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范文1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巫溪人家”为你整理了这篇2020年度《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自查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2020年度《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自查报告
一、概述
为深入推进2020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切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逐步改善全县土壤环境质量，安化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根据国务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湖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益阳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益阳市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资江流域益阳段锑污染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方案要求扎实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2020年度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自查如下：
二、土壤污染防治目标完成情况
（一）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湖南省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湘农联〔2020〕24号）和《益阳市农业农村局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益阳市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益农联〔2020〕2号）文件要求，我县认真开展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并按要求完成了治理目标任务。
（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我县暂无污染建设用地地块，根据《关于印发〈2020年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核算方法〉的通知》（环办土壤〔2020〕28号）文件精神核算方法，我县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视为100%
三、土壤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根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总体方案》要求，我县开展了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一是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湖南省2019年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工作方案》要求，我县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工作已由省农业农村厅进行了统一部署安排，已经形成了乡镇耕地土壤质量类别分布图、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评价单元信息汇总表和耕地土壤环境治理类别划分评价点位信息表等相关成果。
二是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安全有序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0〕77号）文件要求，我县根据省生态环境厅的工作布置和进度安排，配合信息采集单位将辖区内已采集的基础信息反馈给企业做进一步复核确认,特别是对无主关闭搬迁企业地块的信息复核确认。对企业信息填报不准确的地块，收集提交相关佐证材料。已完成了重点行业企业信息采集和风险筛查工作。
（二）源头预防
1.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
一是开展了全口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全口径清查的通知》要求，我单位多次组织相关人员对清单内企业进行核实，最终核实我县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全口径清查内企业8家。
二是开展了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的排查整治。
根据涉镉等污染源整治清单，按照“一源一档、边查边治、以治为主”原则，对列入整治清单中污染源逐一制定管控、治理方案并组织实施。我县涉镉污染源整治清单中有11家涉镉企业，已全部制定了污染源整治方案，建立了整治清单及动态更新制度，每季度按时上报进展情况。目前已全部完成整治任务。
三是切实加强环境执法监管。加大涉重企业治污与清洁生产改造力度，严厉打击超标排放与偷排漏排，规范企业无组织排放与物料、固体废物堆场堆存，稳步推进重金属减排工作。全年未发生涉重金属重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2.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环境整治
加强工业固体废物违法违规转移监管和打击力度，防控工业污染“上山下乡”。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对重点监管单位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全面防控、不留死角，实行动态管理，加大督查频次和力度。开展我县危险废物大调查大排查专项行动，对发现问题建立了问题清单，督促企业立行立改并跟踪检查，指导企业建立管理档案，防控工业污染“上山下乡”对环境产生新的影响。
3.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2020年我县化肥使用实物总量60441.11吨，比2019年减少1358.63吨，亩平减少0.72公斤，减少折纯总量434.9吨，亩平减少0.23公斤，减幅2.21%；全县计划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面积174万亩，实际完成178.06万亩，完成计划任务的102.3%，主要农作物应用面积达到95%以上；经水稻、玉米试验比对，肥料平均利用率达40%以上；同时，通过茶叶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项目与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化肥减量增效项目的实施，辐射带动全县推广有机肥施用量52.46万吨，茶叶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区有机肥用量较去年提高了21.03%。
2020年我县农药商品折百用量总计138.32吨，较去年144.94吨减少了4.57%。其中国家禁用农药使用量为0，限制型农药使用量5.6吨，占全年农药使用的4.04%，较去年下降了14.37%。杀虫杀螨剂39.36吨，占全年农药使用量的28.44%，较去年下降了3.28%，其中有机磷类杀虫剂减少了15.22%。杀菌类农药全年使用34.17吨，占全年农药使用量的24.77%，比去年减少了0.29%。各类除草剂今年总用量64.06吨，占全年农药使用量的46.32%，较去年下降了7.52%。
4.废弃农膜回收利用
今年，我县农膜总使用量为417.26吨，总回收量为340.43吨，回收率81.59%。其中，地膜使用量134.04吨，回收量110.48吨，回收率为82.42%；棚膜使用量283.22吨，回收量229.95吨，回收率81.19%，主要回收方式为网点回收和农民自行回收。经调查，目前全县农膜回收企业0个，回收网点34个。全县主要农膜销售主体81个，2019年共销售67.22吨，2020年全县销售主体共销售79.84吨，同比增加18.77%；主要农膜使用主体131个，2019年购买使用197.87吨，2020年购买使用345.46吨（其中外地购买265.62吨），同比增加74.59%。
5.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
我县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在全县大力开展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努力解决城镇垃圾“上山下乡”问题。2018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聘请第三方技术公司制定了安化县农村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方案，组织对清塘铺镇（袁桃社区、清塘铺社区）、梅城镇、仙溪镇、大福镇、龙塘乡、羊角塘镇、滔溪镇、小淹镇、柘溪镇、古楼乡、长塘镇等11个乡镇12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逐一进行实地勘察，按照非正规垃圾堆放点的位置、主要成分、规模以及垃圾治理成本分类制定了整治计划，明确了责任人员、整改要求和整改时限，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域的垃圾堆放点采取了挖转运、原地封场、覆土绿化三种技术整治，同时做好排水沟、挡土墙修建和防渗处理，恢复地表生态。2019年12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已全部按照整治方案整治完成，并组织环保等部门完成了联合验收。2020年无整治任务。
（三）农用地分类管理
1.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定
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的通知》和《评估考核规定》要求，对照说明是否完成全省类别划分，并按照《省级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成果报送规范》（农办科〔2020〕11号），成果报送农业农村部和生态环境部。
2.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治理修复
一是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我县洞庭湖流域化肥农药农业废弃物污染整治EPC项目分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工程、地表径流污染治理工程、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和资源化工程、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程、其他工程五个部分。该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涉及柳坪村、岩坡新村和杨林社区3个行政村，区域总面积63.2平方千米，居民人口12122人，生猪养殖规模4900头，鸡、鸭养殖规模47000羽，耕地11500亩。截至2020年12月3日，地表径流污染治理工程部分已完成柳坪村和岩坡新村单户四格净化池系统基坑开挖200套，成品化粪池88套和玻璃钢水池200套已进场，生态塘改造完成6个，株溪河道改造已完成530米透水砖铺贴及绿化带土壤回填；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和资源化工程部分已完成农业投入品废弃物收集池32座、田间堆沤池15座，有机肥加工车间施工地完成土地平整；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程部分已完成储粪棚16个，格栅池10个，厌氧池16个。二是认真开展受污染耕地入户调查,土壤详查严格管控区调查,安全利用区调查；三是稳步推进安全利用区治理,超额完成上级下达治理任务。
（四）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1.疑似污染地块名单建立
根据《土十条》《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及有关要求，建立了安化县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平台并与上级部门联网，及时上传至全国污染地块信息系统并动态更新。完成对辖区内同级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部门“全国污染地块信息管理系统”账号的分配，并已建立土壤污染防治信息共享机制和工作协调机制。经核查，我县暂无受污染建设用地地块。
2.污染地块名录建立
根据《土十条》《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及有关要求，按时填报和更新了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同时在市生态环境局官网上公布污染地块名录及开发利用的负面清单。经核查，我县暂无受污染建设用地地块。
3.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环境风险管控
根据《土十条》《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以及有关要求，我县暂无受污染建设用地地块，无相关风险管控任务。
（五）试点示范
1.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是安化县清塘铺廖家坪废弃尾矿重金属污染防治（一期）项目，该地块为林业用地，项目2017年获得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2100万元，2018年年底完工，治理成效明显。
安化县清塘铺廖家坪废弃尾矿重金属污染防治（一期）项目是益阳市争取的第一个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益阳市将其作为一个标杆型工程，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开展施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三项，一是对清塘铺廖家坪废弃尾矿内的36800m3废弃废渣及渣土混合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统一运至新建Ⅰ类固体废物安全填埋场，进行安全填埋，并对填埋场进行生态恢复；二是对项目范围内6840 m3污染土壤清运至Ⅰ类固体废物安全填埋场，并对该区域约3969m2进行生态恢复；三是建设库容约44661m3Ⅰ类固体废物安全填埋场，用于填埋稳定化处理后的废渣、渣土混合物及污染土壤，最后再进行生态修复。
项目的成功实施，在当地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是项目区生态环境得到恢复与改善；二是重金属消减量显著；三是示范作用重大。不但可以有效改善我县土壤、水体中重金属各项指标，大幅提高全县环境安全保障水平，进一步消除或减轻污染对居民身体健康的危害，提高群众生活质量，而且能及时化解由于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纠纷，维护和保障群众权益。通过重金属污染防治的广泛宣传，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意识，将有力推进全县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2.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
安化不涉及。
3.鼓励地方创新和先行先试
为切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逐步改善全县土壤环境质量，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湘政发〔2017〕4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安化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并于2018年1月7日颁布实施。该方案明确了以县政府为责任主体，各县直单位按照责任分工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各个领域分工负责。
二是强化监管执法，加大执法力度。重点监测土壤中镉、锑、汞、砷、铅、铬等重金属污染物，重点监管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
三是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遗留石煤矿环境污染问题治理，2017年12月15日由安化县人民政府下达关闭6家矿山的决定，根据《益阳市石煤矿山关闭治理工作方案》（益办〔2019〕4号）要求，2019年4月12日，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其采矿许可证依法予以公告注销。2018年6家石煤矿关闭企业开始场地调查报告编制、实施方案编制，并通过了场地调查报告评审、实施方案评审、环评批复、发改立项批复、挂网招标、中标公示、施工图设计、图审、工程概预算、财评。施工单位进场后按治理工作方案按步推进，按时按质量均完成整治工作，于10月22日通过了县相关部门组织的工程验收,11月2日均通过了市级相关单位和专家的项目管控验收。
（六）落实各方责任及公众参与
1.部门协调配合《安化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了目标和工作职责，压实了责任。建立了全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协调机制，定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协调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担责、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2.环境信息公开
根据《土十条》等有关要求，区域内重点监管企业自行监测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行政区域内各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并向社会公开，湖南安化渣滓溪矿业有限公司等15家企业在全国污染源监测信息管理与共享平台公布了企业基本信息和监测方案。
3.宣传教育
为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建设良好人居环境、宣传土壤污染风险防控知识，特邀湖南省环保厅宣讲团来对各乡镇进行了土壤污染防治宣贯培训，同时订购了土壤污染防治宣贯资料，通知各乡镇来领取并发送到村上组织村民学习。我分局组织编制宣传手册，印发至各相关部门、乡镇、重点监管企业，并在高速路口、重要交通要到树立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牌，宣传土壤污染防治的治理意义。此外，区环保分局制定了有奖举报办法，鼓励公众通过“12369”环保举报热线和网络平台对乱排废水、废气，乱倒废渣、污泥等污染土壤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4.土壤污染事件
安化县全年无因土壤污染导致农产品超标或人居环境安全事件等情况。
四、地方开展的特色工作、经验和主要成效
一是出台了《安化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了目标，压实了责任。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担责、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
二是加强监管，严格准入，预防土壤环境污染。对经开区和高明循环经济工业园严格项目准入，严管环境污染。确定重点排污企业名单，加强对企业的监管。根据益阳市2020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里，我县要求15家重点排污企业开展土壤与地下水自行监测，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同时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取缔一批污染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非法加工小作坊、“散乱污”企业和集散地。
三是统筹兼顾，综合施治，开展土壤修复治理工作。今年扎实有序的推进了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实施，最快有效地确保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治理。其中金华锑矿历史遗留治理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并组织了验收评审会；大福镇木溪村场地污染综合治理应急工程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准备验收工作；安化县奎溪镇木榴村原松溪锑矿废矿坑环境污染风险管控项目和安化县马路镇金正锑冶炼厂遗留场地风险管控项目均已完成了发改立项、技术方案编制、招投标，工程建设正在紧锣密鼓的实施中。通过治理项目的实施，有效的控制了污染源，切断其继续污染周边环境的途径，阻止污染地块扩大。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困难及打算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县土壤环境保护工作由浅入深，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
1、土壤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缺失，给土壤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带来一定困难。
2、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起步晚、宣传少，还没有引起各级政府的足够重视，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也不够清晰。
3、土壤环境保护方面的资金投入不足，土壤环境保护工作没有专项资金来源，市场化投资渠道不够畅通。
4、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的缺失使土壤污染修复工作进展缓慢，已经开展的一些治理项目也只是在局部地区和较小范围进行实验。
5、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显得十分重要和突出，工作面不断扩宽，土壤环境监管体系不完善，专业性强，人员配备与工作任务不相适，未能适应全面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要求。
6、治理难度大，治理经费短缺。
（二）下一阶段打算：我局将进一步加强领导，细化措施，压实责任，扎实做好土壤环境保护各项工作，确保土壤环境保护落到实处。
1.严格土壤环境监管。以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和排放重金属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行业企业为重点，强化工矿企业环境监管；以肥料、农药、地膜和养殖饲料的生产使用为重点，加强农业生产过程环境监管；以危险废物收集、贮运和处理处置为重点，严管废物处理处置活动，严厉打击随意倾倒、堆放危险废物的行为，有效控制土壤污染加重趋势。
2.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将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政府对辖区内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负总责，明确工作任务，落实部门分工，严格目标考核；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损害、谁赔偿”的原则，落实企业治理土壤污染的主体责任；加大宣传力度，接受社会监督，逐步建立政府引导、部门联动、公众参与、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建立土壤污染责任终身追究机制，对于因违规审批、违规建设项目等原因造成土壤严重污染的，依法追究责任。
3.加大土壤治理投入。按照“政府引导、企业担责、社会参与” 的原则，拓宽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资金渠道，积极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工作。加大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财政投入和科技研发力度。
4.加强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以保障农产品质量、人居环境安全和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为出发点，以拟开发建设居住、商业、学校、医疗、养老机构和公共服务等项目的污染地块为重点，强化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范文2
一、概述
此部分主要概述《土十条》所包含的相关内容和产生的必要性，并对比国外经验以引出《土十条》对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所产生的影响。
(一)土十条的内容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1]的出台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与《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几乎同时于2013年下半年开始编制，大气十条仅仅三个月就出产，水十条不到一年也诞生，而土壤十条经历了三年的难产，终于在2016年的5月28日出世。其中5次征求党中央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反复修改达50多稿，《土十条》共有10条35款231项具体措施。
《土十条》不是十个关于土壤的条文，它是土壤污染防治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中涵盖了国家对土壤污染治理的要求、目标和具体措施。每一项具体措施都彰显了国家对土壤污染问题的深度关切和必治决心。措施中包含了对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的管理、污染监管防控治理、责任追究等。
笔者认为，该十条对土壤污染治理的规定较为宽泛，每一部分涉及的措施的执行依旧任重道远。但计划的出台对整个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第二条，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建立健全法规标准体系从立法执法两方面入手做了指导性作用。该十条下的35款之后均列明了政府负责部门，有利于健全土壤保护相关法规及条例。最后一条规定了责任主体，有利于从司法层面上保护土壤这一重要资源。
(二)土十条产生的必要性
相对于“大气十条”和“水十条”，“土十条”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土壤、水、大气是环境构成主要要素。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中第二条中列举的16个环境要素中没有出现土壤，但是其中列举的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等要素间接的表现出了土壤这一重要要素。目前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没有专门的立法，大多散见于《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农业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规范中。这些规定缺乏系统性、针对性，难以满足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需要。
通过查阅《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全书》[3]，国内对土壤保护还没有专门立法。而国外部分国家已经有了较丰富的土壤污染立法经验和土壤污染防治法律，美国的《综合环境污染响应、赔偿和责任认定法案》，日本的《土壤整治法》，塞浦路斯的《土壤保护法》，德国的《联邦污染控制法》，《环境责任法》，意大利的《土壤和积水盆地保护法》，马耳他的《土壤保护法》，荷兰的《土壤保护法》，委内瑞拉的《森林、土壤和水法》等。[4]法律的借鉴需注意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土壤污染的复杂性、隐蔽性和滞后性，这些特征要求我们要对土壤污染情况进行长期的调查、监测，不断研发新的土壤污染预防、治理技术，在尊重科学的基础上，积极投入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中。《土十条》的第一部分就强调了土壤保护前期的监测工作。我们在进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时，要从我国土壤污染的现状，土壤污染治理技术和资金出发，进行立法。例如，目前在土壤污染整治基金这块还不能完全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因为我们还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土壤污染治理技术的不成熟，引进时要注意自身的消化吸收能力。
根据2016年一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5]显示，我国土壤污染现状亟待引起重视。可以说，我国关于土壤污染的法律才刚刚起步，而上述国家在土壤防治立法上已经进入发展繁荣阶段。现实迫切需要完善土壤污染防治规范。“土十条”的孕育而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二、对法制的影响
此部分主要从《土十条》对整个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影响角度展开。主要包括了其对法制的双面影响。
(一)对法制的积极影响
刚出台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整个土壤立法体系的完善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土十条》强调：第一，建立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各部门要配合完成土壤污染防治法起草工作，修订、相关领域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以增加土壤防治内容，鼓励各地制定地方性土壤污染防治法规。第二，建立健全相关标准及技术规范体系。、修订、完善相关的标准、技术规范、测试方法及标准样品，明确规定各地可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第三，通过明确重点监管的物质、行业、区域，建立专项执法机制，全面强化土壤环境监管执法。[6]通过该计划，可以看出土壤污染形势不断严峻，立法工作紧张进行，《土十条》的出台已经打响了土壤污染治理的第一枪，相信在土壤污染防治法出台之后，土壤治理工作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高潮。
此次出台的《土十条》一开始就提出数据反映监测重要性，明显地体现出分类管理、突出重点的治理思路。同时强调在保护优先的基础上开展治理。横向维度上，《土十条》在每一条中的具体工作后都附上牵头部门与参与部门，一目了然，十分清晰。同时，强调各部门协调联动，定期研究重大问题。纵向维度上，其明确规定，地方各级政府是实施本行动计划的主体，要制定工作方案报国务院备案，地方政府要承担污染修复责任主体不明或缺失时的兜底修复责任。这些规范在今后的法律制定中都将发挥重要的影响。
(二)对法制的消极影响
《土十条》对立法确实具有指导性作用，但是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地区的土壤有其特殊性。地区内部之间因农业、工业的区分存在差异性。如果按照该计划催生土壤防治法，可能造成立法上的不足。不按照实际情况构建上层建筑可能会引起违反社会规律的不利后果。
可以说，《土十条》是土壤防治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涉及的土壤污染防治涵盖全面，对于具体细则并没有相关规定。如果各个部门之间不协调，各个区域不沟通，极可能导致立法上的分散。《土十条》不是《土壤污染防治法》，所以理论界和实务界都认为应该尽快制定法律。法律的制定不是纸上谈兵，需要结合具体国情。立法需要考虑的不仅是时间成本，还需要考虑长远的社会效果。但是，事物总是矛盾对立存在，没有专门立法对土壤防治也是存在局限。总体上说，涉及土壤污染的法律文件数目和层级呈金字塔形状：层级越高数目越少，层级越低数目越多。这使得土壤污染防治制度的效力大打折扣。笔者认为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需要制定，但是应该先从行政法规、规章制度上入手，对于有效的规范再上升到法律层面。不能为了制定法律而创造法律。
此外，在该计划中的第二部分仅仅涉及实体法律部分，对于程序上的规范只字未提。司法上的保护亦是土壤污染防治中重要的一条线。所以在实现土壤公共利益的同时，也需要在程序上为它保驾护航。虽然我国在公益诉讼上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土壤污染防治中。但是其中诉讼主体、时效问题需要调整。
三、结语
土壤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他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土壤污染所带来的一系列危害成为世界性环境问题，防治土壤污染、保护有限的土壤资源是我国当前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范文3
关键词：土壤污染 立法防治 法律制度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土壤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之一，为了缓解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我们必须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在法律方面有所突破，而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的单行法律，导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无法可循。这就需要我们建立长期稳定的法律制度，使得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1．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必要性
任何一项立法活动都离不开对其立法的必要性分析，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这是因为法律在调整社会时是会计算成本的，而并非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成本是都是最低的，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中，其经济成本是否最低便是其必要性所在。
1．1我国土壤污染问题的现状迫切需要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
我国土壤污染的形势相当严峻，土壤污染范围不断扩大，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不仅部分耕地受到污染，一些城市和矿山的土壤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此外土壤污染类型也呈现多样性，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和持久性有毒有机物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土壤污染负荷也在逐步加大，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能长期累积，致使局部地区土壤污染负荷不断加大。由于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滞后性、不可逆性的特点，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损害群众利益的重要因素。土壤污染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采取立法的方式，用法律制度来约束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予以预防、控制及解决各种污染土壤的问题。
1．2我国现行的法律无法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而修改有关法律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地方一些法规中都有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涉及，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只涉及到农业、自然保护区及人文遗迹等方面的一些规定，其范围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在所涉及土壤污染防治问题的规定中，内容比较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而且土壤污染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采取相对独立的防治措施。如果对这些规定进行修改，要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会出现治标不治本，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并不合算，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是最经济的。因此，应当及时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专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
2．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可行性
2．1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并非空白，并积累了一些经验
在上面所述已知我国在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涉及了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但是这些规定在现实的实行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就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经验。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中我们可以对以往的法律法规中与实际相符的规定保留下来并进行完善。
2．2我国具有多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经验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已在积极开展，在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工作上积累了很多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办法及措施来解决土壤污染问题，有的地方还在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中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做了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两次土壤普查以及近年启动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都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践基础和科学依据。
2．3外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借鉴
由于土壤污染问题的严峻形势，很多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进行立法，目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已制定和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防治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各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视并作出立法和修改的经验都可以成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良好借鉴。
2．4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重视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的艮好支撑条件
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越来越重视，正积极采取措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起，就不断有代表提出保护农村环境的议案，强烈呼吁加强对农村土壤污染的防治，特别是加强对耕地污染的防治因此，全国人大环资委从1994年起开始关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问题。鉴于我国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建议，全国人大环资委在研究本届人大环境与资源立法规划时提出了抓紧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
2．5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关注
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给予了很大关注，逐步摸索出一整套防治土壤污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国内学者一方面通过对外国具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经验的国家进行研究找出一些有利于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对我国的土壤污染现状及我国的国情进行分析，进而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进行设想，这为制定法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模式
3．1《土壤污染防治法》应以基本法律为表现形式定位于土壤污染防治领域
法律作为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地位和法律效力仅低于宪法，高于其他法，其所调整社会关系具有全面性、重要性。基于土壤污染工作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土壤污染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这就是使得土壤污染防治法必定要以”法律”的形式定位。再者，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土壤污染防治法要始终作为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的”龙头法”调整土壤污染防治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有利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有法可依，有利于约束那些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
3．2制定一部”以活为主，防治结合”的《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范文4
对中国土壤污染防治作出了系统而全面的规划及行动部署
中国土壤污染总体形势不容乐观，局部地区污染严重。近年来，“镉大米”、“毒校区”等一系列事件暴露出中国土壤污染防治形势严峻，拷问中国土壤污染治理成效。2016年5月31日，国务院公开《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土十条》），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由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国土部、住建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共同编制而成。
《土十条》编制工作肇始于2013年5月，历时3年，前后3次征求各省（区、市）和地方的意见，5次征求党中央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反复修改达50多稿，彰显了国家对土壤污染的必治决心。最新公布的《土十条》共有10条35款231项具体措施。从摸清情况到依法治土，从分类管理到风险管控，从推进修复到分配责任，对中国土壤污染防治作出了系统而全面的规划及行动部署，将成为继《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之后，中国应对重点环境问题的又一行动纲领。
摸清底数，强化监测
摸清土壤污染的“家底”是所有防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但中国缺乏全面详细的土壤污染数据，甚至部分地区缺乏监测点位和人员配置。
因此，《土十条》开篇即要求全面掌握土壤污染状况及变化趋势，为治土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第一，要求对农用地及重点行业企业用地的污染情况作重点、详细调查及监督，首次提出建立每10年1 次的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定期调查制度。第二，通过优化监测点位的规划、整合及设置，构建国家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要求各省（区、市）开展土壤环境监测技术人员培训，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主动性和灵活性。第三，发挥大数据在治土中的重要作用，借助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智慧技术，拓宽数据获取渠道，实现数据动态更新，吸纳各部门土壤相关数据，构建全国土壤大数据管理平台，加强数据共享，提升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水平。
健全规范，依法治土
同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防治相比，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建设明显滞后。现行的土壤污染分类、治理标准体系均不完善，导致土壤环境保护工作缺乏依据和指导。
与大气、水污染防治一样，依法防治土壤污染迫在眉睫。此次《土十条》将法治工作放在第二条的优先位置。内容上，《土十条》强调：第一，建立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各部门要配合完成土壤污染防治法起草，修订、相关领域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以增加土壤防治内容，鼓励各地制定地方性土壤污染防治法规。第二，建立健全相关标准及技术规范体系。、修订、完善相关的标准、技术规范、测试方法及标准样品，明确规定各地可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第三，通过明确重点监管的物质、行业、区域，建立专项执法机制，全面强化土壤环境监管执法。
分类管理，突出重点
《土十条》对农用地、建设用地分别实施不同的管理措施，且以农用地中的耕地及建设用地中的污染地块为重点，明显地体现出分类管理、突出重点的治理思路。具体来讲，农用地按污染程度分为未污染和轻微污染、轻度和中度污染以及重度污染3个类别，分别采取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及严格管控类等相应管理措施。
对于优先保护类的耕地，要求划为永久基本农田，防控企业污染，实行严格保护，激励（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倾斜）与惩戒（面积减少或质量下降将可能受到预警提醒或环评限批）并举。对于安全利用类耕地，则要求制定利用方案，强化农产品质量检测，加强技术指导培训，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而严格管控的耕地，要求划定禁止生产区域，影响水源安全的还需制定环境风险管控方案，开展修复及种植结构调整或进行退耕还林还草。建设用地则要求建立调查评估制度，建立污染地块名录及其开发利用的负面清单，分用途明确管理措施，对于符合相应规划用地要求的地块，可以进入用地程序；对于暂不开放或不具备修复条件的污染地块，则需要进行管控、标识和监测；对于发现污染扩散的，则要采取污染物隔离、阻断等风险管控措施。
此外，要建立严格的用地准入制度，将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和供地管理之中，土地开发利用必须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风险管控，保护优先
土壤污染不仅成因复杂，较难察觉，且易于累积，稀释性差，治理起来周期长、难度大。因此，土壤质量维护尤其要注重污染风险管控及优良土地保护。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得当，则能够从源头上防止可能损害的发生。《土十条》不仅在总体要求及工作目标等多处提到风险管控，且“风险”一词在《土十条》中出现的频率达20多次。可以说，风险管控贯穿了《土十条》始终。而保护优先的内容集中体现在第五条、第六条中。第五条指出，要通过土壤环境质量评估、定期开展巡查、严查环境违法行为、加强采矿活动的监管等措施，科学、有序地加强对未污染土壤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对于排放重点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时，要增加对土壤环境影响的评价内容，并提出防范土壤污染的具体措施，以防范建设用地新增污染；强化空间布局，合理分布工业生产、生活、农业养殖等区域。第六条强调要加强对工矿企业活动、矿产资源开发、涉重金属行业、工业废物处理的环境监管；要求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加强废弃农膜回收利用，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及加强灌溉水水质管理；通过分类投放、建立村庄保洁制度、整治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强化含重金属废物的安全处置等，减少生活污染。
加强修复，提升技术
被污染的土地需要采用各种技术加以修复，再根据修复情况重新利用或作其他安排。因此，如何切实有效地推进修复工作及开发相关技术就是关键所在。《土十条》明确了土壤治理与修复的主体为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或个人，要求各省制定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同时强调各地要结合城市环境质量和发展布局，以基础设施项目为重点，有序开展治理与修复，强化工程监管。此外，要对治理与修复的成效进行评估，省级环保部门要及时向上汇报，国家环保部进行督查。
技术方面，要求整合科研资源，加强土壤污染基础性及关键技术的研究，加大适用技术推广力度，通过分批实施200个应用试点项目，遴选出易推广、成本低、效果好的适用技术，并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建立成果转化平台，加快成果转化应用。在此基础上，加快完善产业链，开放监测市场，推动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促进土壤治理与修复产业的发展。
政府主导，公众参与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范文5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壤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成为影响世界各国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环境危机。我国土壤污染的形势也在不断恶化，影响了经济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基于土壤污染的急剧恶化，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刻不容缓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土壤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之一，为了缓解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我们必须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在法律方面有所突破，而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的单行法律，导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无法可循。这就需要我们建立长期稳定的法律制度，使得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1．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必要性
任何一项立法活动都离不开对其立法的必要性分析，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这是因为法律在调整社会时是会计算成本的，而并非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成本是都是最低的，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中，其经济成本是否最低便是其必要性所在。
1．1我国土壤污染问题的现状迫切需要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
我国土壤污染的形势相当严峻，土壤污染范围不断扩大，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不仅部分耕地受到污染，一些城市和矿山的土壤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此外土壤污染类型也呈现多样性，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和持久性有毒有机物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土壤污染负荷也在逐步加大，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能长期累积，致使局部地区土壤污染负荷不断加大。由于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滞后性、不可逆性的特点，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损害群众利益的重要因素。土壤污染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采取立法的方式，用法律制度来约束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予以预防、控制及解决各种污染土壤的问题。
1．2我国现行的法律无法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而修改有关法律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地方一些法规中都有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涉及，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只涉及到农业、自然保护区及人文遗迹等方面的一些规定，其范围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在所涉及土壤污染防治问题的规定中，内容比较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而且土壤污染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采取相对独立的防治措施。如果对这些规定进行修改，要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会出现治标不治本，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并不合算，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是最经济的。因此，应当及时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专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
2．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可行性
2．1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并非空白，并积累了一些经验
在上面所述已知我国在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涉及了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但是这些规定在现实的实行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就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经验。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中我们可以对以往的法律法规中与实际相符的规定保留下来并进行完善。
2．2我国具有多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经验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已在积极开展，在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工作上积累了很多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办法及措施来解决土壤污染问题，有的地方还在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中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做了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两次土壤普查以及近年启动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都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践基础和科学依据。
2．3外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借鉴
由于土壤污染问题的严峻形势，很多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进行立法，目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已制定和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防治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各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视并作出立法和修改的经验都可以成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良好借鉴。
2．4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重视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的艮好支撑条件
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越来越重视，正积极采取措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起，就不断有代表提出保护农村环境的议案，强烈呼吁加强对农村土壤污染的防治，特别是加强对耕地污染的防治因此，全国人大环资委从1994年起开始关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问题。鉴于我国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建议，全国人大环资委在研究本届人大环境与资源立法规划时提出了抓紧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
2．5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关注
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给予了很大关注，逐步摸索出一整套防治土壤污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国内学者一方面通过对外国具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经验的国家进行研究找出一些有利于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对我国的土壤污染现状及我国的国情进行分析，进而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进行设想，这为制定法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模式
3．1《土壤污染防治法》应以基本法律为表现形式定位于土壤污染防治领域
法律作为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地位和法律效力仅低于宪法，高于其他法，其所调整社会关系具有全面性、重要性。基于土壤污染工作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土壤污染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这就是使得土壤污染防治法必定要以”法律”的形式定位。再者，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土壤污染防治法要始终作为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的”龙头法”调整土壤污染防治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有利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有法可依，有利于约束那些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
3．2制定一部”以活为主，防治结合”的《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包括预防和对已经污染的土壤进行整治两个部分。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到底是采用单一的土壤整治立法模式还是采用既包括预防，又包括整治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模式是其在立法中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采用”以整治为主，防治结合”的立法模式。这是因为土壤污染防治中，预防和整治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只是过于强调整治而忽略了对没有污染或面临污染的土壤污染的预防，将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土壤污染环境将永远无法消停。而我国土壤污染问题之所以这么严重，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对土壤污染的预防问题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应兼顾土壤污染的预防与整治。
3-3土壤污染整治应注重效益
土壤污染的整治工作的晟终目的在于中心发挥土壤和土地的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使得土壤和土地能够重新被利用。在土壤污染整治中存在着环境主导型与效益主导型两种模式。环境主导型模式主要是以”环境”为主，更加的注重把环境恢复到污染前的状态：效益主导型模式则将污染整治与环境再利用结合起来，更多的考虑社会整体性。笔者认为环境主导型模式耗资巨大，缺乏灵活性，与我国的土壤污染的现状并不适用。我国应采用效益主导型模式，将士壤污染的整治和土地的开发结合起来，根据土地的未来用途来确定土壤整治的目标，建立不同类型的土壤污染修复标准，有效地降低土壤整治费用。
4．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指导思想
4．1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
土壤污染不仅破坏了环境，更重要的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过多的重视了经济的硬性增长而忽视了环境的保护。通过新中国的两次土壤普查及近年来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以看出国家越来越重视土壤污染防治问题，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也正在进行中。我们国家现在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以人为本，促进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要以”以人为本”为指导思想，使其始终贯穿其中。
4．2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土壤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保障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终达到人与土壤相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就是要保障土壤资源的永续、合理和健康的使用。因此，我们面对土壤污染的现状，我们应当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进行创新和完善，使得人们在面对土壤污染问题时做到有法可依，认识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真正意义所在。
5．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与法的衔接
面对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并非空白，在我相关的法律法规已涉及到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所以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过程中要注意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
首先，《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等基本法中，已经规定些抽象性、原则性的规定，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应当遵守这些基本法律，在这些基本法律的前提下对其具体化、系统化，不能与之相违背。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范文6
启示之一：
立法治污是常用手段
土壤污染并非中国特色，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某些发达国家就因倾倒化学废弃物而导致严重的土壤污染。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了著名的“拉夫运河事件”，引起民众对土壤污染问题的关注，美国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该法律的制定推动了美国土壤修复市场的发展。
在时间上，及早立法赢得主动
梳理东西方国家的立法情况，会发现日本在时间上走在了多数立法国家的前列。
日本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包括《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对策法》。其中，《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治和消除农业用地被特定有害物质污染以及合理利用已经被污染的农业用地，内容主要包括指定及变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对策地区、制定及变更农田土壤污染对策计划、指定及变更特别地区、调查测定农业土壤污染、现场调查、农作物等种植的劝告等等。
当然，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并不仅限于这些专门立法，还有大量与土壤污染预防相关的立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Dioxine类物质特别对策法》《水质污浊防止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审法》《肥料取缔法》《矿山保安法》等。这些立法通过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特定化学物质污染、化肥和农药污染以及矿物污染的控制，从不同方面阻断新的土壤污染源，从而达到预防土壤污染的目标。
显而易见的是，及早立法与全面方法，使日本在保护土壤和防治污染方面卓有成效，理应成为多数国家学习取经的典范。
在设计上，两种模式防治结合
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立法，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有独立的立法模式与附属于其他法律法规的立法模式之分。在立法体例上采取独立的立法模式，将土壤污染防治作为单行法规范对象进行立法的有日本、韩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与此相对，采取附属性立法模式的国家有美国、英国、俄罗斯和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主要是将其有关土壤保护的有关内容分散在一部法典或其他法律的不同位置之中。
而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均采用附属性立法。这些国家虽然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但都在其环境保护相关立法或政策中对土壤污染防治作出明确规定。如文莱的《环境命令草案》，泰国的《自然环境质量法》，马来西亚的《环境质量法》，新加坡的《环境保护法》及印度尼西亚的《20 号政府令》。
众所周知，专门立法效果显而易见，那么是否建立在其他法规之上的“法中之法”就效果不佳呢？结论是否定的。
以俄罗斯为例。至今，俄罗斯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保护土壤的立法均建立在其他法律法规之上，即在其他相关法律中对土壤污染防治作出规定。目前，主要是在《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俄罗斯土地法典》《俄罗斯联邦大气保护法》《俄罗斯联邦水法典》《俄罗斯居民卫生安全防疫法》《俄罗斯联邦关于安全使用化学杀虫除莠剂和农业化学制品法》中有一些相关规定。其中，《俄罗斯土地法典》中规定了土地保护的目的和土地保护的内容，其中包含对土壤及土壤肥力的保护;并责成土地的所有人、土地的管理者、土地的使用者以及承租人都应该提高土壤的肥力，采用环保的工艺进行生产，不应当因为自己的农业活动而使土壤的生态状况遭到破坏。同时规定了消除污染后果、保持已达到的土壤改良水平，复垦被破坏的土壤、恢复土壤肥力等土壤污染修复方法。以《俄罗斯联邦关于安全使用化学杀虫除莠剂和农业化学制品法》为例，其对使用的农药、化肥的一系列试验、登记、生态鉴定等活动，以及对使用农药化肥制剂的严格规定，都是对土壤污染的预防制度。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是造成农田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因而要建立和完善农药、化肥的使用制度，尤其要禁止使用剧毒农药，对于高毒、高残留及残留期较长的农药要限制使用。
由此可知，在立法的顶层设计上，无论是专门的立法，还是综合的立法，都是一种形式而已，其目的都是为了防治结合，并不会由此影响到对于土壤保护和污染防治的效果。
在进程中，多次修法应对变化
在这方面，韩国做得比较好。
尽管韩国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始于 1995 年，从时间上而言要晚于日本。但在应对发展变化和立法进程中，做得比较好。为了使立法更有针对性和取得实效，韩国对相关法律进行多次修订和完善，确保了立法始终跟上发展变化进程。
自1995年开始，此后经过多次修订，韩国主要完善健全了《土壤环境保护法》和《土壤环境保护法实施细则》。其中，《土壤环境保护法》的颁布，使韩国得以建立一个土壤污染防治的综合法律框架，对土壤环境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1996 年，韩国环境部建立了“土壤污染监测网”，以防止与矿山、精炼厂、军事基地、储油设施、垃圾处理场相邻地区的土壤污染。 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以及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及时应对、修订完善法律，使法律法规始终与变化同步，与时代同步，不仅强制实施土壤污染调查、土壤污染的指定和修复等制度，而且极大促进了企业自愿进行土壤污染治理，取得了较好效果。
在内容上，细致严谨丰富内涵
从我国的实际国情而言，法律层面有个瓶颈问题，即：立法易，执法难！
不止在中国，其他国家也有这方面的教训。而在执法层面做得较好的国家无疑是德国，其立法内容的丰富与严谨执行值得我们学习。
为了保障农业生产过程中不污染土壤和水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德国提出发展生态农业，并制定了一系列农业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例如《肥料使用法》《自然资源保护法》《土地资源保护法》和《垃圾处理法》等。因为在农业生产中经常要施肥也会对土壤造成严重污染，为此德国在1996 年制定了施肥法条例，将其肥料的使用依法规范，防止因施肥而引起土壤污染。
德国人以严谨细致而著称于世，面对立法与执法这么严肃的话题，德国人当然会更加严谨细致，更为务实执法注入了丰富内涵，具有借鉴意义。
启示之二：
科技治污起关键作用
世界多个国家的经验做法说明，采用科技手段和先进技术，可以更有效地开展土壤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并取得明显的效果。
以英国为例。众所周知，英国是早期工业发展国家，有着极为严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英国最早开采的矿主要是煤炭、铁矿、铜矿，时间都在300年以上。随着经济发展与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许多矿区早已停止了开采，但当年开采遗留下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却并没有消失。在尝试使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进行治理的过程中，考虑到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将挖出的污染土壤并移至别处，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就陆续制定相关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同时进行土壤改良剂和场地污染修复研究。经过探索与发展，当前的英国土地修复技术非常成熟和规范。具体而言，其科技手段主要分为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修复技术三个方面，值得许多国家学习和推广。
物理方法治理重金属
物理方法常见有三种：①电动土壤修复法，主要适合重金属污染物治理，在电场作用下通过电渗流或电泳等方式使土壤中的重金属被带到电极两端从而清洁污染土壤。②热处理法，即对土壤进行加热升温，使挥发性有害重金属或挥发性有机物挥发出土壤并将其收集起来集中进行处理。③机械清洗法，该方法是一种较新的石油污染修复技术，采用纯粹的机械方法异位清洗土壤。
化学方法降解污染物
分为化学栅法、化学氧化法和生物修复技术三种。①化学栅法。该方法是利用一种既能透水又具有较强沉淀污染物能力的固体材料，将其置污染堆积物底层或土壤次表层的含水层，使有机污物滞留在固体材料内，从而达到控制污染物扩散并对污染源进行净化的目的。②化学氧化法。该方法是向被石油烃类污染的土壤中喷洒或注入化学氧化剂，通过与污染物之间发生氧化还原反立，使污染物以降解、蒸发及沉淀等方式去除掉，最终达到净化的目的。③生物修复技术。早在1983年，英国就提出了利用超富集植物清除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思想，即生物修复技术。首次利用遏蓝菜属植物修复了长期施用污泥导致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并证实了这一技术的可行性。
目前，英国已开发出多种耐重金属污染的草本植物用于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的治理，并已将这些开发出来的草本植物推向商业化进程，建立了超富集植物材料库。
启示之三：
分类治污使效果明显
针对土壤保障和环保工作，德国的策略是“分类治污”“逐步深入”。
开展调查摸底数
德国的土壤保护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开展了污染场地调查，底数清楚，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首先，全面开展土壤监测。目前，德国各州都对土壤进行长期监测，全国共有800多个监测点，绝大部分是环保部门设立的，也有一些是农业部门设立的。联邦与各州政府设立土壤污染调查小组，根据土地的用途，如森林用地、绿化用地、耕地以及特殊用地等，对土壤进行监测，对土壤的生物、物理、化学特性以及有害物质含量等进行描述，目的是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排查筛选定方案
对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地块进行排查、筛选。治理土壤污染的第一步，是对所有怀疑可能受污染的地块进行登记造册，并展开预备性调查，范围包括潜在的污染源、以前的厂区以及废料堆放地。第二步，根据调查结果对污染场地进行风险评估，确定有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排除危害。第三步，对重点污染地块进行详细调查，内容包括有哪些污染物，浓度多少，哪些污染物在什么时候会对人体健康、动植物、水环境、土壤、大气以及文化资产等造成危害。第四步，通过情景模拟，开展土壤修复研究，制定技术方案。第五步，制定污染治理与土壤修复规划并实施。 建立数据动态管理
根据调查结果，德国会对各州污染土地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数据库，所有与土壤保护相关的州政府部门都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下一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属于本地区的污染场地情况。同时，建筑公司也可利用这个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对全州土壤保护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在土壤修复方面，德国的理念是保护土壤的特殊功能，而不是土壤本身，对不同功能的土地，区别对待。哪些土壤需要治理？德国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在绿色线上的，主要是预防土壤恶化;在黄色线上的，要发出警告;在红色线上的，必须进行治理。
少用土地避拓展
当然，土壤保护最好的手段是尽量少用土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工业、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转型导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着少污染。因此，现在德国对土地转型利用实行总量控制，现在每年农业土地转型利用的总量为50多公顷，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过30公顷;为满足建设需要，重点向城市要土地，重视土地的重复使用，避免无节制地向周边拓展，造成新的污染。
表土剥离防污染
除了以上德国分类治理的办法效果明显外，日本在分类治理方面也有“一招鲜”：表土剥离。该方式即剥离受污染地区的表土并覆盖或进入其他未受污染地区的表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日本曾一度污染严重。其中，土壤中的超标物质有镉、铜、砷等，尤其是镉超标的土壤占污染田地面积的 90%左右。为了治理土壤污染，日本开展了特定的土地改良事业，并指定了一些地区为防止土壤污染对策地区。在具体治理过程中，日本各地根据地下水位、地质条件及污染程度等的不同，因地制宜选取填埋客土法或上覆客土法等方法。
其中，前者是先剥离被污染的表土并就地挖沟掩埋，其上利用砂石土形成“耕盘层”，最上层客入剥离自其他地区的表土（通常是干净的山地土）;后者则是在污染的表土上直接客入砾质土形成耕盘层， 再客入剥离自其他地区的山地土。这两种方法都需制作一层起隔离作用的“耕盘层”，以防止植物根系扎到客土层以下的污染土中。因此，为确保植物生长在无污染的土层中， 剥离自其他地区的表土形成的客土层应保持一定厚度（通常在 15 cm 以上）。这种表土剥离方法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与推广。
启示之四：
税政治污促主动作为
梳理发现，世界各国在税政治污方面有两个方面的成功做法：一是直接向生产企业和主体征收环境税;二是对于低碳生态工业企业和主体减免其他应缴的税费。这两种通过税费手段防治污染的办法不妨称之为“税政治污”，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工业主体主动作为。
据一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说，环境税在世界各国成功地减少了污染。有研究人员发现，在荷兰已用环境税手段减少重金属的排放，瑞典已用来减少氧化氮的排放，在德国则用环境税手段减少有毒废物的产生。报告说，可以用这些税收抵消工资税，欧洲联盟委员会已建议在欧洲联盟范围内征收碳税和能源使用税，以此来减少工资税作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手段。
启示之五：
赔偿治污为责任底线
一旦发生污染问题或事件，及时合理地赔偿由此带来的环境、身心健康和治疗费用等方面的损失，考量着政府和民众的底线。
提到土壤污染及相关赔偿的话题，美国人会想起“拉夫运河事件”。20世纪40年代拉夫运河干涸后被一家化学公司购买，当做垃圾仓库倾倒工业废弃物。后来，该公司将充满有毒废弃物的河道填埋覆盖后转赠当地教育机构。政府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大量住宅和一所学校，随后的多年间，这里的居民不断患上各种怪病。
更让美国人心惊的是，当时全美境内有成千上万个类似拉夫运河地块的危险废弃物简易填埋场，犹如一颗颗定时炸弹，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迫于强烈的舆论压力，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这一法案也因此被称为《超级基金法》。该法规定了危险物质泄漏事故的报告制度和国家应急计划制度;明确了负有治理责任的主体包括总统、州政府、地方政府、印第安部落、危险废物设施或船舶的所有者和营运人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体;治理的行动，一是清除，二是救助;治理费用应由发生危险物质泄漏设施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或该设施所处土地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承担。
超级基金主要用于支付以下的费用：一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实施的，针对那些不符合《全国应急计划》的废物处置进行的迁移和补救行为的全部费用;二是任何个人实施的，针对那些不符合《全国应急计划》的废物处置进行的其他“必须”的责任费用;三是因泄漏危险物质而造成的对“天然资源”的破坏等等。
启示之六：
社会治污提专业水平
土壤污染防治，必须走市场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社会民众广泛参与的道路。
一是坚持倡导以专业化为基础的市场化。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专门性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会产生较大冲击，法律实施也为土壤污染防治产业带来巨大市场，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在日本和韩国尤为成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立法宽严不一，决定性的因素是不同的国情和区情。立法过宽，难以遏制土壤污染;过严，则不仅伤害经济，也不利于土壤污染的整治。
二是实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责任的多元化和民事责任的社会化。这是因为，无论政府还是污染者，都无法单独承担土壤污染整治的巨大费用，法律责任的多元化必不可少，并通过土壤污染整治基金制度、保险制度等实现土壤污染整治民事责任的社会化。 土壤污染调查、整治业务对专业技术性和职业诚信的要求很高，须由专门机构来承担。日本《土壤污染对策法》称之为委派调查机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负责有关设立、变更和终止和监督事项。韩国《土壤环境保护法》详尽规定了“土壤相关专业机构和土壤净化业务”，还特别规范了禁止出租土壤相关专业机构的书面授权、禁止同时经营其他业务、土壤净化业务的注册等具体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