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的纷争范文1
星期
授课内容
课程目标
星期一
第2课诸侯纷争和变法运动（1）
1.通过春秋、战国形势图，学生了解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描述田氏取齐、三家分晋的大致过程及其意义。
2.知道华夏认同与民族交融的史实，培养家国情怀的历史核心素养。
3.阅读材料、文本解读，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对变法的推动作用，培养经济基础推动上层建筑变革的唯物史观核心素养。
星期二
星期三
第2课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2）
4.了解商鞅变法的基本史实，理解其积极作用。
5.知道孔子、老子及战国时期思想家的思想主张，理解其思想主张对后世的影响。
星期四
星期五
课标要求
通过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动，理解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必然性；了解老子、孔子学说；通过孟子、荀子、庄子等了解“百家争鸣教学重难点
春秋战国的纷争范文2
第五节春秋战国纷争和民族融合
教学目标
一、基础知识目标
“春秋”“战国”特点；春秋争霸的四个时期；战国七雄；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
二、能力培养目标
1．通过学习本节内容，使学生能够认识战争是政治经济变革在军事斗争上的反映，对加速奴隶制瓦解和促进封建制形成所起的作用。
2．提高学生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春秋战国战争的能力。这些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给社会生产也带来极大破坏。但是，客观上又促进了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促进了社会进步。
三、思想教育目标
1．春秋战国是我国由奴隶社会瓦解到封建社会形成的大变革时期。大国相互兼并，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加快了全国统一的步伐。
2．春秋战国时期，为战胜对方，各国都重视选拔人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客观上加速了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产生。
3．春秋战国长期激烈的兼并战争，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春秋争霸战争、战国兼并战争和民族融合。
教学难点：客观辩证地评价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历史作用。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教师首先分清春秋战国两个不同时期：
①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是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
②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公元前475年，我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
然后引导学生分析：
①“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的特点：我国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
②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
A．奴隶制经济基础动摇，政治上王室衰微，分封制已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
B．新兴地主阶级形成，各诸侯国掠夺土地和人口以扩大统治范围，进行长期争霸兼
并战争。
讲授新课：
一、春秋时期诸侯争霸
1．东周的建立与王室衰微
①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即洛阳）。史称东周。
②周王东迁后，周王室不再被诸侯所重视，逐渐成为各强大诸侯的附庸。
2．春秋争霸的四个时期
⑴“周郑交质”时期：春秋初年，诸侯中郑国首先向周天子挑战。郑国以帮助周平王东迁有功，其势力发展很快，郑庄公首先称霸，有两个重要事件：①“周郑交质”，即周郑双方互换太子为人质。②郑庄公打败周桓王，周桓王被射伤肩部，天子威信扫地，周王室从此一蹶不振。
⑵齐桓公称霸时期：
①齐是周初姜尚的封国，春秋时已发展成东方大国。
②公元前7世纪前期，齐桓公霸业达到顶峰。
A．任用管仲为相，积极改革内政，以达到“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目的；
B．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借以发展齐国势力。
C．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承认齐桓公在中原的
霸主地位。
⑶晋楚争霸时期：
①前632年，晋文公图霸中原与楚成王发生冲突，导致晋楚城濮大战，楚军大败，晋
文公与诸侯会盟，成为中原霸主。
②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后晋楚又大战于邲，晋军大败，楚庄王称霸中原。
引导学生阅读“楚王问鼎”的故事，以说明楚庄王号令天下之野心。
⑷昊越争霸时期。
①春秋末年，崛起于长江下游的吴国和钱塘江流域的越国相继称霸，已是大国争霸的
春秋战国的纷争范文3
【关键词】春秋战国时期；传播活动；概观
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人类的传播活动有了飞速的发展，不仅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得以提升和优化，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有关传播思想的记载，传播学中的受众观、传播功能观、传播技巧观以及传播原则等基本的观念得以确立。从夏朝的建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两千多年的历史既是我国社会制度的大动荡、大转型期，也是我国文化的酝酿及成形期，同时也是传播活动的发展期，并在春秋战国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传播高潮。伴随着第一次传播活动的高潮，一些传播思想也在这一历史时刻初露端倪，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游历讲学，劝服说及言语传播的技巧备受重视，由此中国的传播活动进入了有史记载的时期。
“当着旧的体制风烛残年而新制度渐趋上风之时，变革所带来的历史性空白恰好刺激了思想文化的扬弃，而当日变幻莫测尚未定型的思想格局则为思想家提供了创造的契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传播史上的第一次传播高潮，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成型期，这一时期诸子百家著书立说，游历讲学，思想活跃，经济发展，私学兴盛，学派林立，各学派之间相互论辩，盛况空前，传播活动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期，与此同时，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也在传播中碰撞交流，于是一场传播盛宴和文化交响曲拉开了帷幕。
一、春秋战国时期传播活动活跃的因素分析
传播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的主体性活动，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可以说，人类社会是三种生产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生产、自身生命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所有这些生产都需要信息交流，没有交流，生产就无法进行”，同样，没有生产，人类社会就不复存在，由此可见，传播是人类社会的粘合剂，离开了传播，每个人犹如孤立的原子，而人类社会也只能是一个想象中的概念。诚然，传播是一个客观存在，是社会生成与发展的必然，它不会取决于某一历史的特殊性，但却会受制于具体的历史现状，也就是说，某一历史阶段的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状况会影响传播活动的范围、内容，甚至传播的活跃与否。简言之，传播的发生有内因和外因两重因素，内因就是它的客观性，而外因则是具体的社会语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技术的等等。考察春秋战国时期的传播活动，之所以会形成我国传播史上的第一次高潮，除了它发生的客观性之外，当时的社会状况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1.动荡的政治环境
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战争与变法改革成为当时的时代主题。伴随着周王室权力的衰落，春秋时期出现了各诸侯国竞相争霸的局面，历史开始由统一走向分裂。“由于春秋时代是从宗族公社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反映在阶级关系上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各国政权在不断的内部斗争中陆续更迭……新旧贵族之间不断争斗和兼并……”。频繁的战争不仅没有阻碍传播活动，反而刺激了传播活动的繁荣，“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变动频繁，新闻活动也活跃一时，各国都雇用一大批人来专门刺探对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战争本身就是一种传播途径，除了传播大量的军事信息、政治信息外，还形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同时战争又造成人口的迁徙，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流动的文化因子，这样一来，在战争为时代主题的春秋战国时代，传播的繁荣乃是题中应有之意。再有，由于各诸侯国都忙于争霸和变法图强，就放松了对被统治阶级的言论限制，相反，还鼓励人们献计献策，因此，自下而上的传播渠道相对通畅，民间传播也活跃异常，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传播活动较以前时代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2.文化的异质性
简单地说，文化的异质性就是指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不同，也可以说是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的文化之间并无优劣之分，但却有地域、民族、种族等的差别，从理论上来讲，文化之间的差别性越大，传播发生的几率也就越大，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都有好奇、求新、求异的本能，对一种陌生的文化都有渴望了解的需求，所以，在各具特色的不同文化的背景下，传播活动总是非常活跃，传播内容也丰富多彩。据统计，春秋时期，见于史书的诸侯国就有128个，各诸侯国之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型”，这些诸侯国在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以及语言、服饰、风俗等各方面都各具特色，但也正是文化之间的不同，诱发了人们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欲望，促进了传播的发展。当然，这种文化的异质性并不会随着传播交流的频繁而消失，它总是在吸收、融合的同时仍保持自身的特色，这也就是为什么传播发展至今从来没有消灭哪一种文化，而只是丰富、扩展某一文化的原因。
3.频繁的人口流动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流动的文化因子，人既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也是一种特殊的传播载体，是他所生活的时代、地域、民族、种族的标签，在他身上附着了太多的文化记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口流动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活动。我们前面讲过，混乱是春秋战国的时代特色，战争和变法是时代主题，当时各诸侯国的君主们忙于战事，为了争得霸主之位，广纳天下贤才，不问出身、不问国籍，只要是有识之士，只要能献计献策以谋霸主之业者都会被委以重任，在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下，统治者的唯才是举和频繁的战争就为人口的迁徙和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例如，孔子曾周游列国，以图施展政治抱负，虽不得志，但他的思想却得以流传，还有韩非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都曾游历过不同的国家，他们每到一处总会通过讲学或著书或献策于君主而使自身的思想主张得以传播。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对外传播，其实我国与域外的文化交流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了，商周时期，中原王朝曾与西北游牧民族发生了广泛的联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和五世纪，即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与欧洲的希腊两个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就已经开始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6世纪至前3世纪）是丝绸之路的开创期……这条商道上运输的不仅仅是丝绸，中原地区的铜器也传至新疆地区以及丛岭以西的中亚地区……”。商业往来促进了人口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又密切了商业活动和国家关系，加速了文化间的传播，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华文明之间和与外域文明之间的交流都是在人口流动中实现的，因为鉴于当时的传播技术，远距离的传播是很困难的，主要的传播方式就是人际传播，而当时人际传播的实现借助的主要就是语言和文字，所以，频繁的人口流动是当时传播活跃的动因之一。
4.教育的私人化
夏、商、周为官学时代，学在官府，教师之职多由官员兼任，官师不分，而学生的来源多为贵族子弟，普通民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至春秋战国，社会急遽变革，伴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的崛起，周王朝的文化典籍和许多掌握文化知识的官员纷纷流向各诸侯国家，加之私人藏书的出现，为士阶层广收门徒、传授知识和自己的政治、文化及社会人生见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教育自此走向民间，私学得以产生，“有教无类”的新思想开始萌生发展。
如上所述，这一时期在列国纷争和各诸侯国内部斗争激烈的局势下，旧的统治秩序、等级制度和思想观念受到剧烈的挑战和冲击，官学原有的教育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价值，加之各诸侯国统治者忙于战争，无心顾及教育，于是官学普遍衰微，私学兴盛，教育普及，平民识字率上升。各诸侯国争相称霸，力图改革，为此破除了旧的贵族门第限制，放宽了任用、选拔贤才的范围，于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士”成为活跃的一个阶层受而到诸侯将相的重视，一时间兴起“布衣相卿”之局和“礼贤下士”之风。贵族对知识垄断局面的结束、知识的平民化使得主张各异、观点不同的学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出现了思想活跃、论辩频繁、交流自由的“百家争鸣”之局，“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中，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为维护和发展当时小农经济，为巩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君主政权，提出了不同的建国方略及其哲学理论，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潮，这对于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学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政局的动荡并没有钳制思想的发展，反而因为私学的兴盛为各种思潮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各学派的相互争论、相互批判中相互影响，极大的促进了学术自身的发展与成熟，不仅奠定了我国文化的基石，而且还在传播史上形成了一次传播活动的盛宴。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传播途径
传播途径，简单的说就是指传播内容通过哪些途径得以传播。概括来讲，春秋战国时期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战争：这是一个战乱纷争的时代，处处硝烟弥漫，战争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同时也是各诸侯国交往的重要方式，战争刺激了军事信息的传播，也导致人口的频繁流动。尽管战争是残酷的，但它所带来的各种不同信息之间的交流确是意义重大的，一切政治的、军事的、艺术的、宗教的、哲学的等内容都在刀来剑往的战争中流动，在这一特殊的时代，战争在传播史上无可辩驳的占有了一席之地。
私人讲学：这一传播途径在我国的传播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以往的教育具有强烈的等级性，拥有受教育资格的大都是贵族阶层，平民是被排斥在读书识字范围之外的，然而，自孔子开始，教育走上了“有教无类”的平民之路，教育的普及不仅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还发展了传播者的队伍，扩展了传播范围，同时也丰富了传播内容，提升了传播水平。
商业贸易：我国与外域之间的贸易关系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初露端倪了，到了春秋战国，不仅诸侯国之间的商贸往来频繁，而且整个中原同外域之间的商品买卖也初具规模。从表面上看，商业贸易只是商品之间的流动，与信息流动无关，但实质上商品贸易本身就是一种信息的传播。因为商品是一定信息的负载物，如商品的价格、品质、用途、用法、所代表的文化等等，而且贸易的主体——人在商品买卖中是流动不居的，这样一来，商品的流动就变成了信息的流动，贸易过程也就成了传播的过程。
著述：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各派学说争奇斗艳，为了扩大学派影响，思想家们不仅广纳门徒，还著书立说，使本派学术思想传之久远，对当时学术的繁荣起到了作用，不仅如此，由于他们的思想学术是镌刻于竹简或布、帛之上的，所以能够代代相传，影响后世。
除此之外，当时的传播途径还有宗教、移民、使节的往来、纵横家们的游说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传播途径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信息的传播。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传播媒介
纵观人类的历史，传播手段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口头媒介阶段；书写媒介阶段；印刷媒介阶段和电子媒介阶段。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大变革、阶级斗争激烈、商品经济发展、思想文化急剧变化、风俗礼仪大变迁的特殊历史时期，毫无疑问，这一阶段的语言已相当的完备，词汇量大且意义丰富，遣词造句的语法运用也相当的纯熟，并且书写文字已不仅仅限于竹简，还出现了锦、帛等书写媒介，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主要的传播手段是口语传播和书写传播，但在这样一个传播活动频繁、传播内容丰富的特殊时期，传播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
1.口语传播
人类运用有意义的语言进行信息的传递，这就是语言传播，或称为口语传播。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口语传播方便简单，人人都会，亲切生动，易于理解，富有群众性，非常符合人类之初传播媒介不发达的条件下信息的传递。语言传播是人类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传播手段，也是其他传播手段发展的基础。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活跃，交流频繁，由于当时主要的文字记录的载体是竹简，书写难，体积大，质量重，搬运极不方便，很不利于信息的传递，所以，这种方便简单、人人都会的口语传播备受青睐，从而出现了论辩交流，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
然而语言传播也有明显的缺陷，出口即逝，难以保存；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传之不远，传之不久，并且容易失真，经过若干人的间接传播，所传信息往往会面目全非，难辨真伪，所以《吕氏春秋.察传》有言“夫所言不可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蕰，蕰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狗则远矣”。但不管怎么说，在当时传播媒介还很不发达的时代，语言传播对文化的传承、历史的记载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文字传播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大进步，这标志着人类将进入有记录的、有史可查的历史，同样，文字的出现也使人类的传播史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意味着，传播内容不仅会影响一时一地，还会传至异地，传至后人，这是对语言传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一大突破。这一时期主要的书写媒介还是竹简，到战国时期逐渐出现了锦、帛等的书写媒介，这时期的纪录也打破了史官对君王言行的记载，扩展至记录贵族士卿的思想，诸子学派的学说等内容，这一时期，各种典籍著述颇多，例如，《战国纵横家》，《孙膑兵法》，《老子》，《列子》，《尹文子》，《庄子》，《经法》，《十大经》，《荀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管子〉，《商君书》，《易系辞传》，《周礼》，《禹贡》等，这些记载为我们了解先人的生活、思想、文化提供了的重要依据，是我们认识历史的活化石。
3.青铜器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青铜器、绘画、雕刻、书法、建筑等艺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其中尤以青铜器最为瞩目，因为真正标志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是青铜器的发明，青铜器被人类学家公认为是与文字、城市齐名的三大文明起源要素。青铜器不仅具有美学价值，它还是一种文化，青铜彝器还有着浓重的宗教巫术色彩，人们祭祀鬼神、祁福避祸都须借助青铜彝器作为媒介来传达，并且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变迁通常能在青铜器的艺术造型、装饰纹样、审美风格等方面得到表现，青铜器文化成为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的主流文化。青铜器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艺术形式，也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媒介，我们可以根据青铜器的造型、纹样、审美推断当时的、祭祀内容、文化流变、政治意识等，青铜器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具有传播意义的隐秘性，它不像语言或文字那样能让受众一目了然，它具有想象的空间。春秋战国是青铜器的繁荣期，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大量造型各异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及铭文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生活习俗，，文化艺术等丰富的内容，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宝贵资料。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的传播手段远不止这些，书法、雕刻、绘画、木器、漆器、音乐、舞蹈、建筑、服饰等等都是传播信息的方式，如前所说，这一时期，从传播学的角度讲，主要的传播方式就是语言传播和书写传播，虽然还处于人际传播阶段，但传播手段往往是多种并用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会只有一种传播方式，即使是在人类之初，传播活动很原始的情况下，也不存在单一的传播手段，所以考察任何一个时代的传播手段都应该把眼光放宽，拓宽视角，不放过任何一种传播信息的方式，唯有此，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
参考文献：
春秋战国的纷争范文4
美国一直从各国吸收精英人才,这种单向流动的状况正悄然改变。一些新兴国家正努力从人才输出国变成输入国,新加坡、韩国是出国留学比例很高的亚洲国家,其人才流失率曾经高达90%,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的人才回流率逐年上升,目前回归率已超过了50%。
全球化使得人才流动更便利,国家之间的竞争直接体现为人才战略,谁掌握人才优势,就能胜出一筹,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流动空前自由,所以人才辈出,出现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士”在当时体制下是最自由、开放的阶层,他们没有大夫、诸侯的权势,基本上没有不动产,精神、物质的束缚少,所以能好学进取、深谋远虑,而列国纷争又为其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
各诸侯国君主普遍礼贤下士,招纳有识之士。众多的文武之士不辞辛苦奔走列国之间,他们的观念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栖”。因此,后世有所谓“楚材晋用”、“晋材秦用”的说法。
“士”的流动推动“养士”之风盛行,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是蔚为大观。各诸侯或大夫为求存图强,十分需要借重士的谋略,因此纷纷“养士”,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
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纳天下学士,在那里讲学,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
楚国人范蠡助越国起死回生,攻灭吴国,而且从政治旋涡中全身而退,逍遥江湖,被誉为“治国良臣、兵家奇才”、“经营之神”。进退自如的范蠡,成了士人钦慕的偶像。
孔子曾带领弟子离开家乡鲁国周游列国,推行他的德政主张,虽没能像范蠡那样如愿以偿,实现政治理想,但他所从事的文化活动影响深远直至今日。先秦诸子在各国间奔走的同时,都会广收门徒弟子,把从前被贵族垄断的文化知识普及到平民子弟。
秦国成了输入人才的直接受益者,李斯在劝阻秦王驱逐“客卿”的《谏逐客书》提到:从秦十九代祖的穆公到五代祖以下的孝公、惠文君、昭襄王,都靠任用“客卿”(即他国的人才)才取得辉煌成就,秦穆公重用虞国大夫百里奚,秦孝公重用卫国公孙鞅,秦惠王重用魏国张仪,秦昭王重用魏国范雎,是这些优秀人才让秦国逐渐强大,在激烈竞争中胜出。
春秋战国的纷争范文5
摘 要：关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国际法，理论界存在三种观点，其一是中国古代不存在国际法，其二是中国古代外交法仅存在于春秋鸸时期，其三是中国古代各个时期都存在国际法。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探讨古代中国外交法，逐渐认同了我国先秦春秋战国时期存在国际法。本文是主要以中国古代各个时期都存在国际法为主，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国际法中外交制度的发展，以及对后世朝代的影响和对现在社会的作用。
关键词：国际法；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影响；作用
一 、概论
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用以调整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间的关系）的有拘束力的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的总称。[1]中国古代管辖地区极为广，被管辖各民族的文化都不同，中原王朝对各民族的对应方式都不同，古代中国对外交的观念完全不同，儒家思想强调“人臣无外交”，政府没专门管辖外交的机关，而礼部来调整外交有关的内容，只存在临时外交使节而已，无法发展外交有关的理论及惯例。
我国已故国际法泰斗王铁崖先生认为，中华国际法的外交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在春秋战国的一些国家关系中已有一些规则和惯例，汉朝统一中原后外交内容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中国古代朝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各王朝有各特点，其特点都不同。国际法随着国家的产生，在国际交往中形成。[2]自周天子势弱，分封诸侯实力不断增强，分封国家要之间要想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彼此之间就要进行往来，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作用，产生了强国与弱国的差异，国家之间就产生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各分封国根据自己的需要，就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一些有约束力的各国都承认和遵守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它们对当时诸侯个国的交际通商、谴使往来、宾客享宴、会盟立约、战争媾和等做了一系列原始和模糊的规定，其方法与形式都与当今国际法十分类似。春秋战国之后的对外政策主要是朝贡册封制度。
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会盟制度
据《春秋左传》中记载，当时各地诸侯，超过一百。西周王朝所确定的国际间以及诸侯之间相互往来的法则即盟会制度，在春秋，仍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此种法则，换言之，就是一种国际公法。西周建立者利用“分封” 和“宗法” 的原则作为政治控制的手段，对诸侯国之间的行为规范进行约束。[3]
盟会是春秋时期一个突出的历史现象。盟约或载书就是盟的书面载体，其具体内容就是盟辞。盟辞的作用，主要是确定会盟方达成的协议的效力。[4]不管从盟会数量和种类上，还是它的涉及范围以及影响来说，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春秋时期大概开了150多次盟会。[5]春秋时期的盟会主要用于列国间的军事或政治目的各种同盟。对于各种战争与政治事件，各国的君主直接会同后解决问题，当时的外交活动称为“会盟和朝聘”。会盟和朝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以齐为中心形成北杏盟会，其次是以晋为中心形成的践土盟会，最后是几乎所有的诸侯国都参与的一个国际组织，称为总盟会，楚国为总会长。而春秋时期的朝会虽然仍为列国交往的一种形式，但盟会逐渐取代其地位变得更为重要，它已成为霸主即诸侯长统治同盟国的一种形式。
在春秋时代，大国与多数的弱小列国之间进行的多边会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会盟的东道国就是盟主，盟主也称为盟首。盟主需解决许多内容，主要职能有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几个方面。政治、经济同盟要求成员之间互相救助的义务，凡是会员国重大自然灾害时，盟会就召开会员国大会，讨论救助方案。军事同盟要求如果会员国涉入战争危险，盟会要组织军队进行帮助。司法同盟要求同盟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争议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将纷争诉诸盟会，由盟会对其进行调节、裁判，以保证各成员国之间利益的相对均衡。
三、 朝贡册封制度
朝贡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封建宗法观念。朝贡制度来源于先秦分封制度。根据儒家思想和封建宗法理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从商代已开始分封诸侯。西周大规模实现分封制度。周灭商以后，周天子以封地连同居民分赏给王室子弟和功臣，建立起众多的诸侯国。各诸侯国定期向周天子朝纳贡品，并附有随周天子出征的义务。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6]
中华各朝代基于儒家思想采取大部分的对内外政策，朝贡、册封制度代表中华思想的对外政策，此制度对中原王朝和周边国家来讲都有利[7]。朝贡制度是从中国先秦时代开始的外交行为，“朝”是意味着在封建时代臣见君的行为，“贡”是意味着在古代臣下或属国把物品进献给帝王的行为，在“汉书”初次出现两个词的存在，自唐代起开始普遍使用“朝贡”。中国传统观念上不许存在对等的国际关系，传统的所有外交关系都是朝贡关系。
朝贡册封制度是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主要的对外政策。从中国古代先秦时代起，树立了中国传统的外交活动方式。各朝各代与周边国家基于朝贡、册封方式，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外交行为。通过朝贡制度的成立、确立、兴盛时期的阶段，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外交交往方式。古代中国国际法内容当中，朝贡、册封制度是占据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国际法的提供了众多参考资料。
四、 外交制度
“外交关系是指国家之间在外交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关系。外交是国家为了实现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外交机关进行的各种方式的对外活动。”[8]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即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与近现代史上的国际外交有些不同，但各诸侯国在外交机构设置上仍包括国内的外交机关和派往国外的外交代表机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和与和平，使当时许多思想家关注国家间的外交事务。因此，中国早期的外交理论开始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学派当中，道家学派属于比较典型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他们的目的为“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反对战争，反对恃强凌弱。
国内外交机关主要是君主和外交部门组成。君主在国家对外关系上是国家的最高代表。诸侯国君主在会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T侯国的国际交往中，其所担任的外交职务也很重要。春秋时期的外交部门主要由专职外交机构和兼职外交机构组成。[9]据周礼秋官有关内容，在西周时期专门外交官主要是大行人和小行人，其专门是负责周王与诸侯之间的朝觐、纳贡等行为的专职人员。兼职外交官主要是大宗伯和小宗伯，主要负责国家建邦礼仪。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和接触增多，国际纠纷增加，专职外交机构和兼职外交机构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随着朝代的演进，宋代的外交制度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外交机构独立性的增强是这一朝代外交的主要特征，关于外交的一系列规则条例日趋完善，宋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历史和外交制度发展的辉煌时期。宋代的外交行为可分为皇帝的外交、中央外交机关的外交、地方涉外机构三个方面。在宋朝时期，外交的最高领导权和决策权属于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总管国家的一切。[10]皇帝的外交政策多数时候并不是个人独裁决断，而是在集思广益、听取多方意见基础上的决定。皇帝外交决策裁决是通过多方面的消息的获取而做出的综合决断，主要是皇帝通过朝堂集议、使臣和边臣奏事等获得各方信息。宋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榷场贸易非常有名。北宋和辽的贸易，即使在交战期间也仍然进行。宋与西夏贸易往来更为发达。经贸往来只是古代中国各历史分立时期各国交互往来关系的一个侧面是导致宋朝时期的法律外国使节的一系列待遇。别国来宋朝的使节享受与本国使节同等的待遇。
综上，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一类类似于国际法的国家交往的规则，可以看作国际法在中国的萌芽和发展的最初阶段，后世各朝各代在继承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法的基础上，形成统一中华王朝的独特外交制度。古代中国国际法中有很多原则、规则已经或者正在纳入现代国际法体系当中，我们应加大对古代中国国际法的研究，以求更加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国际法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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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赵彦昌.春秋国际法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法学院，2003.
春秋战国的纷争范文6
【关键词】春秋战国 先秦儒学 霸政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安邦定国的指导思想和社会生活规范，从其初创至西汉武帝大一统集权政治“独尊儒术”后，不断吐故纳新，历经两千余年，始终是统治阶级的核心思想，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
先秦儒学的初创
儒学的创立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齐人可以去魏，魏人可以入秦，燕人可以南下，楚人可以北上”。①各种学术思想竞逐，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文化交流的载体―“士”阶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孔丘是儒学的奠基者。孔子思想与政治主张的核心是“仁”、“礼”。孔子主张，统治者只要修身养性，实行仁政，就可“使民富之”、“使民归之”，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②这种追求人格自我完善的理想政治诉求导致先秦儒学成为形而上学的说教，不能被各诸侯国君所接纳，在动荡的乱世无法实施。“礼”在古代社会和国家结构的关系中主要表现为下对上的服从，通过宣讲“秩序”统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他认为这是“天下无道”，要使天下太平就要“为国以礼”，试图通过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天下大治。
被尊为“亚圣”的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孟子从性善论的观点出发，宣扬仁政和民本思想。他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要把这种人性固有的善性发扬光大并扩充到社会政治领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仁政”，且仁政要建立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基础上。孟子大力倡导制民恒产、以德服人的王道思想，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思想，认为“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③孟子的政治观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效法先王；二是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君王是否具有仁德。这种纯粹的伦理规范与道德说教，在当时无法起到安邦治国的作用。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春秋战国时中国历史进入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大动荡时代，“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随着西周宗法等级制度的瓦解和礼乐制度的崩溃，西周王室日趋衰微，新兴地主阶级自身经济实力的膨胀导致其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各国纷纷进行变法改革，以期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而不被消灭。
孔子及其信徒追求的是一种虚无飘渺、不切实际的理想社会形态，这种理想社会形态的实现要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具体来说，就是要具备圣人的品质和优点，其本质是要挽救西周宗法等级制度，恢复西周的礼乐社会秩序。因此，这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现实差距太大，更不符合各国国君的政治利益，结果只能是受到冷遇。
孔孟极力倡扬“士人”人格的独立和尊严，即“从道不从君”，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品格，主张以道德对抗君主的权势，这种不畏权势，以道德自重，以人格自尊的精神，在统治者看来就是桀骜不驯，它显然不符合强调九五之尊的君主的意愿。至于君臣关系，孟子则将孔子所主张的相互尊重推向极致，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④。孔孟的政治观一方面因其大肆宣扬圣王之道，倾向复古而使人有不合时宜之感，同时其主张完全建立在理想化的基础之上，也使人觉得难以变成现实，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所宣扬的君臣关系与君主专制的理论精神相冲突，是对君力的“僭越”，这让各国统治者无法忍受，更不会接受其理论主张。
先秦儒学由理想状态向早期官学形态的蜕变
孔子及其追随者向往的理想社会在充满战争、杀戮的乱世显得遥不可及。面对礼崩乐坏、征战杀伐的残酷现实，儒学是要固守最初形而上学的说教，还是要勇敢地接受现实主动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以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荀子，解决了儒学面临的生存危机，避免了儒学在百家争鸣的激烈竞争中被边缘化。
为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霸政要求，荀子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孟学说，主张礼、法兼施，王霸并用。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⑤人性与礼义是相互违背的，如果任其发展，不加克制，势必导致争夺、犯上，而忠信、礼义等就会荡然无存。因此，才需要圣人、君主对臣民的教化，需要用礼义法度和道德规范去约束、引导民众。荀子在重视礼乐教化的同时，还强调刑罚在维护社会规范和稳定中的作用，主张“援法入礼”。
荀子改变了孟子“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不再单纯把仁义道德作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因为历史和现实证明仅凭君主的仁爱不能使纷争不断的社会走上和谐，更不可能在短时期使人们的道德修养达到圣人的境界。因此，荀子为了迎合统治者，极力强调加强君王的权威，强化君王与臣下的等级差别，因为“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⑥。这种强调等级差别，强化君王权威的理论，较之孟子的“与民同乐”，更易得到君王的欢心。在个人立身处世上，荀子不再像孟子那样强调个人的尊严，强调个性的不受约束，强调道德对于权势的抗争，而是从严守等级制度出发，重视下对上、卑对尊的服从，认为“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⑦。这种强调严格遵守等级制度的主张，其目的就在于强化人们的等级意识，培养忠厚老实的顺民。
荀子的思想虽然仍以儒家为主体，但又吸收了法家的理论，借鉴了道家的精华和名家的长处，更吸收了黄老之学的某些要素，从而改变了孔孟儒学“唯我独尊”的做法，确立了开放的学派风格。孔孟儒学到荀学的这种变化，昭示着儒学的政治实用性在逐步增强，标志着先秦儒学由理想状态向早期官学形态的转变。
对先秦儒学历史地位演变的两点认识
先秦儒学倡导的德治、仁政不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霸政要求。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时代，各诸侯国只有采取适合富国强兵和争霸战争需要的治国方略，才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而儒家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不符合残酷的斗争需要，因此只能遭到统治者的冷遇。与儒家思想相反，法家思想更能在诸侯争霸、兼并战争频繁的动荡社会里得到推行。法家崇尚“耕战”以立国于四方，强调运用法、术、势以维护国家安定，其目的是要通过严刑酷法确立君主神圣的威严，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最终达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显然与强调通过“内圣”而达到“外王”的早期儒家思想背道而驰。
儒家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伦理规范触及到了通过僭越手段获得权力的“乱臣贼子”的软肋。这种借助正名的形式来强化人们对于等级名分的认同心理，在权力更迭频繁的乱世是无法被新兴地主阶级接认可的。这也是早期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遭到冷遇的主要原因之一。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纷争局面使儒学无法独尊。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旧的统治秩序被瓦解，新的统治秩序在逐步建立，这种统治秩序上出现的真空状态导致阶级结构的沉浮变化和重新组合。原来在宗法制度下处于最底层的“士”阶层迅速崛起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竞相奔走于各诸侯国，宣扬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各派为了使各国国君采纳自己的主张，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政治主张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同时，各国为了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自保并立于不败之地，推行礼贤下士的开明政策，重视知识分子（“士”阶层）在安邦定国方面的作用，对各种学说思想和政治主张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儒学不可能成为“独尊”于各学派之上的显学。
（作者为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中国少数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宁夏大学讲师）
注释
①张践，马洪路，李树琦：《中国全史・中国春秋战国宗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页。
②《论语・为政》，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页。
③《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杨伯峻、杨逢彬注释，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7页。
④《孟子・离娄下》，杨伯峻、杨逢彬注释，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1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