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诗词范文1
关键词：曹操；曹丕；曹植；《诗品》
锺嵘《诗品》将三曹父子诗歌划分为三等：陈思王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为上品；魏文帝曹丕“鄙直如俚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为中品；魏武帝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为下品。锺嵘对三曹父子诗歌的品评似乎已成定论，后世多引《诗品》语。但我对三曹诗歌品级的评判有着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曹操诗歌为上品，曹丕诗歌为中品，曹植诗歌为下品。
一、上品曹操
锺嵘评价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是中肯的；宋代敖陶孙在他的《诗评》中说：“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锺嵘所说的“古直”，“古”不仅指曹操诗歌体裁之古，也指其诗歌语言风格之古朴质直。从语言风格来看，在建安诗人中，曹操的诗与汉乐府最为接近，语言十分朴素，几乎完全不加修饰。正因其朴素、天然、直抒胸臆而不加修饰，更突显其内容的充实、感情的真挚，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薤露行》、《苦寒行》等等。诗风悲凉慷慨，念之断人肠。曹操的诗虽直白，却让读者有联想、有思考，回味无穷。
曹操的诗歌，有四言诗、五言诗和杂言诗等，体裁很多。他的五言诗艺术上大都注重结构的完整性，都以写实为主，同时也善于运用比兴的手法。杂言诗和四言诗则多是依乐府曲调作的，“依曲调填词”，所以其句子的“长短杂凑”，都与曲调有关。在语言风格上，也与汉乐府相近，不加修饰，直白质朴，甚至不怎么在诗篇章法上作安排，任情抒发，曹操意在学习乐府民歌的真朴。可以说，在建安诗人中，在神理上接近于汉乐府诗的就是曹操。在这些诗歌里，曹操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加任何修饰的和盘托出，展现在众人面前。鲁迅说曹操的诗风“通M”，是很恰当的。
二、中品曹丕
同样作为政治人物，曹丕的诗与其父亲相较，更像是文人诗。曹丕身份贵为储王、帝主，却有一种忧郁的文人气质。清代诗评家沈德潜这样评价曹丕：“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的确，曹丕的诗不像曹操的诗那样气韵沉雄、悲凉慷慨，而是有些女性化倾向。他的诗歌学习汉魏乐府民歌，风格清新秀丽，抒情悲婉凄清，语言通俗流畅，形势变化多样。他的代表作《燕歌行》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燕歌行》以一个女子的口吻，拟写闺中在秋夜思念出门未归的丈夫，倾诉自己独守空房，对月伤情的怀抱，最后以牛郎织女隔河相望的故事比喻自己相思的衷肠。全诗融写景、抒情为一体，秋天的凄清气氛为孤独的心绪起了烘托与渲染的作用；而一韵到底、句句押韵的形式，婉转流丽的舒缓旋律，流畅的语言、抑扬的节奏，也使得一种感伤的情调和声韵和谐的美感跃然而出。
曹操与曹植的诗大都体现了他们作为权力中心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但是，曹丕的诗似乎是有意在回避政治，从建安诗歌政治主题中淡出。他的诗歌，浸润着一种闲逸自适的雅趣，偏重于感性体验。他写乐府，与其父曹操一样，都是要付之乐工的。他本人又精通乐理，能调筝作歌。所以他的诗，乐感很强，诗乐相生。
三、下品曹植
曹植的诗作很多，现存诗九十余首，且绝大部分为五言诗。提起曹植，人们大多会同情他的遭遇，他遭到曹丕父子的打压，抑郁不得志，报国无门。锺嵘更是对曹子建大加赞赏，将其列为上品。但是有的时候读曹植的诗似乎没有那么精彩。
我对曹植诗歌的第一感觉是：细碎、拖沓。他不像曹操诗歌那样慷慨豁达，“辞达而已”，而是要把一件事情细细讲来，尽管对方已经明白他要讲的意思了，但曹植还要用大量细碎繁琐的文字去细细描绘，反而令人生厌。曹植诗歌给我的第二感觉是：满纸怨气。这当然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青少年时期为曹操宠爱，几乎立为太子。但因“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终致失宠。曹丕即位后，曹植遭到了严酷的迫害和打压，脍炙人口的《七步诗》即作于此时。曹植被一再贬爵徙封，虽名为王侯，然实同囚犯，抑郁不得志。魏明帝曹奔涛唬身为叔叔的曹植在政治地位上仍然没有起色，虽然几次上书请求任用，却屡屡遭到拒绝，无奈只生活在愤懑困顿、郁郁寡欢之中。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他的诗歌也充满了各种不得志的抱怨与愤慨。较之其父兄的诗歌，曹植诗终究是羸弱一些。而人们偏爱曹植的诗歌、抬高曹植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恐怕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受尽排挤和压迫而产生的同情心理。
四、结语
也许笔者对三曹的诗歌评价过于感性和主观，但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诗歌阅读者的真实感受。我认为，曹操诗歌格调上高于曹丕诗歌，曹丕诗歌理性、简丽于曹植诗歌。操诗上品，丕诗中品，植诗下品。这就是我对三曹诗歌的定位。
参考文献：
[1][清]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第1版）.
曹操诗词范文2
论文摘要：“三曹”是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与七子互相辉映。彪炳文坛。曹氏父子创作了大量乐府诗，并且注重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在经学束缚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经历对他们文学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父子三人均爱好乐府诗，并且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歌。曹操反对虚而不实的“浮华”风气。在创作过程中尚通脱、尚实、务尽。
一、背景出身及当时社会创作风气
曹操(155-220 )，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谁郡(今安徽毫县)人，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亦因这种关系，曹操自幼便有机会接触官宦子弟。日后的劲敌袁绍亦是曹操年少时朋友。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叫许助，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初平三年，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献帝乘乱与一帮大臣逃出长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显建议，迎接献帝至许昌。时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岁，从此曹操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位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汉，建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深受两汉经学影响的士人们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士人们经过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才逐渐从麻木之中清醒过来，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名士择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间曾经变换几个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荆州刘表，后来归属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随曹操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军事题材的诗歌。如著名的《从军诗》5首、《初征赋》等。曹操面对士人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逐渐解构的现实，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实用理性，这不仅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为诗文灌注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从而构建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阔大豪奇的审美境界。
《乐府诗集》中收录曹操诗共21首，其中包括《气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关山》、《燕露》、《篙里》、《对酒》、《陌上桑》、《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这些诗歌分属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调、瑟调三曲。根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残句)、《董一卓歌辞))(“卓”当为“逃”之误)、《谣俗辞》、《有南篇》(残句)、《饮马长城窟行》(残句，6首)，为《乐府诗集》未收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武帝定效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从这段话我们不汉知道乐府被立于汉武帝之时，而且知道了乐府与诗歌的关系，诗的语言形式再加上乐府的曲调，便成了可以歌颂的形式了。又据《汉书·艺文志》:“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李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祀，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这是文学史上所记载的较早的文人做乐府诗。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文人乐府诗的产生，与“新声”或“新声曲”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种“新声”是配辞而唱的乐曲，其曲牌就是后来的乐府常用的诗题。
二、曹操的乐府情结与反映真实情感作品的创作
自武帝立“采诗夜诵”的乐府机关后，整个西汉时期的乐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饶歌》三大类构成，至东汉明帝时，乐府被定为“四品乐”并且经常在宫中演奏。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与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及郭颂《世语》等之记载可知，曹操为宦官曹篙义子，自小生活于皇宫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时候，就受这种音乐的熏染和影响，自然对这些音乐会很感兴趣。再看《宋书》卷二十一《乐三》的一则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代袅雄，魏武帝曹操对《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欢的。
这些在皇宫内经常被演奏的乐府诗，是东汉皇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东汉皇宫内的曹操，不但从小耳濡目染这些音乐，而且这种透露着王者气势的音乐对“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曹操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音乐所蕴涵的气概，正是曹操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乐府”，表达了他对王权的向往与努力追求，历史地成了曹操难以割舍的乐府情结。在《短歌行》、《对酒》、《气出唱》、《步出夏门行》v露》等诗中，表现了曹操古直悲凉，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气度。请看其《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诗，以雄健豪迈之笔，对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实际土曹公是借大海来抒发自已博大的胸襟，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一代袅雄的博大气概尽在其中。
曹操诗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乐府歌辞以抒发自己的抱负。兹可举出数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华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见其《秋胡行》)
还有《步出夏门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现了“歌以言志”四字，这充分说明了曹操借乐府歌辞以抒大志的文学思想。再看《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
(太祖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 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还有《诗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辞，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曹操善于以乐府旧题写时事，以抒己志。除了抒发自己要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诗歌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
以成岁。大人在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痴。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补，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令。哟哟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鹤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二首诗里，抒发了诗人深沉的“忧伤”。慨叹“去日苦多”而贤才未至，功业未建，治世难待。诗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诗唱出现实生活中的苦和乐。在《气出唱》中有“解腹愁，饮玉浆”。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篙里》中有‘性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中有“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塘上行》中的“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诗歌创作中，表达欢乐之情的也为数不少。如《气出唱》第二首:“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
这些诗歌创作，无论是叙悲伤，还是言欢乐，都表现了曹操重视内心真实感情的抒发，不虚伪，不做作，所以读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曹操就是把这些真性情通过诗歌创作给抒发了出来，表现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获得解放的标志。正所谓“尚通脱者”也，这种风尚是“人的自觉”的产物，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感情、欲望、个性。通脱，正是这种自我发现在行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瞒传》，说曹操:
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纺，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轻易如此!
这些都是纯任性情的自然发作，不加任何掩饰，看不到礼的任何约束的痕迹。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学一声驴鸣，为集送行;称衡的脱了衣服在庙堂之上击鼓;南荆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饮，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恶的表现。
三、《文心雕龙》对曹操文学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中论及曹操文学思想的有以下几处: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实，求其靡丽，未足美矣。
“为表不过三让’，见曹操《上书让增封》:“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忧结，比章归闻，天兹慈无已，未即听许。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赏，下为臣身免于苟取。”其 目的是为了功赏实事求是。反对“浮华”是曹操的一贯主张。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称曹操:“抚善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征，计有余矣。”孔融因为与称衡等人搞“浮华交会”、以虚乱实而被曹操杀掉。“浮华交会”，是汉末士风的一大特点。“浮华交会”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会时“合党连群”，用浮游无根，华而不实之词或于品题人物时“互相褒叹”(如孔融与称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议时事时胡乱攻评。曹操认为，孔融就是“浮华”之风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写作实践中也是反对浮华的，他写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不掩饰不含糊，大胆真实。东汉末年，在写作上已经存在内容陈旧、词藻过胜的现象。对此，曹操的文学主张有革新的意义。当时的碑铭，有不少是谈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写墓铭的，他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为了抵制碑铭文之华而不实之风，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论·论文》中主张“铭诛尚实”之说，即与曹操相同。
《文心雕龙·诏策》篇云:“戒救为文，实诏之切者……魏武称:‘作戒软，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
“戒救”是皇帝诏策中的一种文体。曹操深知这种文体的特点，为了充分发挥戒救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保证它的切实可行性，故在论述其写作时说，戒救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即要求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发，且其态度应当十分鲜明，当“依”则“依”，当“违”则“违”，不能“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文心雕龙·章句篇》云:
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兮”字为语气助词，有声无义，曹操不好用之。考曹操所存诗赋，无用“兮”字者。这里，实际上“兮”字是可有可无的，加上与去掉并不影响文义的完整表达。曹操是尚简尚实的，所以反对这种用法。曹操不仅为人“简易”，为文也“简约严明”(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反对“烦富”和“陈词滥调”。他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曹公的“反对烦富”的文学思想于此可见一斑。
《文心雕龙·事类》云: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才为盟主，学为辅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学偏狭，虽美少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
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的反对模仿因袭，主张创新的文学思想。曹操批评张范为人欲学邮原而为文专拾掇崔、杜。其结果是:“造之者富，随之者贫”—有创造性的人富有，跟着走的人贫穷。俗话说“吃别人嚼过的摸没味道”，也是这个意思。它集中表现了曹操重创造轻因循，为文重学问广见闻的文学思想。
又如《章句》云:
贾谊、枚乘，两竟辄易。刘欲、担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资。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句辄易，则声韵微嫌。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反对写作诗赋一韵到底的文学思想。这一主张，亦为五言和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诗，多是一韵到底的。一韵有尽而换韵可致无穷。如此，就能增大诗体的容量即表现力。
再如《养气》云:
至如仲任置观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
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曹操诗词范文3
1、三曹：汉魏间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的并称。他们以显赫的政治地位与杰出的文学才能著称于世。他们在诗歌中抒写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乱离的社会场景，悲歌慷慨，是汉魏风骨的代表诗人，在五言诗歌发展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曹植被誉为“建安之杰”。
2、建安七子：指东汉建安年间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等七位文学家的并称。他们均以诗文显赫当世，是曹魏文学集团核心成员，与三曹同为建安时代的重要作家。其中以王粲、刘桢成就。
3、建安风骨：是对建安文学风格的形象概括。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当时有不少作品反映了乱离的社会现实，表达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其诗歌情调慷慨悲凉，语言刚健爽朗。后人把建安诗歌的成就称为“建安风骨”。
4、《悲愤诗》：诗歌篇名。汉魏间女诗人蔡琰的代表作品，相传有骚体与五言体二首。其中五言体较可信。全诗五百四十字，自述在汉末动乱中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整个汉末动乱时期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具有典型意义。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感染力。
二、论述题
1、建安时期有哪些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有何共同特征?
参考答案：建安时期的诗人有“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和女诗人蔡琰。其诗歌创作的共同特征是：都致力于五言诗的创作，表现了乱离的社会现实，表现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理想精神，情调慷慨激昂，语言刚健爽朗，“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形成所谓“建安风骨”。
2、试析“三曹”诗歌风格的差异?
参考答案：曹操的诗歌富有抒情化、个性化特色，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语言古朴苍劲，风格悲凉慷慨、雄健沉郁。曹丕的诗多写游子思妇题材，兼有年命之悲和行乐之情，充满乱离时代的哀怨之音，诗风清丽哀婉。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作家，其诗歌加强了抒情化色彩;描写细致，善用比喻，增强了形象性和生动性;词藻丰富华美，讲究对偶、炼字，语言绮丽而自然，韵律、色调和谐;讲究谋篇布局。风格“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3、简述曹植诗歌创作前后期的变化及其原因?
参考答案：曹植早期诗歌充满了昂扬奋发的精神，后期诗歌慷慨悲凉。诗风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其政治地位的变化导致题材与艺术手法的变化。曹植早期才华横溢，颇受宠爱，故诗歌多歌唱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也有感时伤乱、述写宴饮游乐的作品，洋溢着浪漫乐观的情调。后期备受猜忌，故主要抒写自己遭谴被弃的悲愤与不平，或述写朋友和自己遭受迫害的愤懑，或借传统闺怨题材表明自己的心志，或自抒胸臆，或借游仙以排遣内心的苦闷。大量地运用了比喻和象征手法表现诗人反抗迫害的精神。
傲世谁堪千古秀，
清狂自比一秋心。
曹操诗词范文4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是曹操乐府诗《步出夏门行》的第四章。曹操当时击败袁绍父子，平定北方乌桓，踌躇满志，乐观自信。因此抒写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此时曹操已经五十三岁，所以诗一开头便感慨万端：“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曹操说神龟能活三千年，很长寿，最终还是得死；腾蛇能够腾云驾雾，本领很大，但终究也会灭亡。自古以来雄才大略之主也好，碌碌无为之辈也罢，都难免一死。功高盖世者如秦始皇，汉武帝，为了不死，谋求长生不老之药，炼丹求仙，最终也得撒手人寰。这表明曹操自然规律有清醒的认识，这在封建迷信思想浓厚的封建社会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在诗里曹操自比一匹很老的千里马，虽然年老体衰，但心中仍然激荡着当年日行千里、转战沙场、纵横驰骋的豪情。意思是说，我曹操年纪虽老，但宝刀不老。我还要干一番事业，即使到了晚年，但我仍有雄心壮志，而且要一统中原完成我的夙愿，还黎民百姓一个明媚湛蓝的天。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曹操对人生的看法很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认识并尊重客观规律：人总是要死的。认为人应该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建功立业，而不是萎靡不振，苟延残喘，坐吃等死。并认识到一个人寿命的长短虽然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但也不是上天注定的。如果能自己保养好身体，身心愉快、乐观自信地生活，也是可以延年益寿甚至长命百岁的。岁数大的人更要有积极进取、奋发有为、乐观自信、自强不息的精神。
《龟虽寿》最可贵的价值在于它开辟了诗歌的新时代，把文人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并形成了新的文学——建安文学。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对建安文学评价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尤其是曹操，横槊赋诗，悲壮慷慨，震烁古今。曹操是“建安风骨中最早也是最杰出的代表。钟嵘将曹操诗置于下品，主要是嫌其“古直”而少文彩，却不知曹操这样壮志凌云的大英雄，文采精华岂是他这样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所能感受到的？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毛泽东手书的历代文词墨宝中竟然手书了《龟虽寿》达五遍之多！毛泽东是现当代最伟大的诗人、词人、哲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他和钟嵘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所以《龟虽寿》深受毛主席喜爱就说明了一切。并且主席也从中受了影响。比如在他的词《浪淘沙北戴河》中有‘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钟嵘是六朝时人，当时文学很讲究文彩华美，注重形式。钟嵘对曹操的评价太低，显然是拙见。我认为曹操的文学地位，因他是七子之首，开创了建安文学，因此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文坛领袖，是有卓越贡献的诗坛文坛伟人，是当之无愧的三国文坛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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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诗词范文5
【关键词】曹操 游仙诗 焦虑
东汉末年，朝败，宦官专权，政权更迭频繁，乱世中民不聊生。加上党锢之祸，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儒家学者和文人士大夫，传统儒学逐渐失去对士人的约束力，代之而起的是道教和佛教思想。在此时代下，文人士大夫是惆怅迷惘的，内心的焦虑程度亦可想而知。曹操，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除了创作抒发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之外，曹操还写了一部分饱含思想的游仙诗。据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载，曹操的游仙诗有七首：《秋胡行》二首、《精列》、《气出唱》三首及《陌上桑》。1在这些游仙诗中，体现出曹操处于乱世的焦虑意识。
一、价值的焦虑
所谓价值焦虑，包括因人生追求受阻或人的价值观念受到威胁而产生的紧张不安、无所适从的焦虑心理。曹操的价值焦虑，主要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前，曹操为无法实现功名而伤感和焦虑，这可在他的诗歌《善哉行》找到依据。后来，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 官渡之战，在军事上曹操基本统一了北方，建立起当时最具有实力的集团。可以说，在建安元年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面对现实价值的选择，曹操并没像当时的士人那样感到焦虑和迷惘。但建安十三年的赤壁战败，给原本还沉浸在北破乌桓、统一北方胜利中的曹操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使他再次陷入焦虑当中。而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游仙诗中。
且看《秋胡行》其一：
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坐磐石之上，弹五弦之琴。作为清角韵，意中迷烦。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旁。负R被裘，似非恒人。谓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来到此间？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沈吟不决，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正而不谲，辞赋依因。经传所过，西来所传。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2
此诗作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西征张鲁时，曹操时年六十一岁。仅从字面上看，这是一首讲述上山求仙访道的诗歌。诗中一开篇就极言上散关山的道路十分难行，“牛顿不起，车堕谷间”，以致“意中迷烦”。但同时，曹操对于真人所说的游历名山、遨游天地却“沉吟不决”。不知未来该何去何从，曹操内心焦虑不安，遂“长恨相牵攀”、“惆怅以自怜”……
学者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中提到，“疑畏之念既阻于中怀，性命之理未达于究竟。游仙远想，实系思心。人生本可超然，上智定怀此愿。但沉吟至今，终恋世途……入世出世，不能自割”，3这些话直指出曹操不决的是“出世入世”。因无法抛下俗世超然入仙而“长恨”、“惆怅”，这体现了曹操的价值焦虑。
在《秋胡行》其二中，则更能看出曹操的价值焦虑，及其产生的惆怅与苦闷。且看此诗的部分节选：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不？万国率土，莫非王臣。仁义为名，礼乐为荣。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关。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壮盛智愚，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泛泛放逸，亦同何为！
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4
不难发现，诗人的情绪可谓是跌宕起伏，在价值选择中徘徊，在“进趣”与“放逸”之间进行选择，最终导致的是“戚戚欲何念”，从而走向焦虑。
二、死亡的焦虑
死亡，必然会引起人的焦虑，且由于人生短暂引起的死亡意识也会引起人们的焦虑。在游仙诗中，讲述的主要内容是求仙访道，羽化而登仙；追求的境界是逍遥独立与长寿不老。这在曹操的游仙诗中同样有所体现，其中亦可看出曹操对死亡的焦虑。以下对曹操的游仙诗《精列》进行着重分析。
厥初生，造划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愿螭龙之驾，思想昆仑居。思想昆仑居。见期于迂怪，志意在蓬莱。志意在蓬莱。周礼圣徂落，会稽以坟丘。会稽以坟丘。陶陶谁能度？君子以弗忧。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5
学者张可礼在《曹操曹丕曹植集》中品评这首诗时提到，“诗的主旨不在游仙，而是抒写了曹操由于生命的短暂而生发的复杂矛盾的心态。其中有对生命的思考，有对长生的幻想，有对生命短暂的无奈。”6在这首诗中，曹操的确借助拜访仙道，表达了一种光阴流逝，时不待我的感伤和无奈之情。读此诗时，乍一看让人觉得曹操最终的心境应是走向明朗，他的焦虑与担忧也被疏解，尤其是那句“君子以弗忧”更是对前文“何为怀此忧”的肯定。但其实并不然，诗中接着还写道“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可见曹操深感时光流逝，自己已到暮年，生命短暂。这种对死亡的焦虑，化作成挥之不去的伤感与无可奈何的惆怅。
三、小结
曹操，虽说成为三国中最有实力的诸侯，但是他身边依旧是危机四伏，充满权谋和诈术，他的内心是十分孤寂的。这种难以排遣的孤独，呈现在曹操游仙诗中是一种悲凉之情。在游仙诗中，他用“戚戚欲何念”道出了东汉末年士人阶层在乱世中面对价值选择和光阴流逝、暮年已至的焦虑与叹息。诗中在对神仙世界中美好场景描写的背后，交织着失意，孤独，焦虑，死亡等旋律，细细品读，可谓是“跌宕悲凉”，印证了钟嵘《诗品》评曹操的“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一点评。7
【参考文献】
[1] 逯钦立辑较.《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夏传才注.《曹操集注》 [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3] （清）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 《曹操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张可礼，宿美丽编选.《曹操曹丕曹植集》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6] 张朵，李进栓注译.钟嵘《诗品》 [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7] 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曹操诗词范文6
关键词：三曹；游仙诗；思想内容；思想内涵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6-0012-01
曹氏父子的游仙诗在游仙诗史上占有重要席位，其中曹操存诗20多首，游仙诗就占了8首；曹丕的游仙诗较少，40余首存诗游仙诗仅两首；曹植存诗90余首，游仙诗就有10来首，他们为游仙诗的发展与兴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游仙诗，萌芽于秦汉，真正形成于建安时期，兴盛于魏晋，衰落于南北朝。游仙诗的产生与当时的崇尚神仙道教的时代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曹氏父子却是不相信神仙鬼谈的。他们都是无神论者，他们创作的游仙诗是作为一种对现实的寄托，力求在诗中寻求精神的彼岸。
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认为“慷慨就因当时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三曹的游仙诗对于人生无常的问题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尽可能的化解其中的无奈与悲凉。曹丕借游仙题材表现了反神仙的主题，主张及时行乐，增加生命的密度。曹操和曹植则借游仙诗表达了延寿的愿望，希望增加生命的长度。曹操的游仙诗表现了其力坚志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一统大业的雄心。对待人生无常的问题，曹操在其游仙诗歌表现的以有限的生命来拓展生命的宽度，力争在有生之年完成统一大业。这种精神是曹丕、曹植以及整个建安诗人所不能及的。“爱气寿万年”、“ 与天同守”（《气出歌》其一、二）。“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陌上桑》）……实际上都是期望获得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其统一大业的理想。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上册中认为“如曹操的《气出歌》、《精烈》等诸诗‘所流露的人生无常的感慨，就是消极的’，未必完全符合实际。《气出歌》、《陌上桑》、《秋胡行》、《精烈》等所想象的精神世界，开阔昂扬，迷离恍惚，幕幕的神仙境界，骋其思想飞驰，寄其大业之思”。然而曹丕的游仙诗则表现出及时行乐的享受主义，以此来增加生命的密度。这与朱熹在《诗集传》注中所说是不谋而合的，“言霰集则将雪之侯，以比老至则将死之征也。故卒言死丧无日，不能久相见矣，但当乐饮以尽今夕之欢。”曹植的游仙诗则更多地体现出他怀才不遇、遭受政治破坏的苦闷心情，希望从神仙世界中得到精神的自由，神仙世界是他宣泄苦闷的渠道，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反观。
从游仙诗的思想内涵来看，三曹都有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曹丕的《折杨柳行》反映了不语怪力乱神、顺圣道而行的思想，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的继承与体现。曹操和曹植的永年之求则是与他们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游仙诗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具体来看，曹王的思想比较复杂，他既有顶圣道而行的理想的一面，又有珍视生命、及时行乐的现实的一面。曹操和曹植都有建功立业的热情，曹操表现得较为明显，在诗歌中大量抒写统一天下的理想。曹植则表现得较为隐晦，“愿得纤阳署，回日使东驰”（《升夭行》其二）。而且曹操和曹植两人的地位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实现理想的难易程度有着天壤之别。由于曹植前后期经历的曲折复杂性，其游仙诗还表达了庄子式的物我合一，摆脱时间与空间的种种束缚，遨游天地之间寻求自由和快乐的愿望。这两点是曹操和曹王的游仙诗所没有的。曹操的游仙诗以统一天下的治世思想占主导，但也有求仙访道的一面。曹操晚年在统一天下的迫切心理的驱使下，不仅在诗中大量描写仙境仙国、服食长生，而且在生活中也服食药物，施行导引，因此曹操是深受道教思想的影响。曹植虽然同曹操一样在诗中服食成仙，遨游天国，但在生活中并未真正实行过方士们的那一套，他身上主要体现了庄子的精神。借助庄子的淡泊、无为来抚慰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政治打击，以此在庄子逍遥游的自在世界里实现自己精神世界的自由飞翔。
曹氏父子的游仙诗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是对现实生活感性提炼的结果，他们用自己的诗作在自己精神领域与现实世界中穿插而行，谱写出自己的人生篇章。他们的游仙诗既继承了《远游》等游仙诗的艺术创作手法，同时又进行了创新，使游仙诗内涵更加丰富和深化。游仙诗不仅仅描写神仙仙境，同时有更加深远的情感和现实基础，那就是借游仙来抒发自己的感情。魏朝后期，社会政治一场黑暗动荡，大部分文人不敢直面现实，精神异常苦闷。现实中找不到出路，他们就转向了虚妄的神仙世界。代表人物以嵇康，郭璞等人为代表。他们受曹氏父子的影响，把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观念及自身的遭遇诉诸神仙世界，创作了大量的游仙诗作。从《远游》到曹氏父子到以后的游仙诗人，游仙诗形成一条完整的发展链条，其中曹氏父子的发展之功可谓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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