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离骚范文1
离骚是一首“屈原的政治生涯传记”诗。以浪漫抒情的形式来叙事是其主要的风格。赋、比、兴三种修辞手法灵活穿插转换是其语言运用上的最大特点。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一离骚屈原原文翻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译文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子孙，我已去世的父亲字伯庸。
岁星在寅那年的孟春月，正当庚寅日那天我降生。
父亲仔细揣测我的生辰，于是赐给我相应的美名：
父亲把我的名取为正则，同时把我的字叫作灵均。
天赋给我很多良好素质，我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
我把江离芷草披在肩上，把秋兰结成索佩挂身旁。
光阴似箭我好像跟不上，岁月不等待人令我心慌。
早晨我在大坡采集木兰，傍晚在小洲中摘取宿莽。
时光迅速逝去不能久留，四季更相代谢变化有常。
想到草木不断地在飘零凋谢，不禁担忧美人也会日益衰老。
何不利用盛时扬弃秽政，为何还不改变这些法度?
乘上千里马纵横驰骋吧，来呀，我在前引导开路!
从前三后公正德行完美，所以群贤都在那里聚会。
杂聚申椒菌桂似的人物，岂止联系优秀的茝和蕙。
唐尧虞舜多么光明正直，他们沿着正道登上坦途。
夏桀殷纣多么狂妄邪恶，贪图捷径必然走投无路。
结党营私的人苟安享乐，他们的前途黑暗而险阻。
难道我害怕招灾惹祸吗，我只担心祖国为此覆没。
前前后后我奔走照料啊，希望君王赶上先王脚步。
你不深入了解我的忠心，反而听信谗言对我发怒。
我早知道忠言直谏有祸，原想忍耐却又控制不住。
上指苍天请它给我作证，一切都为了君王的缘故。
我们两个定好在黄昏成亲，你为什么在半途就改变心意了呢。
你以前既然和我有成约，现另有打算又追悔当初。
我并不难于与你别离啊，只是伤心你的反反复复。
我已经栽培了很多春兰，又种植香草秋蕙一大片。
分垄培植了留夷和揭车，还把杜衡芳芷套种其间。
我希望它们都枝繁叶茂，等待着我收割的那一天。
它们枯萎死绝有何伤害，使我痛心的是它们质变。
大家都拚命争着向上爬，利欲熏心而又贪得无厌。
他们猜疑别人宽恕自己，他们勾心斗角相互妒忌。
急于奔走钻营争权夺利，这些不是我追求的东西。
只觉得老年在渐渐来临，担心美好名声不能树立。
早晨我饮木兰上的露滴，晚上我用菊花残瓣充饥。
只要我的情感坚贞不易，形销骨立又有什么关系。
我用树木的根编结茝草，再把薜荔花蕊穿在一起。
我拿菌桂枝条联结蕙草，胡绳搓成绳索又长又好。
我向古代的圣贤学习啊，不是世间俗人能够做到。
我与现在的人虽不相容，我却愿依照彭咸的遗教。
我揩着眼泪啊声声长叹，可怜人生道路多么艰难。
我虽爱好修洁严于责己，早晨进谏晚上就被罢免。
他们攻击我佩带蕙草啊，又指责我爱好采集茝兰。
这是我心中追求的东西，就是多次死亡也不后悔。
怨就怨楚王这样糊涂啊，他始终不体察别人心情。
那些女人妒忌我的丰姿，造谣诬蔑说我妖艳好淫。
庸人本来善于投机取巧，背弃规矩而又改变政策。
违背是非标准追求邪曲，争着苟合取悦作为法则。
忧愁烦闷啊我失意不安，现在孤独穷困多么艰难。
宁可马上死去魂魄离散，媚俗取巧啊我坚决不干。
雄鹰不与那些燕雀同群，原本自古以来就是这般。
方和圆怎能够互相配合，志向不同何能彼此相安。
宁愿委曲心志压抑情感，宁把斥责咒骂统统承担。
保持清白节操死于直道，这本为古代圣贤所称赞!
后悔当初不曾看清前途，迟疑了一阵我又将回头。
调转我的车走回原路啊，趁着迷途未远赶快罢休。
我打马在兰草水边行走，跑上椒木小山暂且停留。
既然进取不成反而获罪，那就回来把我旧服重修。
我要把菱叶裁剪成上衣，我并用荷花把下裳织就。
没有人了解我也就罢了，只要内心真正馥郁芳柔。
把我的帽子加得高高的，把我的佩带增得长悠悠。
虽然芳洁污垢混杂一起，只有纯洁品质不会腐朽。
我忽然回头啊纵目远望，我将游观四面遥远地方。
佩着五彩缤纷华丽装饰，散发出一阵阵浓郁清香。
人们各有自己的爱好啊，我独爱好修饰习以为常。
即使粉身碎骨也不改变，难道我能受警戒而彷徨!
姐姐对我遭遇十分关切，她曾经一再地向我告诫。
她说“鲧太刚直不顾性命，结果被杀死在羽山荒野。
你何忠言无忌爱好修饰，还独有很多美好的节操。
满屋堆着都是普通花草，你却与众不同不肯佩服。
众人无法挨家挨户说明，谁会来详察我们的本心。
世上的人都爱成群结伙，为何对我的话总是不听?”
我以先圣行为节制性情，愤懑心情至今不能平静。
渡过沅水湘水向南走去，我要对虞舜把道理讲清：
“夏启偷得《九辩》和《九歌》啊，他寻欢作乐而放纵忘情。
不考虑将来看不到危难，因此武观得以酿成内乱。
后羿爱好田猎溺于游乐，对射杀大狐狸特别喜欢。
本来淫乱之徒无好结果，寒浞杀羿把他妻子霸占。
寒浇自恃有强大的力气，放纵情欲不肯节制自己。
天天寻欢作乐忘掉自身，因此他的脑袋终于落地。
夏桀行为总是违背常理，结果灾殃也就难以躲避。
纣王把忠良剁成肉酱啊，殷朝天下因此不能久长。
商汤夏禹态度严肃恭敬，正确讲究道理还有文王。
他们都能选拔贤者能人，遵循一定准则不会走样。
上天对一切都公正无私，见有德的人就给予扶持。
只有古代圣王德行高尚，才能够享有天下的土地。
回顾过去啊把将来瞻望，看到了做人的根本道理。
哪有不义的事可以去干，哪有不善的事应该担当。
我虽然面临死亡的危险，毫不后悔自己当初志向。
不度量凿眼就削正榫头，前代的贤人正因此遭殃。”
我泣声不绝啊烦恼悲伤，哀叹自己未逢美好时光。
拿着柔软蕙草揩抹眼泪，热泪滚滚沾湿我的衣裳。
铺开衣襟跪着慢慢细讲，我已获得正道心里亮堂。
驾驭着玉虬啊乘着凤车，在风尘掩翳中飞到天上。
早晨从南方的苍梧出发，傍晚就到达了昆仑山上。
我本想在灵琐稍事逗留，夕阳西下已经暮色苍茫。
我命令羲和停鞭慢行啊，莫叫太阳迫近崦嵫山旁。
前面的道路啊又远又长，我将上上下下追求理想。
让我的马在咸池里饮水，把马缰绳拴在扶桑树上。
折下若木枝来挡住太阳，我可以暂且从容地徜徉。
叫前面的望舒作为先驱，让后面的飞廉紧紧跟上。
鸾乌凤凰为我在前戒备，雷师却说还没安排停当。
我命令凤凰展翅飞腾啊，要日以继夜地不停飞翔。
旋风结聚起来互相靠拢，它率领着云霓向我迎上。
云霓越聚越多忽离忽合，五光十色上下飘浮荡漾。
我叫天门守卫把门打开，他却倚靠天门把我呆望。
日色渐暗时间已经晚了，我纽结着幽兰久久徜徉。
这个世道混浊善恶不分，喜欢嫉妒别人抹煞所长。
清晨我将要渡过白水河，登上阆风山把马儿系着。
忽然回头眺望涕泪淋漓，哀叹高丘竟然没有美女。
我飘忽地来到春宫一游，折下玉树枝条增添佩饰。
趁琼枝上花朵还未凋零，把能受馈赠的美女找寻。
我命令云师把云车驾起，我去寻找宓妃住在何处。
解下佩带束好求婚书信，我请蹇修前去给我做媒。
云霓纷纷簇集忽离忽合，很快知道事情乖戾难成。
晚上宓妃回到穷石住宿，清晨到洧盘把头发洗濯。
宓妃仗着貌美骄傲自大，成天放荡不羁寻欢作乐。
她虽然美丽但不守礼法，算了吧放弃她另外求索。
我在天上观察四面八方，周游一遍后我从天而降。
遥望华丽巍峨的玉台啊，见有娀氏美女住在台上。
我请鸩鸟前去给我做媒，鸩鸟却说那个美女不好。
雄鸠叫唤着飞去说媒啊，我又嫌它过分诡诈轻佻。
我心中犹豫而疑惑不定，想自己去吧又觉得不妙。
凤凰已接受托付的聘礼，恐怕高辛赶在我前面了。
想到远方去又无处安居，只好四处游荡流浪逍遥。
趁少康还未结婚的时节，还留着有虞国两位阿娇。
媒人无能没有灵牙利齿，恐怕能说合的希望很小。
世间混乱污浊嫉贤妒能，爱障蔽美德把恶事称道。
闺中美女既然难以接近，贤智君王始终又不醒觉。
满腔忠贞激情无处倾诉，我怎么能永远忍耐下去!
我找来了灵草和细竹片，请求神巫灵氛为我占卜。
“听说双方美好必将结合看谁真正好修必然爱慕。
想到天下多么辽阔广大，难道只在这里才有娇女?”
“劝你远走高飞不要迟疑，谁寻求美人会把你放弃?
世间什么地方没有芳草，你又何必苦苦怀恋故地?
世道黑暗使人眼光迷乱，谁又能够了解我们底细?
人们的好恶本来不相同，只是这邦小人更加怪异。
人人都把艾草挂满腰间，说幽兰是不可佩的东西。
对草木好坏还分辨不清，怎么能够正确评价玉器?
用粪土塞满自己的香袋，反说佩的申椒没有香气。”
想听从灵氛占卜的好卦，心里犹豫迟疑决定不下。
听说巫咸今晚将要降神，我带着花椒精米去接他。
天上诸神遮天蔽日齐降，九疑山的众神纷纷迎迓。
他们灵光闪闪显示神灵，巫咸又告诉我不少佳话。
他说“应该努力上天下地，去寻求意气相投的同道。
汤禹为人严正虚心求贤，得到伊尹皋陶君臣协调。
只要内心善良爱好修洁，又何必一定要媒人介绍?
傅说拿祷杵在傅岩筑墙，武丁毫不犹豫用他为相。
太公吕望曾经做过屠夫，他被任用是遇到周文王。
宁戚喂牛敲着牛角歌唱，齐桓公听见后任为大夫。
趁现在年轻大有作为啊，施展才能还有大好时光。
只怕杜鹃它叫得太早啊，使得百草因此不再芳香。”
为什么这样美好的琼佩，人们却要掩盖它的光辉。
想到这邦小人不讲信义，恐怕出于嫉妒把它摧毁。
时世纷乱而变化无常啊，我怎么可以在这里久留。
兰草和芷草失掉了芬芳，荃草和惠草也变成茅莠。
为什么从前的这些香草，今天全都成为荒蒿野艾。
难道还有什么别的理由，不爱好修洁造成的祸害。
我还以为兰草最可依靠，谁知华而不实虚有其表。
兰草抛弃美质追随世俗，勉强列入众芳辱没香草。
花椒专横谄媚十分傲慢，茱萸想进香袋冒充香草。
它们既然这么热心钻营，又有什么香草重吐芳馨。
本来世态习俗随波逐流，又还有谁能够意志坚定?
看到香椒兰草变成这样，何况揭车江离能不变心。
只有我的佩饰最可贵啊，保持它的美德直到如今。
浓郁的香气难以消散啊，到今天还在散发出芳馨。
我调度和谐地自我欢娱，姑且飘游四方寻求美女。
趁着我的佩饰还很盛美，我要周游观访上天下地。
灵氛已告诉我占得吉卦，选个好日子我准备出发。
折下玉树枝叶作为肉脯，我舀碎美玉把干粮备下。
给我驾车啊用飞龙为马，车上装饰着美玉和象牙。
彼此不同心怎能配合啊，我将要远去主动离开他。
我把行程转向昆仑山下，路途遥远继续周游观察。
云霞虹霓飞扬遮住阳光，车上玉铃丁当响声错杂。
清晨从天河的渡口出发，最远的西边我傍晚到达。
凤凰展翅承托着旌旗啊，长空翱翔有节奏地上下。
忽然我来到这流沙地段，只得沿着赤水行进缓缓。
指挥蛟龙在渡口上架桥，命令西皇将我渡到对岸。
路途多么遥远又多艰险，我传令众车在路旁等待。
经过不周山向左转去啊，我的目的地已指定西海。
我再把成千辆车子聚集，把玉轮对齐了并驾齐驱。
驾车的八龙蜿蜒地前进，载着云霓旗帜随风卷曲。
定下心来啊慢慢地前行，难控制飞得远远的思绪。
演奏着《九歌》跳起《韶》舞啊，且借大好时光寻求欢娱。
太阳东升照得一片明亮，忽然看见我思念的故乡。
我的仆从悲伤马也感怀，退缩回头不肯走向前方。
尾声：“算了吧!
国内既然没有人了解我，我又何必怀念故国旧居。
屈原离骚范文2
很多读者和研究者以及教古典文学的教师都认为《离骚》开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几句很乏味。古典文学教师教到这里时，都是仅仅就字面进行简单的诠释呈现给学生，觉得就够了，总认为屈原这一自报家门的陈述，像是现代人填履历表一样，非常枯燥，没有什么值得研究和进一步深入分析的价值。其实这几句对屈原和对《离骚》都非常重要，它们是全诗的重点句和灵魂句，对诗的内容和人物形象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点出屈原具有爱国的赤诚之心和内质美的本质，是贯穿全诗的思想和情绪。所以我认为这几句诗很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层次的分析。
一、屈原与古帝高阳的关系
屈原说他是古帝高阳氏的子孙。 “高阳”是颛顼当帝王时的称号，楚国人都把颛顼当作自己的祖先。当时楚国有屈、景、昭三大姓氏，屈氏是楚国的三大姓氏之一，所以屈原认为颛顼就是自己的祖先。屈原同时认为自己既是祖先生命的延续者，也是其情操和灵魂的承载者，祖先的灵魂就是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灵魂就是祖先的灵魂，古帝高有美好的心灵，屈原也必然有之。屈原的内质美不是推理出来的，而是祖上承传下来的一种互相渗透关系。屈原非常看重自己与颛顼的这种关系，因为他很注重自己的高尚人格培养和美好内质塑造。由于他与颛顼的这种互相渗透关系，他始终保持自己的人格高尚和内质美好，他坚信自己的人格不可能低下，内质不可能变坏，如果他失去了个人人格的高尚和内质的美好，他就另类了，异种了，也不配为颛顼的子孙了。由于有了这种强烈的意识感，人自然就有了自尊、自爱、自重之心。
“朕皇考曰伯庸。”这一句，“朕”即“我”（在秦朝以前即“我”，秦朝以后为“皇上”之意），“皇考”一般理解为“父亲”，在这里可以理解“伯庸”是屈原父亲的名字，但也有人认为“伯庸”是楚国的太祖，父亲亦好，太祖亦好，反正都是屈原的先辈，是屈原敬仰的人。屈原在这里不是介绍自己的身世，而是包含着这样的意义：颛顼是我的祖先，是一个非常有德之人；伯庸是我的父亲或太祖，也是一个非常有德之人，我也跟他们一样，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绝对不与你们这些佞臣同流合污的。还有一层意思是：屈原认为，我的祖先颛顼和我的父亲或太祖以及我都是楚国人，楚国就是我的命根子，我永远热爱我的楚国，楚国与我同命运。可见，前辈给晚辈一个好榜样是起到正能量的作用的，晚辈也往往为前辈的高尚而骄傲自豪，从而更加积极向上。
二、屈原与楚国的关系
颛顼既是楚国的祖先也是屈原的祖先，这就使屈原在下意识中与楚国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屈原与孔子不一样，屈原热爱自己的祖国（楚国）非常赤诚，而孔子并不忠于自己的祖国（鲁国），而是离开自己的祖国，去周游列国，另找自己的出路——游说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便获得各诸侯国君主的赏识和采纳，以求获得赐予官位。屈原无论是在其内在意识上还是在其实际行为上都与楚国构成一种坚不可摧的整体，楚国的命运就是他自己的命运，楚国好他则好，别人伤害了楚国也就是伤害了他，楚国被攻打沦陷，他的精神也就被打垮和崩溃。据史料记载：屈原受谗被去职被流放后并未自杀，而是在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都郢，他看到楚国的政治腐败，濒于灭亡，自己又无力挽救，个人的政治理想已无法实现，遂含恨投汨罗江。就在秦军攻破楚国的郢都，楚国将灭亡之时，屈原的内在意识和实际行为就是自杀，认为这是上天的意志安排的，自己投江自杀是顺应上天的意志的，是符合天理的行动的。这就证明屈原一生都与楚国结成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由此可见，屈原的爱国主义绝对不能理解为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儒家的忠君爱国是君臣伦理关系，君主代表国家，而且国家是君主唯一一个人所有的，其余的成员都受君主残酷统治和压迫，为国人的只有忠君，才是算爱国，其核心思想就是为君尽忠。在这种伦理道德思想支配下，人人都得进行道德人格塑造——做忠君的忠臣、良将和良民，以免被后人唾骂。而屈原的爱国主义是母子关系，自己与自己的祖国是共生的，屈原的这种爱国情感无论何时何地何况，都是不能割舍和摆脱的，始终是难舍难分的母子情感关系。
三、屈原的生辰及名字的涵义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一句，我们只知道屈原是哪年哪月哪日出生还是有欠缺的。我们应体会到，屈原对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具有那么一种神秘的感觉和幻想的，认为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是那么美好和那么巧合——寅年寅月寅日生，非同一般人，那一定是个出类拔萃的国家栋梁之才。我们读《易经》便可体会到：古人们没有我们现代人对日期认识那么单纯，他们对时间的认识往往要与大自然的现象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和想象，然后才加以认定。他们认为人既生活在时间里也生活在大自然里，所以一个人的生辰和命运是与自然现象，如日起日落，月亏月圆，斗转星移，一年四季与自然景色的变化，风雨雷电雪霜雾的天气变化有联系的。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从这些诗句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的父亲要给屈原起名时，非常看重其儿子的生辰，他首先非常仔细揣测其儿子的生辰，感觉这孩子的生辰又巧又好非常吉利，孩子长大后一定大有作为，遂赐给儿子相应的美名，其名取为“正则”，其字叫“灵均”。“正则”之“正”，一是指屈原的自然属性，首先他是颛顼和伯庸的后代，是血统之纯“正”，再是生于寅年寅月寅日，生辰之“正”；二是指屈原的社会属性，暗含他将来一定是正己守道、正大光明、正直无邪、正正堂堂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人。他的字“灵均”的“灵”可解为“灵巧”即“聪慧灵敏”。“均”即“均匀、公平、公正、全面、和谐、通达”之意，表示做人处事不亢不卑，不偏不倚，这就成了他胸怀坦荡、气度宏大的做人标准。
参考文献：
[1]屈原.楚辞＼[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6.
屈原离骚范文3
汉代第一个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研究评价的是淮南王刘安。刘安对屈原作品作过精深的研究,《汉书・淮南王传》载:“淮南王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这部《离骚传》今已失传,王逸的《楚辞章句》载班固的《离骚叙》中提到:“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然泥而不滓。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汉人眼里,《诗经》作为五经之首,是颇能表现儒家教义的经典,刘安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谈《诗经》和《离骚》的关系的。刘安指出了《离骚》兼有《国风》“好色”、《小雅》“怨悱”的特点,这一点极具开创性意义,突显了《离骚》等同于儒家经典的重要价值。作为把屈原的作品与儒家经典联系起来的第一人,刘安评屈骚确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太史公曾引用了刘安评屈原的话,突出了屈原的高尚峻洁的人格与怨悱之情。
两汉之际的扬雄,是一位辞赋家,也是一位经学家。据《汉书・扬雄传》说,扬雄以为“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创作了《反离骚》等赋体作品。《反离骚》的创作动机,是扬雄读《离骚》“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也就是说扬雄是感于屈子的悲剧结局,才产生了作《反离骚》以吊屈原的念头的。然而,扬雄的崇圣、尊经的思想观念,又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对屈原行为方式采取否定的态度。《论语・述而》记孔子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易・乾卦》说:“潜龙勿用”;《诗经・大雅・民》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因此,扬雄对屈原的以死报楚不以为然,“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汉书》扬雄本传)在《反离骚》中又谓“昔仲尼之去鲁兮,斐斐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扬雄认为屈原应当怀瑾握瑜,效法孔子的榜样,“周迈”天下之后,“终回复于旧都”,尽其所能而有所作为。扬雄以圣人、经典为参照来论屈骚,可以说为汉代士阶层树立起一种新的处世原则。随着经学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日益加强,士人的角色、自我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统治存在的不可变更,并与之适应;另一方面,作为掌握文化知识的阶层,他们又试图参与政治,对政治、君主有所助益。扬雄重新审视了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士”的生存之道,承认士之“遇”与“不遇”的存在,面对“不遇”这种困境时,全身自守,等待“遇”的时机以实现人生的价值。
班固评价屈原及其作品的《离骚序》,见录于王逸《楚辞章句・叙》之末,其中说:“……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阍、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固不赞成的是屈原处浊世而自伤的行为方式,对他的才华与品格不无惋惜之意。他批评《离骚》有“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的缺欠,这也是他批评屈原的行为方式的依据。班固主要生活于明帝、章帝时期,他整理编撰的《白虎通义》,是一部诸儒讲议五经并由章帝亲自裁定正误的经学文献,其核心问题就是要树立君权,维护君权。在这种思想的约束下,班固信奉的只能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了,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也就不能不囿于这一规范。在班固看来,屈原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国君的关系,“强非其人”,自然“非明智之器”,更谈不上“与日月争光”了。
屈原离骚范文4
《离骚》的主要艺术特色
（一）浓烈的激情和奇幻的想象在对《离骚》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时，其基本前提在于深入了解《离骚》所表现的社会内容。在其抒发的思想情感中，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着直接联系，但在全文的艺术表现上，则是摆脱了以往的情感束缚，通篇以自由驰骋、文字洒脱体现出作者的思想情感，并由此进入想象境界、奇幻神异［4］。《离骚》的前半篇是作者对自己的往事、身世、理想、遭际进行的回忆，主要以写实为主，但在表现作者奇特想象的过程中，则是通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是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等诗句，通过比兴的手法来夸饰自己的美好品质。在《离骚》的后半篇中，主要写作者对今后道路的探索，在充分表达作者忠贞深沉的爱国情感时，通过大胆、夸张的想象，上天入地、蓬勃飘逸，将自己的爱国激情表达出来。诗人满腔的爱国情怀，积极踊跃的追求理想，最终换以失望结果。面对自己内心强烈的情感与残酷的现实，在展示作者自己心路历程的同时，更多地表达了自己的无奈。
（二）峻洁纯美、独立不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离骚》作为一首抒情诗，主要以诗人屈原的平生自序为主，作为楚国贵族，屈原自身有着崇高的理想、独立不屈的人格以及异常浓烈的情感，而这些都是抒情主人公超凡脱俗的完美体现［5］。在对屈原自身的描写中“帝高阳之苗裔”，又于寅年寅月寅日出生，身世高贵而出生奇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是以为佩……”作为一个出身高贵的楚国贵族，屈原有着非凡的才能与完美的品质，再加上他有着远大的理想与志向，很大程度上使其趋于完美。在作者自序中，将多种美好品质集于一身，在凸显作者超凡脱俗的爱国形象时，还进一步体现出作者追求理想、坚贞不屈的性格特征。面对当时昏庸无能的朝廷统治，作者报国无门却被无端谗害、流放，即使这样仍没有放弃自己的报国理想，反而更加注重自己品质修养。由此可见，在《离骚》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主要体现在作者独立不屈、纯洁完美的精神实质。
（三）比兴手法的拓展《诗经》开创了比兴手法，屈原在《离骚》中对其进行了继承并作出了相应的扩展。王逸《楚辞章句》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从该评价中能够看出，《离骚》在很大程度上对比兴手法进行了开拓，通过准确、形象的喻像来突出作者的内心感情，在连续使用比兴手法的同时，还能将长诗中的喻像、喻体各自独立的单纯比喻合为一体，熔铸成浑融的艺术境界，使其具有象征意义。
（四）结构语言方面的特点作为我国古代篇幅最长的抒情诗，读者在对《离骚》进行分析时，应从前后两个方面出发。诗作的前一部分以作者自己的往事回顾为主，后一部分以作者对实现理想的探索为主，前一部分多数以写实为主，后一部分大体上以写虚为主。前后两部分虚实结合、回环往复，抒情写志淋漓尽致。再加上后一部分作者着重描写了奇幻境界，进一步推动了诗作的情感起伏与艺术升华，尽情挥洒了作者内心的思想情感。在诗作的形式及语言方面，屈原将民歌与散文结合，使其在原有的基础上形成了长短不拘、韵散相间的文学表达形式。与此同时，在《离骚》的后半篇中，主要以诗人的思想活动为主，且通过主客问答、铺排描写的形式，这对汉赋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此外，《离骚》语言丰富，运用了大量的双声与叠韵，在提高诗歌情感境界的同时，也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离骚》的美学特征
诗人在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过程中，主要以真实情感与想象情感编织的意境为主，在产生情感时，实境是整个情感产生的基础，而幻境则是情感自身发展的需要［6］。需要注意的是，幻境产生的基本前提在于作者内心的情感需要，在达到美不胜收的效果时，同样离不开作者自身的想象。在对屈原进行点评时，刘勰曾在《文心雕龙》里提到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他认为，真正称得上浪漫主义的作品，除了在内容上符合实幻结合的特点外，还应在表现形式上体现出一定的奇特，只有这样才能将作品比喻成奇花异朵，才能将其更好的种植到现实的土壤中，达到展现作品思想的目的。《离骚》创作的过程，正是符合了“幻想与真实相结合”的特点，使其成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作。《离骚》作为抒情诗中的佼佼者，其优势在于作者抒情的过程中，摒弃了传统抒情中一味地用情感表达的模式。在情感抒发的激烈处，诗人总会通过想象出来的幻境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在缓冲自己内心激烈的情感同时，还能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在这种平和的心态下，诗人通过绚丽多姿的幻境，在帮助诗人回归平静的同时，还能使诗人恢复到情感激荡状态，由此不难看出，在诗人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过程中，其情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虚实之间不断地起伏，在推动诗歌情感层次的同时，还能使诗人自身的情感通过和谐的方式宣泄出来，而情感的急缓与意境的虚实张弛，使其能够在情感表达上达到和谐一致，实现情感与意境的高度统一。
结语
屈原离骚范文5
关键词： 《离骚》 悲剧美 命运感 崇高感
《离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最深刻、最伟大的悲剧。它不仅是屈原的个人悲剧，而且是楚国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它以自己独特的构思、独特的语言、独特的创作方法，塑造了一个极为完美动人的伟大爱国诗人的自我形象，集中地表现了屈原的思想、性格和政治理想，及其为之奋斗、失败乃至毁灭的过程，曲折地表现屈原所处的时代特点和社会矛盾，使人的灵魂受到极大的震撼，从而得到净化与升华。它不仅以悲哀、忧郁的色彩引起人们深沉的思考和探索，而且又以深刻的哲理、壮美的诗情、瑰丽的形象、英雄的格调给人以崇高感，使人们受到教育和鼓舞。
一、《离骚》悲剧的土壤
西方美学一般认为：悲剧的产生多是因为人的性格因素，如嫉妒、残暴、猜疑、自负等。这一观点可以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如《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中得到证明。但《离骚》则不是这样。他重在揭示悲剧的社会根源，即产生悲剧的土壤。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七雄争霸的时代。而在七雄中，实际上只有北方的秦、齐与南方的楚三国势均力敌。特别是秦孝公，对内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对外采用连横策略，国势日强，先后打败了韩、赵、魏三国后又加紧对楚国进攻。而地理条件优越的楚国，在楚悼王时，任用吴起为相，实行变法富国，足以与秦国抗衡。可惜悼王死后，吴起即被贵族反动势力谋杀。其变法路线也随之被抛弃。自此楚国昏君当政，小人专权，“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一直走下坡路了。而屈原正是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这么一个国家。
屈原博闻强记，长于辞令，才华过人，又与楚王同姓。开始，楚王非常信任他。他二十五岁就被任命为左徒，参与议论国家大事，起草文件，号令，接待宾客和处理各种外交问题。他审时度势，力图顺应历史潮流，辅助怀王。他主张在内政上效法禹汤文武，举贤任能、修明法度，以实现其美政理想；对外主张合纵，联齐抗秦，统一天下。所谓“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楚国完全有统一全国之可能。然而在楚国统治集团内部是充满激烈斗争的。以上官靳尚为代表的旧贵族顽固派，对屈原的主张和行动进行了疯狂的攻击，他们进谗言，蔽昏君，施诡计，离间屈原与楚王的关系。有一次屈原拒绝上官大夫“夺宪”的无理行径，上官就趁机在楚怀王面前挑拨，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不久就黜免他左徒之职，降为三闾大夫。随后怀王又中了秦使张仪“献商于之地”的诡计，竟按照秦的旨意与齐绝交，齐楚联盟被拆散。楚王发现上当，但后悔已晚，一怒之下，两次出兵攻秦，不但损兵折将，而且失去汉中。
此后，怀王更加昏聩无能、毫无主见，颠颠倒倒，反反复复，在军事上屡屡失败，在外交上屡屡听从秦的摆布，在内政上听信靳尚、郑袖、子兰等小人的怂恿与挑拨，拒绝屈原的忠告，最后自己也落个“客死于秦而归葬”的下场。及至顷襄王熊横即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其形势比怀王时代更糟。在子兰的挑拨下，顷襄王竟对怀抱“存君兴国之志”的屈原“怒而迁之”，将屈原放逐到今天的湖北南部、湖南北部一带，孤独漂泊了九年。屈原的《离骚》就诞生在他第二次流放期间。
因此，战国诸侯争霸的战争风云，特别是楚国与秦齐等国军事外交的角逐，楚国统治集团内部进步派与顽固派力量斗争的消长，楚王对屈原的态度变化及处置：从任之――怒之――疏之――黜之到迁之，都曲折地、艺术地反映在《离骚》里。可以说，《离骚》是楚国当时的一面镜子。总之，一是哲王“不寤”，二是“众皆竞进以贪婪”，三是“世溷浊而嫉贤”，四是“吾不能变心以从俗”，是屈原悲剧诞生的土壤。
屈原这种把悲剧归因于社会，比西方归因于性格的观点，更深刻、更震撼人心，因而更有价值。太史公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个“怨”不仅是屈原个人之怨，而且也是国家之怨，民族之怨，时代之怨。这种怨，既反映在《离骚》的内容里，也表现在其命名上。太史公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是说，离骚，就是遭遇忧愁啊。可见，题目的本身就含有浓重的悲剧色彩。
二、《离骚》悲剧的核心
黑格尔说：“悲剧的核心在于矛盾冲突。”这一思想无疑是我们分析悲剧的一把钥匙。恩格斯则进一步作了精辟的论断：“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根据这个论断，我们可理解为“悲剧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历史的必然要求是理想，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则是现实。它在表现矛盾冲突时，一方面要求真，要求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表达真实的感情；另一方面，它要求表现为追求理想的大无畏气慨和崇高的牺牲精神，即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矛盾冲突构成了悲剧的核心内容。
那么离骚的悲剧冲突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屈原与灵修（楚王）、党人（上官靳尚）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是楚国统治集团内部进步派与顽固派的斗争。《离骚》艺术地表现了这一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现实抗争、天国寻梦和以死报国三个方面。
现实抗争。首先，诗人叙述了自己的世系名字、性格、才能、修养、愿望和与楚王的密切关系。他凭这样的优势和条件，旗帜鲜明地宣布以尧舜禹汤为榜样，遵循先王之正道，指斥苟且偷乐、幽昧险隘的党人，表示了毫不动摇、斗争到底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其次，屈原“滋兰之九畹”、“树蕙之百亩”，培养人才，聚集贤能，以图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而那些党人们却“竞进以贪婪，凭不厌乎求索”，“怒己以量人”、“兴心而嫉妒”、“嫉余之娥眉”、“谣诼谓余以善淫”，一时谣言四起，黑云压城。在党人的压力下，众芳芜秽，人才变节。而即楚王则“不察余之中情”、“终不察夫民心”，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残酷性和导致悲伤的必然性。
再次，诗人在无可奈何之际，只得假托仆人女的责备和自己向重华申诉，以表明自己所作所为是依据“前圣”而又切合实际的，然后再举出夏启、夏桀的历代昏君与商汤、武王的历代明君正反治国的事实相对比，来证明自己品质的高贵、主张的正确和斗争的坚决。但终因楚王昏聩、党人猖獗而失败。
天国寻梦。屈原在现实的斗争中失败了，但他怎能甘心呢？为了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他决心入天国寻梦。“驷玉虬以乘兮，溘埃风余上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克服了人间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满怀希望来到天国门口，请帝阍――守门人开门，而帝阍只是“倚阊阖而望予”，对诗人的要求置之不理。诗人这才认识到：天国原来也一样“溷浊而嫉贤”。无可奈何，屈原来到天国高丘，因无女无才而悲哀，只好转而“相下女”了。于是一求宓妃，二求有之佚女，三求有虞之二姚，结果呢，或因其淫游无礼，或因理弱媒拙，皆以失败而告终。
但诗人“焉能与此终古”？摆在屈原面前有两条路。“去楚求合”：“何所独无芳草兮，而何怀乎故宇”？即离开楚国寻找志同道合的人；而巫咸则劝他“留楚求合”：“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之所同”，要像伊尹、皋陶、姜尚、宁戚那样耐心等待，就定会遇到商汤、夏禹、周文王、齐桓公那样的明君。但究竟是去是留？何去何从？诗人陷入痛苦之中。这样，就异常深刻地揭示屈原灵魂深处的苦闷与悲愁。经过痛苦的思索，诗人认识到：既然党人“嫉妒”、“专佞”、“慢”、“谣诼”，陷害忠良；既然连自己苦心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改变气节，“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那么“留楚求合”已毫无希望。因而诗人决心“及年岁之未晏”，“去楚求合”：按照灵氛的劝告，“周流观乎上下”，“远逝以自疏”。于是诗人“道夫昆仑”，由天津到西极，涉流沙、遵赤水、经不周、指西海，听《九歌》，看《舞韶》，姑且借此良辰而娱乐。正当诗人飞升到光明灿烂的天宇时，“忽临睨夫旧乡”这一下可不得了：“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故国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都在吸引着他。
以死报国。诗人又回到现实中来。诗人用拟人与衬托手法，极写仆夫之悲哀与余马之伤怀，以至都再也不愿前进了。既然去楚不忍，留楚又“国无人，莫足以为美政”，而屈原与那般党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又不可调和，君王又始终不悟，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就迫使诗人“将从彭咸之所居”，发誓投江以殉国。
屈原言必信，行必果。在这一年的夏历五月五日，“于是怀石，遂投汩罗以死”，这就是屈原的悲剧。在这里，屈原将人生悲剧与艺术悲剧有机而深刻地统一起来。春秋时，早有“楚才晋用”之故事，战国时“忠臣去国，不污其节”，朝秦暮楚乃司空见惯。况且，像屈原这样旷世奇才，又处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壮志难酬的逆境中，离开故土，远适异国以求出路，不仅是可能的，亦是可以理解的。但屈原决不这样做，足见其人格之崇高与忠贞，灵魂之美丽与伟大。
这正如法国的悲剧理论家圣・艾弗蒙所说：“在悲剧中，我们追求的目标，首先应该是完善地表现人类灵魂的伟大，这种伟大，在我们的心中激起一种温情的赞赏。通过这种温情的赞赏，我们感到心智的喜悦；我们的勇气得到鼓舞，我们的灵魂得到深深的感动。”正因为如此，屈原悲剧的影响，贯穿于屈原身后的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农历五月五日――这个纪念屈原的端午节，历数千年而不衰，就是一个明证。为一个人物演绎成一个盛大的民族节日，在中外历史上是罕见的。每逢这个节日，全国特别是南方许多水上人家赛龙舟，吃粽子，插艾草等，就是对屈原的最深切的缅怀和纪念。可见屈原悲剧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啊！因而屈原的品质与精神已成为影响和构成我们民族精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三、《离骚》审美的命运感和崇高感
《离骚》正是通过屈原与楚王、党人间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这既是现时的发展，又是理想的归宿。现实的残忍与理想的崇高的统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这就是悲剧的美学本质。在《离骚》里，丑恶的现实与崇高的理想，深沉的理智与火热的感情，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既冲突，又补充；既斗争，又统一，形成绚烂多姿、震撼人心的壮美境界，激发出净化灵魂的伟大力量，引起人们强烈的审美感受和感情共鸣。
现实与理想是悲剧的两大要素。它们在审美上表现为命运感和崇高感。命运感是现实，忠诚地描写现实的一切，忠诚地表现自己感情，这就是真；崇高感是坚持真理九死不悔、举贤任能实现美政的伟大精神，这就是善，同时也就是美。《离骚》命运感与崇高感复杂交织，创造了第一流的悲剧境界。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的伟大痛苦，或伟大人物的死亡。”屈原的举贤任能统一天下的美政理想，是符合历史要求的，然而在现实中又是不能实现的。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屈原站在时代的前面，看清了历史的必然要求，提出自己的美政主张。但他不处在变革历史的主导地位，作为一个才华横溢、正道直行、挚爱祖国的诗人，就会强烈感受到不能实现的痛苦，这是很自然的。先知先觉并不能减少痛苦，而只会增加痛苦。历史的要求是必然的，但其实现需要过程，有时是漫长的过程，要求无数的牺牲与祭品。而屈原毕竟先知先觉了，于是他痛苦、奋争，上下求索，九死不悔。这种奋争总会鼓舞人们爱国爱民、坚持真理、敢于斗争，从而加速历史进程的。即使毫无成效，也总是悲壮的，也总是显示了人的尊严与价值。因而这种痛苦是“伟大的痛苦”，这种死亡是“伟大的死亡”。诗人真诚地描绘了这种痛苦和死亡的过程。
《离骚》的世界是一个由非凡的境界、非凡的事件、非凡的人物、非凡的想象、非凡的情节有机组成的瑰丽世界。这个世界充分揭示：屈原的“内美”品质、“美政”理想等有价值的东西，在党人的打击与屈原的流放中，怎样被毁灭；所以具有强烈的崇高感，本质上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这就使读者从平庸中脱离进入一个非凡的浪漫境界，体验强烈的感情。屈原的精神境界愈崇高、愈深刻，他的毁灭就愈悲壮，愈撕裂人心，就愈能使读者的灵魂超越自我，升华到更高层次。
悲剧的毁灭效应之所以如此强烈，就因为悲剧首先使人恐惧和怜悯。在《离骚》里，毁灭屈原美政理想的，不仅有现实生活中的上官、靳尚、子兰一帮党人及其靠山楚王，而且还有天国中的守门人帝阍；对屈原不理解的，不仅有现实中的诗人之仆女，而且还有善于求神占卜的灵氛等。也就是说，从人间到天国，以至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在毁灭屈原的理想，因而就使人感到恐惧，对屈原感到怜悯。然而环境愈是险恶，命运愈是恶劣，屈原就更为坚贞不屈，抗争到底。因而屈原的抗争就显得更为崇高、伟大、悲壮。这种毁灭不仅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罪过，而且还具有一种超社会、超人间、超自然的力量，似乎宇宙间有一种人的意志无法控制、人的理性也无法理解的力量，它颠倒善恶是非，毁灭了美的化身――屈原。这就给人一种命运感。这种无形的毁灭力量比有形的坏人作恶更使人恐惧。而屈原并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从而给人以更强烈的崇高感。
因此，屈原的肉体虽然被毁灭了，但屈原的坚持真理挚爱祖国的伟大形象永远鼓舞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这就是直到现在中华民族每年都要纪念屈原的原因，这就是《离骚》悲剧的美学意义。总之崇高感与命运感的最完美的结合，是《离骚》悲剧的的最显著的特点。
四、《离骚》的创作手法与悲剧氛围
《离骚》悲剧之所以震撼人心，影响久远，还由于屈原在忠于现实的基础上，运用了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将理想现实化。通过虚构假托的故事，或神话寓言的形式，运用象征拟人的手法打破现实生活的正常格局，突破了人与神的界线、人与自然的界线，人与动植物的界线，把非现实的超人式理想世界，展示给读者，曲折地表现现实生活某类人物的典型性格，诸如女斥詈、天国求贤、向重华陈词、叩帝阍见阻，求宓妃不得，求灵氛、巫咸占卜，诗人转道昆仑，神游天地四方等，就体现了这一点。特别是在天国求贤的途中写得玄妙奇绝，人神难分。
请看诗人乘龙驭凤，凭借大风之助，飞腾驰骋，命令羲和刹住太阳车，挽住稍纵即逝的光阴，发誓不管道路多么遥远，也要上天下地追求美好的理想。他在太阳沐浴的咸池饮那神马玉虬，又在日出的扶桑系住马缰，折取神异的若木拂拭太阳。月神在筹措行装，鸾皇做为警卫。云霓齐集，夹道欢迎。一路上前呼后拥，何等气派，何等威风！飘飘翱翔，直上天帝宫门，命天国守门人开门，可是守门人却只是倚着天门漠然相望……
这里诗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神的世界：神马玉虬、神山崦嵫、神水咸池、神树若木、神鸟鸾皇以及月神望舒、风神飞廉、雷神丰隆等等，在这个世界里还写了九重的天女、高丘的神女、人间的佚女。既写了天神，又写了人神。这些突破人神界线的非现实的、超人的描写，创造了空灵的意境：神境。这个神境表明：人间无同道，天国无真理，天国与人间同样清浊不分、忠奸不辨。这就为屈原理想的破灭创设了浓重的悲剧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写了如此众多之神，写了迷离恍惚纷纷总总的非现实的神境，但他自己并不信神。在天命论、天大论盛行的周代，尤其在巫风甚盛的楚国，他不但不信这些唯心主义的东西，而且敢于对这些东西进行怀疑和批判。他的旷世奇文《天问》集中表现了大胆怀疑、勇于批判、敢于探索的精神，这在《离骚》中亦有突出的反映。他是竭力反对天命观的。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皇天、上帝、天国、神界是不信和不怕的。被同时代的人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国和渺远不可企及的神界都成了诗人幻想中任意遨游、自由来往的地方。不仅如此，为了追求真理，寻找同道，他敢于闯天宫，吃了闭门羹，还敢于指斥天国的黑暗。这就表现了诗人敢于否定天地鬼神的大无畏精神。他虽然问卜于灵氛、巫咸，但这些神灵的化身，在屈原的心目中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权威。对他们的降旨，诗人并没有奉为金科玉律，而是终于采取了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这样，不仅表现诗人勇于上下求索、追求真理、九死不悔的精神，而且淋漓尽致地表达诗人对楚国欲留不能、欲去不忍、进退不由的极其矛盾的心情，使爱国诗人的自我形象显得更丰满，更深刻，更有血有肉，更光彩照人。这就是《离骚》之所以辐射出无与伦比的悲剧美的秘密所在，是千百年来能唤起人们强烈的审美感受、引发人们感情狂飚的真正原因。也就是鲁迅说《离骚》“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诗三百以上”的真正原因。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史记.
［2］马克思恩克斯论文学艺术.
［3］羌亮夫.楚辞讲演录.
［4］黑格尔.美学.
［5］鲁迅.汉文史史纲要.
［6］吴均.续齐谐记.
［7］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
屈原离骚范文6
【关键词】悔 生不逢时 家族文化 选择
《离骚》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屈原在去留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心理除了常说的自我理想实现矛盾，也是一种自身和家族的矛盾。所以他的“悔”及其道路的选择，是和家族有密切关系的。
童庆炳先生认为，抒情性作品中也可能有叙事因素，叙事性作品也可能带有抒情的成分，分类总是相对的。因此本文首先将从抒情性和叙述性两方面入手，做一个简单的探究。
一、从抒情性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抒情的节点 情感的提升
童庆炳先生认为，诗人的沉思时一种诗意的“思”，返回内心的“思”，不同于理论的思考。通过这种沉思，抒情诗人对情感经验进行重新的理解和组织，赋予它一定的组织形式，使之成为一种丰富而有序的情感体验。因此，文学抒情既是情感的释放，又是情感的构造。
在《离骚》恣肆的情感中，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其感情还是发生了变化，从最初近于《橘颂》但是却带着平静沧桑的骄傲自豪，到对怀王改变心意、朋党谄媚的愤怒，到反思自己的起初道路选择，再到出走和坚守的矛盾和犹豫，和最后坚定的留下。反思之“悔”是前后两部分抒情的节点，前部分的抒情以自我的宣泄为主，但“悔”之后进入了虚设的人物，通过对话和互动展现内心矛盾迷茫、无奈伤感。“悔”所蕴含的反思意味，令后面的抒情带有了探讨的气息。如与女林间的对话，“我”借女林口表达离去的正确性，“我”以“哀朕时之不当”作答，既避免了反复宣泄的繁琐，又有了深一层的思考意味。有了“悔”的情感铺垫，在最后情感的反复中确定的“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更有了孤注一掷的决绝之感。
二、从叙事性的角度进行探究
（一）从《离骚》看家族对屈原的自我认知产生的影响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诗人在开篇的第一句就点明了自己的高贵身世。这样的家族为屈原的仕途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才干基础和提供了政治经济保障，同时也让屈原形成了对家国的使命感和来自世家贵族的骄傲。
屈原身上的使命感形成，最早可以追溯至楚国的建立所形成的民族精神。《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人先祖为祝融，祝融乃黄帝之孙，而祝融原为中原一部落，“郑，祝融之墟也。”屈氏家族作为楚王室的同宗，追求意识、英雄意识和悲剧意识，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体现在了对后裔的教育当中。同时，在春秋时期，宗法制依然是社会的主流，勤王守边，中兴国家的精神定会体现在世家的教育中。《楚辞章句》：“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辅楚，世有令名，以及于己。”便是这种教育的体现。
屈原身上更体现着一种源自世家子弟才有的骄傲。这种骄傲不是一般士人的清高，亦不是没落贵族子弟的敝叟自珍，而是源自家学深厚的世家大族的熏陶。这种熏陶首先是一种风骨，其次是一种对自身美好品质的绝对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纯粹”的体现，展现在他的气度、风貌、行事之中。《离骚》在开篇第一章就写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有重之以修能。”屈原认为自身所具有之美是内在的更是天生的；其后便有诸多承接此“美”的表述，在看上去是近乎自恋的表述，在承接第一句天生而来的“内美”可以得知，其实是一种源于世家大族的骄傲气性。
（二）从《离骚》中看家族对屈原的朝堂风云的影响
家族对屈原政治生活的影响，除了积极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两面性的因素，即屈原的任何政治活动都不会是仅仅代表着他一个人，而是代表着整个家族。其次，由于屈原出身在一个传统的贵族家庭，“忠君”是他的信念所在，侍奉主君对他来说亦是上文分析的源自世家的“骄傲”。
但有学者却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余未迟认为，怀王出于巩固其王权统治、建立霸业野心的需要，起用了屈原，这时的屈原应充分认识到，他不过是怀王利用的一个工具，怀王并非是出于爱才或认为他是“帝高阳之苗裔”而重用他，所以他必须很好地、谨慎地利用这种机会，同时也将怀王作为实行“美政”，统一中国理想的一个工具，并充分利用怀王来打击政敌、保护自己。我对这个观点是比较赞同的，因为屈原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背后的整个屈氏家族，所以怀王绝不可能因为简单的话语就忽视整个家族的影响力。在各方利益的交错之下，怀王选择了他所认为对他有利的一方，然而屈原几乎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主君的身上。
但是，他所寄予希望的他未来的主君也同样让他的理想幻灭了。屈原是有着“内美”的屈原，他不会放低身段去做一个谄媚的臣子。屈原是有着“骄傲”的屈原，他侍奉追随的主君只有楚国的君主，而非参与党争的对立。因此，在双重打击之下，不仅是理想的破灭，更是屈原行事的凭借的破灭。
（三）从叙事性的角度来看屈原的选择
屈原在《离骚》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首先屈原并不是后悔自己的“美政”思想，其次他也不是后悔选择了退隐、离开的道路。屈原后悔的，是自己的实现道路，这是屈原他对自己一直以来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主君身上的一个反思。在《离骚》之中，诗人在发出“悔”的感慨之后，是“求女”的叙述和对古代贤王暴君的对比。诗人“求女”的经历崎岖曲折，也是一个侧面的反映了难以找到能够坚守心意的主君。
“饔粢赜髻奄猓吾独穷困乎此时也”是他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写照。或许换一个时代，在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他的骄傲和才情会大方异彩，又或是他不是出身在一个世家之中，而是作为一个纵横家，不用背负使命和骄傲，他的才能也许能成为搅动春秋风云的重要因素。故屈原只能感叹“曾[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
由此就有了出走和留下的选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由此解读屈原的留下，更显其心志的高洁，精神之坚守。
【参考文献】
[1]屈原.楚辞.[M].中华书局
[2]司马迁.史记.[M].新世纪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