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1
随着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基本解放全国，国民党南京政权败退台湾，中国共产党便在事实上取得了新中国政权架构中的执政党地位，这是历史发展所促成的结果。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明确提出执政党的概念，刘少奇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状况的变化，党本身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1]（P.263）这样随着八大的召开党明确了自身的执政党地位，形成了自身的执政党意识，并以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为目标，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党必须要建立起良好的执政环境，那么处于中国政治环境中重要一环的民主党派该处于怎样的政治地位，党应该如何处理与其他民主党派间的党际关系，成为党开展执政党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八大召开前的党际关系
1949年9月下旬，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并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下称共同纲领）。由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条件尚不成熟，因而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大职权，成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织形式，其制定的《共同纲领》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因此与1945年国民党牵头召开的旧政协不同的是，新政协以政权组织架构和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平等的政治地位，兑现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提倡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承诺，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其他民主党派之间的党际关系开了个好头。
虽然新政协确认了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的政治地位，但并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事实上已经确立的执政党地位，“当时一些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性质、发展前途等问题的提法都非常谨慎”，[2]（P. 67）诚如周恩来所说明的那样：“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3]（P.368）但终究有可能由于中共中央担心在宣传上和政治舆论上引起其他民主党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不适和猜忌，因而中国共产党实质上的执政和领导地位并没有得到凸显，代之以“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说法，这样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事实上的执政地位不平等问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随后在1950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会议上便有人对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政权体系中的存在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并认为“对民主党派不应在政治上去抬高他们，在组织上去扩大他们，给我们找麻烦。” [4]（P. 138）毛泽东对这样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指出，从长远和整体看我们都必须要民主党派，在政府工作中各民主党派人士应该有职有权、能够参与大事的决定，并且给予一定的人事权。由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际关系中的矛盾没有被放大，党与各民主党派保持了通力合作的关系。
矛盾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不断深入而充分暴露出来。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期基本渡过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失去了代行全国人大作为新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这就造成政协中的主要成员――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从而导致政协有可能成为“清谈馆”，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架构中地位、作用不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间的党际关系可能会产生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_了一场专门谈政协工作的座谈会。会上，毛泽东首先就确认了政协存在的必要性，在人民代表大会不能代表所有方面的情况下，政协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商量事情。但毛泽东又指明了政协的性质，“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5]（P. 384）政协的任务是协商国际问题、商量候选人名单、提意见、协调各方关系、学习马列主义等。这些关于政协性质和任务的论断都在1954年底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确定，这样就解决了关于政协性质、地位、任务等方面的问题，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执政架构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从以上的历史回溯不难看出，随着新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我党制定的各项政治路线的不断推进，党实质上的执政地位正在逐渐凸显，执政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但与此相对的便是其他民主党派政治影响力的削减，这是党执政不断深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执政规律所决定的。那么这样的事实是否可以表明其他民主党派在党的执政体系中已经可有可无了吗？很明显并不是，事实上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内扮演着建设者和服务者的重要角色，由此可知党要进一步开展执政活动不能失去其他民主党派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召开第二届政协会议很好地缓和了党与民主党派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并为党在八大上正式解决这一问题，确立起党与其他民主党派之间的民主监督关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政治以及组织基础。
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民主方针的正式确立
在二届政协会议召开以来的有力影响下，各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热情高涨，“到1955年，各民主党派成员已达三万九千人，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万一千人，增加了两倍多，并且吸收了一大批它们所联系的阶级、阶层中的中上层代表人物，这就使各民主党派比过去有了较多的群众联系和影响。”[6]（P. 803）各民主党派在参与国家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积极地帮助党发现和纠正领导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误，共产党也同民主党派进行协商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此中央统战部在1955年底召开会议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在过渡时期各项工作的成就，并指出各民主党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其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占据优势地位，各民主党派内部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逐渐增强。
在1956年4月25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论述处理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他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7]（P. 34）毛泽东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处理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经验归结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个字，这一论述起到了凝聚全党共识的作用，为八大讨论此问题定了基调。
中共八大于9月15日正式召开，会议邀请了各民主党派列席参加，这是党召开历届全国党代会以来的首次。刘少奇首先在会上代表全党同志作政治报告的发言，在阐述民主党派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时，他指出，“在今后，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P.246）这样先前毛泽东所提出的处理党际关系的方针便在党的政治报告中加以正式确立，不仅如此刘少奇还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明各民族党派的成员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会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他们的政党也会成为劳动者的政党，这样民族党派们便能够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代表他们的阶级基础并与中国共产党共存下去。同时党现在以及将来还会有缺点，我们不仅要依靠自我批评和人民监督加以纠正，还要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民主方针在八大上的确立不仅解决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如何处理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党的执政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助力。邓小平在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同样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8]（P. 214）但邓小平在报告中更着眼于党处于执政党地位后所经受的考验。如前文所述，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名义上并未称自身为执政党，但在推行政治路线的过程中还是以执政党地位自居的，广大党员遇事不愿商量喜欢发号施令，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年中各民主党派人士则扮演着从旁协助和服务的角色，政治影响力锐减，这更加助长了党内同志出现轻视各民主党派的问题。邓小平在报告中把这类问题归结为党内同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习气及其所引发的骄傲自满情绪，这些问题在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工作中尤为突出，由此导致党际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层出不穷。随着八大的召开党执政地位的正式确立，以上出现的问题不仅不会有减少的趋势，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从而导致党有可能面临着脱离群众的风险。
因此，邓小平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党作为执政党在未来的工作中，必须要同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现象展开斗争。在论及党外人士时，邓小平承继了刘少奇先前所阐述的党与各民主党派要互相监督的讲话精神，指出“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8]（P.224）实质上就是宗派主义倾向在现实工作中的反映，我们要坚决克服这种倾向，党与各民主党派展开合作进行政治协商，对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是有益无害的。虽然在合作中难免会有所摩擦和分歧，但这些并不是问题的主流，关键在于“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8]（P.225）
秉承着八大的会议精神，中央统战部于10月份召开会议，对改进党同民主党派关系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统战部认为，“党提出这一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的客观实际，符合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6]（P.822）我们党应该形成长期与各民主党派积极合作、互相监督的战略思想，会后统战部决定下发指示希望各地各部门积极听取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接受他们的监督。
三、党际民主方针的曲折实施
八大所确立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民主方针很快便得到了广泛实行的契机。在八大闭幕后发生波匈事件和国内出现罢工、罢课的大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动员全党开启整风运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此次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是大有裨益的，他指出整风运动中“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7]（P.274）这次会议第一次提出党内整风可以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各民主党派可以在整风运动中提出各种批评建议帮助共产党纠正和改善自身的执政行为，因而此次整风运动成为了党际民主方针在八大确立以来首次得以广泛实施的“试验场”。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随后在30日召开的座谈会上，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探讨共产党整风的问题，他热情地希望各民主党派能够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并“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毛泽东同志指出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6]（P. 831）毛泽东的一席话很快激起了各民主党派参与整风的积极性，从五月初开始中央统战部分别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有70余人在会上发言，同时各级各部门也相继邀请党外人士召开座谈会，帮助党进行整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对党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建议，对党内出现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骄傲情绪；急躁冒进、以党代政的不良现象；人事制度的不民主等问题提出了批评，还有民主党派人士认为共产党的党群、党际关系不够紧密，要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创造足够的条件，在思想、制度、政治生活、学习宣传等方面加以贯彻。
就在这一系列针砭时弊的言论不断提出的同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开始不断出现。5月上旬短短半个月中，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发表了各色言论，否定和怀疑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性。这些言论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警觉，随后党中央发起了反右派斗争并逐渐扩大化，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被错误地化为右派并遭到了过于严重的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整风运动已经让位于反右派的斗争，党际民主交流不得不中断，党际民主方针的实施在实际上已告失败。
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2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派；创新
1.中国政党模式经历了一个长久的发展时期
1.1中国政党模式的初步形成
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蚀中国的时候，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积极奔走和号召。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从民族大义出发，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以为首的从国家利益出发，立即停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号召得到了各派的支持。各派和中国共同致力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派和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了联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派的在合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达成了某些默契。五中五届全会上，提出实行的“消极抗战，积极”的方针，阴谋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接连发动了三次大的浪潮，特别是制造了“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揭露了的本质。各派始终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发表了对共产党的支持，谴责顽固派蓄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做法。在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1]，“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得到各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支持。因为顽固派蓄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的，抗日派和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扶助和支持下，建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共产党和派的合作进一步加深了。
抗战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出现了一次实现和平建国的机会，中国共产党为了抓住这次机会，实现国内和平。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以此来争取国内和平，消除国内内战的发生。这一口号以经提出就得到各派的的拥护。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揭露假和平，真内战的目的，主席亲赴重庆进行谈判，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在重庆谈判期间，我们党为了实现国内和平的目标，中共代表在和平谈判上做出了很大的妥协，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做法立即赢得了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尊重。《双十协定》的签订，也没有能阻止发动内战。在1946年7月，首先向中原解放区发动战争，内战在一次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发动的内战，遭到人民的抵制，各派的反对。共产党只有用自己的枪来争取国内的和平。在解放战争进入中后时期，有一党包办的“伪国民大会”遭到共产党和各派一致的抵制。在1948年，民盟被查封，彻底打碎了各派对的期望。派在的压制中，彻底看清了反人民的本质。各派毅然而然的转向了中国共产党的阵营。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影响，派开始积极参加反对的独裁统治斗争中去。在反对的独裁统治过程中，派和共产党达成了一致的目标，接受了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主张，派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承认了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1949年，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建立了。
1.2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党模式得到了初步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了较快时间的发展和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共产党把各派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通过改造，他们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烈支持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人民政协的职能发生了根本改变，成为中国政治制度中一个基本的政治制度。它以然发挥着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重要职能。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工作方针。[2]
1.3 1957年以后，中国政党模式遭到破坏
1957年反斗争严重扩大，指定各派作为资产阶级政党性质，派的许多成员是错化的分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工作原则遭到很大破坏，派的民主监督的职能也已经渐渐的削弱。十年“”，派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民主人士遭受严重的批斗和迫害。
虽然在“”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政治制度遭到了严重的批判和破坏，纵然很多派人员和民主人士遭到了迫害，但是一直对共产党存在这坚定信念，踊跃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1.4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党模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结后，邓小平同志提出恢复统一战线的号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政治制度又得到了重新恢复和快速发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对民做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做了一个重新的定位。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我们党团结他们，鼓励他们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一个特点和优点”。[3]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新方针，各派要充分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4]这一时期，中国政党模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共产党和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通力合作，同心协力，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的事业向前发展。
1.5 1987年以后，中国政党模式不断巩固、完善和向前发展
1993年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以宪法的形式确立这一制度，为这一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共十以来，我国的政党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人民政协继续发挥着自身的优势，以自身的特点来参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国的政党模式这一概念开始出现在人民心中。中国经济几十年的发展，再次印证了中国政党模式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政党模式给世界政党历史的发展增添了重要的一笔，中国政党模式正以他独特的魅力在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它是世界政党模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个成员。
2.进入新时期，我们要不断加强发展完善中国政党模式
进入新时期，我们党面临着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了变化，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给我们党提出了警醒。特别是现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条件下，国际局势并不是那么稳定，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放弃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政策。现在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改革开放正处于艰难的攻坚期，我国正在开始向中等发达国家过渡，这个时候也是中国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和大规模的发生期，这些问题的发生都在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我们党需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需要派的群策群力，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共同努力，共面艰难。这就需要我们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以及创新中国政党模式。
第一，从共产党执政角度看，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党的思想，以科学制度规范党的领导时时刻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协调各方的能力、领导国家的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的能力，为实现科学发展发展观提供一个系统、安全的方法。同时，要进一步探索在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与功能的转换，科学认识“执政党”和“领导党”的联系和区别，防止角色的混乱。
第二，从参政党角度看，派要始终加强自身的建设，提高自身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能力，以这两个为本质核心来完成中国人民和国家赋予的使命。派要运用缓冲带和桥梁沟通的能力。增强与人民大众和无党派人士交流和沟通。在参政议政方面，各派要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敢于反驳共产党不好的和不科学的提案，促使党的决策更加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民主监督方面，派勇于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施展好民主监督的功能，做共产党的诤友。敢于讲实话，讲真话，帮助共产党改进工作，发扬人民民主，巩固人民政权。派要发挥好传声筒的作用，要把群众、不同阶层和群体的不同利益所求传达给共产党。并帮助共产党做好协调工作。
第三，从党际关系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应该加强与各派和无党派的联系，加强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作用，始终要高举民主和团结的两大旗帜，促进各党关系的和谐发展。各派要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促进各党际关系的和谐发展。中国共产党要发扬民主，积极营造良好的民主氛围。中国共产党要时时刻刻提高各派的思想意识，同时也要注重各派对自身的监督。各派也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和资源，提高他们的参政参与和民主监督能力，如果自身的监督能力和参政的能力发挥的好，这也有利于共产党提高自身能力的建设，搞好自身建设以及巩固自身的领导地位，都是起积极作用的。再者各派自身能力的增强也有助于帮助共产党面临新问题、新情况时，提出更好的工作建议和策略，有利于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提高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反过来也会提高各派参政能力的增强。
3.总结
建国65年的发展历史再一次证明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基础发展建立的中国政党模式是完全适应中国国情发展的要求的，这是党和各派在长期的艰苦斗争的战争环境中形成的患难真情，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完全根植于中国土地上的，是完全适合中国发展的需要的。它已经被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由中国共产党创立发展的适应中国的政党模式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政党模式必将会在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过程中，以及在实现提出的“中国梦”的过程中，继续发挥它协调各方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A].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论十大关系[A].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3
一、人员调整制度。各乡镇和包村部门在确定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的人选时，原则上要把那些熟悉党建知识、热爱农村工作的年轻后备干部和已从实职岗位退居非领导职务的干部选派为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换，对因工作调动或其它原因确需调整的，包村部门要及时同乡镇党委沟通，并报县委组织部批准。
二、驻村工作制度。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工作与原单位脱钩，每月到村上工作时间不少于20天，离开派驻乡镇、村3天以上要向乡镇党委书面请假。条件成熟的村，可由乡镇党委任命农村党建工作指导员挂职村党支部副书记，以便于开展工作。
三、学习培训制度。派驻期间，指导员统一纳入乡镇干部学习培训规划，参加乡镇党委组织的理论和业务学习。同时，要积极指导并督促执行好所驻村建立健全“”、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等制度。
四、交流反馈制度。县委组织部每季度召开一次指导员工作例会，听取指导员工作情况汇报，相互交流经验，共同探讨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县属涉农部门主要领导要参加县委组织部组织召开的指导员工作例会；乡镇主要领导要参加乡镇组织召开的指导员工作例会。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每月要向所派驻乡镇党委和派出单位汇报思想、工作、生活等情况。
五、工作帮扶制度。派出单位要按照“干部作代表，单位作后盾，主要领导负总责”的要求，明确联系领导，并把指导员派驻村及乡镇作为挂钩联系点，单位主要领导每两个月至少一次到联系点进行调研、指导，并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扶；乡镇领导要同党建工作指导员保持经常性联系，帮助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协调并指导开展农村工作，加强同农村党建工作指导员派出单位的联系和沟通。
六、约访群众制度。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要经常走家串巷入户，做到“五必到五必访”，即：自己所驻村召开决定重大事项的村两委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必到；村里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必到；村里重要经济活动必到；村里落实上级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必到；村干部要求帮助解决问题必到和村里的困难户、示范户、党员户、村民代表户、老干部户必访，及时了解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同时，为方便联系，各指导员要将姓名、工作职责、联系方式及电话等内容在村务公开栏上公开或制成便民联系卡发放到各户，随时接受群众的约访。
七、廉洁自律制度。党建工作指导员在派驻期间伙食费用自理，在农户家搭伙用餐要按所驻乡镇的有关规定交伙食费，不得扰民。要严格做到“五个不得”，即：不得在所驻村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各种费用；不得用公款吃请；不得收受所驻乡镇、村发放的各种补贴、有价证券；不得在所驻乡镇、村廉价购买物品和土特产；不得参与有损党员干部形象的活动。要自觉服从乡镇党委的领导，自觉执行各级组织的决定，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安排或下村后擅自返回，经教育不改的，视情节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八、考核奖惩制度。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的考核由日常管理、年终考核和群众评议三部分组成。
日常管理。农村党建工作指导员的日常管理以乡镇为主，派出单位搞好协助，县委组织部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各指导员的出勤和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检查情况及时进行通报。每位指导员一般每年要走访所驻村农户一遍，平时要详细做好工作日志或民情日记，以备检查考核。
年终考核。由乡镇党委根据党建工作指导员的职责和派驻村的实际情况制定考核细则。年度考核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县级选派的干部由县委组织部会同乡镇党委组织考核，乡镇驻村干部转为指导员的由乡镇党委负责考核。考核时，先由党建工作指导员根据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办法进行工作总结和自评，再由乡镇党委组织考核。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工作总结、自评和乡镇党委的考核意见一并报县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对县属部门下派指导员的工作考核情况进行复核、审定。
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4
2010年6月4日,与鸠山由纪夫(Hatoyama Yukio)、(Ozawa Ichiro)并称为日本“三驾马车”的菅直人(Kan Naoto)在前两位大佬相继辞去党内职务后当选党代表。当月8日,菅以执政党党首身份成为日本第94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
菅内阁诞生当天,日本《产经新闻》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的支持率在历经数月连续下滑后终于止跌反弹,从18%回升至31%。东京街头的一些商店则挂出印有“Yes We Kan”字样的体恤衫,一语双关地表达了对“Kan”(即“菅”)的支持和对新政府的信心――“Yes We Can”(“是的,我们行”)。菅直人与其党、政班底的前景,因此显出些许亮色。
“不过,如果他(菅直人)四处临敌的境遇没有重大变化,那么日本国民就要习惯更多的辞职和更多的新首相,除非有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甚至早在6月3日就做出这样的评论。于是,人们似乎又不能对菅政权的命运过于乐观,特别是联想到内派系林立的现实,以及未来几个月内日本可能出现的政治变数。在这些现实与变数中,菅内阁几乎始终被内外的政治斗争层层围困,而这样的政治斗争,可能并不比压倒鸠山的日美关系问题或日本当前的经济困局更容易应对。
“小泽派”VS“反小泽派”
菅内阁给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使得“小泽派”与“反小泽派”的分野变得更加清晰,而内之所以存在“小泽派”与“反小泽派”的对立,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小泽派”领袖有关。
现年68岁的是日本举足轻重的政治家,曾为自民党议员,1993年率亲信议员脱党另立新生党。此后十年间,小泽又先后建立新进党、自由党,并于2003年率自由党加盟。
对于主政日本尚不足一年的而言,这位刚刚去职的前干事长其实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小泽精通谋略,且颇谙选举政治之道。2007年,时任党代表的小泽率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击败自民党,并最终迫使自民党首相安倍晋三(Abe Shinzo)下台。在为争取2009年众议院大选选票的过程中,小泽更是功不可没。小泽本人信奉且时常向其追随者强调的原则是:想要拿到选票,就必须亲自走访几万户选民!据说在小泽的选区岩手县,很多选民甚至因小泽“贴近基层”而只知,不知。不过小泽的努力也确实促成了在众议院选举中的胜利。经此一役,一举赢得众议院480个议席中的308位,而小泽派的议员总数也由此猛增至150名。
尽管在2009年大选开始前,小泽因卷入政治献金丑闻被迫辞去党代表职务,但为了获得其派系的支持,继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不得不在出任首相前与小泽达成协议,即在领导的联合政府成立后,身为党首的鸠山主管政事,转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小泽主管党务和国会。这样的分工使得内形成了分别以鸠山和小泽为首的两个班底,小泽则因此成为暗中左右鸠山政权的“影武者”。
小泽派实力的不断扩张,使得本就有独裁倾向的小泽获得了更多唯我独尊的资本。对此,内的非小泽派议员颇感不满,并日渐与小泽派形成对抗之势,其中实力最强且态度最坚定的当属“七奉行”。
“奉行”本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重要官职。1980年代中后期,自民党巨头竹下登(Takeshita Noboru)手下的七员干将因个个在日本政坛呼风唤雨,故被称为“竹下派七奉行”。在这七人中,羽田孜(Hata Tsutomu)、桥本龙太郎(Hashimoto Ryutaro)和小渊惠三(Obuchi Keizo)均曾担任日本首相,而如今内最大派系的首领也是当年“竹下派七奉行”中的一员。
借用当年竹下派的“七奉行”之称指代内反小泽的七位急先锋,足见这七个人的实力与潜力不俗。事实上,包括前原诚司(Maehara Seiji)、冈田克也(Okada Katsuya)、野田佳彦(Noda Yoshihiko)、枝野幸男(Edano Yukio)、仙谷由人(Sengoku Yoshito)、玄叶光一郎(Genba Kouichiro)和渡部恒三(Watanabe Kozo)在内的“七奉行”,均曾在或鸠山政府内担任过要职,其中,前原和冈田还曾作过党首,而渡部则与小泽一样,曾是“竹下派七奉行”之一。
“‘七奉行’中的每个人都极富个性,相互关系也未见得多么融洽”,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所长高洪教授介绍说,“但是他们都敢于挑战小泽,并且在削弱内小泽派势力这件事上有高度共识。”
“反小泽派”的胜利
使这种共识得以转向现实的契机出现在2010年5月。
当月28日,鸠山首相因未能按其竞选时的承诺处理普田间美军基地问题招致社民党党首、内阁消费者行政、少子化对策、食品安全与男女平等事务担当大臣福岛瑞穗(FUKUSHIMA Mizuho)的不满,鸠山随即撤销了福岛的大臣职务。两天之后,社民党决定退出鸠山领导的执政联盟。在鸠山内阁与支持率一路狂跌的背景下,社民党此举无异于雪上加霜,因为社民党的离去意味着执政联盟将在参议院中失去社民党的5个议席,由与国民新党支撑的联盟残体能否在7月11日进行的参议院半数选举中继续保持多数地位,因此变得难以确定。
早已看清这一点的小泽在28日就做出了“拿下”鸠山的决定,试图以此挽救民心;而看清被“拿下”已不可避免的鸠山在6月2日辞职声明的时候,则干脆要求小泽与自己一同辞职。在遭遇“反小泽派”顺势围攻和鸠山直接挑战的情况下,因独裁作风和献金丑闻同样连累着的,最终表示将辞去干事长一职。
此时,菅直人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广泛关注。作为核心领导层成员、鸠山内阁副首相兼财务大臣,菅是最有可能继任党首和首相的人选之一。然而在内,有能力冲击相位的绝非菅一人,曾做过党首的前原和冈田就被不少人视为菅的潜在对手。
为了在这场竞争中胜出,菅在鸠山辞职后的24小时内紧急同前原、野田和冈田等实力派人物会谈。最终,前原代表党内的“反小泽派”与菅达成协议,即前原等人支持菅竞选党代表,但前提条件是菅承诺在担任党代表和首相后,脱离小泽体制,刷新内阁人事并修复日美关系。对此,菅没有拒绝的余地。
基于同“反小泽派”的妥协,6月3日,菅直人宣布将竞选党首。此间的一个插曲是,在位列“七奉行”的强人们均无意出头的情况下,仅居于第三实力梯队的小泽派议员樽床伸二(Tarutoko Shinji),突然表示将参加竞选。“这个看似突然的情况其实是的一个民主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所长高洪认为,“不过,安排小泽派人马出面竞争,显然也是给了小泽一个面子,菅借此事至少象征性地做出了一点有利于‘小泽派’的平衡。”
此后一周内,菅毫无悬念地当选为党代表并拜相组阁。作为对“反小泽派”的回报,此前已是内阁大臣的前原、冈田等人全部留任,不在内阁的野田、仙谷、玄叶等统统入阁,难以在内阁里进行安排的枝野则被菅任命为干事长,以替代小泽。至此,“小泽派”势力在及其政府内被大大削弱,“反小泽派”期待的“脱离小泽体制”和“刷新内阁”如愿以偿。“虽然菅内阁的17位大臣中只有6位是新人,但只要‘反小泽派’不喜欢的人没有进入内阁,那么刷新内阁的要求就已经实现。”高洪评价道。
派系牵连,剪不断理还乱
其实,“小泽派”与“反小泽派”的对立远非内派系斗争的全部,换句话说,实现了“去小泽化”的和菅内阁里还存在着其他大大小小的山头。
在实力最强的“小泽派”,即领导的“一新会”之外,内还有以鸠山由纪夫为首的“实现政权更体会”、菅直人的“国家形式研究会”、前原诚司的“凌云会”、野田佳彦的“花齐会”、 羽田孜的“政权战略研究会”、横路孝弘(Yokomichi Takahiro)的“新政局恳谈会”等多个派系。
菅政权建立后,带有鲜明反小泽色彩的“前原派”和“野田派”收获最丰:属于前原派且同为“七奉行”的前原、仙谷和枝野分别担任国土交通大臣、内阁官房长官和干事长;野田派则打破了此前派内无大臣的局面,由野田、玄叶和莲舫(Renho)分任财务大臣、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少子化对策担当大臣和行政刷新大臣。鸠山内阁的外务大臣冈田虽不属任何派系,但鉴于其在党内有巨大影响力,而且在鸠山辞职后未对菅发起挑战,因而得以在新内阁中原职留任。此外,由于“七奉行”几乎人人都在菅内阁里有把交椅,所以也有人直接将菅内阁称为“七奉行”内阁。
菅内阁派系矩阵中的另一层重要关系是,前原诚司、野田佳彦、玄叶光一郎和原口一博(Haraguchi Kazuhiro)四位大臣均拥有“松下政经塾”背景。
“松下政经塾”是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Matsshita Konosuke)于1979年创立的一所政治教育机构。学生在此研习期间,不仅要探究日本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还要学习日本传统的剑道、茶道及《论语》、《孟子》等中国传统典籍;每月需习禅打坐冥想一次;并在毕业前经历一次魔鬼式的行军训练,即在24小时内走完100公里且不分男女――曾有学生在此项训练开始前,写下严肃的诀别诗。
“松下政经塾”培养出的学生多为保守派政治家,且相互之间有较强的认同感。菅内阁里的四位“政经塾”背景大臣,虽分属不同派系,但在政治理念上多有相似之处,对于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相互策应,菅直人似乎也需防范。
事实上,菅在重用反小泽各派的同时,也在尽可能地对其加以制衡,比如任命那位曾“陪”他竞选的小泽派成员樽床为国会对策委员长,以及将小泽的另一名亲信细野豪志(HOSONO Goushi)安排在干事长的职位上,借此节制枝野。显然,菅不想让反小泽的任何一派过于强大,也不愿彻底得罪小泽,其在人事上的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未来90天悬念重重
或许复杂的派系关系牵扯了菅的太多精力,以至这位新首相在阁僚的“政治体检”问题上竟出现疏忽。
6月9日,即菅内阁上任的第一天,《读卖新闻》爆出国家战略与消费者担当大臣荒井聪(ARAI Satoshi)的一则丑闻。消息称,荒井自2002年至2009年一直免费使用友人的公寓作办公室,但是几年来却从国家冒领相关开支4222万日元(约合316万元人民币)。事曝之后,宿敌自民党立即对媒体表示,荒井大臣应该辞职,菅首相亦对此事负有责任。号称清廉的菅政府因此在履新之日便遭遇当头棒喝。
荒井聪事件引发的风波尚未平息,6月11日,金融与邮政改革大臣龟井静香(Kamei Shizuka),又因邮政改革法案无法在本期议会表决通过而宣布辞职。尽管身为国民新党党首的龟井表示,个人辞职将不会影响国民新党与的政权联合,但两党的政策分歧似乎已由此显现。
“目前看来,菅内阁带有一定的过渡性质,菅究竟能走多远,还要看7月11日的参议院半数选举和9月底的党内选举。”高洪说。
曾经在2009年8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大获全胜。“不过对于今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已经不敢有过高的期望”。高洪认为,只要不丢席位,就算是获得了胜利;只要参议院选举胜利,菅直人就可以在9月党内选举时从容应对任何人的挑战。然而,执政联盟基础的动摇使得的前景并不乐观;此外,或菅直人的对手是否还握有王牌现在也尚未可知,“比如荒井聪事务所问题,政治对手肯定早就注意到了,但只有到了关键时刻他们才会把问题指出来。”
事实上,前原、冈田等人之所以不在6月初的选举中与菅竞争,显然也是看清了参议院选举这道难闯的关。高洪认为,“一旦在此次选举中失败,党内的诸位‘奉行’和派系首领,甚至目前沉默的小泽都有可能在9月的党内选举中对菅发起冲击。在参议院选举开始之前,一切都还难以确定。总之,未来90天里,日本政坛悬念重重。”
那些来去匆匆的身影
安倍晋三:2006年9月26日,日本自民党新总裁安倍晋三当选首相。2007年9月12日,安倍突然宣布辞职。在位12个月。
福田康夫:2007年9月25日,福田康夫当选首相。2008年9月1日,福田宣布辞职。在位12个月。
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5
关键词：参政党理论重要性
在多党合作实践中产生、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政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以派建设与参政规律为研究方向的参政党理论，则是中国特色政党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学科，是一个亟待加强和进一步完善的领域和学科。为什么要开展参政党理论研究，如何认识参政党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我们在学习与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
参政党理论建设似乎是一个新的命题，实际上在我国政党制度形成期间，这一课题就已经提出来了，最先提出这一课题的就是新中国的缔造者。1949年8月24日，正在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筹备期间，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针对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发表的严正声明《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当日致函民建负责人黄炎培说:“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8月26日，又给黄炎培写信指出:“民建此次声明，不仅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
的这两封信函在中国政党合作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派理论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了派思想理论建设的要求和方式，并把建立派理论的重要意义提升到建立派主动性和发展多党合作的战略高度来认识。1994年，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著文重温的这一重要论述，感慨万千，他说:“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参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后，重温的指示有了较之过去清醒得多、深刻得多的认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派理论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基本性能，是一个政党能否保持和增强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这位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写进《宪法》作出贡献的老一代党派负责人，一直不忘的指示，长期坚持思考和研究派理论建设问题。《孙起孟文稿选编》中有7篇讲到理论建设。孙老深有体会地说:“派的理论建设并不难，其实质就是把派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使之带有条理性、结合性，上升到理论。这种理论事实上派已经在做，只是还没有把它摆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工作还不系统，还不够自觉，与实践本身相比还落在后面。”这一点是十分中肯的。
客观地说，真正意义上的参政党理论研究是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中国特色政党理论建设，宣布各派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并把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极大地调动了各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各派工作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邓小平非常重视派参政的制度化建设。1989年1月2日，邓小平在一位派成员的建议上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派的)，专门拟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
根据这一批示，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经与各派协商，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89]14号文件)，成为新时期中国多党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和共同行动准则。这一文件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其中最大的理论贡献是首次提出“参政党”的概念，确立了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参政党”地位，赋予了各派“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即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的重大职责和光荣使命。这就为参政党理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14号文件的指引下，我国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参政党建设不断加强，参政党理论体系的框架初步形成。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以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着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政党理论建设，包括参政党建设，以理论创新引领多党合作事业的创新，经过同各派、无党派人士的充分协商，先后制定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5]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06]5号文件)。这两个5号文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政党理论，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原则、内容、方式和程序作出了科学规范，进一步完善了对派性质、地位、职能、作用等重大问题的表述，对支持派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是指导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引领参政党理论建设的重要指针。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扩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进一步概括了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必须坚持和遵循的重要政治准则，这也是开展参政党理论研究的准则;进一步强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各派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来;进一步确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实现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我们准确认识参政党性质、地位和作用的理论依据。两个5号文件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是我们深入开展参政党理论研究中应该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的指导原则。2006年7月10日，胡
锦涛总书记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要支持各派按照参政党建设的目标和原则，以思想建设为核心、组织建设为基础、制度建设为保障，全面加强参政党建设，使他们始终成为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使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更好地统一于多党合作、共创伟业的历史进程中。这一重要讲话，对派建设寄予厚望，为深入开展参政党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
参政党建设的核心是思想建设，思想建设的根本是理论建设。这项工作已受到各派的高度重视，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2002年5月30日，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在民建中央第一次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是指南针，理论是主心骨，理论是粘合剂，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需要，是加强本会自身建设的需要。农工党中央主席蒋正华指出:“要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从参政党的性质、地位、特点出发，对参政党的自身建设、履行职能进行理论研究，形成规律性认识。”2004年7月4日，农工党中央在开展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中发出了《关于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的意见》，对参政党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落实措施等都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并发出了研究计划和选题，先后在上海、重庆、四川、湖北等省市建立了参政党理论研究点，以此推动对参政党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2006年10月23日，九三学社主席韩启德在九三学社理论研究和社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在新形势下完成多党合作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就没有行动上的坚定。”他提出“参政党的政治纪律也应该是理论研究的一个课题”、“参政党理论研究必须解决学风和文风问题”。我们高兴地看到，从中共中央[1989]14号文件颁发以来，特别是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2005]5号、[2006]5号文件的热潮中，各派都加强了理论学习与理论武装，都对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安排，采取各具特色的研讨活动，以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工作创新，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各派在学习和研究的同时，积极宣传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宣传参政党理论和实践，扩大了社会影响，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2005年9月，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在民革中央编写的《中国的参政党》一书的序言中提出:“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宣传参政党的理论与实践，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与政党制度，了解中国的参政党，也是中国各派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的参政党》一书，以参政党的独特角度客观准确全面地介绍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着重介绍和研究参政党的性质与政治地位、政治主张与政治优势、基本职能、作用和参政党建设的目标、原则与内涵、途经与方法等，这本书体现了很高的政治把握能力、深厚的理论功底、鲜活的资料运用、深刻的切身感受、娴熟的语言特征，书中有很多启迪读者的精彩论述，例如关于派为什么要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十大根本理由”的论述等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甄小英在《参政党研究的力作》一文中高度评价《中国的参政党》一书，称赞它是“第一部由参政党所写的系统阐述中国参政党理论的专著”，“填补了我国政党制度研究的空白”，可以说当之无愧。由此也说明参政党内确有理论干才，可以担当起参政党理论建设的重任，他们在研究和宣传方面的独特优势，往往是“旁观者”所不可替代的。
参政党理论研究是一个政治性、实践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必须开门科研、联合攻关。2003年11月29日，作为派联合党校和理论研究基地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成立了政党制度研究中心，联合各派和相关专家，共同研究中国特色的政党理论特别是参政党建设理论，先后出版了《多党合作与参政党建设调研报告集》、《中国派建设理论》、《中国参政党新论》(郑宪等编著)等著述。2006年4月25日，湖北省八个派省委会与省社会主义学院联合成立了湖北省统战理论研究参政党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已出版《参政党理论研究论文集(第一辑)》，目前已在筹备第二届年会和编辑出版论文集第二辑。在这样的研究中心和专委会里，各派和相关部门、理论专家密切配合、团结合作、互相交流、共同提高，呈现出和谐科研的新气象。参政党理论研究的活跃开展，正是我国宽松和谐、民主团结、生动活泼政治环境和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
三
2007年10月15日，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促进政党关系和谐，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国内各党派合作共事，支持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进一步表达了中共中央对多党合作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各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真诚愿望。
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这是为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的伟大工程提出的要求。这一点，对于与共产党长期亲密合作的参政党来说同样适用。这正是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要坚持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重要指示的一个重要方面。新世纪新阶段，各派与共产党一样处于相同的历史背景和国内外环境，面临着同样的战略机遇期和各种风险的考验，担负着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荣任务，同样需要研究参政党参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切实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特别要加强参政能力建设和进步性建设，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更好地担当起“参政为民”的重大政治责任。:
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6
在中国，民主党派是指对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八个参政党的统称，它们分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这些民主党派大部分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它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民主监督不是一蹴而就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就开始共同致力于抵御外敌的民族解放事业。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随着革命形式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在内的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倡导和推动和平民主路线，最终这些民主党派放弃了原来所坚持的“中间路线”，与共产党一同走上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民主革命道路。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筹备和努力下，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也成为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为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创造良好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相互监督，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自然更需要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仅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长期共存、相互监督”也由中共“八大”正式确立为处理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方针。1957年后，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经历了曲折的发展，57年反右倾扩大化到文革结束，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功能也被严重削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也逐步恢复。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这标志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逐步走向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明确了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应履行的一项基本职能。2005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民主监督的内容，即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这种监督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民主监督的职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胡锦涛同志将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作为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更加突出了民主监督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以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往开来，在2013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同志指出：“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一论述是对我国各民主党派的性质和地位做出的最新的科学论断，是对多党合作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也更加具有中国特色。
二、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优势与特点
在我国，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之一，这种监督是建立在各民主党派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之上的政治监督，它以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更好的完成执政任务和加强党的建设为出发点和归宿，具有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当前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国的民主监督机制包括法律监督、党内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民主党派监督等。其中，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它的民主监督内容包括对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以及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主党派的成员是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民主人士，因此其监督内容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各个民主党派的主要成员代表各阶层的高水平知识分子，所提出的监督意见具有针对性、科学性;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作为受我国宪法承认和保护的合法政党，积极履行宪法所赋予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其监督水平具有党派权威性、组织性;中国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不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中的在野党，而是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其监督职能是对共产党党内监督的补充和完善，提出的监督意见具有客观性和补充性。
新中国成立至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推动下，民主党派经常受邀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民主协商会和座谈会等活动，就国家的大政方针等重大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建议和批评，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民主党派也在人大、政协等会议上积极发言或提议，反映群众意见，提出方案帮助共产党解决问题。近年来，各民主党派积极开展专题调研活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献计献策，从国家立法、机构的改革，到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峡工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西部大开发等问题，民主党派积极参与人大与政协等组织的考察活动，努力进言献策，发挥民主监督的积极作用。民主党派成员还应邀担任司法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特约监察员、检察员、教育督导员等，近年来监督范围不断扩大，他们在参与党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也为民主监督贡献重要力量。
三、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问题与对策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不难看出当前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社会上对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认识还不全面，民主监督意识薄弱;民主监督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法规等制度性规范;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也有待加强等。因此，新时期不断完善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势在必行。
首先，全面认识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尤其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正视并重视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作用。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能否有效地实施，关键在于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各级党委及其领导干部必须提高接受民主党派监督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诚心诚意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广纳群言、广求善策，积极为民主监督创造条件。民主党派也要加强对自身权利的认识，增强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主动性，充分利用好参政党的合法地位，敢于进言献策，履行民主监督的责任，加强民主监督的工作力度。
其次，努力健全和完善民主监督机制，促进民主党派监督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否有效实施，依赖于国家是否建立规范的民主监督程序和监督机制。国家应积制定相关法规，充分保证民主党派实行民主监督的权利。同时要进一步健全知情环节、沟通环节和反馈环节的相应制度，拓宽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渠道，党政机关在处理重大问题时要积极与民主党派进行协商，确保相关会议有民主党派人士出席，对民主党派的提案和建议等要及时处理并给予反馈。共产党也应对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进行考核与评估，更加有效地激励民主监督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