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诗范文1
荷马史诗和荷马问题
众所周知，荷马史诗指的是荷马创作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伟大的诗篇，主题是特洛耶战争和希腊方面英雄之一奥德修斯的战后经历。
古代希腊流传着大量的神话和传说，具有优秀的史诗传统，内容包罗万象，从天地开辟直到英雄们的丰功伟业，绚丽多采，引人入胜。后来，大概在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将这些史诗按所述事件的先后顺序组织起来，总称《史诗组诗》。其中有关特洛耶战争的共8部，称《特洛耶组诗》，除《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外，其他6部皆失传，只有内容提要和个别诗句残留于世，使我们约略知其梗概[2]。
根据这些传说和史诗，特洛耶战争的根源是由于特洛耶王子帕里斯将“送给最美丽的女神”的金苹果判给了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爱神遂协助帕里斯拐诱了全希腊的美女斯巴达的王后海伦。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因此组织和统率希腊联军十万人，战船一千余艘，渡过爱琴海远征小亚细亚西北角的特洛耶城，战争长达十年。双方最杰出的英雄是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奥林帕斯山上众神也纷纷卷入，分别支持交战双方。最后，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相继战死，希腊联军采用奥德修斯的计策，用木马计攻陷了特洛耶城。
《伊利亚特》分24卷，共15，693行，以阿喀琉斯之怒为中心，描述了战争第十年初51天中的故事。大致可分三个部份，（1）第1—9卷，阿喀琉斯由于受到阿伽门农的，女奴被其强占而勃然大怒，当众宣誓退出战争。希军与特洛耶大战失败，不得不派代表恳求阿喀琉斯参战，但阿喀琉斯不为所动。（2）第10—18卷，希腊方面继续败绩，情势危急，阿喀琉斯的好友帕特洛克罗斯穿上阿喀琉斯的铠甲加入战斗但阵亡。阿喀琉斯因好友被杀，无限悲痛，决心参战报仇。匠神赫淮斯托斯为阿喀琉斯打制新的武装。（3）第19—24卷，阿喀琉斯重上战场，所向披靡，在决斗中杀死赫克托耳。特洛耶国王普里阿姆只身进入敌营，哀求阿喀琉斯，终于将其子赫克托耳的尸体赎回特洛耶安葬。
《奥德赛》也分24卷，共12，110行，以奥德修斯战后返回家乡伊大卡岛的经历为中心，历时十年，大致分为六个部份：（1）第l一4卷，奥德修斯之子帖雷马科在雅典娜女神劝说下离家寻父。（2）第5—8卷，奥德修斯告别女神卡吕蒲索，到达腓依基人居住的斯赫里岛，受到国王款待，听到乐师歌唱特洛耶战争和木马计的故事。（3）第9—12卷，奥德修斯在宫廷讲述战后自己在海上的历险和漂流经过。（4）第13—16卷，奥德修斯返回伊大卡岛，在其牧猪奴尤迈奥的茅舍中，与寻父归来的帖雷马科相认。（5）第17—20卷，奥德修斯继续化装回到自家宫廷，与向其妻求婚的人和老奶娘见面。（6）第21—24卷，奥德修斯杀死求婚者和背叛他的奴隶，全家大团圆。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基本情节结构就是如此。但是，这两部史诗究竟是怎样创作的？荷马其人其事如何？这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老大难问题，人称“荷马问题”。
相传荷马原籍小亚细亚附近的希奥斯岛，是一个盲诗人。据说荷马还创作过《阿波罗神颂歌》，该诗最末说道：“无论什么时候，有其他旅途中疲乏了的人来到这里，询问您们：‘少女们啊，请告诉我……谁的歌声您们最喜欢？’那时候，您们一定要用您们优雅的言词，众口同声地回答：‘住在希奥斯石岛上的盲目歌人’。”这大概就是荷马是希奥斯岛盲诗人之说的来源，希腊著名史家修昔底德也采用这一说法。[3]大多数人认为荷马生活于离特洛耶战争不太远的时代，但希罗多德主张荷马比自己早大约四百年，即公元前9世纪，除《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外，其他的荷马作品未必可信。[4]事实上，关于荷马生平的传说都很零散模糊，真正可靠的不多。但是，荷马史诗在古代希腊具有极大的权威，不仅是家喻户晓，人人传颂的文学作品，而且是希腊精神文化的源泉和统一的象征，并被引来当作许多事实和说法的根据。
近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对荷马史诗的创作过程和是否系一人所作提出了怀疑，因而分为两大派。一派为“统一说”，认为史诗乃文学杰作，具有统一的艺术风格和特色，因此是一人所作，作者即荷马。另一派为“分解说”，即“小歌说”，认为如此宏伟完美的史诗不可能一蹴而成，由一人创作，而且史诗中有许多事实前后矛盾，不相一致。每部史诗皆可明显地分解成若干小歌，是一些零篇编集而成，有的为后人追加，并经过窜改。两世纪来，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总的趋向是归于“折衷说”。[5]
美国学者帕里仔细研究了荷马史诗中重复出现的词组、短语、诗句和句组，特别是每个英雄和神的名号组合（即名词和其形容词的组合）与使用，如“捷足的阿喀琉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他发现史诗具有一整套极其广泛复杂而又经济节约的程式化语句，所谓程式化用语就“捷足的阿喀琉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等。他发现史诗中有一整套极其广泛复杂而又经济节约的程式化语句。所谓程式化语句就是指“在同一韵律条件下被固定地用来表达某一基本概念的词句”，[6]它们是一些根据韵律需要而编好的、被重复地使用的、不同长度的词组和诗句。史诗不是诗人简单地运用一个个字或词创作出来的，它还由大量程式化的词组和诗句组合而成。不同的词组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和诗句的不同部位与空间。同时，在一定的场合和诗句的一定部分，也只能重复使用某一固定的词组。说它广泛丰富，就是指有大量的、现成的程式化用语，供几乎是任何场合和部位使用；而所谓经济节约，就是指在相似的场合和部位，只能用同一个固定的词组，几乎不能代之以其他的词组，即没有别的与之重合的词组。据统计，荷马史诗有1/5是由重复使用的诗句构成的，总共28，000行诗中有25，000个重复出现的短语。[7]这些程式化用语符合于配乐吟唱的古希腊诗歌所特有的韵律要求，也便于在没有文字的条件下口头传诵和即兴创作。如此大量而固定的程式用语显然不能出自一个诗人的创造，而是经多少代民间歌手不断积累选择、口头相传而约定俗成的。帕里的发现被认为是20世纪荷马研究中最重要的成就，他被誉为“荷马研究中的达尔文”。[8]
看来，早在公元前12世纪以前，古希腊已有能配乐唱诵的口头诗歌流传，诗人一身兼为乐师和歌手。诗歌的题材是多方面的，而特罗耶战争最为重要。在历代相传过程中，无数个无名诗人对诗歌及其程式化语句进行了积累、加工，剪裁和创作。大概到公元前8世纪时，有一位伟大的诗人即荷马，将其中一些短篇（有的已有相当长度）围绕一个中心结合起来，统一加工提炼，使其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特色，成为大型史诗。这种加工既是编集，更是创作。《伊利亚特》成诗的时间较早一些，《奥德赛》大概是荷马的晚年作品，也有可能是他人效法荷马所作。《奥德赛》中阿吉诺宫廷的乐师谛摩多科正是这些民间诗人以及荷马本人的写照。公元前8世纪时，希腊开始出现采自腓尼基的字母文字，但荷马很可能还是作为口头诗人来创作史诗的，并未直接使用文字。其后，史诗广泛流传，逐步定型。公元前7世纪时，小亚细亚有号称“荷马族人”的职业诗歌朗诵者。他们背诵荷马史诗，不再以竖琴伴奏，手头已有形成文字的部分史诗抄本。至公元前6世纪，全部史诗开始编成定本，在泛雅典娜祭专门举行朗诵比赛。以后，荷马史诗的抄本流传更广，日益杂乱，经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考订分卷，留传至今。
荷马考古和爱琴文明
荷马史诗是充满神话色彩的文学作品，它所讲述的特洛耶战争是否真有其事？古代希腊人对之深信不疑。希罗多德在其《历史》的一开头就写道，根据波斯方面的材料，普里阿姆之子拐诱了海伦，“希腊人，为了仅仅一个拉凯第梦女子，竟集合大军，侵入亚细亚，毁灭了普里阿姆的王国”。[9]修昔底德也相信特罗耶战争的历史真实性，只是认为荷马作为一个诗人，可能叙述有夸张之处。[10]然而，对于一个严肃的近代历史学者来说，荷马描述的一切毕竟显得太离奇了，因此19世纪许多正统的希腊史学者都认为史诗完全是诗人任意想象的结果，没有可靠的基础。例如，英国最著名的希腊史家格罗特就以公元前776年为界限，将古希腊生分为“传说的”和“历史的”两大范畴，宣称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和事件“不应被认为属于历史的领域”。[11]因此，一切有待于考古材料来证明。
与荷马史诗一样，荷马考古也具有很浓厚的浪漫色彩。为荷马考古奠定基础和取得惊人成就的，不是专业的考古家或历史学者，而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德国商人施里曼。他家境贫寒，14岁时便辍学在杂货铺当学徒工。但施里曼自幼向往铁马金戈的特洛耶疆场，陶醉于铿锵悦耳的荷马诗篇，决心有朝一日探挖古迹，寻找出化为废墟的特洛耶故城。经过艰难险阻，重重曲折，他经商致富，并通过勤奋自学，掌握了包括古希腊语在内的多种语言文字。1870年，施里曼由新婚妻子希腊少女索菲娅陪同，出资雇工，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土耳其境内的希沙里克山丘开始考古发掘。时光流逝，寒暑三易，他们发现了多层城墙遗址，并终于在一座地下古建筑物的围墙附近掘出了大量珍贵的金银制作器皿，仅一顶金冕就由16，353个金片和金箔组成。施里曼兴奋地宣布，他发现了特洛耶国王普里阿姆的宝藏。[12]
1876年，施里曼再接再厉，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迈锡尼遗址的狮子门内侧展开发掘工作，迅即发现了共计6座竖井墓的墓葬圈，墓内有无数精美的器物。例如，镶嵌黄金、凹刻猎狮图的青铜匕首，有两个手把、把上各有鸽子相对的高脚金杯[13]，等等。特别是男尸脸罩金面具，胸覆金片，女尸佩戴金冠和其他金制首饰，童尸裹于金叶片内。珠光宝气，遍地黄金。啊，史诗不正是称迈锡尼为“富有黄金的迈锡尼”吗？面对一具在黄金面具下保存完好的男性尸体，施里曼电告希腊国王：“我凝视着阿伽门农的脸膛。”[14]
施里曼的成就举世瞩目，它证实了荷马史诗所说的特洛耶和迈锡尼古国的真实存在，揭开了希腊远古历史的新的重要篇章。然而，这只是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发现的开始。1884年，施里曼在史诗所说的“大城墙的梯林斯”遗址，发现了位于坚固雄伟的城堡内的宫殿残迹。它的正厅、门廊、庭院和整个轮廓与荷马诗中描述的奥德修斯等人的王宫非常相似。特洛耶的发掘继续多次进行，一共挖出了9层遗址，所谓“普里阿姆宝藏”存在于从底层往上数的第2层。1894年后，施里曼的亲密助手窦普菲德认为第6层才是爆发特洛耶战争的普里阿姆的城市，而施里曼发现宝藏的第2层则要年代久远得多。[15]
“有一个地方名叫克里特，在葡萄紫的海水中央……有90个城镇……在众城中最大的城是克诺索斯，有一位米诺王从九岁开始便治理那个地方”。[16]这是荷马在《奥德赛》中所描述的克里特岛的情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也都报道了米诺王在爱琴海上的霸权[17]；相传米诺王在克诺索斯修建了一座庞大复杂的迷宫。施里曼晚年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想以一件伟大的工作来结束我一生的劳动，即找出克里特的克诺索斯诸王的史前宫殿”。[18]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一愿望就去世了。
1900年，英国学者伊文思在克诺索斯进行考古发掘，很快就发现了一座围绕中心庭院修筑的、占地约6英亩的宫殿，房间众多，走廊萦绕，上下数层，楼梯曲折，墙上壁画精致，四处柱子林立。西宫主要为行政、祭祀和贮藏的所在，东宫则为国王和王后的寝宫，北部尚有剧场。宫内不仅有无数宝贵文物，而且发现出数以千计的书写着不同文字的泥版。文字共有三种：图形文字、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B。除克诺索斯外，克里特岛在法埃斯特，马里亚和札克罗斯等地先后都有王宫遗址发现。一个迥然不同于古典希腊文化的、自成一体地独立发展达两千年之久的文化，在长埋地下约三千年之后重见天日了。伊文思用米诺王的名字称克里特文化为米诺文明。
史诗还描述希腊方面有位老英雄，名叫涅斯托耳，是派罗斯国王。他德高望重，参加过多次战争，特洛耶战后安返家乡，并在他的宫廷接待了奥德修斯之子帖雷马科。这个远古时代的派罗斯王宫究竟在何处？学者们一直有不同的推测。1939年，英国学者布勒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美塞尼亚地区的阿诺安格里亚诺斯发掘出了一座宫殿遗址，可与迈锡尼、梯林斯的王宫相媲美，同时还发现了六百多块线形文字B的泥版。这表明迈锡尼时代希腊半岛已有文字，而且与克里特的克诺索斯所使用的一种文字相通。从1952—1963年，布勒根继续当地的发掘工作，最后发表了《西美塞尼亚的派罗斯地方的涅斯托耳王宫》一书。现在，学术界已公认阿诺安格利亚诺斯遗址就是涅斯托耳王宫的所在。
1952年，英国建筑师文特里斯释读线形文字B基本成功，宣布它属于希腊语系统。这是在希腊远古历史和荷马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与此同时，在迈锡尼的狮子门外不远，又发现了新的竖井墓葬圈。它在时间上与施里曼发现的基本相同，相当于公元前17—16世纪。丰富的墓葬品为迈锡尼文明增添了新的内容。
荷马史诗与历史真实
一百一十多年来荷马考古的辉煌成就，确切无疑地说明荷马史诗描述的一切绝非子虚乌有之谈，即使那些荒诞不经的众神故事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古希腊人的宗教思想。现在，我们对远古希腊的情况已比古典时代希腊人有了更准确、更丰富的认识。那末，史诗的历史真实性的程度如何？它所反映的究竟是特罗耶战争时期即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希腊社会，还是史诗作者荷马本人生活的时代？这些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而更加复杂了。学者们大致持三种不同的看法：（1）史诗主要反映公元前13—12世纪的后期迈锡尼时代；（2）主要反映荷马生活的时代，但有的认为是公元前11—9世纪，有的认为是公元前8世纪，有的认为时间甚至还要靠后；（3）不存在一个历史上真实的荷马时代和荷马社会。[19]
事实上，可以从史诗的创作过程和将史诗内容与考古材料相印证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从史诗的创作及其语言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史诗是口头创作的最早的文学作品，不是历史记录或严格的史学著作，不可能要求诗人有科学的历史态度和写实精神。因此，史诗所讲的人物、地点、事件、文物、宫廷、战争和社会等一切都有许多想象、夸张和失实之处。但是，诗人所描述的毕竟是历史上或至少是传说中曾经发生过的事件，作家本人也不可能脱离社会实际生活而遗世独立，所以，史诗又必定有若干反映历史的和现实的真实因素。
第二、史诗保存和使用大量程式化的词组、短语、诗句、句组和短篇题材。这些程式用语是从公元前13世纪以来历代歌手不断积累和创作出来的，它们必然包含不同年代的诗人对他们所处的和以前的时代的一些认识和想法。史诗传统没有中断，有关迈锡尼时代的传说一脉相承地传了下来，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存在于荷马史诗之中。
第三，史诗的最后创作者是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他在将全部史诗的内容和风格前后统一起来时，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给它打上自己时代的烙印。荷马所直接利用或编集的各篇“小歌”，大多创作或流行于略早于他的时代，势必或多或少地反映公元前9世纪的情况。
第四、荷马和略早于他的诗人距离特洛耶战争的时代已经三、四百年，中间经过巨大的社会变化，线形文字B已失传，因而对迈锡尼时代的情况不可能有真正全面的了解。但他们既以远古的历史为主题，在主观上就会尽量使自己的描述带有古代的风貌，不仅设法保存和渲染古代留传下来的因素，甚至凭想象将现实生活拟古化。
第五、就词汇和文法来说，荷马史诗的语言是一个混合体，由多种成分和层次构成。其中有少量迈锡尼时代留传下来的阿卡底亚和伊奥利亚的方言因素，占支配地位的是公元前10—8世纪在小亚细亚西岸流行的爱奥尼亚方言，此外还有少数在荷马之后掺杂入史诗的阿提卡方言的成分。这也表明史诗所包含和反映的事物会是多方面和多时代的。
其次，再从考古发现的材料来考察。可以与史诗相对比的事物很多，限于篇幅，这里仅分析金属器物和宫廷情况。
迈锡尼文明属于后期青铜时代，使用青铜器。希腊世界从公元前11世纪中期起，开始向铁器时代过渡，首先运用铁制的刀和匕首，至公元前10世纪中叶进入铁器时代，广泛应用铁制的生产工具和武器，但仍制造某些青铜器物。荷马史诗中所讲的武器，如剑、枪尖、头盔，甲胄，盾牌等，都是青铜制作的，这反映了迈锡尼时代的情景。然而，史诗还多次谈到铁制的生产工具，特别提及淬砺铁的技术，“象一个铁匠把大斧头或铁锛浸在冷水里淬砺，发出巨大的响声，这样铁才会更加坚硬”。[20]这又是铁器时代的状况。所以，就金属器具而言，荷马史诗所描述的既不是某一个时代，也不是某种过渡的时代，而是两个时代和两个世界的混合，是历史、现实和想象三者的结合。[21]这种结合的典型就是《伊利亚特》中天后赫拉战车的车轮，它有铁轮轴，青铜轮胎，黄金外圈和白银轮毂。[22]
奥德修斯之子帖雷马科赞扬斯巴达国王曼涅劳的宫殿说：“你看这个有回音的殿堂上，到处是青铜、黄金、白银、琥珀、象牙，闪闪发光”。[23]在古希腊所谓“黑暗时代”（公元前11到9世纪）的遗址中，还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王宫和如此丰富的金银财宝。可是，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迈锡尼，施里曼已发掘出充满金银器皿的墓葬。在阿诺安格利亚诺斯的宫廷遗址，人们发现金、银、象牙的器物，具有炉床和国王宝座的高大殿堂，那里墙上绘着壁画，地面饰以图案，此外还有浴室、贮藏室和立着门柱的前殿。饶有趣味的是，门厅前有一个石护壁，面上覆盖着一块象大理石一样的光滑石板。而荷马恰恰在《奥德赛》中描述涅斯托尔从派罗斯的宫中“走出门，在高大的门前磨得洁白光滑的石凳上坐下”。[24]
但是，线形文字B所反映的迈锡尼时代的宫廷经济却是荷马史诗所未曾接触到的。在派罗斯和克诺索斯的宫廷，有专门的书吏，对土地、牲畜、奴隶、手工业者、原料与口粮的分配、产品的上交等各类财产、人员和帐目，进行登记与监督管理。这是一种复杂的以宫廷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和财产关系，线形文字B泥版就是这种财产和帐目的每年一度的记录与文书。然而，这一切在史诗中根本得不到反映，其原因就在于随着迈锡尼文明的消亡，复杂的宫廷经济和线形文字B都不复存在，生活于不同时代和社会的荷马和略早于他的其他诗人已不知道、甚至想象不出这种情况了。
总括上述，可知史诗所要描述的是晚期迈锡尼时代的战争、事件和社会，其内容也确实保留了相当多的古代的因素。但是，荷马与特洛耶战争已相隔大约四百年，整个希腊世界的政治状况和社会面貌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迈锡尼时代的文物、制度和风俗有许多已湮没无闻，或仅存一鳞半爪，而为新的事物所取代。所以，史诗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公元前10—8世纪初小亚细亚西部希腊人居住地区的状况。
特洛耶战争的真实性
现在，我们来探讨特洛耶战争这一关键问题。
古典作家都相信特罗耶战争的真实性，并且流传着关于特罗耶城陷的各种年代。例如公元前1334、1270、1240、1234、1212、1209、1193、1184/3、1171、1135和1129年，等等。[25]一般采用的传统日期是埃拉托色尼推定的1184／3年。[26]施里曼的发现证实了特洛耶和迈锡尼等古国的存在，但迄今学者们对史诗所描述发生于希腊联军与特洛耶联军之间的这样一场大战仍有不同看法：一家主张有，以布勒根和佩奇为代表；一家主张无，以芬利为代表。[27]为了说明问题，可分以下几点来论述。
第一、特洛耶遗址的第7层a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后半期毁于战火，在此之前它与希腊半岛有较密切的往来。
1932到1938年，布勒根领导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考古队在特洛耶遗址进行了系统仔细的发掘，后发表4卷本《特洛耶》一书。他明确宣布，“如果特洛耶曾经存在过（这怎么能受到真正的怀疑？），它必定在希沙里克山丘”，“无论如何，我们相信特洛耶VIIa提供了实际的证据，表明该城镇在希腊传统确定为特洛耶战争的整个阶段的某个时间，受到敌对力量的包围、攻陷和毁灭；可以可靠地将该城镇确认为普里阿姆和荷马的特洛耶”。[28]
与以前各层相比，特洛耶VI的城墙和建筑都表明它是一个比较强大和繁荣的据点。当时的文化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与希腊半岛方面有不少相同之处，这明显地表现在马和所谓“密尼亚灰陶”的使用上。特洛耶VI大约存在于公元前1800—1300年，最后受到巨大破坏。由于没有发现大火焚烧的痕迹，辛辛那提考古队认为该城毁于地震，从而否定了已被多数学者接受的窦普菲德关于特洛耶VI乃是荷马所说特洛耶的看法。[29]
特洛耶VIIa是在第6层的城基上再建的。遗址有两个特点：一是居住比较拥挤，在原来的空地或街道上密集地修筑了许多普通的住宅，另一点是几乎家家都有不止一个大坛深埋地下，口露地面，覆以石板，内存各种生活资料。这种情况表明原来住在城外的平民开始迁到城内居住，并且尽量贮存生活必需品，似乎在作长期守城的准备，甚至已被围困。该城最后毁于大火，有骸骨发现，但迅即重建，文化背景未发生根本变化。这说明特洛耶VIIa很可能遭受战争洗劫，而入侵者不久就撤离了。特洛耶VI和VIIa都发现大量属于后期迈锡尼时代的陶器，这表明希腊半岛与特洛耶有相当密切的商业联系，而根据VIIa城陷前后陶器的风格可推断城陷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前13世纪后半期。[30]这一切不正与荷马史诗所说的大致在公元前1270到1184年之间，希腊大军围陷特洛耶而后返回的情况相吻合吗？布勒根断言：“不能再怀疑，确实有一场实际历史上的特洛耶战争，在战争中阿卡亚人或迈锡尼人的联盟，在一个其领得到公认的国王统率下，与特洛耶人及其盟国作战”。[31]可是，入侵者是希腊人吗？迈锡尼有力量远征特洛耶吗？遗址本身不能提供确实的答案。
第二、公元前13世纪是迈锡尼文明的鼎盛时期，以迈锡尼为中心的希腊大陆方面有力量和可能跨海远征小亚细亚西岸的特洛耶，赫梯文献中的阿希亚瓦强国大概指的是迈锡尼和希腊人。
考古材料证明，公元前1400年后，迈锡尼文明开始取代克里特文明成为东地中海上的强大力量，它的陶器分布到小亚细亚西岸、地中海东岸以至北非的埃及。公元前13世纪希腊半岛各地区的遗址、文物都呈现出大致相同的特征和风格，说明彼此之间有比较紧密的联系，甚至在政治上可能有共通的关系，而迈锡尼是它们的中心。雄伟的狮子门，经过加固和扩建的高大城堡，包括人称“阿特柔斯的宝藏”在内的庄严宏伟的圆顶墓，象征着迈锡尼的权威和功业。
赫梯是公元前14—13世纪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岸一带最强大的国家，赫梯文书的发现和释读是20世纪考古学上的一大成就。特洛耶、迈锡尼和特洛耶战争在赫梯文献中有没有反映？这是学者们六十年来一直关心和争论的问题。
赫梯文献中经常提到一个称作阿希亚瓦（Ahhiyawa）的国家，而史诗称希腊联军为阿卡亚人，因此不少学者认为阿希亚瓦就是希腊文阿卡亚（Achaia）的赫梯文译音。这里有一个困难，即ai不应音译为iya，但这两个词毕竟是很相似的。更有甚者，文献提到的阿希亚瓦是一个位于小亚细亚以西的国家，相当强大，与赫梯有两百多年的来往。它的地点可能在海上，其国王与赫梯君主称兄道弟，平等相待，甚至能与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的国王并列（后被抹去）。从历史和地理的情况看来，只有希腊半岛的迈锡尼才符合这些条件。在1981年12月美国考古研究学会全体大会上，著名赫梯学者居特博克肯定地说：“常识告诉我，赫梯人一定知道迈锡尼人，如果阿希亚瓦这个名词指的是迈锡尼人，赫梯人关于阿希亚瓦所说的一切是适合于这一情景的”，“我找不到关于小亚细亚存在一个阿希亚瓦国家的证据；14、13世纪的证据指明在海外，而我宁愿认为阿希亚瓦大王的地点是在希腊大陆而不是任何岛屿。”[32]其他学者也同意并赞扬他的看法。[33]
赫梯文献还提到公元前13世纪中期，小亚细亚西岸各地曾结成阿苏瓦联盟反对赫梯，联盟由22个地方组成，最北方的两个是Wilusija和Truisa。有的学者认为这与希腊语的Wilios（伊利奥斯）和Troia（特洛耶）相符合，并根据当时历史形势认为很可能在赫梯打败阿苏瓦联盟后，称为阿希亚瓦的希腊人在1230年左右攻陷了阿苏瓦联盟在北方的强大成员特洛耶。[34]可是，这仍然是一种推测，赫梯文献并没有这样的记载。
第三、荷马史诗所说的特洛耶战争这一基本事实大概可信。《伊利亚特》第2卷有关希腊联盟和特洛耶联盟双方大军组成情况的记述比较可靠，是史诗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可能形成于特洛耶战争后不久的年代，最后才被编入史诗。
无论如何，唯一明确说明希腊联军攻陷特洛耶的材料是荷马史诗，但史诗毕竟是带有传说性质的文学作品，可能无中生有和张冠李戴，把历史事实弄得面目全非。例如著名的《罗兰之歌》和《尼布隆根之歌》就是如此。芬利以此为据对荷马史诗所说的特洛耶战争提出了否定。
其实，古希腊的史诗传统源远流长，起自迈锡尼时代，关于特洛耶战争的传说和诗歌，并不出自荷马，而是从迈锡尼时代末期起历代相传下来的，它没有中断过，不可能凭空捏造希腊与特洛耶作战这一基本事实。荷马并没有编造或复述整个战争过程，只是集史诗精华之大成，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战争第十年的一大段插曲。他把整个战争看成是流传已久，人所共知，理所当然的事。
《伊利亚特》第2卷后半部列举了希腊和特洛耶双方参战成员的详细清单。这一部分在全书中占有比较独立的地位，与其他部分的叙述有不少不一致之处，显然是在史诗发展到较晚阶段才被基本上变动不大地并入史诗的。与考古材料相验证，可以看出这些名单比较符合迈锡尼时代的情况，大概编成于公元前12世纪。就希腊方面的名单而言，共列出164个地方参加联军，其中有96处现在已能确认为真实的地名，非诗人编造，而考古发掘和其他材料证明这96处中至少有60处为迈锡尼时代的居住点，而没有一处是在多利亚人南下后建立的。名单中有许多地方是公元前8世纪后希腊人所不知道或无法确认的，有些早巳荒废和无人居住。[35]这一切说明名单有较大的真实性，有的学者认为它“描述了一种很不相同于历史时期希腊的政治地理”，“差不多可以被形容为一个迈锡尼时代的历史文献”。[36]
第四、公元前1200年左右，希腊半岛的迈锡尼文明突然受到重大破坏，所谓“海上诸族”侵袭东部地中海地区，迈锡尼不可能在此时远征特洛耶。
传统将特洛耶的陷落年代定在公元前1184／3年。但是，考古材料表明，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开始时，派罗斯、迈锡尼、梯林斯等希腊半岛上一系列地区都遭到了袭击，阿诺安格里亚诺斯的涅斯托耳王宫从此化为废墟。显然，迈锡尼和派罗斯等国根本不可能在这自身不保的时刻组织大军进攻小亚细亚的特洛耶。与此同时，赫梯、腓尼基和埃及的文献表明，有来自北方和海上的所谓“海上诸族”侵袭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岸、塞浦路斯岛和埃及，赫梯首都被其攻陷，国家因之瓦解。
根据上述形势，芬利认为特洛耶VIIa城毁于公元前1190年前后，它是被“海上诸族”摧毁的，而在入侵者当中可能有阿希亚瓦人夹杂在内。[37]看来，关键是特洛耶VIIa的陷落日期。如果它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后半期，希腊联军远征特洛耶之说可以成立。如果它属于公元前12世纪初，芬利的论断就有相当的根据。可惜，这样准确的年代目前尚难以断定。必须对特洛耶Vlla、派罗斯、迈锡尼等遗址先后发现的大量陶器碎片进行仔细的分类和整理，这才有可能确定这些地方遭受攻击和破坏的年代与先后次序，而这项工作还有待于各方面学者的进一步努力和研究。
总括上述，我们可以初步认为，在公元前13世纪后半期，赫梯在小亚细亚西部的势力开始衰落，以迈锡尼为首的希腊人（在赫梯文献中称为阿希亚瓦人）加强在小亚细亚西部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最后攻陷了阿苏瓦联盟的北方成员特洛耶VIIa。但当时迈锡尼文明已经盛极欲衰，特洛耶战争是阿卡亚人最后的的壮举，同时也消耗了他们的力量。不久之后，“海上诸族”的侵袭浪潮席卷地中海东部地区，由小亚细亚一直推进到北非。希腊半岛未能幸免，派罗斯、迈锡尼等地先后遭到破坏。多利亚人随后南下，迈锡尼文明彻底崩溃，“黑暗时代”因之开始。在大动荡、大变乱之中，各支希腊人不断向小亚细亚西岸移民。然而，迈锡尼时代的史诗传统没有中断，特洛耶战争作为重要的题材被历代诗人所讴歌传颂。最后，伟大的诗人荷马将流传的各个零篇进行统一艺术加工，形成大型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此外，还有其他关于特洛耶战争的诗篇，合成《特洛耶组诗》。史诗的内容不可能完全真实，但以迈锡尼为首的希腊联军曾与特洛耶作战这一基本事实，大概还是可靠的。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2]福斯代克：《荷马以前的希腊》，伦敦1956年版，第10—11页。
[3]修昔底德：《波罗奔尼撒战争史》III，104，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正文第253页，其实《阿波罗神颂歌》并非荷马所做。
[4]希罗多德：《历史》II，53、117。
[5]罗念生：《荷马问题及其他》，载《世界古代史论丛》第1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
[6] M.帕里：《荷马史诗中的传统形容词》，巴黎1928年版，第16页。后来，A.帕里汇集M.帕里的全部作品，以《荷马诗句的编造》为题，于1971年在伦敦出版。
[7]佩奇：《历史和荷马的〈伊利亚特〉》，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2—224页。
[8]韦德—格里：《〈伊利亚特〉的诗人》，剑桥1952年版，第38页。
[9]希罗多德：《历史》I，4。
[10]修昔底德：《波罗奔尼撒战争史》I，10。
[11]格罗特：《希腊史》第2卷，伦敦1854年版，第79页。
[12]柯特勒尔：《爱琴文明探源》（原名《米诺斯公牛》），卢剑波先生中译本易名《爱琴文明探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2页。
[13]荷马史诗数次提到象堡垒一样能遮住全身的大盾，以及涅斯托耳的金杯，“那只大盅有四个把儿……而且上头都有两只黄金的鸽于，面对面地在那里啄食。”（《伊利亚特》中译本，第210页）。然而，在古代希腊找不到这样的大盾和金杯，学者们为之悬念不已。如今，在迈锡尼的竖井墓中却见到了相似的金杯，而且青铜匕首的猎狮图上的猎狮人恰恰手执形同8字、遮护全身的大盾。
[14]《爱琴文明探源》，第75页。
[15]布特根：《特罗耶和特罗耶人》，伦敦1963年版，第28—30页。
[16]杨宪益译：《奥德修纪》，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44—245页。
[17]希罗多德：《历史》III，122；修昔底德：《波罗奔尼撒战争史》I，4。
[18]文特里斯和柴德威克：《迈锡尼时代希腊语文献》，剑桥1956年版，正文第7页。
[19]安德列也夫：《荷马史诗的历史背景》，《古代史通报》1989年第4期，第3—4页。
[20]《奥德修纪》，第113页。
[21]卢斯：《荷马和英雄时代》，伦敦1975年版，第64页。
[22]傅东华译：《伊利亚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1页。
[23]《奥德修纪》，第39页。
[24]《奥德修纪》，第34页。
[25]米罗纳斯：《普里阿姆的特罗耶及其陷落的日期》，《西土》（美国雅典古典学院院刊）第33卷（1964年）第353页。
[26]福斯代克：《荷马以前的希腊》，第28—30页。
[27] 1964年《希腊研究杂志》就特罗耶战争的年代与性质问题展开学术讨论，芬利撰文，《特洛耶战争》否定希腊联军攻陷特罗耶VIIa之说；卡斯基、柯克和佩奇分别对芬利提出不同意见。1974年芬利再次撰文《施里曼的特罗耶—一百年后》于不列颠学院宣读与发表，进一步阐述自己的看法。
[28]布勒根：《特罗耶》第4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3页。
[29]布勒根：《特罗耶和特罗耶人》，第143——145页。
[30]学者们根据不同时代陶器的不同风格来划分和断定爱琴文明的各个阶段和年代，布勒根主张特洛耶城陷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50年（《特洛耶和特洛耶人》第160页）；密罗纳斯认为在1200年（前引文第366页）；芬利则倾向于1190年（《希腊研究杂志》）1964年第7页）。
[31]《特罗耶和特罗耶人》，第20页。
[32]居特博克：《再论阿希亚瓦问题》，《美国考古学杂志》第87卷（1983年）第2期，第138页。
[33]居特博克：《再论阿希亚瓦问题》，《美国考古学杂志》第87卷（1983年）第2期，第138—143页。
[34]佩奇：《历史和荷马的〈伊利亚特〉》，第106—110页。
[35]佩奇：《历史和荷马的〈伊利亚特〉》，第120—121页。
战争诗范文2
1、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____张可久《卖花声·怀古》
2、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____纳兰性德《长相思·山一程》
3、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____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
4、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____杨炯《从军行》
5、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____岳飞《满江红·写怀》
6、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____范仲淹《渔家傲·秋思》
7、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____戚继光《马上作》
8、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____李贺《雁门太守行》
9、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____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其二》
10、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____杜牧《题乌江亭》
11、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____屈原《国殇》
12、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____李颀《古从军行》
13、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____虞姬《和项王歌》
14、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____陆游《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
15、夜战桑乾北，秦兵半不归。____许浑《塞下曲》
16、君王游乐万机轻，一曲霓裳四海兵。____李约《过华清宫》
17、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____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8、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____李益《塞下曲》
19、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____李白《塞下曲六首》
20、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____李颀《古从军行》
21、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____杜甫《春望》
22、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____李商隐《马嵬·其二》
23、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____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24、传闻一战百神愁，两岸强兵过未休。____曹松《己亥岁二首·僖宗广明元年》
25、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____杨炯《从军行》
26、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____王昌龄《从军行七首》
27、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____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一》
28、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____王维《观猎》
29、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韬箭射天狼。____李梦阳《秋望》
30、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____李白《从军行》
31、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____李白《战城南》
32、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____崔与之《水调歌头·题剑阁》
33、卷旗夜劫单于帐，乱斫胡儿缺宝刀。____马戴《出塞词》
34、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____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35、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____李益《从军北征》
36、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____梁启超《读陆放翁集》
37、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____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38、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____李颀《古意》
39、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____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40、流星飞玉弹，宝剑落秋霜。____张玉娘《从军行》
41、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____严武《军城早秋》
42、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____令狐楚《少年行四首·其三》
43、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____梁启超《读陆放翁集》
44、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____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45、东风吹落战尘沙，梦想西湖处士家；____刘因《观梅有感》
46、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____陆游《关山月》
47、横戈从百战，直为衔恩甚。____李白《塞下曲六首》
48、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____李白《从军行》
49、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____常建《塞下曲四首·其一》
50、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____杜甫《月夜忆舍弟》
51、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____曹操《蒿里行》
52、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____陈羽《从军行》
53、金带连环束战袍，马头冲雪度临洮。____马戴《出塞词》
54、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____辛弃疾《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
55、前年伐月支，城上没全师。____张籍《没蕃故人》
56、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____高启《送陈秀才还沙上省墓》
57、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____屈原《国殇》
58、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____王磐《朝天子·咏喇叭》
59、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____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
60、四海十年兵不解，胡尘直到江城。____陈克《临江仙·四海十年兵不解》
61、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____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62、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____王昌龄《从军行七首》
63、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____屈原《国殇》
64、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____屈原《国殇》
65、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____王昌龄《青楼曲二首》
66、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____辛弃疾《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人韵》
67、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____柳中庸《征人怨 / 征怨》
68、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____杜甫《羌村三首·其三》
69、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____杜甫《阁夜》
70、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____王昌龄《出塞二首》
71、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____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72、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____李白《战城南》
73、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____沈佺期《杂诗三首·其三》
74、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____杜甫《悲陈陶》
75、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____李白《古风·其十九》
76、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____李世民《饮马长城窟行》
77、马嘶经战地，雕认打围山。____王镃《塞上曲》
78、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____李攀龙《塞上曲送元美》
战争诗范文3
[关键词]史诗性；战争影片；文化语境
[作者简介]赵佃强，山东临沂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当代文化、文学及电影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时国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当代文学和影视评论。
战争为史诗性电影提供了最基本的要素，即“悲剧性、大场面和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但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把这些要素通过艺术的手段转换成史诗性作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苏美史诗电影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所在，因为苏美两国非常成功地通过电影的形式把战争这种素材转换成了这样一种史诗性的艺术作品。
苏联是二战的重要参战国，直接面对了人类史上的这场空前浩劫。为了配合好国内的反法西斯宣传，艺术家们都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股洪流之中。不仅战时出现了很多的战争纪录片，而且战后直至现在都在不断地拍摄二战电影，这些电影努力塑造出了伟大的苏联形象，契合了俄罗斯民族的心理需求，是一种合理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美国同样是二战的重要参战国，它也需要和前苏联一样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保持同样的节奏，讴歌美国人民不怕牺牲，坚决和法西斯斗争到底的伟大决心，这对鼓舞美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同样具有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层面上，美苏两国极为相似。除此之外，苏美两国史诗电影的产生还有着其自身的一些更为深层而独特的原因。
对苏联来说，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深层的内部文化推动力。独具特色的二十世纪俄国宗教哲学奠定和重塑了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为史诗性电影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宗教哲学有三种不同倾向：一是宗教宇宙论，强调宇宙万物的神性和对造物世界的神化改造；二是基督教人本主义，把人类及其社会历史作为哲学思考的核心和出发点，特别关注人的存在和命运、人的自由，人与上帝的关系等问题；三是“纯粹哲学派”，强调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或概念把握，而是一种生命体验，是存在自身中的直觉。从中我们不难推定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史诗性电影中的三大要素可以非常自然地从对“宇宙、人及生命体验”的思考中得出，因为这三个概念可以分别对应“宏大的历史背景、英雄人物、悲剧性”。
俄罗斯诸多伟大思想家始终都在思索俄罗斯传统思想中的此种基督教真义。索洛维约夫虔诚地指出：“俄罗斯思想，俄国的历史义务，要求我们承认，我们与基督的宇宙大家庭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要把我们民族的天赋和我们帝国的一切力量，用于彻底实现社会三位一体。在那里，三个主要有机统一体中的每一个――教会、国家和社会，都是绝对自由的和强大的，而且与另两个密不可分；它不会吞噬或消灭它们，而是无条件地巩固与它们的内在联系。使上帝的圣三位一体这个真实形象在尘世重现，这就是俄罗斯思想的真谛。”显然，索洛维约夫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带有浓厚的基督色彩的“普世之爱”，它坚决地要求俄罗斯人抛弃个人主义观念，坚强地团结在一起，用爱支撑起俄罗斯民族不屈的脊梁。在二战期间俄国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难时期，这种“普世之爱”表现得非常突出。1942年4月举行的苏联作家协会会议上，很多作家在面对残酷的战争现实时，同声呼吁文艺工作者应关注战争给苏联人们带来的苦难，而人道主义的创作方法在此为人们所重视。正如吉洪诺夫所指出的那样：“人性、人道主义是我们文学的传统和首要的特征。它是我们理解人们的痛苦并寄予同情，因为它对人的内心世界和战争带来的变化具有强烈的兴趣――这对我们来说，正是苏维埃艺术中最重要的东西。”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俄罗斯民族所认同的这种人道主义与西方世界的那种肤浅的人道主义观念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恰如别尔加耶夫认为的那样：“在俄国，由于其宗教始终具有追求绝对和终极的性质，所以人的因素不可能通过人道主义的形式（即舍弃宗教）得到发掘。但在西方，人道主义已是穷途末路，生命垂危，危机四伏，西方人正在一筹莫展地寻求摆脱它的出路。迟到的俄罗斯，不能重蹈西方人道主义的覆辙。在俄国，只能通过宗教天启发现人，即只有通过揭示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人，揭示基督心中的人，才有可能发现人。这就是俄罗斯的绝对精神。”这种从基督立场上来揭示人的本质为后来的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所进一步证实，苏联“解冻”后文坛上兴起的带有基督色彩的人道主义潮流迅速地波及到了苏联电影的拍摄。例如，在苏联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影片《雁南飞》、《士兵之歌》、《一个人的遭遇》、《士兵的父亲》等就明显地摆脱了“日丹诺夫”的消极影响，引导了苏联二战题材影片拍摄中的人道主义潮流。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人道主义所关注的“人”，总是被作为人类的代表，作为人的集体本质。而人的命运总是被以某种方式想象为人类的世界历史命运。我们不难从前苏联的诸多史诗战争电影中体验到上述的具有浓郁的俄国特征的宗教情绪。
纵观苏联二战史诗电影，我们不难发现影片中极少刻画美国式的孤胆英雄，而非常注重表达一种集体主义话语，绝大多数英雄人物都具有明显的人民性特征，这就使得苏联电影基本摆脱了自由主义色彩，从而使得影片具有了一种厚重的现实主义感，而不像好莱坞影片那样难以遏止地会彰显出虚幻的个人主义。例如，《战斗中的列宁格勒》、《雁南飞》、《坚守要塞》、《热雪》等优秀影片都较好地体现了这一思路。而这种思路的来源并非是导演和制片人所凭空杜撰出来的，探究起来，其仍然可以追溯到宗教传统影响下的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思想向来重视对秩序的维护，即对神与上帝的皈依，而排斥散漫的个人主义。这种强烈的秩序观念使得苏联二战史诗电影达到了一个别国电影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在苏联二战史诗电影中很少看到垂头丧气、一蹶不振、颓废萎靡、充满幻灭感和消极怀疑主义的人物的原因所在。用别尔加耶夫的话来作个总结无疑是再好不过了：“凡相信俄罗斯使命而又只能相信它的人，过去和将来都会认定这个使命就是创造性地达到宗教综合，生活和意识中的宗教综合。”
美国则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极为短暂，在宗教和文学等很多方面还不够生成像俄罗斯那样厚重的传统，这些都使得美国文化很难在自身内部衍生出悲壮的史诗风格。美国电影带有浓郁的商业文化气息，这是众所皆知的现象。即使像二战这样的悲剧性素材同样也难以完全避免这种商业文化的侵袭。在二战期间，为了有效地配合政治宣传，美国电影界赶制了许多有关二战的电影，但很多影片的市场反应都不尽如人意，这其中有一些独特的原因。一、“好莱坞”文化的影响。好莱坞非常注重影片的商业价值，而那些执意不走商业之路的制片商则往往惨败而归。这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好莱坞电影制胜的秘诀在于“从民间大众的历史和现实意识出发生产影像”， 但很有意思的是，好莱坞文化又不仅仅奉守一种绝对纯粹的金钱主义观。毕竟，观众无法漠视“二战”这个具有深刻悲剧意义的概念，同样，如蓝爱国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仅仅看到市场和金钱的密切关系，而忽视了市场意味着广大人群意识形态中心的复制和表达，那么，市场难以形成，更何来壮大。”“好莱坞从来未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遗忘自己的历史文化主题，不管是在理性的意义探讨还是在非理性的意义探讨上，它总是离不开这种文化主题，并始终将这种主题的表现和传达作为工业化时代好莱坞的基本使命去完成。”的确，好莱坞文化就似一把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有技艺高超的导演才有能力自由地游走其下。二战提供了创作史诗性影片的绝佳素材，能够将其搬上银幕同时又能带来可观的商业效益，相信这是每一个好莱坞导演的梦想，无疑，斯皮尔伯格堪称其中的佼佼者。斯皮尔伯格既能拍出像《侏罗纪公园》这样十足的商业影片，又能“立地成佛”拿出像《辛德勒的名单》这样震撼全世界的二战影片。二、观众因素的影响。好莱坞电影制片商非常注重观众的接受反应，众多的电影公司拍摄了大量的战争影片――如厄尔・谢恩曾经作过统计，“在1942年至1944年好莱坞战争片的生产的持续高峰期中，有1/4的故事片（1286部中的312部，占24%）是关于战争的。”但这数字的繁荣并不能证明美国战争影片的真正成功。美国当时拍摄的许多战争影片在市场上铩羽而归的现象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战后，美国电影商在拍摄此类影片时就非常注意吸取这个教训，在好莱坞商业文化的精心包装下，美国不断地推出史诗性影片，将之推广到全世界并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如《野战排》、《珍珠港》及《拯救大兵瑞恩》等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需要理解而且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好莱坞的商业化操作为何会成为其史诗电影产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语境，要明白这一点就不得不先了解新教伦理与美国精神之间的深刻关系。所谓“新教”（Protestantism）亦称“清教” (Puritanism)，是自十六世纪起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各改革教派的统称。它的主旨实质上与文艺复兴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它彻底动摇了传统神权统治的基石，是一场使神圣的宗教世俗化的运动。这种世俗化的运动在欧美确立了一种新的宗教精神，即一切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好莱坞的兴起和迅速发展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象征，它之所以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借助电影这种可视性艺术的独特影响力，美国人迅速地向它之外的世界有效地宣扬了美国精神――个人英雄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以及超越一切的自由和民主等等。正如马丁・S・德沃金所认为的那样，“历史上最大规模娱乐工业所缔造的、并当作商品的那些‘好莱坞明星’，把银幕上的美国人形象演成都是最有魅力、一帆风顺、凌驾一切而成为横扫世界的新大众文化的主要人物。”二战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民族自信心，使得它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能力来引导整个世界。基于这样一个理由，美国人通过不断拍摄二战影片来向世人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强化全世界对于美国光荣历史的记忆。这是苏美两国史诗战争影片的一个根本性区别所在，当然同样更是美国的独特性所在。
［参考文献］
[1] ［俄］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李树柏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第285页．
[2]转引自［美］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1917－1977）．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3]［俄］别尔加耶夫著．《自由的哲学》．董友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4]蓝爱国．《好莱坞主义――影像民间及其工业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第96页、第96页．
战争诗范文4
关键词：《华夏集》；战争诗歌；庞德；异化翻译理论
中图分类号：I7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62-02
作为意象派重要代表人物，诗人兼翻译家庞德的《华夏集》在出版之初就在美国文坛引起了轰动。由于深受中国古典诗歌中创作手法的影响，庞德精心地选择了一些能够引起当时欧洲读者产生共鸣的战争题材，同时庞德也有意通过翻译这些作品影响19世纪欧美文学界的写作风格。在翻译《华夏集》中的战争诗歌时，庞德有意识地采取了模仿中国古诗写作风格，大胆地采用异化翻译方法，使《华夏集》直至今天仍引人关注。
一、异化理论
1812年，施莱尔马赫在就不同的翻译方法发表演讲时指出，翻译“有两种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居安不动，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居安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1]（6）。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中，施莱尔马赫显然倾向于第一种，并将他提倡的翻译策略纳入到文化政治的议程中，期望文化精英通过异化翻译来改进民族语言，进而影响本民族文化的形成[1]（6）。1995年，韦努蒂根据施莱马赫提出的翻译策略提出：“译者可以选择异化的译法（异化翻译策略），离经叛道，把国外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1]（6）也就是说，韦努蒂提倡译者在译文中要体现出原文的语言特点和文化，这样才有利于译入语民族文化的重构，有利于以异化为基础的文化身份。
二、《华夏集》选材的异化
异化翻译者通常在翻译之前非常注重选材，因为通过选材，译者可以有目的地将原语材料所涵盖的文化背景、创作手法等传递给目的语读者，从而达到改进目的语“文学”的目的[1]（86）。异化翻译策略的目的之一是要达到传播其文化政治的目的。18、19世纪之交，施莱尔马赫提出异化翻译的“异”指的是对原文的精心挑选，开创一种独特的话语来对抗法国文化霸权，从而达到其政治文化目的。同样，作为意象派代表人物兼译者的庞德1913年拿到费氏手稿，于次年侨居英国，此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政府一味重视前线战争胜利而对战士们的悲苦漠不关心，人们生活苦不堪言。战争不仅导致了人们生活艰辛，充满动荡，还使亲人朋友分离。为了凸显残酷的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并以此启发读者，庞德从费诺罗萨的手稿中精心挑选了3首关于战争的诗歌录入《华夏集》，更以一首《诗经》的名为《小雅・采薇》的战争诗歌作为开篇以警醒世人战争带来的恶果。《华夏集》第一次把当时欧美读者和译者最感震动的题材――愁苦和战乱之苦―突出地表现出来[2]（166）。《小雅・采薇》描述了一位刚刚结束战争的士兵在艰难的回乡返家途中回忆自己的艰苦的军旅生活和激烈的战斗场面。在译诗中，庞德以战士的口吻以及悲痛的语调将其艰苦的生活和饱受困苦的精神世界展现出来：“When anyone says "Return，" the others are full of sorrow. Sorrowful minds， sorrow is strong， we are hungry and thirsty.”短短的两句诗中，反复出现的表达战士们内心世界的“sorrow”和急切的思归之情“return”表现出战士们内心受到的煎熬；而句末的“hungry”和“thirty”则表达出艰苦的战时生活让战士们在生理上受到的煎熬。“Horses， his horses even， are tired. They were strong. We have no rest， three battles a month. By heaven， his horses are tired”：一个月三次战争甚至将军曾经健壮的马匹都坚持不下去，更何况是一般的士兵！诗歌的结尾的两句诗，庞德更是将单数的主语换成第一人称复数形式，直指面对恶劣的战争环境，下至士兵，上至将军，征战沙场的人都满怀悲伤。这首诗歌从小人物的角度道出了战士们对战争的厌恶和反感。曾有学者评论说：“《采薇》可以称为千古厌战诗之祖。”正是借用了中国这首著名的厌战诗，庞德表达了内心的厌战情绪。庞德曾批评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含糊不清，注重感情宣泄、矫揉造作……读者无法真正感受到诗人的真实感情[3]（132）。作为意象派代表诗人，为了推动新诗的发展，庞德竭力提倡在创作诗歌要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炼的意象生动、形象地展现事物，并将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溶化在诗行中，“绝不用任何无益于表达的词”[4]（129）。因此他一直在寻找能与意象派诗歌主张契合的作品。所幸的是，在阅读了费诺罗萨的手稿之后，庞德欣喜地发现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推动力……很可能本世纪会在中国找到新的希腊”[2]（17-18）。19世纪初，随着新诗运动的兴起，美国诗坛受到很大冲击，由此开创了新的诗风，其中中国的影响居于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2]（14）。意象派的另一位主要人物蒙罗也认为：“意象主义只是中国诗的另一种称呼。”[2]（15）而另一位意象派成员约翰.哥尔德？弗莱契则是因为受“中国影响，才成为一个意象派，而且接受了这个名称的一切含义”，才参加意象派。庞德通过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正如异化翻译理论强调的：“在英语文化中重构外国文学的典律，从而抵抗英美文化中的主流话语。”在翻译过程中，选择与目的语主流文化风格迥异的异域文本，其目的不仅在于能打破目的语的文化准则，而且能改变目的语的文化构成。
三、《华夏集》中战争诗歌翻译策略的异化
韦努蒂主张的异化翻译策略包括语言、文化和文体的异化。对于译者而言，其首要目的就是要在译作中体现与本民族文化背景和语言模式相异的文本，从而达到译者的文化和政治目的。异化翻译认为：“只有通过彰显外语文本的独特性，翻译才能在本土中展现异域文化的差异”，原语的文化背景内涵和语法特点都要合适地在译文中体现出来。
庞德在李白的《古风・胡关饶风沙》和《古风・代马不思越》的两首诗歌的译文中则尽可能地借异化翻译策略宣扬意象主义。《古风・胡关饶风沙》这首诗的译文开头：“By the north gate， the wind blows full of sand/Lonel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ime until now.” Trees fall， the grass goes yellow with autumn…/Desolate castle， the sky， the wide desert..../ Bones white with a thousand frosts，/ High heaps， covered with trees and grass； “wind”和“sand”又和“lonely”三词形成照应，给读者留下一种天地苍凉的感觉，也让读者感知到事件发生的地点环境。庞德遵照原文叙述般的口吻直接将事件地点、时间和背景的充满意象的词汇表达出来，以景物烘托边患惨象，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的翻译：“Bones white with a thousand frosts， High heaps， covered with trees and grass.”庞德违背源语和目的语语法规则，将几个充满意象的词汇串联在一起直观地为读者呈现出来。上句直接点出了沙漠中白骨累累，而下句则暗含沙漠中的太多的白骨堆由于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堆积起来。从原文和译文中的对比不难看出，庞德并没有过多地改写原诗，而是将诗歌直译为英语，保留了原文的语法特点，显示出了原文的异域风情。尤其是“荒城空大漠”：“desolate castle， the sky， the wild desert”，费诺罗萨的译文和注解都非常清楚：
荒 城 空 大 漠
注解：desolate castle sky large desert
译文：I see a ruined fortress in a most blank desert.
目的语读者在初次阅读此句时便知这不是一句完整的英语句子。尽管费诺罗萨在手稿中的串解添加了原文所没有的主语及深层次的含义[2]（223），但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庞德并没有遵照费诺罗萨的手稿将此句按照正确的中文语法翻译成英语，而是创造性将这“荒城空大漠”这句诗分割成三个不同的意象并置在一起，将凸显出来的三个独立的视觉意象直接呈现于读者面前[5]（46）。许多评论家指出，庞德这样异化性的翻译并非不理解原文而是有意而为之，其目的就是要将译文最大程度向原文靠近，让目的语读者更接近原文作者，使之领略汉语诗歌所带来的与目的语主流文化风格迥异的异域文本。叶维廉则认为庞德采用这种翻译方式是为了达到艺术效果[6]（195）。诗歌的下半部分“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And sorrow， sorrow like rain. Sorrow to go， and sorrow， sorrow returning.”这句话的翻译中，庞德有意识地忽略了原诗中的“泪如雨”，将其翻译成了“哀哀如雨”，其中的“哀哀”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称为叠字的一种组词手法，既获得了双声迭韵的音乐美，又增强了表达效果，加强作品对读者的感染力与情绪冲击，加深读者对作者及作品的印象。对《古风・代马不思越》这首诗歌的翻译，庞德也采取了相同的异化翻译策略。
庞德《华夏集》中的主题之一便是战争。在这本诗集的战争诗歌中，庞德无论是选材还是翻译策略，都精心、做了安排。选材上，首先选择了体裁上极具异域风格的中文诗歌，题材上则选择与战时欧美人民精神诉求基本相同的诗歌。在翻译策略上，他采用直译的方法，将意象并置、叠字等中国古典诗歌独具的特点介绍到西方，达到了借中国古诗翻译宣扬意象主义的目的，促进新诗运动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韦努蒂.译者的隐形[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2〕赵毅衡.诗神远游[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3〕Pound， Ezra. Allen Upward Serious. New Age. 1914.――.Selected Poems： 1908-1959. London： Faber&Faber. 1975.
〔4〕Jones P. Imagist Poetry M. Harmondsworth： Penguin，1972.129.
战争诗范文5
唐·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凉州词》
唐·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3、《从军行》
唐·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战争诗范文6
（或泪水）
百度定义：由于天然降水和人工灌溉补水不足，致使土壤水分欠缺，不能满足农作物、林果和牧草生长的需要，造成减产或绝产的灾害。
在土地深处我听不到哭泣
泪水远不能涌到泥土的眼眶
悬浮的植物，在天空般的大地
被败落的枝杈或钢筋扎伤
那么多隐匿的缺口
打开母体上的疤痕
在多年不事种植之后
我们疏远了农事和气候，泥土
不再培育泪水和收成
迷失了道路的水，水
不知流向了何方
失收的不仅仅是人类
还有世界。贫病交加的大地
在失守的田园和庄稼面前
挤不出一滴眼泪
濒临死亡的生长
无力追究疾病的源头
更说不出肇事者的去向
如同挥霍者无力追讨的青春
土地一生衰败的秘密
无法依靠泥土来偿还
雨水不再浇灌地面与作物
不断打痛房屋和村庄
冲开肤浅的树木、杂草
引发蓄谋已久的泥石流
导出城市的污水，地底的垃圾
威胁转入防空洞中的人类
我们抓不牢一场春雨的喜悦
更收束不住一场暴雨的肆虐
我还有什么资格流下泪水
一滴水安抚不了河流的哽咽
一场忏悔并不能清除灵魂的污染
大地被蹂躏中脆弱的身体
如同醉生梦死中怀病的人群
药物不足以维持世界的健康
仅可苟延衰亡的命运
在哭泣终至衰竭的一页
我仅能写下这个词汇：旱灾
大地呜咽，泪水全无
暴雨
（或淹没）
百度定义：强度很大的降雨。中国气象部门规定1h内雨量大于等于16mm，或24h雨量大于等于50mm的降雨为暴雨。
暴雨中逃跑的地面
将大水的记忆淹没
我来不及收拾雨具和船只
就在堂皇光洁的城市中
坠入措手不及的混乱及泥泞
天空与云朵失去了预示
雨来路不明，水从地下涌出
让大地蒙受慌乱和屈辱
从持久的旱灾到瞬间的洪涝
暴雨淹没了气候，浸坏了常识
使季节彻底丧失防备
摧毁人类的判断和盼望
一场比一场漫高的洪水
越过了内心的水位
心理的防洪堤和
理智的闸口
我已无力在暴雨中奔跑
绑牢拴住家园的栅栏
大地像一只失灵的贮水器
总是无法安置雨水的容量
暴雨的刻度，在锈掉的基准线
泄漏的饥渴，贪婪的酗饮
和枯竭的源头面前
成为一道失衡的摆设
如同酒后无度的放纵
使享尽愉悦的身体
沦为一具干瘪的皮囊
我们失去了水，水
又被如其来的水，水
在橙色和黄色的交替中
像一场睡眠被耗梦淹没
又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雨
倾倒在我栖居的城市
我来不及想起故乡和远方
就被逼近的惊恐淹没
我还有什么力量探出头颅
一根稻草挽救不了世界的腐朽
一次逃脱承载不起灵魂的负荷
在命运濒临没顶的一刻
我仅能写下这个词汇：暴雨
大地沉沦，淹没归途
内涝
（或沉溺）
百度定义：城市暴雨内涝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
武汉、北京、长沙……
暴雨在城市间轮回
在拒绝灌溉的地表
倒灌街道和房屋
大地缩小，河流滥觞
天空屡屡失禁的泪水
使混凝土修饰的地面
漂荡着大水持续的梦魇
“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
一场大雨看到的真面目
降低了城市向上的姿态
高楼大厦像密集的灯塔
指不出回家的路向
汽车像抛锚的船只
迷失了前进的航道
立交桥像环形的起跑台
但车辆不是轮船或潜水艇
不能成为峡谷中的风帆
天桥犹如一挂挂人造的瀑布
或者一个个遮掩真相的水帘洞
水流停滞的明确暗处
不是风景的凝聚
浪漫的制造，激情的泛滥和
梦境的沉溺
被淹塞的不仅仅是街道
路边的店铺、隐匿的停车场
堂而皇之的候车亭
还有生活和秩序，时间与慌乱
比下水道更要畅通的地铁
抬高出口与入口
抬不高速度和流量
下水道中迟疑的水，水
比地铁的运行缓慢
比地铁的出入口堵塞
如同发生事故的地铁轨道
对人流的影响更为严重
到处都是脏物和污水
城市在暴雨中沉溺
像积习已久的疾病
暴露出头颅的浮肿
如同过度的身体
丧失了自身的抵抗
我还能怎样阻止愿望的下沉
在积水渐至没顶的一刻
我仅能写下这个词语
大地涝积，沉溺难起
冻雪
（或封锁）
百度定义：冻雪犹如冰雪，也是雨、雪、冰、冻的简称。长时间低温、雨雪冰冻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地质灾害、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方面都会造成巨大损失。
雪下过半月，摧毁了一年的道路
大地埋葬了地面，人类失陷于家园
我从未陷入过如此漫长的
冬季与冰冷。手和足
额头与仰望，眼睛与内心
被冰雪封锁的归途和村庄
春运间停滞不前的火车
我时常在春暖花开时离开南方
迷失了归来的时令
气候也像一个落泊的浪子
在经年的沧桑中丧失了伦常
世界长时间的情绪低落
交替着喜怒无常的坏脾气
自然被招惹得连连失控
如同欲望中失禁的人类
戴上魔法女神赫卡忒的枷锁
被封锁的不单是道路
波及远方和大地上的事物
人类的事情。到处都是冻土
不仅仅是积雪的凝固
向上的生长和高处的飞翔
正午压落的树枝、森林和电杆
冻结的水源和思想
还有绝望的围困
入骨的冰冷和僵硬的生活
受损未愈的地面与恐惧
开往下一次春运的火车
去年的冻雪尚未化尽
又一场特大的雨加雪
落在我身体的冰冷部分
在自身持久的灾害中
我感到血液的停滞
呼吸的受阻和咳嗽的中止
理想、热爱的冷却
我还有什么途径发出能量
在冰冷终至僵硬的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