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范文1
一、缘起
较早注意到《安死》中这句话并与《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问题挂上钩的，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他据此提出，吕不韦门下宾客“作书之时，秦初并三晋”[1]。民国以降，这种意见骎然成风，其中又以钱穆先生所言最具代表性。钱先生撰《吕不韦著书考》称：“然考始皇七八年间，三晋皆无恙。韩最先亡，在始皇十七年，已在不韦卒后五年。赵以王迁之虏为亡，则在韩亡后两年。魏最后，其亡已在始皇二十二年，去不韦之卒已十年。然则《吕氏春秋》书之成，其最后岂在始皇之二十二年乎？是年燕、蓟亦拨，越三年，楚亡，又越两年齐亡，皆《安死》作时所未及也。《史记》谓不韦迁蜀而著《吕览》，然则《吕氏春秋》书确有成于迁蜀之后，并有成于不韦身后者，此亦考论秦代学术思想情况至堪注意之点也。”[2] 二位先生的意见，是将《安死》篇中的这几个“亡”字与战国兼并之事挂上钩，而由于这里所谈到的“已亡”、“皆亡”的那几个国家，有的分明是在吕不韦去世之后才灭亡的，于是便得出《吕氏春秋》“含有吕不韦死后之事”（注：日人内藤虎次郎语。转引自张心澂《伪书通考》，上海书店1998年影印本，839页。），此书是在吕不韦去世之后才逐渐成型的这样的认识。那么，这一认识是否能够成立呢？《史记·吕不韦列传》对《吕氏春秋》成书经过的记载是否真的错了呢？（注：《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氏春秋》是在秦王政初年，吕不韦贵为仲父之时招集宾客编成。）
一些治《吕氏春秋》的学者并不认为《安死》这句话“含有吕不韦死后之事”。他们从探求“亡”字在先秦、秦汉时的用法入手，广泛考察诸子著作中谈论“亡国”、“国亡”的文句。考察结果表明，在诸子语文中，“亡国”一词，含有远比“某国被灭亡”这种事实陈述要广泛、深刻得多的意蕴。
洪家义注意到，诸子著作中的“亡国”有时并不是指某国灭亡。如《淮南子·说林》云“骊戎以美女亡其国”，这说的是晋国历史上的骊姬之乱。晋献公娶二骊姬，后来引起国家混乱，但晋国并未从此灭亡。洪先生因此认为《安死》这里的“亡”只能解释为“混乱”[3]。
《韩非子·有度》有一段话，涉及到的问题与《吕氏春秋·安死》此语相似。其文为：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僖王攻赵救燕，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僖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僖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
文中说荆、齐、燕、魏“今皆亡国者”，而四国被秦攻灭，事在韩非去世之后，因而一些学人据此提出《有度》篇不是韩非所作。不过，此篇又提及：“（荆）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僖死而魏以亡”。而历史上，这四个国家虽然在上述四君去世之后一度陷入混乱，却并未因此亡国，这是无论韩非，抑或后于他的学人都必然清楚的事实。因此，这几个“亡”字是否可作“灭亡”解，是有问题的。
陈奇猷先生兼治《吕氏春秋》与《韩非子》，他在比较了《吕氏春秋·安死》与《韩非子·有度》这两段话之后，有了新的发现：“韩子以国家之大权旁落为亡。《孤愤》云：‘人所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专之也。’《八奸》所谓：‘亡君者，非莫有其国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者也，令臣以外为制于内，则是君人者亡也。’《三守》篇云：‘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国要以资群臣，使外内之事非己不得行。人主虽贤，不能独计，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则国为亡国矣。’可知韩非系以国家之大权旁落为亡国、亡君。”[4] 秉此认识， 陈先生认为《吕氏春秋·安死》篇“‘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盖谓赵、魏、韩国势乱弱，大权在下，人君不能行其制，国虽若存，实是灭亡，故其皆为故国”。陈奇猷先生此番论述，基本上可以消弥由《安死》这句话所引出的认识上的纷歧。因为，如果其时秦已经灭亡了赵、韩、魏，《安死》便不必区分“已亡”和“皆亡”；再则，“其皆故国矣”显然系统摄上面提到的齐、荆、燕、宋、中山、赵、魏、韩所有国家，齐、荆、燕称“尝亡”，意味着当时并未灭亡，亦“皆故国”，则此处之“故国”，显然并不是指实体的国家不再存在，而是指作为国家象征的君主权威不再，所以，此句所说的“韩赵魏皆亡矣”，应理解为韩赵魏三国的君主都不能统治他们的国家了。由此可见，《安死》这句话与秦灭三晋之事无关，根据此语断定《吕氏春秋》“含有吕不韦死后之事”，并进而推断此书成于秦灭三晋之后，是不能成立的。
陈、洪二位先生对《吕氏春秋·安死》篇“亡”字本义的探求，揭露出这样一个事实：某些战国秦汉间的子家著作使用“亡国”一词，有时并不是用来陈述某国灭亡的事实，而是用来指称那种君主失制、国政紊乱的形势。蒋重跃先生指出《韩非子·有度》篇中的“亡国之廷无人焉”，是“指朝内无法术之士，而有专权之臣”[5]，也道明了此意。
转贴于
二、寻义
进一步的考察使我们发现，在战国秦汉的许多子家著作中，“亡国”、“亡君”、“亡”等词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已摆脱了与具体的事件的纠缠，而成了独立、抽象的政治用语。
以下姑举数例：
《荀子·议兵》：“……若飞鸟然，倾侧反复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
《商君书·靳令》：“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又《商君书·画策》：“亡国之欲，贱爵轻禄。”
《管子·七法》：“世主所贵者宝也，所亲者戚也，所爱者民也，所重者爵禄也，亡君则不然，致所贵，非宝也，致所亲，非戚也；致所爱，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禄也。”又《管子·明法解》：“故人主专以其威势予人，则必有劫杀之患；专以其法制予人，则必有乱亡之祸；如此者，亡主之道也。”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中期，其中的《经法·六分》云：“主两则失其明，男女挣（争）威，国有乱兵，此胃（谓）亡国。”
此类例句甚多，下文还会提到一些，此处就不多举了。
在古汉语中，动词、形容词活用为名词，名词或置于其他名词之前起形容词作用的现象相当常见。故而从“亡国”之“亡”，衍生出“趋于亡国的”之意，并不难理解。而“亡”字又从“趋于亡国的”之意发展出“趋于亡国的形势”这一涵义，并被一定时期的思想家在表述其政治思想时广泛使用，则不仅关乎古代汉语语法中的词类活用现象，也意味着它是研究古代中国政治思想时应该关注的问题。
论者或从“亡”字的本义并非消灭出发，而试图给予“亡国”一词的这一用法一个合理的解释[6]。但“亡国”一词，在先秦时期确实有某国被消灭的含义，这是无庸置疑的，如果刻意回避这一点，反而不能把问题真正解说清楚。就今日所能见到的先秦文字资料来看，当时“亡国”一词最常用的意义就是“国家灭亡”，跟此词在现代汉语中的用法一样。在战国中晚期著作中，“亡国”及其简称“亡”，意指政治上的必亡之势这种用法才多了起来。因而，“亡国”一词的这种用法，应该是随时代思潮的激荡而衍生出来的新义。
“亡国”一词的这种用法，在《管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以及出土帛书《黄帝四经》中尤为常见。战国中晚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成熟的时代，《管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以及《黄帝四经》，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政治理论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频频出现的“亡”字及其特殊用法，既反映了思想家对其时日趋白热化的兼并战争的关注，也显示了这些思想家构筑其理论大厦时的目的和思路所在。
在《管子》等书中，“亡国”既指政治上的必亡之势，同时，这种意义上的“亡国”也被视作一种国家类型——跟“王”、“霸”、“危（衰）”并立的一种国家类型：
《管子·枢言》：“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
《管子·枢言》：“先王用一阴二阳者霸，尽以阳者王，以一阳二阴者削，尽以阴者亡。”
《管子·治国》：“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商君书·去强》：“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
《苟子·王制》：“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荀子·强国》：“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
从上述议论里，可以看出诸子划分国家类型的标准。所谓“王”、“霸”、“危”、“亡”，都是从国家形势来说的，而其中最关键的成分则是政治治理得好坏。这一标准的选定，无疑代表了诸子思考政治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所在。古典希腊的政治理论家们划分国家类型的标准是政体，是城邦的政治组织形式[7]，而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家是从国家形势、政治好坏出发来给国家分类的，因而，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讨论什么样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不同，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家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怎样才能使国家走向强盛，至少，不被灭亡。希腊政治理论家们的目光在城邦之内，而中国政治理论家的问题在国家之间，是怎样在国际的竞争中生存下来，这就造成中国传统政治学的基本内容是帝王学、统治术。当然，国家的形势、政治的好坏本身便是主观随意性颇大的判断，以之作为判断的标准，便不免会带来许多主观上的纷扰。战国中晚期，诸子们几乎人人在说“王”、“霸”、“衰”、“亡”，但各人的理解和相应的主张往往相去甚远。
政治上的“王”、“霸”之分，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便已成为流行话题，这只要看看《论语》、《孟子》等书便可明白。而“王”、“霸”不仅寓指不同的统治方式，同时还寓指不同的国家类型，这应该是战国中晚期的事。正是因为在“王”“霸”之后引入了“危”、“亡”这两个概念，诸子对国家的思考才发展成完整的理论体系。《韩非子·解老》称：“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在韩非看来，国家有“王”、“霸”、“衰”、“亡”，正如月相有盈亏圆缺，动植物有生长盛衰一样，乃自然界不易之理。在战国中晚期，以时人所掌握的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来附会人事，将人类活动自然规律化，即历史理性与自然理性的比附，是一时盛行的思想潮流[8]。其时的思想家将国家区分为“王”、“霸”、“衰”、“亡”，正是用他们所理解的自然理性，来统御对人事的理解。
三、证史
接下来的问题是：诸子语文中的“亡国”这一类型的国家，具有什么样的共同特点？也就是说，在诸子看来，处于何等形势之下的国家是必定会灭亡的？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诸子的看法并不一致，但对于这个问题的核心部分——导向亡国的统治形势的理解，意见却出人意料的统一。
上文谈到，陈奇猷先生在广泛考察了《韩非子》中“亡国”一词的用法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可知韩非系以国家之大权旁落为亡国、亡君。”[9] 韩非理想中的政治体制是君主大权独揽，群臣恪尽职守，而他身为一孤臣孽子，身处国弱政乱之韩，性格又单纯偏激，他对国家政治生活中君主失制的现象予以如此高度重视，是可以理解的[10]。但这种看法，绝非韩非一人的危言耸听。战国秦汉间那些出自不同学派，政治主张可能迥异的学者，在讨论什么样的统治形势是“亡国”之势的时候，都将君主失制，作为最严重的问题提了出来。
《商君书·定分》：“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
《荀子·君道》：“孤独而谓之危，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
《管子·明法》：“夫国有四亡：令求不出，谓之灭。出而道留，谓之拥。下情求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黄帝四经·经法·六分》：“主两则失其明，男女挣（争）威，国有乱兵，此胃（谓）亡国。”
《淮南子·主术训》：“乱国则不然。有众咸誉者无功而赏，守职者无罪而诛。主上暗而不明，群臣党而不忠，说谈者游于辩，修行者竞于住。主上出令，则非之以与；法令所禁，则犯之以邪。为智者务为巧诈，为勇者务于斗争。大臣专权，下吏持势，朋党周比，以弄其上。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
综言之，诸子所认为的“亡国”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一国之君丧失权威，不能对子民发号施令。换言之，在诸子看来，君不君则国不国，正常的统治秩序是君主为一国之中枢，制国之命。这里面蕴含的政治理念，显然就是君主专制。
正如古典希腊的政治理论家讨论政治不能脱离城邦的藩篱一样，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成熟的时候，不同学派的政治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君主专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政治实践对政治思想的巨大影响。
先秦时期的中国，虽有夏商周三代继踵而王，号称天子，君临天下，但实际上一直处于列国林立的状态之中。当时之所谓“国”，当代一些史家以为当称之为“族邦”，它是以一个家族为中心联合其他群体而组成的血缘成分极为浓烈的集团。虽然在先秦时期，“国”的地域性在不断加强，但国君家族才是“国”的代表和象征，故“国”之存亡与否，端在于这个中心家族是否一如既往地掌握权力，其被杀伐、被驱逐、被取代、被架空，都意味着中心家族失去了优势地位和控制权，因而都是失“国”的表现，也都可以称为“亡国”。在当时人的观念里，“亡国”便是“绝种”，“兴灭国”与“继绝世”是同一回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改制运动，其共同之处是致力于削弱传统贵族的势力，强化君主的个人权威。君主个人作为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其重要性、其意义日益凸显，因而在旧有的国姓合一的观念之上，又产生了君国一体的观念，国君失制便意味着亡国。本文所讨论的《吕氏春秋·安死》中那几个“亡”字的用法，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得到理解。
参考文献
[1][2]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22.
[3][6] 洪家义．吕不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99—100、98—100.
[4][9]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86.
[5][10] 蒋重跃．韩非子的政治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9.
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范文2
第五节春秋战国纷争和民族融合
教学目标
一、基础知识目标
“春秋”“战国”特点；春秋争霸的四个时期；战国七雄；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
二、能力培养目标
1．通过学习本节内容，使学生能够认识战争是政治经济变革在军事斗争上的反映，对加速奴隶制瓦解和促进封建制形成所起的作用。
2．提高学生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春秋战国战争的能力。这些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给社会生产也带来极大破坏。但是，客观上又促进了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促进了社会进步。
三、思想教育目标
1．春秋战国是我国由奴隶社会瓦解到封建社会形成的大变革时期。大国相互兼并，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加快了全国统一的步伐。
2．春秋战国时期，为战胜对方，各国都重视选拔人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客观上加速了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产生。
3．春秋战国长期激烈的兼并战争，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春秋争霸战争、战国兼并战争和民族融合。
教学难点：客观辩证地评价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历史作用。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教师首先分清春秋战国两个不同时期：
①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是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
②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公元前475年，我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
然后引导学生分析：
①“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的特点：我国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
②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
A．奴隶制经济基础动摇，政治上王室衰微，分封制已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
B．新兴地主阶级形成，各诸侯国掠夺土地和人口以扩大统治范围，进行长期争霸兼
并战争。
讲授新课：
一、春秋时期诸侯争霸
1．东周的建立与王室衰微
①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即洛阳）。史称东周。
②周王东迁后，周王室不再被诸侯所重视，逐渐成为各强大诸侯的附庸。
2．春秋争霸的四个时期
⑴“周郑交质”时期：春秋初年，诸侯中郑国首先向周天子挑战。郑国以帮助周平王东迁有功，其势力发展很快，郑庄公首先称霸，有两个重要事件：①“周郑交质”，即周郑双方互换太子为人质。②郑庄公打败周桓王，周桓王被射伤肩部，天子威信扫地，周王室从此一蹶不振。
⑵齐桓公称霸时期：
①齐是周初姜尚的封国，春秋时已发展成东方大国。
②公元前7世纪前期，齐桓公霸业达到顶峰。
A．任用管仲为相，积极改革内政，以达到“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目的；
B．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借以发展齐国势力。
C．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承认齐桓公在中原的
霸主地位。
⑶晋楚争霸时期：
①前632年，晋文公图霸中原与楚成王发生冲突，导致晋楚城濮大战，楚军大败，晋
文公与诸侯会盟，成为中原霸主。
②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后晋楚又大战于邲，晋军大败，楚庄王称霸中原。
引导学生阅读“楚王问鼎”的故事，以说明楚庄王号令天下之野心。
⑷昊越争霸时期。
①春秋末年，崛起于长江下游的吴国和钱塘江流域的越国相继称霸，已是大国争霸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范文3
这是一本好书。它能告诉我春秋战国时期的帝国兴衰，能让我知道各国之间争斗的激烈，它还能让我们认识春秋战国时期传奇人物的故事。这本书就是—《东周列国志》。
这本书主要讲了东周从开始到灭亡，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有烽火戏诸侯、商鞅变法、荆轲刺秦王等等，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展现在眼前，怎么会不好看呢?其中秦王统一六国又灭亡的故事，我觉得很精彩：秦王统一后，看似很和平，可是，秦朝朝廷内乱，秦王不管政事，一心想长身不老，民愤四起。这是为什么?因为国家不和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需要。可是更需要国家内部的和平，否则就会起内讧。这就是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
这本书还让我认识了许多传奇人物：春秋战国时期，有许多有才干的聪明人，比如智勇双全的伍子胥和精通兵法的孙膑。这些才高八斗的聪明人主宰了帝国的兴衰。
这本书告诉了我战乱时的能人与和平真理。我喜欢读这本书，已经读了很多遍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范文4
齐长城修筑的原因
齐长城是齐国特殊地缘政治的产物，是齐国对外军事斗争的重要防御工程。历史学家张维华先生认为：“春秋间，列国诸侯，竞相争伐，或因河为堤防，或沿山置障守，其所谋以自立之求，愈之且密。至于战国，车战之制渐息，徒骑之用渐广，战争范围，益为扩大，于是有长城之兴筑矣。齐国因设齐长城，当与此相关。”中国古代长城研究专家罗勋章先生也指出：“在长期频繁的战争实践中，齐人或从防敌御敌的功能中得到启示，借鉴城池防御的手段，萌发了建筑不是周圈封闭式的城墙联想，在平地筑起与障水毫不相干的高大夯筑土墙。其动机已不是为了障水，而是为了御敌。长城于是产生。”
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期间，发生大小战争480余次。而各国间的不断争夺兼并，又迫切要求加强防御工事，修筑长城就是各国通用的一种重要办法。地处东方的齐国，南近鲁楚，西有晋宋，北燕赵。春秋时期，齐国相邻的鲁、晋等国是当时强国，对齐国虎视眈眈，令齐国统治者时时不安。加强西南边防，势在必行。况且，齐鲁交界处又有泰沂山脉相隔，具备修筑长城的自然地理条件，因此齐国首先修建了西段长城。
从地理形势看，齐国受封地在泰沂山脉以北，背靠山，面对海。东面的海洋不需要防范，西面和北面有黄河作为天险屏障，可谓易守难攻，只有南面有出入泰山的陆地大道，直通鲁、晋、楚等国。虽然泰沂山脉是天然的边界线，但因地势开阔，必须设防。春秋至战国初期，各国主要是用战车作战。战车适合在平原地带作战，齐国西南的边境平原自然成为各诸侯国争夺的主战场。因此，齐国当时的设防重点是在西南边境。正是出于防御的目的，在齐桓公时期，齐国开始修筑西段长城，用来阻挡战车。只是到了战国时期，步兵作战取代了车战，步兵以其机动灵活、可以翻山越岭等优势，军事地位越来越重要，这就迫使齐国在修建关隘的同时，还要建好山岭上的长城，以防止步兵入侵。
齐长城的修筑年代
推断齐长城的修筑年代，不仅要分析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形势，而且要充分考虑当时的作战方式和地形条件。春秋至战国中期以前的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步兵配合，战争主要在平原地区展开。从战国中后期开始，步兵和骑兵作用凸显。步兵和骑兵机动性较大，丘陵地带容易突破。综合以上因素，我认为齐长城是在二三百年间分期逐段完成的。大致说来，齐长城是由西向东逐段完成的，西段长城的建筑时间早于东段。其所防御国家，春秋时期为鲁国及晋、吴等盟国，菖国及晋、越等盟国。到了战国时期，则主要用以抵御三晋各国和楚国了。著名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认为：“齐长城从春秋时期开始修筑西段，在鲁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早已完成；战国齐又向东展修一段，齐宣王时复向东修至海滨，全部完工，使一千多里长城衔接起来，作为齐国南部边境的重要国防线。”
1.最初的城墙是用于防水的堤坝，最早始建于齐桓公元年，到春秋中期，齐国完成了西段长城修筑。《水经注》卷八曰：“平阴城南有长城东至海，西至济，河道所由名防门。”张维华先生认为：“齐长城西南之一段始因于防（防水堤坝），其后因军事上之需要，故首先筑为长城。”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西部边境平阴邑地势低洼，河流纵横，时有水灾，经常造成“齐西水潦而民饥”。该区域水害主要来自古济水。因此，春秋时期齐国就在济水东岸、平阴邑西面和南面修筑了防水堤坝，称之为“防”。由于济水常闹水患，该流域内的诸侯国各自筑坝挡水，引起河道变动，危害他国而引起纠纷。为此，公元前651年，齐、鲁、宋、卫、郑、许、曹等诸国会盟于宋地葵丘，齐桓公在会上宣布周襄王禁令中就有各国之间不要阻塞河道的命令。而平阴邑又是齐国西南边陲重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中，齐国统治者发现堤防不仅可障水，而且可用来阻挡敌人入侵，于是便将原有堤防加固加高、增修延长，称之为“巨防”“钜防”。为了便于车马人员出行，在堤防上设一便于通行的豁口，称为“防门”。防门外掘壕沟引济水入内，以增强防御功能。这就是齐国最早修筑的用于防止敌人入侵的长城。《竹书纪年》称“齐筑防以为长城”，《战国策・秦策一》称“长城钜防”，《史记・楚世家》称“还盖长城以为防”，都说明“长城”由“防”发展而来，初时“防”即后来“城”。《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冬，十月，会于鲁济，寻溴梁之言，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晋国等十二国联军压境，齐灵公亲自在平阴指挥抵御，拒晋军于防门之外，使晋军久攻不下。此时的防门绝不会是孤立的“门”，应该是两侧有坚固的“钜防”（长城）。这说明齐国当时已有长城守卫。齐灵公在位于公元前581年至公元前554年。这段史实证明，西端齐长城防线，春秋中期齐灵公时就已建成，并在公元前555年就已经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因为缘于水利工程的防，所以齐长城本来的名字叫“巨防”，即便到了战国时期，“长城”的名字叫响之后，“巨防”依然是齐长城的别称。此后，齐人由此还修建了泰山西侧其他几段巨防，以作为防敌御敌之用。
至于齐长城西段最初的修筑时间，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目前史学界也多有争论，我认为，齐长城最早修建的上限在齐桓公元年即公元前685年。国光红教授在《齐长城肇建原因再探》中也认为：“西段齐长城始建于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止于齐灵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55年）。至战国齐宣王时（公元前城业已竣工。”蒋至静教授在对齐长城实际考察和对有关史料研究后认为：“我国古代修筑长城……只能起源于春秋中叶的齐国。”春秋中叶，大致就是齐桓公在位时间（公元前685年前643年）。另据《管子・轻重丁篇》记载：“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齐地方五百里……阴雍长城之地，乃齐国之一，非谷类植物难生。”齐地方五百里，正是春秋中叶齐国的疆域。因为到了春秋晚期，齐灭莱、菖、纪等国后，齐地方2000里了，此时齐国的四界是“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这说明，春秋中叶时，齐国已有长城存在。另外，在洛阳城东约35里的太仓古墓中曾出土编钟一套共13个，其中有5个上面铸有铭文“征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的记载。铭文中的长城即齐长城，此段铭文作于周灵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或周灵公二十三年。据此推断，齐长城建筑于公元前549年之前。
齐桓公时期，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从而使齐国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此外，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国都东迁洛阳后，我国历史上出现了诸侯称霸的局面。为争霸诸侯，各国均采取对内发展经济、筑城卫国，对外发动战争、兼并土地的策略，以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主地位。此时齐为东方大国，又是春秋五霸之首。齐国在春秋时为了争霸诸侯，必然南征北战，而为了防御外敌入侵，又必须巩固后方，增强国防能力。因此，齐国便将军事要冲地带的障水堤堰设施进行加固连接，以用于御敌卫国，从此开始修筑长城钜防。
综合分析，我认为：西段齐长城修筑上限最早是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下限最晚至齐灵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55年）之前完成。
2.东段齐长城修筑于战国时期，到齐宣王时最终完成。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军队主体由骑兵代替战车，步骑兵作战逐渐取代了车战。新的战争方式的出现，使战争规模及时空也随之扩大，争夺战场开始由西面平原地区转移到齐国南面的丘陵地带。此时，齐国南面的吴、越等国随着势力不断壮大，开始向北扩张，占领了齐国东南部大片领土。战国初期，位于南方的楚国在先后灭掉了蔡、杞、菖、滕、郯等小国后，也致力于北图东扩，逐鹿中原，成为齐国南面最大的威{。为了适应战争需要，从齐威王初年开始将原来的长城从西向东延修，到齐宣王时完成。《史记・苏秦列传》正义引《纪年》云：“梁惠王二十年（公元前349年），齐闵（威）王筑防以为长城。”
有关齐宣王修筑长城的史实，《史记・楚世家》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有余里。”《山东考古录》考楚境及齐长城条云：“大约齐之边境，青州以南则守在大岘，济南以南则守在泰山，是以宣王筑长城，沿河，经泰山，千余里至琅琊台入海。”又考杞梁妻条亦云：“……长城筑于宣王之时，去庄公百有余年，而齐之长城又非秦所筑之长城也。”
战国时期，齐为强国，雄踞东方，特别是威、宣之时，是齐国的鼎盛时期，齐为七雄之一，国力雄厚，有修筑长城的能力。当时楚国已灭鲁以及鲁南诸国，占据山东东南部地区，对齐国形成直接威胁。对此，齐威王接原有西段长城，继续向东修筑。之后齐宣王继续修建，并修至滨海，作为对楚国的防线，齐长城全部修完。
3.齐长城东段和西段的分界处应在博山西部地区。从齐长城的建筑规模及当时战争形势分析，春秋中叶以前齐长城仅完成了西段修筑，即当时齐、鲁两国交界地段。到了战国时期，齐国又修建了东段长城。至于东、西两段长城的分界处，应该在今博山的西部山区一带。据《太平寰宇记》记载：“齐宣王筑长城于此，西起齐州（今济南市），东抵海，犹有遗址。”又据《水经注》卷一“大岘山”条载：“县北偏东百五里，上有穆陵关；关之南北为沂朐分界处，齐宣王筑长城于此。”沂朐分界处大致在今天的沂源县境内。王献唐先生据《章丘县志》“相传齐所筑长城以御楚”和实地考证，认为“章丘、莱芜交界处是否是东段长城从这里开始，尚不能定，但值得注意”。另外，从齐鲁两国都城南北相处的地理位置，以及齐国由博山出青石关向南是通往鲁国曲阜交通要道和齐鲁两国交界地域范围来分析，齐长城的东西段分界处应在博山西部山区一带。因为今沂源以东是战国时期田氏齐国所续修的东段长城。
综合分析，齐长城最早于春秋齐桓公元年开始修筑西段，至迟在鲁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业已完成，前后共修建了一百余年。战国初期齐威王又接博山段长城向东续修，齐宣王时修至海滨。齐长城经过近260余年的艰苦努力，使一千余里的长城东西衔接，终于完成了齐国南境国防线的长城建设。
齐长城的修筑和结构规模
关于齐长城的建设形式，《管子・度地篇》曰：“春三月，天地干燥，水纠列之时也。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上，小其下，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
从齐长城的修筑建设特点看，一是“因地势，用险制塞”。长城多依山势而筑，充分利用山险代替长城发挥作用，故齐长城又有“长城岭”之称。综观千里齐长城，基本上是建筑在泰沂山区以及胶南高地的南北分水岭之上，这样既节省财力，又增强了御敌的效果。因此，齐长城随山势修筑的地段多，在平原低谷的地段少；依石砌筑的多，依土修筑的少。虽然齐长城大都是建筑在山岭之上，但大多城墙都不在山脊之上，而是选择在山脊阳坡的陡坡上开挖少量土方，垒成1～2米的单面石墙，墙阴填土石，形成阳面高六七米、阴面高仅1～2米的居高临下态势，做到易守难攻。这是非常科学的。因为将齐长城建于分水岭一侧，这样既可以节省人力、物力，避免了墙体被山洪冲垮的危险，也充分体现了《孙子兵法》中“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的军事原则。并且岭脊区的地势一般比较平坦，中部略凸隆起。将齐长城建筑于岭脊区的外缘一线，则长城与岭脊线之间的平阔之地正好可以置哨所、备边事，或者安营扎寨、驻屯军队，有利于防范敌人的偷袭和进攻。二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此今天我们见到的齐长城不是规范整齐、统一设计，而是多借山势岭势和河堤渠防而筑。随山势而筑地段的城墙多由大小不一的石块砌成，一般不用灰浆等物凝固。而平原低谷地段所筑的长城又多由泥土夯筑而成。就建筑材料而言，多就近取材，山岭地段所建城墙，因取石之便，即用石砌；平坦地带，因无石可取，即用土筑。长清县境地势平坦，境内无山岭可据，故该县境内现有的四处城墙全部是土坯夯筑而成，夯层清晰，层厚在8～11厘米。圆形夯窝直径在4～6厘米左右。而博山凤凰岭地段城墙，由于当地石头较多，城墙由土石混合修筑而成。
从军事防御功能考虑，齐长城有城墙、防门、关塞、燧、亭、烽火台等军事设施。城墙是长城的主体。烽火台多设在山岭的高巅之处，是军事设防传递信号的设施；而关塞和防门多设在平原低谷地段，是出入国境的必经之地，也是长城的要冲地带。此处除一般修筑两层城墙处，还多配设关卡和防门。今五莲县长城岭村东、西两山顶处各有一座烽火台，高约5米，直径达20米。在沂水和临朐交界地带的大岘山上修筑的穆陵关，此关隘筑两道城墙，格外坚固。此处是齐国当时通往南方各国的重要门户，由此向北可直达齐都临淄，故在此设置重点关隘。据罗勋章先生实地调查，长城所经的临朐、安丘、沂水境内地段城墙，多为南北两道城墙，且两道城墙的修筑结构相同，故而证明长城要冲地带设计是有意重点加固的。
齐长城的历史作用
齐长城是中国早期一项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关于齐长城的功能作用，张维华先生指出：“原夫长城之设，即可以为界，亦可以为防，对于当时各国疆域分合的形势，甚有关系。”从齐长城的整体设计和分段施工情况分析，齐国之所以修建长城，主要是从军事防御需要考虑和组织实施的。齐长城既是齐国的南部疆域边界线，又是齐国南界的扩张线。虽然齐国在此设置了长城，但齐国的疆域又不限此界，仅以此为守界。即战时防守于此，形势有利时又可以此界攻占他国，即所谓能攻易守。这从齐国曾多次越过长城攻侵他国的实例得以证之。杜宇、孙敬明先生依据R地出土兵器地点考证，战国时期齐国南部疆域已达江苏北部，鲁南的汶、泗流域及枣庄一带是齐长期比较稳定的地区也可证之。从齐长城的建筑结构上多设烽火台、防门、关塞、关卡等设施上分析，也主要从军事用途上考虑，此设计战时能及时发出信号，也能出入便利，易守难攻，使齐国南部千余里的国防线连为一体。这不能不说是2500年前我国军事防卫设施上的一大奇迹，充分说明当时齐国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人民的聪慧才能，这也与春秋战国时期在齐国曾出现管仲、孙武、田穰苴、孙膑等一批著名的军事家有关。齐长城在春秋战国时期防鲁备楚及争霸称雄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使齐国在500余年的动荡战乱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且胁鲁楚，伐燕赵，攻卫宋，争首霸，取七雄，成为泱泱大国。
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范文5
为了报仇复国，勾践对本国的人民说：“我不知道我国的力量不足，去和大国结下冤仇，因此害得老百姓们牺牲在荒郊野外，这是我的罪过啊，请让我改过。”于是，他埋葬在战争中牺牲的勇士，慰问那些受伤的兵士，抚养那些幸存的人，安慰那些有丧事的人家，废除那些百姓不满意的规定。他忍受了奇耻大辱，亲自去侍候吴王夫差，并派三百个士人到吴国当差，他亲自在马前给夫差开道。骄横贪婪的吴王夫差信以为真，允许越国作为吴国的属国而存在。
越王勾践在失败后忍辱负重忍辱负重，发愤图强，经过十年的卧薪尝胆，终于以弱胜强，实现了复国的心愿。这个故事被后人引以教训，并被作为题材编成各种戏剧（如《卧薪尝胆》，《胆剑篇》等），在人民中间演唱，流传，给人们以巨大的教育力量。
勾践报仇雪耻的故事选自《国语》。《国语。》是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载的史料，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的史实。
它具体深刻地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外交上的种种情况，歌颂了符合人民愿望的英雄人物，鞭挞了那些残暴荒淫，卑鄙的反动统治者，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爱憎。
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范文6
我认为，即使真品难到手，那么，研究研究春秋战国玉器也是件有意义的事。首先我认为要看个人的兴趣爱好，就我而言，春秋玉器我喜欢璜，因为璜是出土数量最多，流行时间最长，是古人类最常用的佩饰品种，也是今人最喜欢收藏的古玉品种。春秋玉璜继承西周式样，但春秋玉璜向宽体发展，而且出现了“出脊”的形态。玉璜的纹饰以浮雕卷云纹为主，工艺比前朝精湛漂亮，而且玉璜的艺术风格呈现变异，向多元化发展，出现了便于佩戴的一璜单孔和多孔的灵活性。春秋玉璜的千变万化，品种之多，璜体纷繁瑰丽，纹饰之美是历来收藏家追捧的对象。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古代也是帝王以及男性阳刚的象征。龙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吉祥物，而战国时期出现的龙凤佩又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龙飞凤舞，龙凤吉祥，早已成为世人吉祥、幸福、和谐的美好传说。战国龙凤纹饰千变万化，形态各异，它的制作风格单一、单体演变成装饰其他器，如在玉璧、玉环上都刻有龙凤纹图案。而龙身上的纹饰有谷纹、云纹、勾连云纹、“S”形纹、绞丝纹等，玉器四面通体皆灵，充满了强烈的动感和勃勃生机。所以战国玉工的刀法下刀如削，刀工刚猛犀利，使世人啧啧赞叹。这里必须还要提一笔的是战国最著名的做工是将一整块玉料通过镂雕和精细切割，将其琢成以活连环结的若干段，再在其上琢刻纹饰，这种“活环连接”的极富匠心的技艺，被誉为战国玉雕之最，这种精美的绝版战国玉器只能是后人饱饱眼福了。
春秋战国玉器受到世人的崇拜和青睐，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春秋战国玉器可望而不可即，这也是事实。有次和朋友到徐州博物馆去参观，我们欣赏着橱窗里陈列的春秋战国玉器，朋友感叹道：“这里面的东西，我只要有一块就够了。一辈子也心死了。”众所周知，春秋战国玉器既然那么吸引人眼球，你在研究它的时候，仿制者也在精心研究，所以现在市面上看到的春秋战国玉器仿得跟真的一样，稍不留神就会“吃药”。
好多年前，在一个古玩市场碰到一个玉器贩子，他老见我拿着放大镜在看高古玉，于是悄悄对我说，他有出土的玉器，要不要看看，一面说，一面摸出个纸条，纸条上是这样写的：老板大人，我们这里霸王山出土的东西是很好的，要不是儿子买房子，我们是不会卖的，我劝你把买的东西收藏起来，不要转手卖。我看纸下面写的单子都是春秋战国，还有汉唐的玉器器形。现在回想起那时的情景，要怪就怪我那时求玉心切，鬼迷心窍，想做发财梦，稀里糊涂地跟他去了小旅馆。又听他讲了许多神乎其神的故事，轻而易举地被他骗进。回到上海，请人鉴定，都是些仿制高手炮制的赝品。在这里也不好意思“亮相”了。
玩高古玉的教训常常有，揭穿它的面目无非有三种：一是搬照书上的实物或拓片制造，尺寸、纹饰同真器无大差别，差别主要在用玉、沁色和做工方面。沁色以灰白为多，做工差，玉质也差。而春秋战国的玉一般都是和田玉料。二是老玉新工，这里就要注重看玉的纹饰和刀工。三是人工染色和化学染色。这些仿制品多见的器型有玉佩饰、玉璜、玉璧、玉龙，呆滞的纹饰有云纹、谷纹、勾云纹、“人”形纹、“S”形纹等。这些高仿的玉器，只要稍微作些对比和研究，就能找出它的破绽。赝品虽然害死人，但喘过气来又想去尝试，玩玉的人啊，心态就是这般地奇怪（尤其是指本人）。
当然，阳光明媚、开心的日子还是有的。多年前，我曾经拜过一个师傅，师傅为人很低调，家里的高古玉宝贝从来不亮相。他见我老是买高古玉上当受骗，动了恻隐之心，收我为徒。他首先“训导”我碰到高古玉千万不要“激动”，再就是出去逛市场不要带钱（我往往把皮夹子让他保管），最后是兜上来的生意不要去做，要自己用眼光去寻找。师傅是半路下海做电机生意的，他跟全国各地的人交朋友，只要有人提供玉器线索，他就自己单枪匹马出征。师傅眼光也好，要是买到赝品，统统敲碎；要是买到真品，就是几天几夜不吃饭，也要把这块玉研究透彻。他把真品的残件挂在身上，随时比对，我真服了他那种玩玉“宁死不屈”的精神。有次他到陕西汉中山里去修电机（人家买他的电机，坏了他保修三年），问我去不去，我硬着头皮去了（玩玉还得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那才叫苦啊，山里没水没电，吃不好睡不香。半路上师傅才告诉我，山里有“东西”。果然那次收获颇多，我买了两件到代的春秋玉器（师傅买了三件战国的玉器）。看来只能在这里献丑了（见左图）。
春秋战国玉器使我终生难忘，有喜有忧也有愁，玩玉的人永远不会满足自己的藏品。朋友们，大胆地藏玉吧，看准的东西就下手，但一定要有节有制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