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题材电影，需规模宏大、人物角色众多，且运镜考究、追求史诗品格。而一部小成本电视电影《抵抗！抵抗！》，用精简的人员和器材不仅拍摄出血雨腥风的硝烟战火，更勾勒出个性鲜明的革命人物群像，由此可见编导的制作诚意和创作才华。 一该片反映的是“九•一八”事变时沈阳警察局长黄显声带领手下誓死保卫奉天城百姓和财物的英雄故事。 影片开场形式和大多数战争电影并无二致，在日军大兵压境的画面叠上字幕，介绍该片的历史背景。从主题内容到片头背景介绍，都是以黄显声将军为该片的核心人物。但作为一部战争场面占据主要篇幅的影片，编导在有限的九十分钟内紧扣“抵抗”的主题，展开战争事件的过程中有意弱化了黄显声的个人英雄事迹，而是希望通过群体形象立体宏观地描述敌我对垒的激烈战斗。全片由黄显声、警察高全、李宝齐、高全的儿子高伯民、警务督察长熊一飞、北大营三连连长马军等众多人物交织成一张抗战英雄谱。单从主要角色的出场就可看出一二。黄显声和熊一飞在警察队伍“厉兵秣马，保境安邦”的誓言中骑马从镜头远景处入画，与警察部队融为一体；高全的第一个镜头虽距离摄影机最近，但是被安排背对摄影机；马军是在全景交代黄显声办公室的环境之后才走进门。以上几人在最重要的交代镜头中全部以全景镜头开始，将个人投掷于战争的大环境当中。为凸显作为学生兵的高伯民枪法精准，他的出场戏是在靶场上，尽管是一个近景，但仍身处在同学们的人群中。从该片笔墨的着力分配便可知这不是一首个人英雄的赞歌，而是力求将不同背景不同思想的人物并置，多侧面全方位地展现抗战斗士的精神面貌。 二作为正面人物，黄显声是奋起抗敌的领袖。这类人物的塑造传统是突出“高、大、全”的光辉形象。时期提出的在文艺创作中对英雄人物“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对于中国电影英雄形象的塑造一直都存在着深远的影响。英雄人物成为没有个人情感的“神”，使革命题材电影的角色扮演机械化、脸谱化。这种情况在近些年的表演领域已经有了极大的好转，更加注重挖掘人物复杂多义的人性，体现人物鲜明的个性，并且出现了许多亦正亦邪的“中间人物”。《抵抗！抵抗！》以有限的篇幅做到了使不同角色“既具有个性魅力，又有命运感，真实可信，有血有肉”。[1] 黄显声作为抵抗外敌的一号人物，他的外部形象自然高大正气，但表演者宋运成并没有使之落入传统英雄人物气宇轩昂的窠臼，而是以一个“人”的身份置身一触即发的战争体验，并将之自然而生动地表现出来。在他出场的短短几个镜头中面色凝重、心事重重，从人物的角度暗示了形势的紧迫和战争一触即发的隐忧。 高全的人物形象在整部影片中最为丰满，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剧本赋予角色本身复杂而深厚的情感基础，使人物有血有肉。作为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抗战英雄，他最初也和郭巡长一样是“主撤派”，认为北大营部队已经奉命撤退，警察以卵击石的抵抗没有意义。在抵抗深入的过程中，他渐渐抛开个人思想，最终完成精神的升华。在他身上还有一条深不见底却极力隐藏的父爱情感线。儿子急于为国效力，主动要求上战场杀敌，却屡遭他的否定，因此被儿子误会为贪生怕死之徒。但事实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儿子不受伤害，只要儿子平安，他可以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高全形象塑造成功的原因之二，是演员对角色性格把握的扎实深入。演员王刚饰演的是一名普通警察，他将自己和角色融为一体，从造型上就体现出朴实无华的风格，情动于衷而形于外。脸上毫无遮掩的皱纹沟壑，加上没有表演痕迹的表情动作，生动展现了一名普通警察在国家危难时的高尚品格。“演员在创造角色中，自我感觉永远只能是短暂的角色幻觉，而不可能使幻觉状态成为连贯性的深入状态。”[2]面对摄影机和几十名工作人员的近距离观看，承受着拍摄顺序跳跃、重复表演、无对象交流、借位拍摄这些限制，王刚游刃有余地运用丰富的表演技巧，将假定情境和角色情感贯穿始终，体验人物内心的真实情感，使自己成为角色一部分，因此表演上呈现出生活化的自然状态。 三战争题材电影，极易重视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而忽视人物的性格塑造。《抵抗！抵抗！》中每个角色都拥有各自的性格化特征，而这些人物个性是通过对角色的细节化的表情动作设计张显出来的。 “演员的艺术是行动的艺术，演员应通过有机的行动来塑造人物形象，体现作品的思想。”[3]高全的扮演者王刚充分利用形体动作而不是语言表现高全对儿子深切的爱。父子道别一场戏，两人的对话极其简短。高全走进门看见儿子高伯民已经熟睡，正欲转身离开，被突然醒来的儿子叫住，此时通过演员的一系列动作和细腻的表情将父子深情展现的生动感人。高全先拿出事先已画好的标明危险地点的地图交给伯民，再将身上的手枪交给伯民，又从怀里掏出红布包裹的玉镯放在伯民手中，说那是“你娘留给我的，给你说媳妇的。”三个“交代”之后再没多说一句话，转身就走。儿子的反应是由看到父亲的吃惊，到看见地图的感动，再到看见玉镯后双眼湿润。高全这个朴实严厉的父亲形象立刻丰满起来，父子二人之间的误会随之解除。 中华传统文化历来讲求长幼有序，父严子孝。父亲在家庭中是伟岸的高山，是不屈的“脊梁”。父子之间的情感被有意掩藏，微妙地隐隐透露。影片中的高全独自抚养儿子长大成人，对儿子的爱护之情难以言说，却深藏心里。尽管父子平等的语言交流存在些许障碍，但动作的设计将心理隔膜完全打破，血浓于水的深情就在这连串的动作中闪现光芒。 黄显声在通篇没有大幅度的形体动作，最大的一次是在抓到郭巡长抢夺金库财物时。他将手里的茶杯狠狠向地上摔的粉碎，听郭巡长解释说是一时糊涂，拉着他的衣领在地上足足绕了一圈，郭巡长站立不稳被甩出去。弟兄们不顾生死保卫家园，却有贪生怕死之辈企图趁火打劫，几个外化的动作将黄显声的愤怒表露的淋漓尽致。#p#分页标题#e# 《抵抗！抵抗！》用大量篇幅展现炮火连天的两军对垒和悲壮的近身肉搏，生命在枪炮子弹的洗礼下成为最可宝贵之物。但该片没有忽视表情细节在人物性格化塑造中的巨大作用。电影镜头的特性决定了可以捕捉演员任何面部表情微小的变化，这也是电影较戏剧更加真实生动之处。以电视作为播放媒介的电视电影，尽管播出的夸张效果比在电影院中播放的影片程度低，但高清摄像机同样可以无限制地逼近演员。 在镜头这个“显微镜”下，导演希望强调的一切细节都可以被观众尽收眼底。演员在近、特写镜头中的表演无需夸张放大即可对细节进行强调。黄显声在片中最有气概的一场戏是动员手下警察留在城中杀敌的演讲。微微仰角的镜头下，黄显声语言简单利落，眉头微皱，眼神犀利地看着他的警员们，几句话让主张撤退的警员都低头不语，给人一种不得不服从的威严。内心的情感波澜可微波粼粼，亦可惊涛骇浪，但是需要演员在更丰富的层面给予角色灵动的空间，引领观众从细节深入角色内心，感受其怡然自得之喜、悲天悯人之忧、肝肠寸断之痛。在敢死队众多警察死在敌人枪口下之后，李宝齐怀抱手榴弹冲向敌军坦克，与敌人同归于尽，镜头留给高全一个侧身近景。该镜头的长度没有给王刚更多的表演时间，但他满是皱纹，被炮火熏黑的眼睛看着宝齐倒下的方向痛苦地抽搐了一下。此时这个平日的普通警察，危难关头成长为英雄的老男人没有流泪，观众却能从这抽搐的眼角直入他的心里，感受他被剜肉一般的剧痛。紧接着，被炸停的坦克突然又开动起来，在坦克炮火和高全充满血丝的眼部特写的交替剪接中，高全的精神得以升华，完全成长为一个为了集体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革命战士。高全微笑着拉响手中的手榴弹，与黄显声告别，彻底炸毁了疯狂扫射的坦克车。 无伴奏合唱的背景音乐烘托出神圣的气氛。 “不断地讲着空话的舌头，机械地活动着的手脚，是不可能来替代敏慧的、赋予表演以生命的眼睛的。无怪乎人们称眼睛为‘心灵的镜子’。”[4]反面人物郭巡长的扮演者李晓波也通过眼神将人物塑造的生动传神。他带着一帮警察企图逃跑被马军发现，眼神不屑、虚张声势地向举枪对准自己的马军手下叫嚣“眨一眨眼就不是娘养的”，但当对方真的将子弹上膛，他嘴里虽然喊着“来，开！”目光却一下子呆滞，眼中露出惊恐的神色。他抢国库金币被抓，又现出谄媚哀怨的神情，影片不温不火，将一个胆小如鼠的小人物刻画的入木三分。 本片导演在进行导演阐述时说希望可以让演员“在最短时间内去熟悉历史，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进入角色，让演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具有最大的表现力，具有独特的常态并磨合出最恰当的人物关系”[5]。我们从电影中可以看到导演所做的努力。遗憾的是，由于电视电影的投资较小，一些有近景镜头的群众演员出离影片情绪的表情给影片减色不小。另外，熊一飞和马军的人物形象相对比较单一。由于是后期配音，除高全、马军、郭巡长外，角色说话的音色和语调都较专业化，缺少生活真实。但这部影片仍不失为一部成功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