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这首诗范文1
关键词: 《全唐诗》 唐彦谦 赝诗 互见诗
唐彦谦诗之篡伪情况令人吃惊,在古人诗集中比较罕见,《全唐诗》收其诗两卷,拾遗十一首,共一百九十六首。今人王兆鹏先生在《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辨伪》①一文中考证出上卷有四十首为宋末元初之人戴表元的作品,另陶敏先生考证出其中《自咏》一首乃元许谦之诗,疑《金陵九日》为明人伪诗。出现篡伪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诗集在各个时期都有各种不同的版本,现今见到的诗集都为后人所辑。我在各位前辈研究的基础上,以《全唐诗》为底本,对其六百七十一和六百七十二卷所收唐彦谦之诗更作广泛考索,竟续有所获,其诗歌辨伪情况如下。
一、《全唐诗》上卷②诗作辨伪
据计王兆鹏和陶敏两位先生所考,《全唐诗》上卷所收唐彦谦诗中确定非唐作者已有四十一首,今我更考订属某人之作窜入唐集者三首,可断其非唐彦谦诗但未详谁属者一首。其篡伪情况大致如下。
(一)窜入明人作品。此类发现有一家:石存礼。
(1)《秋日感怀》诗云:
溪上芙蓉映醉颜,悲秋宋玉鬓毛斑。
无情最恨东流水,暗逐芳年去不还。③
此诗见《海岱会集》卷十二《七言绝句诗三十八首》石存礼《秋怀三首》,其中第三首。④石存礼,字敬夫,号来山,易都人,弘治庚戍进士,官至知府。《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九:“《海岱会集》十二卷,明石存礼、蓝田冯裕、刘澄甫、陈经、黄卿、刘渊甫、杨应奎八人唱和之诗也。”《海岱会集序》云:
友人冯用韫一日以海岱集自远寄至。读一遍,而对其对景言情、既事属词、辞质而芭、逸而典、清新而畅、不矫不艳,异乎今君子诗矣……其社约中有不许将诗词传播远者,有罚一条。盖山间林下,自适性情,不复以文坛名誉为事。故不随风气为转移……⑤
由以上材料可知,《海岱会集》作者石存礼、冯裕等八人应不会将他人之诗视为己作而收入酬唱诗集中,且石存礼的《秋怀三首》为一整体,冯裕、刘澄甫、黄卿和陈经与之都有唱和诗《秋怀》。所以可得出结论,唐彦谦集中《秋日感怀》应为明石存礼诗。
(二)篡入元人之诗。此类数量最多,已知有两家:戴表元和许谦。篡入戴诗四十首已为王兆鹏先生考证出。篡入许谦诗三首,有一首《自咏》已为陶敏先生考证出,现我还发现两首。
(2)《原上》诗云:
危桥横古渡,村野带平林。野鹜寒塘静,山禽晓树深。
雨微风矗立,云暗雪侵寻,安道前门水,清游岂独吟?⑥
(3)《寄台省知己》诗云:
久怀声籍甚,千里致双鱼。宦路终推毂,亲帷且著书。
才名贾太傅,文学马相如。辙迹东巡海,何时适我闾?⑦
许谦,字益之,号白云,金华人,元初人,《元史》有传。有《白云集》传世。《原上》在《白云集》中题作《花溪道中》二首,⑧第一首与之同,除了首句第一字为“板”外,其它同。花溪,在今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县东北五十里。许氏集中题做两首,是诗人途中经过花溪时有感而发,实为一整体,诗中所涉及的地点和诗歌内容与许氏身份同。且许氏集中首字为“板”,“板桥”对“村野”,较为工整;而唐集作“危”,“危桥”与“村野”不甚对称,又将诗题改为《原上》,显为篡改,以掩人耳目。
《寄台省知己》在许集中题为《次韵丘以道三首》,⑨第二首与此诗完全相同。按,丘以道,相关资料甚少,据元邓文原《巴西集》卷上“容德斋笺”条载:
甄城丘以道,幼从余执业,已颖悟,异凡儿。长益务学有操尚。以容德名斋,求予言。予惟容之义大矣,世之昧者以厚貌深情为容也,有忤于中久而不释,则愤裂溃决其祸乃甚于不容者。以道其亦审于理欲善恶之辨焉,故与之箴,且以自儆云……⑩
邓文原,字善之,绵州人,《元史》有传,其生活年代为宋末元初。据此可知,丘以道应为元初之人,和许谦的生活年代基本相合,所以二人有诗歌唱和应在情理之中。又“辙迹东巡海,何时适我闾”一句,许谦为浙江金华人,东临大海,所以称丘以道登门拜访为“辙迹东巡海”。据此可知唐彦谦集中的《寄台省知己》应为许谦之诗。
这两首混入的许谦诗,作伪手段相似,都是将诗歌题目改头换面,杂入唐彦谦诗歌中,以欺世人。
以上数首可确信为他人之诗篡入唐集中,数量众多,并明显改窜不少诗题,绝非一般误收,而是有意作伪。另《全唐诗》六百七十一卷中,还有数首无法考证出具体作者,但据诗歌内容可确定非唐诗者亦有数首,兹列于下。
(4)《游南明山》(久闻南明山{11})
《游南明山》为五言古诗,记述诗人游南明山的经过与心理感受。诗中有“宦途劳营营,暂此涤尘虑”句。按,南明山,在浙江新昌县南。唐彦谦,根据《两唐书》载,咸通中应进士,十余年不第,晚岁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历河中从事、节度副使、晋降二州刺史;光启三年,重荣遇害,贬兴元参军从事,兴元杨守亮留属判官,寻迁副使,历阆、壁二州刺史,卒。唐彦谦晚年凭借王杨二人之力入仕,所以其为官范围应不出河中、兴元,故其不可能在浙江做官。诗中所述情况“宦途劳营营,暂此涤尘虑”与之明显不符。又考南明山,查《旧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括地志》等唐代地理书均无南明山一名,宋以后才有相关的地理书籍提到此山名,这进一步证明此诗乃后人伪作也。
另有两首,从诗歌的内容上看不像晚唐人语。
(5)《金陵九日》诗云:
野菊西风满路香,雨花台上集壶觞。九重天近瞻钟阜,五色云中望建章。
绿酒莫辞今日醉,黄金难买少年狂。清歌惊起南飞雁,散作秋声送夕阳。{12}
今人陶敏先生认为这首诗明显是明朝人刚建都金陵时的语气。{13}而考明初人之诗,大都以歌功颂德为主,一改以往朝代建国之初的总结兴废、寄望宽恤百姓的传统。这首诗颔联和颈联就明显有这种倾向,尤其是“九重天近瞻钟阜,五色云中望建章”两句,不像是处于动乱社会的唐末人语气。
(6)《金陵怀古》诗云:
碧树凉生宿雨收,荷花荷叶满汀州。登高有酒浑忘醉,慨古无言独倚楼。
宫殿六朝遗古迹,衣冠千古漫荒丘。太平时节殊风景,山自清清水自流。{14}
这首诗尾联不似晚唐人语。“太平时节殊风景,山自清清水自流”乃处于太平时节人的语气,而唐彦谦所身处的唐末,是唐王朝最混乱最黑暗最没有希望的时期,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太平时节。而且这首怀古诗与唐彦谦用语激烈、讽刺悠远、感情深沉的其它怀古诗相较,语气平和,气定神闲,不似其咏史怀古诗一贯的风格。这首诗和上一首《金陵九日》一样,很有可能是明代人的作品。但因为资料不足,我只能从诗歌内容上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
除了以上几首可以断定非唐彦谦诗外,《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一中还有许多诗歌,处于疑似之间,兹列于下:
(7)《蟹》(湖田十月清霜堕,晚稻清香蟹如虎{15})
(8)《索虾》(姑孰多紫虾,独有阳湖优{16})
《索虾》诗末尾提到的“胡隐君”,我遍查各种资料,均无为唐人的记载。只发现有明朝人有称“胡隐君”的。又,这首诗和上首《蟹》内容琐碎,用语质实,风格俚俗俏皮,和唐彦谦其它的诗歌风格相差甚远,不似其诗,但无确凿证据,姑存疑。
(9)《无题》{17}十首
这十首诗题材为爱情诗,描写了男女主人公由相识到相爱再到相别,对女子细微的心理感受刻画较为细腻,颇似李商隐的《无题》诗。但是,唐彦谦学李商隐诗,不是学其爱情诗,而是学诗歌的语言技巧――用典,以及诗歌的讽谕性。
历来的诗评家都有论及,若唐彦谦学李商隐之无题诗,并亲身力为,历代的诗话应有所记载,但事实上并没有。所以这有可能是作伪者断章取义,以此作为唐彦谦学李商隐诗之例证,但无确凿证据,姑存疑。
二、《全唐诗》下卷互见之诗考
《全唐诗》六百七十二卷所收唐彦谦诗较为可靠,不过其中也有几首与他人互见的诗歌,这几首诗在钱钞本和胡本中均有出现,经我考证,其中有为他人作品。但是和上一节所考证的那些有意篡伪之诗不同的是,这些诗属于误收。另,《全唐诗》之《补遗》收唐彦谦诗十一首,其中也有与他人的互见之诗;今人王重民先生从明《永乐大典》中又辑得唐彦谦诗一首,但该诗也见于他人之诗集。
现将这几首互见诗和考证情况列于下。
(1)《送韦向之睦州谒使君》诗云:
才子南游多远情,闲舟荡漾任春行。
新安江上长如此,何似新安太守清?{18}
(2)《咏月》诗云:
阴盛此宵中,多为雨与风。坐无风雨至,看与雪霜同。
抱湿离遥海,倾寒向远空。年年不相值,还似道难通。{19}
(3)《垂柳》诗云:
垂柳碧髯茸,楼昏带雨容。思量成昼梦,来去发春慵。
梳洗凭张敞,乘骑笑稚恭。碧虚从转笠,红烛近高舂。
怨脸明秋水,愁眉淡远峰。小园花尽蝶,静院酒醒蛩。
旧作琴台凤,今为药店龙。宝奁抛掷久,一任景阳钟。{20}
(4)《岐王宅》诗云:
朱邸平台隔禁闱,贵游陈迹尚依稀。云低雍畦祈年去,雨细长杨纵猎归。
申白宾朋传道义,应刘文彩寄音徽。承平旧物惟君尽,犹写雕鞍拌六飞。{21}
(5)《湘妃庙》诗云:
刘表荒碑断水滨,庙前幽草闭残春。已将愁泪留斑竹,又感悲风入白萍。
八族未来谁共北,四凶犹在莫南巡。九峰相似堪疑处,望见苍梧不见人。{22}
(6)《别商明府》诗云:
许教门馆久踟蹰,仲叔怀恩对玉壶。
唯有离心欲萌客,望垂双泪不成珠。{23}
诗(1)又见于唐诗人皎然诗集《杼山集》,题作《送韦向睦州谒独孤使君汜》{24},内容略有不同,首句唐诗集“游”字,皎然诗集为“看”;第三句“上”,皎然诗为“色”。按,睦州治所在今浙江省建德县,根据《唐刺史考》卷一四七,独孤汜约于贞元初(公元775―805年)为睦州刺史。据《新唐书・地理志》载,睦州领县六:建德、还淳、寿昌、桐市、分水、遂安,其中还淳包括雉山、新安和清溪。新安江主要流经新安县,故诗中称睦州刺史为“新安太守”。又,皎然,字清昼,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人,生于720年,大约卒于805年。《两唐书》均有传。皎然大半生都在越中度过,其生活的年代和独孤汜基本同时,所以据此可以断定这首诗应是皎然的作品。又,从作品内容看,也是皎然集中的较为完整。诗歌第三四句,皎然集为“新安江色长如此,何似新安太守清?”将新安江上的景色和新安太守的清正廉洁相比,以突出后者,前后逻辑性很强,诗意完整。但唐彦谦集为“新安江上长如此,何似新安太守清”,虽然只一字之差,但诗意就显得不太完整。所以此诗为皎然作无疑。
诗(2)又见唐诗人李频诗集《黎岳集》,{25}题作《八月十五夜对月》,内容略有不同。唐集第三句“风”字和最后一句“道”字,李集为“云”字和“命”字,其余均同。李频,字德新,睦州寿昌人,大中八年(公元854年)进士。《两唐书》有传。有诗集《黎岳集》一卷传世。《岁时杂咏》与《文苑英华》均载此诗为李频诗,分别题为《中秋夜月》和《中秋月》,诗歌内容略有字词上的不同;明高的《唐诗品汇》载此诗为唐彦谦诗。相较而言,《文苑英华》与《岁时杂咏》所据更为可靠。
诗(3)又见于李商隐诗集。题同,内容略有字句上的不同。冯浩曰此诗“亦见唐彦谦集”,又曰此诗“是客中怀内之作,笔趣略类本集(按,指李商隐诗集卷三)”,但同时又引用了《旧唐书》和宋杨亿对唐彦谦诗歌的评价:“旧传曰:彦谦少时师温庭筠,故文格类之。宋杨文公谈苑曰:鹿门先生唐彦谦为诗酷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怆之一体。”{26}冯浩的评价极是,这首诗的格调笔趣和唐彦谦的其它咏物诗,如《玫瑰》《牡丹》等也极为的相似,所以此诗姑存疑。
诗(4)、(5)均见于罗隐诗集《罗昭谏集》,《全唐诗》卷六百六十五罗隐诗。《文苑英华》收《湘妃庙》为罗隐诗,但收《岐王宅》为唐彦谦诗。陶敏先生认为《岐王宅》和《湘妃庙》均为罗隐诗,不知何据,姑存疑。
诗(6)乃今人王重民从《永乐大典》中所辑得。此诗又见于方干《玄英集》{27}卷八、《全唐诗》卷五百六十三方干诗,诗题为《殷明府》;第三句“唯有离心欲萌客”之“萌”字方干集作“销”;第四句“望垂双泪不成珠”中“望”字,方干集作“空”,其余同。按,方干诗集中有一首《新安殷明府家方响》,诗云:“葛溪铁片梨园调,耳底丁东十六声。彭泽主人怜妙乐,玉杯春暖许同倾。”{28}据此,此首诗为方干作的可能性较大。另从诗歌内容上看,亦是方干诗较为工整。所以应为方干诗。
注释:
①中华文史论丛,1993,(52).
②《全唐诗》编唐彦谦诗两卷,分别编入卷六百七十一和卷六百七十二,另辑《拾遗》十一首。笔者为方便叙述,将《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一称为上卷,卷六百七十二称为下卷。
③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一).中华书局,1960:7667.
④[明]石存礼,冯裕等著.海岱会集(卷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7册):75.
⑤[明]石存礼,冯裕等著.海岱会集(卷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7册):3.
⑥⑦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一).中华书局,1975:7670.
⑧⑨[元]许谦.白云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551.
⑩[元]邓文原.巴西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5册):532.
{11}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一).中华书局,1960:7679.
{12}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一).中华书局,1960:7675.
{13}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补笺.中华书局,1975,(第五册):447.
{14}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一).中华书局,1960:7675.
{15}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一).中华书局,1960:7681.
{16}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一).中华书局,1960:7680.
{17}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一).中华书局,1960:7689.
{18}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二).中华书局,1960:7692.
{19}此诗乃《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一所收,但《唐诗品汇》和胡本均收此诗为唐彦谦诗,且胡本在诗题下注“见于前人”,可知这首诗不是故意为之,而是误收。
{20}全唐诗(卷八百八十五).中华书局,1960:10003.
{21}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二).中华书局,1960:7689.
{22}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一).中华书局,1960:7694.
{23}王重民等辑录.全唐诗外编.中华书局,1982,(上册):223.
{24}[唐]皎然.杼山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1册):813.
{25}[唐]李频.黎岳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3册):47.全唐诗(卷六百).中华书局,1960:6819.
{26}冯浩的评价见《玉溪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769-770.
{27}{28}[唐]方干.玄英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4册):80.全唐诗(卷563).中华书局,1960.
参考文献:
[1][唐]元吉等.唐人选唐诗十种.中华书局,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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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清]永等.四库全书.中华书局,1965.
清明这首诗范文2
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
现在通行的《李白集》，一般也因此将其作为一首佚诗，辑录于集后的《诗文拾遗》中。（注：参见中华书局印行的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诗文拾遗》后的《补遗》部分、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下册第1772页，詹yīng＠①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八册《集外诗文》。前二者皆将“度君多少才”之“度”误而为“废”，詹著已据《东观馀论》改正。）对于这首诗之真伪，清代王琦曾说过：“按此诗首二句，亦似观化之后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遗逸者。疑其出自乩仙之笔，否则好事者为之欤？”[1]（卷三十六，P1650）这里，所谓“观化之后”，是指人死了以后。对于王氏此言，学术界一方面应者了了，另一方面一般也只是因袭王说，而未有发挥。安旗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在辑录此诗后所加的按语中，引述王说，并以“王说是也”[2]（下册，P1772）加以肯定，除此之外，则未置一词。詹yīng＠①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在此诗后所加按语中这样说：“王说或为得之，然乩仙云云，却涉荒诞不经。”[3]（第8册，P4519）这里，詹yīng＠①师比安旗先生显然进了一步，一方面批评王琦疑此诗为“乩仙之笔”是“荒诞不经”，而似同意是“好事者为之”，另外亦惜乎未能再作更深一层的探讨。检讨王琦所言，他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又进而推测其出自“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但是，王琦的这一结论并非立足于确凿证据的基础之上，而只是基于阅读印象所作出的判断，缺乏细致的考察，因此难免过于草率，而未足以使人信服。同时依据王琦所言，我们对于这首诗的作者似乎也已经无从考索了。实际上，断言此诗不是李白所作，是有确凿的证据的；而且其作者也是有名可考的——他就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下面试详为说之，不足之处，尚乞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根据现有，最早将此诗视为李白所作者，是宋代的黄伯思。在所撰的《东观馀论》卷上《论书六条》的第五条中，他这样说：“‘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这里，黄伯思明确指出了此诗为李白所作。然而，黄氏虽作此说，就如同王琦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一样，对其持论之理由与依据却并未作任何说明。在《东观馀论》指出此诗为李白所作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这一说法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从宋元其他文献资料中，也未见到有人提起《东观馀论》中所记的此则。一直到了明代，胡震亨在《李白通》中才注意到黄氏此说，并援以为据，并在《李诗通》卷二十一的《附录》中，将这首诗辑录其中而题以《上清宝鼎诗》。《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五《李白集补遗》也是据《东观馀论》而辑录的，也题以《上清宝鼎诗》。但是对此诗细加，我们不免疑窦丛生。疑问之一，此诗在内容上意脉模糊不清，颇不完整，不仅给人有头无尾之感，诗句间也并不连贯。诗中作者以“君”、“我”对举，又说“度君多少才”，这与诗题《上清宝鼎诗》显然不合。如果把“我”看成是作者自指的话，那么，“君”又该作何指呢？这一点按照诗题来寻求，也难知所云，不得其解。疑问之二，此诗从形式上看，既非古诗，又非近体，音律上也较为混乱，读来颇觉不类。疑问之三，此则资料出于《东观馀论》中《论书六条》，检其他五条资料，内容上皆为论书，只有这一条则是论诗，内容与论书毫无牵涉，置于“论书”之中显然不合适。所有这些疑问归结起来，使我们不能不对黄伯思《东观馀论》的说法产生怀疑。而后世在收集李白佚诗或整理《李白集》的时候，仅凭借《东观馀论》中这则疑问颇多的资料，未作仔细辨别即引以为据，盲目信从，将此诗作为李白的佚诗辑录，这不仅使上述疑问未能得到解决，而且使得又进一步复杂化。
今按，黄伯思《东观馀论》认为由李白所作的《上清宝典诗》，我们在苏轼诗集中，又看到了它以《李白谪仙诗》为题，完整地保留其中。（注：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外记》也曾引录此诗。然而，令人颇为费解的是，他对苏集著录此诗竟然未置一词，即以“似观化之后所言”为据，而视此诗为“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我们怎样因为李白不可能作此诗，而否认苏轼作此诗的可能呢？其实，所谓“我居清空表，君隐黄埃中”，乃是我——君、阳——阴对举，不能将“居清空表”理解为“观化之后”。）整首诗是这样的：
我居清空里，君隐黄埃中。声形不相吊，心事难形容。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阙百千仞，霞衣谁与云烟浮。
把《苏轼集》中所存这首《李白谪仙诗》与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所引诗句加以对照可以看出，苏轼集中所录者无疑是一首完整的诗，《东观馀论》所引者仅为《李白谪仙诗》的第一、二与九、十、十一、十二共六句，只是节录了全诗的一部分。就二者的共同部分而言，除了个别字上有差异外，余皆相同。《东观馀论》所引“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之“表”、“处”、“红”，以及“仙人持玉尺”中之“仙”，《李白谪仙诗》则分别作“里”、“隐”、“黄”与“佳”。对于这几处差异，细加体会，我们觉得也应以《李白谪仙诗》为是。通过两者的对比，可以肯定地说，《东观馀论》所引的《上清宝典诗》，原是出自这首在苏集中题作《李白谪仙诗》之中的。从黄伯思只是节录全诗的一部分来看，他似乎并未见到这首诗之全体。这就使我们生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这首诗究竟应如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所说为李白所作，并题为《上清宝鼎诗》，还是应为苏轼所作而题为《李白谪仙诗》呢？抑或像王琦说的那样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从苏轼诗集中对此诗的著录说起。
考察苏集版本的流传可以知道，现存《苏轼集》各种版本中最早著录《李白谪仙诗》一诗的，是明代成化年间所刊行的程宗《重刊苏文忠公全集》。该本于《东坡集》、《东坡后集》、《奏议集》、《内制集》、《外制集》、《应诏集》外，首次编辑了《东坡续集》，这首《李白谪仙诗》即录于《续集》之卷一中。那么，程宗将此诗编辑于《续集》之中，他所依据的版本又是什么呢？据李绍《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程氏《重刊苏文忠公全集》依据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一是“宋时曹训刻旧本”，二是明仁宗时翻刻内阁所藏宋本而未完之新本。程氏在此基础上，“重加校阅，仍依旧本卷帙。旧本无而新本有者，则为《续集》并刻之”。今按，仅从程氏刻本目录即可知道，所谓“宋时曹训刻旧本”，无疑是属于《七集》本系统。而从李绍序中又可知，程宗所编《续集》，依据的是明仁宗翻刻宋本而未完之新本。那么，其所谓“新本”又是属于什么版本系统呢？对此，我们虽然已经无从直接考索，但是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东坡六集》“当坡公无恙时”已有“杭本”行于世（卷十七），可以说基本上是出于作者手定，《七集》本中的《应诏集》也早已定型。明仁宗时之“新本”只是据内阁藏本“命工翻刻”，并未改变原卷帙，程氏重刊时也只是“依旧本卷帙”，设若“新本”属于《七集》本系统，自然不可能会多出许多“曹训刻旧本”所无的诗文。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新本”并不属于“曹训刻旧本”所属的《七集》本系统，而应当是宋代诸如《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之类的分类合编本。（注：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九《东坡集》，中华书局，1999。）这就是程宗《重刊苏文忠公全集》中的《续集》部分所依据的版本。程氏此本在后代极大，成化以后各本苏集，即多由其而出，并将这首《李白谪仙诗》著录于其中。像明代万历一百十二卷本《东坡全集》（按，此即《四库全书》著录的蔡世英刊本所祖）、万历年间茅维刻本《东坡先生诗集注》（按，此即所谓“新王本”，四库全书所著录之朱从延文蔚堂刻本所祖）、清代宋荦等补注《施注苏诗》所刻之“新施本”（注：《施注苏诗》至清康熙年间，仅有残本传世，其卷一、二、五、六、八、九、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九、四十均已佚。宋氏嘱门下邵长衡补其阙卷，又掇拾遗诗四百余首，嘱冯景注之。此一由宋氏重新补注者，称为“新施本”。）、查慎行的《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以及朱翠亭的《苏东坡诗集注》等，皆著录了此诗。
清明这首诗范文3
关键词：王士祯；诗学思想；《新安二布衣诗》
初文坛盛行编选明诗以保存故国文献的风气，当然也有褒贬气节的目的。作为清初著名的诗论家王士祯及其“神韵说”不可能不在此时发挥其影响。王士祯“论b布衣诗极推吴非熊、程孟阳”，在新安后辈汪洪度的推动下，王士祯把二人遗存诗集“芟其繁芜，撷其菁华各得诗三百余篇，定为八卷。”于康熙四十三年付梓印行于世，是为《新安二布衣诗》。根据诗集卷首王士祯所作序，全集共收诗约700余首编为八卷。由目录可知全书八卷二人诗作各占四卷，其中前四卷是吴非熊集，共收诗369篇：第五卷至第八卷为程孟阳集，共收诗400首。
从钱谦益为二人作的小传可以看出均是有广泛的游历经历，成名过程上，吴兆是少年成名，而程嘉燧则是甚的钱谦益的推崇。虽然在小传中程嘉燧学诗过程虽学古人，但都是得其精神为内在，而不是拟古回潮。而且性灵的坚持也让程嘉燧的诗风呈现出性情格调兼备的风貌，七言诗尤能显其才。而吴兆虽有成名作《秦淮斗草篇》为七言诗，但是其他却无甚独到之处，倒是他的五言诗成就斐然。
清初定鼎之际大批移民由明入清，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许多文人为了保存前人文献而编选明朝诗文集，另一方面也有褒扬节义的因素在内。到了康熙朝文字禁忌逐渐变得严厉起来，于是文人们把创作的热情转化为对前人文献的整理和编辑，兴起一股清人选明诗的风气。这一时期大量的明诗总集、选本出版刊行，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沈德潜的《明诗别裁集》是著名的代表。这使得文人们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字狱的迫害，也保存了大量文献。不过到了乾隆年间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把钱谦益放在列在首位，乾隆皇帝看后大为不悦，下令禁毁一切与钱谦益有关的诗集、书板，甚至许多有钱谦益作序的诗集也遭禁毁。《新安二布衣诗》或许就是因为其卷首钱谦益为程嘉燧作的传而被禁毁，另外钱谦益对程嘉燧异于其他诗人的推崇或许也为这本诗集带来了被禁的不幸。
王士祯作为清朝初期诗坛盟主兼著名诗论家，在这一时期也编选了多部诗集。依据的标准就是他在这一时期影响巨大的“神韵说”，当然这一诗学思想对后世影响也很大。“神韵”一词虽在早期的文学批评思想就有提及，但王士祯继承发展的神韵说主要“主张淡泊蕴藉的一面，成为自己“神韵”说的立论根据。”①体现为主张诗歌的意境要清明幽远、诗风冲淡自然，特别推崇清奇的审美倾向，在诗家一贯传承主张诗歌的蕴藉含蓄方面则认同司空图“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和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思想。神韵二字我们大致可以从下面这段文字来理解：
“……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S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②
由此可见王士祯追求的就是诗歌要有情趣和韵致，对清新明丽景物和幽远脱俗之境的描写与营造以抒发淡静致远的情怀，这方面王维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可以说是王士祯推崇的自然清奇的典型，这也与中国古代批评史上一贯的推崇清奇风格的思想惯性相一致。
回顾程、吴二人在《新安二布衣诗》中入选的诗作，其写景抒情，唱和赠答莫不如此，性灵与真情兼备，审美含蓄自然，描摹景物自然天成。这也与二人都有的四方交游的人生经历有关，这种游历陶冶的情操性格反映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了作品的情趣豁达冲淡，韵致自然清奇。可以说二人诗歌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王士祯神韵说的审美标尺。
对于程嘉燧和吴兆两位布衣诗的成就的褒扬历来不在少数，钱谦益对二人的评点就不必说了，在王士祯编选这部诗集之前在《渔洋诗话》中对其诗歌成就所作的极高赞誉：“新安吴兆非熊、程嘉隧孟阳，皆以布衣称，诗有名万历、启、祯间。”③在诗集编成之后付梓刊行是作的序中对二人也有这样的赞誉：“二先生同万历之世，时天下承平久，士大夫以文章为职业，布衣之士时时颉颃上下。”而宋荦则在序中说：“明末新安二布衣，一为程嘉燧孟阳，一为吴兆非熊，皆以诗名天下。钱宗伯牧斋最赏之。”
另外，选本这一形式毫无疑问是一种文学批评方式，因为在编选的挑选过程中是有取舍标准的，主观审美的特征非常明显。有的诗被留下来，有的被删去了，一部选本势必会体现编选者的文学批评思想，“总集中的一部分选本，表明了编选者鲜明的、有价值的文学观念，这对于研究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和思想的学人来讲，也是值得注意的。”④就《新安二布衣诗》这部诗集来说，王士祯的诗学思想体现无疑。“中古代文学批评的形式多样，就其时间运用较长、运用时间较广，而且又深具民族特色言之，不外选本、摘句、诗格、论诗诗、诗话、评点六种，而其中又以选本最富于包容性。”⑤这部诗集选用程嘉燧、吴兆所遗留的诗集删选而成，在王士祯神韵说的指导思想下，留下的多是含蓄蕴藉清新冲淡的作品，即使是应酬诗所表现出来的感情也是内心真情，读来令人感受到情深意切。当然其也有“门户之见”的狭隘性弊端，不免有些独到之美的诗作被抛弃，但这是每种选本都不能避免的。
总之，晚明社会大背景下产生的布衣诗人群展示了他们独特的诗歌成就，程嘉燧、吴兆二位代表人物，所取得的诗歌成就不仅在当时产生了不小范围的影响，而且在后世依然为王士祯所推崇，清初清人选明诗的风潮中，在新安后辈汪洪度等人的倡导推动下王士祯执“神韵说”对二人诗作进行了一番筛选编成了这部《新安二布衣诗》。诗集的编选与留世使得人们至今仍可一窥当时布衣诗人们的风尚，对布衣诗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注解：
① 王运熙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13页。
② （清）王士祯撰，文益人校点：《池北偶谈》卷十八，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351页。
③ （清）王士祯：《渔洋诗话》，《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第148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年版，第854页。
④ 王运熙：《总集与选本》，《古典文献知识》，2004年第5期，第78页。
⑤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06页。
参考文献：
[1] 王运熙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2] （清）王士祯撰，文益人校点：：《池北偶谈》卷十八，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
[3] （清）王士祯，《渔洋诗话》，《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第148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年版.
[4] 王运熙.《总集与选本》，《古典文献知识》，2004年第5期.
清明这首诗范文4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这是王籍的两句名诗。诗人以“噪”衬“静”，益显其静；用“鸣”衬“幽”，愈见其幽，这两句诗把静景写活了。王安石看了却认为大谬不然，于是挥毫将它改成“一蝉不噪林愈静，一鸟不鸣山更幽”。王安石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去看待客观事物，把诗句改得韵味全无，无怪乎黄庭坚讥笑他是“点金成铁”。
相传，古时苏州有个秀才，善诗工文。一天晚上，皓月当空，秀才触景生情，即兴作了一首咏月诗。适逢太守来访，秀才请他修改。当太守看到“一轮明月照苏州”一句时，便说：“偌大的月亮，如何只照苏州，不照别处？”于是便在“苏州”后面添上了“无锡等地”四个字，变成为“一轮明月照苏州无锡等地”。这位太守根本不知诗为何物，无知妄说，弄得秀才啼笑皆非。此事传出去，闻知者无不大笑。
苏轼写的《古史》，即对《史记》所作的修改，有不少是因为苟简而顾此失彼的败笔。例如《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写道：“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却说：“母，韩女也，滑稽多智。”删去三字，语意不明。再如：“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古史》省去动词“事”，就与原意迥然不同。
清明这首诗范文5
[关键词]嵇康；四言诗；魏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8-0049-02
嵇康（224～263），谯郡人，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在当时乃至后世影响都很大，有关他的话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内容涉及文学、哲学、音乐等方面。尤其是他的四言诗，“开晋宋四言门户”，突破了前人尤其是《诗经》的陈规，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并对后世四言诗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前人论及嵇康诗歌的艺术风格，多概括为“清峻”，这源于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这段论述为后世多数评论家所认可。陈祚明曰：“叔夜诗实开晋人之先，四言中饶隽语，已全不似三百篇，故佳。”刘师培也说：“嵇诗清峻，而阮诗高浑。”简而言之，“清”就是清远，“峻”就是峻切，进一步说，就是嵇康诗歌所呈现出的清新脱俗的意境，所塑造的清高伟岸的人格形象，以及直露峻切的语言风格和创作风格。这可以说是嵇康四言诗的主体风格。
一、清远旷逸
蒋寅《古典诗学中 “清” 的概念》一文在考察《诗经》中“清”的用法的基础之上，指出“清”除了本义指水清外，主要引申为“人贤淑的品貌”、“宗庙的肃穆气氛”、“人的峻洁品德”等，而引入到诗歌评论当中，则是指“诗歌语言的明晰省净，诗人气质的超尘脱俗，立意与艺术表现的新颖，此外还有意境和情趣的古雅和凄冽等。”《诗薮》说：“诗之最可贵者清，然有格清，有调清，有思清，有才清。”又说：“思不清则俗。”可见，思清决定着诗风能否超尘脱俗，即诗风之清取决于情思之“清”。嵇康乃一代玄学大师，有大量的玄学言论存世。玄学之“玄”即深奥神妙之意，玄理本身就是一种“清”思，是让人遐思远想的。不仅如此，嵇康还是庄子的理想人生境界具体化、人间化、诗化的第一人。他把自己理想的人生境界和生活趣味描述为“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志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 。（《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其十七）嵇康想要在诗歌里构建一个诗化的人生境界，所以他对诗中的形象进行了净化，而净化了的主客体便共同生成了嵇康诗歌清远旷逸的风格。嵇康一生淡泊名利，无意仕进，他所追求和向往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人生。所谓诗为心声，他的诗歌也往往呈现出一种清远脱俗的美学特征。诗人往往寥寥数语，便会创造出令人神往、浮想联翩的清远旷逸画卷。《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和《四言诗》中的部分诗歌都能体现这种风格，如《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晋书・顾之传》载：（顾之）“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图之，恒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再试看下面的诗句：
淡淡流水，沦胥而逝。
泛泛柏舟，载浮载滞。
微啸清风，鼓楫容裔。
猗猗兰蔼，殖彼中原。
绿叶幽茂，丽蕊浓繁。
馥馥蕙芳，顺风而宣。
微风清扇，云气四除。
皎皎亮月，丽于高隅。
这是何等的高远辽阔，何等的澄明虚静，何等的冲淡平和！诗中的意象看似平淡，如“流水”、“清风”、“兰蔼”、“微风”、“亮月”等，都是日常所见普通景物，然而看似平淡，仿佛是信手拈来，轻描淡写，诗人通过运用白描、比兴等手法，寥寥数语，便创造了一个一尘不染、澄静精纯的氛围，如人间仙境一般。这既不同于他之前屈原的博大华美，也不似他之后谢灵运的富丽精工，自成一格，自成特色。诗人将自己的“仙心”巧妙地融化到了自己的诗歌之中。
二、峻切雄健
颜延之说嵇康“龙性谁能驯”。（《五君咏》）刘勰云：“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嵇康这种桀骜不驯、豪侠正义的性格，带给诗歌豪迈、雄壮、直率之气。这在《幽愤诗》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这首诗是嵇康因吕安事受牵连入狱后所写。干宝《晋书》载：“康有潜遁之志，不能被褐怀宝，矜才而上人。（吕）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巽病之，告安谤己。巽于钟会有宠，太祖遂徙安边郡。遗书与康：‘昔李叟入秦， 及关而叹’云云。太祖恶之，追收下狱，康理之，俱死。”诗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泰然若定，轻肆直言，抚今追昔，畅想未来，时而哀怨低回，时而激越豪迈，然其大气凛然，光明磊落，情绪昂扬，节奏鲜明，犹如一首大气磅礴的交响曲。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说：“嵇中散诗如独流之泉，临高赴下，其势一往必达，不作曲折漾回，然固澄澈可鉴。”这段评论形象地阐释了嵇诗峻切雄健的风格。再如《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其十三：
浩浩洪流，带我邦畿。
萋萋绿林，奋荣扬晖。
鱼龙，山鸟群飞。
驾言出游，日夕忘归。
思我良朋，如渴如饥。
愿言不获，怆矣其悲。
诗句豪壮、伟奇，颇具魏武遗风。浩浩荡荡的洪流如天风海雨扑面而来，气势雄浑壮阔。极目远望，自然美景尽收眼底，树木繁茂，百花争艳，鱼龙畅游，山鸟群飞。徜徉在美景之中，何等快意，乐而忘归。然而，面对美景韶光，却无心欣赏。良朋不在身边，亲人远离在他方，心情十分悲怆。正如刘履所言：“此叔夜自叙其与秀才别后之情，言见洪流尚萦带而相近，绿林且荣耀而悦人，鱼龙亦共聚而游，山鸟有群飞之乐，是以览物兴怀，思得同趣之人，相与游娱，以忘晨夕，今乃不获所愿，使我思之不己，至于悲伤也。《魏志》称其‘文辞壮丽’，观此诗，亦可见矣。”
三、雅润古穆
刘勰说：“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雅润指诗歌内容之醇正典雅，文辞之华彩润饰。嵇康是魏晋时期四言诗的重要，更有学者认为，他是四言诗最后一位代表诗人。试看 《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其一、其二：
鸳鸯，肃肃其羽。
朝游高原，夕宿兰渚。
邕邕和鸣，顾眄俦侣。
仰慷慨，优游容与。
鸳鸯，啸侣命俦。
朝游高原，夕宿中洲。
交颈振翼，容与清流。
咀嚼兰蕙，俯仰优游。
诗中生动描绘了一对鸳鸯振翼齐飞、悠闲嬉戏的景象，它们或飞或歇，一会儿相顾和鸣，一会儿又在水中嬉戏，好不快活自在！诗歌用语典雅华美，形象高洁脱俗，描写生动鲜活，深得风雅之韵味。
“古穆”可以理解为“雅润”风格的一个侧面。且看《代秋胡歌诗》其一、其二：
富贵尊荣，忧患谅独多。
富贵尊荣，忧患谅独多。
古人所惧，丰屋家。
人害其上，兽恶网罗。
惟有贫贱，可以无他。
歌以言之，富贵忧患多。
贫贱易居，贵盛难为工。
贫贱易居，贵盛难为工。
耻佞直言，与祸相逢。
变故万端，俾吉作凶。
思牵黄犬，其计莫从。
歌以言之，贵盛难为工。
就诗歌内容而言，抒发的是安贫乐道等玄理，然其风格却显得古朴而又典雅，如朱嘉徵所言：“秋胡行歌富贵思寡过也，……乐府尚存古穆之风。”
总而言之，嵇康四言诗所展现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给读者以无限的遐想和美感。一般而言，传统美学将艺术之美分为优美和崇高两类。由此可以看出，嵇康的四言诗优美与崇高兼具，清远旷逸则属于优美的范畴，呈现出阴柔之美；雅润古穆和峻切雄健则属于崇高的范畴，呈现出阳刚之美。这些特点阴阳相辅，刚柔相济，正好应合嵇康所托好的老庄哲学理念。
[参考文献]
[1]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清明这首诗范文6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繁荣鼎盛的时期。与之相应，文学创作上，中国古代正统诗文创作也进入黄金时代。以“盛唐气象”为特征的诗歌创作达到顶峰；天人同构的诗国家园臻于完善。由于诗歌创作的空前繁荣，诗歌批评不仅在理论上有了深化，在批评的方法和范围方面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展。殷墦、王昌龄、皎然、司空图等人的意境探讨；白居易“为民请命”的诗学理论；韩愈“不平则呜”的创作原则，把中国古代具有朴素民主精神的文艺思想引入一个全新阶段。杜甫“以诗论诗”的批评方式，更是在批评领域开了先河。
杜甫(公元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号称“诗圣”。杜甫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
杜甫的文学批评思想及其批评理论，是在陈子昂、李白诗论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由于杜甫所处的时代已经到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期，因而杜甫的文学批评及其理论，更加注重民生疾苦、为民请命。
一、一代诗史，千秋殷鉴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的10、11月之间。这年的10月，唐玄宗携杨玉环往骊山华清官避寒。11月，安禄山举兵。杜甫其时途经骊山，玄宗、玉环玩兴正酣，安禄山举兵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长安。诗人途中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想，已然感觉到了社会动乱的端倪。千载之后，我们再来读这首诗、讲这些事的时候，仍然能够感受到“山雨欲来”之势。诗人敏锐的观察力，不能不令人叹服。
杜甫写诗是表现自己的真实性情。那么，他又是怎样看待别家诗作的呢?这在他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作中可以发现一二：
他在为元结诗集作序时对元结的诗作赞扬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充分肯定元结能“知民本文由收集整理疾苦”，并在序中预言，多一些这样的官员，“天下少安可待矣!”
元结就是写《舂陵行》和《赋退示官吏》的道州刺史。他到任时，道州四万多户人家经兵荒马乱，所剩不及十一。元结在诗中仰天长叹：“去冬山贼来，杀夺无所遗。……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杜甫读后，抚掌击节，写下了《同元使君舂陵行》。这可看作是杜甫诗作和诗评与现实相结合的典范：忧的是黎民百姓，叹的是古道热肠。真可谓是“一代史诗，千秋殷鉴”。
二、为民请命，乐府新声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杜甫为左拾遗时，房绾罢相，杜甫上书救援，触怒肃宗，被放还鄘州羌村(今陕西富县)探家。《羌村三首》就是这次还家所作。三首诗蝉联而下，构成了“还家三部曲”：
第一首写刚到家时合家悲喜交集的情景。杜甫从陷叛军之手到脱离叛军亡归，从触怒肃宗到此次返家，风波险恶，现在竟得生还，不是太偶然了吗?诗人还家，消息不胫而走，引来偌多邻人。古时农村墙矮，所以邻人能凭墙相望。这些邻人，一方面是旁观者，故只识趣地远看，不忍搅扰这一家人既幸福而又颇心酸的时刻；另一方面他们并非无动于衷地旁观，而是人人都进入角色，“感叹亦歔欷”，是对之羡慕?为之心酸?还是勾起自家的伤痛?短短数语，多么富于人情味，又多么含蓄蕴藉。
第二首写还家后的矛盾苦闷心情。杜甫这次奉旨回家，实际上无异于放逐。对于常人来说，“生还偶然遂”自是不幸中之大幸；而对于忧乐关乎天下的诗人，适成为幸运中之大不幸。居定之后，他即时就感到一种责任心的煎熬，觉得值此万方多难之际守着个小家庭，无异于苟且偷生。可这一切又是迫不得已的。金圣叹认为，对于“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的诗人，没有比这个细节更能表现他的抑郁寡欢的了。
第三首写邻里乡亲来访叙谈之情事。如果说全组诗的情绪在第二首中有些低落，此处则由父老致词而重新高涨。所以他答谢作歌，强为欢颜，“歌罢”终不免仰天长叹。所歌内容虽无具体叙写，但从“艰难愧深情”句和歌所产生的“四座泪纵横”的效果可知，其中当含有对父老的感激、对时事的忧虑以及身世的感喟等情感内容。不明写，让读者从诗中气氛、意境玩味，以联想作补充，更能丰富诗的内涵。
全诗语言平易，诗意韵长，极类乐府之音，在杜
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其后的《三吏》、《三别》构成了杜诗的另一风景——以新题写时事，以乐府写新诗，开创新乐府之先声。虽然他在理论上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但在诗作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毫无疑问是直接影响和启发了白居易诗歌理论的。
三、古为今用，继往开来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可以看作是杜甫对文学遗产所取的态度。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见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我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该诗由六首诗组成，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相互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戏为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嗤笑指点庾信，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首论初唐四杰：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藻绘余习。“轻薄为文”，是时人讥哂“四杰”之辞。史炳《杜诗琐证》解此诗云：“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
第三首辩初唐四杰：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时人哂笑四杰的话(诗中“卢王”，概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谓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观其全，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入学习。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魏、晋六朝是我国文学由质朴趋向华彩的转变阶段。丽辞与声律，在这一时期得到 急剧的发展，诗人们对诗歌形式及其语言技巧的探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唐代诗歌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六朝文学又有重形式、轻内容的不良倾向，特别到了齐、梁宫体出现之后，诗风就更淫靡萎弱了。因此，唐代诗论家对六朝文学的接受与批判，是个极为艰巨而复杂的课题。
当齐、梁余风还统治着初唐诗坛的时候，陈子昂首先提出复古的主张，李白继起，完成了廓清摧陷之功。“务华去实”的风气扭转了，而一些胸无定见、以耳代目的“后生”、“尔曹”之辈却又走向“好古遗近”的另一极端，他们寻声逐影，竟要全盘否定六朝文学，并把攻击的目标指向庾信和初唐四杰。
如何评价庾信和四杰，是当时诗坛上论争的焦点所在。杜甫抓住了这一焦点，在《戏为六绝句》的后三首里正面说了自己的看法。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杜甫认为，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恢宏气度，纵其才力之所至，才能掣鲸鱼于碧海；于严整体格之中，见气韵飞动之妙；不为篇幅所窘，不被声律所限，从容于法度之中，而神明于规矩之外。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不薄今人爱古人”。“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近代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窃攀屈宋”是因为《楚辞》的精采绝艳，乃千古诗人的不祧之祖。由六朝而上追屈、宋，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轻浮侧艳的后尘了。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戏为六绝句》的最后一首：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栽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这里的“前贤”，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谓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之“凌云健笔”，四杰之“江河万古”，乃在于此。反之，拾人牙慧，傍入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之后尘，固然是伪体；而高谈汉、魏的优孟衣冠，又何尝不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戏为六绝句》虽主要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其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
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涉及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即事见义，如地涌泉，寓严正笔意于轻松幽默之中，娓娓而谈，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
四、忆怀梦歌，千古诗情
杜甫的人品还表现在对文人、诗人、友人的敬重。他和李白的诗谊，有诗为证：
《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杜甫同李白的友谊，首先是从诗歌上结成的。这首忆念李白的五律，是天宝五载(746)或六载(747)春杜甫居长安时所作，主要就是从这方面来落笔的。开头四句，一气贯注，都是对李白诗的热烈赞美。
对李白奇伟瑰丽的诗篇，杜甫在题赠或怀念李白的诗中，总是赞扬备至。从此诗坦荡率真的赞语中，也可以见出杜甫对李白诗是何等钦仰。这不仅表达了他对李白诗的无比喜爱，也体现了他们的诚挚友谊。清代杨伦评此诗说：“首句自是阅尽甘苦上下古今，甘心让一头地语。窃谓古今诗人，举不能出杜之范围；惟太白天才超逸绝尘，杜所不能压倒，故尤心服，往往形之篇什也。”清代浦起龙说：“此篇纯于诗学结契上立意”，确实道出这首诗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全诗以赞诗起，以“论文”结，由诗转到人，由人又回到诗，通篇始终贯穿着一个“忆”字，把对人和对诗的倾慕怀念，结合得水乳交融。以景寓情的手法，更是出神入化，把作者的思念之情，写得深厚无比，情韵绵绵。 《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杜甫的怀人诗，写得最多最好的，除怀妻、怀兄弟的以外，就属怀李白的了。写此诗时，杜甫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李白因永王璘事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放还至湖南，杜甫很自然地想到被谗放逐、自沉汩罗的爱国诗人屈原。这首因秋风感兴而怀念友人的抒情诗，感情十分强烈，但不是奔腾浩荡、一泻千里地表达出来，反复咏叹，低回婉转，沉郁深微，实为古代抒情名作。
唐玄宗天宝三载(744)，李杜初会于洛阳，即成为至交。天宝四载(745)分手，至此已经十五个年头。这两首诗，就是杜甫听到李白流放夜郎后，积思成梦而作，表达了对李白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关切，体现了一种生死不渝的兄弟般的友谊。
《梦李白二首》有云：“……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分别按梦前、梦中、梦后叙写，依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说，两篇都以四、六、六行分层；所谓“一头两脚体”。前一首以“死别”发端，后一首以“身后”作结，形成一个首尾完整的结构。两首之间，又处处关联呼应，“逐客无消息”与“游子久不
至”，“明我长相忆”与“情亲见君意”，“君今在罗网”与“孰云网恢恢”等，都是维系其间的纽带。但两首诗的内容和意境却颇不相同，从写“梦”来说，前一首初梦，后一首频梦；前一首写疑幻疑真的心理，后一首写清晰真切的形象。从李白来说，前一首写对他当前处境的关注，后一首写对他生平遭际的同情；前一首的忧惧之情专为李白而发，后一首的不平之气兼含着诗人自身的感慨。
这两首五言古诗，字字句句，都侧恻动人，读来叫人心碎!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这样解道：“次章纯是迁谪之慨，为我耶?为彼耶?同声一哭!”仇兆鳌《杜诗详注》评价这两首诗是：“千古交情，惟此为至。”
总之，两首记梦诗相关而不雷同，全为发自肺腑、至诚至真之文字，所以深厚真挚，哀感动人。
当然也有高兴的，那就是《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