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写的诗范文1
关键词：鲁达基 屈原 诗歌创作 比较研究
文艺复兴以前，当欧洲文学还处于中世纪神学黑暗笼罩之下时，亚洲文学就则取得了显著成就，波斯文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出现鼎足而立，交相辉映的局面。尤其是波斯诗歌创作成就最为突出，出现了一批优秀诗人以及传世佳作，对中亚文学乃至西方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提到中古波斯文学，就不能不提到鲁达基。鲁达基，全名为欧斯塔德·阿布·阿卜达勒·加法尔·本·穆罕默德·鲁达基，九世纪中页生于布哈拉附近，是中世纪波斯文学的创始者，历史上称他为“波斯诗歌之父”、“诗人之师”、“波斯文坛上的艺术巨匠和导师”、“霍拉桑”诗歌风格的奠基人；同时他也被塔吉克人认为是“塔吉克古典诗歌的奠基人”，“塔吉克文学之父”。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爱国诗人屈原相比较，两人虽没有事实上的联系——屈原早于鲁达基一千多年；但两人在诗歌创作方面存在着很多的相似性。
一、抒情诗创作成就突出，开创新的诗歌风格
鲁达基与屈原在抒情诗创作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鲁达基从八岁就开始写诗，一生写下的诗歌据说多达130万行，但由于岁月的流逝和战乱的原因，流传下来的仅有2000多行。鲁达基的抒情诗主题广泛，并且形式十分优美，具有“流畅如泉、诗境如画、饱含哲理、隽永深邃”[1]的特点。11世纪的著名诗人昂萨里曾说过：“鲁达基的抒情诗意深隽永，我的诗却没有那样的抒情。虽然我用尽全部力气，诗歌写得仍然不很成功。”[2]我国波斯语研究员张晖将鲁达基的抒情诗歌做出了分类：篇目较长的，根据内容，称为“抒情哲理诗”；只有两个联句的，称为“短抒情诗”；又根据内容分离出来“爱情”“咏酒”“景物”三组诗歌。鲁达基诗歌的内容与他一生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他的诗作中有的是对大自然的抒情描绘，有的是对爱情的赞美，有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些是对统治阶级丑恶行径的揭露和对人民大众痛苦生活的同情，也有一些告诫人们行善的哲理诗。鲁达基的抒情诗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对后世抒情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他创作的最长的一首抒情诗，诗中无论是抒情主人公的塑造，还是对审美对象特征的描绘，都大量采用神话、传说、赋、比、兴夸张的手法，尤其是诗中诗人以芳草美人自比，以杂椒秽草来比喻奸佞小人，以男女之间的爱恋来比喻君臣之间的关系，以驾驭车马来比喻治理国家……总之，诗人对自身沉闷、不忿、抑郁的情感的抒发，以及诗情意境的构设，都体现出诗人的独具匠心，也使得诗歌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更加独特，对读者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公元9世纪到11世纪时，波斯古典诗歌在霍拉桑一带最为发达。因此文学史上把这一时期这一带的诗人统称为“霍拉桑诗人”。鲁达基被视为是“波斯诗歌的创始人”，也是“霍拉桑风格”的代表诗人之一，被认为是“霍拉桑诗歌风格的奠基人”。“霍拉桑风格”的特点是：叙事简明扼要、用语朴实无华、句子简短精练，并且诗中的阿拉伯词汇很少。这种诗歌风格作为波斯古典诗歌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发展还不是很成熟，抒情色彩还不是很浓，但是鲁达基毕竟以此为波斯诗歌开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对波斯乃至中亚的诗歌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产生深远的影响。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对我国诗坛影响最大的诗歌体裁之一。“楚辞突出的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显，想象的奇幻等。”[3]楚辞以楚地的民歌为基础，声韵、情调、思致和精神风貌都带有楚地特点，融入大量的古代神话故事，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篇章中涉及大量的楚地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反映了时代政治变革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以及诗歌理论研究都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屈原作为我国诗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楚辞这种诗歌体
的奠基人，楚辞体裁的产生、创作和发展都是以屈原为中心的。不仅国内许多大学者，例如梁启超、王国维、闻一多、郭沫若等都对楚辞有深度的研究，就连日本、韩国以及欧美国家的学者都对楚辞的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据《楚辞资料海外编》统计，1951—1981年关于楚辞的文章共有英文15篇、德文4篇、法文2篇、俄文15篇，此外还有一些专著中包含的论楚辞或屈原的章节等。[4]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屈原研究的最繁荣的时期，“据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楚辞相关书籍共计二百余种，其中普及性书籍的数量相当可观，占大半。楚辞研究的专著共有九十余种，”[5]论文有两千余篇之多。
二、诗歌思想内涵的一致性
1.鲁达基和屈原诗歌中都抒发了对自然、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鲁达基出生于民间，自幼受到自然淳朴的民间文化的熏陶，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与乡间劳动人民的心灵美，并且从中汲取了他创作的最初源泉和灵感。因此在鲁达基的诗歌中总是流露出对自然的赞美以及对祖国和故乡的热爱，《草原》《金秋》《白雪》《冰雹》《河边的树》《自然界》《奔马》等景物诗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这一点在屈原诗歌中同样有十分突出的表现，比如在《离骚》《九歌》《天问》等诗歌中涉及的有关香草美人、思念君主、担忧国势等意象描写和精神内涵都是以楚地这一地域为中心展开的，尤其在《离骚》的结尾中，诗人写道：“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6]诗人以此表明真正的心灵寄托仍是自己的故乡；再如在《湘夫人》中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是极好的描写秋季之洞庭湖的佳句。当然，在屈原眼里，这些景物并非仅仅是外在的观照，而主要是灌注了内在的情感在其中，深切抒发了诗人对家乡故地的怀念与热爱之情。 2.都体现了对人民的同情以及对统治阶层腐败现象的批判
鲁达基的诗歌中体现出一定的人民性。这是由于诗人生于民间，熟悉人民的生活环境，切身体察人民的劳苦，对人民有着深厚的同情，他反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批判剥削者的特权与压迫。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体现的十分明显：“这些人佳馔珍馐，肠肥肚满，那些人却饥肠辘辘，不得饱餐”，[7]“人们的命运终究不外两种结果——或者作威作福，或者任人宰割”，[8]“假若贵族们犯了法却不被判罪，我如此地安分守己，怎么能算作犯禁”，[9]“这些人桌上摆满了肉和精制的杏仁糕，那些人却饥肠辘辘，连大麦饼也难弄到”。[10]
而屈原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他诗歌中常常流露出浓厚的爱国情怀。屈原的这种爱国情怀具体体现为对君王的忠心耿耿，对故土的留恋热爱，对朝堂时局的担忧。尤其是两次被流放的经历使他更加了解民间疾苦，知悉百姓生活的不易，深感楚怀王为小人谗言所蒙蔽，迷途而不知返，楚国、楚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在屈原的诗歌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其壮志难酬的情感流露，“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11]，他担心自己的人生时间不够，不能再报效国家；“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12]，担心楚王继续被奸佞小人所迷惑，终而耽误了政事社稷。
三、创作手法的相似性
1.巧妙运用多种创作手法
在鲁达基和屈原的诗歌中巧妙运用比喻、拟人、典故、象征、白描等手法，尤其大量使用典故和比喻手法。鲁达基和屈原的诗歌中都喜欢借用典故。比如在鲁达基的诗歌《我和达官贵人》中写到：“虽然我的诗歌像夜莺巧啭般的美好——但是约瑟不正是因为俊美才被投入监狱？”这里是根据《圣经·创世纪》中记载的关于约瑟遭兄弟妒忌而被害，最终碾转成为埃及宰相的故事写成的；再如《娇姿》中写到：“你的婀娜娇姿竟使我魄散魂飞，就像蕾莉的美发使玛哲农如痴似醉。”这里借用了古代阿拉伯民间传说中的一对青年情侣的故事。在屈原《离骚》第三节写道：“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这里借用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蛾眉妒”的典故，将君臣关系喻为男女关系，被疏远的臣子们无疑会认为君王是被其他的女子淆乱了理智，在这里也突出体现了屈原清高与崇高的道德品行。犹如在鲁达基的诗歌中就有很多比喻，以毒蛇来比喻恶人，旅店比喻世间，猎豹比喻强者，牝鹿比喻失败的敌人等等；而比喻修辞在屈原诗歌中则更为常见，以芳草美人自比，秽
草比喻小人等等，可以说这种比喻手法贯穿了《离骚》这首诗歌的始终。
2.诗歌创作与乐曲联系密切
鲁达基时代甚至到公元11世纪末期，波斯诗歌和音乐是密不可分的，诗人们一般在音乐的伴奏下朗诵诗歌，因此诗歌和音乐被认为是诗人必不可少的两项艺术。鲁达基自小跟随音乐家阿布尔阿巴克·巴赫契耶尔学习音乐，不仅能自弹自唱、自己编词，而且声音圆浑动人，在很年轻时就是民间有名的歌手。因此，在鲁达基的诗歌中总会流露出一种音乐美的风格。而《楚辞》的产生与楚地的楚歌、楚乐有着紧密联系，在楚辞作品中也提到了众多的楚地乐曲的名称，例如《涉江》、《采菱》、《劳商》、《九歌》、《白雪》等等。此外，楚地的祭祀音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楚辞的创作，使楚辞的音乐性也带上了祭祀的色彩，比如《九歌》、《招魂》同时也是祭祀音乐。
3.都体现出一种神话色彩
神话色彩在鲁达基诗中最突出的体现是关于神话传说的借用。例如在《酒颂》中提到了阿思凡迪亚尔作战的情景，而这个人物是古代波斯传说中的英雄；《酒颂》还写道：“他给予人们的恩惠，如浩荡的江河，以致使得洪水的故事不再引人入胜。”这里指的是诺亚方舟的故事，也使得诗歌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再有在《娇姿》中写道：“你那似水仙的眸子使巴比伦的魔法相形见绌”，这里的魔法是指哈鲁特的魔法。哈鲁特原是天神，因擅长魔法，被上帝倒吊在巴比伦井中。以上举例都体现鲁达基诗歌中的神话色彩十分鲜浓。
屈原诗歌的神话色彩则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首先从形式上说，屈原在诗歌构思上就描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就为诗歌奠定了一个神话色彩的抒写基调。而在内容上，屈原在《离骚》中创造了一个无比瑰丽的神话世界，描写了神话人物、神山、神水、神兽等等意象，而且《天问》本身就因其具有巨大的神话学意义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因此可以看出，屈原的作品受神话的影响之大。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应该可以清晰地看出鲁达基和屈原在诗歌创作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类同性，但是，出现这些类同性的原因有哪些呢？笔者对此有以下两点看法：
第一、鲁达基与屈原都属于天生聪颖，又勤奋好学之人。据说鲁达基在八岁时就已谙熟《古兰经》，并常常为人诵读。此外还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不仅能自弹自唱，还能自己编词、写诗歌，因此在很年轻时就已是极富盛名的歌手和民间诗人；而屈原出身名门，“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从小又勤奋好学，注重内在品格的修养，“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因此，在很年轻时就已经入朝为官，并得到重用。可以说，天生才智加上后天的努力，为两人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一定基础。
屈原写的诗范文2
论文摘要：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人物，屈原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本文主要从终其一生的“美政理想”和巍巍人格的世界影响两大方面走近屈原，着重分析了《橘颂》的内涵意蕴，深入挖掘了诗人在文本中托物言志所寄托的高尚人格理想。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楚辞体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后人常常将《诗经》与《楚辞》并举，将它们并称为“风骚”，分别代表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创作传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让我们走近爱国诗人屈原，通过对诗歌《橘颂》的感悟，来深入解读诗人内心矢志不渝的人格理想。
一、走近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约前278年)，名平，字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战国末期重要的政治家、杰出的诗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者。代表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
（一）“美政”理想
纵观屈原的一生，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作为战国时期楚国一位重要政治家，屈原的一生一直都在追寻“美政”的理想，就是要实现“圣君贤相”的理想，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
屈原生活的时期，正在战国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内政方面，楚怀王曾让他参与图议国家大事，“造为宪令”，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推行变法等事宜。然而屈原的改革主张遭到上官大夫靳尚、贵族子兰和南后郑袖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他们不断在楚怀王的面前诋毁屈原，不加明辨是非的楚怀王便“怒而疏屈原”，这使得怀有“美政”理想的屈原倍感痛心，他怀着内心难以抑制的忧郁悲愤，写出了《离骚》、《天问》等不朽诗篇。在外交方面，屈原客观地分析了当时战国七雄的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楚怀王曾经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两度出使齐国。后来，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楚怀王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都吃了大亏。不久，秦昭王想要拉拢楚国，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冒死进谏，陈述利害，楚怀王非但不听，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流放到汉北地区。楚怀王如期赴会，一到秦国就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悔恨交加，忧郁成疾，三年后客死于秦国。此时的屈原正在在流放途中，当他接连听到怀王客死秦国和郢城被攻破的消息后，万念俱灰，仰天长叹一声，投入了滚滚的汨罗江，以表明其忠贞爱国之怀。司马迁在《史记》中评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始终感召着无数中华儿女。
（二）世界影响
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屈原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在20世纪中叶屈原研究走进西方高等学府，叩开知名学者的斋门，磁石般地吸引他们。前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屈学研究的兴趣。目前，国外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大致形成三种趋向：一种以前苏联H.T.费德林和匈牙利汉学家F.托凯为代表的传统式，着重从屈原作品本身探讨其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种以日本藤野岩友、竹治贞夫教授为代表的学院式，着重对屈原诗歌进行考据和诠释；一种以美国汉学家詹姆士·R.海陶玮、劳伦斯·A.施奈德，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德国汉学家卫德明为代表的西方式，着重从屈原身世和作品中研究中国古代政体中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深入探讨屈原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内外条件，其中一些专著已经反馈到中国。这正是屈原人格的力量，文学的力量，使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得到超越时空的、世界性的传播。
二、文本意蕴
（一）解题
“颂”是一种诗体，是对美好事物的描写和赞颂。
南国多橘，楚地更可以称为橘树的故乡。早在汉代以前，楚地江陵即已以盛产橘子而闻名遐迩。《晏子春秋》记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说橘树的生长习性非常奇特：只有生长在南方的土地上，才能结出又甜又美的果实，倘要将它迁徙到北方，就只能吃到又苦又涩的橘子了。这种现象在自然界来看，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然而对于深深热爱故国故土的作者屈原看来，橘树这种“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秉性，恰恰可以作为自己砥砺志节的榜样，所以，在被逐出郢都，放逐期间，诗人深情地写下了这首咏物名作——《橘颂》。另外，从题材上看，这是一首咏物诗，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咏物诗之祖”，开创了中国古代咏物诗的优秀传统，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咏物诗。
（二）内蕴
从全篇结构来看，全诗结构很清晰，可以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重在描绘橘树俊逸动人的外在美。
诗中前三句，在诗人的笔下开篇立意，不同凡响，似乎使读者看到了一株坚挺的橘树，傲然屹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根深深地扎在南国故土上，那凌空而立的坚强意志、那受命不迁的坚定神采，都会使人内心升起无限的敬意。橘树是令人可敬的，橘树又是俊美可亲的。接下来诗人以精工的笔致，为读者描绘了诗人眼中的橘树形象。
在诗人笔下描写了橘树的根、叶、花、枝、棘、果这六个方面。橘树的根——深，表现了橘树生长在南国的坚定不移；橘树的叶——绿，表现了橘树生长得生机勃勃；橘树的花——素，表现了橘树的花正在蓬勃开放；橘树的枝——曾，这是一个通假字，通“层”，表现出橘树生长得枝繁叶茂；橘树的棘——剡，表现出橘树自身具有防范侵害的能力；橘树的果实——抟，表现出橘树无私奉献的精神。作者指出，橘树所贡献给人类的，是无数“青黄杂糅”、“精色内白”、光彩照人、香气弥漫的果实。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如此“纷缊宜修”，如此“姱而不丑”，如此堪托大任，可以说，在每一个字里行间，都能令人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后皇嘉树”的一片自豪、赞美之情。
第二部分，热情讴歌了橘树独立不迁的内在品质。
诗人赞美橘树，年岁虽少，却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等它长大以后，更是“廓其无求”即胸怀广阔，无所欲求，“横而不流”即醒世独立，内心坚定，不随波逐流，“闭心自慎”即清心自守，谨慎自重，始终也不犯错误，“秉德无私”即坚持公正无私的品行，立于天地间，“淑离不淫、梗其有理”，更加表现出橘树秉性善良、从不放纵的高风亮节。这些诗句，表现了诗人对橘树内在品质的倾心赞美。
咏物诗最大的特点是托物言志，借物抒情，那么，诗人是怎样将“橘树”和“我”联系起来的呢？诗人用“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作为实现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橘树也依然郁郁葱葱，绝不肯向严寒屈服。在这里，面对严寒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面对严峻的岁月，不改操守屈原自己的形象便叠印在一起了。诗人愿意与橘树长相为友，常相为伴，永远相守。
而后诗人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使全诗境界得到了升华——橘树的精神堪比商末的贤士伯夷，在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文中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高高印在历史的天幕上了。
纵观全诗，这首诗既是描写橘树，又是表达自己的理想，写物与写人完全结合起来，客观形象与艺术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形式与内容和谐地得到统一。诗中的描写未脱离橘树的特点，却又不局限于橘树，而是把橘树拟人化了——就是通过对橘树的赞美，抒发了作者独立不移，不求私利的坚贞意志和高尚情怀。屈原赞美橘树，实际上寄寓着自己人格的修养。作为一个追求崇高人格的爱国诗人，屈原借橘的特性表达了自己扎根故土、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感特立独行、怀德自守的人生理想。
《橘颂》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首咏物诗。作者屈原巧妙地抓住橘树的生态和习性，运用类比联想，将它与人的精神、品格联系起来，给予热烈的赞美。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正如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此后，南国之橘便因蕴含了仁人志士“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尤其对于当今时代人们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也很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健强.屈原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6.
［2］聂石樵.屈原论稿.中华书局，2010.5.
［3］张亚新.人格的独立：从陆游到屈原.济南出版社，2008.4.
屈原写的诗范文3
众人皆醒我独醉
屈原是个有着诗人气质的政治家，也是个有着政治家命运的伟大诗人。诗人的理想主义使他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实现，政治上受挫则使他的诗得以成为千古绝唱。屈原为国家政治忧愤而投水，却只能在历史上留下诗人的美名。也许诗人的理想主义和政治家的现实态度总是格格不入的。
屈原的前半生是幸运的，他出生在贵族之家，是国家领导人的远房亲戚。他长大后，一肚子的学问也没有浪费。屈原二十多岁就当上了楚怀王办公室的秘书长(左徒)，国家颁布的许多文件、法令都出自他的手。屈原不但能写，还长得一表人才，能言善辩，因此外交上的许多事情也由他出面处理。楚怀王对这位能干的秘书长是颇为信任的，后来干脆把制定国家宪法的事也交给了屈原。然而，一个能人的背后总是站着一批小人，楚怀王的生活秘书(宦官)靳尚和后来当了总理(令尹)的小王子子兰都很嫉恨屈原，他们在楚怀王面前大造屈原的谣言，说屈原自高自大对外人说楚国少了他就不行。楚怀王也未必很相信这些话，但平庸的领导人一般都得对能干的手下提防着点，于是让屈原挪了个地方，封为三闾大夫，管贵族子弟的教育去了。从此屈原的政治生涯不断地走向下坡，而他的诗却越写越好了。
屈原被贬了官，但还能不时出现在领导的身边，对国家内外大事提出些意见。比如说强大凶残的秦国邀请楚怀王前去访问时，屈原就极力劝阻，但领导这回不听他的，而是听了子兰的，去了秦国，结果被关起来了，连外交豁免权也争取不到。事实证明了屈原的正确，但得了势的子兰就更容不下他了。屈原于是一再遭到放逐。被放逐到荒蛮之地的屈原只怨恨小人，并不怨领导。作为诗人，他自比香草美人：作为政治家，他希望还能有机会再给领导当一回参谋。但两者的矛盾已注定了他的悲剧。
就这样，一个出身贵族的诗人政治家只好在当时还很荒凉的湖南汨罗江边像个疯子一样边走边吟唱那些后来成为千古绝唱的诗歌。他对着江上的渔夫叹息说：“这个世界是污浊的，只有我一个人高洁清白；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醉了，只有我一个人还是清醒的。”渔夫听了只能苦笑摇头。
五月初五那天，渔夫一如既往在屈原的吟唱声中下网打鱼。等到他突然听到水面一声巨响，回头看时，岸上的屈原和他拴船的石头都不见了。后来渔夫仔细琢磨了一下屈原的话，心里叹道：你说自己高洁清白是可以的，但要说这个世界是污浊的怎么行呢?
你操刀来笔
司马迁是一个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读书人。他在没有汽车、火车可乘，更谈不上飞机的时代里，能够先后跟随父亲和领导(汉武帝刘彻)周游全国是不容易的。由于父亲和他本人先后担任国家史料馆的馆长(太史令)，他得以方便地博览群书。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历使司马迁具备了写作《史记》的条件。人们谈起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很容易会联想起《史记》，这部书犹如一幢高耸八云令后人难以逾越的大厦，但同时想起大厦建造者司马迁个人悲剧命运的人却不多。
司马迁虽然常常日以继夜地在竹简上进行写作，但身为国家公务人员的他还是得不时放下工作到领导的办公室(朝廷)去报到。他的领导刘彻是个还不太坏的皇帝。司马迁很高兴能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干活。他读过那么多书，知道历史应该怎么写。刘彻的祖宗刘邦虽然是开国皇帝，但毕竟是地痞流氓出身，司马迁想到刘彻这么开明，照直写他祖宗的历史应该没什么问题，就写了。刘彻果然不像以前有的皇帝看见史官写得不合自己意思就砍他的头。因此，司马迁写的东西得以保存下来了，但他身上却有个部位被刘彻找了个理由叫人割去了。
那是有一回，刘彻召集各位高层领导干部开会讨论大将李陵投降匈奴的事。司马迁级别较高也参加了这个会。会上大家都附和领导的意见，说李陵贪生怕死，应该把他家里的男女老少都抓来杀了。司马迁却对领导的意图领会不透(也可能比较相信领导明辨是非的能力)，就站出来替李陵辩护。这样，司马迁马上被逮捕了，最后被判处腐刑()。司马迁对他的领导的看法确实太天真了，他如果记得当时的农业部长(大农令)颜异的教训的话，就不应该这么相信刘彻了。刘彻曾经搞过一些类似“打白条”的玩意去勒索下属封国的钱，颜异知道后就翻了一下嘴唇，于是被定罪为“腹诽”，判处死刑。
能看透历史的双眼有时未必能看清眼前的人，这是许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好在刘彻能司马迁的身体，却不能他的精神。但刘彻的做法也产生了很大作用，后世的史官没人再被，精神上却总怕被，他们写出来的史传只保留了《史记》的形式，却失去了《史记》的精神。所以鲁迅先生说，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部家族史罢了。
不当官就当诗人
陶渊明是一位不大会当官却嗜酒如命的诗人。他的曾祖父是大军区的司令员，祖父是地方长官，父亲的官位稍小点，到他本人却没能当上什么能有所作为的官。当的官太小，没能施展其抱负是陶渊明深以为耻的事，他因此终日流连醉乡。但酒后的涂鸦却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笔财富。
陶渊明受儒学影响极深。他学问渊博，且自小有“大济苍生”的大志，可谓志大才也不疏。只可惜生不逢时――当时官场不要能人。陶渊明二十多岁就开始在地方上当一些诸如主持拜天地祭祖宗仪式之类的小官。虽然工作轻松，但单位人事关系复杂，自己空有一身本事却无用武之地，陶渊明觉得心里很不痛快，干脆就回家种地去了。
陶渊明并不是个出色的农民。虽然他在前面耕作，妻子在后面除草的和谐画面很有田园风味，但事实上陶渊明经常累得病倒。他耕作时也不是在构思他后来发表的那些优美的田园诗，而是在估计到了秋天能有多少收成可酿多少酒。辛勤劳作的成果没能满足陶渊明每日必饮、每饮必醉的需求。他只好放风出来说想当个不太受到管制的县官，好得点买酒钱。毕竟他的名气大，陶渊明得以在41岁时当上彭泽县县长。显然，他并不长于搞经济建设，更不懂从工程上马、项目审批中收红包，又不喜欢参加应酬，也就没怎么喝上酒店里琳琅满目的中外名酒。他只能在后院的田里种高粱，可惜他的县长生涯比高粱的寿命还要短。那天，上级有个检查组要来，他不想去迎接，还说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就此再也不当官了。
我们要庆幸这个检查组的及时到来，要不然陶渊明还要在心里留一个梦想，希望不断升官以实现大志，或者继续忙于种高粱酿酒的副业。与官场的弃绝才最终使他成为一位大诗人。
从陶渊明开始，中国有了许多想当官而不得，或者当了闲官当得不痛快，然后借酒浇愁，最后酒后作诗而留名后世的大诗人，如李白等就是。
惟有饮者留其名
李白是一位身怀绝技的剑客，也是一位花钱如流水的富商子弟。作为富商子弟的他虽然有过一年散尽
三十万的纪录，但也没能博得如宋江的“及时雨”之类的美名。他注定只能像同样老想当大官和天天喝醉酒的陶渊明一样成为大诗人。
李白的诗写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在中国说起诗歌或者外国人谈起中国诗歌不提到李白的名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知道这位出生在如今的吉尔吉斯斯坦的诗人年幼时曾跟他做大生意的父亲几经迁徙，后来落脚在四川省一个叫青莲乡的地方。李白在青莲乡住了二十多年，并以此自称为青莲居士。在二十六岁那年拿了老爸给的支票背上长剑彻底离开青莲乡之前，李白在那里读了许多书，学了一身武艺，还顺便学了些炼丹药之类的技术。他无意参加科举考试，觉得即使考上了能当个小官也很没意思。文武双全的李白希望能直接当上国家总理，只有这样的官位才适合他施展才能。然而，很遗憾的是李白虽有幸生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盛唐时代，但盛唐毕竟还不是他梦想的时代。
李白在当官之前最喜欢做的两件事就是游山玩水和喝酒。他在别人为科举考试而埋头苦读的时候玩遍了大半个中国，喝了许多酒，写了许多诗。李白因此很快名满天下，连不轻易出门的国家领导人也听说了他的名字。国家领导人亲自拍板决定请李白到京城来当官，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可以看出领导的高明。而更高明的是领导把李白请了来并不是让他心满意足地当上总理，而是让他加入那庞大的秘书班子当中。上班时抄布告，下班后写歌词。李白从上任到主动辞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其酒量名满京城，而酒后让高力士脱靴的狂傲洒脱也名留青史。诗人的狂是要有条件和付出代价的。高力士不得不屈尊给李白脱鞋子，那不过是因为喜欢唱歌的领导得了个好曲子却急着要李白写歌词而已。虽然我们看不到李白的任何政绩，但他抄的布告和为盛唐流行歌曲填的词无疑都很好，只是阿谀的小人身边是不可能站着一位狂傲的诗人的。
李白终于没当上政客是其一生中的不幸，但又是中国文学之大幸。
后记
早些天翻翻旧书，有感于一些古代文人的命运，写了几则短文。就像我们眼里对远去伊人的遥望，心里对失去的爱情的追念，对古典的东西，我们只能隔着时代的界线，遥遥一望。那古典的精神，难以再现于被罩在重重物质囚笼里的现代人。
谈起屈原，现代人一定会惊叹于他二十多岁就已经是省部级的官员了，同时也会迷惑不解于他竟会因政坛的一时失意而自寻死路。谁不知道政坛风云变幻，一时失意之后他日还可东山再起。如今，贪污受贿、假公济私之官员，东窗事发了就努力遮掩，被判刑后，还是不服要上诉，谁还会抱块石头跳河?更别说像屈原一样一身清白，只是一时受到异己排挤而已，就更要忍一时之辱以待他日腾达了。
而写书的司马迁在现代人眼里就更是有些写书写昏头了，犯得着为别人去换那一刀吗?然而，正是司马迁这种于历史于现实都极其认真执着的态度才有了空前绝后的《史记》。后来那些怕挨一刀的史官怎能写出一部可与《史记》并肩的史书来?不与历史较真，放弃对真实的执着，是现代人失落的又一种古典精神。
屈原写的诗范文4
走过乡村，每家每户忙碌着，欢声笑语。一阵水汽从锅里漫开，那种醇醇的香味儿扑鼻而来。嗯，清香、诱人，那是粽香，浓浓的糯米味裹着淡淡的粽叶儿的清香。
来到城镇，蓄满水的河道上，有节奏的哨声、鼓声、呐喊声，响成一片，十几条龙舟荡漾在碧波里。龙舟上，十几个青壮汉子，挥舞着手中的浆，喊着号声，奋力向前进发。
众所皆知，端午的由来，起源于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和伟大的政治家。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粽子。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写的诗范文5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李白因为参加永王李磷的幕府工作。因而得罪唐肃宗而被捕入狱，后来被流放到夜郎。李白在押解之下从洞庭到巫山，还没有赶到夜郎就遇赦放还。作为李白的好友，杜甫当时远在秦州，还未得知李白遇赦的消息。所以时时担忧好友李白的安危。在写了《梦李白二首》之后，又作此诗，以表达对友人真挚的思念之情。
首联从季节入诗，以诗遥寄对挚友李白的思念和牵挂。凉风，秋风。以凉风而起悲秋之情，是古代诗人普遍的心态。诗人借秋天的悲凉，为全诗奠定悲凉深沉的基调。作者身居远离李白的秦地，已是秋风萧瑟，草木枯竭。满眼的寒意，而远在他方的好友你现在又有怎样的感触呢?遥遥的牵挂，深情的思念，真切的问候，足以凸显诗人对挚友的真情。
颔联写景抒情，语意双关，表现对友人前途的担忧。因为友人被流放。诗人也不知李白的近况，只有盼望鸿雁能送来李白的信息。潇湘洞庭。水涨浪高，艰难险阻不断，挚友你一定要小心啊!“秋水多”一语双关，不仅实写秋天江水湖水的高涨，还暗示了友人李白前途的坎坷，对友人的关心和忧虑可谓是细致而周到。
颈联由对友人的牵挂联想到其身世，同时也为李白遭遇不白之冤表示愤慨。李白因才高而遭厄运，魑魅喜人过而食之。奸佞小人也总是陷害君子和有才能的人。这句诗不仅高度概括了古来有才智之人多遭陷害的普遍情况，更表达了对友人遭受这种不公平待遇的愤慨和不满，也是给友人的叮嘱，提醒友人谨防奸佞小人。
屈原写的诗范文6
【关键词】刘禹锡 贬谪诗 骚怨 继承 超越
屈原忠君爱国，竭忠尽智却遭谗被逐，其《离骚》中所表现的凄恻的怨愁、沉痛的忧伤和极度的愤懑，奠定了贬谪文学的主题。屈骚的影响，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所说，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禹锡的人生遭际和内在品格与屈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就使得他对屈原骚怨精神的理解深深地浸透在作品中，但刘禹锡毕竟生活在屈原千年之后的唐朝，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文化氛围又培养了刘禹锡不同于屈原的精神境界，因此，刘禹锡在继承发扬屈骚怨愤精神的同时，又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超越，从而形成了他旷达与自适的独特风格。
怨刺与忧伤——对骚怨精神的继承
怨刺 屈原一生致力于其美政理想，“虽九死而犹未悔”，但其理想与楚国黑暗的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其人生遭受了重大挫折，因此内心郁积着一股深沉的怨愤之情：“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离骚》）字里行间饱含着悲伤怨愤，蕴藏着满腔的爱国激情，“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 ，“怨”是屈原作品中一个深刻的主题，也是其作品情感内容的渊薮，但他的“怨”并非是普通意义上人生多难的哀叹，而是其美政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可申诉与痛苦挣扎，其背后是一个伟大灵魂的孤独无依。
刘禹锡与屈原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 “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学阮公体三首》其一），因不堪面对日渐衰落的国势，永贞元年，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内抑宦官、外制藩镇的政治革新运动，只惜革新不久失败。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旋再贬为朗州司马。从此踏上了“一辞御苑青云去，十见蛮江白芷生”（《酬朗州崔员外与任十兄侍御同过鄙人旧居见怀之什》）的漫漫贬谪之路。“饱霜孤竹声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答杨八敬宣绝句》）这一时期，诗人为时所弃，空怀凌云之志，独处僻壤，难与同道过从。诚如“饱霜孤竹”，但“竹”虽孤而有节，斫以为笛，吹奏的是“声偏切”的繁音促响。这一串串发自诗人内心最深处的激切悲壮、刻骨铭心的音符回荡在巴山楚水原始蛮荒中，激荡着忧怨愤切的骚怨情怀。
刘禹锡的怨愤之情在其谪居朗州时期表现得最为集中和鲜明。朗州地方的偏远，俚曲的委曲低回，深山林间的半夜猿啼，这一切使得诗人心中固有的那种忧怨委曲之情愈加浓郁和难以抑止，于是发出了“高莫高兮九阍，远莫远兮故国”（《楚望赋》）的感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量移的无期，郁积于心中的哀怨也愈加强烈：“莫高者天，莫睿者泉，推以极数，无逾九年。伊我之谪，至于极数，长沙之悲，三倍其时⋯⋯”（《谪九年赋》）语调之苍凉，幽怨之深重，让人不忍卒读。
才高遭嫉，志洁被诬，是历代被贬谪者的共同感受。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却因群小毁谤而连遭祸谴，因此，他在辞赋中用了大量的言辞对奸人进行斥骂：“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薆然而蔽之，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离骚》)。同样，刘禹锡认为其贤者失路、命途偃蹇之部分原因也是小人谤毁所致，于是在诗文中作不平之鸣，用寓言的形式，借物陈情，对朝廷权贵们的任意诬蔑和无由处罚进行尖锐又深隐的讥刺与批判。这类作品主要创作于朗州时期，如作品《聚蚊谣》、《百舌吟》、《昏镜词》、《有獭吟》、《鹈鴂吟》、《飞鸢操》等等，而以《聚蚊谣》最富批判力和战斗性。在诗中，他把那些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直接比喻为本性贪婪凶残、卑劣渺小的蚊虫，以表达自己对它们的极端痛恨和鄙夷。蚊的“声如雷”、“嘈然啖起”、“喧腾鼓舞”、“利嘴向人”，自然让人想起永贞革新失败后官宦们肆意中伤谗害革新派时的得意忘形的小人嘴脸。刘禹锡曾说：“骇机一发，浮谤如川”、“虽欲周防，亦难曲施。加以吠声者多，辩实者寡，飞语一发，胪言四驰。”对那种群言汹汹的无由指责，作者在此做了正面的回击，并警告它们：“清商一曲来秋日，羞尔微形饲丹鸟。”虽焰高一时，但终将被歼灭。
在《百舌吟》中，刘禹锡把“笙簧百转”、“舌端万变”的“百舌”喻为钻营投机者。诗中揭露其“摇动繁英坠红雨”的凶恶，“迎风弄影如自矜”的轻薄。诗人蔑视百舌“天生羽族尔何微”，充满信心地指出其害人的伎俩只能得逞一时 : “南方朱鸟一朝见 ，索漠无言蒿下飞。” 表现了诗人“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二首》其一）的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 .
忧伤 贬谪文学中的忧伤主题，首先表现为忧国思归的理想。屈原在作品中反复申说:“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哀见君而不再得”，“哀州土之平乐兮， 悲江介之遗风。”（《哀郢》) 每念故国，不忘欲返。同样，刘禹锡贬谪时期的作品中，也无处不在地表达着流放者的归思眷恋之情。“就日秦京远，临风楚奏烦。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武陵抒怀》)“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采菱行》) “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雾深，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九日登高》）“潘岳岁寒思，屈平憔悴颜。殷勤忘归路，无雨即登山。”（《谪居悼往二首》）这种忧君思国的感情与屈原那种望君门而九重的哀怨心情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身在江湖，却都心怀魏阙这是屈、刘共同的政治愿望和政治品格。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诗歌当中运用了诸多香草美人的特殊意象，以披香戴芳、饮露餐英来比喻道德的自修和品德的高洁。“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这些意象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化，使我们如睹其崇高圣洁之丰姿，如闻其道德之芳香。刘禹锡继承了屈原的这一意象传统，借助草木禽鸟等意象抒发感情，曲折委婉，深微动人，如对群小们的批判和讽刺。此外，刘禹锡也一再使用诸如伤禽、哀猿、悲鸟、孤雁等意象来表达其“拘囚之思”：“鸷禽毛羽摧 ，不见翔云姿。”( 《和董庶中散调词赠尹果毅》) “山城少人江水碧 ，断雁哀猿风雨夕。”( 《泰娘歌》)来寄寓心中的那种因生命陡降而产生的巨大失落感和郁积着的哀怨痛苦。
对巴山楚水间历史人物与自然风物的自觉关注，通过咏物怀古的方式来寄托和表现愁情，是刘禹锡创作中骚怨特色的重要内容。千年前的楚地上漂泊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三闾大夫孤独的身影，千年后在他“行吟”的地方拘笼着的是命运多舛、无罪见弃的刘禹锡的落魄形迹，同是忠君爱国、拯时救物，同是时乖命蹇、无罪见弃，同是才高被嫉、远谪遐荒，惊人相似的遭遇，同病相怜的情感使刘禹锡内心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对前贤的认同和归依感。“北渚吊灵均”（《游桃源一百韵》），“灵均何年歌已矣 ， 哀谣振楫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 ， 招屈亭前水东注。”（《竞渡曲》）在一片孤独的情思中 ， 深蕴着对屈原的怀念。此外，刘禹锡还多次运用屈赋中的物象：“逐客无印绶，楚江多芷兰”(《送韦秀才道冲赴制举》) 、“楚水多兰若 ， 何人事撷芳”(《送王师鲁协律赴湖南使幕》)这些高洁意象反映出一种身处逆境、独立不移的人品节操和精神境界 ，表达了他与屈原一脉相承的刚劲志节。
对屈原骚怨精神的继承更主要的体现在对巴楚文化及风物本身的体验和认同上，他对外物的感知有鲜明的哀怨色彩，“兰蕊残妆含露泣，柳条长袖向风挥”（《送春词》）将芳菲可人的春景渲染得何等凄丽，“夜泊湘川逐客心，月明猿苦血沾襟。湘妃泪竹痕犹在，从此因君染更深”（《酬端州吴大夫泊湘川见寄一绝》），月下的斑竹、啼血的哀猿及湘妃的清泪把诗人心中的那种忧伤，渲染到极限，读之令人潸然泪下。不仅如此，即使那些描写南地风情的诗篇，后面也往往拖着一条哀怨的尾巴。《竞渡曲》描绘热闹欢快的竞渡场面后，写道：“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采菱行》以轻盈的笔触写了秋月平湖、菱歌泛夜的场景，但在欢歌笑语、轻松明快之后诗人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逐客身份，结尾写道：“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至于那些咏古怀古之作，他把沉重的历史沧桑感和自身的生命悲剧感叹相融合在一起，同样令人黯然神伤。
旷达与自适——对骚怨精神的超越
千百年来，以封建文人为载体的贬谪文学一直在演绎着同一个主题——骚怨。屈原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自不必说，西汉贾谊贬为长沙太傅，追怀伤悼，为寿不长；南朝江淹贬官吴兴三年，畏惧忧戚，泣下沾襟；初唐名相张九龄罢为荆州长史，有瘴疠之叹、拘囚之思；平日豪气万丈的李白，一旦长流夜郎，也“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韩愈更是一贬而准备就死，凄楚地嘱咐侄孙“好收吾骨瘴江边”；柳宗元出为永州司马，悲苦填膺，无所寄托，于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 而刘禹锡在心头负载忧怨的同时，又能不被忧怨所拘笼，在万死投荒、量移无望的情况下，却以豪迈健劲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贬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贬谪诗歌昂扬、光明的新路经。
旷达 屈原所处的黑暗的历史现实与他的爱国理想的冲突构成了其悲剧生命。诗人在现实的挣扎中感到苦闷、孤独、愤懑以至强烈的失望，但仍持节不屈，在诗篇中反复申说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人格操守以及至死不悔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纤尘不染的人格注定了他不可能随波逐流，更不可能与世俗的丑恶同流合污。以芳洁自守的屈原最终选择投身汨罗、自我毁灭向整个污浊不堪的社会作了最后也是最有力的抗争，从而完成了他的悲剧命运，千载而下，犹为世人所感叹。
在贬谪遐荒的漫漫二十三年里，刘禹锡难免有过感伤和忧郁，但他从不降心辱志，而是能在思索中积极振起，并对现实人生和政治前途充满希望和信心。“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瞠视。”（《砥石赋》）借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和待时而起的雄心。“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酬元九侍御赠壁竹鞕长句》）借咏赞竹鞕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学阮公体三首》其一）、“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其二）的坚强不屈；“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的通脱自适；“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九首》其八)、“马思边草拳毛动 ，雕盼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 ， 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的圆融豁达 ，无不表现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诗人在贬谪生活中更多的学习了屈原“苏世独立” 、“横而不流”、“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刚强精神，有的是和屈原一样的对美好理想的执着与坚守，摒弃的是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有的是在专制政治压抑下自我意识的日渐觉醒和在历史残暴中自我保存能力的日趋增强，放弃的是像屈原一样执著于现实 ， 在剧烈的情感波涛中苦苦挣扎的倔强。正因为如此 ， 刘禹锡也才终于没有像屈原那样以身殉国、以死殉志 ， 而是顽强地活着，斗争着，精神境界也因此变得更加得辽阔。
自适 在被流放的日子里，屈原忍辱含垢，有志难伸，其眷恋君王、报效故国、拯物济世的热望与愤世嫉俗、傲岸不屈的精神如两条绳索紧紧缠绕着他，美政理想不能实现，存君兴国的抱负不能施展，空留下无边的痛苦和深广的忧愤使其始终无法摆脱。同样，在贬谪的岁月里，刘禹锡也有过悲伤与怨愤。但他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他所寄情的山水风物是明丽清新的。纵目洞庭，他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著名的《秋词二首》写得天朗气清，远胜春光，打破了千古悲秋的主题，凸现了诗人爽劲豪健的心境、奋发向上的精神。他眼里的民俗多是新奇可爱的。武陵人的端午竞渡，采菱御客，阳山祭神，在他的笔下，都被描绘得有声有色，充满欢快的气氛。“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踏歌行》四首）写得情趣昂然，体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
“竹枝词”原本是流行于巴蜀一带的民歌，在演唱时“幽怨恻怛，若有所深悲者”，很适合表达悲苦哀怨之情，容易勾起被贬谪者心中的失落之怨、乡关之愁。如白居易就曾写过《竹枝词》：“《竹枝》何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元稹也有《竹枝词》曰：“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呜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刘禹锡共有《竹枝词》十一首，虽有感于屈原《九歌》精神而作，但与《九歌》在内容上倾向于政治抒情不同，刘禹锡在《竹枝词》中主要是表现巴蜀一带自然风物和方俗民风，前者如：“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等，在诗人的笔下简直成了一副副意境幽深闲远的山水画卷。对当地方俗的描写则更多，这里有幽怨彷徨的蜀女情怀：“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有结伴出游踏青的纤腰少女：“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有高歌不歇的往来人群：“桥东桥西好杨柳，人去人来唱歌行”；也有别处少见的男耕女织的农家生活：“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与屈原那种借用神鬼以抒发政治怀抱的写法不同，他是直接取材于地方上的现实生活，因而显得更真实，也更具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可以说，正是贬地风土人情的真纯美抚慰了刘禹锡那颗受伤的心灵，而心灵得到抚慰的诗人，便更从容地发现了当地乡俗中的那份天然朴素的生态美。这是屈原的《九歌》所不具备的。可以说，这是刘禹锡对屈原骚怨精神苦发怨吟的一种超越。 刘禹锡正道直行，“忧国不谋身”，但却大半生“落魄不自聊”，偃蹇寡和，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便自然流露深沉的悲伤意绪和强烈的孤愤情怀。同时，他又能不沉溺于困厄的泥潭，而是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豁达乐观的情怀，豪劲坚忍的气质，通脱圆融的态度，超然自适的心灵，来面对多舛的命运，克服忧患，自我拯救，从而看到了生命中更多的美丽，开创了贬谪诗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刘禹锡这一诗歌风貌的底蕴，正是一种源于苦难现实并对现实苦难有所超越的精神，它体现了诗人对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生命力的坚韧不屈，从而也展现了历史重压下人性的顽强。
参考文献
1、《楚辞要论》褚斌杰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屈赋研究论衡》赵沛林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3、《〈文心雕龙〉译注——周振甫译注别集 》（南朝梁）刘勰著，周振甫译注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