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故事范文1
1、除了屈原以外的端午节故事 ：如今人们都认为端午节主要源于屈原，但在吴国时期，端午节却是主要用于纪念伍子胥的。伍子胥是当时吴国的宰相，而当时的吴王夫差深爱着越王勾践送给他的美人西施。对此，伍子胥一直提醒吴王要提防越王的阴谋，但却因此惹怒了吴王。于是，吴王逼迫伍子胥自尽，并且在五月初五这天，把他的尸体投到了河里。伍子胥死后，在苏州等地，直到今天，人们都会在端午节这天来纪念他。
2、另外在浙江东北部很多地方（包括绍兴、宁波和舟山）的人们纪念的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曹娥。曹娥的父亲曹盱是个萨满巫师，他当时主宰着上虞地区的各种当地的仪式。公元143年，当曹盱在端午节这天主持纪念伍子胥的仪式时，一不小心掉进了顺河。而极为忠孝的曹娥，决心要找到父亲。她独自一人不停地找了三天，但都没有结果。五天后，人们发现了曹娥和她的父亲的尸首，双双因溺水而亡。八年后，也就是公元151年，人们在上虞地区建了一座寺庙，就是为了纪念曹娥以及她为了忠孝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而且，人们为了纪念她，还把顺河改名为曹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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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故事范文2
1、政治上的失败，屈原是个大政治家、诗人，并且他在楚国还是皇族，所以，在当时的楚国他还是比较受重用的，可以跟楚王同朝议事，并且还掌管着接待外宾的权利，可以说，当时楚王还是比较依重屈原的，不过，屈原这个人呢，办事儿不知道迂回，遇到什么看不惯的事情和有错误的朝臣，往往正面与其冲突，这样一来，结怨甚深，屈原还是个替老百姓着想的开明官吏，这也与当时的腐败格格不入，因此，朝中上下都与其意见相左，很多人在楚王面前说他的坏话，结果，他的权利渐渐被楚王削弱了，就是这样，屈原也没有吸取教训，还是写诗嘲讽当时的时政，这更增加了当权者对他的不满。
2、楚王的昏庸，楚王（也就是楚怀王）可以说是个大胡涂蛋，好坏不分，是非不辩，当时秦国有个相国叫张仪，去楚国离间楚齐之间的关系，答应以六城相酬谢，大约有六百里土呀，这是很大的地盘了，楚王便答应下来，并满派人到齐国当面唇骂齐君，就这样，楚齐失合，当楚王派人接收这六百里土地时，秦国翻脸了，只给了楚国六里土地，楚王大怒，重新重用屈原去齐国说合，另一方面，发全国之兵与秦国交战，结果大败而归，但楚王还是不算完，非报这一箭之仇不可，可是楚国的大片土地都被秦国给夺了去，这时候，楚王派使臣去秦国讲和，并且愿意割让土地给秦国，目的就是要张仪。张仪自愿到了楚国，被楚王关进了大狱，本来杀张仪是可以平息楚国的民怨的，可是张仪很聪明，他用重金贿赂楚王的爱妃，在女人的枕边风下，楚王放归了张仪，屈原那时正好从齐国赶回，见到楚王便当殿质问楚王为什么不杀张仪？楚王这才明白过来，派人去追，已经追不上了。秦国当时的国君驾崩后，新君继位，请楚王参加大会商量事情，屈原极力反对楚王去参加，因为屈原知道这是秦国的一计，楚王只要去了，就肯定会被扣下，而这时，楚王的两个儿子，却一至赞成楚王去，其他的大臣也赞成，屈原当时甚至都扯着楚王的衣服不让他走，可是楚王就是听不进去，他认为，秦是大国，不会背信弃义，而他一到约会地，就被秦给扣了，这位楚王，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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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故事范文3
关键词:左徒 左司徒 屈原 考据
关于屈原平生所任官职,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云: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屈原所担任的楚怀王“左徒”到底是什么官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司马迁说屈原居此官时,“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其它诸史志所载,亦如此而已。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屈原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似以此职为谏官,大概就是从这几句话及从屈原存世作品中得出的印象。但他在前面加了“盖”字,显然只是推测之辞,并不表明他有真实根据。故此对于屈原所任官职及其爵位官阶,致令千百年来学者迄今无所适从。笔者近期曾机缘巧合,有幸拜读了屈原研究方面的资深学者赵逵夫教授《屈原和他的时代》一书,赵老《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节关于屈原左徒的论断对我深有启发,然而细细研读之后,对于赵老文中所论又有所不同。
赵逵夫先生《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文,利用了地下出土的新资料为佐证,在随县曾侯乙墓出土“左垦升徒”、“右垦升徒”资料及汤炳正先生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又在50年代出土春秋时楚人铜器铭文中发现了“右征尹”官名,从而确定“左垦升徒”、“右垦升徒”是战国时的叫法,“左征尹”、“右征尹”是春秋时的叫法,战国时古籍中统称为“登徒”即中原国家之“行人”,进而从《周礼》中“大行人”、“小行人”大体与楚人“左垦升(登)徒”(简称左徒)、“右垦升(登)徒”(简称右徒)相对应。左徒,即负责国家外交事务中重大事务的大夫。
在赵逵夫教授关于左徒相当于行人和征尹的证据链中,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周礼·秋官司寇》属官和出土战国楚墓中的左、右征尹及左、右垦升徒的铭文。其有关左、右征尹的资料只是一种逻辑性推断的旁征,并非直接的证据;故笔者认为其缺乏充分说服力,且还有一些说不通的地方。至于左垦升徒与右垦升徒的称谓,作为左徒的略称倒是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屈原所任怀王左徒即曾侯乙墓出土器物铭文之左垦升徒之略,尚未能算是确证。
考诸典籍,大行人属于司寇属官。《周礼·秋官司寇》曰: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刑官之属: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
又《周礼·秋官司寇·大行人》曰:
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以除邦国之慝,闲问以谕诸侯之志,归?以交诸侯之福,贺庆以赞诸侯之喜,致?以补诸侯之灾。以九仪辨诸侯之命,等诸臣爵,以同邦国之礼,而待其宾客。……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凡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协其礼,宾而见之。若有大丧,则诏相诸侯之礼。若有四方之大事,则受其币,听其辞。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周礼·秋官司寇·小行人》曰:
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诸侯春人贡,秋献功,王亲受之,各以其国之籍礼之。凡诸侯入王,则逆劳于畿,及郊劳、?馆、将币,为承而摈。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则摈,小客则受其币而听其辞。使适四方,协九仪宾客之礼:朝、觐、宗、遇、会、同,君之礼也;存、?、省、聘、问,臣之礼也……
这里之所以不烦征引赵逵夫先生赖以为据的《周礼·秋官司寇·大小行人》之职责阐释,旨在说明,大行人职责之界定及其之所云诸侯之春朝秋觐夏宗冬遇,都表明这里所说的大行人掌所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应是周天子之属官,为天子纠察不臣违礼之诸侯,大、小行人乃非诸侯之属官。
《周礼·天官冢宰》关于官府六职之分工,也有明确的规定:
以官府之六职辨邦治:一曰治职,以平邦国,以均万民,以节财用。二曰教职,以安邦国,以宁万民,以怀宾客。三曰礼职,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职,以服邦国,以正万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职,以诘邦国,以纠万民,以除盗贼。六曰事职,以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
司寇乃秋官。古人以秋为肃杀之季,故其官掌刑罚杀伐。而春秋战国之际,国家若设司寇,根据《周礼》之规定,司寇及其属官以纠察诸侯臣属之越礼违规之行,并非制定宪令施行教化之职。而楚怀之际,秦魏齐楚诸国虽不臣周天子,却并无称帝之事,故屈原不可能出任代天子行杀伐、纠诸侯越礼违规之大行人之职官。
至于赵逵夫先生以为屈原之左徒之职类似行人之职,其实不然。行人之职,根据《周礼·秋官司寇》记载,其职责主要是施行并监督与检查各个使节属臣朝拜觐见之礼仪是否越礼逾制,或辨位协礼及遇四方之事时则受币听辞。行人之职责并不涉及国家外交政策之制订与施行,也与《史记·屈原列传》所载屈原职属之性质不同。且遍考籍载,楚立国六百余年,未闻有其设有大小行人之属官。故赵逵夫教授所谓屈原怀王左徒之任,近似《周礼》中负责国家外交事务中重大事务的大小行人之属,稍有牵强附会之嫌。笔者以为,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所云屈原为楚怀王左徒,乃楚怀王左司徒之略。
尝试说之。屈原本传云:
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
司马迁说屈原与上官大夫同列,上官大夫与之争宠,那么,与上官大夫同列意味着屈原与上官大夫官阶相同,有两种可能,一是上官大夫为楚怀王右徒,官阶高于屈原;二是上官大夫与屈原同为楚怀王左徒,官阶职级相同。
司马迁还说,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那么,屈原的职责之一便是制定宪令,以出号令。那么,草造为宪令,到底属于哪方面的官职所任?
根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司徒属官之乡大夫之职掌其乡之政教禁令,并于每年正月之吉日受教法于司徒。其政教禁令,正应该是怀王使屈原草造为宪令。那么,屈原为楚怀王之左徒,即应该是行司徒职责之左徒。
《周礼·地官司徒》曰: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蜀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教官之属: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
如果楚国之设官分职一如《周礼》所云,那么,楚怀王时期之司徒应设大小共三人,其大司徒一人为卿,小司徒二人为中大夫。既然上官大夫与屈原同列,如前所述,屈原和上官大夫同为小司徒。“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表明上官大夫可能位居屈原左司徒之右,为右司徒,有权对左司徒之重大事件进行定夺。照常理推断,国家宪令未颁行之前事关国家机密,上官大夫如为屈原佐僚或下属,根本就无权与闻。史传中谓“屈平不与”,可能屈原意在为宪令之草稿之增删改定直接交由楚怀王来定夺。[1]由此可以推断,楚怀王之际楚国之司徒只设正副各一,即左右两司徒。楚俗尚右,故以小司徒为左司徒,大司徒为右司徒。屈原即为左司徒,则上官大夫可能位居屈原之右。
另,屈原不为楚怀王之“行人”、而是为怀王“左司徒”之说,根据屈原之存世作品,结合司马迁在屈原本传之说,可谓其说有据。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其一,屈原“入则图议国事以出号令”,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阐释;至于“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很显然,很多情况下,是屈原替怀王接遇诸侯国来使及代楚怀王草拟给各诸侯国君的书函文件。而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根据《周礼》正是属于大小司徒之本职。
其二,“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如果仅为楚怀王之大行人,其职责如是掌管楚国外交等之职责,既然已经不在其位,岂可代表楚国而使于齐?显而易见,此时屈原已经罢免的应该是位高权重的左司徒之职位,而不是大行人之职位。而此时屈原仍然有面谏怀王的机会和职责。并且,对于屈原的这一次劝谏怀王,已经完全听从且派使去追杀张仪。
其三,“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这表明屈原之同时代或随后的僚属中杰出之士如宋玉、唐勒、景差等均是词赋大家,属于当时的贵族文学之士。宋玉之出身不甚明了,但唐与景很显然均是楚国大贵族和王族。但他们出仕楚王且有“谏王恶”的责任。
其四,春申君黄歇曾以左徒身份陪侍太子为质于秦,后太子回国继承王位后便以黄歇为令尹。太子为质,属于邦国之外交,显然要去“应对诸侯”。太子既然出质诸侯,其国君要么为之置傅,要么为之置左徒为僚属随侍。春申君黄歇左徒之职责,尚有教育与保傅太子之责任在内。这也是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即左司徒略写之旁证。
对于谏官之设,《周礼》有明确的规定。《地官司徒》属官即设有“保氏”和“司谏”。保氏职责在于“掌谏王之恶,而养国子以道”,司谏职责则在于“掌纠万民之德而劝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艺,巡问而观察之,以时书其德行道艺,辨其能而可任于国事者,以考乡里之治,以诏废置,以行赦宥”。屈原为楚怀王之左徒,自然有职责向楚怀王进谏或将僚属保氏“谏王之恶”上达楚怀王。保氏责在除王之恶,司谏责是以风化下。
且史料有载曰屈原被黜之后曾为三闾大夫,而三闾大夫东汉时王逸云乃楚之掌王族三姓,即昭、屈、景子弟之教育职。”然《史记》三家注中,裴?对屈原为楚怀王左徒之说不加注解,则表明裴?认为此乃众所周知之事,无需加注。王逸、裴?去古未久,所以对于屈原为怀王左徒之性质等级了然于心。唐人张守节去古稍久,故谓屈原之“为楚怀王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然张守节并不确定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官职之性质,考之《旧唐书·职官》,唐代之左右拾遗官阶为上八品。相对于屈原早年深受怀王宠信,“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擅权高位情形而言,一个品级仅为八品的左右拾遗之官位显然不够与之相匹配。
注释:
[1]《周礼·天官冢宰》曰:二曰地官(司徒),其属六十,掌邦教,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
参考文献:
[1]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5.
[4][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屈原的故事范文4
——题记
屈原回到了郢都，回到了那自己那盼望已久的故乡，却不曾想到那记忆中的故乡经竟落到如此狼狈的境况。
自己家的房屋已经分辨不出，所有的房屋都已倒塌，仅有的几根柱子也已倒下摇晃不定，家人也已分散。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繁华。
自己心中抑郁，遭受到了南后、宋玉、子兰的侮辱，蒙受了一层又一层的不白之冤。又望见昔日的故里变得如此萧索，不禁地有些清泪流出。
你气愤之至的屈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轻轻地挥挥手，和这养育他成长的故乡告别。只是屈原没有想到这竟会是最后一次回来，是与故乡的永诀。
尽管 走得很轻，还是众人耳目太多。全天下的人，竟然都知道了。一路上，到处是人，，也不知他们要干什么。
路上更让屈原想不到的是碰上了楚王，南后与张仪。，天上的太阳熊熊的燃烧，屈原便在茂盛的森林里望见他们了。南后比平时穿得更妖艳，增了几分媚色，笑声更是那样放肆。张仪的三寸不烂之舌也显出来了，把屈原骂了个狗血喷头。南后更加殷勤，和张仪配合的那样密切。如果张仪和南后是夫妻那就再合适不过了，可以用“夫唱妇随”来形容。可怜的是楚王，被暑气蒙住了眼珠，反而倒打一耙，开始指责屈原的不是。
屈原不再给他们留情，开始揭穿南后的非礼之事：实际上是郑袖自己倒在胸前的。南后听后开始大骂，再也顾不上自己的形象了。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屈原又揭穿了张仪的阴谋。张仪自然不让，用了更多污蔑屈原的词。
但不曾想，暑气如此厚，以致楚王病入膏肓。令人囚屈原于东皇太乙庙。
屈原本来不想指责楚王，但实在承受不住此罪名。就在官兵狼藉地一拥而上时，屈原斥道：“汝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树上的鸟儿产生了共鸣，喳喳的啼了几声后飞走了，追随着那载着屈原的囚车。
屈原身陷囹圄，一腔悲愤喷涌而出。当咏诵了一首《国殇》：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挚四马，援玉?①饣髅?摹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就在这时，门开了，屈原见来了人，不由的一惊。当他看清来人时，更加惊讶了。
婵娟见屈原在这里，千情万绪一起涌上心头，不禁涕泗横流。
屈原问婵娟：“汝为何来？”答曰：“只为——《橘颂》”
此刻，婵娟看到了桌子上的一壶浊酒，自知杯中有毒，也知屈原为人正直，不会考虑有人下毒。固执的喝了那毒酒。死前对屈原说：“此为庙祝郑太卜奉南后之命，不为汝错。”说完阖上了双眼。屈原乃赋诗：“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馊萦搿4豪假馇锞希?の蘧?庵展拧！
屈原自是悲伤，拒绝了卫士们的建议。只是鼓励他们要像橘子一般：“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说完，再次被流放。
屈原被放逐后，在江边游荡，边走边唱，面容枯槁。却看到了一渔夫，江边垂钓，甚是悠闲。屈原想起了先人姜尚，于是前去探望。渔夫头也不回便说：“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只好苦笑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质问道：“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淠喽?锲洳ǎ恐谌私宰恚?尾徊钙湓愣?f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只得说：“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听后，莞尔而笑，鼓?ざ?ィ?烁柙唬骸安桌酥??遒猓?梢藻?嵊В徊桌酥??琴猓?梢藻?嶙恪！?G乃声声，划起小船，便消失在那一片青山黛水之间。
望着渔夫渐渐远去的背影，屈原不禁仰天长啸：
“世既莫吾知，人心不可?兮。
?奄|抱情，??o正兮。
伯?芳?]，?焉程兮？
?民之生，各有所?兮。
定心?V志，?何畏?仲猓
曾??及В??U喟兮。
世溷?崮?嶂??诵牟豢芍^兮。
知死不可?，?勿?圪狻
明告君子，吾?⒁?轭?兮。”
吟罢这一千古绝唱，屈原最后回头凝望了一眼楚国的都城，便纵身跳入了滚滚的汨罗江！
……
后来，人们知道了屈原跳江而死，都纷纷来吊唁。
只是，江水依旧，江堤依旧，哪还有屈原的尸骨？
一位诗人就这样死了，带着他那如风的牵挂。然，后人想起了陆游的《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屈原的故事范文5
如今已是端午之节，我很想念屈原前辈。屈原是谁你们可能不知道，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吧！
楚王时期有一个人叫屈原，那时他怀着才高八斗的智慧，向楚王自荐，可却一次次的遭到楚王的拒绝和抹杀，最后，楚王因不耐烦将他逐到边疆，后来，屈原觉得自己才高八斗，竟不被重用，自己一心钟爱国家可没人知道，一怒之下投入了汨罗江。那个地方的人觉得他很伟大，为了纪念他，他们不想让屈原的尸体被江里的鱼吃掉，就投了很多粽子，意思是鱼吃粽子别吃屈原的尸体，后来称这一天为端午节。这一天便有了吃粽子的习俗，你们听了故事一定很感动吧！其实我也感动的一塌糊涂呢！
可是听了这个故事，我虽然敬佩他，但我觉得，他不应该就这么结束自己，是个人就会有不足之点，他肯定也会有不足之点，他应该继续学习和改正他的不足之点，从而改变的更好，而不应该因为一点挫折就当懦夫。如果屈原能明白这点而不去投江的话，他将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
说道端午，不得不把故事放到一边了，还是讲讲我家乡的习俗吧！
我家乡的习俗你可能还不知道，每当端午过节，我们家乡就要荡秋千，我也不例外。今天，我也荡了秋千，其实他的寓意是荡掉所有的怨恨和烦恼。
屈原的故事范文6
[关键词]《哀郢》；创作时间；中心思想；流放原因；陵阳
由于时代之久远和史料之阙如，历代学者对于屈原名作《哀郢》的创作时间及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作了各不相同的推测与解释。明代汪瑗在《楚辞集解》中提出两点：一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百姓离散，“此《哀郢》之所由作也”；二是秦军攻破郢都后，将郢都的罪人迁往东部，“屈原亦在罪人赦迁之中”，故屈原“悲故都之云亡，伤主上之败辱，而感己去终古之所居”。汪瑗之说影响颇大，清代学者王夫之、戴震等，当代学者郭沫若、游国恩、陈子展、蒋天枢、马茂元、金开诚等，都认可或基本认可这一观点，现行的《辞海》、《辞源》及多数注解本亦均沿袭此说。其实，此说只是一种缺乏根据的推测，不足以令人信服。依据史籍和屈原作品提供的线索，《哀郢》当作于楚顷襄王四年屈原被“迁”鄂东又再放江南之初。兹考论如下：
一、《哀郢》不大可能作于郢都沦亡之时
首先，秦军不大可能将屈原列入“赦迁”的罪人之列。按汪瑗之说，白起攻下郢都之后，俘获了大量滞留郢都的楚国官民，然后赦免他们并将其迁往东方，屈原亦在“赦迁”之列。屈原一直主张联齐抗秦，多次作为使节前往齐国以促成合纵抗秦，是楚国抗秦派的领袖之一，当初秦相国张仪来郢都极力破坏楚齐联盟时，屈原进行过坚决斗争，秦国君臣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如果秦军真的俘获了屈原，屈原能轻易被赦免吗?说屈原被秦人“赦迁”东方，实不足信。
其次，屈原在郢都沦亡后不大可能再流放到湘西。学术界普遍认为《涉江》是屈原紧接着《哀郢》之后自叙流放路线的作品。《涉江》日：“乘黔船余上沅兮……朝发枉隋兮，夕宿辰阳。”沅水、枉睹、辰阳皆为湘西之地。然而，郢都沦亡之后屈原实无再去湘西的可能。《史记·楚世家》云：“(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史记·白起列传》云：“后七年(即秦昭王二十八年，亦即楚顷襄王二十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从《史记》这两段记载看，白起首先攻占了离秦国最近的楚国西北部分地区即“西陵”(今湖北十堰、襄樊一带)，然后向东南攻占了楚国都城“郢”及周边地区，迫使楚国君臣逃到东北部靠近齐国的陈城，但精明的白起深知楚国东部地区十分辽阔，其军事力量还很强大，贸然深入会遭到失败，于是“东至竟陵”(今湖北天门一带)便不再向东前进，而是转兵攻占楚国力量薄弱的巫郡、黔中郡等地以与巴蜀地区连成一片，古代巫郡、黔中郡相当于今天湘西、鄂西、重庆等区域。白起秦军以嗜杀闻名，湘西一片战火，而屈原偏偏“朝发枉睹”而“夕宿辰阳”却又只字不提湘西战事，岂非咄咄怪事?故秦军攻占郢都后，屈原不大可能有湘西之行。
再次，《哀郢》开头四句不能证明是描写郢都之沦亡。《哀郢》起首日：“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是汪瑗、王夫之等古代学者认定白起攻陷郢都，屈原哀之，遂有其诗的主要依据。“震愆”，乃震动不安、遭灾受罪之意。而使百姓遭灾、亲人离散的原因有多种：或自然灾害，或流行疾病，或外来战争，或内部矛盾引起动乱，等等。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均认为《哀郢》的主旨是：“言己虽被放，心在楚国，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谗谄，思见君而不得。”即《哀郢》乃屈原遭放逐时哀念郢都而作。诚然，《哀郢》自叙忠心报国却遭弃逐的不幸遭遇，对郢都刻骨铭心的思念和对“谗人”的怨恨之情几乎占据了屈原心灵的全部。有学人指出，在郢都沦亡、百姓隆遭杀戮、楚国行将毁灭之时，再去刻意倾吐个人之恩怨而忘情国事，这显然“不合屈原的性格”罔。从屈原之人品和一贯的爱国思想行为看，这个分析合理。所以，说《哀郢》开头四句乃叙述郢都沦陷之悲未免失之武断。
又次，屈原自叙离开郢都的时间恰好证明了“郢都沦陷”说的不可信。诗中提到离郢的季节是“仲春”，即该年的第二个月；又说“甲之朝吾以行”，“甲之朝”即甲日的早晨。当年二月甲日是哪一天难以推算，诗言“方仲春”，应当在月中。从《史记》之《白起列传》、《楚世家》、《秦本纪》等传记看，白起是在楚顷襄王三十一年开始发起郢都战役的，即使从这一年的第一天算起，到二月中旬也只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郢都为楚国都城，楚国君臣再昏聩无能也不会蠢到毫无设防。白起攻占郢都北部的鄢、邓五城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却在短短的一个半月内夺取了水网密布、重兵卫护的郢都，而夺取郢都之后去攻占郢都周边的夷陵和竞陵等地时居然又花了十个多月的时问，这可信吗?
由此可见，屈原《哀郢》不大可能作于郢都沦亡之时。
二、《哀郢》应作于楚顷襄王四年屈原东迁鄂东又再放江南之初
关于屈原流放问题，学术界有“放逐一次”、“放逐两次”、“未被放逐”等多种争议。游国恩主张“放逐两次”：“屈原之放，前后凡两次：一在楚怀王朝，一在顷襄王朝。怀王时放于汉北，顷襄王时放于江南。汉北之放盖尝召回，江南之迁一往不返。”考之相关典籍，此说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应该指出，在放逐江南之前，屈原首先得到的处罚是“东迁”。
作为一名改革家，屈原最终被“迁”是有其必然性的。战国初期，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吴起曾在楚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力除积弊，国力迅速增强，使“诸侯患楚之强”。但由于吴起变法严重打击了楚国贵族利益，因而楚悼王一死，守旧的贵族势力便群起而攻之，乱箭射杀吴起并车裂其尸，使一场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就此流产。吴起变法失败后，楚国开始走下坡路，政治积弊愈深：贵族横行不法，权臣结党营私，贪腐之风盛行等等，严重地阻滞了楚国之发展壮大。而商鞅变法的成功则使得秦国一跃成为最强盛之国，不仅对关东诸国频繁出击，而且把目光转向南方楚国，并在楚怀王十三年(前316年)，成功攻占了长江上游的巴蜀之地，对楚国构成了巨大威胁，历史从此进入合纵连横的攻防时代。
鉴于外有强秦威逼，内存政治积弊，楚怀王起用年轻的屈原主持改革。《离骚》日：“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可见屈原改革的核心内容有两条：举贤授能和以法治国。很显然，屈原同六十多年前的吴起一样都是针对楚国的病症而开药方，即一要打破用人世袭制，从基层选拔德才兼备的贤才；二要维护国法威信，严厉打击贵族阶层骄纵不法以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唯有如此，楚国才能富国强兵。然而怀王时代，守旧势力更加强大，怀王本人也远不及楚悼王有头脑和魄力，其支持改革的态度也远不及楚悼王坚决，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屈原终遭怀王疏远而失去了左徒之职，被迫中止了改革活动。但当时合纵连横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楚国保守派又是顽固的亲秦派，以子兰、郑袖、上官大夫等人为核心；变法派则是坚定的抗秦派，以屈原、昭滑、陈轸等爱国人士为代表。而怀王在外交政策上一直摇摆不定，时而畏惧秦国而派使节与秦联姻，时而憎恨秦国而遣屈原联齐抗秦。所以，屈原被疏离开权力中心后应该有相当一段时期仍在朝廷内任职，主要从事外交活动，《屈原列传》和《楚世家》都有屈原出使齐国回来后谏怀王杀张仪的记载可作为佐证。
但是，随着秦国加大打击楚国的力度和楚国连续丧师失地，怀王的畏秦心理日益加重，屈原等人的联齐抗秦主张很难被接受，相反亲秦派的弃齐亲秦主张很容易占上风。《楚世家》载：怀王二十四年，秦昭王继位，“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怀王人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大约在此时，屈原有过激烈反对怀王与秦会盟的言行，在亲秦派的谗毁下，毫无主见的怀王罢免了屈原的一切职务，并将他流放到汉北之地。游国恩推测说：“按屈子初放之时，当在怀王二十四年，此可以从约之离合推而知也。”鲳此推测较为合理。
然而，秦国拉拢楚国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斗争策略。怀王二十七年，“入质于秦”的楚太子横与秦国大夫发生冲突，太子横“杀之而亡归”，终于被秦国找到借口。怀王二十八年，秦联合齐、韩、魏等国进攻楚国，杀楚大将唐昧，夺取垂沙、重丘等重镇(今河南中南部)。怀王二十九年，秦再攻楚，夺八城，杀楚将军景缺及二万将士。政治腐败以及边关战争的一再失利终于引发了国内暴动。《苟子·议兵篇》云：“兵败于垂沙，唐蔑死，庄蹁起，楚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唐蔑即唐昧，“庄蹁起”，应是《吕氏春秋·介立》篇中所说的“庄踽之暴郢”这一近似于军事政变的动乱事件。苟子认为，不是楚国武器不锋利、将士不善战，而是楚国统治者政策严重失误，从而导致内外交困、国家支离破碎的可怕局面。
在内外交困之中，深为恐惧的怀王将流放汉北的屈原召回，“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而秦国则实施了更大的阴谋，即扣留怀王胁迫楚国。怀王三十年，秦昭王写信约怀王到武关会盟，随后加以扣押。顷襄王乏年，怀王在气病交加中身亡，“秦归其丧于楚”。怀王屈死事件再一次引发了楚国政坛的骚动，也给屈原带来了更大的不幸。
《屈原列传》日：“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可见顷襄王上台之后，亲秦派更加得势，宿敌子兰大权在握，屈原处境更加不利。楚国议立新君时，屈原被召回不久尚未复职，尚无资格参加讨论，但他反对拥立子兰的态度不能不影响抗秦派人士的立场，这自然会使子兰等怀恨在心。而怀王屈死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波，终于成为当权的守旧派打击屈原的口实。
《楚世家》载，怀王尸首运回楚国后，“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怀王屈死于秦国之后，楚国民众的悲份愤怒之情自然非同寻常。尽管史籍留下可供参考的材料很有限，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顷襄王三年是楚国历史上的政治风波年，广大民众支持抗秦派、反对亲秦派的声浪绝不会微弱不振。屈原在这场风波中说了什么话起了什么作用，是否有借民众之力反击亲秦派的政治企图?不得而知。但从屈原作品中的抱怨情绪和事后楚王的严厉处罚看，屈原绝不会是安坐于家无动于衷的：《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这一次被“迁”，已经不是单纯的怀王事件引发的矛盾，而是保守的亲秦派和革新的抗秦派之间的一次总较量，其结果和当年吴起事件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吴起是客卿，惨遭射杀和分尸；屈原与楚王同宗，仅仅是被“迁”而已。
对于屈原第二次流放的具体年代，学者们众说纷纭。陆侃如确定为楚顷襄王三年：_怀王死于顷襄王三年，故放逐必在此时，他年四十八。其路程和日期，都详载在《哀郢》与《涉江》两篇中。”H-o-这个推断合乎情理，只是失之严密与精细。根据常理和《哀郢》所叙，将《哀郢》的创作年代确定为楚顷襄王四年是恰当的。因为怀王在顷襄王三年病情加重，从害病到病重再到死亡有一个过程，秦人将其尸首归还楚国亦需要时Et，楚人举行国葬进行哀悼，然后发生政治风波，再到最终斗争结果的出现，均需要相当的时间。故《哀郢》自叙被放逐出郢都的时节是“仲春”，此“仲春”当是怀王病死的次年即顷襄王四年的仲春。
三、《哀郢》中部分诗句的真正含义
《哀郢》一诗涉及了许多地名、方位、事件等问题，对部分诗句含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学术界关于作品写作背景与写作时间的严重分歧。兹就主要问题予以辨析：
1．“百姓之震愆”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几句究竟指什么事件，除汪瑗等大批学者认为指白起攻破郢都外，还有朱熹的“适会凶荒”说以及今人姜亮夫、赵逵夫的“庄踽暴郢”说等。“庄蹯暴郢”事件当发生于怀王时期，与顷襄王再放屈原的时间不合。朱熹说屈原放逐时适逢人民逃荒，未免过于牵强与巧合。从这几旬的语气看，屈原情绪是十分激动悲愤的，如果不是遭逢重大事变，当不至如此。如前所述，这一重大事变当是楚国守旧的亲秦派对革新的抗秦派及其支持民众的无情镇压。封建时代对于政敌的打击历来非常严厉，动辄牵连无数家庭亲族，大批无辜者必被处死或遭流放迁徙或发配充军，所谓“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即指此事。屈原毕生怀报国之情，关心民生疾苦，而楚国却是小人奸佞当道，肆意残害忠良，不仅自己屡屡遭受极不公正的待遇，还殃及了无数亲友和无辜民众，故而劈头愤怒地发出“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的责骂，天命无常，君昏臣乱，无辜百姓受灾遭殃，这难道就是公正无私的天理大道吗?诗人借责骂上天向倒行逆施的楚国当权者发泄了强烈的不满。
有学者指出，古人之“放”与“迁”存有差异。“放”是指流放个人到某地，一般不牵涉家族；“迁”即“迁徙”，“即将一个部族从原来居住的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这是在氏族社会中战胜的部族为了防止战败的部族在原地东山再起、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将战败的部族整体迁徙到边远地方安置的一种刑罚。这种氏族社会中的刑罚，被楚国沿用下来，作为对付同宗支系的一种惩罚方式”[51。这种看法有道理，怀王虽昏聩，但毕竟喜欢、器重过屈原，对其惩罚有所保留，允许其亲族留居郢都；而顷襄王较之怀王更加昏聩，又是个极易冲动的人(如意气用事怒杀秦大夫)，加上怀王屈死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波直接威胁到其统治地位，因而在小人蛊惑下他作出将屈原及其亲族赶出郢都的决定实不难理解。屈原惨遭“迁徙”之刑罚在《哀郢》中可见
端倪：“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足见亲秦派是以在国丧期间参与煽动民众闹事的不慈不孝的罪名来诬陷打击诗人的；“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亦见诗人遭“迁”之后其情绪之低落悲伤乃至于绝望。毫无疑问，《哀郢》流露出的思想情感绝不是国都沦亡之恨，而是被迫离开“终古之所居”的悲怆。
2．“东迁”、“陵阳”、“两东门”
《哀郢》自叙“东迁”路线：“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屈原是从夏水出发进入汉水再顺流而下至夏口(今汉口)呢，还是顺长江东下至夏口呢?古今学者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诗人最初是向东“流亡”的，并已到过夏口之东(“背夏浦而西思兮”说明船已过了夏口)。
那么，屈原“东迁”的终点在哪里呢?《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这是《哀郢》中歧义颇大的诗句。首先，对“陵阳”的解释不同。一种理解为“波浪”，如汪瑗《楚辞集解》：“此陵阳即阳侯也”，阳侯即波神。而更多学者将其理解为地名，如宋人洪兴祖、明人陆时雍、清人王夫之等等。清人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在地名基础上首创“屈原放逐陵阳”说，认为诗人自叙“东迁”，而东迁目的地就是陵阳。他还说，《哀郢》所叙路线是“从郢至陵阳”，《涉江》所叙则是“从陵阳之溆浦”。游国恩、郭沫若、姜亮夫、汤炳正、金开减等当代学者皆认同蒋骥的观点，只是在细节上存有差别。其次，对于“两东门”何所指看法有异。朱熹《楚辞集注》：“郢都东关有二门。”后人多从此说，而且持“郢都沦亡”说的学者们将“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两句作为立说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有学者认为“两东门”非指郢都城门，如钱玉趾说：“《哀郢》‘两东门’是汉北的重丘等两座城市的两座东门，这‘两东门’的荒芜是指这两座城市的荒芜。”
古今学者大多将“陵阳”视为屈原“东迁”之地应是合理的。但作为楚国之地名，“陵阳”究竟位于何处?则众说纷纭。蒋骥以为陵阳在郢都东一千六七百里外的安徽陵阳，即今安徽青阳，位于长江之南。赵逵夫怀疑陵阳不至于那么遥远，以为“当指今武功山以南某地”。欧潭生以为“陵阳应是指夏浦北边楚国的军事重镇，即河南信阳的楚王城”。此外，还有“湖南岳阳”等说法。
如何确定“陵阳”的方位，还是应该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依据。古人称山之南面、水之北面为“阳”，称山丘、大土山为“陵”，所谓“陵阳”当指山南之地，因此许多地方均可称“陵阳”。夏口之东便是今鄂东地区，大别山脉横亘于其东北部，许多大小不一的山丘向南延伸至长江北岸，屈原顺夏水、汉水下浮至夏口，在长江北岸一带逗留过，此“陵阳”应在汉水、长江以北临近江滨的某一区域。三国时曹魏大将文聘曾据守军事重镇石阳城，石阳城位于今武汉新洲区、黄冈团风县一带。此“石阳”与“陵阳”是否有渊源关系，不得而知。但将“陵阳”确定在鄂东江北地区应该是合理的，因为屈原紧接着在后文说“淼南渡之焉如”，说明屈原是站在陵阳江滨南望长江波涛的。诗人在《涉江》中自述南渡长江经过南岸的鄂渚(今湖北鄂州一带)从陆路前往洞庭湖，亦足见陵阳与鄂渚隔江相望，位于长江之北。楚王将屈原及其亲族迁徙至大别山地区，并将大批支持改革派的民众充军至此，是极有可能的。
由此可知，“两东门”应指陵阳的两东门。古代城镇通常分为里城、外城，均建有东门，“两东门”即指此，将“NNi´-J”解释为两座城市的东门或郢都的东关门，都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综合这几句诗来看，屈原很可能年轻时到过陵阳，这一次是故地重游。当他经过两东门离开陵阳城时，回首城垣，感慨万千，想不到这座当年巍峨繁华的古城如今竞如此破败，台阁丘墟，城门荒芜，真令人揪心。自怀王十七年秦国在丹阳斩杀八万楚军将士以来，楚国在近二十年的战争中几乎次次惨败，无数将士战死沙场，国内军队、民夫被统治者抽调一空，致使大批城镇人烟稀少、破败荒芜，陵阳城当然不例外。诗人由陵阳的荒落景象联想到整个楚国即将残败没落的命运，不禁忧心如焚：“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可见，陵阳应是位于鄂东大别山南麓的一座重镇，将其推断为千里之外的安徽青阳或江西武功山某地或大别山北麓的信阳或长江之南的岳阳等地，都与屈原作品提供的线索不符。
《哀郢》叙述离开郢都时是“仲春”，《涉江》叙述从陵阳前往湘西时则是“秋冬”，说明屈原在鄂东陵阳一带仅仅呆了大约半年就又被放逐湘西。这不难理解，因为此次“东迁”的流放者大多与郢都发生的政治事件有关，在顷襄王和以子兰为首的亲秦派们看来，屈原是危险分子，必须让他同支持他的亲族、战友和民众分离开来。于是，屈原便有了独放湘西的处罚。《涉江》所云“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邪恶的小人都被重用，而高洁之士却日益远离朝廷)正是诗人“东迁”之后又旋即被流放江南时悲愤不平情绪的流露。
3．“至今九年而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