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诗范文1
【关键词】曹操诗歌生命意识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位特殊的人物，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为了实现自己统一封建国家的政治目标，他征战四方。但同时他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诗歌现存二十余首，都是乐府诗，数量并不多。在这数量不多的诗歌中，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和民众，抒发自我情感，在诗歌中体现出了一种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国家民族命运和民生多艰的忧患，二是对将士们背井离乡征战沙场以及连年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的感慨，三是身处动荡乱世，曹操为实现人生目标自强不息，不懈奋斗。
一、对国家民族以及民生多艰的同情
作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曹操用敏锐的目光洞察着周遭的一切，把心中对国家、对民族的忧患，对百姓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苦难的同情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这种情怀突出反映在《薤露行》和《蒿里行》中。
来看《薤露行》，“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东汉末年，社会混乱动荡，军阀混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的灾难。曹操在路经兵变后的洛阳时，伤古怀今，有感而发，用诗作记叙了这一段事故。诗人先用“沐猴而冠带”抨击了当时何进等人妄图独揽朝政大权的野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揭露了董卓烧毁洛阳城的滔天罪行以及劫持汉献帝迁都长安的事实，表现了他无限的愤慨以及对何进、董卓等军阀的恶行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的深切悲痛和同情。“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诗人为烧毁的洛阳哀，为苦难的人民哀。同时，也从侧面隐隐表达了诗人要统一天下，安定国家的愿望。看到社会如此混乱，人民如此痛苦，心怀天下的曹操的心中的伟大志向更加坚定了，只有国家统一，四海安定了，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不会饱受灾难。这是曹操对国家、对民族、对百姓的忧患意识，是他生命意识的一种体现。
二、对将士们背井离乡征战沙场的感慨，对战乱给人民带来苦难的同情
动荡复杂的年代必伴随着战争，曹操在他的诗作中就真实的再现了战争的场景和战争中将士们的苦难以及思乡之情，体现了一种对兵士及普通民众的生命的忧患。《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就是典型的例子。
《苦寒行》大约作于汉献帝十一年，是曹操在征高干时于途中所作。“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这十句着力为我们描绘了北征途中的自然景观，冬季严寒的景象呼之欲出，诗人用大量的笔墨来写景，并非让我们欣赏冬季北国的风光，而是为下文行军作战的艰苦作铺垫。“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这十四句诗则是向我们展示了军旅生活的苦痛和艰难。曹操一生差不多都在行军打仗中度过，对于将士们作战的艰辛是深有体会的，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对于战争的残酷和将士们所面对的艰苦恶劣，他是冷酷的，但作为诗人，对将士他则是理解同情的。
来看另外一首诗歌《却东西门行》“鸿雁出塞北，乃在无人乡。举翅万馀里，行止自成行。冬节食南稻，春日复北翔。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飘扬。长与故根绝，万岁不相当。奈何此征夫，安得驱四方！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神龙藏深泉，猛兽步高冈。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这首诗描写了战争岁月里，将士们怀念故乡的心情，深刻反映了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诗的开头用鸿雁来比喻久战在外回不了家乡的将士们，然而将士们却连鸿雁都不如，鸿雁每年南翔北飞，但毕竟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而将士们连年征战，有些甚至命丧战场，回归故土简直就是一个奢望。诗人对此给予了同情。曹操行军打仗的目的是要统一天下安定四方，安定四方的坚实基础在于广大为他作战的将士们，曹操着力描写将士们征战的艰苦，可见他是非常爱他的士兵的，也是深刻理解和体会他们的情感的。
三、《周易》中《乾卦》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曹操在作为诗人的同时也带有哲人的理性思考，他的诗歌中体现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焕发出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在他的诗作《观沧海》、《龟虽寿》等中，这种生命意识呼之欲出。
如《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首诗是曹操在建安十二年（207）北征乌桓过碣石山时写的。诗歌以雄浑的笔力生动描绘了沧海的形象。太阳月亮在自然界中可以说是辉煌不朽的了，可诗人觉得大海更是不一般，“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大海仿佛是日月星辰的母亲，它有着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它的生命气息极其广阔强大。“幸甚至哉，歌以咏志。”面对着大海壮阔的气魄，诗人似乎也受到了极大的感染和鼓舞，从大海那里他得到了力量，生命得到了洗礼，他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使命，面对未来，他踌躇满志。
总而言之，尽管曹操现存的诗歌数量并不多，但是在他有限的诗歌作品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那涌动在他心中的生命意识：忧国伤民，体恤同情艰苦作战的将士，为实现统一大业的目标不懈奋斗。这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心怀天下与人民的曹操。
参考文献
[1]夏传才.曹操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05：4.
[2]林俊荣.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07：13.
[3]林俊荣.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07：13.
曹操的诗范文2
关键词：曹操 诗歌 生命气象 天地胸怀
时势造英雄。在连年动乱的东汉末，社会矛盾激化，各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政局动荡、分裂，大量的无辜百姓被卷入战争，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才辈出，而作为一代枭雄的曹操，无疑是这一特殊时代孕育的杰出人物之中的佼佼者。曹操（155―220）即魏武帝，字孟德，小名阿瞒、吉利，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曹操其人文韬武略，气韵沉雄，一生戎马倥偬却不忘吟咏赋诗，文学方面的素养极高，可谓一代雄主，一世文人，而他的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是在诗歌这一领域，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兼诗人所特有的气骨和风格。他“御军三十年，手不释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①在政治军事方面，曹操消灭了众多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并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魏朝建立后，曹操被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此外，在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史称“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局面，对倡导建安时期的新的文学风气、引导积极的个体生命意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生命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千百年来，不同的人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解读着这个历史命题，那么，这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他在诗歌中又是表现出了怎样的生命气象和他独特的天地胸怀呢？
一、曹操诗歌中的生命气象
（一）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
这是曹操诗歌中经常会涉及的一个问题。在曹操的一生当中，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积极的追求和探索，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政治理想。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诗作中包含了更多的对生命的思考，以及自强不息的韧性和决心。
这类诗歌，如《步出夏门行》第一章《观沧海》、第四章《龟虽寿》等。尤其是曹操的《观沧海》，被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为“有吞吐宇宙气象”，历来是脍炙人口的诗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传诵已久。“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曹操的这首诗，气象壮阔，霸气十足，其广阔胸襟和远大的政治抱负都寓于这万千气象之中。他的《龟虽寿》也是吟咏生命的名篇，诗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之句，已然成为千古绝唱。
诚然，人一生的时光是有限的，一个人的价值也是有限的，但只要将有限的生命绽放在积极向上、斗志昂扬的生命时光里，就会获得灵魂的不朽和永恒。
（二）时不我待的生命悲情
曹操一生追求不止，常觉岁月易逝，然自己功业未成，心中抱负难以舒展，未免常怀时不我待的悲怆之感。诚然，生命有限，然而功业无期。
曹操的这类诗歌，主要有《精列》、《短歌行》二首、《秋胡行》二首等。如《精列》中的“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直抒时不我待之悲，生命有限之慨。曹操心怀统一华夏的大志，但是，“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已经进入暮年的曹操还有他未竟的事业、未完成的政治理想，于是他想到要去昆仑、蓬莱寻求长生之术，但是，正当他沉浸在陶然忘忧的遐想中时，现实与期想的矛盾，又使他发出了“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的感叹。《短歌行》二首其一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之句更是曹操慷慨的生命悲歌。诚然，纵使欢宴上歌舞升平，意气昂扬，诗人内心的忧愁和曲高和寡的寂寞还是难以消除。用什么来浇纠结的胸中块垒呢？只有借酒浇愁。诗人的这种人生苦短的忧叹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呢？是因为诗人生逢乱世，目睹百姓颠沛流离，生灵涂炭，曹操渴望建功立业而不得，因而发出人生苦短的忧叹，将自己对生民的满腔的热情和关注化为古直勃郁的悲凉沉吟。
《秋胡行》中的“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也表达了一种人生失落的情绪。《秋胡行》原来是乐府题，按照题意，是写鲁国男子秋胡戏妻的故事，但曹操只是利用了《秋胡行》的乐调，内容却写的是游仙，却又不是真正的游仙诗，而是借着对游仙的虚构，来表达一种怅惘的心绪。
二、曹操诗歌中的天地胸怀
（一）任重道远的政治理想
曹操的一生经历战乱无数，这样的社会背景给他的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的实现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曹操的这一类诗歌浑厚古朴，至壮至伟，雄豪的个性充溢其中。“曹操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真情真志投入到诗歌创作之后，形成了有血有肉的壮美诗篇。”②
《度关山》是表达曹操政治理想的诗作中的代表作。诗歌开头即开门见山地提出“天地间，人为贵”，表达了曹操的普世价值观和其先进的政治眼光。其次，诗人用大量的笔墨描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蓝图。“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铄贤圣，总统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狱。有燔丹书，无普赦赎。皋陶甫侯，何有失职？嗟哉后世，改制易律。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国，不及唐尧，采椽不斫。世叹伯夷，欲以厉俗。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许由推让，岂有讼曲？兼爱尚同，疏者为戚。”在这里，曹操描绘的是一个安定祥和的国度，这里国家统一，国土完整；君主贤明，从善如流；执法公正，处事公平；民风淳朴，谦让和睦；百姓安乐，仓廪丰实。这样美好的社会图景，不正是我们至今都向往的太平盛世吗？
然而我们知道，这样的政治理想是很遥远的。诗人用自己广阔的胸襟和老骥伏枥的雄心为我们勾勒出了自己心中的梦想之国，制定了理想的社会形态和社会规范。曹操曾在青年时候就表示“欲济天下，为百姓请命”，这是因为他在当时的社会中目睹了广大下层人民的苦难，从而产生了救世之心。然而，诗人所描绘的政治蓝图在封建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曹操的《对酒》一诗同样描绘了诗人的政治理想。在曹操设想的社会中，不管是君王、诸侯还是官吏，都像父亲对儿子、兄长对弟弟那样友爱、照顾，“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在社会上，人人谦恭礼让，没有诉讼官司，“咸礼让，民无所争讼”；百姓生活富足，五谷丰登，“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社会上民风纯正，有良好的道德风尚，“斑白不负载”、“路无拾遗之私”等，以及对“恩德广及草木昆虫”的美好愿望的向往，都表达了诗人崇高的政治理想。
（二）关注现实的悲愤情怀
曹操的反映现实的一些诗作大多产生于赤壁之战之前，此时的诗人在政治和军事上均有所建树，在行军打仗的途中也亲眼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生活的艰苦，他深感国家的不稳定和连年的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故此方面的诗作多悯时悼乱、忧国忧民、抒写时事，揭露社会弊端，钟嵘《诗品》认为“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③曹操诗作继承了《诗经》、《楚辞》，特别是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以自己军旅生活中的亲身经历来反映现实，表达自己痛民生之悲苦、救万民于水火的抱负。曹操的这种慷慨悲壮、发奋抒情之作，主要指的就是他的咏史诗。
毋庸置疑，曹操的咏史诗，首推《薤露》和《蒿里》，这两首诗作，被后人誉为曹操关注现实的史诗“双壁”。
《薤露》写了汉末董卓之乱的前因后果，具有诗史的性质。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少帝刘辨即位，何太后临朝听政，宦官张让、段等把持朝政，何太后的哥哥、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何太后不许。何进密召凉州军阀董卓进京胁迫太后，以期铲除宦官势力，收回政治权柄，不慎消息泄露。八月，何进被宦官张让等所杀，张让又劫持少帝出走小平津（今河南孟津县西北），后被率兵进京的董卓劫还。董卓进京后独揽大权，肆意残杀。他废少帝，不久又将其杀死，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为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关东各州郡的兵马起而讨伐董卓，社会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董卓放火烧毁了京城洛阳，挟持汉献帝和文武百官、黎明百姓西迁长安，是为“董卓之乱”。
曹操的《薤露》这首诗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历史事件，抒发了诗人的悲愤情怀。在诗中，曹操极大地讽刺了何进，认为他徒有其表，就像猕猴戴帽穿衣，硬充人样，“沐猴而冠带”，何进智小而图谋大事，“知小而谋疆”，自然就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蒿里》一诗同样是曹操咏史诗中的佳作，和《薤露》一样被明代钟惺的《古诗归》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蒿里》借旧题写实事，用民歌的形式记录了汉末军阀混战的历史事实，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人民的痛苦生活。这首诗的前十句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历史画卷，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后面的六句直抒胸臆，满腔的悲愤汹涌而出：“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清代陈祚明在其《采菽堂古诗选》中说：“‘军合’四句，足尽诸人心事。‘白骨’四句悲凉，笔下整严，老气无敌。”
（三）思慕贤才的博襟
曹操具有远大的抱负，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渴慕贤才，希望可以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成就一番功业，就苦难民众于水火，建立一个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
曹操在其《短歌行》其一中这样写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希望广得天下贤才，为自己所用，来实现安邦定国的政治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也为了扩大他的政治军事统治基础，打击封建的地主阶级和反动的世袭豪强势力，曹操强调“唯才是举”，先后了“求贤令”、“举士令”、“求逸才令”等，而《短歌行》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曲“求贤歌”，又正因为它是诗歌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本身就含有丰富的抒情因素，所以就拥有了丰富的感染力，这样就有力地宣传了他所坚持的政治主张，同时也配合了他所颁发的各种政策和措施。
《短歌行》是一首政治性很强的诗作，是为曹操当时所实行的政治路线和战略决策服务的，然而它的政治内容和意义却和丰富的抒情因素融为一体。全诗充分发挥了诗歌的抒情言志的特点，准确而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从而达到了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
总之，曹操的诗歌反映了诗人博大的胸襟和自己的理想追求、价值取向，其诗作中表现出来的生命气象与天地胸怀，至今仍感发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和不同的心境为之思考，为之探寻。
注释
①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 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③ 钟嵘.诗品注[M]. 陈延杰，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参考文献
[1] 曹操.曹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曹操集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曹操的诗范文3
摘 要：曹操这一历史人物是自古以来人们热衷讨论的对象，褒贬不一，但是其诗歌是广为流传和备受赞扬的，本文将从曹操诗歌的类型着手来探讨曹操诗歌的特色，价值和深远影响。
关键词：曹操；四言诗；五言诗；杂言诗；影响
曹操，对于我们来说，耳熟能详，即魏武帝。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建安十三年，进位为丞相，率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封魏王。他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著作有《魏武帝集》，已佚，有明人辑本。今有整理排印本《曹操集》。①
曹操是历年来备受争议的一个角色，他既是历史人物，又出现在文学中，所以对于他为人的评价是矛盾的，而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则是他作为历史人物的文学创作方面，曹操尤其以其诗歌著称，他的四言诗，五言诗，杂言诗都有继承和发展的成就，其中四言诗以《龟虽寿》，《短歌行》，《观沧海》而闻名于世世代代，使我国四言诗的创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有了创新和发展；五言诗则包括《蒿里行》，《苦寒性》，《塘上行》，《薤露行》，这些诗对汉乐府的继承，为乐府诗的创作开辟了更加自由的天地，又更进一步地对五言诗进行了探索；《气出唱》三首，《精列》，《度关山》，《对酒》，《陌上桑》等则是杂言诗，曹操的杂言诗对于后代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曹操的诗歌被称作“慷慨悲凉，气韵沉雄”，他的每一种类型的诗都为后世作出了贡献。
一、曹操的四言诗
曹操诗歌以四言诗最为出众，内容上分为三类：一类是以表述思想为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游仙诗。这三种类型的诗都具有时代色彩，影射社会现实，曹操用其简练精干的笔触对建安时期的社会动荡，百姓困苦进行了深刻地描绘，充分体现了他那种对于生命的感触，也流露出他作为英雄的雄心大志，给予我们更多的诗积极向上的奋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首驰名至今的《短歌行》诉说了多少人生慨叹，人生很短促，这首诗所告诉我们的是不要悲叹时间的逝去，即使面对此情此景，难免流露出的微微伤感，也要有“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气概。其中两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借用《诗经・郑风・子衿》里的句子，表达了他对贤才的思念之情，“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则引自《诗经・小雅・鹿鸣》，而这都体现了曹操对贤人的重视。这首诗在他文人化的气息中又增添了他远大的政治情怀，所以曹操作为一个个体存在，通体透露着他多重身份的心态。他的诗不是空体无内容的，像《观沧海》、《龟虽寿》，那种“歌以咏志”的发于内心的真情实感诗不言而喻的，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依然让我们膜拜至今，我们现在所说的“正能量”莫过于此。这是一种宇宙的深思，虽然没有华丽，但却古朴纯正，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清人沈德潜说“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想。”曹操的四言诗从《诗经》的形式，表现手法和现实主义精神汲取了更多的精华，进行了继承和创新，他做到了不拘泥于一种形式而去发挥创造，将其变为自己的意境雄浑的风格，这不只是一种贡献，而更是一种精神所在。
二、曹操的五言诗
曹操的五言诗充满了历史气息，又多了份沉郁，他将乐府情结和对现实的深刻认识融入到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悲凉而又有震撼人心的强大感染力，其中最受关注的《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首诗则是在中平六年（一八九）战争动荡时期写的，对此曹操用其精干的字句描写了史实又诉说了情怀，一种无奈与悲壮缓缓而来。这首诗运用了很多的典故，像“会盟津”，相传周武王起兵伐纣时，中途曾和联盟反纣的八百诸侯会合于此地。这里用“会盟津”代指各路讨董卓军队的结成联盟。“乃心在咸阳”《尚书・康王之诰》：“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无不）在王室。”这里是化用其句。用典更有力地说明当时的情景与心态，义士们既能同心协力，有志“会盟津”，却又避免不了“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的状况，这当然是内在和外在共同的作用导致，然而最悲惨的莫过于“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样尸横遍野，生灵涂炭的这样的场景，这也流露出曹操对于受苦的百姓的深刻同情和闵怀之心。《蒿里行》运用了民歌的形式，加上对现实的批判，使整首诗意蕴深厚，沉郁悲壮，对于当时文坛和后世的创作风格都有重要的影响。其他的像《苦寒行》，《薤露行》都是这一风格的延续，曹操借用乐府古题增添时事内容，使乐府的“缘事而发”得到延展和创新，这是伟大的尝试，清代沈德潜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②他对汉诗的纯正自然有多了更多人文化的情愫，所以曹操的五言诗的成就亦是让人为之一叹的。
三、曹操的杂言诗
曹操的杂言诗虽不像四言，五言诗那样卓越，那样让人熟知，但同样都属于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像《气出唱》三首，如“华阴山，自以为大……多驾合坐，万岁长，宜子孙。”还有《度关山》，《对酒》，不一样的体式，一样的雄浑浩大，“华阴山，自以为大。高百丈，浮云为之盖”“天地间，人为贵。立军牧民，为之轨则”这样杂言的体式有时更能抒发出作者心中起伏不平的感受，带有顿挫之美，英雄气概再次挥发，让我们感受到“阔”。杂而不乱，张而不扬，那种质朴与古直不会丢失在曹操的诗中，这无疑也对后世提供了范式。
四、曹操诗歌的特色与深远影响
综上，我们从体式的划分来体味曹操的诗歌，不管是什么样的类型，什么样的体式都散发着他独特的创作手法和人格魅力，我们且不看他在历史中的形象，在《三国演义》中的形象，我们从他自身的文学创作中，在他的诗歌中去体会他的内心和精神，这是对文学的探索。
曹操诗歌中带有一种“气”，这种“气”正是形成以他为首的“建安风骨”的重要因素，既有他作为个体存在的本身独有的“气”还有他体现在诗歌中的“气”，其中包括“雄气”，“悲凉之气”，谭元春曾经评曹操的诗歌说：“此老诗歌中有霸气，而不必其王；有菩萨气，而不必其佛。”③其实曹操的诗歌就是这样，他所流露出来的霸气，雄壮不是咄咄逼人的，而是壮阔的，给人以震撼的，菩萨气也不是传递给人佛教的观念，更多的是他对生命的怜悯与感叹。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在谈到“建安风骨”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是曹操诗歌中所具有的特色。④
曹操在建安文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无论是他对于《诗经》还是对乐府的承接和创新，都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位历史人物，评他为“英雄”也好，“奸雄”也好，他的诗是得到承认与赞叹的，这不仅意味着他自身的突破，对于建安文学的影响，更体现他诗歌的生命价值和时代价值，他独特的创作理念和文学思想对于后世的诗人和作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辞海》，夏征农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2] 《古诗源》，沈德潜，华夏出版社，1998；
曹操的诗范文4
关键词：明清时期;三曹诗评;特点;成因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2-014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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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清代文人事迹编年汇考”（13&2D1D）;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魏晋礼乐制度与乐府文学之变迁”（AHSK11-12D46）
作者简介：王莉（1979―），女，安徽池州人，文学博士，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三曹的研究史、接受史和阐释史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除了古典文学研究史论的专著如吴云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刘运好《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先秦六朝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均列专章阐述以外，尚有研究专著，如王玫《建安文学接受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也有研究论文，如胡明《关于三曹的评价》（《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薛泉《王船山对“三曹”诗的评价》（《阴山学刊》2002年第5期）等等。或综论，或专论，都显示出当下学界对三曹诗接受研究的纵深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多从“史”的视角论述三曹在历代接受的情况，在宏观上抽象其理论价值和意义尚嫌不足，明清三曹诗评研究尤其如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明清三曹诗评的基础上，分别从审美风格、文体创造、品第抑扬等角度对明清时期三曹诗评的特点加以概括，最后探讨形成这一时期三曹诗评新特点的历史成因。
一、审美风格的差异性
明清三曹诗评，尤为注意辨析三曹审美风格的差异性。陈祚明云：“细揣格调，孟德全是汉音，丕、植便多魏响。……孟德欲为三代以上之词，劣乃似汉。子桓兄弟取法于汉，体遂渐沦矣。”[1]126此说为后来的诗评家所承袭，沈德潜云：“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2]140何焯道：“《短歌行》犹是汉音。”[3]920张玉b论：“老瞒诗歌极雄深，开魏犹然殿汉音。文帝便饶文士气，《短歌》试各百回吟。”[4]2等等，都是其历史的回响。“汉音”、“魏响”，既是诗歌时代风格的分野，也显现了审美风格的差异。明清诗评家以此为基点，逐步形成了对三曹诗歌风格的明确界说。
（一）曹操：古朴雄健
钟嵘《诗品》“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5]79，可谓是曹操诗风的定评。明清诗评家由“古直”而衍生出一系列审美风格的概念。其一，由“古”而衍生“古朴”、“古气”、“高古”、“古雅”、“古质”，如胡应麟曰：“魏武沉深古朴，骨力难侔”，“《度关山》、《对酒》等篇，古质莽苍”[6]23、43;陈祚明评《度关山》“莽莽有古气”，《苦寒行》“笔调高古”，《气出唱》“亦复古雅”，“高古纵横”[1]127-133。其二，由“朴”而衍生“淡朴”、“真朴”，如陈祚明评《观沧海》“浩榷宕，涵于淡朴之中”[1]129，方东树评《薤露》“浩气奋迈，古直悲凉”[7]67。其三，由“雄”而衍生“沉雄”、“雄力”、“雄深”等，如周履靖曰“魏武帝自然沉雄”[8]20，陆时雍也云“曹孟德饶雄力，而钝气不无，其言如摧锋之斧”[9]1405。其四，由“健”而生有“老健”、“矫健”等，如吴乔评“魏武……精能老健，建安才子所不及”[10]37，陈祚明评《冬十月》“其源出于《楚辞》，而笔矫健”[1]129。以上四个方面，或论风格而重在气质、格调，或论风格而重在风骨、笔力，侧重点不同，内涵也有细微区别。此外，明清诗评家亦以“悲感”、“悲凉”、“悲壮”评价曹操诗歌，如陈祚明评《薤露》“老笔直断。‘禾黍’之思，不须摹写而悲感填胸”，《短歌行》“跌宕悠扬，极悲凉之致”[1]130、128;方东树评《薤露》“浩气夺迈，古直悲凉。……莽苍悲凉，气盖一世”，《苦寒行》“取境阔远，写景叙情，苍凉悲壮，用笔沉郁顿挫”[7]67、68，与“甚有悲凉之句”审美内涵一致，此论风格而又重在情境。这些论述都是对《诗品》的深化。
曹操古朴雄健诗风的形成，其一，与创业之君的身份有关。如胡应麟曰：“诗文固系世运，然大概自其创业之君。汉祖《大风》雅丽闳远，《鸿鹄》恻怆悲哀。魏武沉深古朴，骨力难侔。”[6]23他于诗歌创作与时代变迁的关系之外，突出强调曹操诗风与其开创功业的经历之间的关联。其二，与复杂的思想情感有关。如陈祚明评《秋胡行》曰：“（孟德）疑畏之念既阻于中怀，性命之理未达于究竟。游仙远想，实系思心……但沉吟不决，终恋世途，沦陷之端，多因是故。……进趣谁惠，于己何欢，再世膺图，忽焉已往。孟德非不慨然，而位居骑虎，势近黏天。入世出世，不能自割，累形歌咏，并出至情。”[1]135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心境，形诸于诗，亦为至情。其三，与对诗歌传统的继承有关。有诗评家认为曹操诗源自三代以上，如陈祚明评《气出唱》“并欲作三代以上语”[1]133;也有诗评家认为曹操诗源自汉赋，如王世贞评《观沧海》“其辞亦有本。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11]987。还有诗评家认为曹操诗源自楚辞，如上文所引，陈祚明即认为《观沧海》“其源出于《楚辞》，而笔矫健”[1]129。特殊的身份，个性化的表达，笼罩前贤的文学修养，是曹操诗歌风格形成的基本原因。
（二）曹丕：俊逸婉约
《诗品》以“率皆鄙质如偶语”[5]53评价曹丕。徐公持指出，钟嵘所言“鄙质如偶语”，是指曹丕的某些诗仿效汉乐府民歌的语气，这样的评价有偏颇。[12]54那么明清诗评家如何概括曹丕诗风特点的呢？大致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轻俊”、“浮俊”、“淡逸”的诗歌气格论，如陈祚明以“笔姿轻俊”[1]136、周履靖以“自然浮俊”[8]64评价其气格的轻盈俊爽。而陈祚明又以“淡逸处弥佳”，突出其与“乐府雄壮之调”[1]136气格之不同;陆时雍又以“子桓逸而近风，王粲壮而近雅”[9]1405，区别二人诗歌气格及渊源的不同。其二，“婉约”、“婉娈”、“宛转”情感表达论，如《古诗归》钟惺曰：“文帝诗便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士气，不及老瞒远矣。然其风雅蕴藉，又非六朝人主所及。”[13]63沈德潜由此概括曰：“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2]147而陈祚明则以《善哉行》（有美一人）为例分析其善用比兴所形成的“宛转详尽”的表达特点。以婉约的情感表达，形成一种特有俊逸的审美气格，是曹丕风格的主要特点。唯此，也才形成“掩抑徘徊”（沈德潜评《燕歌行》）、“哀情徘徊”（陈祚明评《短歌行》）、“情辞悱恻”（朱乾评曹丕《短歌行》）的抒情特点。这显然匡正了《诗品》的偏颇评价。
曹丕俊逸婉约的诗风成因，其一，与曹丕贰臣、新君的身份有关。作为汉室之贰臣，明清诗评家一方面站在拥汉立场上贬责其篡汉继位，而使少数诗歌缺乏真实情感，如朱乾评《煌煌京洛行》曰：“京洛园桃，并无子而空长，忧心歌谣，亦魏文饰篡汉，托为《黍离》之作也。”[14]86另一方面作为邺下文人领袖以及后来开国之君，又表现出特有的帝王气象，如胡应麟曰：“如《黎阳》、《于醮》、《孟津》、《广陵》、《玄武》诸作，句格纵横，节奏缜密，殊有人主气象。”[6]136何焯评《芙蓉池作》又曰：“丹霞一绝，直书即目，自有帝王气象，合结语恰似文帝生平也。”[3]896这类诗有类其父，情感真切，气象开阔。其二，与曹丕诗中用情深邃有关。王夫之评《燕歌行》“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王夫之评曹丕《孟津》“但叙本事，含情自远，其于吟咏，动以天矣”[15]156、154;张玉b评《寡妇》结句“曲达其深情，即隐坚其贞念也，何等宛至”[4]182等。曹丕的文人气质，使其诗情感绵密婉约，有近乃弟。其三，与曹丕作诗所继承的诗歌传统有关，亦与建安诗风有关。如胡应麟评《杂诗》：“‘去去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等句，诗流率短其才，然此实汉人语也。”[6]136陈祚明评《于谯作》：“此所谓建安体，华腴之中，妙能矫健。”[1]146又评《芙蓉池作》：“建安正格，后人非不追仿，然正不易似。”[1]147应该说，人君的气象，文士的气质，传统与时代交织的审美风貌，造就了曹丕以俊逸婉约为主的诗风多样性。
（三）曹植：清真婉曲、缠绵温厚
钟嵘评价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5]37亦为切中肯綮之语，并得到明清诗评家的广泛认同。或评其骨气，钟惺云：“肝肠气骨，时有磊块处。”[13]138宝香山人评《白马篇》曰：“且辞藻精警，结句一语未完复作一语，何等力量。”[16]164或评其词采，胡应麟云：“《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又言：“子建华赡精工，类《左》、《国》。”[6]29、32或评其情感，钟惺又云：“子建柔情丽质，不减文帝。”[13]138或综论文质，胡应麟评曰：“子建《五游》、《升天》诸作，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6]19陈祚明评《鼙舞歌》（圣皇篇）：“煌煌大篇，结构甚整，情辞兼擅其至。”[1]163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有关曹植诗的评点，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审美范畴：其一，与情感表达有关的“清真”、“情至”说，如陈祚明评《门有万里客》：“人赏子建诗，以其才藻，不知爱其清真。如此篇与《吁嗟篇》，纵笔直写，有何华腴耶？然固情至之上作也。”[1]188其二，与主体才能相关的“才思”、“凭材”说，许学夷评《种葛》、《浮萍》二篇：“才思逸发，情态不穷。”[17]81陆时雍云：“子建任气凭材，一往不制。”[9]1405其三，与情感形态有关的“深婉”、“缠绵”说。如钟惺评《圣皇篇》：“此与《赠白马王彪》同一音旨，而深婉柔厚过之。”[13]138、139钟惺评《当来日大难》：“和媚款曲，缠绵纸外。”[8]139陈祚明评《赠白马王彪》：“至性缠绵，绝无组饰，而曲折动宕。”[1]P183惟因如此，才使曹植诗达到“意致幽眇，含蓄隽永，音节韵度，皆有天然姿态”（叶燮评《美女篇》）[18]63、“极平常语，出之子建口中，落落错错，俱成锦绣”（宝香山人评《赠丁M》）[16]63的审美境界。其四，与气格相类的“温厚”、“浑厚”、“浑雄”说。宝香山人评曹植《浮萍篇》：“写出恋恋之情，言辞温厚。”[16]165又评《当来日大难》：“后来做离别诗者，有如简妙浑厚否？”[16]165方东树评曹植诗：“子建乐府诸篇，意厚词赡，气格浑雄。”[7]70也就是说，子建以逸发奔涌的才思，至真至性的情感，形成一种深婉缠绵的情感表达形态，达到浑厚甚至浑雄的审美境界。这显然比钟嵘的评价又深入了一层。
曹植诗风的形成，显然与其天分、学识、遭际等密切相关。其一，关于曹植天分的认同，有的诗评家强调他“绣虎”的雅称。如张溥言：“集备众体，世称绣虎，其名不虚。”[19]92。徐增曰：“大抵诗贵人说，曹子建何等才调，当时无有出其右者，人或有商榷，应时改定，故称‘绣虎’。”[20]431也有的诗评家将之与其早慧并提，胡应麟曰：“古今才人早慧者，多寡大成;大成者，未必早慧。兼斯二者，独陈思。”[6]341其二，对曹植文学才能的深入分析。如陈祚明曰：“故绣以能纂为文，组以善织为美，多识博览，顾所用之何如，此才子之所以异于恒人也。夫笙簧犹是器，而合曲各成;牲牢犹是物，而和味互异。才不才之分以此。于此观之，可知子建之诗矣！昧者不察，震其繁丽，以为多才。”[1]154陈祚明认为，曹植能够“纂绣组织”、“多识古今”并为其所用，终成就其多才。后来方东树概括说：“陈思天资既高，抗怀忠义，又深以学问，遭遇阅历，操心虑患，故发言忠悃，不诡于道，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7]70过人的天资，深厚的学识，特殊的人生际遇，造就了曹植清真婉曲、缠绵温厚的诗风。
一般地说，“慷慨任气”是建安诗歌也是三曹诗歌的基本特点。然而，通过明清诗评家对三曹诗的评点，不惟揭示了三曹诗风的差异性，而且揭示了诗风所以不同的深刻原因。虽也汲取前人，却又比前人深刻而圆熟。
二、诗歌体式的创造性
从整体上说，三曹诗歌涉及四言、乐府、五言、七言等诸多体式;从个人而言，三曹在诗体创造性上却又各有擅长。曹植虽众体兼备，尤其对五言诗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具有创造性的诗歌体式却主要集中于文人乐府和六言诗上。明清诗评家特别注意从诗歌发展的角度，辨析三曹诗歌体式，论述历史渊源，揭橥其在文学史上的不同意义。
（一）曹操：四言和乐府
曹操诗歌体式有四言、五言、杂言。然而，明清诗评家普遍认为其四言和乐府最具有文学史意义。其一，四言诗。杨慎曰：“然则曹孟德‘月明星稀’……何如？曰：此直后世四言耳，工则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寻丈也。”[21]683胡应麟亦曰：“魏武‘对酒当歌’，子建《来日大难》，已乖四言面目，然汉人乐府本色尚存。”[6]11明人虽从文学复古的角度批评其四言诗，与《诗经》比较“尚隔寻丈”，乖离四言诗的本来面目，然而认为其四言诗尚存“汉乐府本色”，“工则工矣”，“此直后世四言”，恰恰揭示了曹操四言诗的艺术创造性，即不因袭陈式，汲取汉代乐府精神，形成建安四言诗的独特艺术魅力。故陈祚明曰：“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1]32其二，乐府诗。明清诗评家一方面综论三曹乐府创作的成就，如胡应麟曰：“乐府至诘屈者，《朱鹭》、《临高台》等篇;至峻绝者，《乌生》、《东门行》等篇。然学者苟得其意，而刻酷临摹，则亦无大相远。故曹氏父子往往近之。”[6]26王士祯亦曰：“东汉之末，曹氏父子兄弟，雅擅文藻，所为乐府，悲壮奥崛，颇有汉之遗风。”[22]27另一方面，诗评家也具体谈及曹操的乐府诗作。沈德潜评曹操《蒿里行》：“借古乐写时事，始于曹公。”[2]145朱乾言：“余谓乐府题，自建安以来，诸子多假用，魏武尤甚。”[14]34按照方东树的观点，“拟古而自有托意，如曹氏父子用乐府题而自叙时事，自是一体”[7]37，虽以乐府写时事是三曹乐府的共同特点，然而曹操在时间上得风气之先，在艺术上亦成就最高，故曹操诗既是乐府，“谓之古诗亦可”[22]92。
明清诗评家不仅比较了曹操四言与《诗经》的渊源关系，而且特别揭示了乐府的渊源和影响。如许学夷认为：“魏人乐府，四言如孟德《短歌行》、子桓《善哉行》、子建《飞龙篇》等，其源出于《采芝》、《鸿鹄》，轶荡自如，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孟德、子桓乐府杂言，声调出于汉人《满歌行》等。”[17]75其体式源于《采芝》、《鸿鹄》，声调出于《满歌行》，可见三曹乐府与汉代楚歌的直接关系。而钟惺则认为五言古诗是曹公乐府的源头，曰：“《薤露》以下皆五字，然字字是乐府，不是五言古。今人以乐府语入五言古，反肤;曹公以五言古作乐府，反奥。”[13]18明清诗评家还谈到这部分乐府诗的体式影响。如王世贞曰：“晋拂舞歌《白鸠》、《独漉》，得孟德父子遗韵。”[11]993王尧衢评曹操《苦寒行》云：“格调古朴，开唐五言之端。”[23]56
（二）曹丕：七言歌行
明清诗评家普遍肯定了曹丕名作《燕歌行》于七言诗发展成熟方面的开创意义。如胡应麟曰：“纯用七字而无杂言，全取平声而无仄韵”，“子桓《燕歌》二首，开千古妙境。”[6]41、43朱嘉找嘣唬骸拔菏七言，创体也。逐句联接，却逐句转换。”[24]66这就从句式、用韵两个方面揭示了曹丕《燕歌行》的创造性。
曹丕《燕歌行》，一方面渊源有自，有独到的创造性。如许学夷曰：“子桓乐府七言《燕歌行》，用韵祖于《柏梁》，较之《四愁》，则体渐敷叙，语多显直，始见作用之迹。此七言之初变也。”[17]76陈祚明曰：“此七言一句一韵，又与《柏梁》不同。《柏梁》一句一意，此连续相承。”[1]141其用韵体式源于《柏梁》，抒情体式取自《四愁》，然而又内容铺叙，语言直质，且在意义表达时前后连续相承，始见文人刻意为之的艺术匠心，表现出七言诗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在七言诗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冯班曰：“七言创于汉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诗有《东飞伯劳》，至梁末而七言盛于时，诗赋多有七言，或有杂五七言，唐人歌行之祖也。”[25]37施补华曰：“七言古虽肇自《柏梁》，在唐以前，具体而已。魏文《燕歌行》已见音节，鲍明远诸篇已见魄力。然开合变化，波澜壮阔，必至盛唐而后大昌。”[26]983这就将《燕歌行》放到七言歌行诗体的发展流变中揭示其文学史地位。故冯班结论说：“魏文帝作《燕歌行》，以七字断句，七言歌行之滥觞也。”[25]41也可以说，七言歌行的产生与成熟是以曹丕《燕歌行》的出现为标志。
（三）曹植：文人乐府及六言诗体
曹植诸体兼备，五言诗成就尤高，然而明清诗评家认为，就诗歌体式的创新而言，主要集中于文人乐府及六言诗体两个方面。首先，曹植乐府创作标志着文人乐府诗的成熟。此又有两种类型：一是取乐府原调而抒写时事，如胡应麟曰：“乐府自魏失传，文人拟作，多与题左，前辈历有辨论。愚意当时但取声词之谐，不必词义之合也。其文士之词，亦未必尽为本题而作。……陈思‘置酒高堂上’题曰《箜篌引》，一作《野田黄雀行》，读其词皆不合，盖公燕之类，后人取填二曲耳。”[6]15文人乐府，虽取乐府之题，唯取声调之和谐，而不取原来题旨，如曹植取《箜篌引》之题而描写公宴。二是取乐府题名而抒写情志，冯班曰：“古诗皆乐也，文士为之辞曰诗，乐工协之于钟吕为乐。自后世文士或不闲乐律，言志之文，乃有不可施于乐者，故诗与乐画境。文士所造乐府，如陈思王、陆士衡于时谓之‘乖调’。刘彦和以为‘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则是文人乐府，亦有不谐钟吕，直自为诗者矣。”[25]37有时文人乐府，逐渐失去乐府的音乐性，唯取其题，乖离曲调，直接以诗抒情言志，标志乐府向诗的转变。这两方面，不惟与汉乐府有别，与曹操乐府亦不相同。其次，曹植六言诗在诗体革新上也具有创造意义。宋长白曰：“六言始于汉司农谷永、北海孔融。长篇则子建之外，傅玄独擅。”[27]45又言：“曹子建《当事君行》，上六言，下五言，共八句。此格特创。”[27]473曹植六言诗有两方面的文学史意义：一是扩展了六言诗的篇幅。六言诗虽在汉代已经出现，孔融亦有创作，但皆为短制，至子建始创长篇，增加这一诗体的容量。二是革新了六言诗的体制。曹植之前，六言诗纯取六言，至曹植之《当事君行》则兼取六言、五言，创造一种新的诗体。
从“史”的眼光，辨析三曹对诗歌体式发展的贡献，而非平面地加以论述，是明清诗评家论三曹诗歌体式的主要特点。
三、抑扬品第的深刻性
如果明清诗评家论述三曹诗歌体式着重于“线”的纵向比较，以确立其诗史地位，那么论述三曹整体文学成就则着重于“点”的横向比较，以突出其诗史地位。通过比较异同、抑扬品第，深化了三曹研究，对于确立三曹的文学史定位，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比较三曹，扬操而抑丕、植。如王世贞曰：“曹公莽莽，古直悲凉。子桓小藻，自是乐府本色。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才太高，辞太华。”[11]987 王世贞从风格才情上比较三曹之异。认为曹公乐府苍莽、古直、悲凉，是乃汉音;曹丕乐府虽稍有藻饰，亦不失乐府本色;曹植逞驰骋才华，藻饰雕琢，诗格逊于父兄。陈祚明亦曰：“孟德诗乃使人不知为佳，此体所以高。子桓兄弟诗非不甚佳，然固已逊乃父一格矣。”[1]128曹操诗得之自然，亦为丕、植兄弟所不及。因此，明清诗评家对钟嵘将曹操列为下品的品第观提出疑义。王世贞言：“吾览钟记室《诗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第所推源出何者，恐未尽然。迈、P、P、约，滥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为不公，少损连城之价。”[11]987曹丕与曹操相比，其失在于缺乏乃父的自然英旨，陈祚明在评曹丕《善哉行于讲堂作》、《折杨柳行》、《陌上桑》时，也都依曹操为参照，认为曹丕学曹操，然未得其自然英旨。曹植与曹操相比，其失在于缺乏乃父的境界、气格，如徐世溥认为：“子建诗虽独步七子，东坡文虽雄视百代，然终不似孟德明允、苍茫、浑健，自有开创之象，此非以父子观之论之也，殆实亦气候使然，具眼自得之耳。”[28]144又如王夫之则从气格上肯定曹操，如他在评《碣石篇》：“孟德于乐府，殆欲踞第一位，惟此不易步耳。……孟德乐府固卓荦惊人，而意抱渊永，动人以声不以言。陈思气短，尤不堪瞠望阿翁。”[15]16曹操诗歌境界“明允、苍茫、浑健，自有开创之象”，气格“卓荦惊人，而意抱渊永”，此又非曹植所及。所以，许学夷在分析钟嵘与后人论曹氏父子优劣时指出：“按嵘《诗品》以丕处中品，曹公及本酉缕贰＝窕蛲撇芄而劣子桓兄弟者，盖钟嵘兼文质，而后人专气格也。然曹公才力实胜子桓。”[17]74然而，也有少数明清学者持论折衷，认为三曹各有高下，如胡应麟曰：“魏武太质，子桓乐府、杂诗十余佳篇，余皆非陈思比。”[6]28胡应麟认为曹操虽“太质”，然又“沉深古朴，骨力难侔”;曹丕乐府、杂诗虽称“佳篇”，其余又非陈思可比。这一结论大抵公允可信。
比较丕、植，扬丕抑植与抑丕扬植之争论。关于曹丕与曹植文学成就的比较，陈寿《三国志》比较公允。他一方面高度评价曹植“文才富赡，足以自通后叶”。另一方面又云：“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29]89，充分肯定其文学成就。然而至谢灵运“才高八斗”之论出，曹植的文学史地位逐渐盖过其兄，《文心雕龙・才略》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30]700虽然“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之说是刘勰的推想之辞，而且所论二人各有所长也较公允，但是曹丕似乎因政治的“强势”而导致文学上“弱势”的论调似乎相当深入人心。于是引发了明清诗评家或扬丕抑植、或扬植抑丕的争论。本来明代的三曹诗评大体尚算公允，如上文所引胡应麟有关丕、植优劣的论断，张溥亦云：“（曹植）自然深致，少逊其父，而才大思丽，兄似不如。”[19]92许学夷在论乐府时亦云：“然子建乐府、五言较汉人虽多失体，实足冠冕一代。……谓子建实逊父兄，岂为定论？”[17]74认为曹植在乐府和五言诗方面较之父兄，确为一代诗风的代表。然至王夫之首发天惊石破之论：“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笔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31]104王氏谓“子建铺排整饰”、“子桓精思逸韵”本为不刊之论，然认为曹植“立阶级以赚人升堂”，并藉此沽名钓誉以“压倒阿兄”，就现有作品和诗作评品史料来看，不免有失偏颇。于是明清之际回护曹植的文学史地位，由抑扬丕、植，而发展三曹优劣论的争论。如黄子云言：“向评三曹诗，孟德虽思深而力厚，然乏中正平和之响，而徒有强梁跋扈之气，直欲凌轹三代，笼罩后世，务为诘屈以眩惑人耳目耳。余谓孟德霸则有余，而子桓王而不足，若子建VV乎有三代之隆焉。”[32]861如陈祚明又曰：“子建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不甚法孟德之健笔，而穷态尽变，魄力厚于子桓。”[1]155子云认为，曹操有强梁跋扈之气，曹丕乏一代帝王之象，都不能“凌轹三代，笼罩后世”。唯有曹植“VV乎有三代之隆”，可以笼罩后世。虽凸显曹植建安文学的领军地位，则又无可厚非，然以贬抑操、丕而扬植，方法则不可取。倒是陈祚明从才思、藻饰、意态、气势上分析曹植诗歌特点，比较与孟德、子桓之不同，则由意气之争而深入学理上的分析，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
由此见出，明清诗评家评品三曹诗歌，抑扬褒贬，虽不免落入意气之争的窠臼，但是正是在诸家的争论中，逐渐明确了三曹才思性情、胸襟气度、诗歌内容、审美风格的不同点，逐步确立了曹植作为“建安之杰”的文学史地位。正是在比较抑扬的历史过程中，使诗学研究趋于深刻。
四、明清三曹诗评走向深刻的历史动因
对三曹诗歌的评品，在明清两代逐步走向唐宋所未有的深刻，有着深刻的历史动因。明清的诗学复古思潮，既促进了古代文学文献的整理注释，也促进了大量古诗选本的大量出现。而且在明清诗学复古与反复古的思潮中，也促进了文学批评视角的转换。
诗学复古思潮与文学文献的整理注释。尊经复古是明清文化思潮的基本特点。张溥云：“应社之始立也，所以志于尊经复古者，盖其至也。”[33]这种文化复古思潮与诗学复古思潮直接相关联，明清文人的目光由专注唐宋诗文而转向唐前，不仅出现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张燮《七十二家集》、冯维纳《古诗纪》等皇皇巨著的古代文学总集，而且《文选》研究也掀起了新的热潮，如明代张凤翼《文选纂注》、陈为邻《文选章句》，清吴谌《文选定论》、余肖客《文选音义》等。此外，自明代始，曹植集得到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出现了多种不同版本，如明正德五年的舒贞刻本、嘉靖二十一年郭云鹏刻本、李梦阳序本、清朱绪曾《曹集考异》、丁晏《曹集诠评》等。丁晏的《曹集诠评》不仅注明了各种版本的不同，而且还有考证文字并加以评点。这些方面为三曹研究既提供了翔实的文献资料，也提供了文学批评的资料。
诗学复古思潮与古诗选本的大量出现。明代诗学的主流是复古思潮，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都倡导复古运动，提倡“文以范古为贵”。清代的云间派、西泠派、王士祯、沈德潜等也都崇尚复古，这种诗学复古思潮，直接促进了古诗选本的繁荣。因此明清两代乐府选集、诗歌选本大量涌现，而且这些选本往往注重诗歌评点，促使三曹诗歌的评点走向专门化、细致化的道路。乐府选本，如梅鼎祚《古乐苑》、徐师曾《乐府明辨》、冯班《钝吟杂录》、朱嘉徵《乐府广序》、顾有孝《乐府英华》、朱乾《乐府正义》、曾廷枚《乐府津逮》等，其中都选录了大量的三曹乐府诗，有的还从音乐学的角度作了音乐标识，作以乐府类题解、乐府文学类解释。诗歌选本，有李攀龙《古今诗删》，钟惺、谭元春《古诗归》，王夫之《古诗评选》，王尧衢《古唐诗合解》，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吴淇《六朝选诗定论》，沈德潜《古诗源》，方东树《昭昧詹言》，王士G编、闻人笺《古诗笺》，张玉b《古诗赏析》等，这些选集有或附有诗人传记，或以详尽的注释考订见长。特别是学者们对古诗的诗法、诗艺、诗风的创新性评析，在推动汉魏古诗经典化的过程中，也使得三曹诗歌逐步走向经典化。
在明清诗学复古与反复古思潮的较量中，促进了批评视角的转换。明清诗学复古思潮，突出古诗经典对后代诗歌影响的同时，也构成了明清诗学批评强烈的“史”的意识。明清两代诗话及其选本批评表现出与宋代诗话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其自觉的史学意识。如宋代三大诗话（阮阅《诗话总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或“多录杂事”，或“论文考义”、或“以格法分类”[34]1072，很少从史的角度叙论诗学。然明清诗话抑或是文集序言都往往注重从文学发展的角度阐释其历史演进的过程。如许学夷《诗源辩体》以“诗有源流，体有正变”（《序》）为诗学基本观念，按照时代为序，有总论，有专论，“先举其纲，次理其目”（《凡例》）[17]1，以史为线，以论带史，有非常浓郁的诗学史的学理色彩。即使是诗歌选本的评点，也能够从诗歌史的角度论述文学风格之变迁以及诗人的文学史地位，如上文所引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的“汉音”、“魏响”之论;其评曹植《怨歌行》：“夫古诗以淡宕为则，故言以不尽为佳;乐府以缠绵为则，故言尽而弥远。即此一诗，或删或全，而二体可识矣。”[1]161或论文学史不同地位，或论风格发展演变，都表现出强烈的史的自觉。
明清诗学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较量，也推进了诗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如从主张诗歌本体研究转为注重以古诗为范本实践自我的诗学主张。胡应麟通过对诗体源流辨析，对曹丕、曹植诗中律句、用韵的分析，旨在分析诗体形式上的内在规律，深刻揭示诗歌走向盛唐气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又如王夫之通过评三曹诗，意在表达他独到的理论见解，如“情景观”。王夫之以景语、情语来分析警句：“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古人绝唱句多景语，如‘高台多悲风’、‘胡蝶飞南园’……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15]91王夫之强调的是景语与情语的有效统一，才可能将内心感受表达出来。再如陈祚明强调诗人主体的“情”，诗歌本身的“辞”和创作方式的“术”等不同审美范畴，这些审美范畴正是在具体评品三曹诗时体现出来的。所以明清诗评家通过对汉魏古诗特别是三曹诗的评析，重构时人对汉魏古诗的看法，并藉此发挥对当时现实的诗歌创作的影响。
概言之，明清诗评家在评品三曹诗的过程中表露出与前代不同的诗学思想和审美观念，因此三曹诗评，既是研究诗评家诗学思想的文本材料，同时他们将三曹诗评推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为近代乃至当代学者准确评价三曹诗提供了一条学术门径。
参考文献：
[1]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李金松，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沈德潜.古诗源[M].苗洪，注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3]何焯.义门读书记[M].崔高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
[4]张玉b.古诗赏析[M].许逸民，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钟嵘.诗品译注[M].周振甫，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
[6]胡应麟.诗薮[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钟惺，谭元春.古诗归[G]//河北师院中文系古典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8]方东树.昭昧詹言[M].汪绍楹，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9]周履靖.骚秘语[G]//河北师院中文系古典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陆时雍.诗镜总论[G]//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吴乔.围炉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2]王世贞.艺苑卮言[G]//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4]朱乾.乐府正义[G]//河北师院中文系古典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王夫之.古诗评选[M].张国星，点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16]宝香山人.三家诗[G]//河北师院中文系古典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许学夷.诗源辨体[M].杨维沫，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8]叶燮.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9]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辞注[M].殷孟伦，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20]徐增.而C诗话[G]//王夫之，等.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63.
[21]杨慎.升C诗话[G]//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22]王士祯.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3]王尧衢.古唐诗合解[M].长沙：岳麓书社，1989.
[24]朱嘉.乐府广序[G]//河北师院中文系古典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25]冯班.钝吟杂录[G]//王夫之，等.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63.
[26]施补华.岘蛩凳[G]//王夫之，等.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63.
[27]宋长白.柳亭诗话[M].扫叶山房排印本，1936.
[28]徐世溥.榆溪诗话[G]//河北师院中文系古典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29]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0]刘勰.文心雕龙[M]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31]王夫之.姜斋诗话[M].戴鸿森，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2]黄子云.野鸿诗的[G]//王夫之，等.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63.
曹操的诗范文5
英雄有壮志，豪杰有悲歌。
这是一个局势多变的风云时代，又是一个璀璨的文学黄金时代。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家大都饱尝了战乱的苦楚，也有不少人经历过艰苦的戎马生涯，目睹了社会的悲凉惨景。他们从中汲取了深厚的创作源泉，写下了大量反映当时动荡乱离的社会现实和个人价值追求的文学经典。
在当时的统治集团曹氏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及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这些作品文字梗概多气，笔调明朗宏大，感情慷慨悲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遂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
这个在纷乱中开始的时代，就这样为后人画下了最夺目的一笔。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李白·唐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魏武（曹操）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曹丕）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曹植）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 ——刘勰·南北朝
“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敖陶孙·南宋
“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 ——袁行霈
曹操——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
曹公莽苍，古直悲凉。其诗上继变雅，无篇不奇。（陈沆·清）
曹操（155－220），字孟德，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三国时代魏国的奠基人和主要缔造者，后为魏王。作为一代枭雄，他精通音律，善作诗歌，抒发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慷慨悲凉。曹操是“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地搜罗文士，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文学上的新风气。
清峻通脱，风流自赏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宦官的出身本来是很微贱的，但是汉末宦官擅权的形势，却使他们显赫一时。这种家庭没有什么高贵的血统作为凭依，加上时代风气的影响，所以曹操很少受传统伦理观念和价值标准的束缚。在政治上，他重视实效，而蔑视繁琐的礼仪与虚饰的道德，所以崇尚刑名之学，以严刑峻法来保障自己统治措施的贯彻实行。在日常生活中，他却很随便。史书记载，曹操生性机警，为人通脱。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个性和感情能够直率地表现出来。他的文学创作，也同样反映了他这样的思想和性格。
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陈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词锋爽利，一扫汉代儒生的文章动辄援引经义、迂远空阔的习气。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生平之志，毫无掩饰做作之笔。又如《祭故太尉桥玄文》，竟记叙了桥玄生前对他开玩笑的话。这看起来似乎有损于祭文应有的庄肃感，却很好地表达了对死者的真切之情。这些文章中很多都不是文学作品，但它们对各体文章摆脱陈词滥调，向贴近作者实际生活和真实情感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改造文章的祖师
祖父曹腾曾为小黄门。宫廷中所需的音乐等娱乐，就是由黄门这个官署执掌的。所以曹操从小就形成很高的音乐修养，并且一生对音乐保持了浓厚的兴趣。《相和歌》主要产生于民间，上层的文士是不屑于亲自写作的。但是曹操对《相和歌》尤为喜爱，并没有受到上层社会的偏见与习惯的束缚，而是重视利用民歌形式来满足自己的抒情需要。
曹操的乐府诗脱胎于汉乐府民歌，所以其中有些作品并不是写自己的经历，而是沿用民歌中常见的题材。比如《苦寒行》，虽然可能与曹操的某一次具体的军事活动有关，却是用了士兵的口吻来写的。诗中所表现的不是主帅曹操的生活，而是士兵劳苦思家的情绪，明显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传统，以同情的态度，表现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情感。
民歌原本很少会涉及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是曹操的诗，像《蒿里行》就概括了关东各州郡首领合兵讨伐董卓，然而由于人人心怀鬼胎，导致战事失败，继而袁绍、袁术兄弟一则谋图废立皇帝，一则自立为皇帝，以致战祸连年，百姓大批死亡的事实。语言简洁，气魄宏大，感情深沉，在乐府诗中是前所未有的，也突破了民歌的传统。
由于他的影响，曹丕、曹植及其他建安诗人，也写作了相当数量的乐府诗。可以说，在把作为民间文学形式的乐府诗改造为文人文学重要形式的过程中，曹操起了关键的作用。
曹丕—— 一变乃父悲壮之习
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王夫之·明末清初）
曹丕（187－226），字子桓，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魏朝开国皇帝，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的长子。大破羌胡，平定河西，复通西域。他作品的艺术成就不如其父与其弟，但就论说文而言，曹丕的成就比其弟曹植为更高。他著名的《典论·论文》开文学批评之先河，此外，其《燕歌行》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
千回百转燕歌行
曹丕“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5岁学射箭，8岁精骑射。他从小跟随父亲曹操南征北战，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惨状。这种曾经历生死的岁月，为他以后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真实的生活基础。如《燕歌行》这首表现妻子思念丈夫的诗，就反映了他所经历的建安时期的社会现实。汉末社会动乱，很多人迫于生活的压力，被迫离乡背井，流荡远方，致使夫妻分离，难于团聚。曹丕对下层人民疾苦给予了关注，表现了他深厚的人文关怀。
虽然曹丕的诗不像父亲曹操那样悲壮激昂，也不像弟弟曹植那样辞采绚丽，但是他的诗清丽婉约、情韵绵长、别具风格，也沿用了许多前人的东西，却不带任何雕琢的痕迹。这也是曹丕诗歌区别于建安其他诗人的典型特征。
“铜雀台”杯作文大赛
曹丕是建安文人集团的实际领袖，对建安文学的精神架构起到关键作用。“建安七子”这个名词就来源于曹丕的大作《典论》。铜雀台建成后，曹丕常常召集建安文人同题作文。他自己先写，然后率众文士一起写，大有诗歌竞赛的味道。流传下来的著名同题诗作有《公宴诗》《斗鸡诗》等，同题赋作有《槐赋》《柳赋》等，同题文章有《文质论》《周成汉昭论》等。这种文学创作的盛况，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被后世称为“邺下风流”。
曹丕作为太子对文学的爱好和重视，直接推动了建安文人集团文学创作的繁盛与活跃。此外，他的文学批评名篇《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见解，将“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都对后世影响深远。
学驴叫的疯狂领袖
曹丕是当时文坛领袖兼职作家协会主席，与建安七子的交情都很不错。他们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谈天说地，建立了很深厚的友情。虽然曹丕贵为太子，与建安七子尊卑悬殊，但他仍能以文友相待。建安七子中的王粲最富才华，也很诙谐幽默。他高兴的时候，喜欢学驴叫，常引得大家捧腹不已。建安二十二年，王粲突然死于瘟疫。消息传来，整个建安文坛被震动了。作为王粲的好朋友，曹丕更是不胜伤感。于是，他亲自带着这批文人雅士去祭奠王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后，在王粲墓前，曹丕说：“王粲平日爱听驴叫，让我们一起学驴叫，送他入土为安吧！”随即学起驴叫来，前来吊唁的才子们也一同学起了驴叫。于是，在王粲墓前响起了一片驴叫声。
这种颇带滑稽色彩的送葬行为，这种不拘于形式的对朋友的真心祭奠，在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也体现了曹丕性情通脱、幽默随和的一面。
曹植——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唐代）
曹植（192-232），字子建。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自幼颖慧，出言为论，落笔成文。怀抱“戳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不甘以文士自居。曹植是建安文学之集大成者，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他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
自幼语惊四座
曹植天资卓越，勤勉好学，在曹操的培养下，自小就有出众的才华和超高的创新能力。
有一年中秋，全家一起赏月，曹操指着天上的明月问曹植：“外国跟月亮相比，哪个远，哪个近？”7岁的曹植想都没想就答道：“月亮近，外国远呀！”“为什么？”全家人都莫名其妙。他说：“月亮抬头就能望见，所以近。外国怎么也望不见，所以远。”众人信服。
第二年中秋，有几个外国朋友来拜访曹操。在宴会上，曹操想起去年赏月的事，就问众人：“月亮跟外国相比，哪个远？哪个近？”客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随后曹植答道：“外国近，月亮远呀！”曹操一听大惑不解：“为什么你今年跟去年的说法截然相反呀？”曹植不慌不忙地答道：“月亮虽然抬头能看见，却不能来到我们中间，外国虽然看不见，但可以跟我们互相往来，所以说它近啊！”大家听后，都觉得很有道理。
才高八斗而失于散漫
曹植“生于乱，长于军”，青少年时期就跟随父亲曹操四处征讨，从而培育了自身建功立业的宏伟之志。19岁那年，曹植写了著名的《铜雀台赋》，惊喜万分的曹操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一度想立他为太子。但因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最终失去了父亲的宠爱。
建安末年，曹丕称帝之后，曹植被软禁于八字桥地区。从此，曹植再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曹植早期游侠少年的雄心壮志和拯世济民的理想变为后期的悲伤愤慨之情。这种处境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正是建安风骨所推崇的现实主义沉郁顿挫的风格。这种矛盾纠结之后的张力，也成为建安风骨不可多得的风格支撑。
建安之杰盛名传
曹操的诗范文6
在中国历史上，能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者，曹操是空前绝后的一人。可是提起曹操，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数落他的种种不是。其实，撇开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以纯客观的历史视角审视曾经近两千年前彪炳神州大地的曹操，我们会发现这位历史人物与《三国演义》中的文学形象迥然不同。
【关键词】 曹操；历史真实；文学形象；奸雄；中肯评价
《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经历了由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到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从南北朝刘宋年间的裴松之《三国演义》注解，到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元代至治年间的《全相三国志评话》，到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迂回曲折的过程，而小说中的著名主人公之一曹操的为人和历史地位也随着小说的不断演变而几荣几衰。《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虽然以历史上的曹操为蓝本，但很多方面由于文学典型的需要和思想倾向的原因，小说中的曹操形象与历史上的曹操仍然迥然不同。
在《三国演义》里，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宁可我负天下人，勿令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奸诈多疑的典型形象。作者对他的击败吕布、扫荡袁绍、统一北方等历史功绩给予中肯的评价，书中第十八回引用郭嘉纵论曹操优于袁绍的十个方面，也都符合历史的真实，充分体现了历史小说“七实三虚”的严肃性。但出于文学形象刻画的需要和曹操形象的大致影响，小说里的曹操给人留下的终究还是敌对和可恶的印象。为了刻画这个人物典型，作者独具匠心地通过借黄祖之手杀害曾帮助自己解粮草之危、韬略满腹又恃才傲物的扬修的举动揭露他的奸诈和卑劣行径；通过描写曹操的梦中杀人以防随时的不测来表现其生性多疑、欺诈；通过借督粮官之首以平众怒定民心来渲染曹操的诡诈和残忍。特别通过描写其杀害故人吕伯奢一家，然后竟声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狠毒心性刻画其忘恩负义和残忍无情。
作者还通过曹魏集团的内部关系来刻画曹操对人才的迫害。文中的曹操为了罗致人才，往往不惜利诱和胁迫；对于已经到手的人才，又大抵充满猜疑和欺诈。一些谋士对曹操事业的发展殚精竭力，屡建奇功，可当他们对曹操的愿望有所忤逆时，曹操便“深恨之，以为不助己也”，不久或赐死或借他人之手杀害。似此宅心，小说中多所描绘。
苏轼《东坡志林》载王彭语云：涂巷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说明拥刘反曹的倾向在宋朝已非常明显，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只是这种思想倾向的总结和发挥。
史书里的曹操：叱咤风云胸怀天下
历史上未经过加工的曹操又是怎样的一个人?有关历史记载，曹操出生在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曹嵩本姓夏侯，因为后来成为中常侍曹腾的养子，于是改姓曹氏。曹操年轻时即已文武双全，《魏书》说他“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三国志》说他“才武绝人”，“少机警，有权数”。
公元174年，曹操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在洛阳北部尉任上，他不畏权贵豪强，对违反禁令的一律用五色棒打死，令京城震动，豪强敛迹。在济南相任上，他罢免了八名依附权贵、贪赃枉法的县级官吏，又下令拆毁祠堂，禁绝祭祀，使济南的社会风气有所好转。迁都许昌后，曹操立即招募流亡农民，利用荒地屯田，后来又让军士屯田。曹操还大修水利，推广稻种，使中原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公元184年，曹操在东汉王朝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战争中起家，任骑都尉。不久升任济南相。后历任东郡太守、都尉、典军校尉等职。公元189年董卓人京后，逃回家乡陈留起兵讨伐董卓。公元192年，曹操正式组建自己的军事集团“青州兵”。公元196年率军进驻洛阳奉迎汉献帝，“奉天子以令诸侯”并迁都至许昌。公元200年到公元207年间，经官渡之战等战役，打败袁绍和其他割据军阀，统一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一月，于赤壁之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联军，从此奠定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曹操一生从陈留起兵到洛阳逝世，奋战30余年，参加大小战役50余次，消灭了袁绍、袁术、刘表、张绣、吕布等割据势力，结束了汉末以来军阀混战、群雄割据和生灵涂炭的局面。虽不能与秦皇汉武相比，可是能统一大半个中国，让百姓过上休养生息的生活，曹操是功不可没的。千百年来，曹操因为不是“正统”的原因而被骂为奸臣，可是，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既然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曹操是奸臣吗?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我们尚不敢确论。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刃击杀数人。”《武帝纪》注引《世语》：“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从几个注引可以看出，曹操杀死故人成皋吕伯奢一家确有其事，但杀人起因如何，且吕伯奢本人是否死于曹操之手，历史上众说纷纭，至今还莫衷一是。根据《魏书》的说法，曹操杀人系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曹操为了生存而亡命天涯，逃命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果真的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曹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况且，《三国志·武帝纪》及其他史料中根本就没有提到曹操杀害吕伯奢。《魏书》所说之事原本是一桩疑案，吕伯奢一家到底为何而死尚且是个疑问，而吕伯奢好像根本就没被杀。可这段历史疑案到了罗贯中的手里，为了表现曹操狡诈多疑、忘恩负义、嗜杀成性，不但变成了吕家上下好心好意招待曹操，却被曹操杀害，还非要让吕伯奢也成了曹操的刀下鬼，临了还来了一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
至于小斛分粮之事，原见《三国志·曹瞒传》：“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日：‘如何?’主者日：‘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日：‘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日：‘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日：‘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原本是管粮官自己出的馊主意，但在罗贯中笔下，为了说明曹操诡诈阴险，作者又让曹操演出了暗中主动命令管粮官王后用小斛发军粮，然后又“借”王后的头来稳定军心的丑剧。
再如战马超，原本历史上这一仗，曹操打得酣畅淋漓，大获全胜，但在罗贯中笔下，曹操被追赶得狼狈不堪。罗贯中在这里用“割须弃袍”的仓皇逃窜来戏弄曾经叱咤风云的曹操。小说第五十八回是这样写的：“操在乱军中，只听得西凉军大叫：‘穿红袍的是曹操!’操就马上急脱下红袍。又听得大叫：‘长髯者是曹操!’操惊慌，掣所佩刀断其髯。军中有人将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马超，超遂令人叫拿：‘短髯者是曹操!’操闻知，即扯旗角包颈而逃。”到最后罗贯中还用了一首所谓的后人诗来羞辱曹操。“潼关战败望风逃，孟德仓惶脱锦袍。剑割髭髯应丧胆，马超声价盖天高。”让曹操丑态百出，更是有悖于史料。
曹操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他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诗文里的曹操：忧国忧民才华横溢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资治通鉴》引谋士荀、郭嘉对曹操的评价，说曹有十，即“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不但有经天纬地之才和一统天下的大志，而且有忧国忧民的可贵精神。反映曹操这方面思想的代表作该推其《蒿里行》和《让县自明本志令》中。
《蒿里行》是汉乐府旧题，为古代的挽歌，汉乐府古辞尚存，见于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相和歌辞·相和曲》。曹操的《蒿里行》是借旧题写时事，内容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苦难，堪称“汉末实录”的“诗史”。
袁绍等关东诸将起兵讨董卓，结果造成自相戕杀的军阀混战局面。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是老百姓，作者在诗里痛心疾首地抒发了军阀各怀异心，争权夺利的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再现了一幅幅战中和战后悲惨的画面和对百姓苦难催人泪下的同情。最后的“生民”二句直抒胸怀，怜世悯人热肠自见，使本诗更具思想深度。
全诗气度雄阔，笔力雄健。诗以叙事起，以抒发战争带给人民深重灾难之情终，是诗亦是史，“诗史”之誉，足以当之。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曹操的审美情趣和一般文人不同。本诗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抒发作者悲凉慷慨的感情。
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话大胆，辞锋爽利，一扫汉代儒生的文章动辄援引经义、迂远空阔的习气。《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其生平之志，略无掩饰做作之笔。文中自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虽是实情，然非他人所敢言。
《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这时曹操已经统一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政权逐渐巩固，在这种时候，有人说他将要“篡权”自立，也是很自然的。为了表明自己并无异心，曹操在文章里真诚地叙述了自己在不同的环境中产生的不同愿望：起初只想作好郡守，以建立名誉；后逢世乱，又想隐居读书射猎，谢绝交游；被征为典军校尉，又想为国家建立功业，博取封侯，死后能在墓碑上题上“征西将军”的衔名；兴兵讨伐董卓，招募兵士时常常自我克制，不欲多招，以防“兵多气盛”，“更为祸始”。及到“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的时候，依然效忠汉室，并无不逊之志。文章历引齐桓、晋文“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这些“以大事小”的例子，以齐桓、晋文和周公自励自况，情感真挚。文中历叙古人行事，写乐毅不忍图燕，蒙恬自知必死而守义，都非常动人。特别是当他写到愿让三子接受恩封以为“外援”一段，紧接着即写“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等史事，对比之下，自己感到十分惭愧，表示“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的内疚之情，很自然地把文章归到“让县”这个本题，使人不感觉到“让县”的虚伪。设身处地去想，在当时天下三分，各地军阀尚蠢蠢欲动的情况下，能镇住北方的实权人物除了曹操还有谁?曹操的不让贤除了巩固自己实权的一点个人因素外，实在是从国家的安危考虑的。况且，曹操虽有一统天下的决心，但并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他说：“天命若对我开眼，我就做周文王”。公元213年，曹操封为“魏公”。公元215年，攻灭汉中的张鲁势力。公元216年，再被晋爵“魏王”，受九锡，设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虽仍为汉臣，实际上已具备皇帝的权力和威势，但仍未篡汉自立。《三国志》里陈寿对曹操的评价，可算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处于高位的曹操：求贤若渴唯才是举
赤壁之战惨败后，曹操退回北方，决计选拔人才，励精图治。在用人方面他不重个人的门第出身，而是唯才是举。曹操最重用有“治国用兵之术”之人，其次重用文人。文官郭嘉、满宠等，武官张辽、徐晃、于禁等都为曹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著名的“建安七子”与才女蔡文姬都是曹操的幕僚。
《短歌行》是曹操渴慕贤才的代表作。诗歌的主题明确，就是希望有大量人才来为自己所用。曹操在其政治活动中，为了扩大影响，实现他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打击豪强势力，曾大力强调“唯才是举”，为此而先后了“求贤令”、“举士令”、“求逸才令”等。《短歌行》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又正因为运用了诗歌的形式，含有丰富的抒情成分，所以就能起到独特的感染作用，有力地宣传了他所坚持的主张，配合了他所颁发的政令。“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情味深长地表达了作者求贤若渴的心情。“青青”二句原是《诗经·郑风·子衿》中的诗句，原是写一个姑娘在思念她的爱人，完整的章句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曹操在这里引用这首诗，以表达自己对人才的渴望，极为巧妙。作者这种深细婉转的用心，在《求贤令》之类的文件中当然无法尽情表达，而《短歌行》作为一首诗，就能抒发政治文件所不能抒发的感情，起到政治文件所不能起的作用。紧接着他又引用《诗经·小雅·鹿史鸣》中的四句，描写宾主欢宴的情景，意思是说只要你们到我这里来，我是一定会待以“嘉宾”之礼的，我们是能够欢快融洽地相处并合作的。这八句仍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求才”二字，却因为“婉而多讽”的表现方法，达到更好的渲染感情的效果。同时，“但为君故”这个“君”字，在曹操的诗中也具有典型意义。本来在《诗经》中，这“君”只是指一个具体的人；而在这里则具有了广泛的意义：在当时凡是读到曹操此诗的“贤士”，都可以自认为他就是曹操为之沉吟的思念对象。正因为这样，此诗流传开去，才会起到巨大的社会作用。
曹操是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与两个儿子曹丕、曹植代表了东汉末年的文风，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庭”。曹操一生有诸多作品，为众人称道的《观沧海》是他公元200年10月打败袁绍后于河南延津县附近所作。《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出他的高远志向。曹操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著作和《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诗篇。后人辑有《曹操集》。
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夏门行》原是感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诗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