完善会议制度，党代会、全委会是不同层面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载体。党代会是党的领导机关但不是党的日常工作机关。因此，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党代会召开时机上，应当尽量和本单位党委领导班子的换届结合起来，以便于发挥党代会对党委班子的监督作用。在大会程序上，应当细化审议报告、形成决议的环节，真正把发挥党内民主贯穿大会全过程。在党代表的选举方面，可以适当加大差额比例，引入竞争机制，保证选举人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意志。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应当按照代表任期制实施办法，落实各项制度规定，为代表充分发挥作用搭建平台。为防止全委会功能出现弱化，要划清与常委会的职责界限，并定期召开全委会，听取常委会报告工作。
建立完善咨询制度。中央专门下发文件指出，要建立完善决策咨询制度。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正确理解和运用“个别酝酿”这一原则规定。为保证“个别酝酿”不变为委员意见向书记意见集中，可以明确规定，书记征求委员意见要以咨询为主，而不是诱导为主。个别分歧较大的问题，在酝酿前要进行专家咨询、业务部门咨询，保证党委在认识更全面、更客观的基础上形成统一意志。
落实完善表决制度。从一定意义上说，保护少数人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是党内民主的真正体现。有些党委在决策问题时，出现正、副书记一锤定音，一定程度上与表决的方式有关。比如，口头表决的方式就容易使有的委员存在顾虑，导致“异口同声”。要根据党委工作条例规定，就举手表决、口头表决、票决三种形式的运用，在会前针对具体情况作出规定。有条件的可设表决器，为表达不同意见提供必要的器材保障。
强化能力为首要
党委班子如何在实践中做到“四个坚持”，不断提升党委科学化决策水平，笔者认为首先应当从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不断增强自觉性、原则性、时效性做起。
增强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思想是行动的向导，要增强贯彻的自觉性关键在深化认识。一是要学深弄懂什么是民主集中制。要结合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专题教育和个人自学等时机，采取原文学习、讨论交流、专题辅导等方法，组织党委成员认真学习《民主集中制读本》、《》、《党委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切实吃透民主集中制的本质特征和精神实质，掌握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基本要求，帮助党委成员熟悉议事决策的程序、原则、内容和方法，自觉用“十六字”原则规范党委工作，促进议大事抓大事。二是正副书记要带头树立民主风范。正副书记要积极维护党委领导核心，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在研究重大问题时，要提前通知每一名委员，坚决杜绝临时动议和搞个别授意的问题。要严守集体领导原则，注重搞好党内角色和行政角色转变，确保每名成员都能平等地参与其中。要鼓励其他委员发表不同意见，积极倡导和营造会上大胆争论、各抒己见、激烈交锋的良好氛围。要善于听取反对意见，坚决克服把反对意见作为“抬杠”、“顶撞”和“不懂规矩”来看待。三是班子成员要自觉增强参与意识。班子成员要有集体领导是党性、是义务、是责任的意识，切实站在为人民群众负责、为部队建设负责的高度投好手中的“一票”，防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问题。要把积极参与议事决策作为促进部队发展、巩固班子团结的重要保证，不能把自己看成是“小委员”，更不能当“局外人”。
增强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性。党性观念强是确保民主集中制得到有效贯彻的保证，在贯彻民主集中制过程中必须坚持这个根本原则不动摇。一是党委班子要有“政治方向”感。党委是领导核心，只有强化政治意识，才能确保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和正确方向。在决策过程中，要严格按照上级指示和法规政策作决策，防止“举错旗”和党委决议游离于政治要求之外、游离于上级指示精神之外、游离于法规政策之外。议事决策过程中，对意见分歧较大或难以斟酌把握的问题，要及时向上请示报告，防止出现“不了了之”和“强拉上马”的问题。二是正副书记要克服“家长”观念。正副书记要自觉将自己置于“一班人”之中，树牢当“班长”不当“家长”、出“点子”不端“架子”的思想，真正在讲原则、讲党性上作表率。在研究决策时不先入为主、先声夺人，不抢先表态、画框定调，不妄下定论、拍板定钉。正副书记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谅解，互相支持，不打个人旗号，不立山头拉帮派，切实演好“将相和”，避免“龙虎斗”。三是班子成员要消除“本位”思想。班子成员要坚持在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着力克服把分工当分权和把部门工作当“势力范围”的问题。要严格落实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不得脱离党委领导而各自为政，与党委并立；不得借口分工负责搞个人专断，凌驾于党委之上。每名委员要正确认识“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不能片面强调“首长分工负责”而忽视“集体领导”，切实克服“谁当家谁做主”的错误认识，防止出现会上赞成，会后议论；嘴上认同，心存异义的问题。
增强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时效性。只有主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时效性。一是要增强服务意识。要树牢“服务是天职，人民群众在心中”理念，坚持心向基层、服务人民群众。要结合蹲点住班、基层调研等时机，采取问卷调查、集体座谈、个别谈心等方法，广泛征求人民群众意见。要进一步畅通民主渠道，采取设置意见箱、网上邮箱、热线电话等方式，认真收集人民群众建议。要树牢不等不靠思想，主动查找问题，制定对策措施，对无力解决的问题及时向上请示，防止因为“等靠要”而错失时机导致问题复杂化。二是要抓好会前酝酿。议题确定后，要按照规定提前通知所有委员，确保每位委员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会前思考，坚决杜绝突击开会、临时动议的问题，防止“带着问号参加会议”而导致会上争论不休、议而不决。三是要坚持果断决策。党委班子要有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精神，当决议时机一旦成熟，在不违背上级指示精神和政策法规的情况下要果断决策，防止紧要关头不能当机立断而给工作造成被动。当议题议透和多数委员意见明朗、意见一致时要及时形成决议，不能一味迁就个别人的不同意见而错过决策时机导致会议久拖不决。四是要搞好科学统筹。要坚持大事大抓，科学区分议题内容，防止事无巨细、大包大揽而影响党委精力；要科学区分议题的轻重缓急，时间不紧迫的可以暂议，防止议题过多而议不透。在会议召开的时机上，既要防止会议周期过短而出现“五多”问题，又要防止会议周期过长而耽误工作。同时，要正确理解“首长分工负责”的含义，该个人决断或行政会议研究的工作不能纳入党委会议研究，防止党委工作陷入具体事务之中。
（作者为河南工业大学副教授）
【注释】
①王继元：“民主集中制是科学合理有效率的制度”，《长白论丛》，1996年第2期。
②许云昭：“建立健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监督机制”，《中国纪检监察报》，2009年12月8日。
自制主题范文4
狭义地讲，是陕甘宁边区67个县市区政治、社会、地理、自然逼出来的；是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带出来的；是这里全体军民干出来的；是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几十年来有关专家、学者用心思索、前后比较、反复推敲总结升华出来的。
广义地讲，延安精神是井冈山、遵义、西柏坡、太行、吕梁、沂蒙、大别山、大寨、右玉等精神吸收、升华和发展的结晶，是全国战争年代成功局部执政的宝贵经验，是全国全面执政的基础。她有着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从执政角度讲，延安精神既有革命精神、又有创新精神还有改革精神。党把最优秀的干部推荐出去，由人民来选择。现在有人认为不适合搞民主执政，理由是人民文化水平低。实行民主，主要是利益问题，水平问题是次要的，不能说教授就能搞民主，文盲就不能搞民主。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民主经验就是最好的例子。
现在到了我国最危险的时候，应该求助于实践，求助于历史上的实践，到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当中寻找方法。要把路径找对，从解放思想到解放行动，从解放理论到解放实践，我们要有自己的新观点和新认识。
下边，我提纲挈领地从五个方面讲。
理论上的新突破
我们共产党人要用马克思理论指导实践。新的实践要求在理论上必须有新突破。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所有制的改革，这就突破了一个理论。邓小平说，市场经济没有社会属性。这奠定了邓小平的理论，奠定了现在的繁荣，奠定了现在世界列强对我们的重视。
十多年前，我写文章认为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是一样的，不应该有社会属性。体制是指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以及自然人的隶属、劳动、工资、分配等体系和制度。体制是制度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体制是为制度服务的。
但要强调一点，没有社会属性不是说要照搬。对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搬，体制也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搞多党制，我们反对多党制，因为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民情、国情、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特点。我曾建议中央突破社会体制没有社会属性这一点，这就可以为落实党的十精神提供理论支持。现在民主与科学融为一体了。如果不在民主上下工夫，必将被历史所淘汰。
结合上的新提法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社会主义必然进行五结合：
1.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时实际相结合。
延安精神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时实际相结合。
2.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发达国家体制相结合。
我们有最好的制度，但体制有问题，这是邓小平说的。资本主义的制度是坏的，但体制好，我们要学习他的体制。那么一些说法就要变，好多说法现在不说了，比如兴无灭资，可以提兴社学资。我到德国去，去马克思的故乡，他们问我，《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怎么翻译，我说“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他们说不对，应该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懂德文，不知道对不对，但这两种翻译是不同的概念。我想说学习西方的一切文明成果，但都要与本国国情结合。
3、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发达国家文明相结合。
4、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相结合。
我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有的特别拥护邓小平，有的特别拥护。我认为应该结合。什么原因，是因为没有把结合两字弄明白，都是没有以人为本，没有遵循科学发展观。两种错误倾向出于背离科学发展的同源。“左”必然发展慢，“右”必然两极分化，都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我们要抛弃这些错误思想，要搞结合论。我在基层工作提倡做三合面、四合面馒头。把的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和邓小平的大胆改革、制度创新以及和的三个代表，的科学发展观等结合起来，形成我们自己的改革思想，把改革体制和改造思想相结合。
5、上级部署和当地实际相结合。
各地、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都应有自己特点的提法、方法，加起来才是中国特色。不怕搞理论有争议，搞实践受偏见。我提出：改革体制必须跟改造思想相结合。在改革体制当中改革思想。改造思想不能空改造，就要结合改革体制；改革体制也是一样，不能改革为自己私利，要改造思想符合人民的愿望。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没有人相信谁高尚、真改革、为人民。这种现象的根儿是改革体制没有结合改造思想。
国情上的新强调
1、国情
我们的国家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这个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理论上设计的科学社会主义，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也不同于列宁创立的苏联社会主义，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中间状态的社会主义，现在也不存在了。现在存在的只有我们中国式社会主义。我把社会主义分成三种模式：资后社会主义、资中社会主义、资前社会主义。资后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制度充分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我把它叫做资后社会主义；列宁搞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我把它叫做资中社会主义；而带领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前建立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开张、挂牌，我们就搞了社会主义，叫做资前社会主义。
这个社会主义怎么搞？带领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说明他的探索失败了，但我认为这是伟大的失败，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伟大理想的实践。马克思并没有对资前社会主义更多论述，只说过社会形态可以逾越，但是生产力不能逾越，也就是说社会形态可以在半封建半殖民搞社会主义，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不能逾越的。
2、党情
世界上的国家大都是先有国家后有的党，而我们是先有中国共产党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管干部、民主集中制、协商民主。
现在的问题是党领导干部的体制出了问题，不是出在理论上，而是出在实践的方法上。许多问题老百姓不满意，就是因为没有方法。我们的理论是世界上最好的理论——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我们有最好的执政主体——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实践主体——全体人民。不能因为一些干部出了问题就说为官必贪，我认为95%的干部都是好的，8000万党员是个庞大的队伍，只要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贪污就是个大数字。现在关键问题是要研究民主集中制不能成为集中民主制，党管干部不能成为党代替人民管干部，应该是党带领和带动人民管干部。全国这样实践的地方很多，历史上也有，延安时期就很好，不能放着好的方法不去借鉴。
改革上的新重点
邓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对改革究竟设计了什么？我认为他主要设计了三个竞争：
第一，产品的竞争，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实现部分人先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不能像有的地方说，为了达到共同富裕，先富裕起来的人要先等一等，等后面的人富裕起来了，你再往前走，肯定这观点不对。产品的竞争没有限度，没有边沿。人与人之间收入的差距，先富裕起来也不能限定一个比例，不能有这个界限。
第二，地方的竞争，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竞争包括地方之间、单位之间、系统之间竞争，进行社会体制改革走向共同富裕。这个竞争那就不光是一个产品竞争的问题了，它这个竞争就是多方面的了。共同富裕就是一个目标，只能接近，很难实现。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经历了四个过程，贫贫悬殊、贫富悬殊、富富悬殊，第四阶段才到了社会主义的终极阶段——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一要按劳分配，二要按生产要素分配，三要政府收税后的服务水平分配，四要经过共产党人对富人的教育，先富裕起来的人进行道德分配，愿意拿出钱来支持别人。这第三、四种分配没搞好，是目前按权力分配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两极分化的根。
第三，党政干部之间的竞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振兴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
邓小平的三个竞争，中间有一条红线，那就是解放思想，发展文化的竞争，解放思想的竞争。我认为文化体制的问题从根儿上说是思想问题，我不愿意把文化体制改革独立的放在一个阶段，因为文化是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与时俱进的解放思想，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化体制改革必须要有载体。这个载体就是产品的竞争、地方的竞争、党政干部竞争的一条红线。改革哪方面呢？经济改革、文化改革肯定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干部体制改革、行政管理改革，说得更透彻些是政治体制改革。
延安精神要求我们干部重回群众中，理论重回实践中，执政重回民主监督中。我们现在干部体制存在问题，一是一级任命一级，二是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位一体。
让干部重回群众中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方法问题、利益问题，也是一个制度问题、标准问题。最根本的是利益问题。如果联系群众可以得好处的话，都愿意联系群众，如果没有好处，那联系群众就会大打折扣。
执政新阶段的新机制
（1）局部执政。从革命根据地开始局部执政。局部执政因为周围有敌人，有他逼机制，所以执政很好。
（2）初步执政。初步执政是全国解放后的执政。那时候我们完全照搬了前苏联的模式，包括也是这样，都走了弯路。
（3）探索执政。探索执政时期，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出现了，到了探索执政时期，我们由于求“稳”产生了一个“怕”字，改革放慢了速度。
（4）深度执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深度执政中遇到危机，国际危机和国内危机。我们得自己逼着自己干。
我们从局部执政、初步执政、探索执政发展到十之后的深度执政时代，遇到这个棘手问题，“危”字要产生“逼”字，各种危机感自逼着我们，必须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中去逐步解决。
延安精神概括为三大作风。理论联系自己实践的案例。联系群众只做表面文章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现在脱离群众发展到不仅脱离群众而且脱离干部，脱离领导班子成员，甚至是脱离家庭成员成为孤家寡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关起门来讲，多次讲，要开门，接受群众监督。如果不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变成吹捧与互相吹捧，新时代必须公开，接受百姓监督。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必须自己逼着自己干，用“自逼机制”来解决。
何谓自逼机制？自逼机制，就是指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了达到目的调动自己的力量产生的工具和手段。这里所说的自己，不是指自然人自己，而是指利益目标与自己相同的自己人。自己人也就是指党的领导人和每一位公民。把党组织领导人和公民对公务员的严格要求作为对立面迫使自己努力工作就是自逼机制。之所以强调自逼机制，因为改革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唯一的革命对象是旧体制，其余都是革命的动力。公务员作为改革动力必须是自己逼自己。否则，就可能变成改革的绊脚石，甚至于转化为革命对象。改革是危机导向，是逼出来的。同样，开放、发展、创新也是逼出来的。想解决问题、想发展、想创新的公务员，都会把自己的服务对象，作为逼迫自己的力量去推动工作。那么，为了使更多的没有这种为解决问题去寻找自逼力量的人，甚至于是不想解决问题而躲避自逼力量的人去认真抓落实，那只是一种办法，实行自逼机制，去迫使他们努力工作。
具体而言，自逼机制24字工作法，即寻找问题、公开问题、解决问题、追究责任、案例教育、归纳演绎。
第一，寻找问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党内出现了一个坏现象，那就是掩盖问题。光说成绩，不说缺点。过去说，“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现在变了，现在说，“成绩不说就跑了，问题不说就了了”。
第二，公开问题。知道存在哪些问题后，通过会议、文件、报纸、电视在不同场合和范围内加以公开。公开问题后，问题不光是个工作责任的问题，也变成了干部的道德品质问题。
第三，解决问题。想法设法解决各种存在的问题，举一反三解决自己所领导地方的类似问题。
第四，追究责任。不追究责任就没有人负责任。追究责任的办法是“三丢”：丢官、丢人、丢钱。追究责任，有直接责任人、间接责任人、连带责任、领导责任还有体制的责任。
第五，案例教育。针对处理了的问题，形成案例通过讲党课讨论的形式，对干部进行教育。
第六，归纳演绎。形成文件、形成制度、形成法律，解决面上问题。转变作风也要有个规范性的东西，具体怎么操作，我提出这二十四字工作法，供大家再讨论、研究。
自制主题范文5
一是建立组织机构
成立集中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四官”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专项整治工作的综合协调、上传下达、情况收集汇报等日常事务。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由站领导牵头，分工负责，一岗双责，开展自查自纠。
二是明确整治重点
主要是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决策部署；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方面；履职尽责方面；学风、会风、文风方面；在管党治党方面。
三是全面开展自查自纠
我站根据文件精神，召开专题会议，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突出重点，把握关键；压实责任，上下联动；自查自纠，落实整改，认真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四官”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按照整治工作要求并结合收费站实际，制定实施方案，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对照整治重点，全面梳理排查，找到突出问题，列出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及整改时限，剖析其产生的根源和危害，立行立改，长期坚持。二是深入自查自纠。党支部、领导班子、各岗位管理人员是本部门工作落实的直接责任人，各位领导要把自己摆进去，既带头自觉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又以上率下，细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四官”问题整改内容，切实把问题查深、摸透、找准。对重大问题情况，及时报公司纪检监察部。
四是重学习树创新之风
集中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讨论修改制度。严格执行现有制度，及时修改和完善各项制度。现讨论制定党务制度13个、安全制度4个，站务制度20个，以制度促管理，形成良好工作格局。要深入查找现有制度的漏洞和缺陷，有针对性地抓好废改立，解决无章可循、失之于空，以制不严、失之于软，行之无序、失之于乱、失之于宽等问题。制度修改，进一步提高了干部职工的制度意识和廉洁自律防控能力，做到警钟长鸣。
自制主题范文6
关键词：问题意识：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3-0028-07
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应然要求。以为总书记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和胆识着力解决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并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自觉和自信，迫切需要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正确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具体分析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矛盾，科学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方略。
一、从问题意识出发正确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
问题是现实世界客观存在的矛盾，而问题意识则是这种矛盾反映在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形式。指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涉及问题意识的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反映现实世界矛盾和问题的观念形式，二是这种观念用于指导分析现实世界矛盾和问题的方法向导。问题意识既是对于问题本身的认识，也是对于问题所持的态度。党的十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就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发表了多次论述，就问题意识的基本内涵、表现形式、价值取向等提出了精辟见解。他指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由此可见，问题意识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矛盾和问题的观念把握，它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矛盾和问题的科学态度以及化解矛盾和问题的思想自觉。
问题意识具有普遍意义。马克思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在马克思看来，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比答案更有意义。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伟大革命，要达到预期目的，关键是“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延续，又是在解决原有问题基础上的创新，具有许多与过去改革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只有从问题意识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根据及重大意义。
社会矛盾和问题并非一成不变。当代中国，因为改革，某些领域、特定阶段的问题已经解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开始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根据。诚然，没有发展的社会或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发展起来后的社会或发展水平高的社会都有自己的问题，但解决发展起来后或发展水平高的社会的问题并不比解决没有发展起来或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的问题更容易。我国社会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后，一方面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基础上形成了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新需要，尤其是发展性需要；另一方面，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突出，而其中的一大根源是某些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由此可以说，“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深入分析发展起来后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利于正确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进而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一）内容的叠加性和复杂性
“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中，有些是老问题，或者是我们长期努力解决但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或者是有新的表现形式的老问题，但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其中，老问题无论以原有的形式存在还是以新的表现形式出现，无外乎两种原因：或者客观上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相联系，因而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好；或者主观上政策举措不当，应该处理好而没有处理好。而新问题之所以不断出现，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调整。当代中国，利益结构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即使是人民内部也远非原来“两个阶级一个阶层”那么简单，不仅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而且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内部也发生了分化现象，从而形成了过去不熟悉或者不太熟悉的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和对抗。“改革开放越往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越交织叠加、错综复杂。”全面深化改革要化解交织叠加、错综复杂的老问题和新问题，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奶酪”，因而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程度的深刻性和艰巨性
同事物发展的一般进程一样，改革必然经历由局部走向整体、由表层次问题进到深层次问题的过程。经过30多年不断改革，“很多容易改的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留下来的大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甚至是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以往的改革较好地解决了导致共同贫穷的体制机制问题，但没有同时建立起防止两极分化的体制机制，以至形成了利益固化的藩篱。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解决一般矛盾和问题，而且要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难啃的硬骨头”。无疑，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要构建起合理调节利益关系、避免两极分化现象的体制机制，比建立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解决共同贫穷问题更加困难，意义也更加伟大。
（三）条件的风险，和挑战性
应该说，解决发展起来后的新问题，我们有30多年改革的经验积淀及由此形成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也有前所未有的坚实物质基础，但是，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许多突出的风险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风险和挑战不仅来自于国内利益固化的思想藩篱和既得利益者的抵触情绪，而且来自于国外反动势力唯恐中国发展而采取的“西化”、“分化”图谋。中国发展起来后，某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炮制了所谓“中国”，并以种种方式对中国的发展横加干涉。坚定地指出：“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可见，全面深化改革，对于应对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改革是社会变革的普遍形式，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十以来，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明确指出：“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社会主义社会是崭新的社会形态，但由于历史不长、经验不足，以及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曲折，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并非尽善尽美。“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历史是一面镜子。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
二、从问题意识着眼具体分析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矛盾
当代中国的矛盾和问题，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领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推进过程及其效果。从问题意识着眼，具体分析其中的突出矛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和前提条件。
（一）经济体制改革：市场与政府的矛盾
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成绩不容否定。但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毕竟是一个必然王国。现实表明，在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上，既有市场不规范、不和谐的问题，也有政府不作为或不当作为的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之于经济领域，关键是要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在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遵循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问题意识和政治智慧，对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市场经济时代，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具有普遍性。然而，由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我们在处理这一关系时往往把二者对立起来，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忽视市场的作用。正是基于问题意识，明确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市场经济的优势是以价值、价格、供求、竞争等规律拉动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以及短视行为，也可能导致经济发展的危机。因此，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但并不是唯一作用，更不是否定政府的作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那么，在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呢？关键是政府要明确职责内涵，规范权力运行，既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撒手不管。环顾世界，即使是以市场经济为圭臬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并不忽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不长，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市场经济体系更离不开政府的作用。至于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正确途径只能是：“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力度，既积极主动放掉该放的权，又认真负责管好该管的事，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比如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政府要做到不越位和不缺位，分清“婆婆”与“老板”的不同角色，由大事小事都干预企业的“婆婆”，转变为不直接插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切实维护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老板”。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新论断、新思想、新举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成果，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政治体制改革：变革与坚守的矛盾
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政治体制改革的矛盾和问题更突出、更复杂。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直接关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历程表明，必须正确处理变革和坚守的矛盾。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正确的选择是“应该改又能够改的坚决改，不应该改的坚决守住”。所谓“应该改的”是指那些影响社会主义发展的东西，包括不适应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但“应该改的”未必就是马上要改的，如果条件不成熟，即使“应该改的”也要等待时机。所谓“不应该改的”是指那些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代表社会主义方向的东西，如果改变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严正指出：“世界在变化，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在政治领域，改革必须以坚守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为前提。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挑战，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迷失方向，最终改变颜色。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搞清楚变革与坚守的关系，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教训是沉痛的。中国改革之所以“风暴这边独好”，根本原因则在于我们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始终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历史的比较中，立足于“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失误”的问题意识，强调要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握改革脉搏，在众说纷纭中开好改革药方，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
社会主义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呢？对此，以其辩证的思维给予了科学回答：“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持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社会主义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必将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进一步拓展。全面深化改革展示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体能动性，表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力量源泉。
（三）文化体制改革：特质与功能的矛盾
文化的特质在于它是经济、政治的反映，文化的功能在于它对于经济、政治具有反作用。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文化反映政治、经济的特质与文化作用于政治、经济的功能是统一的，“以文化人”就是文化特质的重要功能表现。促进文化功能与文化特质的有机结合，发挥文化的“化人”功能，从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文化的“化人”功能主要是通过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来实现的。因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需要有能够凝聚全国各族人民伟大力量的精神支柱，更加需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而，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文化的“化人”功能与其特质严重不对称。如有些文化产品成了市场的“奴隶”，与社会主义文化的特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审视现实，一些人价值观缺失，分辨不清真善美与假丑恶，重要原因是一些文化产品的价值导向严重错位，扭曲了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因此，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文化的“化人”功能，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和极端重要的任务。
进而言之，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提升文化竞争力与增强文化软实力，既是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以文化人”的重要价值取向。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中国在改革中迅速崛起，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日益彰显，因而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由此，某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其霸权主义的本性出发，加大了对我国的文化渗透，企图用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和价值观念摧毁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精神世界。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特质，发挥其“化人”的功能。
（四）社会体制改革：效率与公平的矛盾
我国30多年前的改革是在经济发展面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背景下启动的，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部分先富”的“大政策”，并强调其“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然而，由于配套政策措施的缺位，共同富裕的目标与贫富差距的现实形成了明显的矛盾。基于此，继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防止两极分化”后，党的十六大至十，把效益和公平的关系由“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益，再分配注重公平”，调整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益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然而，现实中的两极分化现象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改变，广大人民对社会公平正义充满着期待。所以，在阐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时强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强调效益优先有其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全面深化改革则必须把社会公平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认识和处理，而其关键是制度安排。反复强调：“不论处在什么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制度安排涉及方方面面，但直接的制度是分配制度。必须充分认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与此同时，要营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因为再好的制度，都必须有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循，否则就是一纸空文。实现公平正义是改革的重要价值目标，“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可见，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既具有现实指向性，也具有复杂艰巨性。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主张，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自然应当是社会财富的享有者。基于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鲜明立场，深刻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着眼点，进而提出了价值评价标准和改革重点指向。他指出：“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人民是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最重要的是考虑群众的实际、群众的期待、群众的利益以及群众对改革是否满意。只有真正以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尺度，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才能由思想理念和政策举措转变为社会现实。
（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利用与保护的矛盾
生态之于人类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外界自然条件既是“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也是“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自从人类产生后，自然就与人类构成有机统一体，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必要条件。针对世界工业革命过程中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和破坏，恩格斯及时发出警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告诉我们。人类在享用自然生态资源的同时，必须自觉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我国是伴随世界现代科技革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不同程度地重复了世界工业革命时期类似的错误，因而也遭受了自然界的“报复”。在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有鉴于此，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作出了重大部署。
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是如何处理利用、开发与保护、反哺的关系，其中重点是保护和反哺。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实质上都是因为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错误所致，一定程度上也与体制不健全有关。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不仅要求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而且要求用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用制度的权威保护生态环境。
三、从问题意识视野科学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方略
问题意识来自于客观实际，又要作用于客观实际。增强问题意识最重要的是要将其转化为问题导向，并用以科学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方略。
（一）要牢牢把握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
一个国家的最大实际也就是其基本国情，包括社会发展阶段，这是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是，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30多年前决定改革是从这个最大实际出发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也是从这个实际出发的。所不同的是，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基本国情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风险和难题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如社会生产总量与质量的矛盾、社会生产结构与人民需求结构的矛盾、总体小康水平与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科技现代化要求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矛盾等等，所有这些都表征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当下的新特征。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就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改革的程度、力度、难度，都是以往的改革所不可比拟的。所以，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要求“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牢牢把握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及其新变化新特点，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胜利的基础环节和前提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二）要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
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改革面临着严重的思想观念障碍。事实上，全面深化改革启动后，可谓暗流涌动，来自于体制内的阻力前所未有。这就首先需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否则，我们不仅看不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找不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更拿不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来。进而言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一些体制机制和政策举措也发生着由适应到不适应、由合理到不合理的新变化，甚至于那些以前长期有效的办法现在也开始失灵。相反，也有一些过去不合时宜的东西而现在却势在必行，或者过去不可逾越的东西现在则需要突破。如果完全顺着既有的思维定势行事，势必影响改革进程，甚至于导致失误。其实，思维定势具有历史性，在其框架内形成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举措也具有历史局限，这就要求“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那些思维定势，顺应潮流，与时俱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思维定势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举措等，都需要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革新或完善。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必然要求。
（三）要立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宽广视野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成果，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举措。指出：“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四个全面”各自具有特定规定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发展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制度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证。而全面深化改革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具有特殊地位和重大意义，它贯穿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之中并且是推动它们顺利发展的强大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诸多问题和矛盾，解决问题和矛盾必须“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也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诚然，“改革要于法有据，但也不能因为现行法律规定就不敢越雷池一步”。全面依法治国要在改革中推进，面对法治领域存在的严重缺位和失衡现象，迫切需要把改革决策与法治决策结合起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全面深化改革对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一个新的考验，对做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核心的问题是党要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下去”。全面从严治党不仅适应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根本举措。显然，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战略举措之一，也是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之义。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宽广视野认识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改革，既有利于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又有利于提升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动性和实效性。
（四）要切实增强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