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投资技巧与策略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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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技巧与策略

股票投资技巧与策略范文1

2008年对中国来说,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外有美国经济衰退,出口需求减弱;内有通胀压力增大,宏观调控不容松懈。不过,在投资者眼里,中国仍是一片极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即使很多大行已经调低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但与美国等陷入次贷危机的发达国家相比,仍将有可观的增幅。正因为此,在香港市场上,中国概念仍是基金的一大卖点。

目前,香港市场上有多只中国基金正在发售或刚成立不久。虽然投资主题相同,但却各出奇招,吸引着不同需求的投资者。

领先:A/H差价有魅力

去年,很多内地朋友到香港开户炒股,最主要的一个理由便是同一家公司的H股比A股便宜许多,没有理由买A股不买H股。这也是“港股直通车”消息传出后,较A股股价折价大的H股一马当先的原因。香港股市后来大跌,大家的热情被狠狠泼了一盆凉水。不过,对A、H股差价感兴趣的还是大有人在。法兴旗下的领先资产目前正在香港市场发售的一只中国基金,便是专门捕捉A、H股差价潜力的基金。

这只基金全名叫“领先中国A/H盈喜基金”,虽然名字中有“A”字,实际上却只是直接投资于H股,不会投资于A股。该基金选股原则是,以系统化形式选股,以市值、流通量和折让度3个量化准则挑选一些有A股和H股的股票。

基金公司有关人士表示,目前在香港及上海或深圳股市同时挂牌的股票有51只,该基金将先在这51只股票中选出市值、流通量最大的近30只,然后再选出相对于A股有最大折让的H股(不少于12只)进行投资,以博其H股股价可以追上A股股价。投资者可通过投资H股,在捕捉内地增长潜质之余,也可受惠于A、H股差价收窄带来的增长潜力。该基金将以恒生H股指数作为衡量业绩的基准。

基金公司有关人士认为,今年QDII会陆续有资金流进香港股市,加上港股直通车计划也会落实,预期来港的资金都会投资在H股上,而内地机构贸易顺差所得的资金留在海外投资,亦会有利于推动H股的股价。

该基金的投资主题比较独特,但从该基金的选股原则可以看出,其投资立足点是H股股价有可能追上A股。“同股不同价”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两地有关机构为如何消除这一情况动了不少脑筋,但目前还没有具体方案出台。开启“港股直通车”的一个理由也是基于此。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未来的趋势是A、H股差价收窄,但并不等于H股股价会上升并向A股靠拢,因为估值偏高的A股股价很可能向下,同样会导致两者价差缩小。

基金公司有关人士称,由于人民币未能自由兑换,加上完善的套利交易机制一时三刻也不可能建立起来,所以两股折让概念在未来半年至一年仍属投资卖点。

该基金定于1月24日结束首次募集,1月30日正式推出。

宏信:波动市中玩技巧

如果说去年的股市是牛市中有波动,那么今年的股市则将在波动中前进。在波动市中,操作策略要更加灵活。对习惯于做多的投资者来说,操作难度将大大加大。

针对波动市,宏信环球投资推出了运用“长短仓”策略的中国股票基金――宏信领域中国跃升基金。

采用“长短仓”策略的基金,其资产由两部分投资组合构成,即多头(长仓)和空头(短仓),是将卖空部分不看好资产所获得的资金加码投入看好的股票中,在长短仓头寸互相抵消后,基金的净股票投资仍只相当于可用资金的100%。

采用“长短仓”投资策略,可以运用多种衍生工具,如卖空及股票期货等,在股市放缓或不明朗的情况下通过长短仓更改持股比例,以发挥最高的投资弹性。与只能通过调节股票和现金比重的传统基金相比,“长短仓”灵活性比较高,尤其适合波动市。

我们曾介绍过香港首只被证监会认可的“长短仓”基金――景顺全方位欧洲130/30基金,它是一只“130/30策略”基金,即130%的长仓和30%的短仓。

宏信领域中国跃升基金则是香港市场上首只运用“130/30”策略的中国基金,虽然基金采用130/30策略,但长短仓比例并不限于130/30,而是可以调整至150/50(即150%的长仓和50%的短仓)或是120/20(即120%的长仓和20%的短仓)。其将有别于仅可作长仓投资的传统中国股票基金,可运用多元化的衍生工具,如价差合约、股票指数期货等,在不同市况下创造理想回报。即使在股市放缓或不明朗的情况下,基金经理仍能通过长短仓策略更改持股比例捕捉回报的机会,如卖空估值过高的股份,或在预期后市长期放缓下削减基金持股比重及增持现金。

该基金将投资于中国股票,包括在上海、深圳、香港和台湾上市的公司股票,涵盖总市值超过4亿美元的412只股票。此外,该基金也可投资于在中同内地、香港和台湾拥有重大资产、业务、生产、贸易活动或利益。而在其他地方注册的公司股票。

在众多投资对象中,该基金将采用高度集中投资的策略,选取具有长期现金流、盈利增长趋势及不断改善的营运表现的增长型公司,包括能源、工业、物料、金融等行业,再通过注入资产、股价被低估等捕捉投资时机,致力于升市时获取比大市更高回报。投资注重股份的长线基本因素及短期策略性投资,配合不同市况作出投资决定。而长短仓部分的投资对象可以是股份及指数。

该基金经理表示,投资将集中于20至25只股票,每只股票在投资组合中所占比重在4%至5%左右。在各行业投资比重中,较看好金融及能源行业,分别占其行业比重的30%及25%。

该基金首次发售期至1月23日,首次交易日1月28日。

MQ:小型股里找“黄金”

这两年的股市,经常上演的是“大象起舞”,具有做入规模、品牌的行业巨头受到了市场的热捧,相比之下,一些小型企业虽具有投资价值,但乏人问津。

麦格理旗下的MQ投资管理去年12月成立的MQ中国皇者新星基金,另辟蹊径,专门投资于小型企业。

该基金虽然名为“中国皇者”,但除了在上海、深圳、香港、澳门、台湾外,还将涉及新加坡公司。该基金将主要买卖发展业务的小型企业的股票,以及参与这一类小型企业的首次公开招股,捕捉其增长潜力,帮助投资者受惠于这些小型企业。

股票投资方面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小型企业证券。基金经理根据值、动力及流通性等因素,选出一些具投资价值的小型企业。这部分持股不设持仓时限,也不限制股票只数。这部分投资将占基金整体投资比例7成至全部。

股票投资技巧与策略范文2

近日,国内第一只宏观策略对冲基金――梵基1号刚刚募集完成。该基金因为投资策略与国际市场上叱咤风云的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趋同,被认为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对冲基金。

自2010年4月国内正式推出沪深300股指期货后,对冲基金即在国内资本市场获得了生存的土壤。随后,基金、券商和私募基金等国内各类资产管理机构纷纷试水对冲投资的操作。

相比之下,由于信托机构投资股指期货的具体政策尚未出台,被视为“对冲基金”雏形的国内私募基金无法通过信托“阳光化”参与股指期货。因此,部分有志于对冲基金的私募基金不得不曲线参与对冲投资,甚至打起政策的“球”。

近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阳光私募信托产品参与股指期货的相关政策,已在制定过程中,修改形成的第二稿目前已在讨论中,预计该政策两个月后将会对外。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阳光私募信托产品参与股指期货相关政策明朗后,私募基金将拥有合法和公开的平台,国内对冲基金将迎来一个爆发式增长时期。

私募绕道

目前,国内资本市场上的阳光私募基金与海外对冲基金有着追求绝对收益的共性,并且具备相似的费率结构,因此其被视为真正意义上对冲基金的“雏形”。

但中国本土的第一只对冲基金并没有诞生在阳光私募基金业内。2010年9月,国投瑞银在“一对多”专户产品中加入股指期货投资,拉开了基金产品参与股指期货市场的序幕,基金中的对冲基金由此亮相。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近期,国内排名前五的公司也先后与销售渠道进行了沟通,拟通过专户理财平台发行采用中性策略的对冲基金。其中,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已经于2月24日获批发行国内基金业的首只“一对多”对冲产品。

券商方面,第一创业证券和国泰君安证券也已经分别推出了通过股指期货对冲系统性风险的理财产品。国泰君安的“君享量化”集合理财产品甚至被业内冠以“中国本土首只对冲基金”的称号。

反观私募行业,虽然自股指期货开通之日起,一些有志于对冲基金的私募机构就已经在利用自己的账户试验对冲操作。但由于信托机构投资股指期货的政策一直没有推出,所以至今信托阳光私募仍然无法推出自己的“阳光化”对冲基金。

在此情况下,深圳和上海已经有不少私募机构开始绕道“合伙制”做对冲基金。

上海一位不愿具名的私募基金经理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早在2005年前后,他的团队已经设计出了利用期现货套利的投资模型。股指期货推出后,他们就一直在用个人账户和自有资金“练手”,目前收益已经接近30%。

感觉试验成功后,近期他们已经在筹备募集自己的第一只对冲基金。但由于信托投资股指期货还没有放开,所以他们只能先利用合伙制模式做这只基金。合伙制基金可以开设一般法人账户,需准备的材料和流程也较为简单,且可以从事套保、套利、投机多种交易。

相比阳光私募基金“信托份额”转让时无需缴付相应税收,合伙制基金出资人将面临约20%个人所得税的缴付义务。

对此,上述私募基金经理表示,有限合伙肯定要考虑税负问题,他们在尽最大可能合理避税。

他说:“其实当前有很多可以避税的做法,而且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投资我们公司的客户基本上都投资过PE(私募股权投资)。所以他们都清楚这些避税手法。因为合理避税是可以做到的,虽然手法有点打球,但经得起检查。所以税负问题并没有影响我们募资。”

他同时表示,合伙制私募基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司,只是利用公司的形式来做二级市场操作。在当前新《基金法》的讨论稿中,已经提到了用有限合伙做纯粹二级市场操作应该享受免税的问题。

“我们这只对冲基金的封闭期是一年,相比避税,我们当然更希望在真正发生税赋问题之前,这个问题在法律上已经阳光化了。”该人士表示。

更多的私募基金则选择借用“信托产品份额转让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特点,利用“信托+合伙制”模式来合理规避出资人20%的个人所得税。

这种模式即是通过信托公司发行信托产品计划,向出资人募集资金,并以信托产品投资合伙制阳光私募,阳光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团队则作为普通合伙人。

据用益信托工作室的分析,“信托+合伙制”模式事实上是基于信托和合伙制各自无法克服的不足,以及发挥各自的优势而产生的。这一模式还有助于解决有限合伙制阳光私募投资人数量与规模的限制问题。通过信托公司募资模式,合伙制阳光私募投资基金规模扩张将容易完成。

宏观策略登场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机构推出的对冲基金基本都采取偏保守型的“市场中性策略”。

所谓市场中性策略,即通过一系列模型选股和构建股票组合,超越指数取得稳定的超额收益;同时在股指期货上做空,以回避股市系统性风险。

与传统股票投资不同的是,市场中性策略可令产品独立于指数,牛熊市都能实现正收益。

然而,就在几乎所有国内资产管理机构都在试验以股指期货对冲股票投资风险的“市场中性策略”时,有过多年国际对冲基金管理经验的上海梵基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巍,却在悄然尝试中国市场上第一只的宏观策略对冲基金――“梵基1号”。

虽同为对冲基金,但“市场中性策略”和“宏观策略”对冲基金的内涵却相去甚远,它的出现体现出中国对冲基金业的分化。

总体上讲,对冲基金的风格有保守和激进两种。其中,保守策略的目的就是平抑净值波动,其投资标的基本上是股票,并以股指期货、期权等做风险对冲;而激进型的对冲基金投机性则非常强,国际上的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即属于此类。

二者之间的风险和收益水平也有着天壤之别:前者风险非常低,年化收益仅比固定收益产品略高,平均在10%或者更低;而后者则是在搏击高风险中的高收益。

宏观策略则属于“激进型”,其投资标的物涵盖股票、商品期货、股指期货、利率产品等衍生产品。

目前上海梵基旗下已经管理了一只以美元计价的海外基金――梵晟宏观策略基金。自2010年12月1日成立至2011年2月底,该基金剔除所有费用和30%的业绩提成后,获得28.78%的收益。相比国泰君安“君享量化”预期10~15%的收益,显然要高出很多。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不少私募基金都已经在香港市场推出对冲基金。但这些基金基本都是做港股投资,并以香港市场的期权和牛熊证做对冲。而梵晟宏观策略基金则是以衍生品投资为主,其中银行利率产品、股指期货、商品期货的投资占了比较大的比重。

梵基1号亦是如此。其投资标的为股票、商品期货和除了远期外汇期权之外的所有衍生品,股票投资占比很小。

“事实上,国内已经具备了很多衍生品了。只是因为会用的人不多,所以参与者少。”上海梵基副总裁牟慧玲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张巍看来,国内投资人往往专注于A股,但A股市场对于宏观环境变动的反应往往相对滞后。而利率互换、外汇期权等在海外对冲基金看来非常常见的交易品种,在国内市场仍缺乏广泛的参与者和有经验的交易对手。

梵基1号的另一个创新,是该基金没有走信托账户,而是选择了与招商证券合作。

“因为信托做不了这么多交易品种,所以采用了有限合伙方式。”牟慧玲告诉记者,与招商证券的合作,一方面是梵基要用招商证券做自己的证券和期货平台,更重要的是要引入招商证券作为自己的清算中心,这在国内是一个首创。

在海外市场,对冲基金的一个明显特征是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的净值估算机构。国际上通行的方式是由大型投行提供这一服务,为对冲基金等提供第三方估值清算服务也是国际上大投行的主要服务之一。但目前国内券商中没有任何一家开展这项业务。

“所以梵基1号与招商证券合作,对于彼此都是具有开创性的。”牟慧玲表示,以前传统意义上的清算中心,对于券商而言是内部的后台机构。但从这个业务开始,他将成为券商的一个部门,变成一个盈利业务。这直接与国际券商业务接轨,因此借助梵基1号招商证券也首开了国内券商第三方估值清算业务的先河。

行业短板

在中国市场上,对冲基金行业发展面对的现实是,中国富有阶层对于对冲基金的态度非常开放,很有热情。但国内真正具备对冲基金管理能力的专业机构和人才却非常少。

“从全行业看,人才确实是制约我国对冲基金发展的最大瓶颈。”好买基金一位私募研究员告诉记者。

“准确地说不只是这类人才短缺,而是国内几乎没有这种人才。”牟慧玲说,对冲基金交易员不仅要懂得股票、商品期货、股指期货,甚至更高等级的衍生品操作,还要充分参与过国内外市场,并且至少要有多年的实战经验。

她告诉记者,随着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上海梵基对此类人才需求非常强烈。目前,除直接在华尔街招聘“老外”之外,在国内,更倾向于干脆招聘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从“一张白纸”培养起。

而据记者了解,国内不少公募基金也是从华尔街招募“海归”来组建量化投资团队的。

但事实上,欠缺技术和经验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关键的是意识问题。

上述研究员表示,目前,国内多数私募机构习惯做传统业务,既然传统业务也能赚钱,就没有必要去做并不熟悉的东西。当前规模比较大的私募机构也没有积极的人才招募和培养行动。

“但无论如何,对冲基金到年底都不会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以阳光私募为例,3年前中国的阳光私募基金还寥寥无几,现在已经超过700只了。对冲基金也会以这样的速度来发展。”牟慧玲表示。

据易方达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刘震预测,未来3-5年时间内,中国对冲基金的资产规模可能会达到3000-4000亿元,而2010年中国整个公募基金业的资产管理规模为2.4万亿元。

名词解释

股票投资技巧与策略范文3

(一)研究背景。从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之初开始,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就成为国内众多学者论证的主题。历经法律条文的修订乃至操作流程的具体化,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终于在2011年正式推出。股指期货是指以股价指数为标的物的标准化期货合约。股指期货的主要用途有三个:一是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风险管理,即防范系统性风险;二是利用股指期货进行套利,即利用股指期货定价偏差,通过买入股指期货标的指数成分股并同时卖出股指期货,或者卖空股指期货标的指数成分股并同时买入股指期货,来获得无风险收益;三是由于股指期货是保证金交易,因此它可作为杠杆性的投资工具。融资融券交易,又称信用交易,是指投资者向具有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证券公司提供担保物,借入资金买人上市证券或借人上市证券并卖出的行为。尽管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与卖空机制有所区别,但笔者认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可将这两个相似概念视为相同,即不考虑可供卖出的证券种类的限制以及必须先借到证券才可卖出的要求。

(二)问题的提出。对冲基金对于许多投资者而言并不陌生,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曾在20世纪90年动了几次大规模货币狙击战,使其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焦点。其实,对冲基金的本质是对冲风险,它可以起到规避和化解证券投资风险的作用,只是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对冲基金逐渐失去其初始的风险对冲的内涵,演变成一种新的投资模式,即基于最新的投资理论和各种金融市场操作技巧、充分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效应、承担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的投资模式。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对冲基金在构造投资策略时往往考虑使用杠杆以及卖空。因此,研究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对我国投资者合理利用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所提供的杠杆及卖空机会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对冲基金与非参数投资技术

(一)卖空机制对于对冲基金的意义。因为它们不受买且持有投资策略的限制,许多对冲基金都试图使用卖空、套期保值、套利、杠杆作用、合成头寸或衍生工具等投资技巧来获得收益。上述几种投资技巧几乎都包括了一个重要步骤,那就是卖空。单纯的卖空策略是指出售借来的证券,然后在以后的某个日子以更低的价格把这些证券回购回来。这种策略执行起来相当复杂,它不仅要求识别价值高估证券的能力,还要求以有效的成本借入价格高估的股票和对从最初出售中所得到的现金进行有效投资的能力。但是当市场处于上升通道时,监管者对内生于这种策略的卖空和杠杆作用的限制大大增加这种独立的投资技巧要想成功的困难。因此,卖空往往被结合在对冲基金的各种投资策略中,为其投资方法的多样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二)对冲基金的投资技术。前面已经提到,对冲基金采取的投资技术主要分为三类:技术分析、基本面分析和定量或统计分析。技术分析模型一般可归为两类。一类模型寻求某个证券或一组证券的确定趋势,这类模型在趋势结束或趋势逆转的时候常常出现错误。另一类模型则是针对趋势逆转做出预期。与技术分析寻找股价波动的规律不同,基本面分析通过分析一系列的公司数据、证券数据、宏观经济数据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数据来寻求投资机会。很多投资策略都依靠统计指标来确定投资信息数据之间的关系,如被广泛使用的回归模型,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多因素的短期预测,尤其是波动率),甚至包括对风险的定义(标准方差,风险价值)等等。虽然这些技术并不都是假定数据是正态分布的,但是很多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非参数投资策略在决定投资关系的内在过程时,不需做任何假设,包括不假设价格和收益率的分布形态。相反的,非参数投资策略依据一系列的方法来确认应该买入或卖出的证券。一般来讲,非参数投资策略是这样生成的。先从几个因素人手。对备选的投资项目进行评级,然后选出应该买卖的证券。具体来说,假定用市盈率来进行证券评级,根据所得的结果,将所有证券分为3到5个集合,并选出最优组(市盈率最低)和最差组(市盈率最高)。然后加入第二个评级标准,假定该指标是股息率,根据股息率的评级结果在前面的组内再分成3到5个子集。这样市盈率最低组中的一些最优证券(股息率最高的)和市盈率最高组中的一些最差证券(股息率最低的)就将被确定下来,接下来就可以买人最优股票,卖空最差股票。决策过程中的评级标准既可以是基本面分析数据,也可以是技术分析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是非连续的,也可以是非数字的。当然,这样的操作步骤能否作为一个交易策略还需要实际数据的检验。采取非参数投资策略有很多理由。首先,经实践证明,很多非参数投资策略能够获得非常好的收益回报。其次,以该方法进行投资所得到的收益和传统投资组合收益的相关性不大。最后,非参数方法的独特性及直观性使它很容易被投资者和市场接受。

三、非参数投资技术及策略

(一)基于技术指标的投资策略设计。笔者选择的技术

指标源于均值回归(meanreversion)原理。均值回归理论认为,股票收益率远非不可预测的,从长期来看,它们应该呈负自相关,即股票价格应该呈回归均值的特征。均值回归从理论上应具有必然性。因为股票价格不能总是上涨或下跌,一种趋势其持续的时间多长都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在一个趋势内,股票价格呈持续上升或下降,被称之为均值回避(meanaversion)。当出现相反趋势时就呈均值回归。到目前为止,均值回归理论仍不能解决的或者说不能预测的是回归的时间间隔,即回归的周期呈“随机漫步”。不同的股票市场,回归的周期会不一样,就是对同一个股票市场而言,每次回归的周期也不一样。如果能够发现均值回归的时间周期或者回归时间周期的分布范围,股票收益的可预测性就会很强。为了说明在较短的时间窗口内,股票的收益率也呈现均值回复特性,我们设计如下指标:Indexl=close(t一1)/dose(t一6)其中,close(t一1)为股票A在交易日t一1的收盘价,close(t一6)为股票A在交易日t一6的收盘价。若Indexl大于1,说明相对于交易日t一6,股票A的价格在最近5个交易日上涨;若Indexl小于1,说明相对于交易日t一6,股票A的价格在最近5个交易日下跌;若Indexl恰好等于l,则说明股票A的价格在最近5个交易日变化不大。根据均值回归原理,价格上涨的股票接下来会发生下跌,反之,价格下跌的股票接下来将会上涨。笔者选取2005年2月24日到2009年12月31日,沪深300成分股每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作为原始数据。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利用每支成分股的收盘价计算其相应的Indexl;(2)把Indexl作为评级指标,按照其数值大小从大到小进行排序,经过该步骤,300支股票分别被赋予相应的序号1.2.3…300,Indexl最大的股票序号为1,Indexl最小的股票序号为300;(3)由于我们预测Indexl大的股票要跌,反之则要涨。那么序号为1到150的股票将被卖空,序号为151到300的股票将被买人。将每个股票的序号减去它们的平均数150.5,得到一149.5,一148.5,…148.5,149.5,则正负指标之和为零,且其绝对值的和为22500,将指标进行归一化,分别除以22500,即得到分配到每支股票上的权重,分别为一0.0066444,一0.0066000,一0.00655556,•一0.00655556,0.0066000,0.0066444。假设可供投资的资金量为M,那么分配到每支股票的资金为M乘以上述权重。(4)每天根据该策略都得到一个回报,一年就将得到一个序列。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我们得到以下结果(见表1)。从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利用均值回归策略投资沪深300成分股所得到的年平均收益率为47.83%。并且该策略选择做多与做空的资金量相等,即现金中性。在这里,我们可以近似的将其视为市场中性。理论上讲,市场中性要求投资组合的贝塔值为零,即完全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而许多市场中性策略依托于通过复杂的计算,衍生品结构的设计,对未来波动性的预测,试图让投资收益完全摆脱市场。但事实上,未来的波动性很难被预测,因此市场中性只能无限接近于理论值。同时,从本文的均值回归策略的结果来看,即使在2007年到2008年的熊市当中,该策略依然获得可观的回报。对均值回归策略获得收益的一种解释是,采取该策略的投资者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当某股票在一段时间内上涨时,有的投资者欲跟进,采取均值回归策略的投资者便将该股卖出;当某股在一段时间内下跌时,有的投资者欲卖出,采取均值回归策略的投资者便将该股买入。

在行为金融学中,也有学者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股价对信息的过度反应。当有关某股票的好消息公布时,该股可能会受到投资者的追捧,导致该股股价上涨幅度超过均衡价格,随后股价便会回落;反之亦然。为了证实该策略的普遍性,笔者利用2005年2月24日到2009年12月31日上证和深证所有正常上市的A股数据对其进行验证。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得到结果如表2。所有正常上市的A股所得到的年平均收益率为66.35%,高于仅投资于沪深300成分股的策略。可能的解释是,市值较小的股票均值回归的现象越明显。这种解释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小股票受关注的程度相对于大股票而言较小,其定价的有效性不如大股票,所以将小股票纳入投资组合中将获得更高的收益。当然,评价一个投资策略不能完全凭借其收益的大小,还应考虑采取该策略所承担的风险。我们用夏普比率(SharpRatio)来对非参数投资策略进行评价。SharpRatio=Mean(Return)/Std(Return)从表1和表2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仅投资于沪深300成分股的策略所产生的夏普比率为0.1998,小于投资于所有正常上市A股的策略所产生的夏普比率0.3312。综合收益率与夏普比率的比较,我们很容易看到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前提下,采取均值回归策略投资于所有正常上市的A股将产生持续稳定的高回报。

(二)基于基本面指标的投资策略设计。除了运用技术指标作为评级因素以外,笔者也尝试运用基本面指标作为评级因素。对于具体的个股而言,影响其股价高低的主要因素在于企业本身的内在素质,包括财务状况、经营情况、管理水平、技术能力、市场大小、行业特点、发展潜力等一系列因素。由于我们可以直接从财务报表中了解企业基本的财务状况,并且财务指标较易量化,所以笔者选取净利润增长率这一指标作为评级因素来构造投资策略。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前提下,分别采用2005年到2009年A股每季度的净利润增长率对沪深300成分股以及所有正常上市股票进行验证。得到的结果如表3、表4。从所得的结果可以看出,与投资于所有正常上市A股的策略相比,投资于沪深300成分股的净利润增长率策略表现较好。可能的解释是,大盘蓝筹股的股价变动与其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较大,而对于中小股票而言,经营业绩对其股价变动的影响不如像大股票那般明显。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两个投资组合中,净利润增长率策略在2005年到2007年这个期间都表现得很好,而从2007年底次贷危机爆发开始,该策略所产生的回报大幅度的下降。可见,基于基本面指标的投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基于技术分析数据的投资策略所产生的收益与市场波动的相关性较小。

四、结语

通过中国股市过去五年的历史数据的检验,利用股票技术分析指标或者基本面分析指标作为评级因素的非参数投资策略有良好的表现。非参数投资策略有很多优点。

第一,由于对冲基金的经理们往往利用非参数投资策略构造市场中性的投资组合,因此投资策略所产生的收益是绝对收益,与市场的总体表现无关。即便在市场坏境恶劣的条件下,运用合理的非参数投资策略也会获得稳定的收益。

股票投资技巧与策略范文4

今年75岁的沃伦•巴菲特是世界公认的“股神”。而在北美有一位儒雅而智慧的华人金融企业家,不仅是当今华人投资圈里的风云人物,更被誉为“华人巴菲特”。

从林学院教师到股坛风云人物,从生物科学到证券指数,再成为北美人气最旺、功力最深的金融企业家,唐炜臻的经历不同寻常。

1987年唐炜臻被公派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生物化学系做访问学者。1990―1992年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生物系攻读硕士研究生,这期间给北美著名的环保咨询公司Beak Consulting Company做专业咨询。1993―1995年,分别在加拿大知名的医学研究机构多伦多总医院和儿童医院从事人类遗传病蛋白质生物化学研究。

他于1995年开始为同事和朋友互惠基金投资,一开始就实行“不赚钱不收费”,在北美华人中属于首创。1997年在加拿大的金融中心多伦多创立唐炜臻投资与信息咨询公司,主要业务是私募基金及对冲基金的管理,服务对象是资深或富裕的个人投资者和企业投资人。“华人巴菲特”这个称号就是大家这么叫起来的。

无师自通探路投资

对巴菲特的认识,各人各有不同。有人认为价值性投资就是巴菲特,但实际上巴菲特是做有稳定回报的价值投资的。而巴菲特投资和财富创造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把投资人的利益放在首位。他精通生意和金融市场,做投资非常专业、稳健,极力避免让投资人损失,并且,不赚钱不收取费用――这一点非常关键,与一些投资人和企业家的观念非常不同。

唐炜臻说,投资不是靠单纯的分析,实际上是综合智慧的较量。在金融领域需要很多的学问,除了学科知识,还包括做人做事的方式。财富和投资是不同的,对多数人来讲,投资意味着风险,追求速度,要快;而财富积累是一个缓慢、长期的积累过程。

1980年代末期,不少在北美留学的中国人认为,在金融业非常容易赚到钱,于是,纷纷进入。唐炜臻也不例外。但经济学家徐滇庆表示:“好多理工科学生摇身一变,自称是股票投资专家,可是,在股票市场几起几落之后,这些‘专家’大多销声匿迹,不知去向。大浪淘沙,能够坚持住的,在整个金融领域寥寥无几,而唐炜臻就是其中的一个。”

唐炜臻对金融投资可说是无师自通,1987年他远渡重洋去美国的时候,中国的股市还没有开张,股市对他来说非常神秘和遥远。

可以说,华尔街的前辈们给了唐炜臻很多启示。被誉为“华尔街教父”的格雷厄姆的金融分析和思想,影响了三资者,如今活跃在华尔街身价上亿的投资管理人,都是他的信徒。沃伦•巴菲特从零开始,仅仅从事股票和企业投资,就成为20世纪最富有的人之一。无论繁荣与否,巴菲特在市场上的表现总是特别的好。战后美国,主要股票的年收益率在10%左右,而巴菲特却达到了28.6%,如果一个人在巴菲特职业生涯开始时投入1万美元并坚持到底,那么到了2004年底,其财富将达到上亿美元。

唐炜臻有自己的一套投资理论。他认为致富需要智慧,财富是一种思维方式,单靠勤劳是不能致富的。在金融这块领地里,他采用了巴菲特的经营策略,为顾客和自己从市场上赚钱,而不是从顾客身上赚钱。1996年以后,唐炜臻辞去了令人羡慕的医生工作,创立了自己的投资与咨询公司,从事自己真正喜欢的职业――投资。

从失败中创造财富奇迹

灵活运用价格的变化来调节市场的需求,有人买的时候涨价,没人买的时候减价,这是个看似简单却难以掌握平衡的技巧。对这种技巧的崇拜,使得唐炜臻在常年的投资中获得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从容地保持了每年30%-52%的回报。他认为自己在金融上的思维方式和巴菲特是完全一致的。从为几个朋友买基金开始,因收益显著,唐炜臻也声名鹊起,他“会生钱”的神话从多伦多的儿童医院传向了金融界,从而在北美投资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北美最活跃的人气网站“文学城”的股市板块中,唐炜臻无数次精准的金融预言,使得他成为“股神”的化身。那时的唐炜臻盛极一时,身边围绕了不少的追随者。

但是到了2000年,北美IT泡沫崩溃,股市狂跌,唐炜臻也遭受了打击。跟他合作的人,有的抱怨,有的责骂,更有甚者要求他赔偿所有的损失。困窘中,他总结出自己的一套办法,在接下来几年的时间里东山再起,再次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

在唐炜臻眼里,有四类人可以真正赚到钱:有眼光的人,有胆量的人和有缘、有运气的人,看起来傻的人。而聪明人和精明人都很难赚到钱,因为世界上人人都想做精明的人和聪明的人,所以这个世界不缺少精明的人和聪明的人。而在朋友的眼中,他是一个简单、直接、没有秘密的人。

股票投资技巧与策略范文5

关键词:个人理财;现状分析;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1-000-03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他们的理财意识和投资理念也在不断地进步,这导致了居民的理财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同时,个人理财业务逐渐成为国内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创新的主要领域,居民理财成为我国当前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居民在理财过程中出现了理财观念落后,目标不明确,投资方式传统、保守等问题,现以杭州地区为例,针对居民的投资理财习惯和理财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居民对于投资理财的认知和投资方法的偏好,从而引导居民树立科学的理财观念,提高风险意识及防范。

一、杭州地区居民个人理财现状及特点

杭州作为浙江省的省会城市,2015年杭州实现GDP1.005358万亿元,同比增长10.2%,增速居全省第一、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二。2015年杭州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642元,同比增长8.7%。其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3%和9.2%。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为1.88。总体呈现收入稳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态势。随着杭州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们都希望个人资产能够得到保值和增值。因此,大多数居民都通过银行、网络等途径进行理财,使用投资房地产、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理财手段实现财产的增保值。

现就以杭州市居民的理财实际情况进行问卷调查。本次总共发放问卷350份,收回324份,其中有效问卷281份,有效率为80%。问卷收回后借助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可以看出杭州市居民理财有如下特点:

(一)银行存款占比大

通过调查的数据和分析,杭州居民主要的理财方式有银行存款、基金投资、股票投资等。其中,银行存款所占比重最大,占32.38%,说明储蓄是深受普通居民家庭欢迎也是最常使用的一种投资方式。其次是基金投资,占了总比重的22.54%。基金具有购买费用相对低廉,透明度相对较高的特点,所以购买基金的居民比重在上升。位居第三的是股票投资,占19.67%。股票投资的收益虽高,但其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股票投资是一种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的理财方法,加之近期股市市场持续低迷,导致很多股民纷纷从股市中退出,所以股票投资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期货投资、外汇投资和金银投资所占的比例则较小。详见表1:

(二)成本与个人负担能力为主要考虑因素

成本与个人负担能力成为居民选择理财产品的主因,占26.64%。基于居民的个人收入水平不同,会考虑购买其负担能力之内的不同成本的理财产品。其次考虑的因素则为投资风险的大小,占23.36%。投资理财具有不确定性,选择不同的理财产品也意味着将面临不同的风险与收益。预计收益占18.85%,风险与收益并存,收益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利益大小。另个人偏好,投资观念对准确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具有很大的导向作用。而对于市场热度,变现能力,政策影响等因素所占的比例较小。详见表2:

(三)投资收益为理财主要目的

投资收益成为杭州居民理财的主要目的,占总比例的45.49%。很多人认为参与理财就在于获得与投入的资产相对应的或者更高的收益,理财就是收益。其次是出于资产保值、为自己养老准备,分别占15.57%和13.93%。出于兴趣爱好而选择投资理财的居民占12.70%,另外有11.07%的居民选择投资理财是出于资产的安全性考虑。详见表3:

(四)组合投资为主要投资方式

选择不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的组合投资方式的居民占41.28%。选择少选或规避高风险投资,以稳健性投资为主的居民占24.20%。根据时刻关注市场变化,提高判断能力的方式来规避风险所占比例为18.86%。另有少数居民选择见好就收这种投资方式来回避风险的仅占11.74%。理财方式要多元化,往各方面发展,不要局限于一种方式,这才能使资产得到最大化的利用。详见表4:

二、杭州居民个人理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虽然杭州居民个人理财业务发展迅速,但从调查结果来看,仍存在大部分居民的理财观念落后,理财目标不明确,理财方式较为传统等问题。这些都是杭州居民个人理财业务发展将面临的难题,需要使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引导。

(一)杭州居民个人理财方面存在的问题

1.居民个人理财观念落后

据调查数据显示,杭州市居民的理财知识来源于网络和金融宣传的各占59.43%和34.43%,来自专业知识的占比为36.07%。由此看出,更多居民的理财知识是从杂乱无章的互联网或者书报中获得的,没有进行专业的培训。并且有42.35%的居民对理财还处于不太了解的阶段,对各类投资工具均有深入了解的居民仅占13.88%。这说明杭州市居民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理财的重要性,人人都需理财的观念还没有得到普及。详见表5、6:

2.居民理财追求短期利益,缺乏长期规划

选择短期投资规划和中庸投资规划的居民分别占50.53%和30.25%,而仅有19.22%的居民对理财制定了长期的投资规划。不少居民认为在短期获得最大利益才是最重要的,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缺乏对市场的长远认识,因此没有确立适合自己的理财目标和合理设置理财计划。详见表7:

3.居民的理财方式较为传统

杭州市居民大部分都选择了风险中等或较低的理财方式,所占比例为51.60%和37.72%。只有10.68%的居民选择了高风险高收益的理财方式。所以风险低,投资便捷的储蓄成为了大众居民最喜爱的理财方式。居民之所以会采取比较保守的理财方式,主要体现在居民对于理财产品的不熟悉,从而导致居民难以选择合适的,风险较低又有一定收益的理财产品。详见表8:

(二)影响杭州居民理财收益的因素分析

正因为居民理财方面存在观念薄弱,目瞬幻魅罚方式保守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金融机构未做出积极的引导和决策,以及社会宣传力度不足所致。

1.政府部门未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居民在选择理财工具时受政府政策影响的因素仅仅只占了总比例的2.05%,这足以表明政府未对居民理财做出积极的引导。如果政府出台一些支持居民理财的相关政策,居民投资的需求就会增加。作为政府,有责任为居民的投资理财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建立一套完善的投资理财政策,保护各投资者的利益。

2.金融机构产品单一,服务水平不高

虽然各金融机构推出的理财产品不在少数,但都大同小异,种类单一。目前,金融机构还未能提供一些富有特色,能满足客户个性化投资需求的理财产品。而金融机构的员工在为客户服务过程中很难做到耐心为客户讲解,没有针对不同的客户制定具有个性化的方案,而是简单的将客户的需求进行整合。金融企业缺乏专业理财人员也是影响居民理财投资的一道阻碍。

3.社会宣传力度欠佳

虽然居民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得理财的相关信息,但大多数介绍没有把各类产品明确的区分,也没有将各类理财产品的优劣性,风险与收益做总结归纳。某些中介机构则是挑选一些收益较高的或近段时期内投资热度比较高的产品向居民介绍,而并非所有的理财产品。社会的宣传不到位,就会造成居民做出不正确的选择,从而缺乏对理财的热情。

三、加强杭州居民个人理财收益的对策建议

(一)杭州居民应树立理财意识,科学规划理财方式

要加强杭州居民个人理财收益,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理财意识,可通过互联网、书籍等渠道学习各种关于理财的知识和技巧,也可参加理财知识培训加强对理财的认知能力,保证在投资前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同时要树立一种积极的、乐观的、着眼于未来的理财态度和思维方式,有时一种积极向上的观念往往可以帮助投资者作出正确的判断;其次,杭州居民要根据现阶段自己的资产情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制定符合自己的的理财目标,做好精细的收入和开支规划。并且要把目光放的长远些,不要只着眼于投资所带来的利益,而要正确分析各种投资的特点;最后,杭州居民要改善自身的理财方式,做到正确识别风险,分析各种理财产品的利弊,风险大小和收益状况,从以往单一的理财方式向多元化理财方式转变。

(二)政府应当发挥积极的引导、调节作用

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做到科学引导,首先,应当积极出台一些有利于理财投资的政策,进一步完善融资信用担保体系和改善个人理财业务的政策环境;其次,要做好对金融机构的监督,针对部分银行存在的信息不透明、运行情况不公开、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最后,政府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思想和个人理财管理制度,以保证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金融机构丰富理财产品,提高服务水平

金融机构首先应该针对不同居民,推出更多富有特色的,能满足居民个性化投资需求的理财产品。金融机构所做的一切政策变化,都要以居民的理财需求为导向,在提升自身业务的同时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其次,金融机构要加强对理财人员的培养,必须要有一批专业知识扎实、职业道德高尚、投资经历丰富的理财师。最后,建立一套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体系,做到让客户满意,让居民对不同的理财产品有更深的了解。

(四)加强社会宣传力度

首先,社会方面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对理财知识的宣传,在居民们常用的渠道对产品做详细的介绍,做到把产品明确的区分,把优劣势、风险和收益做归纳总结,让居民能够更好地了解到各种产品的异同;其次,社会也可通过相关媒体单位在电视、报纸上刊登相关理财信息,引导居民更好的进行理财;最后,相关机构也应该让居民了解每种理财产品的功能,真正让居民树立正确的理财理念。

四、结论

杭州经济发展迅速,居民的理财观念也在不断地改变,与时俱进。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加入理财的队伍中。投资理财是使资产保值增值的一种方式,居民需要结合自身的资金状况和相应的风险承担能力进行投资,要避免因盲目投资而带来的不必要损失。

参考文献:

[1]马良,孙春来.关于我国居民个人理财有关问题的探讨[A].大庆社会科学,2006,(4).

[2]王芊.我国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现状及思考[B].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2).

[3]李亿平.我国城镇普通居民个人理财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0.

[4]华金秋.中国居民理财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2.

[5]林元彬.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D].厦门大学,2007.

[6]彭凌.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的问题及对策[J].生产力研究,2010,(2).

[7]张贵华,石青辉.居民理财产品的差异化营销策略研究[J].经济纵横,2010.

[8]李晓君.个人投资理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财会通讯,2010,(8).

股票投资技巧与策略范文6

关键词再投资;承诺升级;影响因素;控制手段

分类号B849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7.07.007

1引言

“你没必要在一只股票里把所有的钱都赚回来。”

――Warren Buffett

诸多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均假设个体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会全面考虑所能得到的信息并理性地进行投资决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研究者们却发现在投资领域中存在着大量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即使是那些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也同样如此(李锐, 李爱梅, 凌文辁, 2008)。其中较常出现的一类非理性投资行为是投资者在进行再次投资时,将自己的大量资本投向已然亏损的股票或其他项目,而非那些在之前投资中获益的项目。大部分情景下,这样的投资选择都无法帮助投资者扭亏为盈,反而使投资者在失败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在心理学研究中,人们将这种不顾后果,向已然失败的项目中投入资源的行为称作“承诺升级”(escalation of commitment)(Boulding, Guha, & Staelin,2016;Schaumberg & Wiltermuth, 2014)。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著名心理学家Staw,他认为“在决策情境中,消极的后果实际上可能会导致投资者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原来失败的项目当中并承担与此相对应的风险”(Staw, 1976)。Brockner(1992)认为,当一个行为符合以下三个特征的时候,我们认为其受到了承诺升级现象的影响:(1)决策者向某一活动投入了大量资源,包括金钱、时间及精力等;(2)投资收到负向反馈(即至少在目前阶段,决策者并未达成活动目标);(3)决策者对决策行为有选择权,可以自主决定继续投入资源或从行动中撤离。在进行再投资时,人们通常会认为其投资行为仅仅受到对于未来盈利期许的影响,而不会受到自身之前的初始投资决策的影响。但事实上,过去的损失和成本,可能会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与对未来预期同等重要的影响(Staw, 1981),即人们在再投资时出现了承诺升级的情况。由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掺杂了更多的非理性因素,违背了传统的经济理性原则,造成其投资资源的浪费或陷入到过去的错误中无法自拔,失去了捕捉新的投资机会的动机和能力(唐洋, 李伟, 2010)。因此,为了削弱承诺升级现象的影响,我们需要对这一现象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并找到合理有效的方法来帮助投资者进行更加理性的决策。

2拨云见日:承诺升级内在机制的心理学解释

承诺升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几十年来众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其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其中认可度较高的心理学理论包括自我辩解理论(self-justification theory)、自我表现理论(self-presentation theory)、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等。

21自我辩解理论

自我辩解理论常被用来解释承诺升级现象(Cantarelli, Flybjerg, Wee, & Molin, 2013),它脱胎于Festinger 的认知失调理论(李锐, 李爱梅, 凌文辁, 2008)。当收到负向反馈之后,决策者有一种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决策出现了问题,想要为自己之前的行为做出辩护的需要,并因此对之前的错误决策进行合理化的辩解(张凤华, 刘书培, 胡笑羽,2016)。通常而言,投资者为自己的决策进行辩解的方式就是继续向收到负向反馈的活动投入资源,以期追加的投入可以扭转负向反馈,实现其最初的目标并获得正向情绪体验,从而发生承诺升级现象。换句话说,相较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人们认为忽视他们先前投资项目的消极反馈要更加容易(Beshears & Milkman,2010)。此外,Staw(1976)将申辩分为内部申辩与外部申辩两种,内部申辩是决策者为了保持自我概念的统一而对自我进行申辩的内驱力;外部申辩则是当面临外部威胁或评估之时,决策者为了保持在他人面前的形象或使他人对自己的认知保持一致而产生的申辩外驱力。

22自我表现理论

通常,人们总是通过一些外部的符号或信号来展示自己的内在价值(Teasdale, Lyon, & Baldock, 2013)。收到负向反馈时,投资者认为假如自己承认自身的错误可能会向他人传递出一种不利于自己的外部符号,招致他人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因此,他们可能会为了避免在他人面前承认自己投资失败或自己的决策出现漏洞而继续向初始项目投入资源。此外,还有研究表明,人们更倾向于去惩罚那些经常改变自己决策的人。如果一名投资者改变了自己的决策方向,放弃向起始项目投入资源,旁观者可能会将投资者的行为定义为懦弱或者缺乏自信(Milkman, 2013),这也在无形中加重了投资者的情境性压力。因此,有些时候即使意识到继续向已经失败的项目投入资源可能并非是最佳的选择,一些投资者仍然会选择继续投入资源来避免表现出自己决策的前后不一致。

23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是投资领域常用的分析理论,它能够解释个体在不确定情境下的冒险倾向。由于前景理论将个人的价值感受融入了决策行为分析中,因此其分析结果十分准确(Velumoni & Rau,2016)。前景理论认为人的决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随机事件的发生和人对事件结果及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第二阶段则是个体对事件的评估与决策。在阶段一中,有一个财富增加或减少的参照点,该点的位置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印象,人们会通过参照点来为决策选择框架。当决策的结果大于参照点时,决策者倾向于判定它处于盈利(gains)框架;当决策的结果小于参照点,决策者倾向于判定它处于亏损(losses)框架。价值函数(参见图1)呈S型且在盈利定义域中是凹的,在亏损定义域中是凸的。因而,当投资者判定当前情境处于亏损框架时,会有追求风险的倾向,亦即“在面临损失时,人人都成了冒险家”,将外在挑战视为机遇,即损失规避(Chu, Chin, Liu, & Wang,2017;Walasek & Stewart, 2015)。在承诺升级情境中,由于收到的反馈为负向,因此投资者通常将处于亏损框架之内,开始追求风险,从而继续向该活动投入资源。

在上述的三种理论中,自我辩解理论从动机角度出发,阐明了自我辩解动机如何驱动个体再投资的决策行为。自我表现理论则将这种动机置于人际交往当中,揭示了他人看法对个体辩解动机的调节作用。这两种理论实际上都将目光投向了投资者的投资心态。而前景理论的着眼点则在于个体的主观期望与认知,它更多地描绘了一种客观存在的、对个体判断与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心理倾向。简言之,这三种理论都试图从投资者个体内在的心理活动与认知来解释承诺升级现象的机制,只是它们所强调的, 在承诺升级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心理活动有所差异。因此,可以说它们都从某一个侧面揭示了承诺升级的内在机制。

3追因溯源:承诺升级的影响因素

通过上文对于承诺升级现象解释机制的介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为什么投资者在进行再投资决策的时候总是会受到之前投资结果(尤其是在收到负向反馈之时)的影响。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时候会发生承诺升级现象?承诺升级现象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31个人因素

311人格因素

人格是一个人整体的心理面貌,是构成一个人情感、行为的特有模式,它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的心理品质,个体的决策活动会受到人格因素的影响(Caliendo, Fossen, & Kritikos, 2014;Kloseck, Hobson, Crilly, Vandervoort, & Wardgriffin, 2009),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也不例外。研究表明,与B型人格相比,A型人格者常展示出更高的自我辩护倾向(Brecher & Hantula, 2005),更倾向于表现出承诺升级行为;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水平越高,个人越容易出现承诺升级问题(Schwartz, 2015);乐观的投资者比悲观的投资者更易出现承诺升级行为(Steinkühler, Mahlendorf, & Brettel, 2014);不同个体的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 )也会正向地影响到承诺升级行为,内控者习惯于将问题归因于自己,因此更易产生辩解的倾向,从而比外控者出现更多的承诺升级行为(Irfan, 2010)。综合上述研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推啵人格特质对于承诺升级行为是有着重要影响的。

312情绪因素

在心理学诞生之初,人们就意识到情绪常常会影响到判断、推理和决策等人类高级认知活动,情绪与决策的关系也始终是研究者争论的热点。同样,在承诺升级领域,对情绪问题的研究热情也逐渐升高。例如Tsai和Young(2010)发现,相较于恐惧情绪,愤怒情绪更能引发承诺升级且会通过风险知觉这一中介变量对承诺升级产生间接影响。而在众多与承诺升级有关系的情绪研究中,后悔格外受到研究者的青睐。由于投资的高风险性,一旦出现决策或者操作失误,投资者往往会感到难过和悲哀。因此,在决策之时,他们往往会寻求将未来可能体验到的后悔情绪降到最低程度(Ku, 2008)。研究表明,当投资者预期到撤回资金的行为导致出现后悔情绪的概率较高时,将会表现出更强的承诺升级倾向(Keil, Depledge, & Rai, 2007)。

313认知因素

投资决策过程十分复杂,个人对于事物的认知判断对其会有至关重要影响。有研究发现,证实偏差(confirmation bias)的存在往往会促使投资者向失败的项目投入更多的资源。证实偏差是指人们普遍偏好那些能够验证自己假设的信息,而忽略或低估那些否定假设的信息(Metzgar, 2013)。当收到负向反馈时,投资者常倾向于在收到的各种信息中寻找那些能够证实自己的初始决策是正确的信息,认为自己的投资项目仍然富有生命力,从而发生承诺升级(Milkman, 2013)。

除了证实偏差之外,归因偏差(attribution bias)同样会影响到投资者的再投资过程。归因偏差是指个体倾向于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努力、能力或品质,而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运气不佳、任务难度过高或其他环境因素(Tine, 2013)。以股票投资为例,众所周知,股票市场会受到诸如政策、国际环境、供求关系甚至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某投资者投资了一支地产行业的股票,而国家刚好出台政策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从而导致地产股股价大幅下跌,那么投资者很可能将投资的负向反馈归因于国家政策而不是自己的投资错误。此时投资者的积极的自我概念得到维护并坚信自己的初始决策是正确的,从而加大了承诺升级出现的概率。

32投资项目因素

321初始责任

Staw(1976)在实验中发现,假如被试对初始投资负有责任,那么他会更加倾向于向初始项目投入资源,且在收到负向反馈时这种效应更加明显。同样,如果投资者在初次投资时受到较少外界因素的影响,对投资结果负有重大责任,在再投资时常倾向于继续向初始项目投入资源。

322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是指那些已经消耗且无法恢复的资源,以及个体先前为达到某一确定的目标所付出的努力(de Bruin W.B., Strough, & Parker, 2014)。个体一旦向某一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努力或时间,就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继续下去的愿望。例如,在股票投资中,一旦在某一只或某几只股票有了大量的投入后,投资者往往很难摆脱之前投资的影响,在再投资时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

323决策风险

研究表明决策者在进行投资时,常常会先对投资项目的风险进行评估,这种评估会显著地影响到投资者之后的决策(Zhang, 2011)。Sitkin与Weingart(1995)发现,决策风险往往与承诺升级呈负相关,即进行某一项目的决策风险越大,发生承诺升级的可能性就越小。

33情境因素

331外部压力

Fox和Staw(1979)经研究发现,假如决策者较为容易受到失去工作的压力的影响或正在实施一个不被大家看好的项目,他们可能会有更为强烈的保护自己决策成功的动机,从而拥有更为强烈的外部申辩的需要。Brockner、Rubin和Lang(1981)也提出,自己的投资活动在他人眼中的看法会影响到个体自我表现行为。因而,当投资者面临着较大的外部压力或过分重视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时,更容易出现承诺升级行为。

332客观目标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之时,一个清晰明确的投资目标会帮助他们对投资的行为与目的有更清楚的认知(Lee, Keil, & Kasi, 2012)。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者的投资过程会掺杂越来越多的额外因素,如上文提到的自我辩解的心态,此时客观投资目标的存在,往往能够给予投资者以警醒,从而降低承诺升级发生的概率。

333文化

研究发现投资者所处的文化环境与他们的投资行为息息相关,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常不自觉地倾向于与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相吻合。如中国文化更重面子,中国投资者维护面子的动机也就越强烈,承诺升级出现的概率也就越大(Chow, Harrison, Lindquist, & Wu, 1997)。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当投资者在向更符合社会价值观的亲社会项目投资时,他们往往更易于出现承诺升级(Schaumberg & Wiltermuth, 2014)。因此,我们同样需要注意文化因素对投资行为中的承诺升级的影响。

4拔足泥潭:承诺升级的控制方法

承诺升级的存在时刻威胁着投资者的投资再决策过程,稍不留神就会身陷泥潭,无法摆脱初始投资失败的影响,导致资源的浪费。结合承诺升级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下面讨论其控制方法。

41调整投资心态,降低申辩倾向

高风险往往意味着高收益,这也是投资市场最吸引人的地方,无数人幻想着进入之后就会陡然而富。一旦投资结果与自己的预期不符,投资者就开始出现各种情绪问题,无法再摆正自己心态,在失败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投资不应该是一种投机行为。它需要投资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来获取财富。如果抱着碰运气的态度来投资,其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因而,我们在进入股市等投资市场之前,一定要预先对于投资风险有一个预期,做好投资失败的心理准备。既要想赢,又要不怕输;既要重视自身的投资眼光与技巧的提升,又不矫枉过正,将投资失败的原因完全归于自己的真实能力,以避免产生过强的自我申q动机和过多的负面情绪,影响到自己的理性决策。

42明确初始目标,拒绝盲目跟风

大部分投资者进入投资市场的目的都是为了积累财富。然而,在进行投资的过程中,投资者却常受到各式各样的风险、诱惑与压力的影响,从而忘记了自己投资的最初目的,做出与盈利目的相违背的非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的决策。因此,时刻提醒自己初始目标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样,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明确自己的初始目标并不意味着唯结果论,结果大于一切。投资是有风险的,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的投资决策毫厘不爽。过多地强调投资结果可能会向投资者施加过多的压力,反而导致投资者做出非理性决策。Simonson和Staw(1992)指出,相较于对投资结果进行评估,对投资过程中的投资策略有效性进行评估能够更好地抑制承诺升级。投资者不要盲目地模仿别人的投资模式、策略或完全听从机构的意见。投资市场诡谲多变,别人的成功经验未必可以完整地复制到自己身上,投资者需要对是否继续投入资源或撤出有着自己独立深入的思考,谨慎决策。

43全面收集信息,设定最低目标

尽管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人们很少能掌握所有所需信息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但信息对投资的重要性仍不言而喻(Jonas, Kock, & Gemunden, 2013)。许多研究者通过实验发现,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若缺乏充足的信息将会增大承诺升级发生的概率,而在信息明确的情境下,承诺升级将会很大程度上被抑制。在实验中,研究者们在投资者做出初始投资之后为他们提供了大量较为明确的关于初始项目与备择项目的回报率信息,从而降低了被试的承诺升级倾向。现实生活中,类似于实验中那样信息明确的情境很少会出现,投资者需要面对的通常都是信息更为模糊的环境,之后的投资决策也都是建立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这就要求投资者通过提高自己的投资警觉性和投资技巧来对情境做出评估。然而,许多证据表明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之时并不会对所有的可用信息都做出评估,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投资者往往简化了自身的信息收集与加工过程。基于这些证据,我们迫切地需要建立起有效的决策程序来帮助我们全面收集处理各种可用的信息。Koriat, Lichtenstein和Fischhoff(1980)提出,如果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列出一个大纲,将选择该项目的理由和拒绝备择项目的理由写出来,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过度自信。投资者在决策时如果能做到多角度、全方位地考察各种可用信息,可以抑制证实偏差,促进信息之间的平衡,从而减少承诺升级。此外,在投资之前预先为自己设定一个最低的目标也是一个很好的控制承诺升级的方法(Lee, Keil, & Kasi, 2012; Lee, Keil, & Wong, 2015)。如若自己的投资结果并未达到设立的最低目标,则立刻终止向初始投资中再投入资源,转而去寻找新的优质的投资对象。由于最小目标是在决策者投资之前设立的,它将较少受到之后投资行为和结果的影响,便于投资者做出理性决策。

5结语

如前所言,大多数人在投资时都会表现出承诺升级现象。以股票投资为例,在面对股票投资结果的负向反馈时,人们会倾向于继续持有该股票甚至继续补仓,即巴菲特所说的试图“在一支股票里赚回所有的钱”,这样做的结果大都不甚理想。现实而言,许多投资者与巴菲特相比欠缺的也许并非是投资眼光、知识或者技巧,而是那颗对待事物的平常心,能够在投资市场的浮沉之中保持本心不变,不随波逐流,不固执己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即使在面对不理想的初始投资结果时,也能不慌不忙,从容理智地应对。当然,承诺升级现象不仅仅会出现在风险投资领域,在诸如新产品开发、员工招聘与绩效评估以及人们的日常决策等领域中也都会有承诺升级现象的存在,作为管理者与决策者都应该认识到承诺升级现象的危害与原因,学会承诺升级的抑制方法与“降级”策略,以提升决策的正确性,降低风险程度。

Jonas, D., Kock, A., & Geunden, H. G. (2013). Predicting project portfolio success by measuring management quality―a longitudinal study.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EEE Transactions on, 60(2), 215-226.

Keil, M., Depledge, G., & Rai, A. (2007). Escalation: The role of problem recognition and cognitive bias. Decision Sciences, 38(3), 391-421.

Kloseck, M., Hobson, S., Crilly, R., Vandervoort, A., & Wardgriffin, C. (2009).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ity on falling and engagement in daily activities by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Physical & Occupational Therapy in Geriatrics, 26(1), 1-17.

Koriat, A., Lichtenstein, S., & Fischhoff, B. (1980). Reasons for confide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Learning & Memory, 6(2), 107-118.

Ku, G. (2008). Learning to deescalate: The effects of regret in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05(2), 221-232.

Lee, J., Keil, M., & Kasi, V. (2012). The effect of an initial budget and schedule goal on software project escal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9(1), 53-78.

Lee, J., Keil, M., & Wong, K. F. E. (2015). The effect of goal difficulty on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8(2), 114-129.

Metzgar, C. (2013). Confirmation bias: a ubiquitous phenomenon in many guises. Professional Safety, 2(2), 175-220.

Milkman, K. L. (2013).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Psyccritiques, 26(1), 767-778.

Schaumberg, R. L., & Wiltermuth, S. S. (2014). Desire for a positive moral selfregard exacerbates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to initiatives with prosocial aim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23(2), 110-123.

Schwartz, B. (2015).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rational decision maker? Journal of Marketing Behavior, 1, 1-55.

Simonson, I., & Staw, B. M. (1992). Deescalation strategies: a comparison of techniques for reducing commitment to losing courses of ac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7(4), 419-426.

Sitkin, S. B., & Weingart, L. R. (1995). Determinants of risky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a test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risk perceptions and propens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8(6), 1573-1592.

Staw, B. M. (1976). Knee-deep in the big muddy: a study of escalating commitment to a chosen course of ac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Performance, 16(1), 27-44.

Staw, B. M. (1981). The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to a course of ac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6(4), 577-587.

Steinkühler, D., Mahlendorf, M. D., & Brettel, M. (2014). How selfjustification indirectly drives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a motivational perspective. Schmalenbach Business Review: ZFBF, 66(2), 191-222.

Teasdale. S, Lyon. F, & Baldock. R. (2013). Playing with numbers: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social enterprise growth myth. Journal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4(2), 1-19.

Tine, D. C. (2013). Attribution bias and overconfidence in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the role of desire to rectify past outcom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Atlanta.

Tsai, M. H., & Young, M. J. (2010). Anger, fear, and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Cognition and Emotion, 24(6), 962-973.

Velumoni, D., & Rau, S. S. (2016). Cognitive intelligence based expert system for predicting stock markets using prospect theory. Indian Journal of Science & Technology, 9(10), 1-6.

Walasek, L., & Stewart, N. (2015). How to make loss aversion disappear and reverse: tests of the decision by sampling origin of loss avers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4(1), 7-11.

Zhang, H. (2011). Two schools of risk analysis: A review of past research on project risk. 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 42(4), 5-18.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