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第一相范文1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春秋航空” ）以国内首个低成本航空公司即廉价航空公司的反传统基调而为人所知，“99系列特价机票”、“机上不提供免费餐饮”、“免费行李额为15公斤”等独特的经营模式让选择春秋航空的旅客印象深刻，也是春秋航空区别于传统航空公司的标志。
在中国证监会官网今年2月1日公布的拟上市企业名单中，春秋航空名列其中。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审核工作流程，“反馈意见落实完毕、国家发改委意见等相关政府部门意见齐备、财务资料未过有效期的将安排预先披露。”
如今春秋航空要上市了，在“国进民退”的航空潮流中，它的“特立独行”似乎渐行渐远，再次站在了引领国内廉价航空市场的位置上，也因此而备受瞩目。
上市计划筹备已久
其实，春秋航空的上市计划已筹备多时，按照春秋航空新闻发言人张武安的说法是“一直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早在2006年，春秋航空就有意向上市，中途因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搁浅。2009年为避免关联交易，春秋航空开始减少与主要发起人—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下称“春秋国旅” ）的业务往来。
“要上市就要减少关联交易，要公平、透明、市场化，所以航空这方面基本上已经完全独立了。现在旅游占我们的客源很少，仅占百分之十几。”张武安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熟悉春秋航空的人都知道，春秋航空的创始人、现任董事长王正华在创建春秋航空前就是做春秋国旅的，并且把春秋国旅做到了国内旅游行业第一把交椅的佳绩。值得一提的是，春秋航空开航第一年即2005年就能盈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春秋国旅带来的稳定客源。
“不管是对廉价航空公司还是其他传统航空公司而言，有旅游优势对航空公司培育市场是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张武安坦言，春秋航空与国际上现有的其他廉价航空公司最大的不同在于有旅游优势，“春秋航空刚开航的时候，比较稳定的旅游客源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刚开辟的航线，第一年就包给我们的旅行社，但第二年有了市场之后马上就收回来了，就不包了。”
“春秋航空早就已经相对旅游独立了，2009年开始，为了上市，已经和旅游这一块慢慢分开了，跟旅游很多年都没关系了，现在都是面向全国、全世界。”一位曾在春秋航空工作过的前高层领导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2010年由于春秋航空董事长王正华此前将公司约80%的股权分散给了近500名干部员工—这不符合“股东超过200人的股份公司不具有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的A股上市标准，因而春秋航空又为上市而进行股改，股改的办法是以股权代持。
于是，春秋航空CEO张秀智和董事长王正华之子王煜分别注册成立了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春翼投资有限公司，并入股春秋航空公司。最终，春秋航空的发起人为：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王正华）、上海春秋包机旅行社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张秀智）、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春翼投资有限公司。
“一切都是按照固定的程序，按部就班来的，比如说我们股改做完了，材料也准备得差不多了，那我们就申请，上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步骤，但它又不是一个非常急迫的（步骤），因为我们现金流很充裕，你如果（资金）面临断裂，或者你非常饥渴需求资金，那么你可以加快进程，我们的话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来的。”张武安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融资为扩大机队规模
“我们在上市申请的时候，募集资金写得很清楚，没有其他用途，写的就是要买飞机，还有模拟机，我们在培养飞行员的时候需要用模拟机。”张武安表示，春秋航空此次上市所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购买飞机和模拟机，扩大机队规模，但他没有向记者透露具体的募集资金数额，“募集资金的规模，最终要看资本市场的反应。”
众所周知，国内航空企业强手如林，相对于东航、南航等拥有几百架飞机的传统航空企业而言，目前飞机数量尚处于十位数的春秋航空其最珍贵的资产就是飞机。据了解，2004年成立之初，春秋航空的注册资本只有1亿元，当时的春秋国旅资产也不过10亿元。仅凭这样的家底在当时也只能购买两架空客A320，因此租赁飞机成为春秋航空最初的唯一选择。
而截至2010年7月，春秋航空仅有的22架飞机中只有两架是自行购买的，自购比例只有11%，远低于国外廉价航空上市时平均自主产权飞机占35%左右的比例。因此，春秋航空董事长王正华当时曾对外表示，要让公司从“轻资产”朝“重资产”逐步转变。而春秋航空CEO张秀智对此也表示：“至2012年春秋航空购买飞机占机队比例达到30%，引进方式则以融资性租赁和银行贷款为主，所以春秋航空的机队如何从纯经营性租赁向购租结合的方式转变，是春秋的新命题。”
张武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春秋航空目前拥有31架飞机，其中10架为自购，自购比例达32.3%。
“我们会掌握一个比较合适的结构，上市以后我们资金就比较充足了，那么自购的比例就会提高一些，但是我想最多也不会超过一半，毕竟自购飞机资金量和风险都比较大，如果手头不宽裕，谁也不会用那么多的资金去买飞机，那么租赁的结构就会大一些。按照我们的想法，保持在现在这个结构水平是比较合理的，就是1/3是自购的，2/3是租赁的。”张武安说。
就在其2010年股改过后，表面上看，春秋航空已经差不多扫清了上市障碍，但其实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公司能否从“轻资产”向“重资产”转变，因为如果“轻资产”的话，春秋航空根本叫不上价，因此“重资产”也许是一种必然，而主要募集资金用于购买飞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引战投或私募
“单干”似乎是春秋航空的特点之一，此次上市也不例外。春秋航空本次拟上市的一个重要看点还在于，它既不考虑引进战略投资者，也不考虑私募。
对此，春秋航空董事长王正华此前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表示，“一方面我们的盘子太小，一下子把他引进来，他会占很大的股份。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上海上市，上海的百姓还是比较认可我们的，我们也不需要借助他们的品牌和影响。”
“不引入投资者和私募原因有好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做的是低成本的航空模式，这个模式在中国又是第一个尝试，比较艰难，我们必须要完全按照自己的模式走下去，如果引进来其他的战略投资者、私募，他们势必要参与你的经营管理，尤其是私募，它会非常关心你的经营情况，甚至来干涉、参与，你的执行力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张武安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不引进战投、不私募的原因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第二方面，我们又不缺钱，干吗一定要私募？一定要引进战略投资者？有很多公司，生下来就是为了上市，就是为了把自己卖出去，那它引进战略投资者或私募是应该的，因为它成立时的目的不一样，我们做航空公司是要把我们自己做大做强，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坐飞机，我们不会轻易地把自己让给任何私募或战略投资者。”张武安表示。
“在2005年成立的第一批民营航空公司有的现在已经垮掉了，因为股东太多，投资方太多，形不成一种主流的思想，导致经营方向、公司的模式定不下来，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这就走得不稳，所以很多都垮掉了，因此春秋航空想一个人做有它的道理。”上述春秋航空前高层领导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廉价航空临考
爱“单干”的春秋航空自开航以来不乏称赞之声，但也从不缺少民怨。
以租赁飞机运营起家的春秋航空开航后年年盈利，得到了业界的赞扬。张武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春秋航空2009年实现净利润14791万元，2010年为47645万元。由于尚未进入预披露阶段，不方便透露去年的净利润。
东方证券交通运输行业高级分析师章琪在2009年的一份研报中透露，春秋航空2008年实现微利2018万元，2007年实现盈利7000万元。得益于机队的扩张及强大的管理，2009年盈利好于2007年。
那么春秋航空是如何实现盈利的呢？“薄利多销”是其对自身的注解。因为低价所以薄利，因为薄利所以低成本，因此节约成本成了春秋航空的首要课题。
上述分析师章琪将春秋航空的低成本概况为“两高、两低、两单”，两高指高客座率、高利用率；两低指的是低营销费用、低管理费用；两单指单一机型、单一舱位。他指出，春秋航空主营成本比一般航空公司低35%，管理费用、营业费用低70%。营业费用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春秋航空不通过销售机票，而一般的佣金在3%，行业内真实的佣金可能更高。
张武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春秋航空的平均客座率是94%－95%，“应该是全世界最高的，我们目前没有发现哪一家比我们的高。”
春秋航空之所以能保持如此高的客座率，和其低成本的运营模式分不开，尤其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99系列特价机票”，即99元、199元、299元等各类低价机票，甚至还有“1元”的“秒杀特价机票”。
然而，大部分旅客心动的同时可能也有少数人被春秋的服务“秒杀”了。包括“飞机上不供餐”、“免费行李额不超过15公斤，超重部分需支付逾重行李费，每公斤按国家公布的经济舱全票价的1.5%计算。超重或超限的，均应办理托运。如您未能配合的，我们将有权拒绝运输”，以及早先的“乘务员在飞机上叫卖东西”、最近在海南起飞时因航班延误旅客抱怨随之“机长闹情绪”等种种“遭遇”让部分旅客对春秋航空反感不已，以至于有网友发微博称，“春秋航空，你的服务敢不敢再差一点？”还有一名为“玥下YoYo”的网友戏言，“遇到一班准点起飞的春秋航空，你就嫁给空少吧……我和空少无缘。”甚至有网友说以后都不会乘坐春秋航空。
对此，上述春秋航空前高层领导表示，“春秋航空的价格在全国来讲是最低的，很多旅客不接受，想用低成本的票价，又要享受传统航空公司的服务，这本身是个矛盾，错不在春秋航空，旅客要调整心态。”
“我们的服务已经改善了很多，我们在不停地改善，我们的航班延误并不是最多的，另外我们的旅客投诉率很低，在民航局每个月公布的各个航空公司的旅客投诉率中，我们是比较低的一类。”张武安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作为国内廉价航空公司的开山鼻祖，春秋航空尽管备受争议，但仍然在“国进民退”的潮流中独树一帜。在英国航空杂志《航空商务》最新公布的“世界顶级廉航75家公司”排名中，春秋航空排名第23位。
“2005年以来国家鼓励民营航空公司的发展，那段时间也出现较多的新的航空公司。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国家对国有航空公司注资相救，而很多民营航空公司在这一轮洗牌中淘汰出局。”东方证券交通运输行业高级分析师章琪在其2009年的研报中指出。
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春秋航空却成了全球廉价航空逆势迅速扩张的中国公司代表。
“越是在经济受影响的时候，廉价航空公司的利益就越大。因为越是在大家对价格都比较敏感的时候，越是要形成高性价比的、价格比较低的产品。质量不差、安全不差，但价格比较低，（消费者）就会选择这种产品，所以越是在经济紧缩的时候，低成本的优势越突出。”张武安说。
春秋第一相范文2
[关键词]狩猎赋；帝王狩猎；三田；三杀；程序
狩猎是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活动，普通劳动人民的狩猎只是为了获取生活资料，随时都可以进行，但是帝王的大规模狩猎活动则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于是也就有了礼制上的很多规定，包括每年狩猎的次数和具体的时间也都不是随意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篇第一章第一节：“大规模的畋猎如周代的春、夏苗、秋、冬狩，在《卜辞》中虽无明文，但在殷代应该是有的。”（1）也就是说，商朝应该已经有了帝王狩猎制度。
《左传・隐公五年》：“故春、夏苗、秋、冬狩，皆於农隙以讲事也。”杜预注：“，索，择取不孕者。苗，为苗除害也。，杀也；以杀为名，顺秋气也。狩，围守也；冬物毕成，获则取之，无所择也。（2）南朝沈约的《均圣论》也对这四时狩猎的意义进行了阐述：“春免其怀孕，夏苗取其害谷，秋冬狩，所害诚多。”（3）春，意为春天搜索、猎取没有怀胎的禽兽，已经怀胎的禽兽则不可作为猎杀的对象。因为春天禽兽是繁殖的季节，说明了古人很重视自然界禽兽数量的平衡。夏苗，意为夏季猎取残害庄稼的禽兽。因为夏天是庄稼苗生长旺盛的时间，保护庄稼不受禽兽的糟蹋，保障粮食的收成，也是维持一种平衡。秋，要猎杀伤禽的野兽。秋季草木凋零，一片肃杀之气，故以杀为名。此时，家禽要长大了，要保护其不受野兽的侵袭，减少损失，维持收成的平衡。冬狩，围猎，不加区分，都可猎取。冬天庄稼都已经收割完毕，飞禽走兽正是膘肥体壮的时候，此时猎杀的动物就可以不必顾虑许多，只要捕捉到就可以享用。由此可知，在周代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狩猎制度。《礼记・王制》对天子和诸侯的狩猎活动作了明确规定：“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4）所谓“无事”，指的是国家没有重大事件发生，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5）只要没有战争和祭祀这样的国之大事，天子诸侯就必须按礼制举行狩猎活动。那么这里的“岁三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过去学者们往往根据《礼记・王制》原文，认为“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就是“岁三田”的定义。其实不然。这三点分明是猎物的不同用途，我们不可想象每年三次大型狩猎所的猎物竟然会分别用于不同的用途。而只能是每一次的狩猎所得都要分成三部分，分别用于祭祀、宴请宾客和充君之庖厨。这样的三部分在古典文献中往往被称为“三品”或者“三杀”。所谓“三品”，即三种，三类。《周易・巽》：“：悔亡，田获三品。”孔颖达疏：“以斯行命，必能有功，取譬田猎，能获而有益，必善三品。”“三品者，一曰干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6）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同一批猎获的猎物即可供这三种不同用途使用。
唐代可频瑜的《畋获非熊赋》中提到“十旬失位，悲夫洛之歌；三品充庖，讵比渭滨之叟。”清代叶观国的《秋获白鹿赋》中有“盖以储三品之需，匪欲穷百兽之穴。”可见单纯发生在秋季的这一次狩猎，就要为三种用途准备猎物了。宋代丁谓的《大赋》中有“等别三杀，贵宗庙也。”说明宗庙祭祀用的猎物是最高档的，最珍贵的，否则会被视为对祖先神的不敬。元代润的《雪猎赋》中说“因考礼经，谓：干豆、宾客、充庖，三田之义，汉儒雄词丽藻，可谓形容尽之。”这里的“三田之义”并非“三田”的定义，而是指“三田”的意义。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孔颖达疏：“一岁三时田猎。”“一岁”即为一年，这样看来，天子诸侯只要没有祭祀征伐、婚丧嫁娶这类的大事，就必须每年打猎三次。而所谓“三时”究竟是随便哪三个时间都可以，还是指固定的三个时节呢？如果是固定的三个时节的话，究竟是在“春、夏苗、秋、冬狩”中放弃了哪一次呢？虽然《礼记・王制》中没有明确解释，但是我们可以从历代狩猎赋中所描写的狩猎活动发生之时间来推知究竟。
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所做《上林赋》是历代狩猎赋的杰出代表，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也就是天子在秋去冬来之时进行狩猎。扬雄在其《羽猎赋》的序言中写道：“其十二月羽猎，雄从”，正文中又说“于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万物权舆於内，徂落於外，帝将惟田于灵之囿。”古代常用“季”称位于最末者，春夏秋冬四季的最后一个月都可称为季月，所以“玄冬季月”指的就是冬天的最后一个月，即农历十二月，跟序言中所叙相同。其《长杨赋》序：“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这里明言天子发动百姓进入南山捕捉禽兽的时间是秋季，而此事当非一日之功，则“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的狩猎活动也有可能已经延伸到了冬季。东汉张衡的《羽猎赋》仅存残篇，其中并没有表示时间的句子。但他的《西京赋》中记载帝王行狩的时间为“孟冬作阴，寒风肃杀。雨雪飘飘，冰霜惨烈”，且其《东京赋》中有“岁唯仲冬，大阅西园”之句。“孟冬”为冬季的第一个月，即农历十月；“仲冬”为冬季的第二个月，即农历十一月。“大阅”意为检阅兵车军士。《左传・昭公八年》：“秋，大于红。”杜预注：“大，数军实，简车马也。”（7）《公羊传・桓公六年》“大阅者何？简车徒也。”汉代何休注：“比年简徒，谓之；三年简车，谓之大阅；五年大简车徒，谓之大。”（8）天子校猎本就有操练兵马，检阅军队的作用，故“大阅”和“大”都与狩猎密不可分。《汉书・刑法志》载“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冬大阅以狩，皆于农隙以讲事焉。”（9）可见帝王在不同时节的狩猎活动都以不耽误农事为原则。北朝庾信的《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篇名就点出了狩猎的时间为三月三日，正是春耕刚刚结束的空闲时间，属于“春”。唐代李白《大猎赋序》：“以孟冬十月大猎于秦。”则此次狩猎时间为冬季农历十月。常衮的《春赋》篇名即指出这次狩猎是在春季，文中也有“时维仲春”之句来说明狩猎的时间为春季的第二个月，即二月。路季登《皇帝冬狩一箭射双兔赋》篇名指出这次狩猎是在冬季，属于“冬狩”。宋代丁谓《大赋》：“仲冬天子严祀事，答神佑，伫农隙，谨狩。”其时间也是在冬季农历十一月，与题目之“”应为春季狩猎相矛盾。但题为“大”而非“春”，“大”之意前文已见，这里不必重复。文中的时间肯定不会错的，所以此赋所记录的狩猎活动也当以发生于冬季为是。元代润《雪猎赋序》曰：“至治二年春二月既望，时雪初霁，天子大於柳林。”这个时间更加明确，春季农历二月十六日。清代有《秋郊大猎赋》、《木兰秋赋》和《秋获白鹿赋》，从这三篇的题目来看都是发生在秋天。这样就可以看出历代狩猎赋描写的都是春秋冬三季的狩猎活动，那么“岁三田”指的就理应是除去“夏苗”以外的那三次大型狩猎活动了。
为何天子的大型狩猎活动单单要放弃夏季呢？这个问题可以在《春秋公羊传注疏》中找到答案。《公羊传・桓公四年》：“春曰，秋曰，冬曰狩。”徐彦正义云：“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为飞鸟未去于巢，走兽未离于穴，恐伤害于幼稚，故于苑囿中取之。”（10）也就是说，不在夏天进行狩猎，是春秋时期的礼制，因为帝王的大规模狩猎活动的猎杀范围与普通人的狩猎不可同日而语，夏天恐怕会误杀幼小禽兽而导致破坏生态平衡，所以不进行大规模狩猎，这是古人重视可持续发展的表现。
天子诸侯行猎，事情繁杂，万民瞩目，必须按一定的规范程序进行才能符合礼制且不至于混乱。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一书中对汉代校猎的程序述之甚详，“根据汉赋的描写和有关史料记载，汉代校猎由准备、出行、检阅、杀获、饮宴和游玩等程序组成”。？从后代狩猎赋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知道，其后各朝各代的由帝王亲自组织的大型狩猎活动程序都与汉代类似。赋体作品不是流水账，也不是礼制条文，未必每篇赋都能完整体现上述的各个步骤。本文只对历代狩猎赋中出现过的程序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狩猎赋中不曾出现但在其他类型赋和其他文体作品中出现的相关描述则暂不予讨论。
《子虚赋》、《上林赋》中只有出行、猎获、宴饮这三个部分的描写，而把很大篇幅用在了对景物禽兽的描写上。其中对出行的描写比较细致，使我们可以从中得知当时帝王出猎必备的仪仗。具体描写狩猎过程的时候也是针对不同狩猎对象及狩猎地点进行描述，东南西北各个方面的景色及物产都介绍得十分详细。值得注意的是，两赋都有一个独立段落对美女进行描写，但该段落在文章中的位置却不相同。
于是郑女曼姬，被阿锡，揄缟，杂纤罗，垂雾，襞积褰绉，郁桡溪谷。纷纷排排，扬施戌削，蜚垂。扶舆猗靡，翕呷萃蔡；下靡兰蕙，上指羽盖；错翡翠之威庭，缪绕玉绥。眇眇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子虚赋》中这段描写放在了狩猎走兽和狩猎飞禽这两种活动之间，而激烈残忍的狩猎场面本不适合让只会以美色歌舞取悦于人的女子出现。笔者以为，这段或许本来是跟《上林赋》中“若夫青琴、宓妃之徒，”至“长眉连娟，微睇绵藐，色授魂与，心愉于侧。”一段位置相同，处于宴饮场面之后。毕竟紧张的狩猎之后，君臣一起谈笑宴饮，赏乐观舞之时才是诸美女出场的最佳时机。
扬雄之《羽猎赋》表现出来的狩猎过程包括了准备、出行、猎获阶段，对之后天子的行动只以“因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一句轻轻带过。此赋对准备过程描写得相当详细，依次是拓展校猎场地，运输物资装备，布置警卫巡逻，沿途悬挂旗帜，各校猎部队到达指定位置。《长杨赋》对此进行了补充，指出在准备阶段，可以发动民众搜集野兽运送到天子狩猎场以供狩猎之用。并且说“三旬有余，其廑至矣，而功不图”，可见从开始搜集野兽到搜集完毕需要三十多天时间，旷日持久，劳民伤财。
李白《大猎赋》表现的是唐代的狩猎活动，丁谓《大赋》表现的是宋代的狩猎活动，其程序与汉代相差无几，都描述了准备、出行、检阅、猎获、宴乐、回宫等几个环节。元代润的《雪猎赋》其程序包括准备、检阅、出行、猎获、宴乐等，明代汤显祖的《大槐安国龟山大猎赋》虽然篇幅短小，也描写了出行、检阅、猎获、宴乐、回宫等，只是没有涉及准备过程。清代连瑞瀛的《拟庾子山马射赋》、陈庆镛的《拟常衮春赋》、郑缨的《春赋》等二十余篇狩猎赋所反映出来的清代帝王狩猎程序都与之类似，这里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从历代狩猎赋可以得知，古代帝王的大规模狩猎行动当举行于每年的春、秋、冬这三个季节，狩猎程序大体包括准备、出行、检阅、猎获、宴乐、回宫等几个环节，但有些环节可以省去。
参考文献：
[1]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203页
[2]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92页
[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第3册第3118页
[4]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373页
[5]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7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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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260页
[8]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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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79页
春秋第一相范文3
关键词 道义 国际体系 春秋 战国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1-0054-60
先秦时期，中国境内存在着一个较为成熟的国际体系，[1] 甚至生成了一个发达的国际社会。[2] 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指的是非常频繁而又按照规则的程序相互往来的一批独立政治实体（political entity）――部落、城邦、民族国家或帝国――的集合。[3]本文把国际体系视为一个特定模式来研究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各个政权实体之间的关系。[4]
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变迁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权力变化是体系变迁的根本性原因。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表示，“由于群体（或国家）利益以及权力的变化，反映这些在利益和权力方面根本变化的政治体系也将相应地发生变革” [5]。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进一步指出，“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6]。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西周到春秋时期，周王朝东迁洛邑后，周王朝实力大大衰落，郑国、齐国、晋国、秦国、楚国等诸侯国相继崛起。尽管周王朝的实力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些诸侯国中的霸（伯）主国家 [7]，但是西周时期以周王权为中心的“天下共主”的霸权体系却在春秋时期保持着相当的稳定延续下来，而且得到霸权国家的实力保证与维持。[8] 因此，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权力分配发生重大转折后，体系仍旧能得以保持？具体问题是：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国际体系稳定与变迁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一、西周时期国际体系的结构
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实质上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能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 [9]新自由主义在权力分配与财富分配的基础上加入了国际制度因素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10] 以温特（Alexander Wendt）为首的建构主义把国际体系的结构看作是观念分配（distribution of ideas）。[11] 布赞（Barry Buzan）等英国学派则认为三种不同的国际体系，即军事――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的结构是不一样的。[12] 本文将同时分析国际体系的三种结构：物质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
西周时期，周王朝是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唯一的王权国家。“封国”（通过分封而新建立的诸侯国）在西周时期由于受到制度的约束而实力之间相差不大。但是，“服国”（已经存在但现今臣服于周的诸侯国）和少数民族国家政权之中则存在强弱之分。
西周时期中国体系的结构有一套系统的等级制度，“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 [13] 。西周王朝处在等级制的最高层次，而且具有制定规范来确定诸侯国家和少数民族政权等级的地位。第一，爵位制，各诸侯国和少数民族国家根据公、侯、伯、子、男等爵位来确定等级。[14]五等爵位制在春秋以后往往随着观念的变迁而发生变动，但是对于诸侯国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存在的等级区分却是相当稳固的。第二，五服制，各诸侯国和少数民族政权根据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来确定等级。顾颉刚等认为，“畿服之说虽为后人杜撰，然亦略有所本” [15] 。 大量铭文也证实西周时期存在根据距离周王权政治中心的远近来确立诸侯国地位的等级制，因为在西周和以前采用过类似的分等级统治体制。[16]
西周时期中国体系的观念首先是对等级观念的接受，西周时期诸侯国和少数民族国家都接受周王朝的等级分配。其次是对王权观念的尊重，西周时期各国都认为王权是最高层次的权力，是唯一的，而且带有神圣的天命观，认为王权只属于周朝。第三是区别华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不承认少数民族政权与华夏政权具有平等的地位，即便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强大政权也认同华夏政权是先进的，少数民族政权是落后的。西周时期中国体系的观念也制度化而成为“礼制”。最后，王权国家具有道义上的示范性和礼制上的垂范。
西周时期，周王朝作为唯一的王权国家处于第一层次，诸侯国家处于第二层次，而少数民族政权则处于第三层次。从地理结构上看，周王朝处于中心区，少数民族政权边缘区，而诸侯国家则处于半边缘区。西周时期中国体系的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单极霸权体系。[17]
二、观念认同与西周――春秋时期霸权体系的维持
1．春秋时期权力结构的变化
春秋时期，周王朝的衰落是中国体系内最大的权力变迁。公元前771年，申侯、缯和犬戎联手攻破镐京，王室军队彻底崩溃。第二年，周平王仓促迁往东都洛邑，沿途依赖秦国、晋国、郑国等国军队护送，而洛邑的安全又主要是依赖于郑、晋两个较大诸侯国的夹辅。[18]东迁之后，周王朝直接控制的土地急剧缩小。周王室直接掌控的土地已经只剩下“畿内方六百里地” [19]。然而，周王室仍旧没有停止分地封国，其后不久就仅有“一二百里之间罢了” [20] 。
与周王室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诸侯国开始崛起。“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21] 周王室东迁之初，诸侯国中一些最初分封的大国开始凸显出来。相比普通的诸侯国三十到一百里的领土，鲁国、卫国各四百里。[22]华夏体系周边地区的诸侯国更是迅速崛起，如齐、楚、晋、秦等国。
部分诸侯国的崛起使得周王权的相对实力显得更加弱小。诸侯国屡屡插手周王室内政，直至周天子的确定也是诸侯国角力的结果，“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 [23] ，诸侯国多次参与并主导了周王位的归属 。[24] “不过，对周天子的控制还不能说是改朝换代。” [25]
2．春秋时期制度规范的变迁
早在西周末年，维持周王权的畿服制度已经开始瓦解。周穆王时期，最的部分少数民族政权独立倾向越来越明显，周穆王征讨犬戎，希望遏制住这种苗头。但是周穆王这次征讨并没有真正击败犬戎，相反，这次战争却促使部分少数民族政权与周彻底决裂，“自是荒服不至” [26]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27] “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 ， [28]但是“共和行政”纠正了王权的不当政策，“诸侯复宗周” [29]。直到周幽王“数欺诸侯，诸侯叛之” [30]。
春秋时期，朝贡制度在悄然发生转变。据统计，《春秋》在242年的记事中，共记有诸侯朝事108次，但朝王的仅有鲁、郑、晋、虢、齐五国诸侯7次。[31] “诸侯前来朝见，只是周礼的剩余法权以及同姓侯国受到道德约束或出于同情心。” [32]与此同时，霸权国开始接受中小国家的朝贡。由此可见，朝贡制度本身并没有瓦解，但是按照周礼对周王的朝贡已经不复存在。
同样在春秋时期，维持周朝王权的分封制陷入了困境。一方面，周朝基本上没有领地可供分封；另一方面，周王室已经不需要太多爵位。尚存的一些分封也大多是基于实力的结果，在诸侯国强大实力的压力下，周王室对诸侯国的封爵已经不再是自主的行为。
周朝的权力分配制度在春秋时期也已经崩溃。尽管一部分制度还继续存在，但是周王权已经不是这些制度的主导者和受益者，“政由方伯”，[33] 霸权国家取代了周王权成为制度的主导者、维护者和最大受益者。霸主之国代替宗周成为诸侯邦交的中心和邦交秩序的维护者。
3. 春秋时期的观念认同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并没有因为周的实力衰弱而否认王权。尽管当时的局面也确实存在着对周王权不尊重的现象，但是，各诸侯国仍旧认为，“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 [34] 。春秋时期，周王多次封爵，秦国护送有功，周平王 “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 [35] ； 周惠王“赐齐桓公为伯” [36] ； 周襄王“赐晋文公弓矢，为伯” [37] ； 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 [38]；周显王“致文武胙于秦孝公”，“致伯于秦孝公”，“致文武胙于秦惠王” [39]。
与此同时，各诸侯国更没有因为实力强大而取代周王。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也是春秋时期霸业最宏大的霸权。齐桓公确实也有过建立王权国家的念头，但是这种想法却无法得到大臣的支持。 [40]
当然，周王也坚持自己的王权。楚国一度觊觎象征王权的九鼎，但是周王室义正言辞地告诉楚国：“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41] 。因此，诸侯国地位的取得仅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不够，周王册封的程序还是必要的。“求诸侯，莫若勤王。”[42]没有按照周礼继承而获得的君权仍旧需要得到周王的册封才能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否则可能因为无法得到国内认同而造成动荡不安；其它诸侯国如以此为借口征讨，国家安全也没有保障。要想使得依靠武力夺来的政权获得合法性地位，“王觐为可” [43] 。
春秋时期，华夷之别更为突出。在西周时期，华夷之别主要是华夏国家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一种偏见，但在春秋时期，华夷之别则上升到整个民族危亡的层面。齐桓公正是利用了这种华夷之别，提出了“尊王”和“攘夷”的口号，然后以此统率诸侯国东征西讨，并以此为借口征伐不接受齐国领导的诸侯国家。孔子也表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44] 。
由此可见，在春秋时期，周王室仍旧维持着王权的地位和影响力，各诸侯国“至少在观念上仍认为自己是周天子下属的诸侯。”尽管诸侯国实力强大，但是诸侯国仍旧承认王权的唯一性，并且还没有诸侯国试图取代周王。“周天子的道统仍在，他仍是各国诸侯精神上的宗主。” [45]
春秋时期中国体系的结构仍旧是霸权体系，周仍旧作为“天下共主”而存在，周王权也没有因为实力衰弱而消失，“即使强大的诸侯国也不能不尊重东周王朝，至少形式上要把东周王朝放在中华世界的领导地位”。[46] 霸权诸侯国也没有因为实力强大而取代周王权，尽管“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47] 。但是，“春秋时代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争霸” [48] ，因此，春秋时期霸权国的兴起不仅没有改变霸权体系的基本结构，反而是维持了西周霸权体系的延续。与西周稍有不同的是，“东周王朝方面的因素和霸主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才有霸权体制” [49] 。 这种霸权体系已经是由周王朝的观念霸权和霸主国家的实力霸权共同组成的二元霸权，但作为霸权体系的整体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
春秋时期国际体系的结构、权力分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王室衰微，诸侯称霸，王权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远比霸主弱小。维持周王权的国际机制已经瓦解，霸权国家代替王权国家成为国际机制的主导者和维护者。然而，观念分配则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周王权仍旧得到普遍承认，各诸侯国也还无意取代周王而成为唯一的王权国家。可见，观念因素在体系维持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在观念因素出现变化的情况下，体系是继续稳定还是出现变迁呢？我们将会从春秋到战国时期国际体系的变迁过程中，从另一方面探寻观念因素对体系变迁的决定性影响，并确定是什么观念导致了体系的变迁。
三、道义失范与春秋――战国时期国际体系的变迁
1．战国时期的多极体系
战国时期，作为王权国家的周已经不复存在。周分裂为东周和西周两个国家。东周和西周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已经微乎其微，其领土面积相当小。西周和东周作为一个诸侯国也参与到了诸侯国之间“连横合纵”的政治纷争和军事斗争之中，直至被秦国所灭亡。战国时期，诸侯国的数量急剧减少。除了东周和西周之外，华夏体系内主要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在七国之中，无论是哪个国家都无法取得对其它国家的绝对优势。
战国时期的国际体系是典型的多极体系。费正清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由许多分立的国家和诸侯国混合而成的中国世界有些类似于欧洲15-16世纪出现的多国体系（实际上，更像古希腊城邦之间的体系）” [50] 。战国时期，中国体系内部华夏体系与华夷体系的界限已经模糊，少数民族政权要么被纳入华夏体系，要么被明确界定为外国。
2. 观念变迁
战国时期，华夷之别逐渐消失。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夷狄大部分已经被华夏政权同化或者消灭；而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体制和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建立了类似于华夏体系的政权实体。“故春秋时夷、夏之分野，至战国时固已大部分泯灭。” [51]
周王权的影响力持续消褪。周王室分裂，“周二王并立的事实，对于当时人们的社会观念也有巨大影响。这种两个周王并存的政治局面，曾使许多贵族和王朝大臣陷于苦闷和彷徨之中”。同时，周代王权持续内乱大大降低了王权的威信，“对于周代王权的失望，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社会各个阶层共同的情绪”[52] 。周王作为唯一王权的观念已经不复存在，各诸侯国纷纷称王。秦惠王称王引发了连锁反应，“其后诸侯皆为王” [53]，燕、韩、赵也相继称王。此时列国称王已成风气，早已将周王室置诸脑后。[54] 由于各国都称王难以区别权力层次，秦国开始称帝以求高出王权一等，并邀请齐王同时称帝，秦王称西帝，齐王为东帝。[55]
西周春秋时期深深嵌入周礼的观念在战国时期也出现了转变。维持各国交往的礼仪已经废弃。[56] 战国时期战争的目标已经不同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越来越以夺取别国的领土乃至吞并别国为最终目的，而不再仅仅是像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那样以取得对他国的控制权为满足” [57] 。“春秋时期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争霸，战国时期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兼并。” [58]春秋时期是儒家国际政治与外交思想发展时期，而战国时期法家和纵横家的外交思想占据了主流。[59] 春秋时期存在尊礼、重信、尚仁义的思潮，而战国时期则是法、权、势和术盛行。“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 [60]
从春秋到战国，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仍旧是向诸侯国中的大国倾斜，国际机制仍旧是大国主导。不同的是战国时期的观念分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战国时期的国际体系也相应发生了变迁，春秋时期所维持的霸权体系已经转变为战国时期的多极体系。由此可见，观念的变迁对中国先秦国际体系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3. 道义失范与观念变迁
在先秦时期影响国际体系稳定与变迁的观念要素中，道义观念是最主要的成分。在中国传统国际政治思想中，个人、家庭、国家和天下是四个基本的分析层次，而且这四个层次是紧密相连，依次递进的关系，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递进的阶段，前一个阶段的结果决定了后一个阶段的结果。[61]决定一国道义层次的主要因素是一国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他所遵行的礼仪规范，其次也包括一国主要大臣的道德修养和礼仪行为。[62] 在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文化与实践中，道义与权力相依相存，权力层次越高，其道义标准也越高。
周王朝在道义层面的下降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并由此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失德失礼过程。史书记载把周王朝失德失礼的过程与周王权的衰落紧紧联系在一起。周王权因为争夺三个女子而出兵灭亡了密康公，[63]“这是必令侯国诸姬离心离德之事。……以此观之，周德已衰，亦是不争之事实”。[64]周夷王“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 [65] 。周厉王暴政横行造成国人暴动，使得周王权一度以暴政形象著称。周宣王“不行天子藉田助耕之礼”。周宣王征伐姜戎失败后，在太原统计人口，其目的可能是因为军队遭受严重损失而急需补充兵源，但是在当时统计户口被认为是失礼。 [66]
结论
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中国体系的权力结构和制度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周王权衰落并进而大大弱小于霸权国家。然而，霸权国不仅没有因为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而重建国际体系，相反，正是这些霸权国家用实力维持了周王权的统治，从而使得西周时期的霸权体系得以延续并在春秋时期维持了大约300年的时间。从春秋到战国时期，国际体系在观念转变的过程中变迁，由西周春秋时期的霸权体系演变为战国时期的多极体系。而这种观念转变的实质就是周王权道义失范及其由此带来关于新旧道义准则的争论和重建道义示范的竞争。
两周时期国际体系的变迁给当代国际政治的发展以及中国外交留下了深刻的启示。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体系的变迁与大国兴衰相伴，大国的兴衰与其国家道义形象相关。每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不仅是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的上升，同时也是一种新观念和新思想的兴起。每一次国际体系的转变同时也蕴含着新的国际理念和国际认同的出现。一个新兴大国只有提出新的道义准则和标准并得到国际认同才有可能完成崛起，取代霸权，实现国际体系的转变。
当今世界，美国的霸权与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观念密不可分，取代美国霸权也必需同时提出某种新的道义准则超越或者修正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道义观念。中国古代蕴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思想和外交文化，中国传统的道义观念不仅丰富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同时也会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提供一种新的方向和新的选择。中国的和平崛起最终能否完成有赖于中国能否超越西方提出一种新的道义准则和规范，并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注释：
[1]叶自成：“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载《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6.
[2] [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3]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Jersey: Englewood Cliffs, 1988, p. 23.
[4]参见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95; Barry Buzan,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5]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6]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
[7] 古代的“霸”通“伯”，指的是“古代诸侯之长”。 “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
[8]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是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中最高等级的权力。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王权是国际权力结构中最高层次的权力，霸权只是第二层次的权力。
[9]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第134页。
[10]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1]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2]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德•利特尔著：《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4-78页。
[13]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卷第十》（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1983年版，第2页。
[14] 关于五等爵制度的争论可参见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5页；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266页；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15]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7-58页。
[16]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页。
[17] 尽管“极”带有物质权力分配的涵义，而本文则坚持了物质分配、制度分配和观念分配作为结构的三个基本要素，但本文仍旧采用习惯上的“极”的概念来表述国际体系结构。
[18]（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9页；《左传•隐公六年》，《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上），第104页。
[19]（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95页。
[20] 童书业：《春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21]（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49页。
[22]（汉）司马迁：《史记》（第三册），第801页。
[23]《国语•周语》，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7页。
[24]（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51、152、154、156-157页。
[25]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
[26]（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36页。
[27]（汉）司马迁：《史记》（第五册），第1692页。
[28]（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78页。
[29]（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44页。
[30]（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79页。
[31] 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32] 郭伟川：《两周史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33]（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49页。
[34]《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春秋左传正义》（上），第427页。
[35]（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79页。
[36]（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51页。
[37]（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54页。
[38]（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58页。
[39]（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60页。
[40]《管子•小问》，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63-964页。
[41]《左传•宣公三年》，《春秋左传正义》（上），第604页。
[42]《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春秋左传正义》（上），第426页。
[43]《左传•公四年》，《春秋左传正义》（上），第88页。
[44]《论语•宪问》，《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
[45] 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前言，第15页。
[46] 石井宏明：《东周王朝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47]《论语•季氏》，引自：《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第224页。
[48]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49] 石井宏明：《东周王朝研究》，第185页。
[50] John K. Fairbank ed., World Order: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78.
[51]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第48页。
[52] 李瑞兰：《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页。
[53]（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60页。
[54] 郭伟川：《两周史论》，第299页。
[55]（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212页。
[56] 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第57页。
[57]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页。
[58]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第2页。
[59] 叶自成、王日华：“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
[60]（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外七种）》（上），（清）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5-1006页。
[6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页。
[62] 王日华：“《管子》的霸权思想及其现代化――兼与西方霸权理论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
[63]（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40页。
[64] 郭伟川：《两周史论》，第188页。
[65]《礼记•郊特性》，《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1页。
[66]（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45页。
春秋第一相范文4
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任齐国丞相40多年，帮助齐桓公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他的人才观是：“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管仲，姬姓，管氏，名夷吾，谥曰“敬仲”，汉族，中国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后代,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早承家担，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至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是故有“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来源：文章屋网 ）
春秋第一相范文5
诗人之所以“伤春”，是因为她在如此美好的时节，总是思考人间生与死的问题，探索人类与自我的终极问题。生自然是令人愉悦的，然而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死的问题，因此，再美好的春之风景，也终有消失的一天。所以，当诗人看见生机盎然的河边景象却说：“春色伤人，一半微温一半凉”（《踏青》）；当人间正在享受生活的时候，诗人却要向这里的一切告别，她所爱过的一切：“我经过的路旁油菜大片结籽，光芒静止”（《最后》）在另一首诗里，她把“枕木”也当作了死亡的象征，说远方是“一件痛苦的乐器”，而“枕木”却成为代替自己而死的一位朋友。然而，诗人也并不总是那样伤感，有时也有强大的求生愿望，以自我来看待人间的一切，所以她说：“心上那骨碌碌滚动的石头，还有什么是陈旧的死去的？”（《写给春天的信件》）只要自己的心没有死，一切都是富于生命意味的。在最后一首诗里，伤感的气息终于消失了，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以童年时代与父亲一同渡过小河回到故乡的情景，隐喻自我人生的重新开始，果在如此，春天就会永恒了。诗人是想以此表明自我的精神境界达到了与佛教同样的高度：生与死是同一的，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于是“春天”意象就具有了一种永恒性。
每一首诗里都有春天的存在，比如说“春天的古堡”、“暮春”、“春天的大野和安详的村庄”，组诗的主题就是关于春天的，因为诗里并没有写到夏天、秋天与冬天，所有的时间都停止在了“春天”，然而，诗人对此却是相当伤感的。诗人写到“死”，却是为了表现“生”，诗人写到“现在”，却是为了表现“未来”。然而诗人是如表达的呢？组诗里存在着“远”与“近”的空间转换问题，诗人对于空间的感知与对于时间的感知，是如此地统一在一起。诗人看见的自然是眼前的现实，第一首是诗人踏青时节的亲眼所见，只是略感春色伤人；第二首由春转向夏天时节，诗人向这幅“人间草图”的告别，然而这里的一切，都是她一一爱过的；第三首呈现的是眼前的“枕木”与“铁轨”，第四首有去年“冬天”在树上留下的“稻草绳”，最后一首，对即将渡过的“码头”有细致的描绘。诗里所呈现的，多半是眼前的春天景象，然而，对此为何又如此地伤感呢？将现在的时间延伸到了过去的时光，有的时候还延伸到了未来的时光，每一首里里都有着自我的童年时代与自我的未来，这样，就将与自我相关的空间无限地扩大了。第一首将植物与动物界的景象联系到了以自我为代表的人间，所以才“春色伤人”；第二首说“我背着它，我来辞行了”，显然是想离开春天，因为现在不离开，迟早也会离开。第三首说自己的“错误”，在于轻易地相信了“远方的存在”，而“铁轨”却是一直通向远方的；第四首里那座“春天的古堡”自然与“海洋”相关；第五首里那个“渡头”和春天的“大野”，与山边的“光芒静止”的“油菜花”构成了阔大的时空结构体。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女诗人，还有如此阔大的时空感。
组诗的结构与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以对于自然景色的描写为主，然而到了关键的时候，以意象让人大吃一惊，突然以声音来结束全诗，让诗的境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一首前半面部全是白描，如果没有最后一句“春色伤人，一半微温一半凉”的意象，主题就得不到升华。第二首前面全自我感觉的抒写，然而如果没有那一片“大片结籽，而光芒静止”的“油菜花”，也就难有生命的高度。如果说前两首都是以让人惊奇的意象方式突然而止，后面三首则是以某一种声音的呈现，而让意境得到深化：第三首“等一只钢铁的野豹子送来、复活的咔嚓声――”是意味深长的，第四首“逝去的消息以及心上那骨碌碌滚动的石头，还有什么是陈旧的死去的？”也是很有意义的，第五首“只有寂静在跟随、我清晰地听见暮色‘哗啦’一声就把我们淹没了”也是画龙点睛之笔。为何要以声音的诗句结尾，显然是大有深意。在诗里，白描自然景物是容易的，叙述故事情节也是容易的，然而以声音为意象进行呈现，却不是那么简单。组诗以少有的诗句给人以一种惊异的感觉，与此种构思与表达密切相关系。
春秋第一相范文6
关键词：音乐艺术；音乐考古；春秋战国；山西编钟；音乐学；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WT5”，5BZ]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时期在音乐思想、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乐器制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初步形成了我国古代音乐理论体系。这一时期中诸侯争霸、多元的政治格局先后造就了各具特色的音乐文化中心。尤其是春秋五霸之中称霸时间达150年之久的晋国，是中原地区无可厚非的音乐文化中心，晋音乐艺术地域特色就形成于这一时期，为后世该地区的音乐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随着山西考古研究成果的不断发现，编钟作为“礼乐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乐器越来越受到音乐学界的重视。本文以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为实证材料，试对山西音乐艺术地域特色进行探讨。
一、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在晋国的上层社会盛行，作为礼乐文化载体的青铜编钟是统治阶级权利与地位的象征，因此晋国的王公贵族们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均享有不同等级的用钟制度，此种社会现象带来铸钟业的繁荣发展，这一点从近年来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件数居全国之首（如果按照晋国霸业时期的行政区域划分与不断出现的考古新发现统计，出土的晋地钟的件数还会不断增加）与山西多处铸钟遗址的发现中得到证实。①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不仅数量多、分布广泛，并且种类齐全，制钟工艺先进。从编钟形制看，有口缘平、钟体巨大、带环钮可特悬的镈钟；有口缘不截齐、钲部设圆台状长枚、钟顶有筒形钟柄可斜悬的甬钟；还有形制小于甬钟、钲部设乳状短枚、钟顶有半圆形“钮”、可直悬的钮钟。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统计，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共28套，其中实用乐器8套，明器15套，另外还有5套因破损严重与部分流失等原因无法测音。以下本文只对出土的实用乐器进行讨论。为了便于研究，现将山西出土的有代表性的编钟自春秋至战国，按早、中、晚期介绍。
1.天马—曲村出土编钟这是一座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西周早中期之交到春秋初年的王侯级墓葬群，位于山西省曲沃县曲村乡的北赵村，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1992年至2000年进行过6次大规模的抢救发掘，为夏商周的断代提供了年代学依据。墓地南北分3排，共9组19座晋侯与晋侯夫人的墓葬及车马坑陪葬，其规模宏大，遗存丰富代表着当时晋国的强盛局面，陪葬品主要有玉器、礼器和兵器，其中礼器以青铜器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青铜乐器中出现了铭文，且纹饰精美。目前出土的西周早期编钟共四套，中期一套，除了起初被盗流失海外的后有辗转存于上海博物馆14件晋侯苏编钟外，其他编钟均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曲村晋侯93号墓出土编钟共16件，其摆放方式为4件一组，整套保存基本完好。长度为2.7厘米的两层圆台钟枚共36枚。不封衡。唇上留有每边三道的调音痕迹，从音乐性能角度分析，此套编钟音律比较混乱、明显不调。据考证年代为春秋早期。②
2.侯马上马墓出土编钟上马墓地的时期鉴定为西周晚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之交。墓主人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阶层即：下大夫、士、平民。文化属性是西周文化因素和北方古文化因素融合的产物。1961年至1987年共发掘墓葬1737座，车马坑3座，牛、马坑各1座，出土文物1700多件。其中西周晚期的陶器墓30座，墓葬的主人为最早开垦新田的先民。铜器墓出现于春秋早期，墓地根据墓葬间的稀疏不同划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家族，且富有程度与政治地位不同。目前出土的春秋中期编钟一套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上马13号墓出土钮钟一套共9件，据鉴定为春秋中晚期的乐器，大小相次，形制相同。钟体呈合瓦形，且顶部有一个长方形竖环钮，上面纹饰为蟠螭纹。这组钮钟被专家认定为“在钮钟中是相当早的一例”。③
3.长治分水岭出土编钟长治分水岭墓群主要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墓地和平民墓地，位于长治市区的旧城北墙之外，历年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音乐文物。仅仅第126号墓葬中就有291件青铜礼器出土，其中乐器17件。丰富的音乐遗存为我们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制度的发展状况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实物依据。出土的中期编钟共3套，均存于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分水岭269号墓出土编钟共18件，分甬钟、纽钟两组，各9件。其中9件甬钟，大小相次成列，造型纹饰相同。兽头单旋、长甬。鼓部饰象首纹，斡饰雷纹，舞顶部与钲部篆带均饰蟠虺纹，中部间饰二蟠螭。据考证年代为春秋中期。④9件纽钟部分已破损，钮为环形状，篆带与钲间皆饰蟠虺纹，鼓面饰内填雷纹的蟠虺纹。据考证年代为春秋中期。⑤
长治分水岭25号墓出土编钟共14件，分甬钟、纽钟两组，其中甬钟一组5件，大小相次，造型纹饰相同。长甬单旋，鼓面饰蟠螭纹，舞顶与篆带均为素面。5件甬钟均破损严重。据考证年代为春秋晚期。⑥纽钟一组9件，大小相次成列，形制纹饰相同。钟体呈合瓦形，钟口呈弧形，环状长钮为双兽头。舞部素面，篆带饰蟠螭纹，枚为螭首形钟乳，鼓部饰两夔龙纹组成的兽面。⑦
4.屯留车王沟出土编钟
屯留车王沟墓是1900年村民们挖沙时发现的一处春秋战国之交的墓葬，位于长治市屯留县西河本村的小王岭附近的车王沟崖顶，出土的乐器有编磬一套9件，纽钟一套9件，是研究这一地区礼乐文化发展的珍贵资料。其中出土的晚期编钟一套存于屯留县博物馆。屯留车王沟纽钟9件，整套编钟底面平，均有乳丁36枚。钟体纹饰为蟠螭纹与夔龙纹，其中第一件钟体两边正鼓部各有小龙一条。前八件钟无音梁与音槽，但有锉磨调音的痕迹，第九件钟有1.0厘米厚的唇与大约4厘米长的4道音梁，整套钟的音质、音色较好，为实用器，遗憾的是第1、3件钟裂，声音哑。据考证年代为东周时期。⑧
5.临猗出土编钟临猗程村墓群是春秋中晚期一个以大夫五鼎墓为中心的墓葬群。位于运城市临猗县庙上乡程村东，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总面积达30万平方，共发掘220余座墓葬，10余座车马坑，近2000件出土文物。墓葬保存完好，遗物丰富，程村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晋文化与方国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出土的中期编钟共三套，分别保存于不同地点，以下仅重点介绍LC1号墓出土的9件实用器纽钟。
临猗LC1号墓纽钟共9件，整套钟壁厚在0.6-1.0厘米之间，均有乳丁36枚，纹饰为蟠螭纹。钟体锈蚀，破损严重，尚相对完整着为1、2、3、4、8号钟，5、6、7、9号钟残破过甚不测，仅9-3号钟能敲响。9-2号钟体内腔有4道调音槽，应为实用器。现存于运城河东博物馆。据考证年代为东周时期。⑨6.万荣庙前村东周墓出土编钟万荣庙前村东周墓地是一处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至汉代的墓葬群，位于运城市万荣县荣河镇西南7.5千米黄河岸边的庙前村一带，曾在1958年与1962年两次发掘墓葬30余座，采集到大批铜器，尤其是1962年从民间采集的4件蟠螭纹大甬钟，其钟体之大，制作之美对研究我国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发展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墓地出土的中期编钟共3套，因历史原因分别保存于不同的地点。1961年采集于万荣庙前贾家崖的12件甬钟，分属三组。第一组：4件甬钟，大小相次，造型纹饰相同。甬呈十棱状，下粗上细，钟枚呈二层圆台状。鼓部与篆部均饰夔龙纹，舞面饰蟠螭纹，斡饰虎头，旋饰夔龙纹。钟体内壁各有锉磨过的调音槽2道，为实用器。现分别存于山西省博物馆、临汾地区博物馆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据考证年代为战国早期。第二组：3件甬钟，大小次第，造型纹饰相同。甬呈八棱状，钟枚呈圆台状。下粗上细，下有底座，上有旋、斡。钟口部饰斜线纹，鼓面饰雷云衬地的“龙蛇复合式兽面纹”，舞部与篆部均饰蟠螭纹。现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据考证年代为春秋晚期。第三组：7件甬钟，大小相次，造型纹饰相同。甬呈八棱状，钟枚呈圆台状。下粗上细，下有底座。鼓部饰变形兽面纹，舞部与篆部均饰蟠螭纹，斡饰虎头，旋饰蟠螭纹。现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据考证年代为春秋晚期。⑩1962年采集于民间的蟠螭纹大甬钟共4件，出土于万荣庙前村东周墓地，大小相次成列，造型纹饰相同。其中标本1314号甬呈八棱体柱状，旋呈圆弧形状，铺首环式斡，柱形枚。铣边较直，基本呈上下相近的梯形。舞面平，于口弧度小，近乎平直。舞部与篆部均饰“S”形双头蟠螭纹，其它部位皆素面。现分别存于山西省博物馆两件（标本1314号、1315号），临汾地区文化局博物馆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各一件。据考证年代为春秋晚期。B11
7.太原晋国赵卿墓出土编钟太原晋国赵卿墓经鉴定为晋国卿大夫赵简子的墓葬，位于太原市南郊金胜村西，由于墓主人身居高位，因此墓葬规模宏大，遗存丰富，随葬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巨大，上至礼器，下至生活用具应有尽有，多达3100件。仅第251号墓葬中就有多达1402件青铜礼器出土，其中青铜乐器19件，如此高规格的墓葬级别，为我们研究晋国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出土的两套晚期编钟均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赵卿墓编镈19件，大多数钟体锈蚀不严重，保存较好。其中1、5、10、12、13号镈虽外观完好，但因有内损，所以出现余音受抑与发音有不同程度暗哑的现象。另外2、6号镈因出土时已破损，虽经焊接复原，却依然无法出声。全套编镈分为两种样式：Ⅰ式5件，尺寸大小依次成列，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夔龙凤尾。镈体为合瓦形，口部平直，中部微鼓。钮呈相互对峙的飞虎形，昂首张口的双虎撕咬着小龙，卷尾弓身，身饰重环纹、鳞纹与云雷纹。舞部有“S”形蟠龙纹带4组。镇部篆带呈“S”形夔凤纹带环绕。篆带上下与两篆之间共有团状的蟠龙形枚36个，除正中一枚呈龙俯伏状外，其它龙首皆面向四方，各不相同。鼓部饰夔龙凤纹，并填以三角回纹、鳞纹及瓦纹。镈腔内唇较厚，上有用于调音的2组相对称的4个椭圆形音脊，每件镈的内唇与音脊上均有位置不同的锉削，最主要在铣角处锉削。
Ⅱ式蟠虺纹钮镈14件，大小相次成列，形制纹饰基本相同。与Ⅰ式5件镈钟共同组合成一套编镈，是前者音律的延伸。相比较Ⅰ式形制明显瘦小。镈体为合瓦形，口部平直，中部微鼓。钮呈相互对峙衔蟠的飞虎状。身饰羽纹、鳞纹及云纹。舞部、篆部及鼓部皆饰蟠虺纹，非常精致。镈腔内也有内唇与4个用于调音的椭圆形音脊。据考证全套编镈的年代为春秋时期。B12
8.平陆虞国贵族墓出土编钟平陆虞国贵族墓地位于山西省平陆县南村乡尧店村滑里自然村，此墓地陪葬规格较高，曾在1960年和1984年先后出土过3套编钟，两套编磬，均已流失。之后1992年发掘出土的两套晚期纽钟，均由山西省平陆县公安局移交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
平陆尧店夔龙编钟一套共9件，大小相次成列，造型纹饰相同。鼓部饰圆形夔龙纹，钮饰绳纹。乳丁状钟枚共36个。所有钟的唇上每边皆有磋磨整齐的3道音槽，铣部于口处各有1道音槽。共计8道深浅不一的音槽，为实用器。据考证年代约为战国早期。B13
9.新绛柳泉编钟 柳泉墓地为一处东周时期墓葬群，是197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探索晋都新田时期的公室墓葬时发现的，位于侯马市西南约15公里的新绛县西柳泉南坡上。分大型墓地与中小型墓地两区，共发掘墓葬6座，其中大型墓葬2座为一组，其它4座为中小型墓，且皆被盗。根据墓葬规模、形制以及出土残存器物的推断，柳泉墓地为晋国晚期的公室墓地。四组大墓有可能是幽、出、敬、哀、烈、孝公、桓公中的四位及夫人。其中M302墓葬虽多次被盗，但仍残存有青铜礼乐器与车马器等，尤其是出土的晚期编钟一套12件（甬钟与纽钟各6件）呈两钟相套的摆放形式，是其它墓葬所未见的。现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新绛柳泉甬钟6件，大小相次成列，纹饰形制相同。多被压变形，上细下粗的圆柱形甬，饰勾折简化的“T”形云纹与蟠螭纹。鼓部中央饰兽面纹。突旋，斡呈卧虎状，饰有蛇形纹的枚呈半球形状。篆部饰勾折简化的“T”形云纹。据考证年代为战国早期。新绛柳泉钮钟6件，大小相次成列，纹饰相同。多被压变形或残。钟体纹饰与甬钟相同，钮为素面。据考证年代为战国早期。B14
二、山西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编钟的音乐学研究
在春秋战国时期，编钟是一种含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时代标志性乐器。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乐器对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基本状况和特点进行考察。1.高度发达的晋音乐科技水平音乐艺术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特别是乐器制造，其中涉及到的大量科技内容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晋音乐科技取得的成果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化学成果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古代科技的第一个高峰，由于这一时期金属冶炼技术的基本完善，为音乐艺术中“金”类乐器编钟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制造编钟的“青铜”不是纯铜，而是纯铜、铅与锡的合成金属，当青铜钟的锡含量低于13%时，音色尖刺、单调；当锡含量介于13%-16%之间时，音色饱满悦耳；当锡含量在15%左右时，敲击钟体可达最大强度。B15关于青铜乐钟合金成分的比例在先秦典籍《周礼·考工记》中有记载：“钟鼎之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表明在铸造钟时，铜占七分之六（85.71%），铅占七分之一（14.25%），其中少量的铅也可以起到加快衰减和起阻尼的作用。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编钟反映出当时的制钟技术已经很先进了。
（2）物理学成果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物理学处于由经验积累向理性概括的过渡阶段，古人对物理声学在乐器制造方面的运用已有所研究，如《周礼·考工记》中记载：“钟已厚则石，已薄则播，侈则柞，弇则郁”；“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据现代声学原理分析，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合瓦形编钟，正是采用了分段板震动的物理声学原理，才形成了“一钟双音”的现象；合瓦形青铜乐钟由于钟枚、节线、两铣等的阻尼作用，使钟体的振动波迅速得到衰减，从而避免了乐声余音长时间混响的现象，使演奏旋律成为可能B16。此外，从已经被证实的出自于侯马铸铜遗址的多套编钟的钟体内壁出现的突起的弧形厚块与深浅不同的隧磨锉迹象来分析，证实了“一钟双音”三度音程的精确度与钟壁的厚度有关系。B17虽然古代编钟的音高的精确度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还不算非常理想，但依当时的技术水平，古晋人对物理声学原理在铸造乐钟方面的推广与应用已经实数不易了。（3）乐器工艺学成果春秋工匠铸春秋，典籍中记载的“数典忘祖”、“晋灭仇由”、“掩耳盗铃”等故事向我们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式青铜器曾经风靡中原大地，这一点也可以从近年来侯马铸铜遗址发现的钟范的数量居全国之首中得到证明（1113块）B18。经过专家研究，得知当时晋国铸造青铜乐钟的工艺流程，要经过塑模、翻范、烘烤、合范、浇铸、打磨成型等几道工序；所用分范浑铸法已经非常熟练了，一件大型编钟需要100多块模，做成待浇铸的范后则只有数块了。其中钟范的制作与后世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有异曲同工之处，采用块模法制模使一模多范与同模不同器成为可能。晋式铜器，有口皆碑，不仅表现在精湛的铸造工艺方面，还表现在精美的纹饰方面。观出土的晋式编钟与侯马铸铜遗址的钟范，方知所证有本，所言有据。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受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精美华丽且具有较强艺术美感的青铜纹饰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青铜器主体花纹以蟠虺纹、夔龙纹、夔凤纹、蟠螭纹及兽面纹等为主，并逐渐代替了商朝以狰狞肃穆的饕餮纹为主体的花纹，地纹中不同形态的雷纹与云纹衬托出主体花纹所要表达的或孔武、或祥和、或威严、或静谧。索纹、贝纹及旋纹等间界纹在不经意间凸显出了主体花纹。一切都是那么相得益彰、浑然天成。
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编钟体现出当时晋人丰富的信仰民俗，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1）自然崇拜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认识自然与社会的能力有限，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于是就把许多愿望寄托于他们认为的超自然力量并加以崇拜，以祈求得到庇佑。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世代相传的民俗现象，同时也形成特定区域内的特定心理定式。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山西出土的多套编钟出现以地纹、卷云纹、云目纹、云雷纹、勾带雷纹等反映大自然现象的纹饰，它很容易与黄帝时代表演的古代祭祀乐舞《云门》、颛顼时代表演的《承云》相联系。由此推论，古晋人始终处于自然崇拜的信仰状态。时至今日，山西的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对地神、雨神、火神（灶神）风神、河神、山神等诸神信奉的民俗现象。
（2）图腾崇拜图腾是古代氏族、部落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的象征与标志，其产生的基础与古代社会人类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水平有限有关，一般表现为迷信某种动植物与本氏族或部落有特殊关系，属于原始的文化现象。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称霸时代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时代，不同部落、民族各自不同的图腾崇拜被开放的晋国所包容，而这种包容性体现在编钟纹饰上。正如张光直等人的学术观点：“政治、宗教与艺术的紧密结合在古代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在中国，这种结合集中体现在青铜器尤其是青铜器纹饰上。”B19通过本文第一部分对古晋国时期的多套编钟的纹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青铜钟体上的纹饰多以鸟纹、凤纹、夔龙纹、蟠虺纹、蟠螭纹及兽面纹为主体花纹，且不同动物纹饰并用的现象居多，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图腾崇拜状况。
（3）神的崇拜
经济是任何国家、地区发展的基础所在，晋国之所以能称霸中原一个多世纪，与其发达的经济有密切的关系，而在国民经济诸部门中，关乎“国计民生”的农业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基础产业之一，晋国的农业发展得比较好，与其优良的历史传统有关，《史记·周本纪第四》记载：“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B20这则史料说明了周朝的始祖“弃”，善于农事，所以帝尧“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姓”B21，同时“叔虞献禾”的历史典故与“民则有谷、安宁寿久”文字模范的出土，则向我们揭示出晋国作为姬姓贵族，依然发扬先祖的光荣传统，在古晋国所处的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无论是从统治阶级的政治角度出发，还是从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发展的角度出发，都使对后稷的神化与频繁的祭祀成为必然。从山有的新绛阳王镇稷益庙西壁左侧上方绘制的祭祀礼仪奏乐图分析，可以推断出官方组织的带有民俗性质的祭祀礼仪活动在明代依然是“国之大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非常重视对后稷的祭拜。是“民以食为天”思想反映。壁画中的祭祀礼仪活动以雅乐编钟乐队从事，说明当地人们对农业生产之神后稷的崇拜由来已久。如今，以晋南地区的新绛县为例，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是新绛阳王镇一带的老百姓去稷益庙祭祀农业之神后稷的重要日子。这种民俗现象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晋音乐文化特色的传承。
3.兼收并蓄的晋音乐文化观念古代的晋国属于一个多部落族的国家，据《左传·昭公十五年》载“晋居深山之中，戎狄与之邻”，《国语·晋语二》云“戎狄之民实环之”，这些史料说明了晋国的始封地处于少数部落族的环绕之中。根据晋国周边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又因为晋国本是唐国的旧地，居住着夏朝的遗民，所以周天子在晋国建国初期就制定了比较开放的治国策略“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要求晋国诸侯因地制宜的处理好民族关系，治理好晋国。晋人正是在这种长期复杂的环境中，在保持和发扬中原文化的同时，又不得不与周边戎狄各部及当地唐国的夏朝遗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自然地理状况与人文历史状况决定了晋音乐文化必定是开放的、包容性很强的多元文化的产物。本文第一部分通过对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多套编钟形制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通体素面，无纹饰作为实用器’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与中原文化相结合形成晋式青铜文化的产物，代表着这一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活跃与创新。”B22开放的古晋人在保持中原文化风格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中较为优秀的精华所在。例如长治分水岭25号墓葬出土的钮钟，篆带的纹饰为蟠螭纹，舞部却为素面，没有任何纹饰，这正是赤狄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长治分水岭270号墓葬出土的甬钟，舞顶部与钲部篆带皆为蟠虺纹饰，鼓部却为素面，也能体现出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子。太原金胜村88号墓葬出土的钮钟，鼓部正中的夔龙纹饰是中原文化的典型代表，而除此之外的其他部位皆为素面是草原文化色彩的典型代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平陆尧店钮钟，全套编钟通体素面，将晋式青铜器文化的交流融合现象表现到了极致。
4.别具特色的晋音乐风格一个地区的音乐风格特色可有多方面的表现，如声乐作品的歌词语言、歌词反映的文化地理内容、演唱使用的方言等，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本文暂不介入。此外，一个地区的音乐风格更多地体现在声乐曲或器乐曲的曲调上，而曲调风格的一个根本性特点在于调式音阶特色。依春秋战国时期的出现的三分损益法所形成的雅乐宫、商、角、徵、羽调式在中国北方各省流行，唯独山西与之不同，这一点我们可通过对山西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编钟的音律的分析得出结论。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先生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中提供的关于春秋战国时期三套相对保存完整的编钟的测音数据，结合山西大学艺术学研究所高兴、彭姗姗对以上编钟的测音数据进行的定性分析B23，显示出以下结果。
通过对以下三套编钟正鼓音的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山西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编钟的音阶主要表现为，调式上呈现出重“徵”缺“角”的特
征，与三分损益法形成的雅乐音阶（1 2 3 #4 5 6 7 i）所产生的宫、商、角、徵、羽调式不同。由于编钟是春秋战国时期雅乐乐队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乐器，因此它所反映出来的音阶特色代表了当时的音乐实践情况。根据我国杰出的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所开创的“曲调考证”研究方法，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对我国现存于《中国民歌歌曲集成》（山西卷）中收录的共18首比较古老的晋南民歌的曲调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大多数民歌为徵调式，且调式音阶结构呈现出缺“角”音或“角”音时值较短，处于弱拍、经过等不重要的节拍位置的特点。此外，我们还对晋南地方戏曲蒲剧的戏曲音乐曲调进行分析，同样也得出了与民歌曲调分析一致的答案。以上的巧合现象并非偶然，音乐文化的流传与生物学的遗传有相似之处，其中遗传基因的作用，使保存至今的传统音乐中含有古代音乐的痕迹。B24由此，我们可以做出推论，山西晋南地区的音乐风格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时代。
山西的音乐文化具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与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霸业的建立、当时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青铜文化在晋地得到了繁荣发展有关。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编钟所包含的丰富的音乐文化内涵对我们如今研究晋音乐文化特色具有特别意义，同时也为山西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
① 项阳《从“金石之乐”看晋地音乐文化的先进性》，《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2年第13辑。
②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③ 同②，第77页。
④ 同②，第51页。
⑤ 同②，第77页。
⑥ 同②，第77页。
⑦ 同②，第68页。
⑧ 同②，第72页。
⑨ 同②，第77页。
⑩ 同②，第64页。
B11 同②，第53页。
B12 同②，第61页。
B13 同②，第71页。
B14 同②，第55页。
B15 杜廼松《先秦两汉青铜铸造工艺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3期。
B16 韩宝强《编钟声学特性及其在音乐中的运用》，《乐器》，2008年第1期。
B17 方建军《陕西出土西周和春秋时期甬钟的初步考察》，《交响》，1989年第3期。
B18 同①。
B19 段勇《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B20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四》，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7页。
B21 同B20，第57页。
B22 李继红《沁水县出土的春秋战国铜器》，《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页。
B23 高兴、彭珊珊《山西地区出土编钟的乐学分析》，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论文。
B24 高兴《音乐的多维视角》，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95页。
Musicology Study of Chinese Bell Set of Warring State Period Excavated in Shanxi
JIE Yi-feng
（Junior College of Infant Teacher Training of Yuncheng in Shanxi， Yuncheng， Shanxi 04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