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列传范文1
【关键词】《史纪》；人物形象塑造；“互见法”
《史纪》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给人们展现了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它是一曲英雄的颂歌，更是一部英雄的传奇，《史纪》之所以流传千年而不衰，除却其史学价值之外，其浓郁的文学色彩更是带给读者心灵的慰藉，《史记》的文学价值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刻画人物的方法、叙事描写的艺术、悲剧气氛的渲染，抑或是抒彩、散文风格的体现，简洁、精练的语言技巧等方面，都为历代作家所推崇，沾溉后人，绝非一世。本文试从《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上谈谈粗浅的看法。
我认为，《史纪》人物形象塑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运用对比烘托手法，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
所谓对比，一是双方人物的对比；二是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如“鸿门宴”一节写了四组人物：主帅项羽与刘邦；谋士范增与张良；部将项庄与樊哙；内奸项伯与曹无伤等。作者善于通过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比、映衬来揭示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认识和感情。作者既通过惊险紧张的场面以表现人物性格，也通过平静细小的情节来展示人物形象。因此，所有出场的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鲜明具体，个性突出。项羽的骄矜直率，刘邦的机智权变，范增的远见偏激，张良的多谋恭谨，以及樊哙的粗犷刚勇等等，都视之可见，跃然纸上。至于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在鸿门宴中也明显可见。项羽开始听说刘邦“欲王关中”便“大怒”，最后刘邦逃走了，却一言不发；亚父范增开始劝说项羽攻打刘邦，“急击勿失”，最后骂项羽“竖子不足与谋”等都是鲜明的对比。
二、运用虚实相生的语言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
我认为，《史纪》对后世的贡献不仅仅停留在史学价值方面，其丰富的、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已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中的任意一部。用文学化的色彩去表现人物形象，这也是《史纪》区别于其它史书的亮点之一。《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话：“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一段话深深地体现出英雄末路的悲情，也让我们看到了外在刚毅而勇猛的项羽此时此刻之脆弱。而然项羽此段之自述是否真实，项羽兵败至司马迁时代相隔七十多年，而在《史纪》以前的其他作品中均未见此段出处，试想饮帐之内，项羽与虞姬抱头痛哭，那么此段叙述由谁来记录，又由谁来流传呢？所以我认为此段语言描写乃司马迁在写实的基础上加入了适当的想象和虚构，而此短话在全篇真正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一语一处而全盘皆活。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充满豪气、霸气又侠骨柔情的英雄形象，虽败犹荣，三军为之动容，读者潸然泪下，《史纪》人物语言对其形象的塑造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度。再如《史纪》中类似的事例还有《刺客列传》中燕太子丹为荆轲送行时，荆轲悲壮的语言极富文学色彩，天地为之叹息，草木为之动情。“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读过《史纪》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场生死离别，“易水桥上送君去，黄泉路上踏辉”，这是何等的悲壮，又是何等的苍凉，身负国仇家恨的荆轲担负着巨大的责任和使命西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合，再加上特定人物的特定语言，我们无不为之动容，而此短话或为流传或为艺术加工，同样缺乏史实加以印证，但达到了“一石三鸟”的艺术效果。所以说《史纪》中虚实相生的语言对人物的塑造已跨越了时代，足以流芳百世，《史纪》中类似的语句很多，我不再一一列举。
三、采用“互见法”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
“互见法”即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因为《史纪》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件事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如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代雄主形象，而在《史纪・孝武本纪》中，司马迁只单单叙述了“武帝求仙”这一件事，如通过这一件事去全面评价汉武帝是有失公允的，我们要全面、细致、深入了解汉武帝，只能在《史纪・李将军列传》《史纪・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汲郑列传》《儒林列传》《货殖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去寻找。如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我们会发现汉武帝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卫青又一个奴隶擢升为大将军，霍去病17岁带兵打仗，这样的用人魄力也许只有武帝才有。在《司马相如列传》中，我们看到的武帝不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形象，原来武帝也重文治，也推崇文章，那么《沁园春・雪》中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语句也就不足为信了。《汲郑列传》中的汲黯更颇似唐代的魏征，而汉武帝虚怀若谷的气魄不也跟唐太宗很相似吗？
再如汉高祖刘邦，作为一代英主，他聪明机智，善听臣言，善于用将，有一统天下的辉煌业绩；但作为一个人，刘邦也有不少的缺点，他的流氓无赖，他的将兵无能，他的自私残忍就在《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张丞相列传》中附带几笔。再如在《田单列传》中的田单，在燕国灭齐如同摧枯拉朽的特殊情况下，被推上了保卫墨城的位置，他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勇敢地同燕人展开了较量，一步步收复齐国的失地。但聊城之战却打得异常糟糕，损兵折将、久攻不下。如果把聊城之战也写入《田单列传》中就会给人“智者不智，勇者不勇”的印象，损伤田单的形象。而聊城之战又不能不写，故而司马迁九把聊城之战写入鲁仲连的传记中。
司马迁通过“互见法”，既留给我们真实的历史，又让我们看到了生动，鲜明而又完整的人物形象。
总而言之，《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传记文学名著，运用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塑造了一系列丰富饱满、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为后代作家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东西。司马迁继承了他父亲司马谈对待古代文化的态度，博采众家，去其之短，取其之长，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其高超的创作技巧而名垂青史。
【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世纪新论[M].求实出版社，1981.
[2]司马迁.田单列传[A].韩兆琦，译注.史记[M].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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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司马迁.太史公自序[A].韩兆琦，译注.史记[M].中华书局，2008.
司马相如列传范文2
【关键词】司马迁 《史记》 黄老学
黄老学是托黄帝、老子之言，以老子道家学说为主旨，同时兼采儒、法、名、墨众家之长而形成的一套治国理论体系。它兴起于战国中期，经二百余年，至秦汉时发展到顶峰，黄老学不仅是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种重要学术思想，而且全面渗透到当时的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实践。这样一种重要和显赫的学说，长期以来却缺乏重视。《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不及道家，更不言黄老。这种忽视，直到司马迁父子著《史记》时才有改观，可以说《史记》对黄老学的贡献极大。
《史记》为黄老学命名
黄老学是从战国中期以来的客观存在。它有自己的学者，如慎到、尹文；有自己的著作，如《管子·心术》上下、《慎子》、《淮南子》；更有效绩显著的治理实践，如曹参用盖公之言治理齐国。但在历史上首先对黄老学从学术的角度予以关注的是司马迁父子，首先对黄老学予以命名的是《史记》。
在《史记》之前的文献中没有出现过黄、老合称，更没有黄老学的名称。关于黄帝的传说，最早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左传》昭公十七年、《国语·鲁语上》、《国语·晋语四》等史料，另外《逸周书·尝麦》记载了黄帝战胜蚩尤的传说，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记载了黄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的传说。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春秋战国以来，黄帝这类传说中的“帝王”逐渐脱离了神的身份，开始进入人间的帝王世系，黄帝还成为了姬姓氏族也就是周的始祖。在这些历史传说中，黄帝与老子没有任何关联。
黄帝在被历史化的同时，也被学术化。在诸子著作中是否出现黄、老连用或者二人共同出现呢？首先看道家和黄老学派著作。道家《老子》不提黄帝。《庄子》内篇中《大宗师》黄帝两见，都是夹杂在许多传说帝王中被提及，没有特殊地位，没有具备学术特征。《庄子》的外篇和杂篇中有关黄帝的事迹较多，但老子和黄是体道者或大道的宣传者，有老子言黄帝的例子，却没有黄帝和老子并列提起。《鹖冠子》提到一次黄帝，与老子无关。法家著作《管子》多次提到黄帝治理天下，但都不提老子。《商君书》中《画策》提到一次黄帝。《吕氏春秋》中《应同》、《去私》等篇中多次提到黄帝，与老子无干。《韩非子》有《解老》、《喻老》对老子言论进行解释和生发，与黄帝无关。其他篇章如《扬权》引黄帝的话又与老子无关。儒家著作几乎不提老子和黄帝，《论语》、《孟子》找不到关于黄帝、老子的痕迹。《荀子·天论》是儒家很少的几次提到老子的例证之一。另外，《易·系辞传》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黄帝。
总之，通过考察发现，在《史记》之前的著作中，没有黄老连用的例证。只有到了《史记》中，开始大量出现“黄老”、“黄老之言”、“黄老术”等说法。如《乐毅列传》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老子韩非列传》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田叔列传》说：田叔“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袁盎晁错列传》说：邓章“以修黄老言显于诸公间”。《陈丞相世家》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等等，在这些叙述中，司马迁有多种不同但是类似的说法：“黄帝、老子之言”、“黄老言”、“黄老之言”、“黄帝、老子之术”等等。“言”，言论，学说。“术”，学术。在《史记》的语言系统中，“言”和“术”是同义的。例如《外戚世家》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这里的“言”和“术”同时出现，都是指黄帝、老子的学说。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把黄老视为一种独立的学说而一再申说的。
对于这一学说，司马迁有时称作“黄老”，有时称作“黄帝、老子”，可见黄老学说的名称还没有完全固定。而司马迁称“黄老”的时候远远多于称“黄帝、老子”，则可见他更趋向于命名为简洁的“黄老”。正是这将定未定之间，更说明这一名称确实是司马迁的伟大创造。此后，“黄老”一词才盛行于汉。把“黄、老”并称或合称，使之成为一种学术的名称，是司马迁对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学术文化现象的真实记录与概括总结。这个命名不仅仅是赋予一个名称，而具有辩明学术的意义。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虽然各家著述中没有“黄老”的名称，但是在口耳相传中有人使用了“黄老”或者“黄帝、老子”的说法。可是从目前存世的材料看，这种可能性不大。汉初习黄老的陈平曾自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①比他稍晚一点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把“黄老”之实冠以“道家”之名。这说明在当时以“道家”称“黄老”是比较普遍的。大概和司马迁同时期的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集体创作了《淮南鸿烈》，这本被现在学者普遍认为是黄老学集大成之作的集体著作中也没有任何一处指明自己所宣扬的是黄老学说。另外，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道家及与道家相关的文献，这些文献的入土时间是汉文帝时，其中也没有黄老一类的说法。这些都佐证，在司马迁之前和同时代，没有学者使用“黄老”的说法。
《史记》记述黄老学发展史
《史记》作为纪传体通史，它通过为黄老人物立传而记载了黄老学发展史。《史记》虽然没有明确说明黄老学起源于何时，但司马迁通过记录太公、管仲、范蠡等人的事迹，表明黄老学具有雄厚的实践基础，其思想萌芽可能相当早。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司马迁向人们揭示出，在战国中期，黄老学主要通过齐国稷下学者发展起来。关于黄老思想何时形成，现代各家学者还有不同意见，但一致同意的是，稷下学宫是黄老学发展壮大的重要阶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司马迁以非凡的学术眼光记录了稷下学宫的繁荣和萧条，记述了稷下学宫中众多学者的学术活动。
稷下诸子的思想对稍后的儒家荀子、法家申不害、韩非都有深刻影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揭示，黄老思想以老子道家学说为理论源头，法家申不害、韩非都是吸收黄老思想的营养成就自己学说的。曹元忠说：“太史公之传老子、韩非，传其学，非传其人也。”②确实，司马迁作这样的人物列传就是为了记录学术发展史，保存先秦学术的面貌。如今，后人也确实凭着司马迁的记录才能寻绎出一条黄老学发展的线索。在《史记·乐毅列传》中，司马迁还记载了黄老学在齐地流传的情况：“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这条线索弥足珍贵。在当代的道家和黄老学研究中，虽然说出土文献《黄帝四经》等材料扩展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但学者依然需要借助《史记》等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研究《黄帝四经》等材料。
随着汉王朝的建立，黄老学迎来应用于实践的黄金时期。在经历了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和楚汉战争的连绵战火之后，经济凋敝，人民贫困，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人民迫切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而黄老学的基本思想是实行无为而治，提倡宽简的统治政策，主张统治者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这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更适合汉初社会发展的需要，即“施于极乱思治之后”，因此大为兴盛。汉初朝野上下弥漫着黄老学的气氛，上至皇帝，下至普通人，都是黄老学的热衷学习者和实践者。也因为他们把黄老学应用于治国实践，才取得了“文景之治”的局面。在《史记·曹相国世家》、《史记·萧相国世家》、《史记·陈丞相世家》等汉代人物传记中，司马迁记载了黄老思想在汉初七十年的应用情况。汉初七十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这是我国封建历史上第一个盛世，为汉武帝时期的强大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其后，由于汉武帝崇儒，也由于黄老学不再适应社会发展，黄老学在武帝时期逐渐衰歇，退出政治舞台。
《史记》以史实诠释黄老学理论
黄老学理论著作存世的并不多，如《管子·心术》上下等，又比较抽象，这给黄老学研究带来很多困难。《史记》刻画了许多活生生的黄老人物，通过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诠释了许多黄老理论，使黄老学研究相对丰满许多。
例如，无为而治是黄老学的核心学说之一，以往的黄老著作中对其论述主要在于理论构架和设想，是司马迁第一次在《史记·萧相国世家》、《史记·曹相国世家》、《史记·汲郑列传》、《史记·田叔列传》等篇章中通过生动的史实向人们展示了无为而治的方方面面。汉高祖刘邦时期，采取了去除秦朝苛法、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十五税一等措施，使社会生产得以恢复，与黄老思想暗合。曹参在齐国向盖公学习黄老之术，用以治理齐国，齐国大治。他入朝为相后，在全国推广，成效显著。吕后、孝惠帝时期，“复弛商贾之律，”③对于匈奴的挑衅，实行和亲政策，所以能够“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④。汉文帝时期，去除了收奴相坐律令和肉刑，史称，“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⑤并且发展生产，“劝趣农桑，减省租赋。”⑥景帝时期，有“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⑦等惠民政策。
又如，把黄老哲学思想中有关谦退处下的内容结合现实政治形势发展成为一种人生哲学，这是汉初对黄老学的重要发展，司马迁通过《史记·留侯世家》、《史记·陈丞相世家》等传记展示了这种以明哲保身为目标的人生哲学的应用情况。在老子思想中，那些所谓“权谋”思想和“谦退”思想并不是直接相关的，是汉初张良、陈平、萧何这群黄老人物的实践把二者紧密联系起来，发展成为人臣的保命术。这种明哲保身之术，其总体特征是识时务，知进退，守分际，临急能变，知机善谋。其表现形式是在避祸的前提下，不居功，在功利面前谦退自下；自污，授人以柄；藏其锋芒，远离政治漩涡等。对于这些处世的学问，《淮南子·人间训》说：“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赢缩卷舒，与物推移，故万举而不陷。”这可视为对汉初人物实践的总结。
司马迁创造性地发展了黄老学
司马迁博采各家思想，加以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其中，他有选择地接受了黄老思想的若干方面，并有所发展，成为他“一家之言”的组成部分，这里只着重强调如下几点。
其一，在政治上，司马迁特别赞赏“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赋予其新内涵。老子首先提出用清静无为治国。黄老思想通过因循理论把老子消极的无为改造成积极的有为。无为理论，应用在治国上就是不妄为，不干扰百姓的生产生活。应用在君臣关系方面，就是君无为而臣有为。司马迁对于君主驭臣之术不感兴趣，而对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表现出由衷的赞赏。司马迁给清静无为赋予了两种内涵：一是统治阶层对人民要宽简行政，约法省禁，不干扰百姓的生产生活；二是要求统治者少欲、节俭，不为私欲扰民。黄老理论要求人主“漠然无为”⑧，主要是从养生和治国理论出发，而司马迁以民众的需求为依据，发展了“清静无为”理论。
其二，在经济上，把“因民之欲”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提出“善者因之”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黄老思想“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⑨，对于治国来说，最大的因循就是因民之欲。司马迁对黄老学说最大的贡献是根据“因民之欲”的理论，在经济领域提出“善者因之”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司马迁指出人求利的欲望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从欲望动力的观点出发，他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⑩，认为最好的政策就是遵循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顺应和听任各种经济活动自由发展，最坏的政策是国家和政府与民争利。在两者之间，他还提出用经济政策和教育手段来规范市场和民众经济行为，来补充“善者因之”的理论。在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司马迁就提出了以遵循经济规律和顺应民众求利欲望为基础的一套宏观经济政策，这是十分宝贵的。
其三，在吏治上，把“循名责实”发展为各司其职。黄老主张在名正法备的前提下施行君无为而臣有为。要求君主运用刑名理论，循名责实，以奖惩为手段督责臣下。黄老学说以循名责实为手段达到“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这暗含着君臣分职而治的倾向。司马迁把这种倾向更进一步发展为各司其职，要求统治阶层的每一个角色都严守自己的职责。在《史记·陈丞相世家》、《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等篇章中，司马迁通过对曹参、陈平、张释之言行的记录表达了这一观点。也就是管理系统内部的上下不同层级应该依据各自的角色分工来实施管理行为，以此为基础，不仅实现了君无为而臣有为，更要实现“上无为而下有为”，每一层的上级都应该给下级一定自由度，让下级更有为。君主与丞相之间是上无为而下有为的关系，丞相与执事的卿大夫之间则是又一重上无为而下有为的关系，依此类推，就可以使每个人都明确自己的职责，各自在合理的范围内作为。
我们以往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较少从黄老学术角度考虑，研究黄老学也经常忽视《史记》的地位。事实上，它们是紧密结合的，司马迁以及《史记》应该在黄老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注释】
①（西汉）司马迁：《史记·陈丞相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63页。
②（晚晴）曹元忠：《笺经堂遗集》，转引自韩兆琦《史记笺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81页。
③（西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18页。
④（西汉）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2页。
⑤⑥（东汉）班固：《汉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097页。
⑦（东汉）班固：《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5页。
⑧（西汉）刘安等：《淮南子》，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8页。
⑨（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0页。
⑩（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3页。
司马相如列传范文3
关键词： 《史记》 《汉书》 项羽 本纪 合理性
一、聚焦：“本纪”与“列传”的较量
西楚霸王项羽，乃秦汉之间的政权掌握者。然由于非王室正统，羽立楚怀王为义帝，自封为西楚霸王，诚乃效仿东周诸侯也。太史公司马迁将其列为与始皇、高祖并列之“皇亲贵族”，为其立纪。东汉史官班固则认为项羽非正统王室，乃一介“僭盗”，不宜立纪，宜为列传。关于这一争论，后世学者多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下面就先来看看历代学者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一）代表性学者对《项羽本纪》的争论
（二）聚焦学者争论的焦点
纵观刘知几、宴世谢、吴非三者的观点，三人都把反对为项羽立纪的焦点放在了项羽不是出身正统皇族，而是一介“僭盗”上。如刘知几就认为《项羽本纪》不合本纪体裁，除项羽为“僭盗”之外，还因为此纪在写作手法上不像本纪而更像列传。最根本的是刘知几搬出了“闰位”的观点，显然是一种正统史观的表现。同样地，宴世谢也认为项羽充其量仅仅是个诸侯之王，没有资格可以与始皇、高祖平起平坐。而吴非则更是用反诘的方式表达了对司马迁不立义帝而立项羽的不解。
陈汉章、刘咸、钱大昕则否定了前三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是否可以立纪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是“皇亲贵族”，而在于是否在当时掌握了政治力量的中心，而作者为项羽立纪的意旨前三者也没有真正把握。此外，钱大昕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班固作《汉书》抑项羽的原因：“孟坚汉臣，故有意抑项。”
二、解析：“本纪”和“列传”孰是孰非
以上都是旁人对两部著作的看法，然而司马迁为何将项羽列入本纪，班固为何又将项羽列入传记呢？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体例：本纪的立意是什么？
最早明确论《史记》本纪的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龙雕心》，他在《文龙雕心》中说：“子长继志，甄序帝绩……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候伯，八书以辅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⑦可见刘勰认为本纪就是用来纪皇帝的。而最早关于本纪的概括来源于裴松之在《三国志》中：“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⑧虽然他没有明确说他所指的就是《史记》中的本纪，但他这句话却被后来张守节引用来论证《史记》的本纪，而张守节的这一误用便造就了很多后人对本纪的理解。从后来刘知几等人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本纪的看法都来自此两人的说法。由于刘勰是南北朝之人，张守节是唐代开元盛世之人，而刘知几是唐代中后期之人，因此刘的史学思想难免会受到前两者的影响。
那么，本纪的真正立意是什么呢？是不是就用来纪天子的呢？我认为还要回到司马迁的《史记》中去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提要中说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寻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⑨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史记中的本纪更多是在记录“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而未提及到诸如“天子称本纪”之类的字眼。而且在司马迁看来，本纪仅仅是一条主线，是全书的框架。按照司马迁的逻辑，本纪是用来记录政治权力的盛衰兴亡的，那么从秦王子婴身亡到汉高祖称帝，期间没有统治者长达四年，而这个时期的政治权力中心在谁手上？就在“封王侯，号霸王”的项羽手中。如此一来，为什么不可以为项羽立纪呢？如朱东润提出：“项羽自为西楚霸王，霸者伯之借字，伯长也，犹言诸侯之长也。羽既为诸侯长矣，故《本纪・赞》曰：‘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则史迁又安得而不为立本纪哉？”⑩这段话也表明了朱润东先生对司马迁为项羽立纪的肯定。
为何班固的《汉书》将项羽列为传记呢？这跟《汉书》全书的体例有关，《汉书》属于断代史纪传体，它的特点在于将每一个朝代的事写在一块，正统史观非常浓厚。在他看来，纪就是用来以正朔来表示朝代延续中的正统观念。也正因如此，夹在秦汉中间而又没有形成一个朝代的“西楚政权”就被班固忽略不计，而项羽自然而然地也被降格到“列传”当中。因此，项羽在《汉书》中被降格为“传记人物”，与《汉书》的体例有关。而大多数人误解《史记》的症结，就在于以《汉书》的正统义例范围《史记》。魏元旷在《史记达旨》中指出：“《史记》之例，非以本纪当天子，世家当诸侯。以本纪当天子，无论项羽不当立本纪，其舍惠帝而立吕后，尤不可也……盖本纪者，本之以纪事也。秦汉之际，天下之势莫强于项羽，则本项羽以纪；吕后之世，天下之事属之吕后，则本吕后以纪……《汉书》本纪例属天子，名义一定，遂不可干，以视《史记》，盖有同而不同者也。”{11}因此以《汉书》的体例来否定《史记・项羽本纪》的设置，是有失偏颇的。
总之，从体例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将项羽列为本纪更多地是根据他立传记的意图，即根据社会政治力量中心的转移来布局。《汉书》则因其断代史的特性不立《项羽本纪》，而立《项籍列传》。体例上两者就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后人以此来反讽司马迁对史记布局的安排，是有失偏颇的。
（二）史学思想：通变史观与正统史观的较量
司马迁《史记》的史学思想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也就意味着司马迁写史书重点不放在王朝的更迭，而是放在探求社会历史的总体盛衰变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即便项羽不是“皇亲贵族”，但作为当时政治力量的中心，还是不妨碍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之中。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12}因此尽管最终项羽自刎于江边，但鉴于项羽之前在秦统治上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还是将其列为本纪。
班固以“综其行事，旁观五经，上下洽通”{13}为著书要旨，其目的是“光扬大汉，轶声前代”，即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提高汉的历史地位。项羽作为汉朝开创者刘邦的劲敌，曾与刘邦争夺天下，可想而知汉朝历代君主对项羽的态度多是贬大于褒，而作为东汉王室的史官，班固自然对项羽也是采取一种“抑”的态度。钱大昕就曾指出：“孟坚汉臣，故有意抑项，然较之史公之直笔，则相去远矣。”{14}由此可见班固“抑项”之心。另外，班固著《汉书》的动力和源头在于其父亲班彪，而班彪从小就给班固灌输正统思想，结果这种思想在班固的著作中表现得一览无遗。例如班固反对将项羽列为本纪的一大理由是认为项羽不是“正统王室”，既不承秦未，又不启汉始。因此在《汉书》当中，班固将其列为“列传”而非“本纪”。
后世之人之所以质疑司马迁作的《项羽本纪》，就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正统史观”的影响。那么司马迁的“通变史观”与班固的“正统史观”是否是完全矛盾的呢？其实不然，在有关《史记》记述的范围内，它与正常天子在位、朝廷更迭并不是完全彼此排斥或者互相矛盾的，而是涉及社会历史变化的实际情况基础上，更能体现失误分离与统一的性质。因此，当历史上的朝廷帝王力量强大，足以控制和影响全国局面，承担起政治中心作用的时候，这个时势的主宰者就是帝王、天子；相反则依据历史变化发展趋势，谁在政治风云中起主导作用，司马迁就将谁列入本纪。这表明司马迁所做的本纪，既记载主宰时势的中心人物，又将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主宰时势的力量的形成过程展现出来，以显示出历史的真实变化，而不仅仅顾及帝王、天子的虚名。它并未束缚正统的观念，可以更确切地体现出纲纪天下时势的作用和真实说明历史发展的过程。应该说，司马迁的“通变史观”是对“正统史观”的一种很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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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学思想的角度来讲，司马迁的通变史观既包含正统史观，又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而《项羽本纪》作为司马迁通变史观的典型代表，其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
（三）天命观：天人之分与天人感应的对峙
两汉经学的核心为“天人感应”说，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这种学说更是风靡一时、定于一尊。经学家认为天人同类，互相感应，人顺天，天就降祥瑞以福佑；人逆天，天就降灾异以惩罚。人世的一切，皆由上天的意志来安排。
司马迁虽也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但其主要倾向还是天人相分，天属自然观象，与人事没有必然联系。如《项羽本纪》驳斥项羽所谓“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为“尚不觉痞而不自责”、“岂不谬哉”。这又反映出司马迁在评论人物时并非一味持“天命决定论”。
班固却恪守天命，迷信谴告，全盘接受了“天人感应”学说。在“传”这一体裁中，班固特地为推阴阳言灾异的人立传，记载并赞赏其学说和奏疏；在“志”中，也详记“五行”。
正因如此，“《史记》探索历史发展不从天命而从人事，总是从人事人谋，从历史人物护具体活动中，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分析历史兴衰成败的原因，总结出有益的历史教训，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正是《史记》一书比较能保证历史科学的科学性的原因;而《汉书》则往往陷入唯心、保守的泥潭，大大防碍了它对历史发眼进程的洞察和揭示”。{15}受“天人之分”的天命观影响，在项羽这一历史人物的评判上，司马迁从项羽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即从他秦朝暴力统治，为汉王朝的建立奠定基础这一角度出发，认为项羽的功绩可与汉高祖齐名。班固则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认为项羽不是天授的君主，而是借着秦王朝衰败而上位的“僭盗”，因此不应该列为本纪，而立为列传。从当今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无疑“天人之分”说更符合史学发展科学性的要求，因此从天命观来看，项羽还是宜列为本纪的。
（四）史料：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的碰撞
司马迁作《史记》，史料来源于以下五个方面：古今典籍、秦代律令图书、汉代档案、朝廷议事记录、亲身闻见。{16}而班固作《汉书》，在史料来源方面与《史记》大部分相同，仅亲身见闻这一方面班固比不上司马迁，而正是这一方面史料的缺失，导致了两者在编撰史书方法上的差异。
司马迁写《史记》，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凭着一种实录精神，去收集史料。就连班固评论《史记》时也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7}这种思想反映到司马迁收集史料上来，就表现为司马迁在民间广泛了解情况，再将这些信息与宫廷史书进行比较，然后得出自己还原出来的历史。而这样收集得到的史料反过来有影响到了司马迁写史的一种思想，即前文所说的“通变史观”。而班固虽然懂得评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却没有学习司马迁在取材上的做法。班固作《汉书》，取材更多来源于官方史料，民间史料基本没有采用。而官方史料渗透得更多是一种正统史观，于是乎在著史的过程中班固原有的正统思想会越加巩固，这种思想也就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影响到班固对项羽作纪的判断。
从民间史料的采用度不同我们可以看出史料对于两位作者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两位作者对项羽作纪还是列传的选择。那么从官方史料来分析呢？我们先看看反对者如刘知几是如何从《史记》的史料来源来抨击《项羽本纪》的不合理性的。刘知几在《史通》中讲道：“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18}这段话中刘知几认为《史记》的史料来源之一是《春秋》，这个不假。但这段话还是有问题的，首先，刘知几讲司马迁“以天子为本纪”，前文已经讲到，在《史记》全篇中都没有一个字眼提及“以天子为本纪”。再者，《春秋》是儒家经典，也是正统史观的力作之一，刘知几讲司马迁效法《春秋》，但刚才第一点已经讲到司马迁从来没有持“以天子为本纪”的正统史观，那么何来的效法？因此刘知几等试图从《史记》的史料来源来攻击《史记》为项羽立本纪的不合理性，也是说不通的。
从史料角度讲，由于《史记》的史料有一大部分来源于民间，因此史记的“正统史观”没有《汉书》那么强。其次《史记》虽有取材于《春秋》，但并未效法《春秋》的史观。而《汉书》取材，有很大一部分还来源于《史记》，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提道：“乃今以《汉书》作比，武帝以前，如《高祖纪》及诸王侯年表、诸臣列传，多与《史记》同，并有全用《史记》文一字不改者，然后知正史之未可轻议也。”{19}赵翼之言表明了《汉书》在史料采用上对《史记》的依赖性，反驳给自己提供史料的史书，这不等于在否定自己所用史料的合理性吗？所以从史料角度来质疑《史记》为项羽立纪在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
三、拍案：项羽立本纪合情合理
《史记》成书后一百多年，《汉书》面世。自《汉书》面世以来，关于《项羽本纪》的争论就层出不穷。除上文提到的刘知几、宴世谢等人，还有赵翼等人。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写道：“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迁用其体以叙述帝王。惟项羽作纪，颇失当，故《汉书》改为列传。”{20}就赵翼这一段文字而言，赵翼又犯了与班固、刘知几等人相似的错误，把本纪当成专纪皇亲国戚的体例。正如高国抗在《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中关于《史记》本纪说明所言：“这是按照封建正统观念来解释本纪，并不符合司马迁的本意。项羽不是皇帝，吕雉是个太后，司马迁把他们列在本纪里边，可见《史记》的本纪不一定是‘帝王书’，也没有‘为后代纲纪’的意思。根据封建正统观念把本纪说成‘帝王书’和‘为后代纲纪’，是东汉班固之后的事。后来正式由于正统思想的作怪，司马迁把项羽列入本纪，才有许多非议。”{21}这段话表明了司马迁作《史记》中的本纪不是重在正统思想，而追求一种“通变观念。”同样，从作者的史学观点和史料取材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史记》为项羽立“本纪”的合理性。因此，我认为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合情合理。
注释：
①刘知几.史通（卷二）列传.
②宴世谢.沅湘通艺录（卷二）太史公本纪取式吕览辨.
③吴非.楚汉帝月表・史记不立义帝本纪辨.
④刘咸.史学述林・史体论.
⑤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
⑥陈汉章.缀学堂初稿（卷二）读史记项羽本纪.
⑦刘勰.文龙雕心（卷4）史学.
⑧裴松之.三国志・卷6注.
⑨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956.
⑩朱润东.史记考索.二十世纪国学丛书.1995.12：10-11.
{11}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2.
{12}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347.
{13}班固.汉书・叙传.中华书局，1999.
{14}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
{15}参见傅正义.《史记》《汉书》比较简论.渝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37期.
{16}参见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58-62.
{17}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0.
{18}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87.
{19}赵翼.廿二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08：13.
{20}赵翼.廿二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08：2.
{21}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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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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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知几.史通.
［9］吴非.楚汉帝月表・史记不立义帝本纪辨.
［10］宴世谢.沅湘通艺录.
［11］刘咸.史学述林・史体论.
［12］陈汉章.缀学堂初稿.
［13］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
［14］刘勰.文心雕龙.
［15］裴松之.三国志.
［16］傅正义.《史记》《汉书》比较简论.渝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37期.
［17］汪受宽.《史记》《汉书》项羽本传对读记.信阳师范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VOL29，（1）.
［18］徐家骥.试论赵翼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VOL29，（1）.
［19］张晓松.析《史记》之“本纪”与《汉书》之“本纪”.上饶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3）.
［20］曾小霞，徐中原.近30年《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综述.商丘师范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VOL25，（5）.
司马相如列传范文4
[关键词] 司马迁 货殖列传 经营思想 商业谋略
一、破除轻商观念，主张逐利致富的经营思想
司马迁作为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同时具有经济学家的头脑，为经济史的发展和经济理论的完善做出了贡献。《货殖列传》可以说是记载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史实的最早篇章。所谓“货殖”，就是经营货物，以滋殖财富。而货殖者包括专事商品交换、兼营商品生产与交换、从事服务性行业及经营借贷业务等四类与商品有关的职业群体。正像《太史公自序》所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它通过对这些“布衣匹夫”的工商业者活动的描述，表达了自己主张“逐利致富”的商业经营思想。
中国历来有“重本抑末”、“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传统，就是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时期也是如此。汉武帝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家始祖孔子“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的正统观念正是讳言财利的。孟子也说过“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孟子・梁惠王上》）；而董仲舒更认为“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不能止也”（《汉书・董仲舒传》）。这些思想无疑对当时商业经济的发展起到消极的阻碍作用。司马迁不仅以《货殖列传》为商人立传，而且旗帜鲜明地从多方面强调商业发展的重要性。
他否定老子提出的“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完全否定商品交换的社会模式。指出“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货殖列传》，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货殖列传》）。就是说，老子这一套理论已经行不通。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人们“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所有这一切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的。司马迁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商业市场竞争中的成功者，从而过上富裕的生活。他引用《管子》一书“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富民思想，进一步发挥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致富求利是人的本性，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货殖列传》中列举了许多可以致富的行业，如稼穑、渔盐、冶铁、博戏、贩脂、卖浆、洒削、马医等，而最快的就是经商。书中列举著名商人如子贡、白圭、范蠡等人的成功事迹，进一步说明自己的商业观点。
如何逐利致富，司马迁认为最重要的是树立致富信心，寻找致富门径。他指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人才是获取财富的重要条件。财富高度的流动，随时都在进行重新分配，只要具备经商的才能，掌握经商的规律，都有成功致富的可能。至于致富的过程，司马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产生致富的愿望，而资金寥寥无几的时候，只能通过付出自己的体力去获取原始资本；当他有了一定的资本但尚不充足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智慧，找到一些别人没有发现的经营途径，一举致富；而当具有雄厚资本的时候，则要善于抓住时机，果断进行经营，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司马迁“争时”获利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他认识到在商业运作中占有资本与不占有资本以及占有资本多与占有资本少之间的区别。就是说拥有一定数量资本是私人作为财务主体并从事商务活动的先决条件，这与现代私人财务学有着惊人的相似。
司马迁承认求利、求富是人的本性，但同时并不认为求利、求富可以不择手段。他把求利、求富活动分为三等，即“本富”、“末富”、“奸富”。“本富”、“末富”是依靠自身经营的本事“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的正当行业，应该鼓励。而“奸富”是“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包括“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则坚决反对，主张严削以“齐之”。
司马迁指出国家对于商业的管理，有多种层次。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用利益加以指导；再次是进行教育说服；最下是强制、干涉，与民争利。所谓“善者因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司马迁认为，汉惠帝、高后时期，黎民得离战争之苦，君民俱欲休息，政不出户，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是“善者因之”的最高境界。文帝时期，屡次下诏，劝民归农，影响并干预人民的经济活动。在司马迁看来，这是“教诲之”、“整齐之”的二、三等做法。而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和均衡、平准政策，司马迁认为是与民争利的下策。不难看出，一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提出的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由贸易理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善于学习借鉴，采取灵活机动的商业谋略
《货殖列传》提出“以末治财，用本守之”的商业谋略，认为“本末并列”，是“衣食之原”。但同时又指出，“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人要具备专门的素质，善于抓住商业时机，并能协调各种关系。而这些正是商业理论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素材。
1.善于学习，提高商业素质。《货殖列传》借商人白圭之口总结了经商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与，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就是说，如果不具备以上智、勇、仁、强四个条件，是没有资格学习经商的。《货殖列传》中介绍的商人都是善于学习、注重自身修养、勇于开拓的成功者。白圭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策略，在粮食丰歉的差价往还过程中，获得丰厚的商业利润。《管子》说他是“只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卓氏和无盐氏也是具有这样商业气质的人。前者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量移民的时机，主动要求到“民工于市，易贾”的临邛汶山之下，在那里从事“铁山鼓铸”，发了大财。后者则在汉初放贷给出征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将士，结果三个月后获得十倍的利息，一举致富。这些都表现出作为商人所具有的独特的职业能力。正像司马迁所总结，“富者必用其奇”，这个“奇”就是坚强的个性，非凡的勇气和准确判断天下大势的智力。
2.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的经商策略。《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不厌其烦地列举各地物产，并且告诉人们要“各劝其业，乐其事”。首先，要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环境，根据各地资源优势，从事生产和经营。如关中“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长安“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事末也”；定陶、睢阳有王者风范，但“土地小狭，民人众”，可以“西贾秦狄，北贾种代”；邹地和鲁地“犹有周公遗风”，其“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由于各地商业环境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各异，地方物产也不平均，这就要求经商者采取相应的经营策略，以获得最大的商业成功。其次，要抓住经商时机。《货殖列传》记载白圭是最善于抓住时机的商人。他“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对于经营的商品，“无敢居贵”，只要价格有利，则尽快售出。司马迁认为，这些经商之术是“有所试矣”，“非苟而已也”，就是说它们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并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第三，要建立广泛的经济信息网络。《货殖列传》记载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他追随孔子周游列国时，沿途考察了解信息，极有利于他以后的商业发展。他亦官亦商，常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其他如南阳商人孔氏“连车骑，游诸侯”；洛阳商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这些商人与社会上层频繁接触和交往，既与他们做了生意，又借助他们抬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商业影响，形成广泛的商业经营网络。
司马相如列传范文5
2、成语出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
3、【释义】：当天晚上，卓文君就离家出走到司马相如住的旅舍，两个人一起回到成都。 可是回到司马相如的家，屋子里除了四面墙壁外，根本没有任何东西。
【示例】：他已穷到家徒四壁，身无分文的地步了。
4、成语典故
司马相如列传范文6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分工论;义利论;善因论;价格规律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史书和卓越的文学作品，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背后，它对经济学方面也有着相当精辟的描述和开创性的见解，其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二篇中，尤其是《货殖列传》，记载了诸多有价值经商案例，充分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史观和卓越的市场经济思想。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载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开史书记载经济活动的先河。故梁启超说，“其全篇宗旨，盖认经济事项，在人类生活中含绝大意义，一切政教，皆以此为基础”。钱钟书也称赞其写了“民生日用”，“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由此可见一斑。
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经济繁荣的汉武帝时期，当时正处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时代，统治者极力推崇中央集权，大力倡导儒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世俗主流观念是“农本工商末”的重农轻商思想以及对道义的崇尚和对功利的鄙视。而司马迁的主张正好与此相反，他突破了先秦以来的“重本抑末”的传统思维，主张发展工商业，推崇个人致富以满足求利的天性。不但在当时独树一帜，极具前瞻性，并且对当今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从分工论、义利论、善因论和价格规律四个部分分别阐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着重分析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知灼见，并对它们的现实意义做简短的评述。
1 分工论
在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他针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描述了两种不同分工形式，即区域分工和社会分工。
司马迁是这样描述了西汉王朝的区域经济，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是夫山西饶材、竹、毂、泸、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锌、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并且这些资源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他认识到不同地域出产不同物产，在地理上可以尽地力生产特色产业 ，满足当地人民发展需要。因地制宜，而不应受政策影响，这就是区域分工。区域分工可以丰富物品品种，提高产量，发挥区域优势。这和我们当今推崇比较优势，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发展区域特色产业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他又引用《周书》说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农虞工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人民衣食住行的根本保障，是缺一不可的，此所谓社会分工。他主张四业并举，不可偏废，互相联合，才能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有效地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生产再生产体系。
司马迁认为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强调农虞工商之分工，“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并且社会经济生活还同时受自然规律支配，由于社会分工，人们之间的互通有无的行为“若水之趋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这里的“道”“自然”无疑是指市场上的经济规律。经济规律通过协调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使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普遍认为农业才能创造财富，交换不能创造财富，因而商业只能造出不劳而获的人，而这些人被看作是对整个经济社会有害无益的“蠹虫”。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司马迁却看到了农虞工商四业作为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结构，都具有创造财富的积极作用，并且不遗余力地强调商业是经济结构中最活跃的环节。而区域分工和社会分工的自然形成必然导致商业这一流通枢纽的出现，从而充分肯定了商业在调剂余缺，沟通有无，货币流通和积累财富方面的重要价值。这些真知灼见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建树上，应该说是很大的贡献。
2 义利论
在中国悠久的封建社会里，“利”即物质财富在很长时间那被统治阶级及其为之辩护的道德家所鄙视和唾弃。他们认为“义”是君子们所必须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而“利”则是小人之举。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罕言利”，足见他们对求利之心的抵牾之深。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否定了他们的观点，并且认为求利是人们的天性，而天性是必须引导的，盲目地抑制只能适得其反。在《货殖列传》中，他说“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所以，享受安逸，追求名利是人们的本性，即“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是“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贵人，“守性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攻城先登，临阵却敌”的军士，“攻標椎埋，掘冢铸币”的闾巷少年，“走死地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虎”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一不在追求财富。只有揭开统治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才能还原人性本来面目。求利之心不是可耻之事，是符合实情和人性的，只有以这种求利之心作为动力，产生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经济生活才能活跃起来，社会才会发展。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曾走进了重“义”轻“利”的误区，片面强调道德伦理，忽视人们的求利欲望，这是必须深思和反省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必须满足社会中每个人对物质利益的需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统一的，只有实现了个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实现才有保障。
司马迁还把“义”和“利”统一起来，并且阐明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他继承了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念，提出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一个社会，人们的思想素质取决于社会富裕的程度。社会贫穷，人们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社会富裕，人们讲求礼节，安居乐业，热心公益。所以“利”是“义”的前提和基础，“义”是人们得“利”以后的必然追求。其实这里的“义”和“利”无异于当今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才有充分的条件可能去培养自己的道德水平与实现自己的精神价值。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健康发展。
3 善因论肯定了人们的“求利”之心后，针对当时盛行的“轻重论”，司马迁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司马迁的“善因论”。面对人们求富的心理，为政者应该如何应对呢?董仲舒说:“夫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董仲舒认为人们的求利之心是可怕的，必须用教育的手段来阻止提防。司马迁的观点与此不同，对于人们普遍的“求利之心”他认为挨门逐户去说教，也是“终不能化也”，还不如因利势导，顺应自然。他认为国家最好不要干预经济发展，听任私人进行贸易，生产等活动，最差的就是与民争利。这与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是十分契合的。司马迁的“善因论”吸取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认为只有听任经济自由发展，就能够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而外在的对主体施加这样那样的影响，或多或少会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然规律的作用。所以“善因”顺应了人的天性以及各种自然规律，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身优势以创造财富。
司马迁的“善因论”折射到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也同样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善者因之”就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让市场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而“利导”“教诲”“整齐”则相当于政府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这三大手段构成了国家宏观调控。只有把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以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辅之于政府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这样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
4 价格规律说
我们再细究一下《货殖列传》中的这么一句，“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月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耶?”意思是价格过低就有上升的趋势，过高就有下降的趋势。司马迁实际上是以水之流下，表征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它使价格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不能悟出变动的中心是什么。同时他引用计然的话阐述了价格变化的诱因:“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这里讲的 “有余”和“不足”其实就是“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这句话精炼地阐明了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当某种产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有利可图，就会刺激生产，增加供给，供给一多，这种产品就供过于求了，价格反而下降了，反之亦然。司马迁还运用了供求关系的原理提出了商人致富的方法。如“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告诫人们不要盲目于价格表象，要善于观察价格涨落的规律，把握住这个周期，准确地预知商品价格“贱反贵”“贵反贱”地关键时刻及时买入卖出就可以赚钱。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要像丢弃粪土一样立刻抛掉，因为价格上涨，必然导致供过于求，价格必然下降，当价格滑到谷底时，就要像珍惜珍珠一样尽快买入，因为价格下降，生产者无利可图，必将退出市场，价格肯定会上涨。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这个原理对当今股票交易和楼盘交易等也具有深刻的意义。
尽管只有短短的5000个字，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却可谓是字字珠玑，他不仅仅阐述了一些看似平常普通的经济学原理，还介绍了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情况，如何行之有效的进行商业贸易。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介绍了许多古代著名的商业家，他们用他们的敏锐的商业头脑和丰富的商业知识来寻求利益，把人们求利的本性和求利的技巧刻画地淋漓尽致。司马迁不仅在历史地理方面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封建社会的经济轮廓图，而且他还从经济发展的基本分工，价格规律，善因论和义利论等一系列经济学基本原理方面为我们阐明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统治阶级不可能采用他的经济主张，也就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学说，这也是令人遗憾的事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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