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自古偏居一隅，文化相对落后。但从明初开始，以孙蕡为代表的“南园五先生”(另四人为王佐、赵介、黄哲、李德，又称“南园五子”)在广州南园结社唱和，开创岭南诗派，一跃而成为当时国中五大地域流派之一①［1］，对岭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建立起了岭南文学发展的自信。欧大任在《潘光禄集序》里甚至说“岭南五子”“轶视吴中四杰远甚”。其次是确立了岭南文学的传统①［2］。 岭南后世稍有影响的文学团体，多集于南园，如明中叶欧大任等5人重修南园诗社，明末陈子壮、黎遂球等12人复集南园诗社，清末梁鼎芬、黄节等8人重开南园后社，上述诸家皆为一代翘楚;且每以“南园后五先生”(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梁有誉还是明代复古派的“后七子”之一)、“南园十二子”(陈子壮等12人)、“南园今五子”(李洸、熊润桐、曾希颖、余心一、佟绍弼)等相称，以示文脉相承。岭南文学，自此渐由附庸蔚为大国，如康熙时主盟诗坛的王士祯说:“东粤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3］当代文史大家谢国祯也说:“广东地方虽然僻远，但文化极为昌明。在崇祯间，陈子壮、黎遂球、陈邦彦、欧必元等人，以文章声气与江南复社相应和。”［4］探溯这一光辉的文学传统，我们发现与宋濂甚有渊源，并可以由此进一步探讨岭南文学与江南文学的渊源。 一、何真及部将高彬与宋濂 先从四库全书《广东通志》卷六十《艺文》中的一篇宋濂的佚文《何氏义田遗训记》②［5］1639说起。 文说:何公名真，字邦佐，世居广之东莞，至公始迁惠州。初授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庚戌，移山东行省。越七年，以老致其政。初公追思显荣之盛，由于先世，既于东莞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群祖，复与弟迪谋悉以其先所遗田捐入以祭其祢祖。公犹未惬于心，乃以惠州城西之私第为义祠，并有所私之田百余顷为义田，世俾宗子主祀事。恐族人不知学也，有塾以教之;恐族人不能立也，有粟帛以赈给之，嫁娶葬祭有以助之，疾病疲癃有以养之;惧其久而或失其意也，为书以训之，俾嗣弗坏，而来请记于余。……何真是广东人，从出生到成长及至后来割据一方，均在广东。洪武元年(1368年)，岭南“和平解放”，何真率部归顺明朝。这无论于朱元璋拟或岭南地区，都是一件具有丰碑意义的大事。揆诸当时的形势，朱元璋虽然征服了长江流域的陈友谅、张士诚和方国珍，但元王朝实力尚存，如其军师刘基所言:“王保保未可轻也。”整个西南边陲当时也尚在元室手里，所以黄佐说:“方是时，操斛扬舲之夫，甫统乌合之众，即称帝称王，盖不特张、陈而已。使其为尉佗之业，夫谁能禁之?”［6］《明史•何真传》也说:“时中原大乱，岭表隔绝，有劝真效尉佗故事者。”这一点，朱元璋在何真归顺之后的褒赠之词中也说:“朕惟古之豪杰，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窦融、李勣之属，拥兵据险，角立群雄间，非真主不屈。 此汉、唐名臣，于今未见。尔真连数郡之众，乃不烦一兵，保境来归，虽窦、李奚让焉。”(《明史•何真传》，四库全书本)这等于是间接地予以承认了。所以，朱元璋虽派廖永忠大兵压境，但何真是以逸待劳，无论胜负如何，至少是双方都会付出惨重代价。 这样一来，朱元璋统一全国的时间将被大大延滞。 更令人不愿看到的是，整个江南与岭南的老百姓，将为这场战事付出沉重的代价，后果难以估量。 何真的可贵和不俗之处在于，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赳赳武将。《明史•何真传》说他“尤喜儒术，读书缀文”。他稍有势力时，即开府辟士，与文人儒士交往，明初岭南诗派的五大家孙蕡、王佐、赵介、李德、黄哲皆受礼遇。而这些文人儒士，从文学发展以及儒家的民本立场出发，是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 何真审时度势归顺朱元璋，就颇受这些士人的影响。 据《明史•孙蕡传》，其归顺朱元璋的降表，“曲尽诚款”，即孙蕡所拟。前此明人黄佐在《广州人物传》中对此大加赞扬:“(廖)永忠不戮一人而南海帖然者，蕡之力也。”［7］ 何真所带来的和平，对于岭南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南园五子的交往及岭南诗派的形成与其有相当关系;其次，避免了战乱，为广东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如黄佐所言“元末大乱，豪杰云起，锋镝连海峤，血肉渥草莽，独我南海，赖何真保障，得以奠枕无虞，其功伟矣”;第三，客观上促成了岭南地区长期由地方豪强向士绅治理的历史转折，为岭南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8］ 还要指出的是，何真归顺以后，并未居功自傲，而是“始终一心”。正如他在诗中所言:“鼎沸图存仅十年，平生忠义在安边。英雄不学万人敌，方寸长悬五尺天。宣布曾分南国政，贤劳敢咏北山篇。真心独有松堪比，臣节惟应老更坚。”［9］他的这种坚定的心志，与孙蕡等昔日同乡幕僚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他任山东行省参政时，孙蕡就投诗劝勉:“皇风来播南陲日，开府兼持将相权。千里分封鸾诰下，三珠耀日虎符悬。长怜野日违清顾，且喜恩光照暮年。勋业已成头半白，蒋陵佳气丽中天。//君侯昔在东藩时，英风远略人共知。帐前铁骑金锁甲，腰下宝玦珊瑚枝。将相兼权未足贵，身名两存今始奇。便可临风搔白首，对酒且赋归来词。”(《西庵集》卷五，四库全书本)因此，朱元璋对他是放心的、满意的，“未闻微谴加焉”，一直让其担任山东、山西、浙江、湖广等处参知政事或布政使等镇守方面的重要职务，致仕后还封其为东莞伯，并“予世券”。正如时人所说，在明初朱元璋雄猜好杀、大肆屠戮功臣的背景下，“其生荣死哀，诚非一时诸臣所可几而及也”［6］。由于他的善终，使得与其过从甚密乃至依附其下的岭南五子，未曾牵连受祸，这客观上有助于岭南文学的发展。#p#分页标题#e# 应当说，正是何真的这种政治姿态及其现实的践履，使作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乐于与其交往，并在其致仕之后，接受其请求，为作《何氏义田遗训序》。但是，这篇序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事实上，何真捐作义祠的私第及供养义祠的义田，后来由其子辟为丰湖书室及书室的义田，后人再将丰湖书室发展成丰湖书院。这丰湖书院，乃在惠州城区最佳名胜西湖之上，曾为今日惠州学院所在之地。惠州文脉佳话，因之演为传奇。在这传奇历程中，宋濂又再度影入其间。这一次，是通过其得意门生方孝孺，后叙。 何真亲近宋濂，其部下之士如高彬也努力与宋濂交往，其中介应该是通过孙蕡。孙蕡与高彬同属何真麾下，交往相当密切。据黄佐《广州人物传》(《岭南遗书》本)卷十一《简祖英传》的附传说:又有高彬者，字文质，南海人，何真部曲也。 仕元至万户，佩金虎符。入国朝，乃走江湖为巨贾。征为武职，固辞。久之，把笔学为诗，有奇语。孙蕡称之“晚年日坐一小楼，读《易》不知其身之老也”。 孙蕡《西庵集》中，有多首与高彬往还之作①，在其他诗文中也不止一处提到高彬。在其中一首《寄高彬》的七言律诗中，还有“与君夙有通家好，堂上严亲未白头”句，足见其与高彬关系非同一般。在孙蕡的影响下，高彬与宋濂交往，并请为其父撰写了《南海高君墓铭》［5］1697。 二、何真父子与宋濂门生方孝孺 方孝孺(1357—1402年)，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宁海人。师从明开国第一文臣宋濂，被誉为天下读书种子，是宋濂最得意的门生。洪武间曾任汉中府学教授，蜀献王世子师;外放经历，乃朱元璋对其刻意安排的历练，以便辅佐未来的建文皇帝。朱元璋死后，建文皇帝继位，方孝孺入朝任侍讲学士，为建文皇帝设计了一套复古的治国方略。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攻入南京，方孝孺因拒绝为其起草诏书，被诛连十族，成为明代文化的重大损失。 方孝孺与何真父子的交往，俱见于其因何真之子何奉先之请所作的《丰湖书室序》:某初侍先君守济宁，获拜参政何公于山东行省。公当天下未靖，举南粤数州之籍来献，天子弗劳干戈，全其富庶，乃嘉宠公，赐以玺书，授之大藩。公有德有威，施政发令，风行霆断，人莫敢犯，而所为皆本于宽厚。尤好儒术，平居读书缀文无虚时。孝孺获侍几杖者数月。公每称其子奉先之嗜学，因已知公之有后，而闻奉先之贤。及某居先君之丧毕，来京师，公亦以老致政，居国门南之私第。又往拜焉，而奉先适自粤来省公。公命相与论辨往昔治乱之理……知奉先之果贤不可及，意其为学之功，必有过人者。 已而奉先来言:“居惠尝即惠州之滨为丰湖书室，日讲学其中，士大夫多为诗称其善。诗已联为巨卷，子为我序之。”某于是又知奉先之过人者在是也。生乎富贵而好礼，圣人以为难。彼在周之时，去文、武之化未远，犹若是，况今违圣人二千载。惠距圣人之居六七千里，而奉先不惟好礼，又能浸灌乎问学，沉酣乎仁义，出言制行，郁然儒者，岂易得哉。是可见参政公之教行于家，善格于天使然，非世之徒富贵者比，可歌也。……(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三，四库全书本)方孝孺初识何真于山东。当时，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任山东济宁知府，而何真适由江西调任山东行省参政，是方克勤的顶头上司。方克勤是明朝著名的循吏，事迹载于《明史•循吏传》。方孝孺与何真，辈份不同，地位也相去悬殊，但从序文看二人相得甚欢。方孝孺甚至“获侍几杖者数月”，愿为方氏幕僚或曰私人秘书。这一不浅的情谊，一直维持着:何真致仕京居，方孝孺父亲遭冤杀，居丧期满回京，即往拜访，与其相论历代治乱之道，情志十分契合。 与何真父子的交往，影响到方孝孺对岭南文学的态度。他在另一篇为广东人而作的文章《送梁宏省亲还广东序》(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四，四库全书本)中，极力驳斥人分南北之说，大力为岭南文学张本。 三、孙蕡与宋濂父子及刘基 宋濂与何真的关系先于孙蕡，而与孙蕡的关系也与何真有关。孙蕡是何真所辟之士，宋、何的关系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宋、孙关系，而宋濂与孙蕡的关系最为重要，对岭南文学的影响也最为深远。至于孙蕡之结缘宋濂，在其最初贽见宋濂的诗中已有表白:“惠州枉礼遇，揣己愧明恩。际会幸有时，感激复何言。”(孙蕡《贽翰林宋先生诸老》，《西庵集》卷一，四库全书本)这里“惠州”，当指何真，他们初次见面应该就是在何真府上。 孙蕡，字仲衍，号西庵，广东顺德人，生于元惠宗元统二年(1334年)，早年与好友王佐、赵介、黄哲、李德相聚于广州南园抗风轩，共组诗社，人称“南园五先生”，负节概，不妄交游;何真据岭南，礼遇之。 洪武三年(1370年)举于乡，旋登进士，授工部染织局使，继调安徽凤阳府虹县主簿，其后入京任翰林典籍官，跟随宋濂等参与编修大型韵书《洪武正韵》，后出任平原县主簿，不久受胡惟庸案牵连下狱，罢官还乡。洪武十五年(1382年)孙蕡复出，任苏州府经历，八年后又遭贬谪，远戍辽东;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因曾为凉国公蓝玉题画，坐蓝党案致死。 《明史•文苑》有传，有《西庵集》传世。 前面已经述及以孙蕡为首开创的岭南诗派在岭南文学史上的极其重要的地位与极为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与宋濂甚有渊源。明以前，岭南与内地文化的联系，基本上单向的，主要是为官或贬谪岭南者对岭南士民施加影响，鲜少有岭南士子主动北上游学、返教于乡者。在此背景下，孙蕡景仰并师事或私淑宋濂，自有其一种特别的意义。其时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海外都竞相求阅其文章，孙蕡可以像其他士子那样，虽景仰之，但不一定师事之，之所以师事之，其内在的原因在于双方的文学主张相近。在文化上，宋濂为理学正宗婺学传人，孙蕡也倾心理学。据四库全书总目《西庵集》提要:“蕡著述甚富，自兹集外，尚有《通鉴前编纲目》、《孝经集善》、《理学训蒙》。”可见其理学修为与成就。“其《孝经集善》则宋濂为之序”，也可见出他们在理学上的授受渊源。在文学上，宋濂乃至整个浙东派都倾向于征经、宗唐、得古，以孙蕡为代表的岭南诗派，明显的特色也是标举唐音，诗风雄直，这已成学界的不刊之论。#p#分页标题#e# 渊源既明，下面我们就考察其间的具体情形。 今检《宋濂全集》，孙蕡乃是向宋濂献诗最多的一位，有31首之多。而且从一开始，就表达了对宋濂的崇敬之情。第一首献诗，如前所述，当是在何真府上。如诗中所示，当是宋濂对他这位荒僻之地来的小伙子，不以其位卑名微，而青眼有加，故其感激不已，献诗以为贽，并表达师从之意:依依野田雀，本在桑榆间。深林荫栖息，卑枝覆羽翰。春风照九垓，阳和德泽宽。翱翔宵汉上，乃得随鸳鸯。群公珪璧才，盛世仕明君。出入金门里，百辟同缤纷。显宦极崇高，下顾念斯文。惠州枉礼遇，揣己愧明恩。际会幸有时，感激复何言。斐文谢嘉诲，久敬道弥敦。(孙蕡《贽翰林宋先生诸老》，《西庵集》卷一，四库全书本)在稍后所献的《陪翰林宋承旨游钟山》中，师从意更为明显:天上禅关敞薜萝，每缘休沐得经过。云笼梵宇青莲湿，地接皇居紫气多。甘露结花凝木末，醴泉和雨落岩阿。欲陪谢傅金屏约獉獉獉獉獉獉獉，未解朝獉獉獉簪奈尔何獉獉獉獉。 而当宋濂致仕返乡之际，更再三表明这一层意思:承恩初入词林日，亦得叨陪侍从班。云彩九重开凤阁，天光咫尺近龙颜。彤闱侍读青春暖，彩笔题诗白日闲。此去定酬优老愿，软轮游遍越东山。 一自先生离禁闼，玉堂清致更无人。金莲飏彩初寒夕，燕瘦凝香散暮春。著作有官惟故事，论思此道竟谁陈。青云志气惭悲梗，不觉临歧泪满巾。(孙蕡《饯宋承旨潜溪先生致仕归金华》，《西庵集》卷五，四库全书本)而最集中最直白的表达，见于《送翰林宋先生致仕归金华二十五首》［5］2612。这一组诗，既全面反映了宋濂的志趣与功业，也直白而急切地表白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者孙蕡所想象的关系。其三说:“二十余年侍禁闱，趋朝常早晚归迟。春坊一掬临分泪，记得垂髫受业时。”很直白地将宋濂说成是自己的受业之师。而在受业门生中，孙蕡还认为宋濂对他是青眼有加的:“门生日日侍谈经，独向孙蕡眼尚青。几度背人焚谏草，风飞蝴蝶满中庭。”(其四)因为这种感觉，所以孙蕡对宋濂的致仕十分不舍，不仅说“后学无师误少年”，将宋濂抬到天下师表的高度，更说“在于蕡也更堪怜”，表明一意师宋的坚贞情怀:“联班欲上陈情表，留取先生住讲筵。”(其十九)组诗的余下部分，在全面反映了宋濂的志趣、功业与声名的同时，也表达了一些不同于流俗的意见。 如其五(千载班扬亚六经，先生高步续芳声。高丽日本朝王使，长向仙班问姓名)和其六(万丈文光北斗悬，清名不独域中传。东夷买得潜溪集，已向扶桑石上镌)反映宋濂文传四夷的成就与声名，但其七则说:“头百勋庸列上卿，君王岂是重文名。朝廷礼乐新寰宇，半是先生撰次成。”字面上说朱元璋看重的不是宋濂的文名，而是其礼乐制度的建设。这多少与事实上相违的，这只不过反映了孙蕡和乃师的不得其志的理想，故其十二就说宋濂:“盖世文章未是雄，真纯卓有古人风。”其八说:“几逆龙鳞进治安，朝回只说圣恩宽。小儒日侍丝纶阁，不得寰中奏稿看。”宋濂在朱元璋的雄猜之下，温树自警，自是不会轻逆龙鳞，这也只能看做孙蕡的想望。其十六(山僧野客莫相过，碑板人间刻已多。从此黄庭不须读，自开池水养群鹅)，十七(荣归诏许老山垌，火棘交梨养性灵。秘府图书翻阅尽，却从方士借丹经)，十八(近欲长参不语禅，水云飞尽月轮圆)，均是说宋濂归去，会礼佛崇道，不问世事。不过在其二十又说:“龙江关吏如相识，应止青牛乞著书”，则表示并不希望宋濂就此隐废了文章大道。而有意味的是其十八所说:“惟余一册龙门子，留与西江学者传”，十分看重宋濂的《龙门子凝道记》。这是宋濂46昆明学院学报2012年4月在元时未得志之时著以期将来之用，就像刘基在元末以为其志不得用于今世，而著《郁离子》以传世一样。已入大明，而孙蕡仍戮力表彰，其用意何在呢?应当是为乃师打抱不平也，这在当时十分难得。孙蕡日后竟坐蓝玉党祸而死，草蛇灰线，或许于此已埋。因此，希望当今研究宋濂与孙蕡的方家，对此一关节切不可轻轻放过。这也是笔者撰作本文的用意之一。 宋濂也确曾对孙蕡施以青眼，从其为孙所作《〈孝经集善〉序》可以见出:“东广孙君读(吴文正《孝经注》)而善之，因增以诸家所注，名曰《孝经集善》，而其大义则以朱子及吴公为之宗。蕡通经而能文辞，采择既精，而又发以己意，其书当可传诵，故余为疏历代所尚之异同，序于篇端。蕡字仲衍，洪武壬寅乡贡进士，今为织染局使云。”［5］622 序的口吻，乃前辈为晚辈作，并有明显的揄扬之意:宋濂在序中还得点明孙蕡的来历，表示其尚是藉藉无名之辈;但所作“当可传诵”，而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好，不然不至于不传于世。 孙蕡景仰宋濂，与其子宋璲也甚相得。其《西庵集》卷六有一首《怀朱太史芾宋舍人璲》:“谁怜飘泊向江关，独倚长风忆妙颜。老我黄尘三楚外，羨君华藻五云间。清时步武蜚声蚤，晚岁逶迤奏牍闲。鍾阜冶城苍翠里，何由更得共跻攀。”孙蕡明初与宋濂齐名、同为浙东诗派首领的刘基的交往，文献乏载。不过《西庵集》卷五有一首《奉太史令护军公》:“虞渊捧日帝羽仪，文事武备天人师。笔端词翰河汉决，胸次韬略风云随。邦基肇造古伊吕，谟猷笃棐今皋夔。画图麒麟盟带砺，仙游更与赤松期。”诗虽未明言献给谁，但详诗意，明初做过太史令，而又有开国勋业者，只有刘基。此诗可以见出孙蕡对于刘基的无限推崇之情。 四、李质与宋濂及刘基门生徐一夔 道光《广东通志》和《肇庆府志》都载有一篇标为宋濂所撰的《靖江右相李公墓志铭》，其实即洪武年间曾任桂林府学教授的东莞人陈琏所撰的《故资政大夫靖江相府右相李公墓志铭》，载在其别集《琴轩集》卷九，《国朝献征录》卷一百五、《皇明文衡》卷八十九也均有载。我们感兴趣的是，李质的后人，包括后来方志修纂者，为什么这么容易甚至有意地要去张冠李戴?宋濂与李质的渊源，也将由此谈起。 #p#分页标题#e# 这一方面当是因为李质和宋濂关系原本不浅，二则作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以及以其为代表的浙东学术或更宽泛地说江南文学，在岭南士民中留下了较深的影响。 据《明史》卷一三八《李质传》:“李质，字文彬，德庆人。有材略。元末居何真麾下，尝募兵平德庆乱民，旁郡多赖其保障。名士客岭南者，茶陵刘三吾、江右伯颜子中、羊城孙蕡、建安张智等，皆礼之。洪武元年，从真降，授中书断事。明年改都督府断事，强力执法。五年擢刑部侍郎，进尚书，治狱平恕。 遣振饥山东，御制诗饯之。寻出为浙江行省参政。居三年，惠绩著闻。帝念质老，召还。尝入见便殿，访时政。质直言无隐。拜靖江王右相。王罪废，质竟坐死。”这一篇传记，传递出几个重要信息。首先是，李质既为军阀，亦为文士，这一点是引入本文论述的重要前提。需要说明的是，《明史》本传以及前述黄佐的传记，都说李质是从何真附降朱明王朝，其实李质虽曾为何真僚属，但至元末明初，在岭南的地位亦是一独立的割据军阀。其起身缘由如下:“德庆民何国宾、张宗达倡众为乱，真以兵遣质归，募乡兵二万余，立堡柵于龙冈之上，与陈文仲设策防御。 时官舍民庐俱焚毀殆尽，守令将帅悉付印绶於于质，质亦挺身为经画，朝夕练兵。遣其从子伯豫同总管文仲督募兵討诸贼，悉平之。上连苍梧、象郡，下接三山、九江，皆蒙其保障。”至此割据岭西。对此柯劭忞《新元史》卷二五七《李质传》的说法是:“一时三山、龙潭诸贼，莫能与争。朝廷嘉之，授广东枢密同佥。”以至于连“何真恐质图之，遣其幕士孙蕡说与连和。”而黄佐祖父黄瑜《双槐岁抄》卷一“何左丞赏罚”条引东莞谢用宾京录何左丞真遗事言:“李质据有岭西，真欲并之，以从简谏而止。”黄从简即黄佐的高祖。［10］ 正因为李质作为割据一方的乡豪与军阀，他虽然名义上附从何真降明，而所获得的待遇则近似何真，最后官至刑部尚书的高位。反是，真正的何真的部属，往往只得授较低级官员，例如巡检、百户等。 即使何真本人的子弟，开始也只任低级军职，如其子何贵，只是因为在洪武十六年(1383年)回粤收集旧部有功才得任指挥佥事。洪武五年(1372年)九月，在赈济山东回京后，李质由刑部尚书出任浙江行省行政。浙江行省在当时是朱明王朝最重要的省份之一，而何真也只做到山东参政，由此可见李质的地位与影响。李质赴任，朝官多人以诗文相送者，由于李质的《樵云集》未能传世，具体情形已经不明，而宋濂所撰的《送刑部尚书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参知政事序》，倒在《宋学士文集》《峦坡后集》中保存了下来:大丈夫生于世也，先贵乎立志志。既立不加之以问学，犹玉卮无当其质，虽美弗适于用也。问学既充，不遘其时，犹操瑟立齐王之门，虽有其艺，而三年不得入也。时既逢矣，苟处之闲曹冷局，淹回下僚，犹瞻仰岱岳之巍峨，亦未易叫阊阖而呈琅玕也。古之人，固曰不可企及，亦其全是数者，然后能立事功而垂竹帛也与!晋康李公文彬，器度宏伟，昂然负高志，博习经史，必期明体以达诸用。当是时无有慰荐之者，浮沈府掾中，日以泽物为己任。会海内不静，群盗磨牙吮血，杀人如麻，公集兵二万人，保障封川、肇庆、新昌、德庆四郡，凡十五年，强兵如九江剧盗，如三山龙潭，卒不能犯境。累加以重爵，公惟知恤民为急，而无所外慕，由是荐绅之胜流，岩穴之处士，与夫技艺百工商贾之属，咸驩然称之曰:“活我子女，全我室庐，存我金缯者，其惟我李公乎!”公犹欿然，每以为未足。 及天兵下广东，德庆侯实总戎事，闻公之名，遣使者聘起之。既入见上，署为中书断事官，迁大都督府，持法平允，声誉翕然有闻。寻改小司寇，未几升秋官。又未几，上御外朝，亲擢为浙江行中书参知政事，中外莫不慕艳之。 夫以公之贤，能遭四海雍熙之世，上简万乘之知，入司喉舌，翔翱法从，出镇行垣，仪刑州牧，银章艾绶，蔚乎其光华，画省长棘，俨乎其雄肆，足以行所志，而不负其学矣。大丈夫之际遇有如此者，可不谓之荣乎?抑予闻岭南郡县以百余计，而东广为最盛，其出而仕者未尝无其人，唯张文献公暨余襄公，卓然清风，振起百世。公固广产也，中朝士大夫宁不以望二公者为公望乎?公之往也，推体用之学以施于民，凶奸之未屏也，我则锄刬之，仁化之未孚也，我则宣布之，人风之未淳也，我则移易之，民瘼之未瘳也，我则苏息之，水利之未修也，我则平治之，庶几无负圣天子宠眷之深意。他日良史氏必录公之勋业，焜耀简书，较之二公，未知其孰优孰劣，此盖邦家之荣，非一身之荣也。公其朂哉。［5］710 对比为何真所作之序，宋濂显然对李质的评价要高一些，尽管何真的地位相对更高。而尤须注意的是，尽管二人的功业地位与官品均高出宋濂不少，但作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在为二人写的序中，均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自信与优越:为何真写的序中，仅就何真为祠堂义田之事“来请记于余”而敷陈成篇，毫无恭维之意;为李质写的序，则径从有志于学，逢时而用，勉励李质在新的岗位上有所作为，仿佛言之于后生晚辈;再从文中宋濂说岭南仕宦，自古以来，惟张九龄与余靖可以名世，希望李质他日能跻肩于三，其认为岭南自古人文不兴的心态溢于言表。 李质还曾请宋濂最好的朋友刘基的门生徐一夔写过一篇《德庆府端溪县新建庙学记》(《始丰稿》卷五，四库全书本):……邑人李公质，今为浙江行省参知政事，以其邑建学始末授余请记，余既序其事，且告之曰:“人莫切于务学，而有民社者，亦莫先于兴学。古之人在畎亩则学于畎亩，在山林则学于山林，在渔盐版筑则学于渔盐版筑，固不皆待于上之人也。然而天之生人不能家稷契而人游夏，为之上者，必立学校以教之。故自三代而降，未有舍学校而为治者此也。夫学校兴则民不惑于他道，诗书礼乐之教可讲而明，道德性命之蕴可求而知，而人皆可至于成德达材之地，而后政可成也。皇上龙兴，慨然欲以儒术为治，重念儒效不振，干戈甫戢，亟下兴学之诏，其虑深且远矣。广虽夐在岭海之表，唐宋以来，若张文献公九龄、余文襄公靖，实生其地，声名文物，遂与中国等。圣明之见，视四海犹一家，为守令者，何可以遐陬裔壤而鄙之哉。此端溪之学所以焕然一新于今日也，且异时端溪之士，非有振起之者，而养材积学以待用于明时，如今李公者，且不乏人，矧今县大夫奉宣德意而为此振起人心之具，则夫人材之盛，岂不十倍前日哉。笔以俟之，识余言之不佞也。#p#分页标题#e# 相较李质，徐一夔辈份低了一级，官阶几乎没有(也不愿有)，其姿态仍然是平视的。应当正是基于这种文化上的仰视，李质的后人才愿意张冠李戴将陈琏之文改篡成宋濂之文，同时也见出宋濂对于岭南文学与文化的深远影响之一斑。 五、由宋濂与岭南仕宦的交往看岭南文学与江南文学的渊源 从现存文献来看，明初岭南仕宦与江南文人的交往，多限于浙东之士。这是时势所然，也是岭南仕宦的选择使然。浙东在元末明初是理学正宗嫡传之地，群星璀璨，人才辈出，史有定论。就诗歌创作而言，后世虽有五派之论，然就经史之学，实各区域均难与相抗。再则，即便就五大诗派而言，吴中派既乏老成之士，又早经朱元璋的弹压，声势不浮。其他各派，与浙东相较，直可谓晚辈后生。从何真、李质、孙蕡与宋濂、方孝孺、徐一夔等浙东士人交往中所取的姿态，即可充分说明。孙蕡的姿态，更有象征性意义。因为孙蕡并不仅仅是何真幕下之士，而是代表岭南士人的一股力量。故前述何真当心李质相图时，出面调停的乃是孙蕡。明兵下岭南，主张归附，并亲草降表的，是孙蕡。孙蕡虽是何真门下之士①，同时也不讳言为李质门下之士②［11］。岭南诗风，向以雄直、古雅著称，并将其归之于中原文学的传统。从上述岭南仕宦与江南文人的交往中，笔者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岭南文学的真正崛起，就始自南园五子。此前零敲碎打，不成气候，也不成传统;此后是局面大异于前，文章开篇已有所述。那么，岭南文学渊源考索，重点应从元末明初开始，重中之重是岭南五子及其周围人士———固然也要顾及此前。循此，从上述以孙蕡为代表的明初岭南仕宦与以宋濂为代表的浙东文人的交游考述中，我们可以说，岭南文学的主要渊源，当是江南，而在江南之中，又集矢于有深厚经史传统，主张宗经致用的浙东。相较之下，岭南诗风的雄直、古雅，如孙蕡“五古远师汉魏，近体亦不失唐音”(朱彝尊《明诗综》卷十一，四库全书本)，在当时五派之中，与吴中的相对软媚、江右的偏于馆阁之气、闽中的偏于拟古，更接近以刘基为代表的奇崛雄肆，跨宋元而上的浙东诗风。再则，当时江南作为人为渊薮，文化后起的岭南，寻找一个学习的对象，一个努力的标杆，也是舍江南而其谁。试想明初之所以兴起科场大案，乃因为所取多为江南之士;揆诸当时情形，并无偏袒之处，倒是后来推倒重来，纯出政治的需要。而在文化重心南移江南的历史背景下，真正与中原士人游，不仅无助于诗风的雄直、古雅，相反还增其软媚。这一点，洪亮吉论清初岭南三大家诗已有揭示:“尚得昔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12］邓之诚进一步阐述道:“大均与江南畸人逸士游，未改故步，佩兰与中原士大夫游，俊逸胜而雄直减矣。”［13］ 但是，以学生的心态以江南为师，并不妨碍岭南文学坚守自己的特质。在明初岭南五子的作品中，大量反映岭南风物的诗篇，就是一个象征。对此，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总结道:“百川东注，粤海独南其波;万木秋飞，岭南不凋其叶。生其土俗，发于歌咏，粤之诗所以自抒声情，不与时为俯仰也。”［14］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从此之后，岭南文士的对外交往取向，也多为江南文人，而且常以受江南文人的教诲、品题等为荣尚。陈永正先生的《岭南诗歌研究》，提供了大量此类材料。比如说:惠士奇，江苏吴县人，雍正年间提督广东学政六年，岭南诗人何梦瑶、劳孝舆、罗天尺、苏珥入署从学，人称“惠门四子”，又与吴世忠、陈世和、陈海六、吴秋合称“惠门八子”，具一时人文之盛;杭州人杭世骏乾隆十九年(1754年)任教粤秀书院，与何梦瑶等往还，遍游岭南名胜，作诗500余首，编成《岭南集》;阮元任两广总督，创办学海堂并亲任山长，网罗张维屏、谭莹、陈澧、朱次琦等，岭南文风极一时之盛［15］;尤其是屈大均，在其成长的关键时期，先后得到两位文坛盟主钱谦益与朱彝尊的奖掖，屈大均本人对此也感念不已:“名因锡鬯起词场，未出梅关人已香。” 江南文学固可为岭南文学的重要渊源，岭南文学也在自我的坚守中，不断成长，并反过来影响到江南文学，颇有教学相长，青出于蓝的味道和方面。比如屈大均，先是其以僻处岭南的一介布衣而获得文化中心领袖的奖掖乃至推崇所带来的最重要正面影响，而后却是“三吴竟学翁山派，领袖风浪得两公”［16］，反过来竟影响到江南文学的发展，与江南互为师表了。再如后起的黎简，钱仲联就说:“清中期广东诗人黎简，受浙派的影响，反过来他又影响浙派。有两方面:一方面影响浙西秀水派，但毕竟不同;另一方面影响浙东大诗人姚燮。”［17］因此，在中国文化趋势南移的大背景下，岭南文学以江南文学为师，但又有自己的坚守，并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到江南文学，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的区域间文学生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