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诗范文1
关键词: 郭沫若 诗歌 生命 死亡
一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初期浪漫派诗人诗歌中的死亡意识,受过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影响。他们对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进行了改造,使“我”拥有神的无穷力量,正因如此,他们感到自己是强者,对世界、未来充满信心,这使他们的诗充满了乐观的情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初期浪漫派重要诗人的郭沫若说过:“诗人底宇宙观以Patheism(泛神论)为最适宜。”“泛神论便是无神论。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既然我即是神,一切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大自然化为一体,死亡也就不存在了。这种瞬间永恒的精神,与庄子的“把有限相对的感性世界与无限绝对的净土(印度)、理念世界(西方)合而为一,从而以使一切都归于混沌的‘天人合一’来解脱生命的痛苦和死亡,使人在有限相对的感性现实中就达到了生命的无限绝对的永恒。”这两种思想有很多类似之处。此外,初期浪漫派诗人对生死问题的思考,还受尼采、叔本华、庄子、儒家思想、英法德浪漫主义诗歌等影响。本文集中考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初期浪漫派重要诗人的郭沫若诗歌中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
二
少年的时期的郭沫若就由于多重的失望而开始思考生死问题了,他的《澡堂狂吟》表现了厌世思想。1914年初,郭沫若满怀身心创伤来到日本,但饱尝了由孤独、婚姻的失意及受歧视而带来的悲哀和凄凉,死之精灵又飘进他的心灵深处。人生本来应享有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博爱、欢乐、幸福。而如今的世界却是“屠场”、“囚牢”、“坟墓”、“地狱”。
对郭沫若来说,死已不再是悲剧,而是解除一切烦恼、痛苦与不幸的灵丹妙药。叔本华曾说,死亡是对无法生存的现实的一种背叛和反抗。联系郭沫若死亡意识产生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在郭沫若死亡意识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对生的执著和依恋。正因为如此,才使此时的郭沫若没有完全走向颓废消极甚至自杀的道路。
“悦死恶生”作为对生命的反动,乃是庄子的发明。庄子认为“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庄子的观点对少年郭沫若的死亡意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郭沫若又写道:“偷生实在苦,决死复何难。”(《郭沫若旧体诗词集》)可见,少年郭沫若也并不是真的要拥抱死神,从这里又可以看出他的死亡意识又有别于庄子。少年郭沫若“悦死恶生”的死亡意识,其实正是个体生命忧患意识的觉醒。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死亡观,是以宗法伦理秩序和群体价值为视点,更兼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道义殉身精神。这种超越个体生命进入崇高道德范畴的生死观和生命价值取向,淹没了个体生命死亡的忧患意识。因此,郭沫若这种忧患个体生命的死亡观无疑是对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死亡意识的反动。把生命的价值取向由群体转向了个体,由儒家的外在事功的追求转向了内在心性的自足。
爆发后,郭沫若从黑暗如磐的中国看到了新生的希望,在致宗白华的信中,他说:“我如今却除了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
五四时期郭沫若诗歌中的死亡意识,首先表现在他认为死是生的创造前提。巴霍芬在《原宗教与古代的象征》中指出:“死是生的前提,只有在此关系中,即在不断的毁灭中,创造之力才会生机勃勃。从而,生成与消亡是相互关联着的。”只有在生与死的永恒交替中,才有不断超升的生与死的永恒之流。郭沫若在《女冲之再生》中,借众女神意象传达了这种哲理内涵。面对被那些“武夫蛮伯”糟蹋得稀烂的宇宙天体,众女神毅然让旧的宇宙烂去,而要“创造一个新鲜的太阳”。
在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中,面对有如地狱般的宇宙,凤凰不顾群鸟的嘲笑,毅然点燃熊熊大火,慷慨赴火,希望在死灰中获得永生。当凤凰高唱“更生歌”之际,“一切的一,更生了”。腐败、黑暗、充满残杀的宇宙变得“自由”、“新鲜”、“欢乐”。在郭沫若看来,死不过是未意识到的沉没。死对人来说,有如音乐一般,它是一种甜柔的渴求。死并不是最后的外在的终结,而是当下瞬时存在的一部分。同时死的胁迫把生命从真的麻木的沉沦中唤醒,促使它投入最后的超升。在死的时刻,生之大门才敞开它生命的全部现实性。所以郭沫若要高擎“破坏”之大旗,渴盼“毁灭”,崇拜“力”,要“不断地毁灭,不断地创造。”
对生与死的创造关系,尼采曾作过极端的推演,他说:“我告诉你们完成使命之死,这种死激励着活的人,这种死将成为活着的人的誓言。完成使命的人欣欣然,在满怀希望和立下誓言的人的簇拥下,去了结自己的死。”郭沫若十分赞赏这种高度自觉的死亡意识,在《棠棣之花》中,他借聂嫈之口唱出死亡圣歌:“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这种将个人生死观自觉地纳入民族生死存亡之中的死亡观已经达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
求生避死是个体生命的本能欲望,面对死亡,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常有变节偷生的事发生。郭沫若认为,个体生命的贪生怕死心理会导致卖友求生,对革命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故郭沫若在歌颂死是生的创造前提之际,也没有忘记歌颂那些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在抒情诗《胜利的死》中,郭沫若歌颂了司克司威尼绝食而牺牲的以身殉义的壮举。
在郭沫若这个时期的诗歌中,还出现了歌颂“美丽死亡”的名篇。他的《蜜桑索罗普之夜歌》中,借神话中的人鱼泣泪成珠的典故,彻底批判和否定了传统文化中那种苟且偷生的人生哲学,赞美在缥缈的银辉中坠落了的星辰,赞美那种有价值的牺牲。
三
早期郭沫若诗歌中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岁月中的心路历程。郭沫若对生命哲学做出了乐观主义式的接受,这正是郭沫若基于他所认同的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做出的选择。而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做出的概括又有着生命哲学渗透的鲜明烙印。由此可见,在郭沫若诗学思想的核心——“生命底文学”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可以说他的“生命底文学”有着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郭沫若并不纠缠于闻一多意义上的中国新诗的文化身份问题,但他的“生命底文学”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状态中不但没有失去中国的血脉,反而是一种突破中的再次确认。《女神》提醒我们,中国新诗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身份是极为复杂的,面对这种复杂的状况,应该多一份迂回进入的勇气,而少些简单的中西文化的标签意识。在反思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路向时,这份勇气更应是我们的一份精神资源!
参考文献:
[1]高旭东.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郭沫若的诗范文2
在杨泽勇副书记的领导下，太阳岛文学社成员喻莲、强燕、梁小红、张琦、王小亮、任德坤和我组成了一个由我担任队长职务的七人暑期实践小分队，共同致力于《郭沫若诗歌精选集》和《郭沫若二三故事》两书的编纂工作。众所周知，郭沫若是一代文豪，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名。然而，近年来对郭沫若成长历程，特别是其在乐山期间成长历程的研究少之又少；对郭沫若诗歌，特别是其少年时代诗歌，在我国当代青少年群体中的推广和普及方面的工作也还不够。据此，杨副书记提议由我牵头，发挥太阳岛文学社成员的力量为郭沫若研究的事业做出一些微小的贡献。于是，我们便在这个暑假两个月的时间里，对郭沫若在乐山期间的成长故事进行了收集整理，并按照分页编排的方式为后期制作提供蓝本，这方面的工作将在杨副书记的协调下，由美术系的同学完成后期制作，将文本转化为图文并茂的连环画或者漫画作品。
另一方面，我们对郭沫若诗歌作品，特别是少年时期的大量作品进行了收集整理工作。初步完成的精选集里一共收录了郭沫若诗歌98首，配以写作背景和注释，共77页，38685字。本实践取得了初步成功。
收集整理故事和诗歌的工作看似简单，着手做起来却发现庞大并且繁琐。分队队员们在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不怕吃苦，坚持不懈，精诚合作的优良品质，在杨副书记的指导带领下，圆满完成任务。对每一位成员来说这既是考验，又是锻炼；既是辛苦的工作，又是丰甜的果实。并且我们暑假所作的这两方面的工作，既为家长们提供了讲故事的素材，为孩子们树立了榜样，也为培养青少年对诗歌这门文学艺术的兴趣提供了一扇窗口，并让更多人有机会有途径正面的接触到郭沫若，以及他的诗歌创作。
（关键词：郭沫若 诗集 成长故事 团队）
二、正 文
从杨副书记找到我，跟我谈要凭借我师院学生自己的力量做两本这样的关于郭沫若的书籍那一刻起，我就被某种神秘的力量驱动，全力以赴。我知道，这是杨书记对我、对我们07级学生的一个殷切的希望以及信任，担子虽重，但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去克服、去完成。
从迅速而略显仓促的在太阳岛文学社中募集成员，在接到任务第二天就正式组建起暑期实践小分队那一刻起，每一个分队成员，都似乎和我一样很快的进入状态并获得了那种共同的激动心情。
出一本书，这四个字对每一个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虽然这次的任务是通过收集别人的故事和诗歌来做两本书，但这也并不失发现和创作的成分。责任感和自豪感，是将我们分队七人凝聚在一起的看不见的力量。
（1）准备工作
在杨书记主持的第一次分队座谈会上，每个人都对此后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及看法。会议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工作的第一步应该是对郭沫若这个人的成长历程和他的创作情况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了解。会后，分队七人分组到学校图书馆和郭沫若研究中心借来每人两本，共十四本不同方面关于郭沫若的书刊。
由于接到任务的时候正值期末，队员们从紧张的复习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对自己手上的书籍都进行了快速而有针对性的浏览。每三天开一次小会，互相交流了自己阅读的两本书里介绍的情况，让每个人都获得了整个十四本书中包括的重要信息。
（2）初步分工
一星期后，我们一行人又一起来到系办党员接待室进行第二次座谈会议，向杨书记汇报了这一星期中阅读资料所得到的收获。杨对我们掌握的有关信息进行肯定和鼓励的同时，也根据他本人多年来对郭沫若的研究了解，对其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补充。
第二次会议，我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暑期客观条件对工作进行了第一次具体的初步分工。两个人进行诗歌的收集工作，先从网络上去收集他的诗歌。另外五人分成两组，一组人收集郭沫若童年故事，另一组则收集青年。
（3）工作小结
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我们分队初期的工作也基本告一段落。这一阶段由于时间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效果甚微。收集故事的同学从一本《郭沫若少年时代》上发现并记录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下来，但这些对于制作一本书的故事容量，显然是很不够的。另一方面，收集诗歌的同学则发现网络上郭沫若的诗歌特别稀少，必须花时间将现有书籍上的诗歌一首一首地输入到电脑上去。
针对这样的一个现状，杨书记决定，由系上赞助，让我们分队七人一同前往郭沫若的故乡——沙湾。实地考查郭沫若童年故事，并感受其写作环境。而诗歌收集方面的工作由于太过繁琐，在原来收集诗歌的两位成员的基础上，又增加包括队长在内的两名成员，一边收集故事，一边做这个打字工作。
（4）沙湾之行
①由于学校已经放假不方便再在寝室住宿， 2010年7月7日晚，我将分队七名成员都带到了我家。当晚，我们对次日去沙湾之后的行动、目的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以及规划。
②7月8日上午，分队成员主要进行探路工作，午饭后分四组开始进行正式的走访调查。去沫若广场的一组人顶着烈日的曝晒，重点与广场漫步的行人以及垂钓的人们进行了交流。一下午的谈话中，收获了五个关于郭沫若童年的有趣故事题材。 「 1
第二组是去一棵古老的黄桷树下与树下众多的老人攀谈。辛勤的努力也收获了3个故事。第三组去文化宫收集到郭沫若在沙湾地区亲属的资料。第四组调查书店的人却发现整个竟无一个书店有超过3本以上关于郭沫若的书籍。
晚饭后，分队成员分两组，一组随队长一起代表我文新学院看望郭沫若的弟媳，另一组负责调查沙湾县城内一位正在创作一本郭沫若传记的作者的地址，未果。
③9日清晨，五名分队成员早早的起床，来到了沙湾沫若中学的校园当中。另五名则一同前往了沙湾县沫若图书馆。沙湾沫若中学的老师们热情接待了我们的成员并在引领其参观校园后将一本该校独立编订的关于郭沫若童年故事的内部资料赠予我们。在图书馆的同学找到了几本市面上不易见到的旧书，用相机拍下回来研究。
9日下午，分队集体参观了郭沫若旧居。古色古香的宅院和书卷气极浓的氛围让分队成员们备受感动。从老宅出来之后，我们便依依不舍的踏上归程。
④10日上午，在杨书记的指导下，分队开了一个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全体会议。会上，首先就沙湾之行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以及总结。从数据上看，我们此行一共收获了8个郭沫若在沙湾时期的生动故事，得到沫若中学珍贵内部资料一本。在此书内，我们又发现了3个郭沫若的故事。经过整理，一共发现了16个故事的线索。五个负责故事的队员，除梁小红、强燕一个人负责四个故事，我本人负责两个故事之外，每人分配三个。
由于我家和张琦家都有电脑，所以诗集这边打字的工作也主要由我们承担，另外两名队员主要负责查找创作背景和收集更多诗歌、排版等等工作。
（5）暑假期间
暑假期间，我们依然坚持兵分两路，相互策应的基本原则。制作故事书的这一组人，将工作具体分为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将故事线索转变为一个800字左右的大的故事，具体生动；第二步，是将大故事简化，制作成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平白浅显的语言表达；第三步，则是分段，将精简的故事分为4到7个页面，每一页都能独立制作成画，为美术系同学提供方便的创作蓝本。
每一步计划耗时两周，不紧不慢，不争不抢，成员们均在规定时间完成了此阶段规定的阶段任务，并都坚持了每周周四上网讨论这个惯例。（放假后，为方便联系我建立了一个专门用于召开网络会议的qq群，分队成员七人每周四都要上网召开例会。）并在专门的博客上对各自发在网上的阶段性故事成果进行了肯定或者批评。
制作诗集的同学则按计划每天几首每天几首的完成了整本诗集的打字、注释工作，并对每首进行注音方便儿童阅读。
三、结 束 语
通过一整个暑假的努力工作，我深深的体会到了团队精神的力量和坚持不懈的伟大。本次实践虽然前期遇到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障碍，但队员们都在杨书记的引导下，冷静而有效的找到了解决的途径方法。这些工作方法和积极态度都将使我终生受益。
但其中诗集部分注音和排版上存在的一系列纰漏由于分队成员在技术和经验上的限制而变得依然难以解决。这些，还需要开学后杨书记组织专家进行校正修改方面的工作。
郭沫若的诗范文3
杂文报2020期发表陈思《郭沫若的大节没有亏损吗》一文，针对学界有人称“郭沫若大节没有亏损”提出不同观点。陈文的根据是，郭沫若解释毛泽东诗词和评价毛泽东书法“马屁拍到肉麻的程度，独立的人格荡然无存了”；再是郭沫若那些“墙头草”一样的政治诗。
但这都不能算大节。
郭沫若是个文人，他的角色只不过是个文人。陈文说“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高官，做了幕僚”，其实郭沫若的角色没有变，“做了幕僚”名不副实，在极权之下，其他人皆为草芥，郭沫若更与幕僚不沾边。问题在于郭沫若承担了毛泽东诗词的解释工作，捧了一个烫手山芋。解释毛泽东的诗词，不能按艺术规则办，郭沫若的古典文学底子再厚，诗词再怎么行家，也难解释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的诗词必须用政治来阐释。郭沫若乱了阵脚，所以出现肉麻和笑话。对于毛泽东的诗词解释，在书面上政治性和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但在与毛泽东个人的词作交往中，并非如此。著名教授王彬彬《郭沫若：毛泽东诗词解说者的尴尬》一文介绍，毛泽东数次请郭沫若对自己的诗“加以笔削”，郭沫若都会谨慎地提出修改意见，但毛泽东每次对郭沫若的意见都不肯接受，害得郭沫若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十分扫兴。以毛泽东的大气和意气，一方啧啧称奇，一方陶醉，才是最佳效果，郭沫若有点实诚了。
关于郭沫若诗作，当然也是陈文中“大节亏损”的证据。文学跟着政治走，文学既成政治附庸，谁也不能例外，除非去蹲牛棚。在那样一个悲哀尴尬的年代，所有的悲哀和尴尬谁也不能例外。郭沫若写过歌颂江青的诗和批评江青的诗，还写过批林批孔、批邓的诗，说明文人是政治浪潮上飘摆的一片残叶，自己没有定向，体现文人的微弱。别说郭沫若这样的文人，就是周恩来那样的人物也噤若寒蝉。现在的人回头看历史，都是明白人，可当时哪个人不被政治冲击得晕头转向?
郭沫若是个文人，文人有文人的种性，敢写文章“影射”老蒋，是文人意气，“马屁拍到肉麻的程度”，乃“小心伺候”。全中国都在造神。我们的林副统帅纳彩叫肉麻。郭沫若解释毛泽东诗词，吹捧毛泽东书法，现在看是有点肉麻，可在当时的氛围中，实在稀松平常，全中国都在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不肉麻，难道郭沫若就成了最肉麻的啦。郭沫若是个文人，成不了秦桧，成不了康生，也成不了姚文元，累死也跟不上趟。
郭沫若的诗范文4
论文关键词：自我意识；文学创作；张扬；退隐
文学活动是主体的特殊精神领域的活动，当我们试图对创作主体做出某种界定时，需要认识创作主体本质的自我，黑格尔曾说：“艺术对于人的目的在使他在对象里寻回自我。”作为主情主义代表的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自我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其创作呈现了一个明显的自我凸隐的过程，本文拟从诗歌和小说创作两方面，就郭沫若文学创作中自我意识的张扬作一粗略的论述。
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浪漫主义诗歌理论主要集中在自我表现的强调和抒情特性的侧重上，诗的主要成分是自我表现，他说，“诗底主要成分总要算自我表现了，所以读一人的诗，非知其人不可，海涅的诗要算是他一生的实录，是他的泪的结晶。”翻诗以“自然流露为上乘”，在火山爆发式的情感下，《女神》诞生了，可以说，郭沫若在《女神》的创造过程中完全是被本能性的自觉情感所激发，由一种创作的灵感所控制，进入迷狂的，无目的的，极端自由的表现状态，《女神》魅力及其不可重复性，就在于它所达到的民族精神及作家写作的自由状态。
以《女神》为例，我们发现，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中的那个抒情主体，具有一种强烈的自我爆破和毁灭的渴望，可以说是五四个人主义自我意识膨胀的极端表现，在诗歌中，则反复出现“我赞美我自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主体!”(《梅花树下的醉歌——游日本太府宰》)“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到”(《立在地球边上放歌》)，诗歌所包含的抒情主体和意象都带有澎湃的热情和能量，“抒情自我”在诗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最鲜明体现的则是《女神》中的“天狗自我”了，这样一个鲜明而巨大的自我形象：“我是一只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了，我便是我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郭沫若所塑造的这个自我，是无所不能的，显示出一种属于诗人的胆识和气魄，他借助尼采式的表现自我至极的夸张和超人自我，表现出狂放恣肆的叛逆精神，奏出了五四时期思想解放交响乐中个性自由的最高潮，体现了五四时代的大破坏，大创造的的时代精神。在没有缘由的吞掉一切之后，“我就是我了“，这种通过夸张使事物外部变化，借以表现出当时作者内心世界充满了破坏一切又创造一切的巨大力量的内在实质，《天狗》中的“我”，正是超人的形象，一种顽强的自我表现。李泽厚描述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指出它的“时代音调”在于“对生命活力的倾慕赞美，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情思，带着那种对宇宙，人生，生命的自我觉醒式的探索追求。”问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尊和自信，正是郭沫若诗歌中对自我的想象与建构的过程。
郭沫若认为，诗的使命是表现自我，诗人的主观情感是诗歌生命所在，正基于此，他建立了自由的，不束缚内容的形式，主张绝端的自由，觉端的自主。实际上，如果我们进一步理解《女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解放个性，就会发现，这正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种理性追求，一任自然，让小我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大我便得到了发现，用顺应自然的理性精神去对抗封建的理性。所以郭沫若认为个性解放最彻底的文艺是最为普遍的文艺，它和浅薄的功力主义通俗文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他所主张的这一种“无用之中有大用”的自然功利观，在后期的是个创作中隐退，由偏重文艺性转向功利价值，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我们发现，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从来都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沫若是一位识时务的人，在他创作的旧体诗中，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贯穿其中的红线，在《归国杂吟》一诗中，“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慷慨悲壮，气势高昂，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说，是把他全部的赤诚倾泻出来，流着眼泪把涛吐出来的，而解放后，“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道，辐射寰空。”“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诸如此类，洋洋洒洒，蔚为大观。比起五四时期自我意识的膨胀，郭沫若诗歌完成了必然的自我转化。作为一个对传统有所承担，目的性明确的知识分子，与其作为一个现代新诗人在精神气质上的冲突，造就了郭沫若精神世界自我矛盾的实质，他的诗歌总是在不厌其烦的抒写自我，又在马不停蹄的否定自我，时代有了新使命，诗人的自我就有了新回应。正如有研究者所注意到：“自我意识的收缩，自由精神的空疏，这也决定了郭沫若对客观世界的态度。”园在“五四”前后，才是郭沫若真正的文学觉醒期，一任性情，放任高歌。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作家个人的天才创造。“五四”就是这样一个催生了许多天才和杰作的伟大时代：旧思想和旧文学的束缚被挣脱了，新思想和新文学的权威范式还没有建立起来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郭沫若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狂躁的世界在他面前展开的无数可能。于是“个人的郁积和时代的郁积”在新诗这里找到了发泄的火山口，所以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郭沫若文学创作中的自我意识不仅仅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也表现在小说创作上，他以大胆赤裸裸的暴露自我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理想的爱情，一直是郭沫若抒情小说表现的核心内容，《骷髅》中描写的怪异变态爱情故事，透露了郭沫若对那种不顾世俗规范和个人利害的爱情的关注。《残春》浪漫的爱情故事置于梦中，更形象的说明了这种理想化的爱情与郭沫若本人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作者后来在解释这篇作品时提出主人公爱牟对于S姑娘是隐隐生了一种爱恋，但他是有妻子的人，他的爱情当然不能实现，所以他在无形无影之间把它按在潜意识下去了。这篇小说中郭沫若是用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去写梦的，而作者在写作《残春》一个多月前写的散文《今津纪游》中曾记录自己对某一位女性产生过隐约的慕恋之情，这种体验未必真的在梦中得到延续，却在小说中得到延续。作者对理想化爱情的渴求的代表作应属《喀尔美萝的姑娘》，是作者强烈内心欲望和美的幻灭的的痛苦的双重写照。在这篇小说中，那位中国留学生对卖糖食的Et本姑娘的追求和留恋，成了他全部的生活内容。郭沫若曾经说过创造社成员的取材，多关于两性问题，注意两性问题是创造社作家的一个共同倾向。在“五四”时期，争取爱情自由是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的觉醒的体现。郭沫若在这个时期，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寄托在爱情上，实际上时寄托于一种完全的纯粹的美之上，所以小说中的人物总有一种朦胧感，他也清楚的意识到这种脱尽了人间烟火气的美在现实中式不存在的，所以，其爱情小说的结局总是悲剧性的，这实际上是郭沫若内心幻灭感的曲折反映。此外，这也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有关，对于爱情，就如同他在事业上的不断追求一样，是很难在一个地方停步的，他主张纯洁的爱，主张爱的自由，是一个爱情崇拜论者。
不难看出，在另一类小说中，作者的自我面目呈现得更加直接，记录了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本来样态。郑伯奇称之为身边小说，这里表现出更多的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形象，如《日蚀》中强烈的反帝思想。“如今地球上生活着的灵长，不都是成了黑蹄和马纳瓜母，不仅在吞噬日月，还在互相啮杀么?”在《行路难》中，真实的记录郭沫若这样的留学生作为弱国子民直接身受帝国主义压迫和侮辱的反映，所表现的是个人的茫然和愤怒。这类小说的创作受到了德国表现主义文学的影响。表现主义认为艺术的任务就是作者个人的品性和气质在最大限度内表现出来。郭沫若就曾公开表示过对表现主义文学主张的赞同，这两类小说都意在表现自我，前者主要表现的是作者理想层面上的希冀、幻灭与苦闷，后者则主要表现作者现实生活中的烦恼、不平和痛苦，记录现实刺激直接引起的思想情感等方面的反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那个时代的种种投影。五四时期新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建立，是这类小说的重要的思想资源，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体系是张扬集体，蔑视个体，为了大家，牺牲小家的集体主义本位观念，个人，自我被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上，而五四时期受到压抑的自我意识的空前觉醒和空前高涨，传统知识分子立功，立言，立德的伦理信条被新时期自我表现的个人欲望所取代。小说中大胆的暴露自我，直逼个人隐秘的内心世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先锋性和前卫姿态。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汇合交融在一起。
另外，在其创作的以历史题材为主的小说中，作者已经退到作品之外，不再是表现自我。如《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将死》等篇中，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对于现世的隐喻。
郭沫若的诗范文5
关键词 :炉中煤；年轻的女郎；鲁迅；郭沫若；婚姻
在孙昕光教授所编《大学语文》中，对郭沫若的《炉中煤》一文的解读是：
本诗是一首表现眷念祖国之情的现代诗。它成功地运用了比喻和比拟中的拟人手法。作者把自己比喻为“炉中煤”，借用煤在炉中熊熊燃烧，燃烧自己、发光发热，暗喻自己对祖国无私奉献的炽热感情。用“年青的女郎”比喻经过“五四”洗礼后充满生气的新生的中国。作者又把“炉中煤”拟人化，让它有了人的思想感情，会思念爱恋“年青的女郎”，会倾诉衷肠。这样就把作者对祖国的强烈之爱和要为祖国献身的志向都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
我根据知人论世的作品评价方法，首先研究了年轻的郭沫若日本留学的经历和郭沫若的婚恋生活，对传统课本中炉中煤的解读产生了怀疑。
我认为这种解释并不完全正确。要想解开这首诗的真正的内在含义必须首先要弄明白诗中作者反复呼唤的“我年轻女郎”到底指谁的问题。
郭沫若的初恋据说是他的三嫂，传说他的三嫂长相漂亮温柔贤惠，是当地的书香家庭的女儿，本来当时县里的王教学打算要把姑娘说给郭沫若的，但是当时郭沫若的三哥正好死了老婆，要续弦，就把姑娘说给了他三哥做老婆，这样，郭沫若本来是满心喜欢的姑娘却成了别人的新娘，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他对三嫂的暗恋始终没有忘怀。他三嫂问他要个什么样的媳妇时，郭沫若的回答说象三嫂这样的就可以。可见郭沫若的恋人的标准就是他三嫂这样的人。但是后来郭家托人给他提了四五十个姑娘，没有一个合乎郭沫若的心思的。当时郭沫若1910年2月来到四川名校――成都高等学堂学习，1912年，郭沫若被骗回家与张琼华（1890年－1980年）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五天后郭沫若离家。1913年10月23日，穿三峡，渡扶桑。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16年8月初的一天，郭沫若从冈山来到东京京桥区圣路加病院。邂逅美丽的二十二岁日本女郎佐藤富子。两人一见钟情给郭沫若带来了甜蜜的爱情。在饱受国内包办婚姻之苦，又在异邦备受欺侮之痛，郭沫若得到如花似玉的日本女子的尊重、同情与爱怜让他感受到了如圣母玛丽亚的佐藤富子特有的那种圣洁的光辉来，郭沫若的心灯被拨亮了，智光被点燃了，他们鸿雁传书，绵绵情思，佐藤富子答应了郭沫若的要求，辞去了圣路加病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郭沫若得到了佐藤富子的爱情。几年前他像是一个活着的死尸般跑到日本来，如今正是佐藤富子给他这具死尸赋予了一段新的生命。佐藤富子对他来说犹如圣母玛丽亚。所以，他又给她取了一个圣洁的名字：安娜。
大家看了这段经历，我们自然联想到炉中煤说的一个鲜活的年轻的女郎就立在了我们的眼前。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郭沫若与佐藤富子同居后，开始了拼命的赚钱养家的写诗过程，在佐藤富子的爱情的滋润下，郭沫若先后为佐藤富子写下了《凤凰涅》《炉中煤》等一系列浪漫主义的爱情诗篇。最后在1921年把这一时期写的诗歌取名为《女神》出版。其实女神是谁呢？我的观点就是女神是郭沫若为他的爱人佐藤富子所写的爱情诗的结集。“女神”之意是指安娜如圣母玛利亚一般的圣洁。而《凤凰涅》中的凤凰自焚而死而后在自焚中有获得新生的过程正是郭沫若由包办婚姻的的打击导致心死，再到遇到佐藤富子的自由恋爱导致那颗已死的心思又活了过来，重新获得了新生，这正是郭沫若所写凤凰涅的真正的本意所在。而《炉中煤》所说的对于年轻女郎的爱恋与燃烧，爱恋与痴狂正是作者获得佐藤富子之爱后的一种甜美爱情的真实写照。
课本说《炉中煤》中的煤比喻作者自己，而煤的燃烧象征着作者炽热的爱国之情，我不否定有其中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二人缠绵爱情的真实写照。“啊，我年轻的女郎！”这声声的呼唤，正是作者对佐藤富子爱及而深的一种真情的表白。而对于课本中把年轻的女郎解读为是比喻“经过五四洗礼的新生的中国”这样一种说法，我认为只是拔高的政治性的解读，也是郭沫若为自己脸上贴金的一种自我解释。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郭沫若虽然也是一个爱国者，其实他更是一个色情狂似的爱情诗人。
因此对于郭沫若的政治性的解读或者说郭沫若对自己诗歌的爱国性的献身性的解读未免有些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
以上是对于炉中煤的一些主要意象“炉中煤”和“年轻的女郎”及其主题的一种新的解读。
下面就作者郭沫若与鲁迅做一下比较，看看他们有哪些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首先谈谈他们的共同之处。首先他们的第一次婚姻都是封建包办婚姻。鲁迅在日本留学，被母亲以病重为借口骗回了国内，被迫与母亲帮他包办的朱安结婚，.但他对她没感情,所以没有圆过房. 朱安是标准受封建思想感染的女人,她认为生是鲁迅家人,死是鲁迅家鬼,也没有改嫁,侍候了鲁迅母亲一辈子。郭沫若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如此，郭沫若在成都高等学院读书，被他的父母骗回家中，说要娶的姑娘非常漂亮，但是他一见张琼华却是大失所望，原来是一个长着一双朝天鼻的一个小脚女人，既不漂亮，也不是天足。在1912年结婚五天后，郭沫若旋即从家中逃走了，张琼华旋即被抛弃。
他们的第二次婚姻都是自由恋爱，未婚同居。鲁迅和他的学生许广平相恋，直到47岁，鲁迅才和许广平从北京难逃到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而郭沫若为了逃避家庭的婚姻，出走日本，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医科大学学习，并在松冈遇上了自己喜爱的日本女孩佐藤夫子并且同居。但是两人对待他们的第二任妻子却完全不一样，鲁迅与许广平终老一生，而郭沫若却半路里抛弃了佐藤夫子，另取新欢于立群。
他们的求学之路很相似。都是日本留学生，而且都是学的医科专业，只不过鲁迅读的是日本的仙台医科专科学院，郭沫若读的是日本帝国医科大学。郭沫若的学历要比鲁迅要高。郭沫若是医科大学本科学历，鲁迅则是医科专科学历。
他们后来所选择的路也相似。都认为医生只能医治个别人身体上的病痛，而没办法治疗人们精神上的思想上的病痛。所以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弃医从文的道路。
他们后来取得的成绩也很相似，鲁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第一面旗帜，郭沫若紧跟其后，成为第二面旗帜。
两个人的不同之处：
首先是两人的性格不同，鲁迅冷静犀利，郭沫若热情如火。鲁迅的骨头是硬的，用鲁迅的话就是自己富有叛逆性，富有斗争精神，喜欢与反动的北洋政府和政府斗争，因此是战士；但是郭沫若的性格却是水性得多，喜欢随政治的气候的变化改变自己的政治态度他喜欢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政府合作，具有政治的敏锐性，就是我们所说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北伐时期投身北伐大业，做北伐军政治部的副主任，随着南昌起义的爆发，他又成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并写了声讨的檄文《试看今日之》，并因此受到的通缉；在国内无法立足，只好流亡日本。但是随着国共合作的重新开始，他1937年潜回国内，参加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与合作，并写下了歌颂的文章，成为政府政治部第三庭的厅长，抗战结束后，郭沫若成为国民政府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但是随着的，郭沫若又辗转到了北京，1949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政府的文联主席，科学院院长，副总理，和副主席，在历经多次的政治斗争的风浪中，擅长见风使船，始终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起舞婆娑。可以说郭沫若是真正的政治不倒翁，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虽然有人说郭沫若没有人格，风流成性，但是郭沫若以自己多方面的文学贡献和历史贡献和政治贡献确立了自己在文坛上的旗帜地位，和史学界的翘楚地位，以及政治上的敏锐性让自己获得了国共两党共同的尊重，也因此获得了国家的认同。不管怎么说，郭沫若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坛领袖，史学界的领袖，科学界的领袖，从五四时期开始成为新诗的奠基者开始，郭沫若就具有了其他人所无法替代的作用。西方人评价一个人首先是要把这个人的贡献和人的私德分开来看待的，不能因私害公。尽管郭沫若风流成性，被鲁迅骂成“才子加流氓”，但我们必须承认郭沫若的确是一代大才子，不管怎么说，任何时代人都是以著作等身的，看看郭沫若在各个方面所完成的著作，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一点。一生主要文学著作有：诗集《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蜩螗集》《战声集》等；散文《我的幼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途次》《沸羹集》等；戏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屈原》《虎符》《棠棣之花》《高渐离》《蔡文姬》《武则天》等；另有《沫若诗词选》及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郭沫若全集》。甲骨文字学成就，郭沫若是甲骨学四堂之一：鼎堂。著作如《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 《奴隶制时代》等。郭沫若还是著名的书法大师，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创办者和发起人，还是郭沫若科技奖的发起者。
郭沫若自己认为是自己是东方的歌德，这也是名副其实。并且在生活中也和歌德如出一辙。歌德有女人缘，一生情人无数，郭沫若也如此。他的妻子佐藤夫子、于立群，情人于立忱、等。象郭沫若这样的领袖人物，所到之处都受到人们的膜拜。更别说普通的女性了。从某种角度上讲，女人都拥有一个白马王子的梦想，郭沫若是大众情人这一点也不奇怪。看看郭沫若的诗歌，大家都知道，郭沫若一生都是如烈火一样的燃烧的一生，尤其是在漂亮的女性面前，郭老的荷尔蒙异常的兴奋也是人之常情。这也难怪鲁迅骂他是流氓才子。
郭沫若的诗范文6
一百年前大渡河边的郭沫若，虽然僻处川南一隅，“少年的心受着四方的牵引”，“景仰欧美，景仰日本，景仰京沪，景仰成都”，“没有一刻宁静过的”。1913年，当郭沫若终于有机会挣脱盆地的束缚乘舟东下之时，他欢呼道:“一出了夔门啊，我便要乘风破浪!”
郭沫若乘风破浪的世纪岁月，已经载入史册，为人耳熟能详、盖棺论定的官方评价大的有两次:1978年6月18日出席、主持、邓小平致悼词的追悼大会，新华社电讯的肩题是“沉痛悼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1992年11月21日在北京举行、由发表讲话的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大会，那电讯肩题则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又一面光辉旗帜”。这些年来，学术界内外的郭沫若研究和讨论有了长足的进步与深化，其中不乏见仁见智的争论。然而，不争的事实是郭沫若作为一代文化巨人的存在，诚如大海，龙鱼俱在，终在轰鸣；诚如高山，森罗万象，难以比拟。那些烙上时代印痕的历史缺陷，也是人皆见之的君子之过，有如日月之蚀。
肩负着时代与人生重荷的郭沫若，有过不少常人难以理喻的行状。“终”其一生之际，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根据郭沫若同志的遗嘱，他的骨灰将撒在大寨的土地上”(新华社追悼会电讯的最末一句)。如今的大寨，当年翻卷神州的那面大旗已经悄然落下，但虎头山腰却有两座一进村口便赫然入目的坟头，一座是大寨元勋、“”副总理陈永贵的，一座便是郭沫若的。大寨不再热闹，一字并肩的文“武”两座名人墓也寂寞，只有当地农民逢年过节携些供品纸钱去烧香焚纸一番。一位文友去过后说，“一个文盲，一个文豪，这真是哪儿跟哪儿啊！”话虽刻薄，听罢却叫人也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慨。
大寨人的厚意不好贬低，但细察起来，郭老和大寨的渊源，也就是1965年的那个冬天，他曾率领一班科学家去“学习”并“三同”了一番，并写下了《颂大寨》的两首诗。在“”逼近之际，郭老此时此刻的言行，纵然虔诚，也难免是紧跟中心的应景文章。比较起来，我更相信长存也藏存在郭老心底的千万话语之中，恋乡之情是这位游子绵绵不绝的主旋律之一。
有远远超越两首大寨诗、难计其数的众多作品可以为证。
且不说《沫若自传》四卷本中整整一卷的《少年时代》关于故乡的人、事、景、物绘色绘声的浓墨重彩，也不说诸如《峨眉山上的白雪》这般直抒怀乡胸臆的千古诗篇，即便是在写出《颂大寨》同时去海南梦见家乡古代文豪坡时夜不能寐、一挥而就的长篇诗作，也是前者望尘莫及的。以言行而论，人近晚年，日渐谨慎的郭老也仍有流露真性情之时。家乡来人，他忘不了细细询问乐山的一景一物；“封笔”，却对家乡有求必应，仅为乐山市文化部门便书写了数十件诗词、集句与胜地题名；一次看了成都市川剧院进京演出的《望娘滩》，上台去致贺，这位“大人物”和演员们挤坐在舞台地板上，忘情沉吟:“我想起我的妈妈了!”……无论如何，对于本色是诗人的郭沫若，抗战匆忙的1939年，他为尽孝竟数月之内三回沙湾，弥留之际，说他脑海里没有叶落归根的念头，怎么也讲不过去。
郭沫若的乡情，实在是浓得化不开。
在家乡建一座沫若之墓，可谓一举数得:既圆了先生与乡人的心愿，更为中国文化留一处足供世代瞻仰的得体场所，从乐山这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所在地而言，也平添出一道夺目的当代人文名胜。
笔者在当年沙湾会上还提出过三处地点作为选择:沙湾、峨眉山或是乐山市郊的凌云山。三者中，后者最佳，具体地点是现成的，就在业已建成的“沫若堂”林园。此地正对峨眉山，背负灵宝塔，远眺沙湾，沫水(大渡河)、若水(青衣江)、岷江三江合流奔来，嘉州秀色一览无遗，它是少年郭沫若流连忘返、老年郭沫若念念不忘的“听凤凰鸣”处。这里，手执如椽大笔的郭沫若全身铜像早已塑立，镌有沫若诗词及生平大事的碑廊、石刻业已琳琅，郭沫若研究会的资料研藏、陈列一应俱全。沫若归来兮，可谓得其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