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诗两首范文1
诗歌的发展也是充满着曲折不断前进的过程，在中国的二十年代初，新诗就已经出现在文化的浪潮中，但还不够壮大。随着文学革命运动历史的巨轮推动着新诗的发展和进步，一些对诗歌有着独到看法的人们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给诗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早在郭沫若发表诗歌给人们以重击之前，胡适就已经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却遭到很多恶意的嘲讽和污蔑。年轻的郭沫若终于以一首《女神》唱出了众多新派诗人的忧愤深广，它以充满爆发力的生命和点燃青春的火焰将毫无生气的格律诗燃烧成一片火海。郭沫若厌恶形式主义，认为形式只是一种束缚，只有冲破束缚，表达情感，重视诗歌的内在。有些人觉得诗歌一定要长才有价值，但是郭沫若却认为好的诗是短的诗。诗的长短本来就是一个很模糊的界定，难以精确把握，纵然诗长有一千行，但是毫无内在可言，感情又无波动，又怎能说这是一首好诗呢。郭沫若从诗歌的创作内容为主要角度出发，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揭示出诗歌创作的正确态度和出发点。
二、强调诗歌所表达的感情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特性抒情的美丽的，在创作诗歌时情绪是有一定的波长的，把握住情绪的波动，抒情并不是长篇大论。诗歌应当从心灵迸发，以一种为它而生的感觉，触发灵感，诗歌的创作理应用真挚的感情和全身心的爱恨情仇作为创作的源泉。在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不仅重视抒情，还把灵感作为创作的一大要素，当诗人的身心状态都达到一个极端的情感?钐?，这时诱发灵感的几率也就越大。所以诗歌中所表达的感情为大众的情感，你的灵感的来源也是大众，巧妙的把诗歌中的感情让读诗的人感同身受，这便是好诗。正因为诗的本质重在抒情，那么所表达的情感是否真挚，表达是否真切，是鉴别一首诗好坏的一个标准。郭沫若曾指出诗只是从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那便是真诗，诗是写出来的，用感情作为墨水，心为笔。不是一些人的无病呻吟，为了做诗而做出来的。情感是诗歌的生命，而这情感必须是纯真的，虚情假意只会带来反效果。力求自然的情感，转化成文字，真正的诗歌都是情感郁结于心，拥有动人的旋律和美丽的故事。
三、严格要求诗人的自我修养
诗歌的感情有高有低，有优有劣，一品便知，诗人赋予诗歌生命，然而这首诗歌的生命是否动人却在于诗人。郭沫若曾形象地比喻：“是什么树子开什么花，是什么树子结什么实，那是丝毫不能假借的。”诗人的品格是否高尚，心胸是否宽阔可以从其诗歌作品中表现出来。一个合格的诗人要严格要求自己，心胸坦荡，做诗也是做人，如何才能做一首好诗，首先要活的明白。诗人首先注重自身的修养，有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住时代的发展，潮流的进步，具有明确的阶级倾向性。独具慧眼的诗人总是能真正把握住时代的发展趋势，奏出时代的乐章，带给读者深刻的现实意义。郭沫若是一个把人格作为诗歌的第一要素的诗人，诗人的人格凌驾于技巧之上，只有完整的诗人自身才能谈写诗。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人格，无法严格要求自身的修养，即使写诗技巧再高超也无法写出好诗。但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郭沫若也曾指出“意识是第一者。”，一个诗人拥有完整的无产阶级意识和革命的世界观，这是文学的脊梁，是诗歌创作的根本。高尚的人格，严格要求自身，诗人也是时代的灵魂。
四、诗歌要以人民的心声为基础
今天，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提出了文学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为”方针，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历经将近一个世纪的艰辛求索而得出的一个正确答案。郭沫若早在上世纪年代就提出诗要以人民为本位今天，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提出了文学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为”方针，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历经将近一个世纪的艰辛求索而得出的一个正确答案。郭沫若早在上世纪年代就提出诗要以人民为本位这一思想，足见其科学性和超前性，郭沫若认为，只要以人民为本位，只要思想进步，内容健康，不管采用什么形式，都是可以使用的，这又足见其包容性。郭沫若评价诗歌，无论古今中外，只要能真诚地抒出诗人内心郁积的情感，而这情感又切和着时代的命脉，这就是好诗。郭沫若并不是一概反对古诗，他认为古诗是古人抒发情感的一种好形式。他反对的仅仅是缺乏古诗修养的今人，不顾丰富复杂情感表达的需要。
郭沫若诗两首范文2
一百年前大渡河边的郭沫若，虽然僻处川南一隅，“少年的心受着四方的牵引”，“景仰欧美，景仰日本，景仰京沪，景仰成都”，“没有一刻宁静过的”。1913年，当郭沫若终于有机会挣脱盆地的束缚乘舟东下之时，他欢呼道:“一出了夔门啊，我便要乘风破浪!”
郭沫若乘风破浪的世纪岁月，已经载入史册，为人耳熟能详、盖棺论定的官方评价大的有两次:1978年6月18日出席、主持、邓小平致悼词的追悼大会，新华社电讯的肩题是“沉痛悼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1992年11月21日在北京举行、由发表讲话的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大会，那电讯肩题则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又一面光辉旗帜”。这些年来，学术界内外的郭沫若研究和讨论有了长足的进步与深化，其中不乏见仁见智的争论。然而，不争的事实是郭沫若作为一代文化巨人的存在，诚如大海，龙鱼俱在，终在轰鸣；诚如高山，森罗万象，难以比拟。那些烙上时代印痕的历史缺陷，也是人皆见之的君子之过，有如日月之蚀。
肩负着时代与人生重荷的郭沫若，有过不少常人难以理喻的行状。“终”其一生之际，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根据郭沫若同志的遗嘱，他的骨灰将撒在大寨的土地上”(新华社追悼会电讯的最末一句)。如今的大寨，当年翻卷神州的那面大旗已经悄然落下，但虎头山腰却有两座一进村口便赫然入目的坟头，一座是大寨元勋、“”副总理陈永贵的，一座便是郭沫若的。大寨不再热闹，一字并肩的文“武”两座名人墓也寂寞，只有当地农民逢年过节携些供品纸钱去烧香焚纸一番。一位文友去过后说，“一个文盲，一个文豪，这真是哪儿跟哪儿啊！”话虽刻薄，听罢却叫人也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慨。
大寨人的厚意不好贬低，但细察起来，郭老和大寨的渊源，也就是1965年的那个冬天，他曾率领一班科学家去“学习”并“三同”了一番，并写下了《颂大寨》的两首诗。在“”逼近之际，郭老此时此刻的言行，纵然虔诚，也难免是紧跟中心的应景文章。比较起来，我更相信长存也藏存在郭老心底的千万话语之中，恋乡之情是这位游子绵绵不绝的主旋律之一。
有远远超越两首大寨诗、难计其数的众多作品可以为证。
且不说《沫若自传》四卷本中整整一卷的《少年时代》关于故乡的人、事、景、物绘色绘声的浓墨重彩，也不说诸如《峨眉山上的白雪》这般直抒怀乡胸臆的千古诗篇，即便是在写出《颂大寨》同时去海南梦见家乡古代文豪坡时夜不能寐、一挥而就的长篇诗作，也是前者望尘莫及的。以言行而论，人近晚年，日渐谨慎的郭老也仍有流露真性情之时。家乡来人，他忘不了细细询问乐山的一景一物；“封笔”，却对家乡有求必应，仅为乐山市文化部门便书写了数十件诗词、集句与胜地题名；一次看了成都市川剧院进京演出的《望娘滩》，上台去致贺，这位“大人物”和演员们挤坐在舞台地板上，忘情沉吟:“我想起我的妈妈了!”……无论如何，对于本色是诗人的郭沫若，抗战匆忙的1939年，他为尽孝竟数月之内三回沙湾，弥留之际，说他脑海里没有叶落归根的念头，怎么也讲不过去。
郭沫若的乡情，实在是浓得化不开。
在家乡建一座沫若之墓，可谓一举数得:既圆了先生与乡人的心愿，更为中国文化留一处足供世代瞻仰的得体场所，从乐山这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所在地而言，也平添出一道夺目的当代人文名胜。
笔者在当年沙湾会上还提出过三处地点作为选择:沙湾、峨眉山或是乐山市郊的凌云山。三者中，后者最佳，具体地点是现成的，就在业已建成的“沫若堂”林园。此地正对峨眉山，背负灵宝塔，远眺沙湾，沫水(大渡河)、若水(青衣江)、岷江三江合流奔来，嘉州秀色一览无遗，它是少年郭沫若流连忘返、老年郭沫若念念不忘的“听凤凰鸣”处。这里，手执如椽大笔的郭沫若全身铜像早已塑立，镌有沫若诗词及生平大事的碑廊、石刻业已琳琅，郭沫若研究会的资料研藏、陈列一应俱全。沫若归来兮，可谓得其所哉!
郭沫若诗两首范文3
读郭沫若诗集《东风第一枝》
《东风第一枝》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9月出版的郭沫若先生诗集，收集了郭老在1976年10月到1978年6月这段时间所写的几十篇诗作和文章，以及部分写作在先而至1976年10月后才得以发表的作品。郭老于1978年6月12日逝世，嗣后诗集出版。
《东风第一枝》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在扉页之后，即为邓小平同志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摘录，然后是6帧人物照片和3幅诗文手迹照片。人物照片有“1954年和郭沫若”、“1954年、委员长和郭沫若在一起”、“同志和郭沫若同志”等。手迹照片有“郭沫若同志手迹：《纪念》”、“郭沫若同志手迹：《水调歌头·粉碎》”和“1977年12月1日题关良同志画鲁智深”。这都是现今难得一见的史料。而书中所汇集的郭老几十篇诗文，则更是一场惊涛骇浪的历史见证，扬播着历史的正义之声，体现出这位文学巨子生命最后两年的情感和理念。
郭老在《永在》诗中写道：“伟哉领袖万民亲，改地换天绝等伦。三座大山齐扫地，五星红旗高入云。”在《怀念》诗中，郭老写道：“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阴翳五州哀。”“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在《八一怀》中，郭老写道：“服务为民公仆责，同仇敌忾万夫雄。反封反殖反双霸，赤旗高擎贯始终。”充满了对革命领袖的崇敬热爱，真挚感情洋溢于字里行间。
在1976年10月，当得知祸国殃民的“”覆灭后，郭老在书中立场鲜明地用投枪匕首般的语言写下了《水调歌头·粉碎》，词中写道：“大快人心事，揪出。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这上半阕词句，当时曾广为传唱。确实，在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十年“”期间，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老也难幸免，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更为残酷的是，他的在农业大学读书的儿子被绑架后坠楼身亡，郭老和夫人于立群因无计可救而悲痛万分。然而，历史是公道的，于立群在“序”中写道：“的倒行逆施，使郭老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打击。他的健康被夺走了，但他顶住了这股逆流。可以宽慰的是，郭老在他有生之年终究看到了的覆灭。”
郭老能在晚年亲身经历1976年10月这个地覆天翻的历史时刻，目睹了中国历史上又一群丑类倾巢灭顶，正如于立群在“序”中所言：“他的心该是何等的畅快、何等的欢快、何等的痛快哟！”在1977年12月1日，郭老写下了《题关良同志画鲁智深》，诗云：“神佛都是假，谁能相信它！打破山门后，提杖走天涯。见佛我就打，见神我就骂。骂倒十万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稀泥巴。看来禅杖用处大，可以促进现代化，开遍大寨花。”（原注：“诗末三行是指泥巴可以肥田利农。”）诗人虽已老迈，但心如火中的凤凰欲再振翅冲天。《人民日报》1979年1月29日第6版发表了郭老这首诗和关良的画。当时正值破除迷信拨乱反正之际，《人民日报》发表郭、关的诗配画，显然具有深意。
《东风第一枝》是郭老20世纪后半叶的重要诗作，印数达7 万册；而出版这本诗集的目的，如于立群女士在“序”中期望的那样：“愿这本集子成为一束迎东风而放的花枝，加入万紫千红的队伍，为神州的春天再增一分春色。”
郭老未及看见《东风第一枝》出版便离我们而去了。但他是带着对党对祖国的忠诚，带着胜利者的微笑而去的。也就在郭老逝世的当年年底，即1978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读郭沫若诗集《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是195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诗集，分24开平装本、精装本；采用“一花一诗”的写法，即一首咏花诗，旁边配一幅黑彩版画花卉图案，文图并茂。百幅花卉插图和扉页之后的郭沫若肖像都是由大师级版画家刘岘先生雕刻的。
郭老在诗集里扬弃传统写诗方法，无华丽辞藻，无深奥典故，而是以第一人称的拟人化笔法，短语长句，韵节自然，让花卉自个儿娓娓道来——或一段故事，或一段常识，或一段感悟，或一段警示，有直白也有妙句，首首诗歌都有所指，内涵深刻，耐人细品。
《百花齐放》中许多诗句通俗易懂，如儿歌般朗朗上口。比如《蒲公英》全文：“倒不希罕人们所宝贵的的黄金，在转瞬间会把黄金变成白银。银色的种子，是一团空降部队，但我们是向大地中投下生命。中国大夫知道我们的药性，他们会用我们来治病救人。很好，我们实在是热爱中国，我们是大地之子，别名叫地丁。”
《百花齐放》不乏机巧诙谐的语句，显得轻松有趣。如《含羞草》的后四句：“因此，人们便叫我们为含羞草，我们害什么羞？人们应该知道。我们是替动口动手的人害羞，请设身想想：岂不是太无礼貌？”又如《紫薇花》的后四句：“因此，又被人们叫作怕痒花，其实我们倒不痒也不怕。只是告诫人们要规矩一些，为什么对花木要用手乱抓？”诙谐中包含着谆谆教诲。
诗集中有不少篇幅结合花卉的生物学特征比喻一种生活的哲理。比如《玉簪花》的后四句：“我们不需要任何阔气的享受，但温暖的阳光定要十分足够。如果把我们栽种在阴暗偏陬，那就染上官气暮气，苗而不秀。”又如《夹竹桃》的后四句：“阳光如果缺少，我们要起变化，红色的花会变成白色的花。在这里显然包含着深刻教训：红色专家也能变成白色专家。”
诗集中有几首借花讴歌农民的诗，情意真切。比如《菜籽花》、《木笔花》、《石榴花》、《凤仙花》、《向日葵》，其中尤以《向日葵》前四句最为简约：“我们当然没有牡丹那样高华，但和死不了一样是到处开花。老百姓谁个不知道向日葵？我们是向着太阳，也向着农家。”《菜籽花》也是如此：“我们把大地化成一片黄金，多谢春天，更要多谢广大农民。劳动人民是真正的宇宙真宰，为了他们，我们甘愿粉骨碎身。”菜籽粉骨碎身就是榨油以报答农民，多准确。
当然，由于诗集写成于1959年“”时期，数量不菲的诗篇如《荷包牡丹》、《马蹄莲》、《玫瑰花》、《蜀葵花》、《郁金香》等，大都有深深的时代烙痕。比如《郁金香》的前四句：“波斯诗人曾经把我们比成酒杯，但他错误地只用来作自我陶醉。我们今天是要为而干杯，高呼中国共产党和万岁。”又如《蜀葵花》中间三句：“我们要做多快好省的花模范，我们要做力争上游的青云梯。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不算稀奇。”其中，蜀葵开花正是双花梯次而开，“青云梯”的比喻十分贴切，非四川人不会用此比喻。诗中的豪言壮语和口号，亦属特殊的时代语言，真实而无矫饰。
郭老在诗集中还歌咏了少数很特别的花，如《罂粟花》。罂粟是，罂粟花常被比作妖艳的妖魔，但诗中说道：“我们本是药草，用量自有分剂，你们当成三顿饭吃，怎不坏事？”多明晰的辩证观！
在《百花齐放》中，郭老满怀着一片真诚，愿中国大地百花齐放，姹紫嫣红总是春。所以他在《后记》别声明，“普通说‘百花’应该包含一切的花，只写100种似乎就不包含其他的花。这样，‘百花’的含义就变了。因此，我就格外写了一首《其他的花》，作为第一百零一首”。而这个“一”在《易经》里既是万物的结尾又是万物的开始。哲理深邃，郭老真是用心良苦啊！
郭沫若诗两首范文4
挟裹其中，只能如一片树叶，身不由己，顺流而下，直奔某种归宿。
对于20世纪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郭沫若是一个巨大的、标志性的存在。不了解郭沫若，你就无法真正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境遇和悲剧品格。那么，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漫长的精神炼狱中，郭沫若究竟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建国后，郭沫若逐渐失去了“五四”时代那种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无论是学术品质还是个人品德都呈现出一种萎缩、停滞乃至倒退。对于自己的这些倒退郭沫若心明如镜，迫于形势他一面高唱赞歌，一面又不断地对自己进行着良心和道德上的自省、反思和拷问。
1958年3月，郭沫若为响应“百花齐放”的号召，将两年前写的《牡丹》、《芍药》和《春兰》三首诗拿出来，仅用10天时间，就以100种花为题写了101首诗，取名《百花齐放》，旨在艺术地象征社会生活中的“百花齐放”。
但很快郭沫若就在一封信中，对此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说：“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失败！尽管有人作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为憾的。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101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现在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汗颜，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
1965年12月22日，郭沫若在写给陈明远的信中说：“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上月我满七十三周岁了。在世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古、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没有搞到家。好像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结果一个都没能抓着。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1966年4月14日，他在一个重要会议上，作了一个沉痛的发言：“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1963年5月5日，郭沫若向陈明远这样坦露自己的心声：“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就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连身后世人对他的耻笑都预料到了，足见其自省之深刻。
郭沫若诗两首范文5
论文关键词：自我意识；文学创作；张扬；退隐
文学活动是主体的特殊精神领域的活动，当我们试图对创作主体做出某种界定时，需要认识创作主体本质的自我，黑格尔曾说：“艺术对于人的目的在使他在对象里寻回自我。”作为主情主义代表的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自我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其创作呈现了一个明显的自我凸隐的过程，本文拟从诗歌和小说创作两方面，就郭沫若文学创作中自我意识的张扬作一粗略的论述。
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浪漫主义诗歌理论主要集中在自我表现的强调和抒情特性的侧重上，诗的主要成分是自我表现，他说，“诗底主要成分总要算自我表现了，所以读一人的诗，非知其人不可，海涅的诗要算是他一生的实录，是他的泪的结晶。”翻诗以“自然流露为上乘”，在火山爆发式的情感下，《女神》诞生了，可以说，郭沫若在《女神》的创造过程中完全是被本能性的自觉情感所激发，由一种创作的灵感所控制，进入迷狂的，无目的的，极端自由的表现状态，《女神》魅力及其不可重复性，就在于它所达到的民族精神及作家写作的自由状态。
以《女神》为例，我们发现，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中的那个抒情主体，具有一种强烈的自我爆破和毁灭的渴望，可以说是五四个人主义自我意识膨胀的极端表现，在诗歌中，则反复出现“我赞美我自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主体!”(《梅花树下的醉歌——游日本太府宰》)“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到”(《立在地球边上放歌》)，诗歌所包含的抒情主体和意象都带有澎湃的热情和能量，“抒情自我”在诗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最鲜明体现的则是《女神》中的“天狗自我”了，这样一个鲜明而巨大的自我形象：“我是一只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了，我便是我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郭沫若所塑造的这个自我，是无所不能的，显示出一种属于诗人的胆识和气魄，他借助尼采式的表现自我至极的夸张和超人自我，表现出狂放恣肆的叛逆精神，奏出了五四时期思想解放交响乐中个性自由的最高潮，体现了五四时代的大破坏，大创造的的时代精神。在没有缘由的吞掉一切之后，“我就是我了“，这种通过夸张使事物外部变化，借以表现出当时作者内心世界充满了破坏一切又创造一切的巨大力量的内在实质，《天狗》中的“我”，正是超人的形象，一种顽强的自我表现。李泽厚描述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指出它的“时代音调”在于“对生命活力的倾慕赞美，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情思，带着那种对宇宙，人生，生命的自我觉醒式的探索追求。”问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尊和自信，正是郭沫若诗歌中对自我的想象与建构的过程。
郭沫若认为，诗的使命是表现自我，诗人的主观情感是诗歌生命所在，正基于此，他建立了自由的，不束缚内容的形式，主张绝端的自由，觉端的自主。实际上，如果我们进一步理解《女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解放个性，就会发现，这正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种理性追求，一任自然，让小我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大我便得到了发现，用顺应自然的理性精神去对抗封建的理性。所以郭沫若认为个性解放最彻底的文艺是最为普遍的文艺，它和浅薄的功力主义通俗文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他所主张的这一种“无用之中有大用”的自然功利观，在后期的是个创作中隐退，由偏重文艺性转向功利价值，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我们发现，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从来都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沫若是一位识时务的人，在他创作的旧体诗中，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贯穿其中的红线，在《归国杂吟》一诗中，“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慷慨悲壮，气势高昂，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说，是把他全部的赤诚倾泻出来，流着眼泪把涛吐出来的，而解放后，“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道，辐射寰空。”“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诸如此类，洋洋洒洒，蔚为大观。比起五四时期自我意识的膨胀，郭沫若诗歌完成了必然的自我转化。作为一个对传统有所承担，目的性明确的知识分子，与其作为一个现代新诗人在精神气质上的冲突，造就了郭沫若精神世界自我矛盾的实质，他的诗歌总是在不厌其烦的抒写自我，又在马不停蹄的否定自我，时代有了新使命，诗人的自我就有了新回应。正如有研究者所注意到：“自我意识的收缩，自由精神的空疏，这也决定了郭沫若对客观世界的态度。”园在“五四”前后，才是郭沫若真正的文学觉醒期，一任性情，放任高歌。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作家个人的天才创造。“五四”就是这样一个催生了许多天才和杰作的伟大时代：旧思想和旧文学的束缚被挣脱了，新思想和新文学的权威范式还没有建立起来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郭沫若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狂躁的世界在他面前展开的无数可能。于是“个人的郁积和时代的郁积”在新诗这里找到了发泄的火山口，所以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郭沫若文学创作中的自我意识不仅仅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也表现在小说创作上，他以大胆赤裸裸的暴露自我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理想的爱情，一直是郭沫若抒情小说表现的核心内容，《骷髅》中描写的怪异变态爱情故事，透露了郭沫若对那种不顾世俗规范和个人利害的爱情的关注。《残春》浪漫的爱情故事置于梦中，更形象的说明了这种理想化的爱情与郭沫若本人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作者后来在解释这篇作品时提出主人公爱牟对于S姑娘是隐隐生了一种爱恋，但他是有妻子的人，他的爱情当然不能实现，所以他在无形无影之间把它按在潜意识下去了。这篇小说中郭沫若是用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去写梦的，而作者在写作《残春》一个多月前写的散文《今津纪游》中曾记录自己对某一位女性产生过隐约的慕恋之情，这种体验未必真的在梦中得到延续，却在小说中得到延续。作者对理想化爱情的渴求的代表作应属《喀尔美萝的姑娘》，是作者强烈内心欲望和美的幻灭的的痛苦的双重写照。在这篇小说中，那位中国留学生对卖糖食的Et本姑娘的追求和留恋，成了他全部的生活内容。郭沫若曾经说过创造社成员的取材，多关于两性问题，注意两性问题是创造社作家的一个共同倾向。在“五四”时期，争取爱情自由是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的觉醒的体现。郭沫若在这个时期，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寄托在爱情上，实际上时寄托于一种完全的纯粹的美之上，所以小说中的人物总有一种朦胧感，他也清楚的意识到这种脱尽了人间烟火气的美在现实中式不存在的，所以，其爱情小说的结局总是悲剧性的，这实际上是郭沫若内心幻灭感的曲折反映。此外，这也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有关，对于爱情，就如同他在事业上的不断追求一样，是很难在一个地方停步的，他主张纯洁的爱，主张爱的自由，是一个爱情崇拜论者。
不难看出，在另一类小说中，作者的自我面目呈现得更加直接，记录了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本来样态。郑伯奇称之为身边小说，这里表现出更多的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形象，如《日蚀》中强烈的反帝思想。“如今地球上生活着的灵长，不都是成了黑蹄和马纳瓜母，不仅在吞噬日月，还在互相啮杀么?”在《行路难》中，真实的记录郭沫若这样的留学生作为弱国子民直接身受帝国主义压迫和侮辱的反映，所表现的是个人的茫然和愤怒。这类小说的创作受到了德国表现主义文学的影响。表现主义认为艺术的任务就是作者个人的品性和气质在最大限度内表现出来。郭沫若就曾公开表示过对表现主义文学主张的赞同，这两类小说都意在表现自我，前者主要表现的是作者理想层面上的希冀、幻灭与苦闷，后者则主要表现作者现实生活中的烦恼、不平和痛苦，记录现实刺激直接引起的思想情感等方面的反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那个时代的种种投影。五四时期新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建立，是这类小说的重要的思想资源，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体系是张扬集体，蔑视个体，为了大家，牺牲小家的集体主义本位观念，个人，自我被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上，而五四时期受到压抑的自我意识的空前觉醒和空前高涨，传统知识分子立功，立言，立德的伦理信条被新时期自我表现的个人欲望所取代。小说中大胆的暴露自我，直逼个人隐秘的内心世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先锋性和前卫姿态。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汇合交融在一起。
另外，在其创作的以历史题材为主的小说中，作者已经退到作品之外，不再是表现自我。如《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将死》等篇中，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对于现世的隐喻。
郭沫若诗两首范文6
一
谈郭沫若的诗歌必须从五四时期新诗所处的文化氛围谈起。简约地讲，这一文化氛围 的核心命题就是如何应对西方的冲击。在抉择路径的区分中，形成了不同的立场和思潮 ，如全盘西化和文化守成之类。尽管对于中国新诗来讲，它的至深的生长动力恐怕并不 在于其文化资源的纯净。然而，由于中国新诗在其发生期正处于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中， 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焦虑使得人们对它的文化身份异常的敏感。《女神》出版后，闻一 多、梁实秋、朱自清等都曾指出《女神》主要受的是西方的影响，闻一多更是明确表示 了对郭沫若诗歌的“欧化”倾向的不满。闻一多在1923年的《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中 ，以《女神》为批评个案，对中国新诗的文化选择与文化身份问题提出了至今仍深有影 响的论述。针对新诗的欧化倾向，他指出：“我总以为新诗迳直是‘新’的，不但新于 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的产生的宁馨儿。 ”在对东方文化的“恬静底美”的赞美中，他不无遗憾地指出，《女神》过于“醉心” 于“西方文化”，“《女神》的作者对于中国，只看到他的坏处，看不到他的好处。他 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的文化。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底态度不同之处 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 》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敬爱的文化 ，他还是爱他。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的事。一般所提倡的爱国专有情绪的 爱就够了；所以没有理智的爱并不足以诟病一个爱国之士。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另一 个问题，是理智上的爱国之文化底问题。”在这里，闻一多关于中国新诗的思考就是以 其文化选择和文化身份为第一要义的，因为诗歌是“理智上的爱国之文化底问题”。而 关于“中西艺术结婚后的产生的宁馨儿”的设想更是影响深远。这是他基于新诗“不但 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的性质所做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闻一 多对新诗性质的判定是犀利和准确的，而他“中西艺术结婚后的产生的宁馨儿”的设想 却只有有限的合理性。中国新诗实质上存在着文化身份归属上的尴尬。因为它已经无法 原汁原味地回到传统，它也不可能完全真正地西化，它的幸运在于它同时拥有了中与西 、传统与现代两种资源，然而它也必然同时遭遇中西两种诗歌及文化资源的撕扯，而这 一点更为重要。闻一多的“中西艺术结婚后的产生的宁馨儿”的设想对这一点显然估计 不足。其实，他貌似公允的设想里却潜伏着新诗在形式和审美趣味上回归传统从而丧失 其发展动力的危机。从根子上讲，中国新诗想成为“中西艺术结婚后的产生的宁馨儿” 只是一个心造的幻影。恰恰相反，它必须在体认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的文化 困境里获取自己发展的动力。
二
五四时期，“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于他的自由上面，在诗上面，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 骨子里是有的。”(注：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第1卷 第4期。)检阅一下当时的新诗，白话诗的诗味的流失是普遍的，白话诗人的焦虑在于在 对古典诗词音律句法的老调厌弃后，并没有得到诗的自由。正是在这种普遍的不自由中 ，郭沫若酣畅淋漓的“绝端的自由”愈加令人瞠目结舌。而且，在郭沫若这里，并没有 许多五四作家在文化选择和生命感受上的对立与纠缠。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自己的生命 感受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情感与理智上承受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选择 的焦虑。例如，鲁迅的生存感受很大程度上有着对自己所居属的文化空间的反抗，其反 抗的激愤使他在文化选择的态度上主张“文化偏至论”。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既和鲁迅 等激烈地抨击传统文化不同(他对孔子的别一种理解和推崇甚至可以说颇有点出人意外) ，又和学衡派那种文化守成主义者不同，在他这里，似乎没有中西文化以那个为本位的 问题。在五四知识分子关于东西文化异同的思想论战中，郭沫若的态度确实是别致的。 以动静之别去区分中西文化，他是不同意的，也不尽同意胡适那种高扬西方文化精神的 做法。
在郭沫若自身的文化谱系中，既有庄子、王阳明，又有泰戈尔、歌德、斯宾诺莎、惠 特曼、雪莱、加皮尔，呈现出一种混合的状态。以他的泛神论为例，他在1921年的解释 足以反映出他在文化抉择上的特点：“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也 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越 时空，而等齐生死。……忘我之方，歌德不求之与静，而求之于动。”(注：郭沫若： 《＜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创造季刊》1922年创刊号。)这里既有斯宾诺莎神是“ 无限在”的“实体”理念，又有《奥义书》“梵我不二”的主旨，更有王阳明“吾心之 良知，即所谓天理”，庄子“万物本体在道”的思想。”(注：陈永志：《郭沫若思想 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版。)在这种六经注我的方式中，郭沫若的中西对 比差异的文化意识是相当淡薄的，或者说，在他的文化选择里，在中与西、现代与传统 之间并没有一个先验的对立的意识。郭沫若的文化选择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充溢 着自身强烈的精神体验特征。这一精神体验特征的核心是“动的文化精神”。由此出发 ，郭沫若运用六经注我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大面积和大幅度的重组。他总结出 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更加值得注意，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概括为：“把一切 的存在看作动的实在之表现”，“把一切的事业由自我的完成出发。”(注：郭沫若： 《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0 月版，第262页。)这里不准备详细讨论郭沫若具体的重组策略和惊人的高论，我们要探 究的是：郭沫若诗歌那种酣畅淋漓的“绝端的自由”和他对中西文化富有个性化的诠释 是否有着内在的关联。
我们认为，郭沫若体现出的文化心态是以他的生命感受为轴心和统摄的，生命的体验 和感受跃居第一位，而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选择退居为第二位。这一特点正 是闻一多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指出过的“但是既真爱老子为什么又要作‘飞奔’， ‘狂叫’，‘燃烧’的天狗呢”的原因。闻一多的诘问是基于对中西两种文化差异的理 解基础之上的。他的思考是有一个中西文化比照的框架的，而且在这个框架中中国文化 这一边有着明显的本位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讲，闻一多关于中国新诗建构的起点是在中 西文化比照的层面上进行的，其核心就是新诗的文化选择。所以，闻一多关于新诗要做 “中西艺术结婚后的产生的宁馨儿”的设想在骨子里更为焦虑的是新诗的文化归属。而 郭沫若的突破正在于，他的文化选择已咬破了闻一多那样只在中西文化比照框架内运思 的蚕茧。郭沫若以他的生命感受为轴心和统摄的文化心态使他有可能在新诗建构的基点 上与闻一多那种把新诗的文化中国身份作为中国新诗建构的核心来对待有所不同。事实 上，郭沫若一开始就是从诗歌表达的主体上起步的，而且他在诗歌创造的主体考虑上首 先是生命意义与情绪层面上的人，而不是人的文化身份的归属。对于诗歌，他的思考焦 点是生命意识和文学表达的关系，按郭沫若的表述，就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 事于文艺的活动。”(注：郭沫若：《编辑余谈》，1922年8月25日《创造季刊》第1卷 第2号。)文化、国别的界限并不那么在意。所以，在他看来，“胡怀琛先生说：‘各国 诗底性质又不同’，这句话简直是门外话。”(注：郭沫若：《论诗三札》，《文艺论 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版，第206页。)这无疑表明，郭沫若的诗歌的起点是 超越闻一多意义上的新诗的文化选择的文化身份的。历史恰恰就是这样，没有那种身陷 其中的焦虑才使他如此轻松地在另一种路径上开始了中国新诗的奠基。这一路径就是“ 情绪的直写”。
关于诗歌是“情绪的直写”，郭沫若的论述比比皆是。如：“本来艺术的根底，是立 在感情上的。”(注：郭沫若：《文艺之社会使命》，《民国日报·觉悟》，1925年5月 18日。)再如：“我这心情才是我唯一的法宝，只有它才是一切的源泉，一切力量的， 一切福祉的，一切灾难的。”(注：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创造季刊 》1922年创刊号。)在我们讨论郭沫若这种“情绪的直写”时，多在浪漫主义的诗学框 架内进行，不过，郭沫若给出的诗歌的公式却是：“诗 = (直觉 + 情调 + 想象) + ( 适当的文字)。”(注：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 5月初版，第8页、第57页。)在这一公式中，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情绪、想象这些浪 漫主义诗学的关键词前面，郭沫若异常地强调了直觉。这当然与他曾接触过克罗齐的《 美学原理》中“艺术即直觉”的理念有关。不过考虑到郭沫若同样异常地强调诗歌“写 ”的即兴性(例如他在《论诗》中说：“不容你写诗的人有一章的造作，一刹那的犹豫 ，正如歌德所说连摆正纸位的时间也都不许你有。”)，而再认真思量一下他在《三叶 集》里所用的语词：“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留出来的St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的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 人类底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德，慰安的天国”，便会发现，郭沫若所注重的是诗歌里 充溢的那种生命冲动的气息。从《女神》体现出的勃发的生命的奔突与激情及其所展现 的抒情主人公充满欲望的放纵恣肆状态，从郭沫若以生命感受为轴心和统摄的文化心态 以及他在文化选择上对“动的文化精神”的极端强调，我们便会发现郭沫若诗歌内在的 精神驱动力：这便是“生命底文学”。
三
《生命底文学》是郭沫若在《女神》创作期间重要的诗论文字。它是反映郭沫若吸收 现代生命哲学的直接文献证据。在此文中，郭沫若写道：“Energy底发散便是创造，便 是广义的文学。宇宙全体只是一部伟大的诗篇。未完成的、常在创造的、传大的诗篇。 ”“Energy底发散在物如声、光、电热，在人如感情、冲动、思想、意识。感情、冲动 、思想、意识纯真的表现便是狭义的生命底文学。”郭沫若对整个宇宙的把握是一种充 满生命冲动的诗意的把握，他认为生命与文学是同样归属于一个具有本体性质的“Energy”里，因而极力地压缩生命意识与文学表达之间的距离，这就是他“绝端的自主 ，绝端的自由”的真意。至于郭沫若的“Energy”到底指什么，在《＜少年维特之烦恼＞ 序引》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此力即是创造万物的本源，即是宇宙意志，即是物之自 身。”“能与此力冥合时，则只见其生而不见其死，只见其常而不见其变，体之周遭， 随处都是乐园，随处都是天国，永恒之乐溢满灵台。”这是典型的现代生命哲学渗透的 文字，不过又涂抹些希冀和乐观的色彩。这自然和郭沫若对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现代生命 哲学的吸收有关。他说：“《创世纪》我早已读完了。我看柏格森的思想，很有些是从 歌德脱胎来的。凡为艺术家的人，我看最容易倾向到他那‘生之哲学’方面去。”(注 ：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5月初版，第8页、第 57页。)在《论节奏》一文中郭沫若还曾引用柏格森的“绵延”理念，他准确地抓住了 “绵延”的思想中极端强调生命的绝对运动性的精义，强调运动中的每一刻都有新东西 的出现。在《印象与表现》、《文艺之社会的使命》、《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 性格》等文章中，生命哲学特有的冲动与创造气息都流贯于内。其实，就是《女神》中 的“涅pán@①”、“创造”这些语词本身也都分享着“绵延”的意识。《女神》中 极端渲染生命的毁灭与新生的涅pán@①情结，与其说“是以哲理做骨子”(宗白华语 )，还不如说充满了生命意识。
郭沫若正是在生命意识的绝端自由地表达上建立起自己的诗歌美学的。同时，郭沫若 的《女神》又是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最典型的标本，是那个时代的骄子。它的 决绝与新生的涅pán@①情结、破坏与创造的呐喊狂吼何尝不是在与老朽的中国文化 长期压抑人的生命冲动的对抗中所爆发出来的一种放纵恣肆的状态和情绪。于前因后果 中，《女神》无不洋溢着中国文化在其现代转型初期激发出的极端自由、芜杂、放纵的 精神气象。而且在《女神》的字里行间，还充盈着祖国无比眷恋的情绪。闻一多当年是 看到这些的，但他仍不满意它的“地方色彩的不足”，即在文化选择上的中国文化身份 的模糊。这是一个相当诡异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女神》可以说是我们重新反思中 国新诗文化身份认定标准的经典文本。
我们的反思就从清理郭沫若对生命哲学吸纳的特点入手。郭沫若在五四文化选择上所 走的明显是中西汇通的路子，误读是其显著的标志。他在生命哲学的吸纳上也不例外。 他说：“《创世纪》早已读完了。我看柏格森的思想，很有些是从歌德脱胎来的。”( 注：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5月初版，第8页、 第57页。)郭沫若从“歌德”这一浪漫主义的窗口看待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这一特点，已 有学者注意到了，(注：王富仁、罗钢：《郭沫若早期的美学观和西方浪漫主义美学》 ，《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更有学者在浪漫主义诗学的范畴内将郭沫若的诗 歌本体称之为“情绪的本体论”。(注：孙玉石：《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观探论》 ，《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从某种程度上讲，《女神》的生命意识确实停留 在情绪的层面上，尽管他因强调情绪的高峰体验和即发性，与生命意识中较为深层的直 觉、无意识已挂上了钩，但其诗歌基本的调子仍显得浮泛与明朗。这当然与柏格森的生 命哲学的精神格调有着极大的不同。在郭沫若理解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那里，他抓住的 是其生命哲学的核心理念“绵延”极端强调生命的变动的思想。在柏格森那儿，正是由 于生命绝对的变动导致了人的生存的无根。柏格森试图在人的主体意志中解决这一寻找 人的生存依据的问题。但他的寻找最终被无根的生存意识所淹没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也因为充满了彻底的悲观和幽暗体验最终滑入到了神秘主义的深渊。相比之下，郭沫若 的生命体验本身达到的程度，是相当肤浅的，他的“生命底文学”在精神气质上和柏格 森那种深沉的幽暗和彻底的悲观甚至是南辕北辙的。因为在他看来，“创造生命文学的 人只有乐观；一切逆己的境遇乃是储集Energy的好机会。Energy愈充足，精神愈健全， 文学愈有生命，愈真、愈善、愈美。”(注：郭沫若：《生命底文学》，上海《时事新 报·学灯》，1920年2月23日。)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生命底文学”里注入的这种 与柏格森生命哲学相当隔膜的进取乐观的精神取向恰恰与他总结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 相沟通，甚至可以说就是异曲同工的表述，这就是“把一切的事业由自我的完成出发。 ”(注：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262页。)
《女神》的巨大艺术感染力有着诸多原因，例如不能排除它与五四时代人们的精神焦 虑的契合等等。单就作品本身来看，我们认为《女神》具有直击人心的艺术魅力的重要 原因，是在其恢宏阔大的空间里，流贯其中的一种“气”和一种“势”并相互作用的结 果。
先说“气”。《女神》的“气”是一种“大”气、理想主义之气、勃发之气、破坏之 气、更生之气。气必须有所恃，在《女神》中它大致是以两类意象为依托的。第一类是 大海。郭沫若在解释《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时曾说：“没有看过海的人或者是没有看过 大海的人，读了这首诗的，或者会嫌他过于狂暴。但是与我有同样经验的人，立在那样 的海边上的时候，恐怕都要和我这样的狂叫罢，这是海涛的节奏鼓舞了我，不能不这样 叫的。”(注：郭沫若：《论节奏》，《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6月 版，第229页。)另一类意象是火以及火的宇宙形象太阳。在这一类意象中还有两个特殊 的意象：煤(见《炉中煤》、《无烟煤》)和血。煤是凝聚的、处于燃烧的临界点上的火 ，血是人自身流动的火，都具有火的势和能，是火这一意象的特称形式。当然，这两类 意象常是相互映衬的，比如在《浴海》、《太阳礼赞》、《沙上的脚印》、《新阳关三 叠》、《海舟中望日出》等作品中，审美空间的恢宏感就得益于这种火、太阳与大海的 交相辉映。在《女神》中，大海、太阳、火都是具有宏大的象征性的意象。在郭沫若的 笔下，现代都市同样具有大海的形象：“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涌着在 ，涌着在，涌着在呀!”(《笔立山头展望》)火则是生命的涅pán@①的象征：“火便 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凤凰涅pán@①》)而太阳在《女神 》中更是具有最为辉煌的人格形象，“他眼光耿耿，不转眼睛地，紧觑着我。/你要叫 我跟你同去吗?太阳哟!”(《新阳关三叠》)《女神》携带冲动的激情，张扬着生命形式 的运动与变化，高扬生命主体的无限扩张、膨胀的生命欲求，开拓了诗歌的内在空间。 《女神》的“气”实际上正是郭沫若在生命哲学里注入他所认同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 (尤其是“自我的完成”)的结果。
再说“势”。《女神》在郁积着的几乎爆裂的生命冲动的推动下，生命力极度张扬的 诉求目标是“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天狗》)，以求“一切的一， 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将生命个体极度扩张从而使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无限 的宇宙和永恒统一起来。对《女神》的高度紧张和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取向，已有 学者从它这种“现代性”的乌托邦色彩提出了质疑：“它无意识地受到某个‘神’(历 史新纪元)的内在牵引；它感兴趣的也不是无目的的精神壮游，而是明确地向某一既定 目标凝聚，以求最终有所皈依。……而所谓‘紧张’与其说存在于作品内部，不如说存 在于偶然在世的个人和即将到来的‘历史新纪元’之间。”“正是在《女神》式的‘现 代性’热情中埋藏着新诗后来遭受的毁灭性命运的种子。”(注：唐晓渡：《五四新诗 的现代性问题》，《唐晓渡诗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女神》式的“现代性”热情中是否埋藏着新诗后来遭受的毁灭性命运的种子，还是一 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不过，这种“现代性”热情在《女神》中确实遮蔽着另一种力 量，我们称这种力量为一种“势”，因为它是潜隐的但却具有内在的能量，对《女神》 整个文本的构成的作用是蓄而待发的。在《女神》中个体生命与宇宙、永恒的关系无非 有两种：一是用宇宙的无限来充实和扩张个体生命(如《天狗》)；二是个体生命向宇宙 与永恒的溶入(如《凤凰涅pán@①》)。然而，这两类关系是以首先意识到个体生命 和宇宙与永恒之间巨大的分裂感为前提的，都必将隐藏着强大的悲剧性倾向。事实上， 我们称之为“势”的这种强大的悲剧性倾向是《女神》的诗歌主题本身就具有的，因为 生命的毁灭与新生本身就是互为因果的。
生命的毁灭与新生是自叔本华至柏格森的现代生命哲学至为核心的命题，尽管郭沫若 对生命哲学的吸纳还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次，但生命哲学深渊中漂浮上来的悲剧性气息 是《女神》的诗歌主题本身就埋藏下的基因。所以，在辉煌热烈的《太阳礼赞》中，“ 我”乞求太阳“永远照在我的面前，不使退转”，因为“太阳哟!我眼光背开你时，四 面都是黑暗!”这是摆脱不掉的恐惧。在《凤凰涅pán@①·凤歌》里，“我”以屈原 《天问》的方式对宇宙的存在提问，同时又追问“你(指宇宙)的当中为什么又有生命存 在?/你到底还是个有生命的交流?/你到底还是个无生命的机械?”天、地、海都无从回 答“我”的追问，最后，“我”只能感慨“我们生在这样个世界当中，/只好学着海洋 哀哭。”这无疑表明，郭沫若在对生命存在本身的追问已展现出对生命哲学的形而上的 思考，伴随着这一思考，生命哲学特有的悲剧性体验的精神基因已经渗入到了《女神》 中。
从上文对《女神》中的“气”与“势”的粗略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女神》式的“生 命底文学”已经处在现代生命哲学特有的悲剧性精神体验的临界点上。但也仅此而已， 就在这一临界点上，郭沫若的脚步停止了。他对生命哲学做出了乐观主义式的接受。正 如我们一再强调的，这正是郭沫若基于他所认同的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做出的选择。 而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做出的概括又有着生命哲学渗透的鲜明烙印。 由此可见，在郭沫若诗学思想的核心——“生命底文学”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理 解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可以说他的“生命底文学”有着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郭沫若 并不纠缠于闻一多意义上的中国新诗的文化身份问题，但他的“生命底文学”在中西文 化的交汇状态中不但没有失去中国的血脉，反而是一种突破中的再次确认。《女神》提 醒我们，中国新诗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身份是极为复杂的，面对这种复杂的状况，应该多 一份迂回进入的勇气，而少些简单的中西文化的标签意识。在反思中国新诗的“现代性 ”路向时，这份勇气更应是我们的一份精神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