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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环境下的延安文艺

2012-08-17 17:20 来源:文学史论文 人参与在线咨询

 

以1942年为界,延安文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性特征。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史、文化史传递着一个严重的错误观念,以为延安文艺的繁荣是在1942年以后,事实上延安文艺的繁荣分为两个阶段,两种特征。1942年以前,一座陕北小城延安,四、五万人口,出版报刊杂志60-70种,出版机构近10家,各类文艺团体大大小小数百个,专业作家、艺术家百余人,到处是歌声,时常有文艺演出,经常有美术展览,偶尔有街头朗诵诗会,不时还有与外界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窑洞门前,大学生辩论赛上,允许反方代表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战胜正方代表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日常生活中,允许干部批评群众,也允许群众批评干部,更允许文人们特立独行地徜徉着。社会生活中有矛盾有抱怨是常态,判断一个社会肌体健康与否的关键,是允许不允许人们对矛盾表示不满,有抱怨能够发泄,进而妥善化解矛盾,逐渐消弭抱怨。盛唐气象就是有理想,有抱负,能牢骚,能抱怨。1942年以后,延安只剩下两三种报刊杂志,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几乎全部归并起来,活跃的是秧歌剧,倡导的是作家艺术家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让文艺服务政治,甚至服务政策。两个阶段,两种不同的文艺社会生态,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环境对于创造力与执行力追求,带来文学艺术创作的不同影响。

 

一、延安文人,燃烧的火焰

 

陕北有星辰,延安文人是明星。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后,丁玲、萧军、艾青、何其芳、柯仲平等一批作家先后到达延安,开启新的人生。不同于延安青年学生,他们都是某一领域的杰出人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带着各自生活方式特色,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延安,记录革命,思考未来,为延安火热的生活增添了炫目的光彩。

 

处于战争环境下的延安社会,“公家人”全民皆兵,老百姓被组织起来,闲散人员如“二流子”都被看管起来进行改造,所以社会清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曾经在此生活过的人们,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这种境界。“我们住的窑洞的门,都是没有锁的,只由一个铁丝钩勾在里头。据说根本不用锁,只是怕夜里有狼进屋才钩住点。……人们外出时根本就用不着锁门,路上丢了东西也会有人送回来给你。”[1]翻检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经常可以看到报眼或边角处刊登的拾物招领启事,小到钢笔,大到骡马。

 

1939年底,一对年轻夫妇蔡若虹、夏蕾,经过七个多月的辗转跋涉,从上海出发,取道香港、越南、重庆、西安等地,终于来到憧憬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啊延安,你从艰苦中找得乐观,你从劳动中夺取幸福,你从战斗中获得安乐与发展!延安啊延安,我不能用别的名称叫你,我只能称呼你是个‘赤脚天堂’!”[2]

 

这些作家、诗人、艺术家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协)和稍后更名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延安分会(文抗),以及鲁迅艺术学院,成为供给制生活下的职业作家、艺术家。“文协”、“文抗”也就成为现在全国“文联”、“作协”的前身。由艾思奇组织、毛泽东经常参加的“新哲学学会”,范文澜、吕振羽主持的“中国历史问题讨论会”,萧军筹建的“鲁迅研究会”,萧三负责的“文化俱乐部”,以及“延安诗会”(艾青主持)、“延安评剧院”(张庚主持)、“鲁艺平剧团”(阿甲主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江丰主持),等等,都非常活跃,活动不断。据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出版的报刊有近70种之多,其中报纸23种,刊物48种。这些报刊主要出现在1942年整风运动前的延安。创刊不久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奖励自由研究》(1941年6月7日)、《欢迎科学艺术人才》(6月10日)、《提倡自然科学》(6月12日)、《努力开展文艺运动》(8月3日),等等,详细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思想言论之自由发展是非常重视的”,并将“奖励自由研究”一项写入中共边区中央局5月1日颁布的施政纲领里。共产党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同时也不否认,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只要他们能认真进行自己的研究,本着学术的良心来正视现实的问题,他们就能够对于真理的发现有所贡献”。[3]

 

敢于提意见,特别是提出批评意见,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自信和革命队伍的信任。有了这种自信和信任,才会有开放的胸怀,自由宽松的环境,积极进取的精神。延安马列学院被称为当时延安最高学府,张闻天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身份,再兼任马列学院院长,主张自由辩论的教学方式。每次课程由教师主讲后,都安排学员讨论,鼓励大家联系实际,开拓思路。谁也不怕说错了话,彼此之间不扣帽子,更不记账。各班组各年级之间还经常举办辩论会,在平房门前,摆上一张桌子就讲演开了。有讲正面意见的,有讲反面话当“反派”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先后辩论的话题有:抗日战争是持久论还是速胜论;帝国主义是真老虎还是假老虎;统一战线能否长久不变;希特勒是真才能还是假才能,等等。据当时经历者回忆,争论得十分激烈,时而引起哄笑,问题愈辩愈明,把模糊的思想认识都摆出来解决。“那种畅所欲言,敢于暴露思想,虚心探讨,相互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给了我难忘的印象。”[4]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在5月2日第一次会上发表讲话(即后来整理成文的《序言》部分),引起与会代表或赞成,或附和,或反对的不同声音,在5月16日第二次会和23日第三次会上都有激烈争论。毛泽东全程参加会议,认真听取代表们发言,包括批评和反对意见,到第三次会议下半场才一一作答,并且自拟为这次讲话是代表们出题目,让他来交答卷。对别人的宽容,本质上是出于对自己的自信。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为了征询文艺界意见,先后拜访或约见很多文艺家谈话。时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的塞克,才大气粗,性格刚直,接到毛泽东约请通知后,竟然提出条件:“有拿枪的站岗我不去!”[5]在其他同志的劝导下,塞克还是应约去了。走到杨家岭,他发现沿路岗哨全撤了,很远就看见毛泽东已经站在窑洞外等候了。那天他们谈了四、五个小时,毛泽东还留他一起共进午餐。后来,他感到惭愧,不该那么怪异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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