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1
1 问题链中的问题应环环相扣，不能杂乱无章。
这是问题链设置最值得重视的原则。因为只有这样，方能显示出“链”的特性。这个“链”就是线索，就是思路。学生可以摸着“链”去学习，以“链”为载体，达成学习目标。例如，我们在学习《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斯大林模式”》一课时，可以设置如下一系列问题：苏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怎样的形势？针对这种形势，要解决哪些问题？什么问题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然后过渡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出台，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必要性。接着设置问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内容、该政策实施的结果如何？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认识该政策？该政策有什么样的特点？其实质是什么？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继续实施而引起的问题看，其是否应该继续坚持？从而联系到经济政策的调整，即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必要性，从而引出：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内容是什么？它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区别有哪些？实施结果如何？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该政策？思考新经济政策是否得到长期的贯彻，从而引出：斯大林是如何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如何？他使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具备了一些什么样的特征？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斯大林模式？从中我们能够得到哪些体会和教训？等等。
2 问题链中的问题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由浅入深，由直观、表象到理论、本质。
在问题链导学过程中如何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主动探究是每一位历史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思考的问题。教师要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恰当地提出问题，让学生能够尽快明了问题的内容和指向，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并能引起学生积极的思考，以保证教学效果。历史教学研究中经常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则——论从史出，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在分析启蒙运动中卢梭的思想主张时可以先设置直观的感性材料：“人人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而不论其出身。人们应自由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社会中应有‘共同意志’，人人遵守。社会契约就是共同意志的体现，代表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这是至高无上的人民，不可侵犯，不得转让，不受限制，不准分割。为维护这一，必须使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包括立法、司法、守法、受法律保护和受法律制裁各方面的平等。”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从这则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卢梭的哪些主张？学生阅读材料后回答：①天赋人权。②社会契约论。③人民（人民有权统治者）。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此学生的阅读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归纳能力等都得到了锻炼，这比教师在课堂上单纯地照本宣科的效果要好得多。
另外，考虑到学生认知的综合性，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从各个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对许多事物都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这些课前积累的经验对学生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教师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必须考虑学生认知的这种综合性状态，使提问具有生动的基础和生长点。
3 问题链中的问题须注意其合理的横向联系，这是形成问题链的有效途径。
横向联系主要指同时期不同方面之间的联系，如同时期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概况；也指同时期中外历史之间的联系，如近代中国与近代西方的比较。这种做法在历史学科教学中经常使用，尤其是复习课。如在高三二轮复习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概况时，教师可以设置如下几个问题来形成问题链：①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如何？②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怎样？③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④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关系发展如何？通过这些问题的设置，就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状况完整地展示在学生面前，便于学生全面了解春秋战国的史实。
4 问题链中的问题须注意其合理的纵向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2
[关键词]郑庄公；郑国；外交政策
郑庄公，名寤生，郑国的第三代君主，公元前743年――前701年在位。他是春秋时期郑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一位国君，同时也是春秋早年中原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诸侯之一，后代史家称之为“郑庄小霸”。郑庄公挟父祖之威，内平叔段之乱；对外挟天子以令诸侯，远交齐鲁，近攻宋、卫、陈、蔡；伐许、克息、败北戎，抗击周桓王亲率的诸侯联军，在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一时威振中原，几于霸主。仔细考察这一时期郑国的发展历程，郑庄公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史学界对于郑庄公时期郑国外交的专门论述尚属空白，因此，本人不揣浅陋，试作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郑庄公时期郑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
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是整个国家政治军事的最高首领，对国家拥有绝对的领导权。由于周天子的绝对权威，整个西周社会的秩序是稳定而和谐的，各诸侯国和平相处，即便有一些争端，也由王室来调停处理。自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周天子的权威一落千丈，事实上逐步丧失了其“天下共主”的地位，渐渐失去了控制诸侯的能力。“礼乐征伐白天子出”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国或为了争霸，或为了生存，都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整军经武，扩军备战。
郑国在西周时期建国很晚，先祖桓公姬友为周宣王之弟，公元前806年始封于郑(今陕西华县)。周幽王时，他看到西周王朝政局动荡，天下行将大乱，为了郑国未来的发展，郑桓公遂向太史伯请教避祸之计：“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分析了天下大势后建议说：“独河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听后大为赞赏，于是就接受太史伯的建议，将部分族人和财物寄居在虢、郐之间。西周灭亡后，郑武公率众东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逐步兼并邻近小国，占有今河南省中北部一带，成为周都洛邑以东的重要诸侯。当时郑国北依黄河，西接周室，北与卫邻、南连陈、蔡，东与宋相接。虽国土不大，但地处中原的中心交通便利，商业发达，经济富强；当北方的晋和南方的楚尚未兴起之时，只有东方的宋才可与之一较高下。
卫国在春秋初年，西面和北面都与戎狄为邻，东邻齐国，南接郑、宋，正好夹在几个强国中间，四面受敌，加之境内地势平坦，国力又不强，简直无从谈起发展。当时郑国的发展和强大，使它和宋最感压迫，故在春秋初期，卫国常联合宋国抵抗郑国；秦国居于西岐之地，处诸戎包围之中，当时主要精力用于经营河西之地，全力以赴与戎人战斗，无力东顾，向中原发展，晋国西与秦交界，东连卫，其周围戎狄杂居，加上内乱不止，使其无力外顾而成为中原举足轻重的强国；西周末年至春秋初，楚国主要集中精力向南方发展，其势力还局限于长江沿岸的武昌、江陵一带。直到公元前740年楚君熊通自立为武王以后，其势力才逐渐向北方发展；齐国在春秋初期版图虽大但势力不强，它虽有鱼盐之利，经济富庶，但在春秋初期，这些资源还没有很好的开发，以至于公元前706年北戎伐齐，齐国还要请郑国出兵相救；鲁国在今山东西南部，泰山山脉是它与齐国的天然分界。鲁北依泰山、南邻准夷，东临大海，西与卫相接，西南与宋交界，西北汶水流域又与齐连界。春秋时期为争领土常与齐宋两国发生摩擦，宋的四面都是平原，地形难守易攻，周王朝只所以将其封在睢水流域的平原之地，就是为了便于控制它。春秋初期，宋的东南面是力量较为分散的东夷和淮夷，对其构不成威胁，南面的陈、蔡势更弱，北面的鲁、卫势力也不强，只有西面的郑国国力较强，使之倍感压迫，所以春秋时期，宋郑两国矛盾较大，常常发生战争。
二、郑庄公时期郑国的外交策略
虽然从整体上看，当时中原地区的国际形势，对郑国的发展相对来说较为有利。然而，同时也存在着对郑国发展十分不利的因素，郑国的四邻都是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的诸侯国，郑国四周早已开发殆尽，不像楚、齐、秦等国周围都有广袤发展的空间。在这种背景下，郑国要想有较大的发展，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就需要“虎口夺食”，靠侵夺宋、卫、陈、蔡等国的领土来壮大自己。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单靠郑国一国的力量很难与宋、卫、陈、蔡等国联合起来的力量相抗衡，在这种背景下，郑庄公为了郑国的发展，除依靠郑国较强的经济及军事实力外，外交政策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具体来说，郑庄公当时采取的外交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挟天子以令诸侯
春秋初年，随着周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日益丧失。此时，和西周时期相比，王室地位一落千丈，周天子已经不再具有实际上的天下“共主”的地位，“王室之尊与诸侯无疑”。虽然，就实力而言，周天子和诸侯不相上下，但周天子却长期保有天下“共主”之名，还拥有成周八师这支不容忽视的军事力量。因此，当时周天子在诸侯中还有一定的号召力，他在政治上的优势是所有的诸侯国都不敢小看的。如《左传》隐公四年记载：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君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州吁党羽石厚)问定君于石子(石F)，石子曰：‘王觐为可。’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
郑武公、郑庄公相继为周王朝卿士，为执掌周王朝大权的重要人物。《左传》隐公三年“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襄公二十五年“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杜注：“卿士，王卿之执政者。”此卿士当和《诗经・十月之交》“皇父卿士”和《长发》“降予卿士”所提到的有实权的卿士相同，可以左右周天子，行使周王朝的大权。精明的郑庄公正是看到周天子在诸侯中的影响力，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利用自己王室卿士的身份打出了“以王命讨不庭”的旗号，以周王名义，动员和调动王师及诸侯的力量，来讨伐政敌以及不服自己管束和不利郑国发展的国家，从而为郑国在春秋初年郑国的发展扫除障碍。如：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因“宋人取邾田”，“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隐公九年(公元前714年)“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并事先把伐宋的决定通知齐、鲁两国，组成郑、齐、鲁联军，共同伐宋。隐公十年 (公元前713年)“齐人、郑人入J，讨违王命也。”郑国以王命伐宋，本来邀请了J国和许国，它们没有派兵来助郑，郑庄公于是联合齐国来讨伐它。春秋初期的几十年中，宋、卫两国，是郑国发展的直接障碍。郑庄公每发展一步，都要直接或间接受到宋国和卫国的直接或间接威胁，因此，直接或间决反击、讨伐宋、卫两国，便是郑庄公的一个具体战略目标。
2、远交近攻，结强制弱
春秋初期在中原众多的诸侯国中，实力较强的诸侯国主要有郑国、齐国、鲁国、宋国和卫国等。郑国在武公、庄公时期利用郑国地处中原地区中心的区位优势，实行重商政策，大力发展经济，因此，春秋初期郑国发展速度很快。郑国的发展使他的邻国宋国和卫国倍感压迫，因此宋、卫与依附于他们的陈，蔡两国常常联合起来与郑为敌。当时宋、卫、陈、蔡集团不仅妨碍了郑国的发展而且时刻威胁着郑国的安全。齐、鲁实力虽强但离郑国较远，对郑国的发展构不成威胁。在这种形势下，郑庄公敏锐地感觉到，要想使郑国获得大的发展，必须制服宋卫陈蔡集团，这样才能为郑国的未来发展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而要做到这一点，单凭郑国一国的力量是很难办到的，故而郑庄公定下了远交近攻，结强制弱的外交政策――远交齐鲁，近攻宋卫陈蔡。
鲁国在春秋初期也是实力较强的大国，并与宋国屡结同盟，而宋、郑世怨，所以鲁、郑也成仇怨之国。郑庄公有心与鲁结盟，一旦发现鲁、宋之间有隙可乘，便及时地抓住时机。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郑率领周天子的军队与邾军会合，攻入宋国的外城。宋国派使者到鲁国告急求救。鲁隐公因对宋国使者的答话不满，未派兵前往救援，鲁、宋之间出现了裂痕。郑庄公及时地抓住这一时机，在隐公六年(公元前717年)派使者到鲁国，相约弃前嫌而修新好。并在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提出：“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枋易许田。”在桓公元年(公元前711年)郑庄公又一次提出：“请复祀周公，卒易枋田”而“以璧假许田”，于是郑、鲁结盟于越。盟辞上大书特书。渝盟无享国”。至此，郑国与鲁国之间关系日益亲密、融洽，两国成了合作伙伴。
郑国和远方的齐国、鲁国结盟以后，郑国再要抗击邻国入侵和向四邻发展，就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为郑国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3、分化瓦解敌方阵营，化敌为友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3
【关键词】《吕氏春秋》；成书原因；历史环境；个人因素
《吕氏春秋》这部由秦国著名政治家吕不韦组织门下三千食客编着而成的一部古代类百科全书似的传世巨著，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被称为是一部“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i的书籍。《吕氏春秋》内容丰富，它对中国历史思想最为活跃的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整合，全书呈现出以儒道为主、兼摄名法的独特面貌。该书形成与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已成定居之时，极富先见地提出了要建立一个以分封为主、集权为辅的统一政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统治思想。吕不韦组织宾客编着的《吕氏春秋》不仅是一部传世的不朽之作，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收官之笔，是先秦文化的最后一座高峰。
这样一部旷世巨著，怎么会出现在战国末期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
一、吕不韦的个人因素
首先便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过的因素，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曾给出这样的解释：“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致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司马迁认为吕不韦是为了与四公子攀比并提高自己地位才编着《吕氏春秋》的。这当然是吕不韦命人编撰《吕氏春秋》的一种可能，但一定不是全部的原因。
吕不韦是一名极为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对于时事有着清醒的认识。春秋战国时代在思想上百家争鸣，政治上诸侯争霸，吕不韦所处的时期已是战国末年，诸侯争霸已经接近尾声，国家统一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据当时的情况来看，秦国无疑是最有可能完成统一大业的诸侯国，因为此时的秦国早在秦孝公时代经过商鞅变法强盛起来，经过几代君王数十年的努力，无数的兼并战争，成为了诸侯国之中最强的国家。伴随着国家逐渐由分裂走向统一，思想上也要求转变各家对立的局面以建立起与大一统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作为秦相的吕不韦，正是出于对这种历史发展趋势的认识，开始着手做好理论准备以迎接统一时代的到来。《吕氏春秋》的出现，正是思想走向统一的先兆。吕不韦此举，既是出于对历史发展去趋势的把握，也是出于对秦国文化基础比较薄弱的清醒认识。
吕不韦执政十余年，自然对于秦国的这些隐患和缺点和了然于胸。他希望秦统一之后能够成为一个王者之国，能够持久存在。他组织人力编撰一部详尽而完备的书，就是为即将到来的统一国家制定治国理论，为国家的政策、方针提供一个借鉴，是一次建构统一的治国思想的一次尝试。《吕氏春秋》的主线就是如何作一名国君，如何治理国家。该书虽然包含的思想很杂，道家、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等等，都包容在内，但它并不是一个杂乱的拼盘，而是有一个鲜明的中心贯穿全书。这个中心就是如何统一天下和治理天下，《吕氏春秋》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取舍各家学说的。《史记・始皇本纪》中说：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可见“欲以并天下”才是《吕氏春秋》编撰的主要动机，《吕氏春秋》是要为即将建立的大一统政权提供治国的纲领治纲领和方略，是在为新政权下建构新型统治思想的文化准备。
再次，从吕不韦个人的私心来说，由于吕不韦和秦王嬴政的微妙关系，编修一部如此完备的巨著，不仅对即将完成统一的秦国有着极大的好处，也是对自己政治野心的一种展示，对自己政治理想的一种表达。也可以藉此向秦王政施加一定的压力和更大的影响，以实现吕不韦自己的政治抱负。
二、历史环境因素
在从吕不韦个人的方面找编撰《吕氏春秋》原因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修编这部书是吕不韦为当时秦国的国运打算。即为了适应当时政治历史发展的需要。战国末期，秦国强盛，由秦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已是定局。编修这部《吕氏春秋》可以为秦统一六国后秦王的施政方针等提供一个纲领性的指导。
此外，就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所带来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吕氏春秋》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道家、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等诸子学说的身影，所以后世很多人称此书是“杂家”的代表作。这种文化整合取向在该书的体例及内容中都有很好的体现。正如牟钟鉴先生说讲：“该书把战国时期盛开的文苑百花，移植到同一棵文化之树上，既使百花有了一个共同的根干，又使封建文化的大树，呈现出多姿多彩。” ii
不可忽略的是《吕氏春秋》的编撰，吕不韦的三千门客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没有他们，在任何的情况下这部巨著的出现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涉及到了秦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及六国士人“夷狄视秦”观念的转变。
《史记・六国年表》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史记・秦本纪》又说到了战国中期秦孝公即位的时候，秦国中衰，“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这样的境地之下就少有人士人愿意来秦地讲学。
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士”阶层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大量涌现与活跃。此时秦国虽然不断强大，但在很多六国士人心目中却被视为“戎狄”或“虎狼之国”，凶残暴虐而无信义。如《战国策・赵策三》之《秦围赵之邯郸》篇记载鲁仲连说：“彼秦者，弃礼仪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屈原劝说楚怀王不要去会见秦昭王时，所举原因就是：“秦虎狼之国，不可信。”同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却是人才济济，孟子、荀子、邹衍、淳于髡、宋、尹文等，其中包括儒、道、法、阴阳、兵、名等多家都在稷下学宫讲过学。尽管齐稷下学宫曾经学者云集，齐国与秦也曾并称东、西二帝，但到齐愍王时已走向萧条，统治者的排斥、暴政或国家动乱使士人们难以为继，不得不另寻出路。同时其它东方各国在军事上的相继失利和国力上的渐衰落也让诸子“务不治”的目的无法实现。而此时唯独秦国“驳”而“霸”，兵强国富，统一天下的实力愈见明显，同时又有着广纳天下人才和重贤任能的传统，战国晚期士人的价值观由此不能不发生转变了。历史上曾有孔子西行不到秦之说，但荀子深入秦国考察后言其“古之吏”、“古之民”、“古之士大夫”和“古之朝”iii不由发出“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iv之感叹，对秦国的地理、制度大为赞叹。事实上荀子入秦之后也还有好些儒家弟子留在了秦国。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方六国曾“戎狄”或“虎狼”喻秦的种种看法。考虑天下大势和比较秦国与东方六国的情况，士人价值观就逐渐发生转变。相比东方六国的衰落，秦国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富庶和军事上的强大，难免吸引六国各家士人前往。适时正逢吕不韦入秦为相，大权在握，欲效法战国四公子的“养士”和改变秦文化相对落后的局面，“亦招致士，厚遇之”，于是“至食客三千人”v，昔日的稷下学者也有很多成为了吕不韦的门下。这些门客最终为其编写了《吕氏春秋》这部巨著。
《吕氏春秋》这部巨著的编撰，时代的因素和吕不韦个人的因素都是极为重要的，两种因素的结合最终成就了这一部百科全书似的巨著。
注释：
i 司马迁《史记》
ii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7.
iii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1）[M].北京：中华书局，1988.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4
关键词: 先秦时期 军事制度 衍变因素
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统称为先秦时期。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军事制度也从领导体制、军事兵种、兵役及军赋制度等方面进行着衍变。
先秦时期军事制度衍变因素是什么?本文从以下两方面加以概括。
一、与政治制度的联系
西周的军事制度是依托于分封制的。分封制是西周建国的组织方法,是西周初期贵族内部对财产和权力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方式,也是借此控制地方、巩固和扩大周朝统治的手段,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室”,周朝享国八百,奠基于此。周朝通过层层分封,在一个大范围内,建立起天子、诸侯、卿大夫上下统属的贵族政治体系。由于诸侯、卿大夫受封于天子,受周天子的控制和保护,因此,王畿最大,直属于周天子的军队数量也最多,周天子并且握有组建和指挥诸侯国军队的权力。
周初分封,是以周人及其友族的宗亲子弟对当地土著进行控制、管理和同化的一种方法。统治的族群在受封地集中居住在都邑之内,是即国人,而受封国的原有居民,散居在各处的聚落中,是即野人。国人在受封地为了保证统治的有效性,必须保持团体的凝聚力,维持一定的组织,宗族氏族恐怕是最好的方式。不仅分配族群时有殷民六族七族的名称,周人自己的组织也是以族为单位。周代在卿大夫中实行宗法制度,所以每个卿大夫家族都有一套宗法体系,有所谓宗主、宗邑和族人。族人负有保卫宗主和宗邑的义务,由此就形成了以族人为骨干的“族兵”。“族兵”在战场上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族兵的使用也要听命于天子,常常应天子之命出征讨敌。多件铜器铭文都说明了这一点,如明公簋:“惟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1]诸铭中的族均是亲族单位。在春秋时代,族仍保持这种凝聚团结为一体的特性。《左传》载:成公十六年,“栾、范以其族夹公行”,仍是以族为作战单位。可见族兵也是西周、春秋军事制度的一部分。这种以亲属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超越了地缘性团体,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被称为宗法制度,因此军事制度也必然受到宗法制的影响。受封国因其与原居民的糅合,而逐渐成为地缘性的政治单位,遂演变为春秋的列国制度。因此,分封制在始封之时,就埋下日后诸侯并起纷争的种子。
二、与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联系
就战争的动机与目的而言,春秋时期的战争当然含有兼并的内容,如秦、晋、齐、楚等大国疆域“皆数圻矣,要无侵小,何以至焉”。[2]但这不是战争的最高目的,战争的最高目的在于争夺中原的霸权,在于“更主夏盟”,充当霸主。在早期的争霸战争中,齐晋都抬出周天子,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藉以号令中原诸侯。这就说明了周王室至少在名义上仍是天下共主,仍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列国还不具备取代周天子一统天下的主客观条件,用周大夫王孙满的话说就是:“周德虽衰,天命未改。”而战国时期则不然。战国时期周王室已经彻底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这就使得霸主政治变得不合时宜了。结束四分五裂的战争局面,统一天下,重建天子成为大势所趋。正像孟子与梁惠王的问答所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3]因此这时期的战争不再是春秋时那种以战败国受盟纳贡为目的的争霸战争,而是争城夺邑、兼地略土,由纷争走向统一的战争。
战争的性质决定了战争的规模。春秋时期的战争意在争霸,虽然战争也很频繁,但激烈惨苦的战争并不多。得胜者振臂一呼,便从者云集,所以才有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成霸主的事情。而战国时期战争是要通过自保以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因此攻城野战异常残酷,战争规模极度膨胀。步兵空前发展,以步兵为主,步兵、骑兵、车兵、水兵多兵种协同作战。战场也不再限于平原旷野和城郭都邑。春秋时期各国在关隘险要之处,一般并不设防,而战国时期,平原、山地都已开辟为战场,各国的关塞要津更成为攻守双方的必争之地。
战争规模的扩大是以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增加为条件的。战国时期铁农具和牛耕在中原地区的推广普及,大规模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各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为大规模的战争提供了物质保障。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军事技术的发展和进攻与防御性武器的改进,为步兵的壮大提供了物质技术前提。一是进攻性兵器的改进。从出土文物看,战国时期的青铜兵器比春秋时期更为锋利、坚韧、精美,而铁兵器的比重也在增多。二是防御用具的改进。以前用皮作甲,战国时期渐渐用铁,至后期铁甲(或要害部分用铁)已较通行。进攻性兵器和防御用具的改进,有利于步兵作战,为步兵数量的剧增提供了方便,促进了步兵的发展。
人口的大量增长则为大规模战争提供了人力资源。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口的增加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增加,意味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因此春秋列国在增加人口上都不遗余力,积极鼓励繁衍人口,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齐桓公“令男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繁衍人口在当时一方面是出于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战争的需要,可以为扩充军队提供更多的兵员。战国时期赵国的名将赵奢在与田单谈论古今战争形势的变化时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雉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万,距此奚难哉!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即君之齐已。……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战不足用也。君将以此何之?”[4]战国时期的战争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令往昔的战争无法相比。
与大规模的战争相适应,战国时期的战争方式和手段也大为改进。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已经代替了春秋时期整齐的冲击战。春秋时期的战争仍保持着礼的作风。交战双方事先“结日定地”,约好决战的时间和地点,届时各以战车为主力摆好阵型,然后击鼓冲击、厮杀,一些“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等“古之为军”的信条,还有一定的影响。战国时期则崇尚兵不厌诈。《孙子兵法・计篇》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交战国家利用设伏、诱敌、包围、要击、避实击虚、避强击弱、以逸待劳等一切“诡道”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成为兵法的至理名言。
军事制度伴随着国家和军队的出现而产生,其本身就是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形势等因素联系紧密,时代越远,越是如此。随着社会分化程度的加深,军事制度逐渐独立,并自成系统,中国历史上军事制度的发展就说明这一点。因此,我们必须在与其他因素的联系中分析,才能真正把握军事制度发展衍变的脉络。其他问题,我们也应该在联系中分析把握,与社会相联系,才不至于只是纸上游戏。
参考文献:
[1]许倬云.西周史[M].三联书店,2001.
[2]杨伯峻编注.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五年[M].中华书局,1981.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5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纷起，人们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许多诸侯国都进行了鼓励农业发展的措施。
春秋时期，改革家管仲首先在齐国进行改革，他首先从经济入手，实行“井田畴均”和“相地而衰征”。相，视也；衰，差等也；征，征取也。就是根据土地多少和田制好坏征收赋税，淡化了公田、私田的界限，实质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管仲认为“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而事实也证明，他实行的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土地所有者经营土地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土地私有制和封建制度的确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规定不论公田和私田，一律“履亩而税”，这就公开承认了土地私有。而所谓的初税亩就是以实物地租代替劳役地租的一项改革，是在认可了土地私有的前提下，凭借国家政治权力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税赋。这种征收赋税的方法很先进，因此我们一般也把鲁国的初税亩作为我国农业税征收的开始。
管仲的改革和鲁国的“初税亩”共同促进了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转变，而两国在赋税制度方面的改革，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更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更加激烈，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也大部分被封建土地私有制取代，各国的改革进行的更加如火如荼。为增强国力，各诸侯国鼓励发展农业的措施则更多，也更全面。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在他的支持下李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法，在农业方面他实行“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两项措施，其中“尽地力之教”的措施更加有利于中国农业朝着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他主张在农业上耕地要深，除草要勤，在种植上应采取多种经营的方式，如果一种作物受到自然灾害，还有其他作物可以收获，收割时必须要迅速，以免遭受损失，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作用。“平籴法”就是好年成由政府出钱籴进一定数量的余粮，坏年成由政府平价粜出一定数量的粮食，当时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物价，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维护了农民和百姓的利益，防止了“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状况的发生。李悝的变法极大地提高了魏国的农业生产水平，使魏国在战国诸雄中率先强盛起来。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6
关键词： 《左传》 弑君现象 文化根源
一、《左传》与弑君现象
《左传》是我国史传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它包罗万象，所涉极多。春秋时期普遍用礼乐文化来规范秩序，此时出现的弑君现象便是很值得深思的一个现象。弑君所掀起的政坛波澜和引起的时局动乱，学者们每称是“礼崩乐坏”所致，礼崩乐坏的概括说辞，实际上牵涉到文化体制的复杂因素，如社会层面上的生产力提高，政治层面上的争夺政权，等等。社会与政治改革的文化因素，使自西周以来所建构的礼制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进而形成了学者所论的“礼崩乐坏”的大环境，而弑君现象正是此时的悲剧产物。弑君现象在《左传》中屡次出现，我们若对它进行分析的话，便可发现这些弑君现象的背后，有很多值得深思的文化因素。
二、《左传》弑君现象的文化根源考论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动荡不安而又繁荣不断的时期，社会的动荡和文艺的繁荣是这段时期的奇特景观，而在动荡的社会中，生产力能不断提高，这在其他朝代都是少有的现象。欲寻弑君现象的文化根源，首先要找社会背景因素。
（一）生产力提高带来的政治权利的争夺
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力提高，直接得益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技术的提高。此时，铁器的运用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在春秋晚期。同时，社会改革使私有土地逐渐合法化，新兴的地主因而产生［1］。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新变化，衍生出了旧有统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间的利益冲突，彼此间的斗争愈演愈烈，这对当时的礼乐传统是空前的挑战。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社会变革中有很多激励措施。如秦国的商鞅变法曾经用爵位和战功来鼓励民众。“能得甲首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2］，受到鼓舞的秦国军团，战斗力大大提升，这样从战争中脱颖而出的爵位拥有者也成了原来统治阶级的潜在竞争者。围绕着争霸战争的需要，春秋以至整个战国时期，诸侯国们都在不断地进行政治改革。经过改革，“公室宗族逐渐衰亡，卿族甚或平民贵族势力增强”［3］，这都为后来的弑君事件奠定了现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使统治阶级在治国策略上也发生了转变，对人的关注在春秋战国时代逐渐变多，君王的绝对权威受到了挑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各诸侯国间的争霸行为愈演愈烈，对君权的重视也日况愈下，这同样为弑君事件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温床。
（二）礼乐文化的崩坏与春秋时代礼制的变化
礼乐文化是自西周以来发展起来的主流文化，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却遭到了严重破坏，而礼乐文化的崩坏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却很少去探究它的内部原因。“来自文化内部的因素很可能加速了礼乐文化崩溃的进程，春秋时期‘重法’的思想正是具有破坏性的因素”［4］。春秋晚期，法家在社会各家中脱颖而出，这是由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所决定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诸侯国间为了争霸而连年征战，在这些学说中，唯有法家思想能为富国强兵和争霸提供最现实的支持，故而人治逐渐被法治所取代。而“重法”与“变法”思想将礼乐文化基本上否定了，对礼乐文化的崩坏也起了推动作用。法家思想适应了诸侯争霸的需求，相对的是礼乐文化的落伍，当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诸侯为了政权和利益而征战不休，当越来越多的新兴阶级为了利益的趋势而不惜铤而走险，甚至是弑君的时候，礼乐文化对人们的束缚和规箴作用越来越弱了。
在礼乐文化受到挑战、不断崩溃的过程中，人们在新旧交替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中，逐渐改变和调整自己的思想观念，“逐步用礼仪代替神示作为行动指南，用礼来区分敌我，以礼决定战和，以礼解说胜败，……”［5］。春秋时代的礼文化具有独特的特征，人权与神权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以春秋大战为契机，礼从神坛走向人间，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认识的进步。春秋之后也讲神，但不再是神对人的控制，而是人对神的征服”［6］。原有的礼乐文化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挑战，人们思想观念中对礼文化的转变也是弑君事件频发的一个深层原因。
西周时代有权利受教育的都是卿大夫以上的人物，到了春秋时期，旧有的王官之学逐渐废弛，学术开始向民间发展。以中原各国为代表的北方，如齐国、鲁国、晋国等，与楚国、越国为代表的南方，因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对礼乐文化的遵循各有不同，所以在弑君现象上便出现了明显的差别。弑君事件频发的齐、晋、鲁等国，正好便处于受教育较多的中原地带，而楚、越等地的弑君现象却是寥寥无几，这或许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弑君现象的背后，教育和文化的下移也是其中重要的文化根源。
（三）政治利益的驱使和人性的自然流露
政治权利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一直是弑君现象最直接的动力。在春秋时代，贵族出身的政治人物既担负着治国的重任，又有享用不尽的资源。因此，努力向统治阶层的最高处攀登是每个有可能成为国君的贵族的最高理想。弑君事件中经常出现的公子公孙等宗亲是此时期政权争夺的焦点人物，在王室贵族中，每个公子王孙都神往于君权。因为权力越大，所得利益也越多，“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7］便道出了统治阶层尊卑不同的境遇。而新兴的地主阶层和卿大夫们，在国家处于混乱状态，或是与国君政见不合等情况下，发动夺取政权或是扶植一个听命于己的国君便成了寻常举动。权利和利益的巨大诱惑成了弑君事件频发不可忽略的具体因素，也是这一现象文化根源中政治层面的重要内容。
在弑君事件中，我们还看到很多偶发事件，它们或起于国君的一句玩笑，或起于君臣间的私人恩怨，或起于父子间的家庭丑闻。在这些偶发事件的背后，我们能看到种种人性的自然流露，怀恨报复者，仅为一时之气；玩笑丧命者，仅图一时之快；求生的本能使很多弑君者先下手为强，而那些受辱的，有时候也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种种人性的流露构成了弑君现象中的偶然因素。
透过《左传》中的弑君现象，我们看到了春秋时代的种种社会文化的变革，而种种弑君事件的背后有更为深广的文化根源。因生产力的提高所带来的政治权力的争夺使我们又一次验证了经济决定政治，或者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而礼崩乐坏与春秋时代礼制文化的变化让我们从文化内部的渐变来更深地理解弑君现象，同时，我们也看到，政治利益的驱使和人性的种种流露也是弑君现象不容忽略的因素。《左传》中的弑君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春秋时代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观念的大变迁，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春秋时代礼制文化发展变化的窗口。
参考文献：
［1］潘俊杰，魏婧.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10.
［2］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2.
［3］潘俊杰，魏婧.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10.
［4］潘俊杰，魏婧.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11.
［5］罗家湘.论春秋时代礼文化特征的形成［J］.（滇）楚雄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