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生平范文1
对于鲁迅的婚姻状况，许广平心里非常清楚，但是爱，纯真与炽烈的爱，让她义无反顾地奔向鲁迅，投进爱的怀抱，并且一生无悔。因为爱，她牺牲了自己在婚姻中应得的名分。作为鲁迅的第二任妻子，她不但精心照料鲁迅的饮食起居，还要替鲁迅购买书籍，抄写稿件，查找相关资料，校对译著等。事无巨细，她一力承担，亲力亲为。由于得到了这样的好助手，鲁迅后期10年的创作成果，竟大大超过了以前的20年。鲁迅时常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在连年的白色恐怖和兵灾战祸中，许广平都坚实地与鲁迅在一起，共同度过那艰难的岁月。重病缠身的鲁迅，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对许广平口授遗嘱：“忘记我，管自己生活……”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停止了他最后一次心跳，留下孤儿寡母的周海婴和许广平。鲁迅的逝世，对许广平精神上、经济上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加之当时政治形势的险恶、物价的飞涨，周海婴的年幼，书店断付鲁迅的版税，所有压力都压在了许广平一个人肩上。哪怕她不堪重负，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子。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仅靠书店每月支付的一点版税勉强度日，同时还要赡养居住在北平的鲁迅的母亲以及“大师母”朱安。尽管自己都已拮据到要靠借贷度日，许广平却一直坚守承诺，再苦再难，也从未中断过对这两个人的供养。
许广平与宋庆龄的友谊深厚，彼此无话不谈。一次谈到婚姻问题时，宋庆龄语重心长地说，由于孙中山的地位及在国内外的影响，我不打算再婚。但你和我不同，为什么不打破“从一而终”的旧传统观念的束缚呢？何况鲁迅先生临终前不是也要你忘记他，管自己生活吗？许广平听后长久不语，泪光晶莹。宋庆龄明白了，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许广平而言，她对鲁迅先生的爱是刻骨铭心的，是一生都无法改变的。
当许广平因是鲁迅的伴侣而被捕入狱后，面对日本人对她极端的精神侮辱以及肉体的刑罚，她正义凛然，宁死不屈，恰如鲁迅所说的“天生的硬骨头”。也正因如此，日本人最后不得不释放了她，因为从她嘴里没有得到任何不利于鲁迅和其他进步文人的材料。
而当听说远在北京的朱安因生活所迫，欲出售鲁迅的藏书来度日时，许广平毅然写信劝之：“我愿意更苦些，我愿尽最大的努力照料你，请好好珍藏先生的藏书……”，显示了许广平坚毅的人格特性。
鲁迅与世长辞后，许广平决心独立完成鲁迅的未竟之业。为此，许广平殚精竭虑，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着手整理、集辑出版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的手迹、书信、藏书、遗物等进行了认真的查找，并妥善地保存了下来。1937年4月，她将鲁迅的杂文13篇编成《夜记》出版。1938年4月，她编成了《集外集拾遗》。同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的资助下，编辑出版了600万字的《鲁迅全集》。在孤岛上海，《鲁迅全集》 《三十年集》得以先后问世，其中包含了她多少心血，凝聚了她对鲁迅先生何等广博、深沉的爱！
新中国成立后，她将平生所收藏的大量鲁迅先生的遗物，其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这其中，甚至包括鲁迅的房产。而由她整理出版的《鲁迅全集》等书，应得的版税她也悉数上交国家，自己一分不要。
鲁迅在赠许广平《芥子园画谱》上题诗曰：“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相知。”这是他们坚贞爱情的真实写照。
许广平对鲁迅的爱岂止是共同生活的10年，在这以后那阴阳相隔的32年里，许广平无时无刻不是在以生命来捍卫鲁迅这面民族魂的大旗的。
1968年3月3日，70高龄的许广平为了保护鲁迅书稿不致落入坏人手中，到处奔走，心情焦灼，导致心脏病突发，因得不到及时抢救而去世。她是为捍卫鲁迅先生的遗物而倒在斗争的前沿，这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而在那个“特殊年代”，对许广平的死，当时的报纸只发了一则简短的消息而已，何其冷漠。
鲁迅的生平范文2
许羡苏,绍兴人。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许广平的同学,是鲁迅弟弟周建人学生的妹妹,来北京读书之后即长期出入周家,帮周家打点家务,帮周家上下出门买日常生活用品,因为老太太和朱安俱不会讲普通话也不识得京城路线,深得太师母周老太太(鲁迅之母)的喜爱,估计师母朱安对她也有认可,周老太太其实早已经暗地里把她作为鲁迅之侧室的人选。
鲁迅的日记里,有200多处提到她,同许广平一样地,她也为鲁迅织过毛背心(鲁迅的夫人朱安不会织毛背心),也为鲁迅跑腿买生活物品,甚至,比如坐侍鲁迅读书为鲁迅添茶倒水的事情,我估计也做过不少。
如果没有许广平,也许,和鲁迅连在一起的名字,应该叫做许羡苏,可惜人生没有如果二字,造化偏偏弄人。在鲁迅从上海回来,告诉家人许广平已经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周老太太当然是开心的,天下母亲的心,尤其是对于儿子娶侧室的事情,不会太介意吧,一个母亲可以不认自己的儿媳妇,但自己的孙子,那是一定要认的。周老太太兴高采烈,而这个时候的许羡苏,还住在鲁迅家里陪侍周老太太,她的年龄,委实已经不小了,三十来岁,一直不嫁,能有什么盼头,盼的,还不是鲁迅念在昔日的情分上,可能会娶了她。我相信,京城里有关鲁迅早和许广平同居的传言,她不可能不知道,还要痴痴地等,是想亲口听见鲁迅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
死心,直到许广平怀孕,这样,她才算真的死心了。
一见鲁迅误终身呀。
不知道许羡苏的人生从此之后是什么样的,是仓促找个人嫁了,还是不知所终呢?因为这段鲁迅的情感插曲,我并没有深入研究(或许应该去问问研究鲁迅爱情的赵瑜)。
很遗憾,在同期出入周府拜访鲁迅先生的女学生里,许羡苏的个头,不及许广平,许羡苏的才华,也不及许广平,所以,先来的那个人,并没有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成为胜利者。鲁迅喜欢的,是“个子长的有才华的”,这是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喜欢传播的一句话,“个子长的有才华的”的那个,即是许广平,许广平带头在北师大闹事,让校长杨荫榆下不了台,她自己算是在北师大出尽风头,她一定知道自己的魅力和特长在哪里,所以,面对鲁迅这样一个冷峻的男人,她的招数,一如她对待北师大的校长杨荫榆,就是要让你痛,这样,你才能记得我。她写信给鲁迅,一封又一封,为鲁迅取无数可爱小外号,讽刺挖苦打击撒娇发嗲,小女人之情怀满溢,试想,鲁迅也是人,是有正常情感渴望和生理渴望的男人,已经名满天下偏偏久无女人相伴的他,如何禁得起这般娇俏抚摸?
其实我在看金庸的《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就产生过这样的感慨,比如张无忌这般容易摇摆不定的男人,女人若看上他,直接上去拿下他就得了,千万不能矜持,更等不得他来求爱,否则,就等着他成为别的女人的果实吧。
鲁迅呢,他对爱情的想象,更多的是对一个女人的想象吧,北师大的此女生和彼女生,如果一定要拿一个标准来量化的话,又有何不同?何况周老太太又早就心仪许羡苏是鲁迅侧室人选!许羡苏如果早在周家还没有许广平来拜访的时候就拿下了鲁迅,还有许广平什么事呢?
鲁迅的生平范文3
病 重
由于长期处于政府的文化“围剿”中，处于“战斗”的状态，过着动荡、清贫的生活，加之青年时期，曾患有肺结核病始终没有痊愈，所以一直以来，鲁迅的身体状况都非常糟糕。到1935年的下半年，他的健康状况日趋堪忧。
1935年3月，鲁迅的战友瞿秋白在福建游击区被军队逮捕，为了营救他，鲁迅多方奔走，还准备发起抗议运动公开营救，但是营救行动没有成功。后来瞿秋白的牺牲，对鲁迅是个沉重的打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陷入深深的悲痛中，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折磨。为了纪念战友，鲁迅以病弱之躯不眠不休地编辑亡友的遗稿，相继出版了两册《海上述林》。1935年8月，著名共产党人在南昌被政府秘密杀害。在牺牲前，托人将自己在狱中的文稿辗转送到鲁迅手中，希望鲁迅能够通过关系，转送给党中央。虽然鲁迅不认识，但他从这些文稿中看到对革命事业、对祖国、对人民的一颗赤诚的心。对于的牺牲，鲁迅悲愤异常，这更加损伤了他的身体。
面对日益虚弱的鲁迅，许多亲友都劝说他住院休养或到国外治疗。史沫特莱得知鲁迅患病的情况后，还向鲁迅发出邀请，请他到苏联疗养。但是忧国忧民的鲁迅，婉拒了所有的好意。他对前来劝说的茅盾说：“疲劳总不免是有的，但还不至于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1936年初，严寒的天气使鲁迅的病情加重，肩膀和两肋开始疼痛，还伴随着难受的气喘和发烧。由于鲁迅一直是由日本医生须藤诊治的，在久治未见好转的情况下，鲁迅的亲属和几个好友，瞒着他让史沫特莱请了一位美国医生对他进行检查。医生说：“倘是欧洲人，则在5年前就已经死掉了。”鲁迅对医生的这一“判决”十分平静，他认为医生的医术再高明，也一定没学过给已经“死了”5年的病人开处方，所以他没有请这位美国医生继续为他治疗。
对于即将来临的死亡，鲁迅的态度十分从容。他要利用所剩不多的时间加紧工作。对身后之事，他也作了一些考虑。在病中，鲁迅写下了随笔《死》，刊于《中流》杂志1936年第二期。在文中，他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逝 世
1936年10月17日，鲁迅的病清突然加重。这天上午，他仍在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 9号寓内继续撰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以纪念刚去世不久的章太炎先生。午后，他一人离寓外出，拜访日本友人鹿地亘。在回家的路上，他又到内山书店坐了一会儿，天黑时才到家。晚上，鲁迅的胞弟周建人来到家中，两人谈至夜11时，主要是商谈搬家一事。
周建人走后，鲁迅就上床就寝了。大概是由于白天过分劳累和外出受风的缘故，他的心情十分烦躁，久久不能入眠。凌晨3时半，鲁迅气喘加剧，继而咳嗽，迫使他屈着身体，双手抱脚而坐，十分痛苦。清晨6时左右，鲁迅支撑坐起，给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写了一短信，通知他“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并请他速请医生。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派人将信给内山送去。不一会儿，内山完造和须藤医生赶来，为其注射服药，但病情仍未好转，除气喘咳嗽加剧外，鲁迅的双脚冰冷，两手指甲发紫。午后，须藤医生又请福民医院的淞井博士和石井医院的石井医生前来会诊，并请护士田岛专门护理。几位医生会诊后，决定在注射强心针的同时，每隔30分钟给他吸入酸素，帮助其呼吸。医生认为，如治疗后两日内病情不恶化，即可渡过危险期。
在10月18日的一整天里，虽经医生的全力抢救，鲁迅的病情仍不断加剧。他躺在床上，喘息不止，呼吸困难，说话也困难。上午当天的报纸来后，鲁迅挣扎着戴上眼镜，将报上《译文》的广告细细浏览一遍才放下。之后，鲁迅就一直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10月19日凌晨5时许，鲁迅的病情再次恶化，气喘加剧，呼吸急促，注射两剂强心针后，仍然无效。凌晨5时25分，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文豪闭上了眼睛。
鲁迅去世后，悲痛欲绝的许广平与周建人等一起商议丧事的安排。许广平派内山书店的一位店员去通知胡风。得知噩耗的冯雪峰、宋庆龄等人也赶来吊唁。经冯雪峰与许广平、周建人、宋庆龄等人商量，决定出殡事宜由万国殡仪馆承办，并拟定了9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这个名单在第二天见报时，除了上海一家外国人办的《上海日日新闻》日文、中文版全文照登外，其他各家报纸刊登时都删去了的名字。
鲁迅逝世的消息在上海文艺界很快传开。鲁迅的朋友、学生纷纷赶到寓所吊唁。他们当中有沈钧儒、夏 尊、巴金、赵家璧、孟十还、柯灵、田源、田军等等。他们默默地走上二楼的卧室，瞻仰鲁迅的遗容。此时，鲁迅的遗体上盖一床粉红色的棉质夹被，脸上蒙着洁白的纱巾。离床头靠窗的是一张半旧的书桌，上面杂乱地堆着书籍、手稿，两枝“金不换”毛笔挺然插在笔筒内，旁边是一只有盖的的瓷茶盅。桌子横头放着鲁迅常坐的藤躺椅，床头床脚各有一架小书柜，墙上挂着一些木刻和油画，其中的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和儿子海婴的油画肖像最为引人注目。
日本雕塑家奥田杏花先生赶到，他用一块软体石膏，为鲁迅做面部石膏横型，并剪下鲁迅上唇的树根短髭，插在石膏遗容上。下午2时，得到消息的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派欧阳予倩、程步高、姚萃农、王士珍（摄影师）等人，来到鲁迅寓所，拍下鲁迅卧室的镜头，此外他们还拍摄了万国殡仪馆吊唁和万国公墓安葬的情况，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下午3时，由内山完造联系安排，万国殡仪馆来车运走了鲁迅的遗体。
吊 唁
鲁迅的逝世，在上海、在全中国，甚至在外国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鲁迅逝世的当晚，上海《大晚报》就刊出讣告，第二天，上海各报都刊登了讣告和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各界人士的唁函、唁电也纷纷传来。为了悼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连续发出3份电报，一份发给许广平，一份发给南京政府，还有一份为《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共中央表示“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电报还指出鲁迅先生“做了中华儿女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模范……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中共中央还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给鲁迅以国葬的待遇，并付国史馆列传，废止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根据鲁迅家属和治丧委员会的意见，20日和21日两天和22日上午，为各界人士吊唁、瞻仰遗容时间，22日下午出殡，安葬于万国公墓。19日下午，鲁迅遗体运至万国殡仪馆后，暂时放置殡仪馆大厅二楼。当晚，胡风、黄源、雨田、田军四人留在遗体前守夜。第二天一早，鲁迅遗体经殡仪馆工作人员稍加化妆后，移至楼下大厅。上午9时，各界瞻仰遗容和吊唁开始。灵堂四壁悬挂各界人士所赠挽联、挽词，门首缀以鲜花和布额，上书“失我良师”四个大字。鲁迅遗体身着咖啡色绸袍，覆深色锦被，两颊瘦削，神采如生。遗体后为灵桌，上供鲁迅先生八寸遗像一桢，四周缀有鲜花，各界人士送的瓶花及花圈，堆满四周。室内窗户均悬绒帘，更显得气氛庄严肃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挽词为：“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郭沫若的挽词为：“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撼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蔡元培先生的挽联为：“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做空头文学家。”曹聚仁先生的挽联为：“文苑苦萧条，一卒彷徨独荷戟；高丘今寂寞，芳筌零落痛余春。”
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人们佩黑纱、戴白花，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来向鲁迅作最后的诀别。宋庆龄、何香凝、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均来吊唁。来吊唁最多的是青年学生，他们是鲁迅作品的忠实读者，对鲁迅先生充满敬仰之情。他们结队前来，瞻仰导师的最后遗容。
21日下午3时至4时，殡仪馆为鲁迅进行大殓。大殓时，在场者为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夫妇及女儿、宋庆龄、胡愈之、内山完造、郑振铎、池田幸子，以及治丧职员共30多人。所有人向鲁迅遗体行三鞠躬礼，许广平匐地失声痛哭，其他人也落泪不已。殡仪馆职员为鲁迅更衣，内穿白绸衫绔，白袜黑鞋，外加薄棉咖啡色袄绔及长袍，其外再加以同色锦衾，上覆绯色彩绣锦被。然后由许广平、周海婴扶首，周建人及女儿扶足，安置于棺内。棺为深红色楠木，西式制作，四周有铜环，上加内盖，半系玻璃、露出首部，供人瞻仰。
葬 礼
鲁迅的墓地，选在了上海的万国公墓。1936年10月22日下午1时50分，在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为鲁迅举行了“启灵祭”。鲁迅的亲友及治丧委员会成员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沈钧儒等30余人，肃立棺前，默哀、行三鞠躬礼，再由殡仪馆职员将棺盖封严，全体绕棺一周。接着，由黄源、姚克、孟十还、田军、欧阳山、聂绀弩、胡风、周文、吴朗西、巴金、靳以、黎烈文、张天翼、曹白等人扶灵柩出礼堂，移置柩车内，执绋者随柩而行，至大门外整队。
2时30分，送殡队伍开始出发。原拟定的路线是要经过上海的繁华区，但由于租界当局和上海市政府的反对，只好改为较僻静的地区。在送葬的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由画家司徒乔画在一块大白布上的鲁迅遗像，画中的鲁迅刚毅、坚定、栩栩如生。画像后为鲁迅的两位侄女恭扶的鲁迅遗照，再后就是灵车。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分乘4辆汽车紧随其后。女作家草明和雨田陪伴着悲伤的许广平。由于海婴年幼，不谙世事，一如往日那样天真活泼，但有人问他时，他回答说：“爸爸睡了，他在休息。”据草明回忆说：“这个稚嫩的孩童，道出了一个真理，这就是鲁迅没有死，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活在亲人和朋友们的心里！”
下午4时30分，送葬队伍抵达万国公墓，在礼堂前，举行了追悼会。蔡元培先生主持礼仪，沈钧儒先生致悼词，介绍鲁迅先生的生平及成就。宋庆龄、内山完造、胡愈之等发表演讲，批评政府迫害鲁迅。最后，由田军代表“治丧办事处”同人和鲁迅晚年比较关心的《译文》等四个杂志社同人，作了简短致词。在三鞠躬、默哀、挽歌声中，救国会的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将一面白底黑字“民族魂”旗帜，覆盖在棺木上，移置东首墓地，徐徐安置穴中，然后盖上石板，覆土。顿时，万国公墓上空响起了无数人的痛哭声和断断续续的《安息歌》歌声。
鲁迅先生被安葬后，上海报纸上刊登的许广平所写的哀词，表达了她对鲁迅的深厚感情。许广平写道：“悲哀的雾团笼罩了一切，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
死 因
鲁迅的生平范文4
在家里，鲁迅从小到大都不忘孝敬父母。自1893年鲁迅的祖父科举贿赂案爆发后，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不幸接连降临，1894年父亲突然大病，一病不起。这时，家庭的一切经济负担，培育子女的责任，都落在了鲁迅母亲头上。母亲只能靠出租几亩水田维持口粮，平时一切开销，只能靠典当旧物和首饰。作为长子的鲁迅，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主动地承担起典当旧物和为父亲请医买药等杂务，从比自己高一倍的当铺柜台把旧物典当出去，再到同样高的药店柜台为父亲买药。有好几年，鲁迅几乎每天都要出没在当铺和药店里。“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庶，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因为用了“原对的蟋蟀”等稀奇古怪的药引，也没能挽回父亲的生命，鲁迅从此便对中医失去了信任。他后来到日本学西医，还梦想救治父亲似的病人的疾苦，给母亲以经济上的帮助。
鲁迅从日本回国不久，便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任教育部部员，后又随教育部从南京迁往北京。按鲁迅故乡绍兴祝寿习俗，以阴历虚岁生日做寿，1916年阴历12月19日，是鲁迅母亲六十大寿，鲁迅先寄回六十元钱，给母亲做生日，在生日将临时，又特意从北京赶回绍兴，为母亲祝寿。鲁迅的母亲从小爱看社戏、爱听平湖调，因此为了庆祝母亲生日，让母亲愉快，特约请平湖调演员来家里演唱。这一天全家热闹非凡，也是鲁迅母亲六十年来最高兴最欣慰的一天。1918年鲁迅又通过蔡元培的关系，把二弟周作人从绍兴调到北京大学任教，第二年，鲁迅在西城八道湾十一号购置了一套住房，购房当年，鲁迅就亲自返回绍兴，把母亲和全部家属接到了北京。
鲁迅的母亲在北京定居时，家里大小事务全由鲁迅一人操持。当时鲁迅和周作人的收入，每月达六百多元，已是中上等生活水平。经济上再不用母亲奔波操劳，母亲开始过上了安逸幸福的生活。每当母亲生病时，都由鲁迅亲自陪同到医院诊疗，或是由鲁迅请医生来家里医治。鲁迅在北京工作期间，除在教育部任职外，还在北大、女师大等五六所大专院校兼课，平时抽空还要写作，但他仍尽力抽出时间来，陪同母亲到香山、碧云寺、钓鱼台等地游览。1923年7月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失和，8月2日，鲁迅迁入砖塔胡同61号暂住，母亲虽然还住在八道湾，但在砖塔胡同鲁迅仍给母亲留出一间东屋，供母亲来时居住。第二年，鲁迅移入新购置的阜城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住宅，入住不到半个月，就把母亲接来同吃同住。这是一所北京典型的小四合院，鲁迅把最好的东屋给母亲住，自己则住在客厅外接出的一个小棚子里。在这里，鲁迅每次出门，都要到母亲房里说一声：“姆娘，我出去哉！”每次回家，也必到母亲房里说一声：“姆娘，我回来哉！”然后问问有什么事。每月开了工资，鲁迅都要买回各种点心，总是先送到母亲房里，要母亲挑选合意的留在母亲的点心盒里，全家挑剩下的才留给自己。
现在的北京高楼林立，今非昔比，书店里的《二十四孝图》也不罕见。我站在书店门口，望着疾驰如飞的车流，真想问一问那些争分夺秒的人们：你们视时间如同金钱，还能挤出半天来陪父母看看病吗？这里的名胜古迹让人流连忘返，可又有多少人陪父母游览过？来这里安家落户的精英成千上万，可有多少人能把父母从故乡接来同住？即便是把父母接来合家团聚，又有多少人把最好的房间留给自己的父母呢？
鲁迅在家里孝敬母亲，一旦出门在外，最放心不下的仍是母亲。他在诗里写道：“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说的也是对母亲的牵挂。
1926年8月，鲁迅南下厦门大学任教，后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10月到上海与许广平同居。北京的家，托付给他的学生、同乡许羡苏看管，母亲也由许羡苏帮助照看。1930年3月以后，许羡苏去河北大名等地教书，鲁迅和母亲开始通信，到鲁迅逝世时，六年多的时间里共给母亲写了116封书信。鲁迅不仅在家书里向母亲报平安，免得母亲挂念，还经常把近照寄给母亲。母亲收到鲁迅寄来的照片，常放在枕边，想念时就拿出来看看。有一次在看鲁迅的照片时，自豪地对同乡俞芳说：“你们的大先生的一双眼睛多么有神，从他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很有主见，非常刚正；他从小就不欺侮弱小，不畏强暴；他写文章与人争论，话不饶人；但对朋友，心地却很厚道，很善良的。”这是母亲对自己的儿子的一个公正的评价。这个评价，让我想到了鲁迅那句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
1929年和1932年，鲁迅母亲两次有病，鲁迅知道后，两次赴京探望。到北京后，亲自请医，亲自取药，都到母亲病愈了才回上海。母亲爱吃火褪，鲁迅在上海时，经常寄火褪给母亲吃。母亲爱读言情小说，年轻时就爱看《天雨花》、《再生缘》、《广陵潮》、《今古奇观》、《古今奇闻》等，这一爱好一直保持到晚年。鲁迅多次在上海的世界书局、北新书店购买张恨水、程瞻庐的小说寄给母亲看。如《海上花列传》、《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美人恩》等，有些小说鲁迅自己并不喜欢，但只要母亲爱看，他都毫不犹豫地为母亲购买，有的亲自带给母亲，有的托朋友带去，有的直接寄去。
鲁迅指出，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总是自欺欺人地编上一个“才子及第，奉旨完婚”的结局。他还将《红楼梦》原作和续作相比较，认为原作没有隐瞒和欺骗，是“比较的敢于写实的”，但是到了续作，就是“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简直是超凡入圣了。鲁迅反对文艺上的隐瞒和欺骗，可在他的家庭生活里，这瞒和骗也在所难免。
鲁迅的母亲曾为鲁迅提过两门亲事，先是1898年向鲁迅的小舅父鲁寄湘的大女儿琴姑娘提了亲，但后来因生肖不合而作罢，接着又于次年由谦少奶奶撮合，与绍兴城内水沟营丁家弄朱家朱安姑娘提了亲，并为鲁迅订下了这门亲事。在朱安与鲁迅结婚之前，母亲也没有见过朱安。当时鲁迅提出的要求也很简单，只希望对方是天足的和能够读书识字的，其他方面就都听从了母亲。1906年夏天，母亲托病，把鲁迅从日本骗回国和朱安成亲。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母亲才发现受了媒人的骗，朱安是缠过脚又放大了的。成亲的第二天，鲁迅就睡到母亲房间里的一张床上。三天后，鲁迅就回了日本。从此，这桩旧式婚姻就只有夫妻名义，没有夫妻实质。
后来，鲁迅与自己的学生许广平发生了“婚外恋”并同居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知道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他有爱许广平的权利。可鲁迅为何又没与朱安离婚呢？因为这一门婚姻是母亲为他订下的，他就只能保持和朱安形式上的夫妻关系。鲁迅不愿伤害他爱着和孝敬着的母亲，也不愿伤害无辜的朱安。如果离婚，朱安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名分，很可能会结束自己的生命。晚年的鲁迅曾对冯雪峰说：“我以为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盲目的。”这大约是鲁迅针对母亲为他包办婚姻而说的，也是鲁迅深受其害后所表示的出自肺腑的痛心之言。
在这个问题上，鲁迅的母亲后来也很忏悔，因此在决定周作人和周建人的婚姻问题时，她不再进行干涉，对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她也不加反对。鲁迅的母亲是从封建社会生活过来的人，不可能不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她的出于好意，她的对长子盲目的爱，她的托病骗儿子回国成亲，虽然造成了鲁迅和朱安的婚姻悲剧，但鲁迅的一颗孝心，理解和谅解了母亲的过失。
我第一次在《鲁迅全集》里读到这封信时，为鲁迅对母亲隐瞒了自己的病情而感动，为这样的孝心而泪流不止。那《二十四孝图》里的二十四个行孝标兵也为之逊色，他们的行孝方式和所谓的孝道，让人感到复杂可怕，甚至让人反感、让人恶心，完全违背了人的天性。而鲁迅的行孝方式，是多么自然、多么真挚、多么亲切、多么令人动情！
鲁迅的生平范文5
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由中共中央负责人授意，然后通过冯雪峰联络，浙江省籍的著名作家鲁迅成为此组织的第一发起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许绍棣为此事秘密报告国民党中央，经核准以“堕落文人”为名通缉鲁迅。
鲁迅得知这个消息后，为避免牵连别人，于1930年3月19日，只身避居在日本友人开办的内山书店的假三层楼上，至4月19日回家，共避难31天。
1931年1月17日，鲁迅的好友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因参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集会被捕，后秘密处决。在这一期间，小道消息甚多，如1931年1月20日出版的上海《社会日报》曾发表署名“密探”的《惊人的重要新闻》，称“鲁迅被捕”。次日的天津《大公报》，也刊登过“鲁迅在沪被捕，现押捕房”的消息。又传说鲁迅即将与当局“合作”，更有甚者说鲁迅遇害。在“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载鲁迅之罪状，或叙鲁迅之住址，“意在讽谕当局，加以搜捕”的险恶形势下，鲁迅于1月20日由内山完造安排来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后面的黄陆路的花园庄小旅馆避难。
1932年1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淞沪战争。全家陷入火线的鲁迅再次在内山完造安排下，迁入内山书店三楼避难，前后共计49天。
1934年8月23日，内山书店的两位年轻店员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捕。为防这两人说出鲁迅住址，鲁迅又迁入千爱里3号避难，由内山书店的店员中村亨彻夜陪同往宿。直到9月18日，被捕的两位店员保释出狱，鲁迅才结束了这次27天的逃难生活。
浙江省党部发出通缉令一直到鲁迅辞世，鲁迅无论藏在上海什么地方乃至远走北平演讲，均有惊无险。前述那个内山书店，中国各家报纸多次写到它的名字，连电台也不止一次广播过，甚至由报纸发行的上海地图也特别标出了内山书店，报纸还报导过鲁迅在内山书店平安避难的消息。可见这个内山书店并非是什么“秘密据点”，内山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他起的作用毕竟十分有限。那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能量在暗中保护着鲁迅的安全？或浙江省国民党党部的“通缉令”本身就是一纸空文，只起恐吓作用？在鲁迅研究中，这是很少有人探讨或虽有探讨但却浅尝辄止的话题。
一种解释是：历任国民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国民政府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是鲁迅的挚友。鲁迅如有难，蔡元培一定会用各种方法去挽救他。
另一种说法是，鲁迅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关系密切，这也起了保护作用。
这两种解释均难以服人。蔡元培是位文官，他的能量毕竟有限。宋庆龄与国民党当局关系亦不好。如果这两人能量大到能通天，这怎能解释由蔡元培、宋庆龄出面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要知道：暗杀杨铨其实是对蔡元培和宋庆龄的警告。与此同时，鲁迅在白色恐怖中也上了暗杀名单。
第三种解释是林志浩在《鲁迅传》中讲的：“慑于鲁迅的崇高威望，未敢轻意下毒手”。这种说法也过于笼统。威望再高，国民党当局可以用制造车祸一类手段推卸责任，不一定要大张旗鼓和明目张胆去捕人、杀人。国民党要镇压反抗者，是不管对方威望高不高的。像上海《申报》总经理、总主笔兼上海市参议长史量才，算得上是威望高的社会贤达，可因其“九一八”以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照样在沪抗公路上被特务刺杀了吗？
第四种说法是：鲁迅躲到外国人统治的租界里，当局的镇压功能无法达到。这亦不符合事实。只要国民党下决心逮捕，他们可与租界当局交涉，用引渡办法将其缉拿。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如柔石就是先由租界当局逮捕，然后再引渡给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的。
蒋介石曾想会见鲁迅
关于浙江省党部的通缉令下达近7年之久，而鲁迅未曾入狱的原因，这是不少鲁迅研究者长期感到困惑的问题。
这也难怪：过去研究鲁迅，受种种条条框框约束，认为鲁迅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怎么可能会成为国民党利用和“策反”的对象？如果成为蒋介石争取的对象，一定会有损于鲁迅的威望。另方面，用线性思维的方法认为国民党当局只会镇压革命作家，而对他们的两手策略及其交替使用则严重认识不足。
笔者于1997年访台时，为此事专门请教过台湾“中国文艺协会”大陆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放先生。张放一直对鲁迅很崇敬，且长期与台湾上层文艺界接触甚多。他拿出他的《记陈纪滢》一文给我看，边看边给我讲解说：
1949年渡海来台的大陆作家，均怪国民党不重视文艺工作，以至说共产党靠“笔杆子”打败了国民党的“枪杆子”。其实不完全是如此。蒋委员长虽然对文艺外行，但也不是完全不管文艺工作。比如，抗战前夕，鲁迅肺结核转剧，他曾四处打听赴苏联治疗肺疾的事。此事传到最高当局，蒋委员长把叶楚伧找来，他指示宣传部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他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鲁迅是吃软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后来蒋老先生透过蒋孟麟带了的一名职员，去看望鲁迅，鲁迅坚决不允赴日养病，这是事实。
这里讲的抗战前夕，即为1930年12月6日至1931年6月18日，蒋介石任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期间。文中提到的叶楚伧，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蒋孟麟，即1930年12月辞去教育部长之职到北京大学任校长的蒋梦麟。叶楚伧的身份显然不便与鲁迅会见，蒋介石便找蒋梦麟作替身。文中讲的“的一名职员”，应为教育部的一名职员。这名职员很可能是在日本弘文学院与鲁迅一起留学的张协和。据鲁迅研究专家（蒋）锡金在《鲁迅为什么不入日本疗养》一文中所说：
就在这蒋介石自任教育部长期间，许（广平）先生说，有人去向蒋献媚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这两个团体的头子，也就是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并己通缉在案的这个人。他的意思，原来是提请蒋介石注意此事并加以处理，借此邀功。可是，蒋介石极其奸滑，他听了，“反而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能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这里记载的蒋介石谈话与张放说的不完全相同，但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即拉拢鲁迅的最低要求是要他出国，通过“放逐”把鲁迅的声音闷死，让其成为“活尸”。更高的要求是要他发表声明，如小报所说的与当局“合作”。这样职位“当然保留”而不会被开除；“如果有别的想法”即有升官或更优惠待遇的要求，亦可满足。为达到这目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便改变战术：由硬的改为软的，由通缉改为感化，由逮捕改为放逐。如有可能，蒋介石甚至想和鲁迅亲自会面，做他的工作。
关于蒋介石企图感化、争取鲁迅一事，日本增田涉在1947年所写的《鲁迅的印象》中也有过记载：
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按：即1931年），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罢，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通缉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以一个民间的文人，而且正是在被下令逮捕的身份，竟然拒绝行政院长的会面要求（行政院长，倘在日本，正相当于总理大臣，要是跟行政院长联络合作，那么，他身边的束缚就会马上消失了吧），使人想到他那不屈服于权力的强悍。总之，我感到他为人的伟大。
这里讲的“行政院长”，正是蒋介石。如锡金所说：这与许广平说的蒋介石想会见鲁迅，做鲁迅的工作，是同一件事。
周建人在《回忆鲁迅在上海的几件事》中，也有类似的记述：
首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其理由是他组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什么“罪名”什么“理由”，其真正原因在于鲁迅在文化战线上进行的反围剿斗争，他写的文章，他编的进步刊物击中了反动派的要害。有人就来劝说鲁迅发表声明，退出该组织。可是，鲁迅却坚定他说：“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鲁迅对“通缉”漠然置之，越是在这革命紧要关头，最危险的时候，他越是跟革命群众一道顽强地战斗。
周建人的回忆写于“文革”期间，那个年代不便写出蒋介石派说客来劝降，便用含糊其辞的“有人”。这“有人”透露了蒋介石做鲁迅工作的内容：不仅是通过公费叫他到日本疗养，以软化他，而且还要鲁迅发表声明退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作为疗养的交换条件，这就不是一般的用放逐办法去掉这个“眼中钉”，而简直是在“策反”他了。
为了进一步落实蒋介石“策反”鲁迅一事，我给张放先生去了一信。他于2001年3月24日回我的信虽然简略，但确认蒋梦麟带了一笔钱去见鲁迅确系蒋介石授意。至于蒋介石到底有无见过鲁迅？张放说：蒋“从未见到鲁迅，大抵怕引起鲁迅心理不安也”。
由蒋介石授意 李秉中“策反”鲁迅
说蒋介石“策反”鲁迅，看似危言耸听，其实还有一个名叫李秉中的人，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给鲁迅接连写信，劝其停止对旧社会的战斗。这亦可作“策反”的旁证。
李秉中，为北京大学学生，在1924年通过访问和通信与鲁迅联系密切。他后来投笔从戎。毕业于黄埔军校，1925年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江战役。1926年去苏联留学，1927年到日本再度深造。这期间，经常有信给鲁迅诉说他对现实的烦恼，鲁迅曾回过他部分来信。1931年初，当李秉中从小报上看到鲁迅被捕乃至受刑的消息———后证实是谣传时，写了一封信劝鲁迅到日本避难。鲁迅曾回他一封信，意思是不愿“去此危邦”；“日本为旧游之地”，哪怕再“水木明瑟”，也不想前往了。“去年欲往德国”，因“金价大增”和离不开眷属，而去不成。如果“举朝文武，仍不相容”，当然应携眷属在海外避难，然而也可以一同把生命托付给他们。
关于李秉中“策反”鲁迅一事，日本鲁迅研究界知道的比中国的学者早些和多些。这可能是由内山完造或通过增田涉传开去的。由松枝茂夫翻译、岩波书店1956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12卷，在鲁迅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信中，加了一条译注：
李受蒋介石之意而探询鲁迅，劝他在解除通缉令的同时出国游历，这是鲁迅对此的答复。
不过，据锡金考证：这时的李秉中还在日本，也还未当上高级军官，他只是以友人身份劝其出国。李秉中真正“受蒋介石之意而探询鲁迅”，那是1936年。
1936年5－7月，已当了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高级军官（相当于将军）的李秉中，这回不再以友人的身份而是代表官方接连写了三封信劝告鲁迅放下手中的投枪。其中有一封是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信笺，长达3页。此信现存鲁迅博物馆，原无标点，现照原款式抄录如下：
鲁迅吾师函丈：前呈一缄，谅陈道席。比来清恙如何？日夕为念。迩天气较凉，想当佳也。禀者，关于吾师之自由一事，中（李自称）惟之数年矣！惟恐或有玷吾师尊严之清操，是以不敢妄启齿。近惟吾师齿德日增，衰病荐至，太师母远在北平，互惟思慕，长此形同禁锢，自多不便。若吾师同意解除通缉，一切手续，中当任之，绝不至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成效如何，虽未敢预必，想不致无结果，不识师意若何？伏乞训示。东行已有期否？吾师病中，本不敢屡渎；窃望师母代作复示，蜀胜伫盼！专此，敬祝痊福
师母大人、海婴弟无恙。
学生李秉中七月十三日
此信由南京寄出。查1936年7用16日鲁迅日记：“得李秉中信，即由广平复”，与李信说“窃望师母代作复示”正相吻合。再查同年7月5日《日记》载：“得李秉中信”，这与李秉中开头所说“前呈一缄”又相合。由此可判定此信写作时间为1936年。信笺标有“军事委员会”字样，或许是公纸私用？从作者自告奋勇为鲁迅解除通缉令的口气看，这封信有来头，应视为公纸公用———至少是暗示此信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托而写。如果这个看法可以成立，那上一次是“教育部”派人来招降，这次是最高当局通过鲁迅的学生李秉中用“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来“策反”。当然，李秉中深知鲁迅的“绍兴师爷”脾气，不一定能说服，故以不敢“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作诱饵，“未敢预必”，即不一定马到成功，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同时又有“不致无结果”作许诺，并
从关心鲁迅之“衰病”和用母子“互惟思慕”的骨肉之情去打动对方。“一切手续，中当任之”，从这两句话中不难看出，此信经过当局批准，“中”（李秉中）才敢拍胸脯打包票。另方面，写信的7月13日，正是鲁迅沉疴在体，须藤大夫建议他易地疗养，而鲁迅本人也有“东行”之意的时候。这更可看出，此信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还有，鉴于李秉中此前写
过一信给鲁迅，鲁迅均不作答，因而李秉中这次改为请许广平代为答复，这真可谓是用心良苦了。
不过，鲁迅读了李秉中的信后，感到自己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他对内山完造吐露心曲说：“我今后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跟了我十年（按：应为七年）的通缉令撤销了，我会寂寞的，还是不要撤销吧。”可见，在前后不同背景的人劝说鲁迅出走，始终动摇不了鲁迅的斗志。即使是教育部来人被拒绝后，“然而，还拖了几个月，想争取到年底，就把特约编辑的职位裁撤了。以后，时常有谣言说这说那”。许广平这里讲的“裁撤”，时间为1931年12月；谣言迭出，则说明秘密争取鲁迅的工作仍在进行，一直到鲁迅去世前仍未停止。如鲁迅本欲定于1936年8月1日到云仙租有凉台的平房去疗养，却因南京来看望鲁迅的人，说鲁迅的身体已经康复了，可否到德国游历一下？鲁迅来到内山完造家和内山说：“老板，不论怎么样也得停止到云仙去了。现在那边来人说，是不是到德国留
学去，意思是这干扰了蒋介石，所以希望我去德国。说到云仙去就是逃跑，是我的失败，因此我不去了，总而言之我不去。”这里讲的到德国游历，便是蒋介石争取鲁迅的又一部署。但鲁迅不愿中计，故仍未应允。
蒋介石“策反”鲁迅的思想前提及失败原因
蒋介石“策反”鲁迅的过程，目前的史料线索仍十分有限，但可以推断“策反”前，可能与国民党、教育部及鲁迅的旧友商量过。他们有可能认为：（一）鲁迅是位充满矛盾的人，他不愿离开中国是事实，但一旦病重也许会考虑。（二）另还有蒋介石与他同乡、张协和与他同学，李秉中和他有师生之谊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可利用。（三）鲁迅也决非一点争取的可能都没有。当通缉令下达后，鲁迅就和许寿裳说过：“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诉原委。”并一再解释说“我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说明鲁迅还有商量和妥协的余地。如果不运用这一点，只知道动用专制手段，这是策略上的一个极大失误。（四）在不少自由派作家与右翼文人眼中，鲁迅并不像毛泽东所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文学
家，而只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不是共产党的“战友”，而只是“同路人”。鲁迅和中共派往左联的领导人有很深的矛盾，可供利用。（五）鲁迅晚年“反共”。其根据是鲁迅1935年9月12日给胡风的信，劝阻“三郎”（萧军）参加左联以及鲁迅不满周扬以鸣鞭为业，可见鲁迅晚年也不信任乃至反对共产党。
这种推测当然是不符合鲁迅实际的。鲁迅在伦理上认同自由主义，但从根本上来说他并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主将，鲁迅晚年更没有反对共产党。须知：左联只是共产党的组织，而非共产党本身；鲁迅不满的是左联领导人周扬的宗派主义错误。周扬虽是中共代表，但对他不满并不等于是反共。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基于这种错误认识去争取鲁迅、瓦解鲁迅，当然不会有好结果。
蒋介石做鲁迅的“策反”工作，之所以达不到预定的目的，还由鲁迅的政治立场与“硬骨头”性格所决定。以日本疗养作借口，固然有针对性，但基于鲁迅的阅历和经验，尤其是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品德，使他不会轻意答应。即使出自朋友的好意，他也不曾应允。如1934年1月11日，鲁迅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信中，便婉谢其旅日之邀；“我一直想去日本，然而倘现在去，恐怕不会让我上陆吧。即使允许上陆，说不定也会派便衣钉梢。身后跟着便衣去看樱花，实在是离奇的玩笑，因此我觉得暂还是等等再说为好。”同情揭露了国内反动派制造的自己恐怖：“中国恐怕难以安定。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青年常失踪。我仍在家里，不知是因为没有线索呢，还是嫌老了，不要我，总之我是平安无事。只要是平安无事，就姑且活下去罢。”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亦苦
劝他，应该出国养病一年，他在1935年10月22日给曹靖华的信中说：
我其实并不同意，现在是推宕着。因为：一，这病不必养；二，回来以后，更难动弹。所以我现在的主意，是不去的份儿多。
到1936年6月，鲁迅病重。据黄源在《文季月刊》第1卷第6期上发表的《鲁迅先生》一文回忆，当时鲁迅本想七、八、九三个月往日本养病，起初想到镰仓，但觉得离东京太近，怕新闻记者缠绕，后来想到长崎，且已着手看《长崎旅行案内》之类的旅行指南书，但又觉得生活不便，终未成行。在1936年9月15日致王冶秋的信中又说，“此外，也想不出相宜的地方，出国有种种困难，国内呢，处处荆天棘地。”故“荆天棘地”的环境，使他不忍心离开斗争第一线去疗养。鲁迅总是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至于官方要他出国疗养必然有交换条件，他更不愿意出卖自己的人格去换取一时的苟安。正如锡金所说：鲁迅“曾设想过如果出国，敌人将如何的造谣诬陷，造成真假难辨的结果，他坚决不给敌人可以从中得到任何利益的可乘之机”。但国民党人认识不
到这一点。哪怕鲁迅在1937年10月病逝后，争取鲁迅的活动还有一小段尾声。据张放先生说：
1946年1月24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郑彦?代表蒋中正先生亲自到北平八道湾周宅，给鲁迅原配朱安送去法币十万元，作为春节慰问金。后来许广平在上海曾写信询问此事，朱安于2月1日致函许广平：“我辞不敢受，据云长官赐不敢辞，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的……，也就接受了。”朱安于翌年6月29日病逝。这件秘史，我曾于60年代亲自询问郑彦?，他说那次去北平慰问十多位著名作家，名字已不能记忆，他确记得和朱安女士会面，她讲着浓重的浙江话。
目前，蒋介石做鲁迅工作的史实虽然还有待挖掘———如李秉中的信是蒋介石直接授意，还是间接授意？1936年7月13日的信是李秉中亲自所写，还是由他人捉刀代笔？他过去写给鲁迅的信是随意而谈的白话文，而不似这次古香古色。由于李秉中解放前死于老家成都，这些第一手资料（包括档案资料）已很难搜求到，但以上材料已足以表明：鲁迅被通缉近7年之久终未被捕，并不是有什么人暗中保护他，也不是如锡金所说：国民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怕逮捕鲁迅激怒全国人民，而是国民党最高层认为许绍棣的做法过于笨拙，应改变策略上感化他、争取他、利用他，乃至“策反”他，这才是鲁迅通缉近7年而未能被捕的真正原因。
鲁迅的生平范文6
我们的鲁迅印象从何而来呢？从他的作品中来，鲁迅的入选初中高中教材的作品有――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朝花夕拾》；小说：《故乡》《祝福》《阿Q正传》《孔乙己》《药》；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友邦惊诧论》《论拿来主义》等。这些作品给我们这样的一种鲁迅形象：感伤的、批判的和战斗的鲁迅。尤其是鲁迅塑造了一系列怒其不争和哀其不幸的“丑陋的中国人”形象，给人以最深的印象。这让我们觉得鲁迅可敬，但也沉重，一个心里装着几千年的苦痛，永远一副怒发冲冠的神情，“一个都不宽恕”的态度，不知疲倦地与无物之阵年复一年的搏斗，然后独自舔吮受伤的伤口，在许多人心目中鲁迅大概是这样的。在时尚流行的今天，富豪们，新贵们，小资们，哈韩哈日一族们也许会说，鲁迅也太不懂生活了吧，这样活者多累呀，我尊敬他但我可不想做像他那样的人。好像鲁迅从来就是高高在上，“可远观不可亵玩”似的。
时代的发展也使得我们不再苛求伟人，我们希望发现其凡人的生活化的一面，在北大教授孔庆东的系列讲座中我们发现一个真实的或比较全面的鲁迅，他修正了许多我们对于鲁迅的片面认识，我从他的系列讲座中我发现了一个人性的鲁迅。
智慧的鲁迅
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没有加入和共产党这两个近代最大的党派，保持一个独立撰稿人的角色，使得他能超越派别的束缚而保持思想的自由。作为一个战斗者，他不是永远一副金刚怒目的形象，而是很懂战斗智慧的，当时光复会的人派他暗杀清朝官员，鲁迅反对这种投机性的方式而不顾别人误解其软弱；当幼稚的中共“左”倾领导人要求他发表反蒋宣言，以配合农村暴动时，鲁迅并不狂热，他说这样就有理由消灭他了，把他就这样“一次性消费”了太得不偿失，于是委婉拒绝，认为鲁莽而不是理性的斗争成不了大事。鲁迅一生以笔为枪，但也懂得乔装打扮，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迷惑敌人，与敌人迂回曲折地斗争，当抓捕他，他能逃亡租界继续辗转作战，当教育部部长开除他时，他与之打官司居然还打赢了，然后拿的薪水照样骂……我们平时发现过这样的鲁迅吗？他简直是一个灵猫似的战士，这说明鲁迅不是一个死板的人，而是个即坚持原则又讲究灵活性的战士。
生活化的鲁迅
鲁迅一生同情底层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么，鲁迅本人生活水平怎样呢？在当时的社会，鲁迅其实是一个很富有的作家。在上海，他住着一幢三层的豪宅，他通过工资、讲课费、稿费，平均每年有一万多块收入，相当于今天的四五十万人民币。他也不忌讳谈钱，认为谈钱并不是很难听的事。这在他的〈〈娜拉走后怎办〉〉演讲中有论述：经济独立，人格才能独立，人格独立，思想才能独立，不依附于人或一党一派。显然，鲁迅是深谙此道而身体力行的，他的日记里账算得清清楚楚。对于吃鲁迅也是很有研究的，他的人生观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知道革命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吃饭和发展。这些足以说明鲁迅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温情的鲁迅
鲁迅有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是他的英雄观，比较别致的观念。鲁迅对于朋友亲人真正做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生前善待朋辈，展示了鲁迅温情的一面。
对于母亲，鲁迅因热爱而受累，当光复会要鲁迅回国刺杀满清官员，他舍不得母亲而作罢。当母亲以重病骗他回国和旧式女子朱安完婚，他毫不犹豫，发现真相之后又极其痛苦，母爱反而连累了他。许广平是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伴侣，据说鲁迅充满温情回忆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写给许看的，他们的情书里，鲁迅称许是小白象，而许称鲁为小刺猬，流露出对妻子的绵绵爱意还有人格的尊重，对于儿子海婴，临死前的鲁迅是这样说的：“海婴忘了我”，只想儿子快乐地成长，不想让儿子活在他的阴影下，这样的话让人为之动容。
对于学生青年，鲁迅又是非常大度的。例如当时有个北大的旁听生叫冯省三，是个山东青年，当时北大的一个激进学生。一天跑到他家里，往床上一靠说：“喂，你门口有个修鞋的，把我这双破鞋拿去修修。”鲁迅毫不迟疑地拿去修好，冯连句谢谢都没说就走了，鲁迅怎么评价这事呢？鲁迅说：山东人真是直爽啊。关于这方面的逸事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