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作者介绍范文1
关键词：通读；走访；依托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03-0022-02
《水浒文化校本化》校本教材的编写，是有效体现学校办学特色、实现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常态化实施的有效途径。校本教材的编写既可以有效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和课程开发水平，又能够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学生观。江苏省兴化市新垛中心校（简称我校，下文同）开展江苏省“十二五”规划课题《水浒文化校本化研究》研究，课题组成员充分利用课题研究这一平台，在综合实践活动中，有效借鉴师生研究成果，促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在实践中思考，不断完善《水浒文化校本化》校本教材。
一、通读《水浒》，抓住水浒人物的个性，编写108将传奇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读不同版本的《水浒》，从整体上感知水浒人物特性。林冲的委曲求全、做事坦荡；武松的性格刚烈、重义气；宋江的谦虚谨慎、疏财仗义。这些鲜明的个性，只有在整个《水浒》中才能体现，也只有在人物性格的对比中才更具生命力。让更多的学生读《水浒》，让学生参与校本教材编写，或提供材料，彰显校本教材的校本特色和生本特色。
发挥教师群体优势，指导学生品《水浒》，体会个性化的水浒人物。水浒108将为人所喜爱，是因为他们不同的个性，甚至对许多水浒人物存在很大争议，这位“品《水浒》”综合实践活动提供了丰富素材。让更多的老师走进课堂，参与辩论，用群体力量弥补自身能力的不足。
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引导学生研究性学习，撰写研究水浒人物小论文。如学生认真阅读名著《水浒》后，了解了许多经典故事，对水浒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班级开展了“水浒人物研究”的综合实践活动主题。在研究中同学们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问题。笔者给予了方法指导，让他们去采访我镇水浒研究人士，了解水浒人物文化内涵。如林冲组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疑问：“林冲为什么要火并王伦？”“论武功、论资历、论贡献、林冲都比关胜强，为什么排座次却在关胜之后呢？”等等，通过两次采访我镇水浒研究资深人士钟主任，小组成员既解决了研究的问题，又培养了交际能力和合作能力。学生通过亲历亲为，在实践中探究水浒人物文化的精髓，感悟了水浒人物所表现出的积极精神，促进了其人格的发展。
研究性学习应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从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综合实践活动中，以水浒为主题，以研究性学习为突破口，通过小组合作，形成研究性小论文，进而编写校本教材。也使得校本教材在活动中编写，服务于课堂、服务于学生。
二、走访施家桥，采访施耐庵后人，编写施耐庵故事
参观施耐庵陵园，考察施耐庵遗迹，了解施耐庵生平。水浒文化不仅指《水浒》这本书，其作者施耐庵本身就是水浒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施耐庵陵园，师生参观陈列室、看古迹、听介绍，整理了大量施耐庵的故事。水浒文化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如何走进那个久远的年代，通过了解施耐庵去研究水浒既让学生感兴趣，又有较强的针对性。
走访施耐庵故里，听施耐庵后人介绍，发掘施耐庵民间故事。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在施耐庵故居——砚台地等地方，施耐庵后人给全体师生讲了许多施耐庵的民间故事，通过发掘、整理，为《水浒文化校本化》校本教材编写提供了最原始、最真实的素材。
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师生合作研究，整理施耐庵故事。我们编写《水浒文化校本化》校本教材，目的是使综合实践活动有一个抓手，使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实施能够常态化。由于水浒主题综合实践活动有明确的目标，也来源于现实生活，师生参与研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都很强，走向社区收集资料，利用综合实践活动整理资料，编写校本教材这一过程就是典型的综合实践活动。
三、依托少先队活动，发挥学生主动性，编写今人看《水浒》
开展“水浒人物星级讲解员”星级评比，让学生在了解水浒人物的基础上，形成个性化的《水浒》文化观。学校将水浒108将的介绍挂在走廊上，组织学生在各个简介匾额旁，讲解水浒人物，他们的讲解不完全依赖背诵，往往同一个人物不同讲解员的解说词有很大的出入，这就形成了不同的视角。今人看《水浒》部分的编写，充分借鉴了学生的研究成果。
开展“亲近水浒会”师生社团活动，给有讲究兴趣的师生提供研讨交流的平台，激发师生编写校本教材的主动性。“亲近水浒会”是有对水浒文化感兴趣的师生自发组织的社团，类似于沙龙活动，往往有少数几位师生提出问题，然后自由辩论，主持人将主要言论整理出来，极大的调动了师生编写校本教材的积极性，更使得校本教材编写不再是简单的抄袭、拼凑，而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实践。
水浒传作者介绍范文2
摘 要：从《水浒传》到《金瓶梅》，潘金莲的形象存在着如下的改写：出身来历的改写、与武松关系的改写、与西门庆关系的改写、作者评论的改写。《金瓶梅》作者进行以上这些改写的主要原因是：《水浒传》中潘金莲形象的前后不一致和形象的类型化，两部小说作者女性观的改变和作者所处时代背景的变化。潘金莲形象的改写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金瓶梅》虽是由《水浒传》中“武松杀嫂”这段故事衍化而来的，但《金瓶梅》中武松、西门庆、潘金莲，与《水浒传》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写。目前学界对于两书中武松与西门庆形象的比较研究较多，而对于潘金莲，人们大多将这两部作品中的形象以“放荡的淫妇”简而括之。但我们如果细细探究就会发现，《水浒传》与《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即使在《金瓶梅》前九回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目前学界关于两书中金莲形象的比较研究还十分匮乏，本文以《水浒传》①与绣像本《金瓶梅》②为底本，对潘金莲形象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衍变进行一定的探讨，并分析造成此种衍变的具体原因及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一
剔除潘金莲在《金瓶梅》中进入西门庆家以后的“家庭生活”场景，比较金莲在《金瓶梅》与《水浒传》中共同的生活片段，我们认为，《金瓶梅》作者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对金莲进行了改写：
（一）潘金莲出身来历的改写。《水浒传》写金莲的出身是大户人家使女：“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这女使只是去告诉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贴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于他。”这段文字非常简洁，甚至没有提到金莲的父母和大户的姓名。《金瓶梅》关于金莲的出身来历则详尽许多。首先是家庭背景的交代：“南门外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其次是名字来源的说明：“缠得一双好小脚儿，所以就叫金莲”；再次是个性和外貌的描写：“他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二三，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品竹弹丝，女工指针，知书识字。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致，乔模乔样”，“脸衬桃花，眉弯新月”；最后是嫁与武大原因的介绍：金莲先被母亲卖在王招宣府，十五岁时，王招宣死了，潘妈妈以三十两银子转卖给六旬以上的张大户，大户于金莲十八岁时收用了她，遭家主婆嫉妒，于是大户把金莲嫁给武大，且大户仍然与金莲私通。
（二）潘金莲与武松关系的改写。要谈论潘金莲与武松的关系不得不先提武大郎。众所周知，潘金莲之所以勾引武松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满意武大郎。《水浒传》中对武大的外貌描写是：“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但《水浒传》同时强调武大虽生得面貌丑陋，性格却好：“是个懦弱依本分的人。”《金瓶梅》对武大外貌的描写没有什么修改，但增加了一个情节，即张大户将金莲送给武大后，甚是看顾武大，私赠他银两，同时大户仍与金莲私通。绣像本写道：“武大虽一时撞见，原是他的行货，不敢声言”，这段改写武大品格比《水浒传》降低了不少。田晓菲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中评道：“绣像本‘原是他的行货’六字是神来之笔，否则武大何以不敢声言大户，却定要去捉西门庆、金莲的奸乎。”③
《水浒传》中有关潘金莲的一段情节，是由武松的行踪引出，主要意图是通过刻画金莲的放荡、无情凸现武松的疾恶如仇的英雄形象。但我们透过文本却发现，《水浒传》中的武松形象并不完全是“顶天立地噙齿带发男子汉”，他在一见到潘金莲时就“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热情得十分过火，庄重不足，难免有轻薄之嫌。同时，由武松眼中描写出的潘金莲充满了性欲。《金瓶梅》中对应这两处的描写分别改为：“武松施礼，倒身下拜”，“武松见那妇人十分妖娆,只把头来低着”。很明显,《金瓶梅》中的武松要比《水浒传》中的武松坦荡、正直一些，这也与后文武松断然拒绝金莲的勾引，以及“杀嫂”的行为相一致。
（三）潘金莲与西门庆关系的改写。《水浒传》对西门庆的介绍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绣像本不见了“破落户”三字，反说西门庆“生得状貌魁梧，性情潇洒”，“家中呼奴使婢，骡马成群，虽算不得十分富贵，却也是清河县中一个殷实的人家”，“学得些好拳棒，又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比较《水浒传》，我们发现绣像本中的西门庆的相貌、本事更加具体实在，人物形象也更加复杂和丰满。
《金瓶梅》中金莲与西门庆关系的改写不仅在于多了一段金莲成为西门庆妾的生活内容写照，而且在于金莲第一次在王婆屋中偷情表现的改变。绣像本中的金莲自从见到西门庆后，前后七次低头，又添了许多妩媚。在《水浒传》中，金莲第一次与西门庆饮酒就问“没了大娘子得几年了”，显得过于主动和热情；然而在《金瓶梅》中，她所有的说话都只是回答，没有一句主动，多半是在听王婆与西门庆对话。“金莲虽然后来变成一个十二分泼辣的妇人，但此时毕竟是第一次偷情，与西门庆只是第二次见面，西门庆又是一个十分主动、十分有经验的浪子。”④
（四）作者评论的改写。与《水浒传》相比，绣像本《金瓶梅》中的作者评论判断少了许多，作者更倾向于让人物自己的行动“说话”。且在保留的一些评论中，《金瓶梅》对事情的评论态度有时也会与《水浒传》截然不同。例如，对于武大与金莲的婚姻，《水浒传》作者没有丝毫的同情，《金瓶梅》作者则跳出来说道：
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妇人，若自己有些颜色，禀性伶俐，配个好男子便罢了；若是武大这般，虽好杀也未免有几分嫌憎。自古佳人才子，相配着的少，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真本《金瓶梅》）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作者客观上指出了男女相爱应是“情色相当”，对金莲的丈夫也承认是“有几分嫌憎”，这一观念自然比《水浒传》更客观、中肯。
二
《金瓶梅》作者之所以会对《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进行改写，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除由于作者为了人物的创新需要而改变其原有的个性特征外，还存在以下这些具体的原因：
（一）《水浒传》中潘金莲形象的前后不统一。有关《水浒传》中金莲出身的介绍，徐朔芳认为“《水浒》写得极差，亏得在《金瓶梅》中得到补救”⑤，因为这个拒绝屈从于大户的贞烈姑娘形象和后文的“淫妇”形象完全脱节。与《水浒传》相比，金莲一上场就是一个生性“做张做致，乔模乔样”的“风流”形象，她既甘心被大户收用，又愿意婚后与大户私通。这无疑与后文中金莲挑逗武松、与西门庆偷情，乃至为偷情杀夫等情节相一致。因此，《金瓶梅》有关金莲身世的改写使得人物形象前后一致。
除身世介绍的不合理外，《水浒传》有关金莲“淫荡”的介绍也是突兀而不近情理的。小说在写了潘金莲拒绝大户的“贞烈”表现后，笔锋一转突然写她的“淫荡”：
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有诗为证：金莲容貌更堪题，笑蹙春山八字眉。若遇风流清子弟，等闲云雨便偷期。
从上文的描写中，我们可以发现金莲并没有具体的爱偷汉子的表现。她首先拒绝了大户的纠缠，其次嫁给了“‘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而清河县的浮浪子弟去武大家里媷恼，这并不是金莲的错。且武大的搬家并没有遭致金莲的反对，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水浒传》里的金莲在遇到武松之前并没有任何出轨的举动。作者对她的“爱偷汉子”只用一首诗就加以粗暴地定性，这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因此，《水浒传》作者对金莲形象的刻画是武断而前后矛盾的。
绣像本《金瓶梅》中此段对金莲的描写并没有写她爱“偷汉子”，只说她嫁与“猥琐”的武大后嫌憎他，每日故意勾引浮浪子弟：
那妇人每日打发武大出门，只在帘子下嗑瓜子，一径把那一对小金莲故露出来，勾引浮浪子弟日逐在门前弹胡博词，撒谜语，叫唱：一块好肉，如何落在狗口里！
这段“勾引”的描写与上文中金莲生性“风流”是相一致的。但我们要注意的是，此种“风流”并不等同于“淫荡”、“好偷汉子”。因此，作者并不武断地给金莲扣一“好偷汉子”的帽子，这也与后文中写金莲同意搬家，并主动当掉自己的钗环供武大典房这一情节相一致。由此可见，《金瓶梅》中金莲的形象比《水浒传》中金莲的形象前后更一致，人物形象更符合生活的真实。
（二）《水浒传》中潘金莲形象的类型化。金莲在《水浒传》中没有完全脱离淫妇的类型化痕迹，其形象的塑造不能说是成功的。《金瓶梅》作者因此加以改写，使其书中的金莲性格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其淫荡、狠毒成为渐变的结果，是这个社会加在这个美貌女子身上的种种事故所导致的，而不是一登场就是个淫妇。
以金莲在王婆屋中第一次与西门庆偷情为例，当王婆在两人偷情后撞入门假装怒骂时，《水浒传》中写道：“那妇人扯住裙儿道：‘干娘饶恕则个。’”绣像本写：“那妇人慌的扯住他裙子，红着脸，低了头，只说得一声‘干娘饶恕’。”多了“慌”、“红着脸”、“低了头”，把一个初次偷情、尚觉羞耻的少妇形象具体真实地刻画出来，而不是《水浒传》中那个“久惯牢成”的淫妇。后来，王婆提条件，“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来，晚叫你晚来，我便罢休。若是一日不来，我便就对你武大说。”金莲又“羞得要不的，再说不出来”，被王婆催逼不过，才“藏转着头，低声道：‘来便是了。’”这与《水浒传》里，金莲不仅不慌不羞，而且一口答应、毫不作难，简直大相径庭。
（三）两书作者女性观的改变。毋庸置疑，作为“世情小说”代表作的《金瓶梅》在思想主旨上与“英雄传奇”——《水浒传》是截然不同的。其中，两书的女性观也有一定的差异。视美貌女性为祸水是《水浒传》女性价值评判的要旨之一。且作者公开为梁山英雄杀戮女性的行为辩护：“须知愤杀奸淫者，不作违条犯法人。”与《水浒传》相比，《金瓶梅》作者对女性则宽容许多。金莲在李瓶儿生子受宠和西门庆包占王六儿后，很长时间都过着孤清生活，作者对此感慨：“为人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痴心老婆负心汉，悔莫当初错认真。”作者对女性的悲惨境遇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深的同情。
正是由于创作主旨，尤其是女性观的改变，使得两书中的金莲形象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水浒传》中的金莲说话、行事均淫荡、狠毒，使人杀之为快；而《金瓶梅》中的金莲在没有进入西门庆家之前不可说是完全的淫妇形象。绣像本《金瓶梅》第八回有一曲《山坡羊》描写金莲对西门庆的相思：“他不念咱，咱想念他……他辜负咱，咱何曾辜负他”，说明了金莲对于西门庆是有过一番“痴心”的。
（四）两书作者所处时代背景的改变。产生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是一部历经南宋、元、明三个朝代孕育而成的作品，其间均深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特别是最后的写定者施耐庵，身处明初朱元璋朝代。此时统治者强调“礼制”以有利于政权的巩固，特别强调女性的“贞节”。受此影响，《水浒传》形成了以男权为评判中心的价值体系，且带有明显的禁欲主义思想，作者将“不近美色”作为英雄不可或缺的重要美德。宋江曾批评怜香惜玉的王英：“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
《金瓶梅》诞生于明代中后期，此时商品经济日益发达，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人们不甘心受礼制的束缚，开始追求纵情享乐，特别是在晚明浪漫主义思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压抑人性的文化和道德。《金瓶梅》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小说因此大胆地写作了一个肉欲泛滥的时代，浓墨重彩地渲染声色犬马。“《金瓶梅》的作者基于肯定人性的立场，对于被压抑的人性十分关注。在小说中，通过李瓶儿、潘金莲、孟玉楼、吴月娘、孙雪娥等诸多形象，真实而细致地暴露这一人生的苦闷，有力地控诉了‘灭人欲’的教条对人性的压抑”⑥。金莲要求婚姻相配，要求独占西门庆，这无疑是吻合人的本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金莲是16世纪觉醒的妇女代表。正是时代背景的改变，《金瓶梅》作者才会在金莲身上体现其可怜可悲之处，而不仅仅是辱骂和鞭挞。
三
从《水浒传》到《金瓶梅》，潘金莲从一个类型化的淫妇形象，变为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兰陵笑笑生的改写不仅提升作品本身的文化价值，而且还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为续书的写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中国古代小说多续书这已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一大景观，正如清朝刘廷玑所言：“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后，竟成习套”⑦，《金瓶梅》是众多《水浒传》续书中的一种。
《金瓶梅》问世以后，反响极大，立刻便出现续作《玉娇李》(李当作丽)，已佚。到清顺治十八年，又有丁耀亢作的《续金瓶梅》问世。不仅《金瓶梅》有续作，在它的带动下，《水浒传》的续书就达十几种之多。明清小说续书的接续方式形式多样，高玉海在《论明清小说续书的接续方式》⑧一文中指出，接续主要分为“顺续”、“截续”、“转世”、“后代”、“借续”五种形式。以此分析，《金瓶梅》对《水浒传》的接续可以视为是“截续”，即从原著的某一情节处拦腰截断，然后续作者再按自己的意图让原著中人物继续活动，使故事发展延续下去。《金瓶梅》作为首部“截续”式的续书对此后同类续书自然有着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对中国古代的续书写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它的影响下，明末董说所作的《西游补》、清代的《荡寇志》、《红楼梦补》、晚清时期的《阎婆惜艳史》等均是此类小说，《金瓶梅》可谓功不可没。
（二）为以后潘金莲形象的改写提供了思路。从《水浒传》中一个可恶的金莲到《金瓶梅》中一个可怜、可悲、可鄙的金莲，金莲形象的改写渐渐成为文学界的一大“热事”。“潘金莲及其相关故事情节，已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母题”⑨。值得注意的是，金莲在小说、戏曲、电视剧中的改写大多被赋予了“同情”的因素，甚至出现了颠覆性的写作。
20世纪第一个为金莲翻案的是欧阳予倩的话剧《潘金莲》（1928年），欧阳消除了武松杀嫂的正义性，认为其杀嫂是一种恃强凌弱的卑劣行为。1942年田汉创作了湘剧《武松与潘金莲》，也消除金莲“荡妇”恶名，写出她悲剧性的人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魏明伦的荒诞川剧《潘金莲》，该剧中的金莲“既是有罪的，同时又是无罪的”，作者旨在揭露封建意识是如何将一个纯洁善良、勇敢泼辣的金莲一步步逼迫成丑恶残酷、堕落沉沦的杀人犯。20世纪90年代央视电视剧《水浒传》中的金莲甚至成为了一个性格柔弱的娴静淑女。且不论以上这些改写成功与否，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这些有关潘金莲的作品或多或少受到来自《金瓶梅》改写《水浒传》中金莲形象的启发，是兰陵笑笑生让作家们知道了金莲身上的“魅力”与“潜力”。
“自古红颜多薄命”，金莲具备红颜的各项要素：美丽、聪明、多情，而狠毒、出轨、杀夫、被杀，更使她的人生动人心魄，也使她的故事成为历代作家创作最钟爱的素材。在当今的都市小说中又何尝没有金莲的影子呢？在当今的生活中又何尝没有与金莲擦肩而过呢？在施耐庵的手中，金莲的脸上被戴上了十恶不赦的面具，而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金莲得以自如地喜笑怒骂，她的善与恶都毫不遮掩地暴露在世人面前。从《水浒传》到《金瓶梅》，金莲改写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
①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本文所有《水浒传》的引文均出自这一版本，后文出现的引用文字不再一一注明）
② 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89年版。（本文所有《金瓶梅》的引文均出自这一版本，后文出现的引用文字不再一一注明）
③④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第13页。
⑤ 徐朔芳：《金瓶梅的成书以及对它的评价》，《金瓶梅论集》，第65页。
⑥ 黄霖：《“人”在〈金瓶梅〉中》，《上海大学学报》，2006（4）。
⑦ 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选自黄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4页。
水浒传作者介绍范文3
论文关键词：陈忱,水浒后传,续书
《水浒后传》原本四十回，题为“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是一百回本《水浒传》的续书。据考证，作者名陈忱，字遐心，浙江乌程（今吴兴）人。
笔者统计，20世纪以来对《水浒后传》的研究及对其作者陈忱的研究的单篇论文有36篇，学位论文2篇。中文版研究专著未见到。在胡适、鲁迅等大家的文集中，在各种水浒研究专著，各种版本的古代文学史中提到《水浒后传》片段的有50余处。诸多的研究，使人们对《水浒后传》作者陈忱，包括其生卒年、字号、诗作的认识，以及对《水浒后传》版本、主题、艺术特色、影响的认识都不断深入、真切。
但是从研究的广度看，《水浒后传》的版本研究较少。从研究的深度看，也有值得深入发掘和探讨之处，例如，对陈忱的生平、字号以及作品的评析等方面都存有偏颇，这其中既有处于缺乏资料发掘而停留于已有材料所导致的考证性谬误，也有出于阐释视角和方法僵化单一所导致的雷同性的解读缺失。有鉴于此，作此《水浒后传》的综述性研究就成为必然。
一陈忱研究
对于陈忱的生年，众多研究者提出了诸种看法。胡适仅仅假定他“生于万历中叶，约当1590年”，缺少有力的史料证据，难以证实。但此论对后学的影响巨大，直至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依然采纳了胡适的观点，认为陈忱生于1590年；谭正璧认为陈忱“约明思宗崇祯三年前后在世，年约八十岁”，崇祯三年即1630年，据此陈忱生于1550年左右，然此论材料根据不足，亦难以信服；徐扶明认为陈忱生于1608年；熊德基认为是在1613年后（《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亦持此观点）；郑公盾、袁士硕皆认为陈忱当生于1615年。而海外学者魏德曼（WidmerEllen）则认为其生于1614年。由于多数研究者仅仅停留于已有的文献资料基础上，且缺乏对已有资料之间相互考证，故而众说纷纭。
笔者根据《东池诗集》对陈忱生年予以补正，认为陈忱当生于1615年。兹将部分叙文摘引如下：
“崇祯甲戌予年二十，潜居南浔野寺，面平林，枕古墓，萧条旷莽，篝灯夜读……”
崇祯甲戌即1634年，陈忱时年二十，故陈忱当生于1615年。
与撰《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生活年代相仿的还有两位陈忱，后人对此颇多混淆，容易将著述与字号张冠李戴，如汪曰桢《南浔镇志·著述一》认为秀水陈忱字用亶，《四库全书》则认为其字遐心，而当代亦仍有研究者照录《四库全书》的观点。但大部分研究者已经有了正确的辨析：“忱生于明季，其先自长兴迁南浔镇，忱又迁郡城，居乌程已数世。成、弘间别有一陈忱，归安人，陈恪之从弟，字克诚，号醉月，著《宿松县志》、《瓦缶集》、《览胜纪游》、《见湖录》。国初又有一陈忱，字用亶，秀水人，顺治甲午副贡，著《诚斋诗集》、《不出庭户录》、《读史随笔》、《同姓名录》、《东宁纪年》。见《嘉兴府志》及杨凤苞《南疆逸史跋》。前人记载，每多牵溷，特辨证之。”
今人对陈忱字号的认识也存有偏差。首先，陈忱是否字“敬夫”。胡适在其《〈水浒续集两种〉序》中提到：“顾颉刚从《汪志》（汪曰祯《南浔镇志》，笔者注）里辑得陈忱的遗诗三首：明陈忱敬夫。（顾颉刚案，据此，可知其字为敬夫）”。以胡适和顾颉刚在学界之地位，此论对后学影响颇深。谭正璧所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与所著《中国小说发达史》都认为“陈忱，字遐心，一字敬夫”，《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等著述均采纳了同样的观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赵景深与冯保善均明确地加以考述。但不足的是，赵景深并没进一步论证“敬夫”所指何人，而冯保善在进行臆测性的论述时不仅所据资料有误，而且论证亦不足以使人信服，故而有必要于此重加辨析。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生杨志平在其硕士论文《陈忱研究》中，进行了详实的考述：据《东池诗集》记载，陈忱与吴楚均为诗社成员，且均为名望较高者。在陈忱作序的《东池初集》中对吴楚有介绍：“吴楚，原名心一，字敬夫，号西溪”。
其次，“陈雁荡”与“陈雁宕”之辩。谭正璧在《中国小说发达史》中认为陈忱“号古宋遗民，又号雁荡山樵”，而在其他著述或史料中，陈忱多被介绍为“雁宕山樵”或“雁宕”，如迄今所能见到的《水浒后传》最早刻本（康熙甲辰本）的扉页题为“水浒后传·雁宕山樵评”。而其他史志或著述皆录为“号雁宕”，如汪曰桢《南浔镇志》、范来庚《南浔镇志》、沈彤《震泽县志》、《同治湖州府志》以及《诗兼》序、《茶香室续抄》等。杨志平在其硕士论文《陈忱研究》中根据陈忱的诗作交游考证，陈忱即可号为“雁宕”，也可号为“雁荡”，二者随取其一均不误。
陈忱的著述情况，主要见录于以下几则史料，邓之诚《骨董三记》转引范锴《得溪记事诗》记述：“几编乐府与弹词，今古何人可卖痴？争似一声渔唱起，晓风残月是芳时。”注引《琐录》（即《研志居琐录》，笔者注）：明陈忱，字遐心，号雁宕山樵……所著如《痴世界乐府》、《续二十一史弹词》以及诗文杂著，皆散佚不传。
惟《后水浒》一书，托宋遗民刊行。
《光绪乌程县志·卷三十一》“著述”：
陈忱：《雁宕杂著》《雁宕诗集》二卷。
《同治湖州府志·卷五十九》“文略”：
陈忱：《雁宕诗集》。
从以上材料可知，陈忱著述大致主要有《痴世界乐府》、《续二十一史弹词》、《雁宕杂著》、《雁宕诗集》以及《水浒后传》（前四者亦散佚）。
二《水浒后传》研究
关于《水浒后传》的版本，1929年9月，郑振铎刊登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9期的《〈水浒传〉的演化》及刊登在《文学周报》第9卷第3期《〈水浒传〉的续书》两文；1980年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水浒研究资料》；1983年大连图书馆参考部编《明清小说序跋选》；1986年马蹄疾编《水浒书录》；1996年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下）；2000年黄俶成著《施耐庵与〈水浒传〉》；张国风2003年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元明清及近代）；2005年杨志平的硕士论文《陈忱研究》等均有研究。
根据以上研究可知《水浒后传》版本流传至少有以下大致特点：其一，总体上存有“八卷四十回”与“十卷四十回”两种结构体制，并且自乾隆年间开始蔡元放评改本较为流行。从故事情节安排等方面，两种体制也存有差别，如“八卷四十回”最末一回“大聚会弟兄同宴好结果君臣共赋诗”写君臣赏戏《水浒记》，对李俊最终结局并无明显交待；而“十卷四十回”最末一回“启故观灯同宴乐，赋诗演戏大团圆”则写君臣赏戏《定海记》（虬髯公事），将李俊结局安排为出世修道而终。另外，每回评点形式多有不一，反映了版本之间的较大差异。其二，从诸多版本的小说题名来看，均题为《水浒后传》而并无题“后水浒”或“后水浒传”者。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泛指《水浒传》续书时以“后水浒传”或“水浒后传”皆可，但在细称水浒续书时还应注意到名有所指，因为“水浒后传”与“后水浒传”分指二书，称《后水浒传》显然己指向了“青莲室主人”所撰之水浒续书。刘廷矶于此有着较为清醒地认识“如前《水浒》一书，后《水浒》则二书：一为李俊立国海岛……一为宋江转世杨么、卢俊义转世王魔……”
《水浒后传》的主题。诸多研究中，肯定了《水浒后传》延续了《水浒传》中的农民起义式的反抗斗争。显现当时社会的两大矛盾：人民与朝廷的矛盾；人民与金朝的矛盾。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乱现状和人民疾苦。肯定了李俊、阮小七等“我虽不负朝廷，也绝不让朝廷负我”的行动。即主张“忠”是有条件的。作者在《〈水浒后传〉原序》中，对宋江的愚忠进行了指责，把肃清乱臣贼子当作忠君的前提条件。在谈及以挽回宋室作为忠君条件的时候，还得联系续书的结局来作具体分析。李俊海外建国与其说是逃避现实，不如说是在明末清初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者希望缓和阶级矛盾以对付异族统治者的一种思想表现。
诸多研究认为《水浒后传》的艺术特色是《水浒》续书中最好的。具体的小说叙事结构之技与“天人之道”结合，营构成整体结构。前半部分大体以朝廷“收管甘结”梁山旧党贯穿，后半部分则是在民族冲突线中铺展。与《左传》相比，虽略有逊色，但也有几个任务比较出色。作者善于在语言行动中展示人物性格。如乐和。文中善于采用对比、烘托、渲染等方法塑造人物性格。作品还有意识的弥补了《水浒传》中拉杂凑迫人物上山的弊端，使重新聚义的人物有一个明确的理由。典雅清新的语言是小说审美趣味文人化的有力表征。叙事性语言中大量融入抒情性、描写性、说理性语言，使叙事性与抒情性、描写性、说理性相结合。
《水浒后传》的影响。京剧《打渔杀家》、《讨鱼税》由此书情节改编，阮小七易名肖恩与女桂英为反抗豪强恶霸丁自燮，愤而杀其全家，流落江湖。是京剧保留的优秀剧目之一；汉剧、蒲剧、闽剧、粤剧、晋剧、河北梆子等都有相关类同剧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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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浒研究资料[C] 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 1980年
3 胡适著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M] 上海书店 1980年
4 水浒》研究论著目录索引(1903-1981.5)[M] 湖北文学学会 《水浒》研究会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 1981年
水浒传作者介绍范文4
作者：尹成敏 李延猛 单位：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兖州市新兖镇中心小学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才是中国的，紧接着分别从器物层面、民俗层面和思维层面进行了外延的概括。只不过“传承形式”应该是“民俗”的组成部分，不必赘述，民族精神是民族凝聚的支柱，放在这里又有失偏颇，换为含义更为广泛的“思维方式”较为妥当。穆瑞丽、刘富顺在《水浒武术文化的发展战略》一文中第一次提到“水浒武术文化”这一词汇，文章只诠释了“水浒武术”，却没有给出“水浒武术文化”的相关解释。“水浒武术”乃属武术，“水浒武术文化”属于文化的大范畴“，水浒武术”同样也和“水浒武术文化”是种属关系。“水浒武术文化”相对于“武术文化”而言只是在前面加了“水浒”这一限定词，其文化属性不变，只是外延有所减少而已。“水浒”一词源于《水浒传》“，水浒武术文化”即与《水浒传》密切相关的武术文化，包括《水浒传》中的武术文化和受《水浒传》影响而延续至今的武术文化。参照温力老师对“武术文化”的概括可以将“水浒武术文化”界定为：水浒武术文化是指《水浒传》中或者在《水浒传》影响下形成并流传至今的以技击技术为核心，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包括与武技密切相关的器物、民俗，以及由他们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共同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水浒传》中的武术文化《水浒传》是一部以描写农民起义、征战为题材的小说，其情节很多都是关于打斗、战争等与武术密切相关的内容。《水浒传》中不仅描写的军事练武项目多，而且情节细，练习过程清楚，使我们能够从这些描述中知道中国古代军事体育在民间开展的面貌，以及其发展演化的文化背景[5]。《水浒传》中描写武打场面的内容极多，在梁山县周边地区就有“要看‘武’就看《水浒》”的说法。
水浒武术无论是相关书籍著作还是在期刊网上，在穆瑞丽、刘富顺二位老师发表《水浒武术文化的发展战略》一文之前没有人提到过“水浒武术文化”这一词汇，文章虽然题名为“水浒武术文化”但却没有给出“水浒武术文化”的相关解释，却对“水浒武术”给出了概括。“水浒武术”又称“梁山武术”“，崇文尚武、义气豪爽”是其独特的文化特色，是主要流传于我国山东省梁山县一带的一种以武术为载体，及健身与技击及军事格斗、表演为一体的传统体育项目[6]。文中将“水浒武术”等同于“梁山武术”的说法是不恰当的，那样无法解释很多梁山地区之外的水浒武术内容，因为目前我们无法论证其他地区的水浒武术内容和梁山武术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传承、传播关系。关于“水浒武术”的概念问题，能够肯定的是“水浒武术”是由“武术”这一概念前面添加限定词“水浒”而来，即“水浒武术”是在“武术”的基础上，增加了概念的内涵限制了概念的外延。武术是以具有攻防特点的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练习和对抗性练习为主要形式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更确切地说是以技击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对抗性练习为主要形式以增强体质和提高竞技能力为目的的中国传统文化[7]。因此“水浒武术”可以表述为：《水浒传》中或者在《水浒传》影响下形成并流传至今的以技击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功法和对抗性练习为主要形式以增强体质和提高搏斗能力为目的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水浒武术”是“水浒武术文化”的核心部分，在“水浒武术文化”的外延中去除了器物、民俗，以及由他们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等部分。
梁山功夫李成银老师介绍说：“梁山功夫指的是梁山一带的民间武术，徐才先生称之为梁山武术文化”。实际上，李老师所说的“梁山功夫”是狭义的梁山功夫仅指武术，而徐才所说的“梁山武术文化”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的，是广义的梁山功夫。关于梁山功夫的研究，笔者认为要从大处着眼，研究广义的梁山功夫对其未来发展的意义是无可限量的。由此笔者认为梁山功夫就指梁山武术文化是在山东梁山一带形成并流传至今的以技击技术为核心，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包括与武技密切相关的器物、民俗，以及由他们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共同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提及水浒，必言梁山，很多人在二者之间划等号，实际上水浒故事只是部分发生在梁山周围地带而已，在水浒故事的影响下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水浒武术更是遍及五湖四海。因此将梁山功夫等同于水浒武术是不可取的，即使梁山功夫在水浒武术中占有优势地位也不能混淆概念。前面提及的“水浒武术文化”“、《水浒传》中的武术文化”、“水浒武术”、“梁山功夫”四个概念在逻辑学上存在着种属、交叉等关系。《水浒传》中的武术文化是水浒武术文化的一部分，与水浒武术文化是种属关系。“水浒武术”是“水浒武术文化”的核心部分，在“水浒武术文化”的外延中去除了器物、民俗，以及由他们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等部分。此外“水浒武术”包含了“梁山功夫”和《水浒传》中的武技部分，“梁山功夫”又和“《水浒传》中的武术文化有相通之处，因此“水浒武术”、“梁山功夫”以及“《水浒传》中的武术文化”是交叉关系。在水浒武术文化的挖掘、整理与推广的过程中，抓住“梁山功夫”这一核心内容，在“《水浒传》中的武术文化”上取题材、做文章，将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武术资源开发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推动水浒武术文化的兴旺发达。
水浒传作者介绍范文5
榜首：《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可谓是家喻户晓，只要是个中国人，就知道关羽、张飞、刘备、赵云、曹操、孙权，我7岁就能将三国概括出来每章的意思，同时，它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章回小说，作者是罗贯中。为我们描写了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魏蜀吴三国鼎立，故此叫三国，最后司马家族结束了这种三国鼎立的局面，创建了晋王朝。
其次：《水浒传》
水浒传是施耐奄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讲述了在战争年代108为农民好汉先后被逼上梁山，在松江的带领下轰动一时，眼见这场农民起义就要成功，宋江却带领好汉们去剿灭当时实力相当强大的方腊，结果中了朝廷得计，两败俱伤，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就因为宋江的“宁愿死，不当土匪”思想下失败。
榜尾：《西游记》
着名作家吴承恩的西游记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神魔小说，讲述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事情，四人一路上降妖除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真经。本书非常好看生动，但因为是幻想，所以我个人觉得他比三国和水浒都略逊一筹。
水浒传作者介绍范文6
关键词:古典小说;翻译;文化;损失
作者简介:曹振江,出生年月:1986年1月,性别:男,籍贯:陕西省米脂县,学历:硕士,研究方向:翻译与翻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9-0124-01
(一)引言
中国的四大古典小说由于其各自的思想内涵,表现手法,写作手段等特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以《红楼梦》为例,仅在1958年之前就有6种《红楼梦》的英译本。目前国内学者研究则较多的集中在霍克斯的译本及杨宪益的译本。对于另外一本古典名着:《水浒传》的翻译,早期仅限于节选的译文,一直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赛珍珠第一个将《水浒传》前七十回完整翻译成英文并在美国出版,一时在西方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其译本至今经久不衰。之后在三十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杰克逊翻译的《水浒传》七十回版本。由于赛氏的译本主要采取直译翻译策略,而杰克逊的译文归化的过于严重,并且两位译者仅有七十回,鉴于此,沙博理采取了比较中庸的翻译策略,与上个世纪七十年开始着手翻译《水浒传》。在1980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其一百回的译本。自出版以来,亦受到不少好评。作者在对译作与原作比较之后,发现原作中的一些文化意义有所损失,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以沙博理的《水浒传》译本为例,探讨并分析了译文中文化意思的必然损失。
(二)文化意义的损失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中华民族五千的连绵不断的光辉历史更是蕴含了丰厚的文化。而文化的含义有是如此广泛,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将从字与词两个层次的翻译来分析汉英小说翻译的文化意义的必然损失。
1、汉字的出现及演变经历一个漫长的历程。从最初的金文,到秦朝的小篆,至后来的隶书楷书行书,新中国成立后又对汉字进行了简化,由繁体字变为简化字。无论哪种字体,总体来说,汉字的造字的逻辑思维可归纳为以下六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下面从象形字和形声字方面举例佐证。
1.1、象形,许慎对其的解释为:“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这一古文解释今人读起来仍然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其主旨意思为象形字就是按照事物的样子,临摹出来。例如日月两字就是象形字。
以《水浒传》中“面”字为例,其中杨志的绰号为“青面兽”。沙博理译为“Blue-Faced Beast”。“面”字,在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颜前也。从首,象人面形。”这一释义是从方位来阐述的,即面在双目之下,两颊之间。这样,今人从“面”字中看出古人造字的智慧。当翻译为英文“face”时,那就只是几个字母的组合,完全没了汉字的古韵在其中。
1.2、许慎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其意为形声字即用一个字或偏旁来表示事物的名,另一个字或偏旁来表示该字的读音。如江河两字即使如此。
以形声字“钱”字为例。它的繁体字为“钱”。《说文解字》中说钱“从金,戈声”。意即钱为金属制品。“戈”为其声。但是钱字的有半部分为两戈相叠加,寓意何在呢?原来在古人看来,钱容易招致战争,所以两个“戈”合在一起就是相互打斗,进一步引申为战争。所以,钱财容易招致战争。古人如此,今人亦然。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用兵即为例证。
《水浒传》第十二回中有:“你要买,将钱来!”一句,沙博理的译文为:“If you want to buy it, where’s you money”。可以看出,“钱”一字被翻译为“money”。在两种语际之间转换过之后,钱字就只剩下铜臭味了。
再以汉语中“娶”字为例,《说文解字》释:“娶,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意为“娶”即取女性,声从取字的读音。这体现出古人娶妻是把一家的女性取至另一家,而非平等的男女双方的结婚。《水浒传》第十五回中有云:“阮小五,阮小七都不曾婚娶。”沙博理娶译为“married”。这一词在汉语中除指娶以外,还指“嫁”。娶从男方而言,嫁则指女方之家。但英语中“married”更多的趋向于指男女双方的平等的婚姻。而汉语中则明显的体现在男方为主,女方从之的意味。所以一个英语单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2、《水浒传》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着之一,其中所包含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背景自然不言而喻。这对于翻译而言,又无异于一条拦路虎,译者驾驭之难度,可想而知。
2.1、在《水浒传》第一回当中,洪太尉放走 “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所谓“天罡星”实质即北斗星,而“地煞星”则为原作者所杜撰,仅为与“天罡星”对应。而北斗星在苍穹之中也仅此一颗。古文中三十六“天罡星”一般是指道教意义上的三十六守护神。每一颗星对应一位天神。所以“天罡星”背后所蕴含的是道家的教义。因此,从文化内涵层面上来讲,这是中国所特有。沙博理将“天罡星”与“地煞星”分别翻译为“stars of Heavenly spirits”与“stars of Earthly Fiends”。这一对文化词的翻译,从对称角度来说,符合汉语的特色。但是文化意义却是缺失,这在于西方文化对应的缺失。再者,“天罡星”与“地煞星”仅为一百零八将的总称,并不意指梁山好汉的“煞”。但是“Fiends”一词确包含了很强的负面意义。这就易使西方读者对书中主人公的形象产生误判。
2.2、《水浒传》第七回标题为:“花和尚倒拔垂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对于“白虎堂”的翻译,沙博理采用直译加意译的策略将其译为“White Tiger Inner Sanctum”。“白虎堂”原称为“白虎节堂”,因古来以来讲究“左青龙,右白虎”,“节”为军权的一种象征,而“堂”在右,所以名之曰“白虎堂”。其实际功能则为军事服务的。所以,汉语中此名即道出了它的方位,有指明了它的用途。但在英文翻译中,这两层意思却完全遗失殆尽,完全没了影迹。
(三)结语
在中西方文化不断交流当中,如何更好地把优秀的中国的名着通过翻译介绍给西方读者,从而达到国家所提倡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目的。很是值得翻译家以及翻译理论家商榷。
参考文献
[1]、孙建成:《水浒传英译的语言与文化》,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沈松勤:胡可先,陶然:《唐史研究》,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3]、唐艳芳: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博士论文,2009
[4]、文军,罗张:国内《水浒传》英译研究三十年,《民族翻译》2011年第Ⅰ期
[5]、吴世昌:《书目甲·红楼梦的西文译本及论着》,见吴世昌:《吴世昌全集第七卷·红楼梦探源》,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