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范文1
关键词：湖湘文化；民歌湘军；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3）01-0092-04
民歌湘军的崛起，是继电视湘军、奥运湘军和出版湘军之后，音乐界界出现的“湖南现象”，是几代湖南音乐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民歌湘军的崛起也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延伸的产物。解读民歌湘军取得成功的深层次原因，必须从探究其文化背景出发。实际上，正是厚重的湖湘文化底蕴滋养并助推了民歌湘军的崛起与辉煌。湖湘文化是对湖南这一特定地域文化的称呼，是中国传统文化园中的一枝奇葩。“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湘文化蕴含的精神特质催生了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现象，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研究民歌湘军崛起的湖湘文化背景，对于促进民歌湘军更好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湘军现象
湖湘文化是自古以来生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千余年来，理论上的湖湘之学与地域上的湖湘之风，互为影响，融合升华，终成一脉，共同织就了湖湘文化。湖湘文化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既包括精神文化，也包括物质文化；既包括雅文化，也包括俗文化；既包括有形地域文化，也包括无形地域文化。
关于湖湘文化蕴含的基本精神特征，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湖南学术界进行过种种概括和总结，可谓见仁见智。笔者认为，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渗透于湖湘血液之中，具有突出性、恒定性和普遍性。湖南人骨子里的湖湘文化烙印，是“湖湘基因”的根本构成，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湖南人的性格特征。例如“霸蛮”和“死硬”等特点。湖湘文化的精髓和灵魂主要表现在：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勇于承担，舍我其谁的自信品质；吐纳百家，兼收并蓄的融合精神；先忧后乐，心系天下的爱国主义情怀；坚忍不拔，百折不屈的拼搏精神；经世致用、不尚空谈的务实精神；团结互助、帮扶推荐的浓郁乡土情结等。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从古至今激励着湖南人，影响着湖南的政治、经济和生活；也为今天民歌湘军的崛起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为民歌湘军的发展与成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湘军是晚清时对湖南地方军队的称呼。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是清政府实现中兴的砥柱。“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集团人才辈出。湘军的出现是近代湖南人才臻于极盛的契机。其后，湖南开始了人才群体的井喷现象。湘军已成为湖南人才和成功现象的精神象征，至今湖南人对此仍然非常自豪，并把湖南社会各方面的人才群体现象称为“湘军”。例如，称雄奥运赛场的体育湘军、引领媒体潮流的电视湘军、屡获政府大奖的出版湘军等。各路“湘军”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骄人成绩。“湘军”现象也极大地推动了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在民歌、旅游、教育、制造等领域，“湘军”现象也开始崭露头角。“湘军”何以成为同行业的翘楚？“湘军”现象何以层出不穷？究其根源，湖湘文化的潜在影响功不可没。正是湖湘文化背后的驱动，成就了璀璨绚丽的“湘军”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湘军”现象是湖湘文化这株千年老树，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出的灿烂之花。
二、民歌湘军的崛起及其代表人物
民歌湘军的崛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从歌唱家李谷一操着浓浓的湘音，放下《补锅》的小铲子，走进中央乐团开始，民歌湘军迈出了征战北京乃至全国的第一步。而著名作曲家白诚仁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了以《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鱼米乡》等大量极具湖湘特色的歌曲，为民歌湘军在音乐征途上越走越远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支持。此后，民歌湘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队伍越来越壮大，作品越来越经典，影响越来越广泛。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由人靓歌甜的“湘妹子”张也、宋祖英、陈思思、吴碧霞、刘一祯、易秒英、雷佳、王丽达、陈莉莉、谌蓉、廖沙、湘女、晏菲等一大批优秀的湘籍歌唱家或青年歌手组成的团队，开创了民歌湘军的新纪元，撑起了中国民歌演唱艺术的大半壁江山，唱红了中国，唱响了世界！除这些为广大观众所熟悉和喜爱的歌唱家或歌手外，还有中央民族乐团的傅莉珊，从星大光道脱颖而出后进入二炮文工团的张琛，北京歌舞剧院的米亮，以及何怡、王相周、曹晓静、虞珍妮、习慧敏、刘禹含、何美琳等中国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的学生，构成了民歌湘军的强大后备力量。
民歌湘军的成长，经历了无数次挑战，也取得了辉煌战果。（1）青歌赛战场：2004年，湘女雷佳、王丽达、陈莉莉一举包揽前三名。此后，王丽达又在2010年青歌赛上获得第一名。（2）国内舞台：2007年春晚，有8位湖南歌手登台！宋祖英更是自1990年以来每年亮相春晚；而李谷一的《难忘今宵》则是春晚结束的标志曲目。2004年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赴张家界慰问演出、2006年湖南电视台“情系大湘南”赈灾演出、2008年奥运会闭幕式演出、2009年湖南省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主题文艺晚会“湘江颂”等，民歌湘军更是集体接受检阅，彰显了雄厚实力与非凡成就！（3）国际舞台：当宋祖英成功在悉尼歌剧院、维也纳金色大厅、肯尼迪艺术中心举办个人音乐会的时候，当吴碧霞在国际声乐比赛上获得金奖殊荣的时候，民歌湘军走向了世界。当“嫦娥一号”飞往月球的时候，《难忘今宵》、《爱我中华》、《走进新时代》和《但愿人长久》“奔月进行曲”响彻寰宇。“从来不蓄湘累问，唤出嫦娥诗与听”。
放眼中国，有哪一个团队，像民歌湘军一样，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里，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属于自己的荣耀，源源不断地为中国民族声乐培养输送人才，并始终引领中国民族唱法的潮流。民歌湘军的崛起，称得上是音乐界的“湖南现象”。民歌湘军的崛起，是湖南人才群体现象的又一突出有力证明。
三、湖湘文化对民歌湘军的影响
任何一种现象的背后，必然隐藏着深刻的内涵。民歌湘军从出现到崛起再到辉煌，也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必然存在深层次的原因。民歌湘军从领军人物李谷一、白诚仁到骨干力量宋祖英、张也等，再到一般队员湘女、晏菲等，均由湘籍人员组成，这是民歌湘军的最大共性与特点。湖南人特有的“霸蛮”性格与湖湘文化的千年积淀必然在系出湖南的民歌湘军身上打下深深的湖湘烙印。在湖南省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主题文艺晚会《湘江颂》上，宋祖英感言“难忘家乡的山，难忘家乡的水，难忘家乡的吊脚楼，难忘家乡的小背篓”，受到现场观众热烈欢迎；李谷一则仍然以她的十二个字总结湖南人的性格“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获得了全场热烈掌声。湖湘文化中的霸蛮特质、百折不挠、乡土情结等精神特质对民歌湘军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的主体精神是民歌湘军崛起的源动力。凭着敢闯敢拼的勇气，民歌湘军创造数不清的“第一”。例如，李谷一是第一个成功由花鼓戏演员转变成为歌唱家的湘妹子。她运用气声唱法演绎的《乡恋》是中国大陆第一首通俗歌曲，开创了中国通俗音乐的先河。1985年李谷一到法国、荷兰等举行了个人独唱音乐会，是国内第一个到国外开音乐会的歌手。正是因为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才为民歌湘军的崛起做好了铺垫和准备。在随后三十多年里不断有湘妹子唱着花鼓戏走进北京，经过专业声乐训练后成为优秀的歌手或者歌唱家，使得民歌湘军站稳了脚跟。再例如，宋祖英从一个不谙世事的苗族小姑娘唱着《小背篓》走出了湘西的大山，走到了北京，走进了海政文工团，走向了全世界。宋祖英是世界上第一个先后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维也纳金色大厅、肯尼迪艺术中心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的歌唱家，是国内第一个在北京鸟巢举办演唱会、与多明戈等国际级大师的合作的歌唱家，她已经成了中国民族声乐的代表人物。你可以不喜欢民歌，但不可能不知道宋祖英，不可能没有听过她的歌。没有这种敢为人先的胆魄，就不可能有民歌湘军的崛起与辉煌。
湖湘文化“舍我其谁”的自信品格是民歌湘军取得成功的坚实基础。自信是湖南人性格又一大特点。“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早年曾立下“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壮志；怀才不遇，几经沉浮的民国英才杨度在著作《湖南人》中唱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情；还有岳麓书院门口挂着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牌匾。无不表现出湖南人“舍我其谁，豪气干云”的自信品质。湖南人凭什么？凭的就是这种“舍我其谁”的信心与霸气。这种品质也同样映照在湘籍女歌唱家身上，“辣不怕、不怕辣”的辣妹子的“辣”味里面就充满了自信。吴碧霞是非常自信的，没有令人羡慕的身材与容貌，身材娇小的常德妹子能将湖南民歌《洗菜心》唱得柔肠百转，也能将咏叹调《晴朗的一天》唱得大气磅礴。自信的吴碧霞认为：一个人的歌唱机能完全具有足够的张力容纳，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从主观上必须具有开放的歌唱观念和灵活的思维方法。她用实力证明了自信。同样，民歌湘军的成员都有着与生俱来的自信，也有着证明自信的勇气与执着。正是这种品质，为民歌湘军的崛起与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湖湘文化“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助推民歌湘军走向辉煌。坚韧执着、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造就了湖南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只要是认准的“理”，就会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勇往直前，奋不顾身，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湖南人能吃苦，认死理，主张“扎硬寨”，“打死战”，“打脱牙和血吞”。正是这种不怕牺牲的死硬精神支持着湘籍歌唱家，只要认准了民歌事业，就会矢志不渝地走下去。例如，宋祖英的刻苦是出了名的，金铁霖说：“宋祖英成名前，一直住在我们学校地下室，我给她上课，只要一打电话她准在，感觉随时随地她都在等着上课。一般人很难做到这点。她的成功完全靠她自己的刻苦”。王丽达在2002年第十届青歌赛演唱《亲吻祖国》获得民族组银奖，2004年第十一届青歌赛再次获得银奖，但是性格倔强的她不满足于银奖，在声乐道路上加倍努力，孜孜不倦。功夫不负有心人，王丽达2009年获得第七届中国音乐金钟奖金奖，2010年第十四届青歌赛民族唱法专业组金奖。正是这种顽强与执着，才有了民歌湘军发展到今天的辉煌。
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融合精神支撑民歌湘军越走越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民歌湘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秉承了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优秀传统，将一切有利于民歌演唱的优秀元素为我所有。湖南省境内丘陵、山地广布，少数民族众多，山歌流传广泛，代表性的地方民歌就有桑植民歌、嘉禾民歌和梅山民歌等。这些民歌能够表达各种不同情感，有浑圆嘹亮的山歌、优美抒情的小调，有欢快活跃的花灯、低沉哀怨的曲艺，还有气势磅礴的号子、荡气回肠的薅草锣鼓等。千百年来，她总是“亲切的伴随着历史”（田汉语），反映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思想、感情、理想和愿望。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湖南地方民歌为民歌湘军在发展过程中汲取营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地理优势。另外，源于民歌的湖南花鼓戏也是民歌湘军的主要“给养源泉”之一。行腔美、韵味足，几乎是所有湖南女歌唱家共同的特点，其根本原因是她们之中大部分都是花鼓戏演员出身，包括李谷一、张也、雷佳、王丽达、黄卓、湘女等。花鼓戏是最优美的地方戏剧之一，是行腔相当复杂的剧种，也是最接近民族唱法的剧种。民歌湘军成员可以随心地演唱《龙船调》、《洗菜心》、《思情鬼歌》、《刘海砍樵》等湖南民歌和花鼓戏曲目。有了地方民歌和花鼓戏的先天基础，经过专业声乐训练，再借鉴融合西洋唱法的发声技巧，民歌湘军就能集大成于一身，从容应对各种风格的民歌。
湖湘文化“乡土情节”的团结互助是民歌湘军立于不败的重要因素。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湘籍人才之间的帮带、扶植和举荐。在这方面，湘军领袖曾国藩最为典型，他特别重视从同乡中选拔人才，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他推举彭玉麟和杨载福于微末之时，重用罗泽南和李续宾于军旅之中。正是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援引、推荐、庇护、提携，利益攸关，结成一体，走向社会，发挥才智，形成影响全国的湘军现象。湘军如此，湘军以后出现的湖南人才群体，大抵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情形。民歌湘军亦不例外，李谷一在推荐湘籍民歌人才，帮扶湘籍女歌手成长方面，就像曾国藩一样不遗余力。绝大多数进京唱民歌的湘妹子都与李谷一有着或深或浅、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张也的成长与成功，就与李谷一的帮助密不可分。在李谷一的帮助下，她1986年走进中国音乐学院，师从金铁霖，成为中国第二个民族声乐硕士，跻身于“中国民族歌坛四大名旦”之列。从来不收学生的李谷一破例收下了与自己性格相似的刘一祯，之后刘一祯进入空政歌舞团，成了家喻户晓的民歌演员。宋祖英对易秒英亦可谓关怀备至，曾经让出作品《月亮花儿开》，让易秒英充分展示自己的天赋。在国家大剧院“真爱如歌”慈善演唱会上，宋祖英也亲自到场助阵，给予易秒英极大鼓舞。对此，易秒英曾多次公开表示，“没有宋姐，就没有今天的我”。其实，湘籍歌唱家之间相互“抬桩”的事例不胜枚举。事实证明，没有湖湘文化“乡土情结”影响下的团结互助与相互“补台”，民歌湘军很难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湖湘文化范文2
关键词：湖湘文化；电视；山寨；霸蛮
中图分类号：G2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8-0086-03
山寨一词众说纷纭、含义颇丰，将其与电视联系在一起，其意义则更为具体，大体可以理解为翻拍、模仿、借鉴、克隆和抄袭。追根溯源，湖南电视的成功与“山寨”可谓密不可分，其代表性节目，如《快乐大本营》、《挑战麦克风》、《我们约会吧》等皆借鉴了国外一些电视节目的创意，或多或少都带有“山寨”色彩。此外，其自制剧《又见一帘幽梦》是琼瑶剧《一帘幽梦》的重拍，《丑女无敌》、《回家的诱惑》是国外曾热播的电视剧《丑女贝蒂》和《妻子的诱惑》的翻版，《一起去看流星雨》的剧情也是先前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的复制……凡此种种，都充分表明湖南电视正在将其“山寨”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并由此逐渐形成了湖南电视别具一格的“山寨”现象。
对于这种“山寨”现象，网络上褒贬不一。倘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此现象其实是植根于湖湘文化之上的湖南电视人对电视艺术的一次开创性尝试。正如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前董事长魏文彬所言：“我们成功的秘密，就藏在湖湘文化的精髓之中”。[1]作为湖湘文化与电视文化相糅合的产物，湖南电视的这种“山寨”现象对于当下中国电视的发展也具有“双刃剑”式的参考价值。
一、“格物致知”与“经世致用”
在湖湘文化之中，有两种联系得较为紧密的思想，即“格物致知”和“经世致用”。格物致知出自于儒家的经典《大学》，宋代朱熹将格物致知注解为“穷究天下之事物，而尽悉天下之事理”。这一解释被以后的众多儒家所继承，成为正统的解说。而朱熹思想对于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可谓起着重要的作用。淳熙二年，朱熹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并在此为湖湘学子传道授业解惑。“在格物致知问题上，船山神契朱子，卫护朱学，同时又有新的发展。与朱子相比较，船山格物致知论的新发展主要是具有鲜明的近代实证科学色彩，对耳目见闻与心官思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等问题有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2]
湖南电视的山寨现象正是从格物致知开始的。纵观全球，中国的电视起步较晚，从1958年中国建立第一座电视台算起，至今还不到六十年，和欧美相比，中国电视“在艺术形式上还没有成熟，在艺术品种上还未能稳定，在艺术质量上还需要更加精致，在从业人员的文化艺术素质上还有待提高……”[3]加之长期受到体制、历史、理念、人才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电视制作的整体水平相较于一些发达国家不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这个差距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迎头赶上的。湖南电视人在总结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之上，率先意识到了这个客观存在的问题。魏文彬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列举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业绩数据后便提到过：“跟西方的跨国传媒集团比起来，这些数据仍然显得微不足道”[1]这种理性、务实的总结即是格物致知之举。
从格物致知到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传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阐释这个传统，即由认识到实践的跨越。从胡宏、张蛟谒未创立称盛一时的湖湘学派，就以尊奉程朱理学、注重经世致用、包容众家之长、砥砺道德节操的传统学风见称于世。到清末，软弱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经世致用之学在湖湘大地上再度兴起。魏源、谭嗣同就是力行此思想的最主要代表。这种传统学风作为湖湘文化的基因，其强调的是务实学、重实践、求实干。
湖南电视人可谓将此传统通过山寨的形式发挥得淋漓尽致。进入新世纪后，国内电视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急剧上升，而国内的电视节目又相对贫乏、单一。很明显，国外大量的节目制作模式在国内也具有可操作性，与其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盲目创新，不如借“他山之石”来用。毕竟，这块“他山之石”是在经过千锤百炼之后磨成的，它经过了无数观众的考验。尽管，中外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但是借助其外壳，赋予其本土化的血液，它也有生存和壮大的可能。于是乎，湖南电视人在借鉴《美国偶像》的模式上，制作出了《明星学院》、《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等一系列产生广泛影响力的中国式选秀节目，其拍摄的影视作品也是延伸了这种模式。借鉴境外成功经验，即务实学；将其引进至国内，并将其本土化，即重实践；本土化后，又将其发展开来，从综艺节目延伸到电视剧等各个电视艺术类型，即求实干。这种“三实”精神正是湖南电视人在格物致知、经世致用思想熏陶之下，开创电视“山寨”现象的文化内因。
二、“忧患意识”与“乐感意识”
在中华文化中，“忧患意识”与“乐感意识”的互补性尤为明显，然而历史上“忧患意识”从来都是重于“乐感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推崇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抒发的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明显地印证了这一点。湖湘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也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这种文化传统。近代以来，湖南的仁人志士为拯救处于危难之际的国家，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身体力行地传承着这种“忧患意识”，而“乐感意识”的传承之举却甚为稀少。因此，“忧患意识”与“乐感意识”在湖湘文化中的比重一直缺乏平衡。
湖南电视山寨现象的出现，恰好打破了这种平衡。它使“乐感意识”在三湘四水开始抬升，“乐感意识”与“忧患意识”逐渐趋于平衡。毫不夸张地说，它已经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符号，使得湖湘文化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众所周知，湖南电视的“山寨”现象是发生在电视娱乐化基础之上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电视文化的娱乐功能一直受到排斥，因此在经济和文化转型的背景中，市场经济积蓄的能量一旦释放，遭受压抑的娱乐功能便以迅捷的态势爆发出来。”[4]湖南电视人便是这种爆发的先驱者，而爆发的手段便是“山寨”。
这种山寨现象蕴含的“乐感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何以与湖湘文化固有的“心忧天下”产生联系呢？魏文彬对此进行过阐述。他并不认为这种从山寨开始的电视娱乐化倾向是媒体缺乏责任感的表现，他曾说过：“这样的先天下之乐而乐，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并不矛盾，两者在精神上仍然是相通的。时势不同，忧乐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饥寒交迫、风雨飘摇的时代，我们更多地需要先天下之忧而忧；殷实富足、快乐和谐的时代，我们便应当‘先天下之乐而乐’，及时为人们提供能够带来快乐的东西，用优秀的文化产品，满足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我认为，这仍然是湖湘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彩表现。”[5]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湖南电视山寨现象的发生恰恰也是湖南电视人在“忧患意识”影响下媒体责任感的凸显。当下，“电视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更关系着国家的文化安全和文化尊严。放眼国际电视传媒市场，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科技的发展，将使国际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这种竞争要么是中国文化的腐蚀剂，要么是电视文化整合重构的强力催化剂”。[6]可以说，湖南电视山寨现象的发生正是在这种强力催化剂加速影响下，中国电视文化整合与重构的先声。
湖南电视山寨现象同样蕴含者“敢为人先”的文化基因。首先，此山寨现象是在突破占中国电视主导地位的知识教化功能和资讯服务功能后出现的，它以娱乐游戏功能为内核率先发生，具有开创性意义；其次，湖南电视的山寨节目率先突破了国界的束缚，大胆采用境外新颖的电视艺术形式，这是对中国电视艺术传统形式的一次颠覆；第三，尽管国内其它地方许多电视节目皆存类似的“山寨”行为，但是这种山寨行为，是在湖南电视“山寨”现象之后再发生，其时效性和成熟度远不能赶超之。由此观之，湖南电视“山寨”现象的发生实则是中国电视从思想到理念、从内容到形式的一次巨大突破，它使得中国电视的面貌焕然一新。
三、“霸蛮”与“灵泛”
在湘方言中有两个特殊的词汇，即“霸蛮”和“灵泛”。所谓“霸蛮”，乃霸道、蛮横、执着之意。“湖湘文化具有‘蛮’的特质。这种‘蛮’，有原始的蛮荒、野蛮的意味，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原始的蛮荒、野蛮逐渐沉淀到湖湘文化的底层。”[7]而“灵泛”大体可理解为灵活、机灵，它与“霸蛮”在湖湘文化中恰好组为一体的二元互补结构。当今的湖南文化名人易中天对“霸蛮”和“灵泛”两种文化形态曾做过这样的评价：“湖南人对‘霸蛮’和灵泛，也从来就是既肯定又批评。有时候他们赞美‘霸蛮’，有时候又欣赏灵泛。这也不奇怪。事物都有两重性，就像一枚硬币总有正反两面。‘霸蛮’的反面是霸道、野蛮，灵泛的反面则是狡诈、油滑。所以，一个人太‘霸蛮’固然不好，太灵泛就更不好。最好是把‘霸蛮’和灵泛结合起来，骨子里‘霸蛮’，行动时灵泛，或者精神上‘霸蛮’，方法上灵泛，也就是‘霸蛮为体，灵泛为用’吧！”[8]
湖南电视的“山寨”现象实则也含有“霸蛮”与“灵泛”的文化因子。湖南电视“山寨”现象从发生到延续实则也经历了“霸蛮”与“灵泛”的博弈之路。在此“山寨”现象发生的初期，某些综艺节目几乎是全盘模仿国外的。例如：“早几年就有人挑剔湖南电视台《快乐大本营》里的港台腔，将其列为‘模仿’、‘照搬’台湾、香港及欧美电视的‘罪魁祸首’”[9]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其很快就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栏目特点，加上湖南卫视这个平台的强大传播优势，使该节目不久便成为全国综艺节目中的佼佼者，并凭借较高的收视率及良好口碑而火了十余年。《快乐大本营》成功的案例其实就是湖南电视山寨文化中“霸蛮”与“灵泛”从博弈到融合的一个典型缩影。
通过“山寨”的方式引入境外节目，这是一种“拿来主义”之举，也实为无奈之下的一种“霸蛮”行为，但对于中国电视多样化的发展又是一个“灵泛”行为。对于这种兼具互补文化的行为，切不可走入单一文化的极端。因为一味的“霸蛮”，只会走入野蛮式的侵权；而一味的“灵泛”，却又会弄巧成拙。纵观当下湖南电视台的节目，依旧“霸蛮”有余，而“灵泛”不足。
随着知识产权维护意识的增强，人们对电视的山寨现象所存在的版权问题一直比较关注。当下，湖南电视的“山寨”现象一直在延续，同时，对其版权问题的讨论与纠纷也从未中断。早前新闻更是传出：英国ITV亚太总裁James Ross针对湖南卫视节目《挑战麦克风》的侵权，已向国家广电总局进行了投诉。
由此观之，在湖南电视山寨现象彰显出文化因素中，“霸蛮”与“灵泛”仍然需要继续调和，而这个调和的过程应该为“霸蛮”逐渐消减，“灵泛”慢慢增多，从而最终达到一种平衡。同时，这种过于“霸蛮”之举也应引起包括湖南卫视在内的国内各家电视台及其相关电视节目制作者的高度警惕与深入反思。
“山寨”一词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同样，湖南电视的“山寨”现象从不同角度也应有不同的评价。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作为湖湘文化多种基因影响下表现出来的电视文化现象，它对中国电视文化在丰富与发展过程中的借鉴意义依旧不容小觑，而其弊端则需要通过吸纳不同先进文化，通过自身的不断创新来继续逐步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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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范文3
关键词：高等学校；湖湘文化；人文素质；教育；载体
湖南高校人文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启迪心灵、塑造人格、提升境界的教育，其实质是“精神成人”的教育。中华湖湘文化作为湖南高校人文教育一部不可多得的生动教材，是大学生人文教育的丰富思想资源，是大学生人文教育的有效载体。因此，湖南高校要重视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湖湘文化教育，充分挖掘湖湘文化中蕴涵着的丰富精神文化资源，使其更好地为人文教育服务。
一、加强高校人文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科学技术越是高速发展，就越要重视人文教育。因为，单纯、片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不仅不能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甚至会使人类失去精神支柱，使人类文明陷入严重的危机。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积累了灿烂的文化，其中的精华部分在当今社会仍然不乏借鉴意义和珍贵价值。中国优秀湖湘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和壮大，理应成为我国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基本成分。优秀湖湘文化滋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也必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焕发新的青春。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湖湘文化遗产，有助于改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对于健全素质，完善人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湖湘文化教育是湖南高校人文教育的有效载体
1. 加强湖湘文化教育，有利于陶冶大学生的爱国情感
纵观中国历史，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华文明一直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正如所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学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了解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湖湘文化，有利于增强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不断地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促使其更深深地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
2.加强湖湘文化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社会和谐意识
万物和谐、“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湖湘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湖湘文化的独特境界，指的是“天道”、“人道”的和谐统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倡一种以“仁爱“为思想基础的人际关系的和谐统一；二是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儒家主要倡导第一种和谐，即以“仁爱”为思想基础的人际关系的和谐统一。儒家这些人际及群己和谐思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宽容、团结友爱、博爱奉献精神。这种和谐思想有利于大学生改善人际关系，树立正确的人际观。道家倡导第二种和谐，即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3.加强湖湘文化教育，有利于塑造大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
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没有崇高道德的人，其人格不可能是美的。在人格美的统一体中，崇高的德性居于核心地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涉及到治国安邦、治生理财、读书求学、安身立命等诸多方面。中华湖湘文化可以说是如何做人的文化，是让人学会如何做人的最好教材。在个人品德上有：崇尚志向、诚实守信、刚直不阿、重道贵义、自强不息、节俭不奢等。在家庭邻里关系中有：尊老慈幼、夫妻相敬、兄弟相亲、朋友有信、邻里互助等。在职业关系中有：敬业守职、尊师重教、公平交易、童叟无欺、救死扶伤等。在社会公德中有：奉公守法、友善爱人、礼貌谦让、造福乡里、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深入挖掘中华湖湘文化资源，对大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加强自我道德修养，陶冶道德情操，培育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等道德意识和品质，从而塑造崇高和美的道德人格。
4.加强湖湘文化教育，有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在中华传统道德的发展演化中，公私之辩始终是一条主线。“公义胜私欲”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根本要求。可以说，一切传统美德都是围绕着这一主线和根本要求而展开的。正是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古代思想家强调：在“义”和“利”发生矛盾冲突时，应当“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主张“义然后取“，反对“重利轻义”和“见利忘义”。加强中华湖湘文化中“整体主义”思想和“义利观”教育，让大学生承继那种“夙夜在公”“天下为公”和“义以为上”“先义后利”的崇高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大学生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关系，培育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从而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本位价值观。
5.加强湖湘文化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
从湖湘文化中学习各种思维方式，吸收传统思维营养，是培养大学生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前提。“中国文化呈现的思维模式是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其中‘二’的思维模式是中国古人最常用的思维模式。这辩证观对当代大学生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教育意义。大学生学习用“二”的思维模式，全面地了解我国的过去和现在，辩证而理性地思考未来，就能正确地看待我国的社情、国情，正确地看待社会发展转型时期存在的许多有关民生方面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而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在湖南高校人文教育中激活中华优秀湖湘文化
1.将湖湘文化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湖湘文化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外，湖南高校各部门、全体教职员工都要积极参与，形成合力。教师是教书育人的主体，在湖湘文化教育中起主导作用。各科教师在教学中都应结合教学内容和本学科的特点，自觉地加强湖湘文化教育，将湖湘文化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行政后勤人员应充分发挥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作用，在工作中注意运用湖湘文化中诸如诚实守信、节俭不奢、敬业守职、礼貌谦让等传统美德涵养自我，以感染熏陶大学生，从而培育大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修养。
2.着力拓宽和创新湖湘文化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湖湘文化教育是集传统性和现代性于一体的系统教育工程。在当今时代，开展湖湘文化教育必须拓宽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在内容方面，除了讲授、学习、了解中国湖湘文化产生的根源与背景、发展历史和基本特征、传统哲学、传统管理思想、传统节日民俗、传统饮食文化、传统文学艺术等内容之外，还要对湖湘文化进行重点和深度的发掘，以体现时代性和与时俱进性。在湖湘文化教育的方式方法上，除了继续吸收和借鉴传统教育方法外，还要将理论灌输和实践体验活动相结合，将队伍建设与教材建设相配合，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将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兼备，在全方位、立体式的教育与教学、协调与配合中提升湖湘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3.充分发挥地域文化在湖湘文化教育中的作用
一是为了使大学生湖湘文化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学校要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主动与当地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文化遗址保护单位、少数民族村寨等加强联系，建立一批较稳定、育人作用大的民族文化教育实践基地，以确保大学生湖湘文化教育活动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二是学校应有计划地组织大学生参观当地博物馆、名胜古迹、历史文化遗址等，以帮助大学生了解祖国悠久、丰富的文化遗产，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学校应组织大学生定期深入少数民族村寨开展民族民俗文化采风活动，让大学生直接参与当地民族歌舞、传统体育项目等文化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大学生领略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亲身感受这些久传不衰的民族民间文化魅力；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对民族民间文化的高度认同和传承。
4.重视加强湖湘文化教育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
湖湘文化范文4
关 键 词：湘湖师范 湘湖地区 教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湘湖师范或湘师是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的简称，这所师范学校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继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师范以后，受浙江省教育当局之托，于1928年直接参与创办的第二所乡村师范学校。
1928年10月1日湘湖师范正式开学。学校践行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 的教育思想，在操震球（湘师首任校长）、金海观（湘师第四任校长）等的领导下，规模越来越大，知名度越来越高，形成了湘师自己独特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思想和做法。
湘湖师范的法定任务是培养小学师资，然而，在具有先进教育理念的陶行知、金海观等教育家看来，乡村教育决不能孤立于整个乡村建设之外，办乡村教育的人不能仅限于教几个学生，而必须从事乡村建设，“学校必须为地方的中心，进行乡村改进的事业” .，乡村师范有责任“使学校附近的民众都受到教育”，“在文化、经济、健康等方面均有进步” ，湘湖师范在抗战前的十年间，在湘湖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乡村建设活动，尤其是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民众生计、公民意识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绩。本文仅就湘湖师范在湘湖地区的教育文化建设方面做如下探究：
一、 湘师办学目标与要求
湘湖师范在创办初期就明确提出：“乡村师范的学生，应兼收高中初中和高级小学的毕业生以及现在小学教师的认为不合格者，而施以分别的训练。不限定毕业年限，由学校定一个标准的阶度，按时察看学生的工作，认为达到了可以出去任事的标准，就由学校介绍他出去。在校期间，最短的半年出去，最长的二年出去，过此最长年限尚不能达到预定标准程度者，淘汰之，永远不能任小学教师。此为学校首期训练，目的完全在几年内造成全省普遍所需要的齐一程度的乡村教师。等到这一步做到了，学校当依次召回他已经出外任事的学生再施训练；这样再番训练，目的完全在提高乡村教师的学识能力，使不致久处乡村，而变成孤陋寡闻，而因循自误，而老朽腐化，使他终身在一个教学合一的状态中。教师有这样紧张的精神，学校自然常呈朝气，而乡村的空气，亦逐渐新鲜。” 在金海观任校长期间，更是明确规定，湘湖师范不仅要培养乡村小学教师，还要培养“改良乡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之人才。” 因此，湘湖师范从一开始就明确了陶行知“社会即学校”的生活教育路线，未来的乡村教师在学校期间即培养他们从事乡村建设的志趣和能力。同时还规定，在校学生都必须参加乡村建设的实践。从湘师办学的目标和要求，我们可以看到，湘师的教育理念是先进的，是知行合一的，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
二、 发展乡村初等教育
为了加强乡村小学教育建设，湘湖师范专门设有小学教育部，在创办一所小学之前，会专门派人做详细的调查，了解那里的具体情况。如，建立定山中心小学，“定山村的居民，经我们详细调查，只有五十二家人家，他们每天的生活，以捕鱼为主业，一天到晚，并无休息的时候，就是夜间，也没有给他们舒服的安寝……所以定山的儿童，亦往往因家庭生计问题逼迫，帮助捉鱼，不能入学。或者时常缺席。” 根据这种情况，确定“训练宗旨――取“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意旨。明确：“（一）健康的体魄。（二）征服自然界的能力。（三）活泼爱美的心灵。（四）互助博爱的精神。（五）运用三民主义改造社会，服务国家。” 的教育目标。
1932年，金海观接任校长，他从实际出发，在稳健中求进步、求发展，决定建立一个以“湘湖”为中心的初等教育实验区。建立以“湘湖”为中心的初等教育实验区，不仅解决了“湘师”毕业生无足够的场所进行教育实习的困境，最重要的是可以使周围方圆几十公里之内的小学、私塾以及周围的民众能够受到“湘师”教育的影响，间接提高了他们的文化修养。正如金海观在《记住对于民族的责任――为十周年告校友书》一文中所说：“我们要配合乡村民众可以求学的时间、可以就学的地点、可以就学的工具和组织，来办各种教育；并从种种社会事业方面来唤醒民众的工作。这种种工作要构成一个文化交织网，之民众随时随地随事得到文化的濡染，庶几提高民众文化水准和普及义教的目的可以达到。”
在湘湖师范的不断努力下，湘湖沿岸五六十里，60个左右村庄，1700余户，8750余人， 原来没有一所小学。到1936年上半年，已有附小10所，代萧山县办小学4所，共计14所，1937年在校学生共862人。 极大地提高了湘湖地区的教育水平。
三、 推行妇女文化教育
湘师在办好初等教育的同时，努力推行妇女文化教育。湘师中年级女生到周围村落组织妇女训练班、少女团，推行妇女识字教育和文化教育。湘师学生杨秋月在《锭山妇女夜学实习经过》中有这样的记述：“我们觉得乡村妇女的教育，以改善她们的生活为首要，使她们的身心健康，使她们的家庭快乐，因此我们很想对于常识一科特别注重，尤其是常识中的卫生和家事二科，定每天四十分钟，此外是国语算学音乐……对于乡村妇女教育这个问题，却给我们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并知乡村妇女教育连带许多其他的问题，同时使我深深的感到乡村中的姊妹们的脑筋并不十分陈旧，有良好的教育很有引其上光明大道之可能……”“湘湖乡村少女团”成立于1935年春，由湘师学生杨秋月、方锦佩、孔允元三人试教石岩时所建的组织。“石岩少女团现有团员二十八人，占石岩少女总数百分之九十八。她们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七岁。分成甲乙丙丁四组。每天下午一时至三时是她们上课时间，三时至五时，是“小先生”活动时间。…… 现在在这批少女团团员教育范围内的妇女，已有二十余人。两星期来成绩，颇令人满意。” 可见，湘师在提高湘湖地区妇女素质方面的成绩是突出的，是卓有成效的。
四、 组织公民训练班
湘师在湘湖推广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尝试新的模式，研究适合民众的教育教材和教法，公民训练班就是较为成功的一种形式。公民训练班“颇侧重于补充知识方面。有时要养成他们的创造思考的习惯，有时要养成他们欣赏判断的能力……” 大家学习劲头很足，进步很快，当时有这样的记载：“因为教师与学生双方都感兴趣，遂决定由每周两次（以前是每星期三，六夜间上课的），改为每天晚上上课，因此进步更快。”
通过训练班的学习，补充了公民的文化知识，尤其在培养公民的创造思考习惯和欣赏判断的能力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结语
湖湘文化范文5
关键词：湖湘文化；建筑元素；现代设计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3-0199-02
在“产业”的语境下“创意设计”已不仅仅是个“设计”的概念，其更多涉及的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范畴，甚至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比如“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国家文化“软实力”等等概念的提出就是例证。这些概念的实现要有两方面的基础：首先要有支持可以被“创意”的个性化地域文化，且这个“文化”一定有区别与其它地域“文化”的看点或买点；其次还要“设计”出可被消费的产品，且这个产品即承载有某个地域性文化，又在消费者自身文化可理解的范畴之内。可见，创意设计产业的发展一定是也必须是“地域性文化”与“现代性设计”的完美结合。近几年，我国大力提倡创意设计产业，从国家到地方相续出台了很多的支持政策和规划，各地创意设计产业也呈现出繁荣景象，但在各地发展的效果上看有四方面的不足：一是产业形式过于单一，缺少文化产品的多样性，比如大家都发展动漫、动画产业；二是创意产品缺少“在地”文化内涵，大多产品都呈现的西方的文化观念，缺少与当地文化关联，以至于现在的年轻人反而对本土文化不慎了解；三是产品还停留在“商品”的阶段，远没达到“百姓日用”的层面，也就说文化产品没有真正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去；四是过度注重“硬”的产品，对“软”的文化缺少思考，在区域文化的营造方面涉足较少，使得创意设计产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其实，反观我们的传统文化，大到中华文化圈，小到一村一镇，我们的先民们都营造出一个独特的文化“场”，无论是建筑、器物、衣着、行为等等都非常有序的在这个“场”中运行。从这个层面讲，我国的“创意设计产业”古已有之，并且发展的很有系统性。就以湖湘建筑元素为例，建筑的造型、建筑物上的绘画或雕刻的精美图案，这些大都是有关劳动、伦理、生活等情节或形象，在文化教育和传播媒介相对不发达的古代，这些无疑是传播文化的最好载体。站在今天的创意设计产业的视角看，矗立于三湘四水与青山碧水间的古老湖湘建筑，同样是湖湘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并已深深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湖湘儿女的艺术情趣、思维审美和人文取向。这些古老湖湘建筑不仅是艺术设计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艺术品赖以在时空中存在的物质实体。有了这些物质载体，艺术家就能将艺术想象中创造的虚幻世界确定在一定的客观物质材料上，成为物态化的东西，也只有在这物态化的过程中，这个想象中的幻想世界才能在不断的现实的修改中真正获得实现，转化为艺术品，当下创意设计产业是很有借鉴与开发的意义。
湖湘大地的建筑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建筑文化也具有各自不同的艺术特点。以岳麓书院、衡山南岳庙等为代表的湖湘古建筑，有134处列为国家省市文物保护单位。民居建筑群之中，尚有湘中地区的体仁堂、柏荫堂、韦伯堂，湘南的阳山何氏、板梁刘氏等古民居尚未列入其内。湖湘建筑尤以自上古沿续至今的干栏式建筑（俗称“吊脚楼”）和明清时期府第式、庄园式和街衡式建筑，最具特色，尽显了湘人浪漫的建筑情怀与和谐的人文理想。
湖湘建筑的装饰，多采用的形式为石雕和木雕，并配以精美华丽的壁画。而雕刻或壁画的题材也非常丰富，有取自于神话传说中的龙凤瑞兽，也有自然界的花鸟虫鱼，更复杂的还有演义传说与戏曲故事的演绎。除了使用壁画进行彩绘，湖湘人家也喜爱用书画来装饰屋宇，如湘南阳山何氏古建筑研经堂内壁尚可见到一代名流何绍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题壁手迹。这些建筑也为现代计等提供了参考和素材。
一、岳麓书院与现代设计
湖湘古建筑中最具有人文气息的要数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东面的山脚下的湖南大学校园里面。岳麓书院把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和谐的融为一体，书院前临湘水，后枕岳麓山，古树环绕，幽静雅致。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圣殿”，它作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标志着湖南地区文化教育落后局面的打破和湖湘文化的崛起。而湖湘文化的诸多特质，特别是思想学术方面的特质，均在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教育传统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岳麓书院是书院园林建筑的典范，其建筑风格为“天人合一，朴实无华”，具有深刻的湖湘文化内涵。它既不同于官府园林的隆重华丽，也不同于私家园林的喧闹花俏，而是反映出一种士文化的精神，文人气息十分浓郁，具有典雅朴实的风格。其格调崇尚自然，取景于自然，不求雕饰和华丽，讲求宁静、清幽、雅淡，院内古木参天，青草铺地，建筑依山势逐步升高，与山景融为一体。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它的造型样式、结构布局等。
正由于岳麓书院承载了湖湘文化，是湖湘文化的象征，所以，很多设计作品当中，都喜欢用岳麓书院作为图形元素来表现湖南，诊释湖湘文化。如何继承湖湘文化传统来适应现代设计呢？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说：“照搬过去建筑语言自然是复古，如果我们对一种语言用现代方法进行抽象、提高和再创造，就不是复古，而是尖端。”因此，我们要使传统纹样在现代设计当中得以延伸发展，打造新的湖湘文化形式，就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延其“意”，从而传其“神”。取其“形”当然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对传统纹样的再创造，以现代的审美观念对湖湘文化中的典型造型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其富有时代特色，用以表达设计理念，体现民族个性。
如郭天民设计的《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一书的封面就是采用马赛克效果的岳麓书院作为背景图片，用岳麓书院这一典型的视觉语言象征湖湘文化。
又如《长沙印象》系列招贴中，设计者即是用中华民族的国粹之一――书法艺术的形式写就的“千”“年”“学”“府”几个大字巧妙地与岳麓书院的造型异形同构，融为一炉，用岳麓书院这一视觉元素抒发对于长沙乃至湖南的印象“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里的岳麓书院已经不是写实、具象的形象，而是在取法自然的基础上经过提炼、概括、抽象出来的视觉符号。
另一幅《长沙印象》招贴也是选用岳麓书院作为其中的设计元素，但创意点却与前例迥异，饰有汉代最有特点的典型纹样流云纹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碗，近处的碗口边沿是岳麓书院古建筑群的剪影，远处的碗口边沿却是长沙现代城市建筑群的剪影，古今对比强烈，传统与现代在对比中却又一脉相承，紧密联系，共同诊释湖湘文化的意蕴，将对长沙的印象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出来。
当然，除了岳麓书院之外，湖南还有很多极富特色的典型古建筑如爱晚亭、天心阁、岳阳楼、石鼓书院等，不仅其本身造型别具一格，是优秀的建筑典范，而且也可以为我们的设计提供不竭的创意灵感。
二、湘西吊脚楼与现代设计
湘西吊脚楼在国内享有盛名。吊脚楼是湘西各族人民长期以来的传统建筑之一。它是一种半杆栏式建筑，是湘西南苗、侗、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最常见的民居，也是湖湘传统民居建筑样式中最为世人所倾倒的特色建筑物。吊脚楼大都依山傍水而建，即所谓“山地水居”。《楚辞・湘夫人》记载着：“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可见这种建筑形制至少也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了。因长期共同生活，境内土家、苗、汉等民族在建筑形式上日趋同化。早期的吊脚楼由杆栏式建筑发展而成，形成“楼阳台”。屋檐采用单檐悬挑、屋面反翘的结构，名“飞檐”。布局上，一户一栋，无一定规。或避风向阳，或临溪谷，或傍山腰，随山就势，依地而建，错落有致。近代吊脚楼，逐渐讲究工艺，重视装饰，屋顶多为歇山顶，栏杆及柱子、横杨等均雕、画各种吉祥图案。现代吊脚楼更讲究结构和造型。出现砖木结构或钢筋混凝土仿木制结构的吊脚楼。使用预制板、小砌块等建筑材料，内墙外壁注重装饰和色彩，屋顶保留飞檐翘角，建筑环境更趋庭院园林风韵。
建筑师和环境艺术设计家们若能深入研究探讨，将传统居民建筑与现代民居住宅科学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可以为湖南西部地区传统民居建筑艺术的可持续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也可以为现代建筑增辉添彩。
如由湘西自治州建筑规划设计院设计的吉首武陵综合楼，建筑面积8350平方米，立面清秀挺拔，结构紧凑，局部楼廊采用仿吊脚楼模式，雨棚饰以琉璃瓦，建筑风格颇具民族特色。
又如李渔“兰泉”酒包装设计的创意灵感也是来自湘西的建筑景致，用湘西民居、湘西少数民族的姑娘和小伙儿作为其包装设计的造型元素，散发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在作品中，设计师极力表现一种承接自然之美，运用湘西的独特建筑和民族色彩传达出一种民族质朴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在承接的同时还表达了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尽可能地把湖湘文化内蕴与现代设计理念结合起来。
湖湘文化的精神文化是看不见的、内在的东西，要将湖湘文化作为一种视觉元素传达给受众，我们就必须寻找其典型的、可视的语言作为一种视觉载体。我们可以研究湖湘文化中的物质文化部分，发掘其中的形体、纹样、线条、颜色等形式符号，用以作为现代设计中的造型元素，将湖湘文化加以继承和创新。这种“形”的延伸是民族主题的继承和延伸，也是现代设计工作者进行创作的灵感之源。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图形的产生都与它所属时代的审美标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不能仅仅是对过去资料的照搬和简单的删减，而是要根据现在的审美标准和技术手段重新设计。使用现代的审美标准重新演绎传统图形，也是国际设计发展趋势的要求之一。
本文为2012年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2C0598），项目名称：“两型社会”背景下湖湘文化与创意设计产业结合研究
参考文献：
[1]胡彬彬，张同标.湖湘文化的建筑情怀.湖南日报，2005年10月21日.
[2]蔡栋，朱汉民.湖湘文化三谈.湖南日报.2001年9月9日.
[3]李渔.设计世界之星一一著名设计家李渔20年设计录.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湖湘文化范文6
关键词：湖湘文化；断裂与整合；楚文化
关于文化，其内涵是人类主体通过各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实现对社会和自然客体的适应、利用和改造。[1]因此，文化是自然系统对社会系统；历史条件对社会群体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文化是社会成员在特定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共识的结果。
到春秋战国时期楚势力的扩张所带来的楚文化，对湖南地区的文化形成有着深远影响。直至战国后期的楚国灭亡，巴人的进入所带来的巴人文化。此过程为早期的湖湘文化的分裂与整合。
一、春秋时期湖南文化的分水岭
湖湘文化发展过程早期追朔至尧、舜时期，当时已然存在着当时势力及广阔活动范围的“三苗”国部落集团。禹将三苗国瓦解后建立夏朝，成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500年间再无三苗国记载，直至商朝晚期，湖南地区出现了于三苗国有传承关系的“荆蛮”部落，越人的出现也为楚文化的进入打下基础。
1. 三苗部落的分布与灭亡
我国在尧、舜、禹时期曾在现湖南地区存在过一个庞大的部落集团―“三苗”或称为“三苗国”。所谓“三苗国”名字的来源，古人在数字排序中常以“三”为多，故所谓“三苗”，多指此部落集团包含了许多氏族、胞族和部落。孔安国传云：“三苗，国名……为诸侯”。《帝王世纪》载：“诸侯有苗氏”。《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日：“三苗本有苗氏之族”。典籍中提到的如“苗民”、“有苗”均为氏族部落的名称。而将称为“国”、“诸侯”，则是说明其占据了一定地域范围的部落集团。
自春秋战国以来，有关三苗集团的分布情况和活动区域记载较多，但大多说法不一。综合资料及考古发现，在历史长河中存在的“三苗国”，其分布及活动范围大致处于江汉、江淮流域以及长江中游南北、洞庭、彭蠡二湖之间地域内，而湖南是“三苗”集团分布和活动的重要地区。
由于尧、舜、禹在位时，为巩固其地位而不断地且大规模的征伐，“窜三苗于三危”、“放O兜于崇山”在这过程中，三苗集团被打垮而以瓦解告别历史舞台。禹传位启后，建立了夏朝，标志着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夏朝统治的五百年间，诸多古书及记载中并未曾发现有关“三苗”或“三苗国”的相关记载。
2、越人文化与荆蛮部落
在商朝晚期于周朝初期阶段，出现了史籍所载的“荆蛮”、“蛮荆”，有时又称“荆”，或“荆楚”的庞大部落集团。
“荆蛮”其主要分布在古荆州地域。而古荆州的位置大致为今湖北、湖南二省及与之毗邻的河南、安徽、江西等省份的部分地区。《毛诗正义》云：“蛮荆，荆州之蛮也”。指的是分布于荆州地域之内的“蛮”。这正是三苗部落集团“左洞庭、右彭蠡”、“汶山在北、衡山在南”的的主要分布区域。由此可见，“荆蛮”与“三苗”在分布与活动范围方面相吻合，可以说明荆蛮与三苗之间存在着传承关系。
湖南当时为“荆蛮”地域，到商周时代，湖南地区分布着大量越人。越人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初具特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周时代的越人文化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由此可以推断出，湖南境内的越人是构成“荆蛮”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楚文化之前的分水岭文化现状
1、西周时期的文化融合
西周时期，楚国对南方“荆蛮”地区的多次用兵，虽战乱纷飞，但同时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南传与南方土著文化的交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几个族名徽记多次出现，如“凤”、“戈”，以及凤鸟。考古学界考证，这些青铜器可能是商未周初中原以“凤”、“戈”和凤鸟为族徽的氏族，一部分人南下带来的。[2]这说明，西周时代，不仅中原文化在继续传入湖南。而且某些华夏族成员也开始南迁。中原文化同土著的“三苗”、“荆蛮”文化在西周数百年间的进一步交流融合，为湖南地区越人青铜文化的发展和楚文化的形成、发展打下了基础。
2、春秋时期的文化发展
春秋时期湖南境内依然分布着大量越人，并且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1982年在长沙县金井茶场发掘了一处越人墓地。出土青铜器共七件，其中有匕首和鼎，与中原的作风不同，又与楚器迥异，可以说是南方土著民族独特的产物。说明长沙一带在楚人进入以前，仍为越人活动和分布的地区。此外，近几年来，湘江流域的平江、湘乡、衡南、资兴等地也都有春秋时期的越式铜器出土。这都为春秋时期湖南古越人的分布提供了证据。
三、楚国的扩张与楚文化的进入
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当中以楚国势力强大，在当时已成为雄踞大江南北、称霸中原地区的大国。
1、楚国势力的大规模扩张
楚国势力在春秋时期曾扩张扩张进入湖南，一条线路在春秋早期，沿洞庭湖西向湘西北地区扩张，第二条线路在春秋中叶，沿洞庭湖东，经岳阳、长沙到达五岭地区。楚国势力的扩张带动了楚国文化进入湖南，与湖南本土文化的融合并发展。
战国时代，楚国再一次大规模扩张，西线拉长过贵州直至云南。东线拉长至广东、广西地区，楚国版图变大，楚国的文化传播影响变广。
（1）楚国势力面向湖南地区的第一次扩张。
在春秋早期，楚国势力已进入湖南地区。其中据考古资料表明，楚文化的传播主要有两条线路。其一是沿洞庭湖西部，经湖北的松滋、公安，先由水路过松滋河、荆江，再由陆路逾过现湖南张家界地区的天门山，武陵山，进入洞庭湖西部和澧水、沅水中下游地区，即现在的湘西北张家界、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常德等区域。从考古来看，湖南在洞庭湖西部澧水下游的澧县发现春秋中期楚墓和楚文化遗址，还有沅水中游麻阳和辰溪之间九曲湾铜矿遗址，经考古鉴定是春秋时代楚人的铜矿开采和冶炼处。这都说明春秋时代楚国的势力和楚人已由西线进入了湖南。
而楚文化的另一条传播路线由沿洞庭湖东部，进入（今称）岳阳、长沙地区后继续向南扩展，直达五岭地区。但其年代稍晚于西部路线。从史料看，楚文王（公元前689-676 ）徙罗子国于现今岳阳、汨罗一带，为楚国势力由东部路线进入湖南之始。然后是楚成王（公元前671-626年），征服南方“夷越”，拓地“千里”[3]。近几十年来，湖南考古工作者已在长沙、湘潭、湘乡、衡阳、资兴等发掘了大批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的楚墓。这反映了楚国势力自春秋中叶以后，由北而南逐步进入洞庭湖东南部和湘江流域的史迹。
（2）楚国势力面向湖南地区的第二次扩张
战国时，楚国势力向湖南又有两次大的扩张。一是楚悼王时（公元前401-381 ）“吴起相悼王，南并荆越，遂有洞庭、苍
梧”。[4]即从洞庭湖地区直达五岭南北，均进入了楚国的版图。另一次，是楚威王（公元前333-329）遣大将庄F溯沅水而上，扩地黔中以西，进入现今贵州东南部，以至云南。
近些年来，湘南地区以及广西恭城、平乐，广东清远、广宁等地，先后都发现了战国时代的楚墓群。出土的文器物与长沙楚墓，甚至和河南、安徽的楚墓中的器物都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也就表明了战国时代，楚国和楚人进一步向南拓展的结果。
（3）楚文化的进入与当地文化的结合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楚人和楚国势力日益扩大，但在原“荆蛮”地区内同时仍存在其他民族酌先民和氏族部落。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蛮”、“濮”。或许是因为其氏族部落众多，又称“群蛮”和“百濮”。“濮”实际上也属于“蛮”。故韦昭云：“濮，蛮邑……叔熊逃难奔濮，而从蛮俗”[5]。“蛮”、“濮”原本同楚人一起都包括在“荆蛮”集团之内，只是其发展落后于楚人。
进入湖南的楚人，同湖南部分土著“蛮越”民族以及殷商、西周进入湖南的华夏集团中某些氏族的融合，构成了后来湖南民族的最初先民。
四、战国后期湖南巴人与巴文化
巴人进入湖南是在战国后期。唐梁载言《十道志》载：“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辰州，蛮戎所居也，其人皆盘瓠子孙。或曰巴子兄弟立为五溪之长”。说明了“巴人”在国灭之后所残留的人民中有一部分随战乱移民流入湘西地区。所谓“楚子灭巴”，应是始于楚国占领巴国的国都――枳。在《战国策》中记载“楚得枳而国亡”[6]。即楚占领巴国国都――枳之后不久，秦就攻克了楚都――郢。
巴人进入湖南，同时带来了不同于“蛮、濮”族和越族文化的“巴文化”。根据四川发掘的大批巴人墓，所挖掘出的文物与湖南湘西的沅水中下游和澧水中上游的战国墓中多有雷同。1985年7月发掘的益阳一座楚墓中，出土了“巴式戈”。这也就反映了巴文化同楚文化的交织和对它的影响。
战国以后，关于湘西地区民族成分的史料中，确实也还有“巴”人的记载。如《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载：“武陵蛮”中有“巴、醴、由、诞（蜒）邑侯君长”。这里所说的“巴”，应是指流入武陵五溪地区的巴人。正是这部分生活在湘西及邻近的川东、鄂西地区的巴人，长期保存了‘巴文化”的特色，并同在其进入之前已分布于这一地区的“蛮、濮”民族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秦汉以后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民族特征的民族，即今天的土家族。强势文化成为主导文化。推动了信巫蛊、敬鬼神的浪漫主义思想的形成。
湖湘文化既包括光辉灿烂的远古青铜文明和中古时期的湘楚文化，还包括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为核心的湖湘传统艺术，以及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百折不挠”，“兼收并蓄”的人文精神。在楚文化进入湖南前的远古时期，湖南主要以“三苗国”和“荆蛮”部落为主导，生产力低下。中古时期的楚国势力扩张带动了楚文化的进入，说明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带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何介钧，《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分区探索》，《湖南考古辑刊一》第二辑。
[3]《史记・楚世家》。
[4]《后汉书》卷86《南蛮列传夷传记》。
[5]《国语・郑语》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