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之心范文1
2、司马懿死后，大儿子司马师不久废除了已经成年但迟迟未能亲政的曹芳，另立十三岁的曹髦为帝，权势比司马懿更大，但没有多久，就病死了。司马师在病重的时候，便把一切权力交给了弟弟司马昭。
3、司马昭总揽大权后，野心更大，总想取代曹髦。他不断铲除异己，打击政敌。年轻的曹髦知道自己即便做“傀儡”皇帝也休想当长，迟早会被司马昭除掉，就打算铤而走险，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干掉司马昭。
4、一天，曹髦把跟随自己的心腹大臣找来，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我不能白白忍受被推翻的耻辱，我要你们同我一道去讨伐他。”几位大臣知道这样做等于是飞蛾投火，都劝他暂时忍耐。在场的一个叫王经的对曹髦说：“当今大权落在司马昭手里，满朝文武都是他的人；君王您力量薄弱，莽撞行动，后果不堪设想，应该慎重考虑。”
5、曹髦不接受劝告，亲自率领左右仆从、侍卫数百人去袭击司马昭。谁知大臣中早有人把这消息报告了司马昭。司马昭立即派兵阻截，把曹髦杀掉了。
司马昭之心范文2
邓艾被污为谋反，主要是两个人耍了手段。一个是灭蜀大军副帅钟会，一个是监军卫瓘。当邓艾率先突进成都，接受蜀汉后主刘禅的投降之后，钟会、卫瓘等人非常着急，之前，两人都主张步步推进，唯独邓艾坚持从山路绕道成都后方，现在蜀汉已灭，邓艾一人独享大功，这是两人都不能接受的。
于是，两人刻意搜罗邓艾的罪证，希望一举扳倒邓艾。
蜀汉后主刘禅在投降的时候，提出了不少条件。当时，姜维还率领十多万兵马驻守边地，为了快速安定蜀汉，在没有请示司马昭的情况下，邓艾就自作主张，以皇帝的命令和刘禅签署了协定，并以天子的名义，任命大批官吏。
钟会和卫瓘立刻向司马昭汇报，以邓艾矫诏为名，污蔑邓艾擅自签署协定，大封官爵，培植私党，意图在蜀地谋反自立。司马昭大怒，命令钟会和卫瓘逮捕邓艾。当两人率军来到邓艾军中，邓艾完全有机会，有实力将二人拿下。但是，邓艾觉得自己一心为国，为司马昭，并没有私心。只要是回到朝廷，当面向司马昭陈诉，就可以洗刷自己的冤情。于是，邓艾主动放下武器，走上了囚车。
本来，事情也就这么过去，邓艾虽然被抓，但不一定会死。可人算不如天算，事情在一点地的变化着。
当钟会取代邓艾成为蜀地最高统帅之后，钟会和姜维走到了一起。姜维看到刘禅已经投降，心中悲愤，只能投降。但是，姜维并不甘心，他主动接触钟会，并且挑起钟会在蜀地割据自立的野心。确实，钟会手中有几十万大军，加上姜维的十万蜀军，倚仗蜀道天险，完全可以在蜀汉自立。于是，钟会和姜维日夜谋划，准备兵变。
可是，钟会的所作所为并不得人心。加上姜维献计，让钟会召集全军所有高级将领，然后将他们一举捕杀。姜维想在钟会杀掉魏军高级将领之后，自己再杀掉钟会，光复蜀国。可是，消息竟然泄露了，于是魏军人人自危，竟然不约而同集结起来，为了自己的生存和钟会宣战。钟会和姜维都在乱军之中战死。
当时，围攻钟会的将领，为了给自己找到合理的名义，就公开宣称邓艾是被冤枉，杀掉钟会之后立刻派军队追赶邓艾的囚车，希望邓艾回来重新执掌兵权。
卫瓘得到消息之后非常着急，一旦邓艾重掌大权，必然会清算自己。于是派护军将军田续追击邓艾。
当年邓艾在进攻蜀国的时候，护军将军田续因为畏惧不敢前进，邓艾大怒，想要以军法处死田续，实在因为众将求情，才把田续放掉，但依然打了许多板子。田续心中怨恨不已。当卫瓘下令田续追击的时候，悄悄告诉田续：“你现在可以报当初被侮辱的仇了！”当时邓艾远远离开成都，已经到了绵竹，邓艾父子正庆幸得以逃生的时候，田续率军出现，斩杀邓艾父子。然后，田续悄悄潜入洛阳，把邓艾在洛阳的其他儿子也全部杀死。
多年之后，司马炎即位称帝，那时全国皆知邓艾是被冤杀。有位叫做段灼的官员上书晋武帝司马炎，段灼列举了许多邓艾并未谋反的证据，希望司马炎公开为邓艾平反，肯定灭蜀的功劳，给邓艾的后代相当的封赏，让邓艾能够死而无憾。
接到奏折之后，晋武帝曾经私下表示，同意段灼的看法，但是却迟迟没有公开为邓艾恢复名誉。
为什么呢？
因为司马炎的心里也有苦衷。
当邓艾被污蔑谋反的时候，司马昭如何看待邓艾？司马昭此人多疑，但是对于邓艾的为人还是了解的。邓艾在灭蜀之后确实有几分居功自傲，他曾经对蜀国群臣说：“诸君赖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吴汉之徒，己殄灭矣。”邓艾俨然把自己当成蜀汉群臣的救世主。对于蜀汉大将姜维，邓艾说：“姜维自一时雄儿也，与某相值，故穷耳。”言语之中，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说到谋反，没有邓艾确实的罪证。
可是，许多时候君王对臣子，尤其是立下大功的臣子进行诛杀，不需要切实的证据。蜀地偏远，魏军多年来又都是由邓艾率领，如果邓艾想要谋反的话，魏国就岌岌可危。司马昭绝对不能容忍这样危险的敌人存在。当钟会、卫瓘污蔑邓艾的报告呈上来之后，司马昭立刻下令捕杀。 当时的邓艾，就算是回到了京城，司马昭也绝不能容忍邓艾继续活着。
于是，当卫瓘杀了邓艾之后，卫瓘并没有受到实际的惩罚，反而官越做越大。
司马昭之心范文3
关键词：史记；秦昭襄王；互见；典型细节；对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虽是一部史书，但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同样也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可永雪在《史记文学研究》一书中就指出：“司马迁和《史记》对中国文学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在广泛吸取和融会先秦文学在写人叙事上一切精华成果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它不但为我国的传记文学确立了规模，树立了样板，而且在塑造人物、刻画性格等方面为后世小说和戏曲创作提供了活生生的范例和题材宝库。”[1]从中可知，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其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自然是司马迁苦心经营的产物，成就亦是颇高。前辈学人已经有过很多关于《史记》中对于主要人物形象塑造问题的讨论。其实，《史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仅仅成功地刻画出了一系列传主形象，就是一些仅仅作为某些列传配角出场的人物，同样也会有鲜活、立体的例子出现。从这些配角人物中，我们更可以看出《史记》对于人物塑造方面的典型手法运用之纯熟与成就之卓越。下面我们就以秦昭襄王形象的塑造为例，简单进行《史记》人物塑造时的多“面”成一“人”分析。
一、通过互见的方式来表现人物
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是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其在《史记》中并没有单篇的传记，事迹仅散见于数处。而这些地方也没有过多的正面描写，只是作为某一事件的参与人物出场，往往只有两三句话、三四个动作而已。虽然仅仅从这寥寥数语中看不大出昭襄王之形象，但我们却可以通过他处关于具体史实纪录的参照，互见出一个昭襄王形象。
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那段被世人所津津乐道的“蔺相如庭叱秦王”一段，其曰：
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2]
一般人多认为“司马迁在这里流露出对有作为，有骨气的壮士的崇敬”。的确，司马迁对于蔺相如这样的人物的赏识，使得其不吝啬笔墨地渲染出蔺相如的铮铮铁骨与凛然正气。相应地，秦昭王就呈现出一种贪婪、软弱的形象，似乎猥琐不堪。但这只是从此传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如果参照他处的记载，则会得出一个与之不同的秦昭王形象。首先让我们想一想，秦王为何提出“十五城易璧”之说？
原因很简单，这是对赵国的试探！赵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军事实力大增。但此时赵武灵王已死，赵国现今的实力以及即位者赵惠文王本人的性格，对秦昭王来说都是未知的，故他借此机会提出“以城易壁”，实则为察看赵国反应。
若赵王毫不理睬，想必实力强大，那今后还须同赵国修好；而蔺相如已经说了，赵国是“悉召群臣议”，“斋戒五日”，表现出一种对秦十分恐惧状态。至此，秦昭王的目的已经达到，其余诸如“十五城易壁”之事，已不重要。
况且若秦王真欲得璧，完全可刺杀蔺相如于馆舍中而夺璧，但他没有，可见其意不在璧。
果然，此后，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赵惠文王十七年，“秦拔我两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十九年“秦败我军，斩首三万”。[3]秦昭王立即着手展开军事行动，三次伐赵，皆获大胜，而之前五年内，秦赵没有发生过大的摩擦。
同样，黾池之会，蔺相如再屈秦王，秦昭王同样没有因此而击赵以泄愤，为何？“赵亦盛设兵以待秦”，[4]秦昭王已经发现赵国目前实力还较强，若逞一时之勇，尽管可击破赵军，但已方想必也损失巨大。秦昭王完全清楚这一利害关系，故他先与赵修好，将兵力集中在楚、韩、魏等实力稍弱的国家上，不断开疆拓土，扩大实力，然后才在整整十九年后的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5]，一举消灭了赵国的主要力量。
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可见，司马迁笔下的秦昭襄王，是一位多谋，善思，能忍，收放自如的雄才大略之主。而这样的形象，并非如同塑造项羽那样以本传大篇幅大事件大场面来正面完成，而是通过《廉蔺列传》中数笔言行、他人对待秦王的态度和《六国年表》中的史实相互映照来塑造的。之所以在《廉蔺列传》中呈现出一个贪婪、软弱的形象，那是由于《史记》互见法的体例所致。朱东润先生就说过：“太史公的办法是首先认定这个人的主要部分是好的，那么在他的本传里叙述他的优点而把他的缺点放在别的部分叙述了。”[6]王树范更是以刘邦为例，详细阐述了互见的特点，其云：“按《史记》的体例，一般地说，读其传则可以知其人了，然而对于刘邦尚需通过其他许多有关人物传记加以补充、验证。这是因为人物非凡、事关重大，有奈难言者，有不可不讳者。于是写《汉高祖本纪》，虽然基调不离‘帝王中心论’及歌功颂德模式，但却巧妙地利用了组织剪裁上的此详彼略和此舍彼取等‘散见’手法，才赢得统治阶级关卡放行。例如刘邦在鸿门宴上的表现，《汉高祖本纪》不宜‘实录且无隐’，所以仅以短短的百八十字略过，而在《项羽本纪》则以十倍的文墨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把刘邦虚伪狡诈，嘴甜心狠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再如《高祖本纪》置酒洛阳宫一段，崇扬刘邦知人善任而得天下的美德，但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以及英布、彭越、等一些功臣名将的传记里，却把他的妒贤嫉能、可以共患难而不可以共安乐的种种行径做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给人留下难忘印象。”[7]因此，这篇列传作为蔺相如的本传，蔺相如的人格又是司马迁所推崇与欣赏的，故而在这里自然会极力地烘托出蔺相如的伟岸人格，作为蔺相如映衬者出现的秦王，自然需要一种软弱、猥琐的面貌。因为如果将秦昭王心中的算计在这里公布出来，那么蔺相如的形象不仅其高大性会大打折扣，而且极有可能被扣上审时不明，徒逞匹夫之勇的帽子，这自然不是司马迁所想得到的。
二、通过典型细节的把握来展现人物形象
除去上述这般跨越篇章界限的表现外，司马迁对于秦昭襄王的塑造也常用对于特殊细节的反复强调的手法。通过细节来表现人物形象，是《史记》中常用的方法，韩兆琦在《史记讲座》中就明确指出：“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除了抓住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作浓墨重彩的渲染外，还非常注意选择一些典型细节作精雕细刻，从而很好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揭示出人物的精神风貌。”[8]如陈胜辍耕陇上发出之“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慨叹，陈平为乡里分社肉而想到分天下，韩信早年忍辱负重钻市井无赖之裆下等等，皆是能够体现人物的个性气质与才干 抱负的典型细节。在秦昭王这么一个人物形象上，《史记》中也能发现通过典型细节的把握来体现突出其个性特征与情感状态的例子。且来看《范雎蔡泽列传》中“秦王五跪得范雎”一节，文中道：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辟远， 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孤也，先生奈何言若是！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9]
此篇中秦昭襄王亦非传主，只是作为传主范雎生平事件中的一位配角出现，但“跽而请曰”这一细节在这短短的段落中重复出现了四次，很好地将秦昭王求贤若渴的急迫心情给展现出来。再加上秦昭王所言语气的诚恳、态度的谦恭，一个尊重贤士，气度不凡的秦王形象就这样塑造出来了。可以说，这段文字中的细节描写是司马迁精心选择的结果，秦昭王的言辞与跽请的频繁也确实是秦昭王在那个时候内心情感的必然外现。毕竟，作为一位由大臣拥立的新晋君王，怀着高远的抱负志向，但面对的是内有太后和大臣的局束限制，外有东方六国欲乘此机将秦国势力一举打灭，其怎不会为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心急？怎不会去努力寻找一位属于自己的贤人辅佐？现在范雎来了，正好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因此其内心的活动就不断地在一言一行中显现出来。这正是张新科在《〈史记〉与中国文学》中所提到的“司马迁能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为人物安排一些言辞动作，让其内心自我暴露。”[10]的人物塑造手法之特色。
三、在对比中见人物
除却上述两点之外，《史记》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典型与普遍的手法，就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比，以此将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地展现并在对比之中蕴含对于人物的褒贬。如项羽与刘邦，信陵君与平原君，窦婴与田等均是《史记》中有名的几组对比人物。温瑞萍亦云：“司马迁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人物的悲剧，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坚持理想、追求光明的人，往往遭遇坎坷。劳苦功高、骁勇善战的李广横刀自刎，而平庸无为、名声不佳的李蔡却步步高升；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庸庸碌碌的弟弟苏代却得享天年……比较是随处可见的，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有对比，身份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形成比较，使我们对那时的风云人物有形象立体的认识。”[11]在秦昭襄王这位论述不多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能发现使用对比手法的影子。且来看《楚世家》中关于“秦楚之争”的叙述：
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二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于楚上庸。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二十八年，秦乃于齐、韩、魏共伐楚，杀楚将唐，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打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
（史记《楚世家》）[12]
此处，明是秦楚两国相争，实则是秦昭王与楚怀王之争。秦昭王工于心计，先与楚约黄棘，散其合纵之盟，再待国力已复，挥兵强袭，连克楚城，楚怀王的软弱无能由此也一览无余。试想，秦惠王方卒，秦昭王初立，秦国的实力定然大损。此时合纵之盟若乘虚而入，秦必遭大祸。然而秦昭王通过“厚赂于楚”，先同合纵之盟中的楚国修好，这样不仅保证了局势的暂时稳定，还成功地把斗争的矛头引向了楚国，散了合纵之盟。秦国也得以休养生息，以图再战。楚怀王目光短浅，便衬出秦昭王眼光长远；楚怀王见利忘义，便衬出秦昭王老谋深算；楚怀王左右支绌，便衬出秦昭王指挥若定。虽是《楚世家》，秦昭王的形象便在这同楚怀王的对比中被塑造出来，这就是对比手法的效果。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可谓是驾轻就熟，以至于在秦昭襄王这样一位在整部《史记》中所占篇幅极少的人物上亦能体现出多种典型的艺术手法，从而使得这位君王的形象立体、丰满。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写到：“（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故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贾列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13]正是司马迁成功地运用了包括本文所述方法在内的各种艺术方法，才为后人塑造了如此光辉的一道历史人物画廊，而这道画廊也一直焕发着动人的异彩。
注释：
[1]可永雪.史记文学研究，张大可，安平秋，余璋华.史记研究集成・第九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2.
[2][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2446.
[3][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739-741.
[4][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2452.
[5][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745.
[6]朱东润.传记文学能从《史记》学到些什么，施丁，廉敏.史记研究（下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73.
[7]可永雪.史记文学研究，张大可，安平秋，余璋华.史记研究集成・第九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27.
[8]韩兆琦.史记讲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6.
[9][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2406-2409.
[10]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3.
[11]温瑞萍.《史记》悲剧人物形象的塑造.太原大学学报.2004，5（1）：16.
[12][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1727.
[1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 第八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308
参考文献：
[1]张大可.史记十五讲.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2]施丁，廉敏.史记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3]杨树增.史记艺术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4]汪耀明. 挥笔传神――《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写人艺术谈.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司马昭之心范文4
大家好：
首先感谢公司给予我这次提高锻炼的机会。无论结果如何？我依旧会努力拼搏。因为我相信———耕耘才会有收获；付出才会有回报！
我叫###，##岁、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所学的专业为建筑装饰设计。###年6月毕业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同年来到公司参加工作，在##一直从事集团业务的推广和管理工作，工作
期间发现最难的就是改变消费者的观念。如何做才能有所成效呢？只有我们做好一点支撑——宣传工作。才能改变消费者老观念、养成使用习惯。
今天我竞聘的职务是：宣传管理员一职，此职主要负责公司各项促销宣传方案，对日常宣传品和媒体进行管理，通过宣传效果的优化，达到促销活动目的;之所以竞聘此职是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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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到走上工作岗位，努力工作的同时，从没放弃知识的获得。除了平时在完成工作之余，浏览一些营销有关的书籍之外，并于去年参加了成人高招，进行专升本心理学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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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再次感谢领导给我这个难得的竞职机会，感谢各位评委和在座的所有听众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无论结果如何？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依旧会尽职尽责，努力学习，勤奋工作
司马昭之心范文5
论文提要：都江堰并非战国末年秦国所修，而是古蜀国时代，距今三四千年前所修
‘完璧归赵’这个成语，全中国高中以上文化的人，以及全世界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外，都知道吧？这成语出自。这篇传记，几十年来一直是高中语文课中的篇章。从这篇传记可以知道：作者司马迁对秦昭王了如指掌，他对秦昭王的言行音容的描写，将一个贪婪`、自私、蛮横而又不守信用的王者小人形象留给读者，此外、等史籍反映出的秦昭王的丑恶嘴脸，也令几千年的读者，对秦昭王产生鄙夷，仇恨之情。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向秦王上《谏逐客书》的直接原因是，秦王驱逐为秦国修水利工程郑国渠的客卿郑国，从而一并驱逐其他客卿。既然当时秦派出的官员正在千里之外的都江堰大修水利，为何同时在秦国本土修水利的工匠郑国却要被驱逐并杀头呢?太不可思议了。重视蜀地水利却反对秦本土水利，可能吗?后经郑国和大臣们握理力争，秦始皇才同意已修一半的郑国渠继续修。
除开之外还在其他篇章，如、等文章中，用几千字描写秦昭王，甚至包括秦昭王时代的一些小事。如汉中守任鄙卒等，都有记载，而洽洽在比秦修长城还要伟大的秦修都江堰一事上，，司马迁只字不提，司马迁写秦史，资料抄于，今天，我们翻遍秦史，找不到半个字说秦修都江堰一事，在第一个记载都江堰的中国水利史专著中，亲自到过都江堰的司马迁把都江堰的开凿年代，排列在夏禹之后，春秋之前，而.并非秦代.
司马迁去世后300多年，有一个人名叫应劭，是东汉末年桓灵时代的山东泰山太守，他并未到过四川及都江堰.他曾经屠杀黄巾起义农民数千人，又俘虏起义农民的家小老弱几万人，因而升官.并非史学家的应邵，是''秦堰说''的始作俑者，他在其志怪小说中，首先提出'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该书亡佚，约成书于公元197----204年，后人有辑佚)
对于应劭首倡的’秦堰说'，历来有史学家文化人表示怀疑，东晋的蜀州(江源，今四川崇州市)史学家常琚在其史学专著>中，就用曲折的方式，否定了'秦昭王修都江堰'之说.常琚在其>中抬出一个上台第三天就死了的秦孝文王，说’’秦孝文王使李冰为蜀守''，三天内，除去登基大典，生病延医，驾崩，出丧等，根本上没时间完成一位封疆大吏的推荐，考察，选拔，任命，下诏，谢恩等漫长复杂的程序环节.作为专业史学家，作为都江堰本地人，常琚这样与''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的提法唱对台戏，其良苦用心是:要让后世的细心的史学家从中发现矛盾与蹊蹺，从而让后世的细心的史学家来完成推翻''秦堰说''的历史使命.都江堰本地人常琚的说法，肯定比没到过四川都江堰的应劭的说法可信.
然而，由于虚拟的''秦昭王修都江堰''的说法在东晋已成气侯，致使常琚也不敢正面向''秦堰说''挑战，只能以一个上台第三天就死了的秦孝文王来架空’’秦堰说’’.
从魏晋以降，蜀人为抵制`淡化''秦堰说'，又造了一个神通比所谓的''秦守李冰''更广大的治水之神----二郎神.在四川，在都江堰，二郎神在民间的信仰与崇拜，长期千多年一直压过''秦守李冰''，出现了清末四川巡抚崇实所叹的’’子掩其父’’现象..唐.杜光庭，将凿都江堰之功，归于大禹，而不言所谓的’’秦守李冰’.
据清.乾隆>(都江堰市原名灌县)载:''疏江亭''，又名导江亭，在治西二里.相传大禹导江于此，后人有碑尚存.’’明.杨升庵写道::''井居需养非秦政，作堰淘滩是禹神''，明确将修都江堰的功劳，归之古蜀先王大禹，而非是秦王朝的政绩..清.嘉庆年间，都江堰由谁开凿，之事，再起争议，后来咸丰年间，成都水利的司马粟公将上歌颂大禹治水的名句'蔡蒙旅平，和夷底绩''用斗大的字，刻于二王庙内最显眼的位置，至今犹存.清人胡渭中，明确否认秦守李冰''穿成都二江，而将其事归之大禹.
1943年，有一些史学家在三卷九期发表文章，质疑''秦堰说''考古学家卫聚贤说;现在成都一带，标明为'专修河堰'的工人，都是羌人''灌县都江堰的修堰，亦多用羌人.可见羌人蜀人，作为大禹后裔，早有治水修堰的传统.黄芝冈教授在中说:李冰即古蜀国国王鳖灵(令)，鳖灵合呼即为冰.，冰亦即中的水神冰夷，而非秦昭王派出的’秦’守冰’’.
川大教授蒙文通在中说’’:蜀土有二江，其来旧矣!’’，认为成都二江早在秦昭王派人来“修堰”之前就存在，而决不是秦昭王派人来修建的。此外，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喻权域`魏达义，郭发明，剑虹等论文，都对’’秦堰说’’提出了怀疑.
1982年，笔者在，1987年，笔者又在发表的内容摘要在当年的，，等刊物转载.2000年，成都金沙
古蜀国文明遗址出土，为怀疑''秦堰说''的学者们提供了物证，此外，笔者进一步查找了大量史料，以充实论据..2004年5月，央视拍摄都江堰专题片，采访笔者，笔者在片中简述了李冰是古蜀国国王开明，二郎神是古蜀国的开山祖宗蚕丛王(纵目人)的观点.当年8月该片在
古今中外建置城市的一个必要前提是交通，在古代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电动车。。。。。，舟船便是常用快捷的交通工具了。成都曾多次出土3000多年前的船棺，说明那时成都己普遍行船。行船的前提是有河流湖海。成都本无自然河流，只是李冰在成都开凿了人工河二江之后，成都才有了河流。《史记。河渠书》说，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以行舟，有余则用溉浸”说明人工河的首要目的是交通，其次才是溉灌。2000年，成都金沙古蜀国文明遗址出土，该遗址和成都平原另一处古蜀国文明遗址三星堆一样，雄辩地证明了早在秦灭蜀之前，蜀国就是交通便利农产丰腴的天府。2005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决定以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图案，原封不动地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同年，以金沙遗址为基础的大型歌剧《金沙》进京演出，轰动全球。金沙的数千件金器、玉器青铜器牙雕、木器、陶器绘画漆器等图像令人叹服，令人照搬复制摹仿.
能创造那样灿烂文化的古蜀国人应当有饭吃，有衣穿，有水喝，有水用吧?要吃饭必须种水稻，种水稻必须有灌渠，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成都平原上的灌渠，是在金沙文明时代就有，还是在一千多年后的‘秦昭王’末年才有？如果是后者，将无法解释‘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定律。没有都江堰水利水利工程，则不可能有金沙文明和三星堆文明
假如都江堰水利工程真的如应劭所说，是秦灭蜀之后60多年，才由秦昭王派人来蜀修建，那么，从秦昭末年上溯到周代、商代、夏代，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的人民都不吃大米饭，不种水稻，不穿衣裳，不种桑柘，不行舟楫，不运商品，而要饿着肚子，光着身子苦盼两千年后由几千里外的秦国的昭王派出救世主来修建都江堰，来开拓天府？
事实上，天府早在秦昭王之前很久就存在，司马错在劝秦惠王灭蜀时，就说蜀国是天府，，可以利用天府丰厚的物产财力，浮江伐楚，进而夺取天下。事实上，秦昭王27年(前280年)，秦将司马错’因蜀攻楚黔中，拔之'、秦昭王30年(前277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这些利用蜀国物资伐楚成功的前提是：蜀国必须是富饶的天府.而天府的形成，是都江堰带来的。所以说都江堰是早在秦灭蜀之前就存在着，都江堰不是秦堰，而是创造了辉煌的金沙古蜀文明、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古蜀国本土人民修的蜀堰。按应劭说法，则司马错、张若浮江伐楚时，成都还没有二江，没有都江堰，秦军拿什么浮江?难道战船在陆地行走吗?能创造出金沙太阳神鸟金箔艺术的古蜀国人民，要穿衣裳吧？制衣要栽桑养蚕吧？而栽桑养蚕的发明人，正是古蜀国人。蜀字象形，象一条夸张目（眼睛）的蚕虫，古蜀国开国之王蚕丛王，正是古蜀国先民图腾崇拜的对象。黄帝为什么要娶古蜀国的嫘祖为正妻呢？因为古蜀国人善于种桑养蚕。缫丝织帛。古代成都又叫锦城，即缘于此。
那么，为啥应劭以志怪小说形式出现的‘秦堰说’能掩蓋《史记》将都江堰开凿时代放在夏禹之后，春秋之前的正确表述呢？因为《史记〉严肃，一丝不苟，因为‘秦堰说’裹着花稍的糖衣。古人云：‘言之无文，其行不远’，在文肓众多的古代中国，大多数人不能通过读史书获得历史知识，只能口耳相传。一个说法，要流传广泛，流传长久，必须有文彩有离奇、有世俗味儿。笔者2005年游镇江，问当地人辛弃疾〈北固亭怀古〉写的北固山在哪，路人皆不知，我改问甘露寺在哪，行人都知道，其实甘露寺就在北固山，因有皇叔招亲，龙凤呈祥的传奇色彩，所以一般人都知道。笔者在都江堰问行人，知不知道清朝主持维修都江堰的官员丁宝祯，行人都不知。笔者改问宫保鸡丁，行人都知道。其实丁宝祯就是丁宫保，
〈史记〉的正规严肃的记载，被“秦堰说”掩盖，正是民间追求传奇世俗心理起了一定作用。 〈史记。河渠书〉是第一个记载都江堰的，它将开凿都江堰放在夏禹之后，西门豹治水(前440年)之前，该书说:'于蜀，蜀守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话无离奇.，无怪力乱神，很雅训。我们再看晚于 300多年的应劭，是怎样将'秦堰说'裹在离奇古怪的情节中，以吸引受众的:
“秦昭王遣李冰为蜀郡太守.开成都县两江，溉田万顷.江水有神，岁取童女二人以为妇，不然为水灾.主者白:出钱百万以为聘.冰曰:不须，吾自有女.到时装饰其女，与以沈江水.径至神祠上.神坐，举酒酹曰:今得傅九族，江君大神当现尊颜相进酒，冰先投杯，但澹澹不耗.冰历声曰:“江君相轻，当相伐耳！”拔剑忽然不见。良久，有两牛斗于岸旁。有间，冰还，流汗谓属曰：“吾斗疲极，当相助也。若欲知我，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薄乃射杀北面者，江神遂死。
上述情节显然是抄袭春秋时西门豹治邺时与河伯娶妇迷信活动斗争的故事，其中有许多不可信之处：一是太守主薄都是汉以后官名，战国无此二官名；第二，人不可能变牛，；第三江中并无江神；第四，把人神化；第五，从〈史记〉看，冰凿离堆穿二江在商周时代，而不是战国末年的秦昭王时代。
可是，虚假的东西因有花稍诱人的外衣，因而以假乱真，正如前人所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婢女，应劭为什么要抬出秦昭王？因为秦昭王时代是秦国军事胜利最多的时代，是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武功基础的时代。再则，秦昭王在位时间长达56年，有空可钻，第三，应劭崇尚武力，崇拜铁血人物，在黄巾起义中，更幻想有秦昭王式的铁腕人物下凡，稳定社会和政权。“成者为王败者贼”，秦灭蜀，秦是成者，蜀是败者，败者吃亏被埋没，被掠美。
为了恢复历史真象，我们不妨把编年体的〈〈史记。河渠书〉（不是〈〈史记。秦本纪〉〉）抄录如下：
1段-----“夏书曰：禹抑洪水。。。。。。
2段----自是之后，。。。。。。于蜀，蜀守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3段----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
4段----而韩。。。。。。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抵瓠口为渠，。。。。。。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渠就。。。。。。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这段140多字，出现6个秦字，它详细记载了秦修郑国渠其中秦王的态度言行及郑国的对话等，详尽而生动）
5段----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
6段----其后四十有余年。。。。。。
7段----是时郑当时为大农。。。。。。
8段----其后河东守番系言。。。。。。
9段----其后有人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
10段----其后庄熊罴言。。。。。。
11段----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
12段----天子既临河决。。。。。。
13段----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深刻了解秦昭王，在〈〈史记〉〉中用几千字描写秦昭王的司马迁，不可能在秦昭王修都江堰这种大事上只字不提。细读〈〈史记〉〉，可知冰凿离堆穿二江成都之中的时代，决不可能是与秦修郑国渠同时的秦昭王——秦始皇时代，而是比郑国渠早千多年的商代，比成都金沙文明遗址所反映的年代还要早些，与蜀地故老传说中的凿玉垒山，凿江沱的鳖灵王（古蜀国开明王朝的第一代蜀王，又称开明）相对照，鳖灵即冰，冰即鳖灵。
李冰身份由古蜀国国王被打扮为战国末年秦昭王的太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汉末年桓灵时代的黑暗腐败，谶纬迷信，造神成风，卖官鬻爵，谎言充斥，宦官专政。。。。。为官者打胡乱说，信口雌黄比比皆是，形成社会风气习惯性撒谎。诸葛亮〈〈出师表〉〉说：：‘先帝与臣每论及此，未尝不叹息于桓灵也！’叹息什么？叹息小人当道，谎言成风。应劭作为灵帝时升官的官员，当然难避说谎的嫌疑。事实上，应劭首倡的秦堰说，就是一个千古的大谎言。
关于‘蜀守’的守字，应作为诸候王讲。〈〈史记〉〉中，守有至少两种不同含义。守作何解释，要看守所处的不同时空。据司马迁自序，司马迁的祖先在周朝时，是程国守（诸侯王）后来，‘失其守而为司马氏’，说’诸候为天子守土，故称守.’〈〈吕氏春秋。君守〉〉中的守字，也当诸候国君讲。夏、商、周三代，天子巡视诸候，叫巡守。‘‘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国语。鲁语下〉〉：’社稷之守者为公候，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将李冰排在商周时代，当然只能是古蜀国诸侯王.另据载:周赧王元年，(前314年)’秦惠王以张若为蜀国守.’其时，秦灭蜀才2年，还未设郡，故张若为蜀国守，即蜀国最高长官.比蜀国守张若早千多年的蜀守冰，只能是蜀国守，即蜀国国王..作为东晋的地方史志远离中央政权'不必避讳国字，而处于汉武帝大一统中央集权强化的时代，处于汉武帝用兵西南夷，平乱西南夷的时代，作为官方史官司马迁，只能避讳在西南出现国中之国，忌讳写出’蜀国守’字眼
司马昭之心范文6
[关键词]嵇康；政治思想；儒道思想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智慧，最具热情的一个时代。”（1）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魏晋思想家在我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具有独特贡献与特征。所以，在后世的文字记载中多有论述。近代以来，有学者对嵇康及其庄学思想，进行了深度的分析。但是笔者认为，他是外庄内儒。历史好像有一个规律，集权力量削弱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必定会得到发展与解放。就像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清末民初的、辛亥革命。人们在这些时期，政治热情也会以某种方式得到极大提高。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追求和觉醒。”（2）那些一展仕途的人，他们的政治思想倒是很直接地体现在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上。恰恰是这种即远离政治又无不和政治相关的人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剖析与研究的。
一、历史背景
东汉汉末，天下大乱，曹操逐步武力统一了中国北方。220年，曹丕受汉献帝禅位登基称帝。226年，曹丕病故，诏令陈群、曹真、曹休、司马懿四人辅政魏明帝曹睿。231年，曹真逝世，曹爽承袭邵陵侯爵位。239年，魏明帝曹睿病重，任命曹爽为大将军，托孤曹芳于曹爽和司马懿，命二人辅政。由此，司马氏和曹氏宗亲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247年，曹爽软禁郭太后，独断朝政。5月，司马懿称病不朝。249年，司马懿发动，诛杀曹爽等人，夺取了曹魏的军政大权。250年，令狐愚、王凌谋立曹彪未果，王凌被逼饮鸩而死，“收其余党，皆夷三族，并杀彪。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3）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把持朝政。254年曹芳联合李丰、张缉、夏侯玄等意图罢除司马师，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事败。司马师贬曹芳为齐王另立曹髦为帝。255年，母丘俭、文钦起兵讨伐司马师，兵败。司马师亦病死班师途中。257年，诸葛诞起兵讨伐司马昭，兵败，被斩，夷三族。260年，曹髦讨伐司马昭，途中被杀。同年，司马昭立曹奂为帝。265年，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任晋王。同年，曹奂被迫禅位司马炎。自此，司马氏最终攫取曹氏政权。
二、 嵇康政治思想剖析
嵇康生于公元223年。主上奚氏因避怨而从会稽迁至嵇山之侧，因而得姓嵇。他幼年丧父，由母亲和哥哥抚养长大。无师自通，博览群书，才华横溢。据此可知，嵇康寒门中人，并非世家大族出身。文人向来对政治抱有热情。嵇康成年后来到了国都洛阳，积极游走太学。刘孝标在《世说·德行》注中引《文章叙录》“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 ，拜中散大夫”。（4）这样他就攀上了曹魏宗室。其实如此也不失为文人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选择，也决定了他一生的政治立场和人生悲剧。嵇康先后做的这两个官职都是闲职，未被委以重任。据《宋书·百官志》载：“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后汉因之……养老疾，无职事。”（5）在这里笔者认为，嵇康没有受到重用是因为，他当官的时期，实属曹魏末期，宗室尤不能掌控政权，况一远门外戚？若是曹魏政权能够延续的更久的话，他是完全有可能在政治上有大作为的。无固定职事，也为他们做竹林之游提供了时间保证。
249年，司马懿发动，夺取了曹魏的军政大权，诛杀曹爽极其党羽。嵇康虽然在立场上倾向宗室，但是他既无刀兵又无钱粮，故幸免于杀戮。在当时那种“动者多累，静者鲜患”政治局面下，很多仕人不得不为司马氏集团所用。唯有嵇康向秀等人，依旧坚守在竹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和政治脱离。中国的隐士大抵有两种，一种是天生的隐士，其实这个不常有。常有的则是因仕途失意而去归隐的“迫隐”之人，存身以待时命，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笔者认为嵇康他们应该属于后者。人出生以来都是入世的，学步，学话，与社会在进行着物质和思想的交流。他们躲避的是当时司马氏篡夺谋逆的政治统治，并非真正的信仰老庄思想而入山林，尽管他们一直试图体验老庄一样的生活。相反，像商鞅，韩非子，董仲舒，墨子等都是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虽然我们把“商鞅，韩非子，董仲舒”归于法家，但是笔者认为“法”仅仅是他们在社会实践中运用的手段。其目的无不在践行着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载：“叔夜情至之人，托于老、庄忘情，此愤激之怀，非其本也。”（6）纵观嵇康一生言行，儒家思想贯穿其中，外道而内儒。
嵇康不应司马氏征召，寓居河内郡山阳县。对于嵇康为何不应征召，吕兆禧《吕锡侯笔记》中有非常透彻的分析：“嵇叔夜以宗室联姻，一拜中散，便无意章绶者，诚见主孱国危，不欲俯首司马氏耳。故山涛欲举以自代，辄与绝交。观其书有非汤武之语，固有所指；而作《高士传》取龚胜者，岂非以其不仕新莽也。”嵇康为何选择山阳作为隐居之地，笔者认为这和汉献帝刘协禅位于曹丕后被曹丕封为山阳公于山阳县有关。山阳国“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7）当时的山阳国，相对独立。所以，嵇康隐居山阳，不在司马氏的治下。这和政治流亡有相似点。另一个原因就是，山阳县流觞曲水，茂林修竹，环境宜人，贴近自然。正符合嵇康的道学价值取向的追求。
250年“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贰于帝，谋立楚王彪。”（8）司马氏集团 “收其余党，皆夷三族，并杀彪。悉录魏诸公置于邺，明有司监察，不得交关。”就这样曹魏宗室被司马懿软禁于邺城，嵇康因而撰写《太师箴》，首先提出了先王君主之道“故君道自然，必讬贤明。”然后写“下逮德衰，大道沉沦……不友不师。“穆穆天子，思闻其愆。虚心导人，允求谠言。”进而提出臣道“师臣司训，敢告在前。”在这里，能够鲜明的体现出嵇康的政治观点。
公元255年，“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9）。在当时那种“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10）的局面下，嵇康敢于不应司马氏的征召。深刻体现了嵇康 “心忧天下，以节死国”的士大夫精神。表明了嵇康坚决不与司马氏集团同流合污的政治立场。
司马昭标榜以孝顺治天下。为什么以“孝”不是以 “忠”呢？鲁迅指出：“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因而嵇康喊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样的反对司马氏虚伪的礼教。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司马氏又宣扬尧舜禅代，以表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嵇康因而做了《卜疑》“轻贱唐虞而笑大禹”予以讥讽。
260年，曹髦在讨伐司马昭的途中被杀。同年，司马昭立曹奂为帝。臣弑君，司马昭不臣之心显然。嵇康碍于世事也无十足实力拍案而起，所以，他选择了旧事重提，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喊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这句时代的最强音。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对此有较为深刻的阐释，“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叫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11）鲁迅先生这段话深刻的揭示了嵇康写绝交书的用意。这些都是嵇康鲜明政治立场的体现。因此，笔者认为这也是嵇康被杀的重要原因之一。
吕安吕巽俱为嵇康好友。《三国志·魏书》二十一记载“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嵇康遂写《与吕长悌绝交书》与吕巽绝交。嵇康也收到吕安的信，“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平涤九区，恢维宇宙。”司马昭知道以后要把吕安重新以造反罪审判。“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12）。钟会趁机进谗言于司马昭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 “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其实，司马昭也想借此机会杀嵇康于是借此案以“不孝”“录康闭狱”。《晋书》记载“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在狱中，嵇康做《忧愤诗》“匪降自天。寔由顽疎。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以表对于此事的愤恨。并作《家诫》告诫儿子要懂得如何处世，全身远害，免蹈覆辙。这正是嵇康儒家思想在嵇康一生的最后流露。鲁迅先生对嵇康教子平庸原因有精确的论断“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对于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及至行刑那天，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求让嵇康做他们的老师，司马昭没有答应。“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就这样，旷代名士嵇康，俯首就戮。走完了他短暂而又光照千秋的一生。
三、嵇康政治思想剖析结论
嵇康一生，铮铮铁骨。其政治思想在其行为与作品之中体现地淋漓尽致。他在《答难养生论》中写“二人不得已而临天下……坦尔以天下为公。”在《声无哀乐论》中写“古之王者……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太师箴》中他要求君主“弃佞悻、远谀言、近贤者、求谠言。”作品中鲜明的体现了嵇康的君臣之道。他在诗中揭示了当时“世路多崄巇”然后想到 “逍遥游太清”这正是嵇康在儒道之间挣扎游离的证据。在狱中所作《家诫》，让他儿子学中庸之道。他的政治理想也是儒家的圣王理想。而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道学“神人”和儒学“圣人”的统一。史实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文人和政治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政治永远不会对文人开恩，文人却总是在政治漩涡中成长。文人玩不了政治，政治却成就了文人。所以，笔者认为，嵇康是一名胸怀儒家政治理想的穿着道袍的文人，外道內儒。
注释：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56。
（2）李泽厚.美的历程[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155。
（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 帝纪第一[M].中华书局，1974：19。
（4）牛贵琥.嵇康曾官中散大夫吗.辩正[N].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5）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宋书 第二册[M].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1：969。
（6）[清]陈祚明辑.续修四库全书集部《采菽堂古诗选》采菽堂古诗选补遗二 卷八[M].天津图书馆藏清刻影印：2。
（7）[晋]陈寿.三国志·卷二 魏书二 文帝丕[M].中华书局，1999，2：56。
（8）[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 帝纪第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
（9）[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一 王桀传注引《魏氏春秋》[M].中华书局，1999，2：452。
（10）[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十九 阮籍传[M].中华书局，1974：一三六〇。
（11）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 而已集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鲁迅全集出版社，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三：501。
（12）[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二十一 王桀传[M].中华书局，1999，2：452。
参考文献：
[1][唐]房玄龄.晋书[M].中华书局，1974.
[2]鲁迅.鲁迅全集[M].鲁迅全集出版社，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三版.
[3][明]吕兆禧.吕锡侯笔记遁翁随笔[M].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初版.
[4]牛贵琥.嵇康曾官中散大夫吗.辩正[N].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