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往事范文1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是杜甫《哀江头》诗中的末两句。关于“欲往城南望城北”的解释，虽然历来说法很不一致，但是对于把握杜甫之“哀”至关重要。诗题作《哀江头》，“哀”字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自然也是解决上述纷争的钥匙。从杜诗的行文来看，他“潜行到曲江”，一为“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而“哭”，离黍之感倍增哀情，二为“苑中万物生颜色”“同辇随君侍君侧”的“昭阳殿里第一人”而“忆”，赏心乐事再倍增其哀，三为“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而“泪”，生死别离加倍增其哀，最后为“欲往城南望城北”而“感”，触景生情则更哀。诗的末两句互为因果，将造成“黄昏胡骑尘满城”的结果放在前面，最后指出造成这种结果之原因是唐玄宗“欲往城南望城北”，形象地、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了唐玄宗在天宝末年先是穷奢极欲，继而养虎遗患，最终逃亡的丑行，讽意尖锐，耐人寻味。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是杜甫《哀江头》诗中的末两句。关于“欲往城南望城北”的解释，虽然历来说法很不一致，但是对于把握杜甫之“哀”至关重要 。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云：“老杜《哀江头》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言方惶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然荆公（王安石）集句，两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为误，或以为改定；皆非也。盖所传本偶不同，而意则一也。北人谓‘向’为‘望’，谓欲望城南，乃向城北，亦惶惑避死，不能记北之意。”此解清朱鹤龄从之：“‘黄昏胡骑’二句，放翁谓惶惑失道，正合当时情景；且与起二语相应。”[1]现代一些学者也有采用陆游说法的，或言“欲往城南句，写极度悲哀中的迷辋心情”；[2]或言“这说法比较圆通些”，“作‘忘城北’，或‘望南北’，虽都是一个意思，不过‘忘’字写的是心理活动，既凌虚不实，又显得直陈心曲，反而有矫揉造作之态，都不如‘欲往城南望城北’，写得来比较形象：心里愈来愈迷惑瞀乱了，想走回城南我的下处去；低头走了半天，才发觉我是在望（向）城北的方向走着呢！”[3]
陆游首倡的“惶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的说法却被明胡震亨《唐音癸签》所否定。他说：“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有作‘忘城北’又有作‘忘南北’者，讫无定本。今按曲江在都城东南。《两京新记》云：‘其地最高，四面宽敞’，灵武行在，正在长安之北，公自言往城南潜行曲江者，欲望城北，冀王师之至耳。他诗‘都人四面向北渧，日夜更望官军至’（《悲陈陶》），即此意。若用‘忘’宇，第作迷所之解，有何意义？且曲江已是城南矣，欲更往城南，何之乎？”[4]此说影响颇大，风行海内的《唐诗三百首》注本即采胡氏之解，如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说：“曲江在城南，地势最高。肃宗在灵武即位，地在长安之北。望城北，望王师的北来恢复京师。”[5]现代学者亦有持上述说法的，如萧涤非《杜甫诗选》认为：“欲往，犹将往。杜甫这时住在城南，时已黄昏，应回住处，故欲往城南。望城北者，望官军之北来收复京师。时肃宗在灵武，地当长安之北。旧注云：‘北人谓向为望，欲往城南乃向北，亦不能记南北之意。’杜甫恐不至如此神志不清。”[6]
现代亦有既不同陆氏之说的，又不同意胡氏之说的，如徐仁甫《杜诗注解商榷》就作这样解释：“杜甫家居城南，‘春日潜行曲江曲’之后，自当回到城南。然当‘黄昏胡骑尘满城’之时，心念朝廷，故不免累望城北耳。唐朝廷在长安城北，白居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回车叱牛牵向北’可证（意本陈寅恪说）。杜甫《秋兴》‘每依北斗望京华’，与此同意。‘望城北’三字正表达了诗人忧国之情，绝非心乱目迷的形象。”[7]
如是三种观点，其实都值得商榷。倘说杜甫“惶惑避死之际”竟然不能辨别“孰为南北”，大敌当前，社稷焚毁，人民涂炭，杜甫这样的举措岂不是怕死鬼的形象吗？《哀江头》写于至德二载（757）的春天；在这之前的至德元载（756），长安陷落，“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叛军）”，杜甫从长安逃出“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8]又被送到长安。在兵荒马乱、人命难保的情况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羸服欲奔行在”，其精神和胆识已非常人所具有，却怎么会“惶惑”到连东西南北也不知道呢？既然如此胆小，怕死，“惶惑”，怎么会于此年“今夏草木长”的四月，“脱身得西走”而“麻鞋见天子”呢？难道他不怕掉头吗？所以陆游的“惶惑”说不能令人折服。又倘说曲江“‘其地最高，四面宽敞’，灵武行在，正在长安之北，公自言往城南潜行曲江者，欲望城北，冀王师之至耳”，也似于理不通，诚如傅庚生质疑：“当然，谁也不能说当时老杜不冀王师之至，他是在万分殷切地伫望着的；问题只在这一句诗的原意是否即在北望灵武？以理度之，倘欲北望，在任何高处都可以，何必到南郊高处再隔城以望北呢？眷念官军，心‘向’北方的行在就可以了，何必当真用目去望？灵武虽在北方，相居数百里之遥，定能真个望见？原诗明明说的是在‘黄昏’，既已‘黄昏’，又云‘欲往’，然后再去‘望城北’，还能望见什么呢？”[9]中的之论，解人之未解；但傅先生的结论却回到陆游的“惶惑”说上去，恕笔者不敢苟同。再倘说“唐朝廷在长安城北”，杜甫“心念朝廷，故不免累望城北耳”，也好象有些不近情理处。杜甫“潜行曲江曲”的当儿，“唐朝廷”在长安已不复存在，玄宗蒙幸成都，肃宗即位灵武，“望城北”岂不是空望？何况杜甫对于安史之乱前“唐朝廷”早已心怀不满，颇有讽刺了。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且战慄。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诗用对比手法，极写贵族豪华奢侈，宫墙咫尺，荣枯分明，判然两个世界，稍有良心的朝臣，谁不为之战慄恐惶，这样下去，国家要出乱子的！明刺群臣，实讽人君——玄宗！待到安史之乱爆发，玄宗逃蜀，杜甫更是入木三分地讽刺和揭露昔日“唐朝廷”的荒淫误国：“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北征》）。他寄希望于肃宗，又称快于陈将军（玄礼），就是对玄宗朝廷的鞭挞和否定。足见杜甫“忠君”绝非愚忠，他往往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忠君爱国”。《哀江头》诗中的“望城北”断非诗人“累望”那个玄宗之“朝廷”。
综上所析，前列三说，均不能释笔者心中之疑。我认为诗题作《哀江头》，“哀”字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自然也是解决上述纷争的钥匙。“江”指“曲江”。《太平寰宇记》：“曲江池，汉武帝所造，名为宜春苑，其水曲折有似广陵之江。故名之。”《剧谈录》：“曲江在宜春苑，在汉为乐游园。开元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江头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叶，依映可爱。”这里当是唐朝廷皇室贵戚游宴享乐文人学士赏景览胜之地，据傅庚生先生考证，杜甫那时可能就住在长安城南，朱雀街东的地方，常在这里盘桓。[10]诗人“潜行”到此，“本哀贵妃，不敢斥言，故借此江头行幸标为题目耳”。[11]杜甫面对“国破山河在”的惨景，回顾昔日繁华热闹胜地，抚今追昔，意多哀悼，通过对比，触景生情，旨在揭示出国破家亡的根源，实由于玄宗朝廷的骄奢荒淫，统治者以“明眸皓齿”化作“血污游魂”而自食其果。这“哀”颇有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谓“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恨”的意思，就是说“哀”而含怨，“哀”而含刺，即“过伤心之地，《江头》定激哀衷”。[12]《杜诗博议》的作者云：“赵次公注引苏黄门，尝谓其侄在进云：《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歌》费数百言而后成。杜言太真被宠，只‘昭阳殿里第一人’是矣。言从幸，只‘白马嚼啮黄金勒’足矣。言马嵬之死，只‘血污游魂归不得’足矣。按黄门此论，止言诗法繁简不同耳；但《长恨歌》本因《长恨传》而作，公安得预知其事而为之兴哀？《北征》诗‘不闻殷夏衰，中自诛褒妲’，公方以贵妃之死，卜国家中兴，岂应于此为天长地久之恨乎？”[13]所引苏辙之论，颇能启发人。但是他否定杜甫由玄宗的荒淫误国而预知唐王朝之兴衰是失之于对诗人的全面了解，仍然视杜甫为“愚忠”，实在太遗憾了。其实在苏辙看来，《长恨歌》和《哀江头》所写的是同一题材，只是白居易侧重于纪事，杜甫则侧重于抒情罢了。但是却都写了悲剧主人公的形象，或恨或哀，不无黍离之悲。不过白居易之恨“既有男女风情的寄托，也有感伤世事的同情，是寄托和同情所编织起来的对悲剧人物的讽怨”，[14]带有中唐文人普遍的社会心理；杜甫之哀纯粹是清醒者对盛极而衰的现实的埋怨、讽刺和批判。苏辙肯定的是杜甫“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的行文之道，欣赏的是杜甫“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的大手笔，是那种跌宕跳跃、挫顿有致而“转折矫键略无痕迹”的抒情风格；他认为白居易那样“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则是极笨的法子。[15]应该说，“纪事”以“词气”为主，“注波蓦涧”，不怕顿转间断，固然可以收到极佳的艺术效果，但不能认为详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的写法就很不好。可是苏辙这种比较法给我们以很重要的关键性的引发：既然《哀江头》的题材跟《长恨歌》相同，既然杜、白同写悲剧主人公，则笔者则认为“欲往城南望城北”恐怕就不是诗人的形象，而是悲剧主人公之一—唐玄宗的形象了。
首先，从杜诗的行文来看，他“潜行到曲江”，一为“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而“哭”，离黍之感倍增哀情，二为“苑中万物生颜色”“同辇随君侍君侧”的“昭阳殿里第一人”而“忆”，赏心乐事再倍增其哀，三为“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而“泪”，生死别离加倍增其哀，最后为“欲往城南望城北”而“感”，触景生情则更哀。“哭”的“忆”的“泪”的“感”的是诗人，而所“哭”的所“忆”的，所“泪”的所“感”的当是悲剧主人公——杨、李。而且就这首诗而言，制造悲剧的责任杜甫认为应由李隆基来负。诗不言哀但以哀字贯穿始终，笼罩全篇很切题，很有现实性，很有时代感，他绝不是抒发自己陷于叛军的个人哀怨，而是以眼前景联想到唐皇室，联想到整个国家。读者到此，不禁发问谁把国家弄到这地步？前人有悟出其中道理者，如黄生《杜说》所云：“此诗半露半含，若悲若讽，天宝之乱，实杨氏为祸阶，杜公身事明皇，既不可直陈，又不敢曲讳，如此用笔，浅深极为合宜。”且云：“善述事者，但举一事，而众端可以包括，使人自得其言外，若纤悉备记，文愈繁而味愈短矣。”[16]这是很得诗人之意的。 其次，考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唐纪三十四至德元载》：“（哥舒翰）麾下来告急（指潼关失守），上（玄宗）不时召见，但遣李福德等将监牧兵赴憧关。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惧。壬辰，召宰相谋之。杨国忠自以身领剑南，闻安禄山反，即令副使崔圆阴储侍，以备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国忠集百官于朝堂，惶惧流涕；问以策略，皆唯唯不对。国忠曰：‘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仗下，士民惊扰奔走，不知所之，国忠使韩、虢入宫，劝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无一二。……是日，上移仗北内（玄武门内）。既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外人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独与贵妃及亲近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及至马嵬兵变，贵妃赐缢，国忠被杀，“丁酉，上将发马嵬，朝臣惟韦见素一人，乃以韦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将士皆曰：‘国忠谋反，其将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请之河、陇，或请之灵武，或请之太原。上意在入蜀，虑违众心，竟不言所向。韦谔曰：‘还京，当有御贼之备。今兵少，未易东向。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上循于众，众以为然，乃从之。……已亥，上至岐山。或言贼前锋且至，上遽进，宿扶风郡。……辛丑，上发扶风，宿陈仓。……壬寅，上至散关……丙午，上至河池郡。……”[17]恕笔者繁引史料，因与“欲往城南望城北”之解关系重大。当“胡尘轻拂建章台”的时候，“圣主西巡蜀道来”（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这个逃亡天子李隆基原来是“然之”杨国忠“首唱幸蜀之策”，即决定“千乘万骑西南行”（白居易《长恨歌》）；不料马嵬兵变，“虑违众心”，以采纳韦谔“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的建议为幌子，宿“扶风”上“岐山”“宿陈仓”上“散关”“河池”绕了个大圈子，最后还是到了蜀地成都。上述所经之地如“扶风”“岐山”，均在长安城之西北，玄宗意在逃往长安西南之成都，都围绕经过长安西北州郡，岂不是“欲往城南向城北”吗？“北人谓‘向’为‘望’，谓欲往城南，乃向城北，”把“向”释为“望”不是更顺理成章吗？可见杜甫诗中所写的，乃是史实。诗人“潜行”于“曲江”，看到眼前“黄昏胡骑尘满城”的情景，当时“九重城阙烟尘生，千骑万骑西南行”的惨象一幕幕出现，自然又想到“欲往城南望城北”的唐玄宗。这样的狼狈下场难道不可哀吗？当年“霓旗下南苑”的威武一去不复返了，只落得绕道奔蜀，逃命，“明眸皓齿”的贵妃，也只剩下“血污游魂”。“江草江花岂终极”，这衬托之笔，极言花草无知，年年依旧，蒲柳自绿，又何足怨呢？倒是“人生有情泪沾臆”，“此恨绵绵无绝期”啊！这也就是杜甫“哭吞声”的原因所在。真可谓‘黄昏胡骑’二句”才真正“含当时情景且与起二句相应”。杜甫挖掘重大的历史题材，以哀情出之，既总结了亡国教训之痛，又表达了自己爱国之忱。以笔者拙见，诗的末两句互为因果，将造成“黄昏胡骑尘满城”的结果放在前面，最后指出造成这种结果之原因是唐玄宗“欲往城南望城北”，形象地、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了唐玄宗在天宝末年先是穷奢极欲，继而养虎遗患，最终逃亡的丑行，讽意尖锐，耐人寻味！在仅有的二十句诗中，熔“纪事”“抒情”于一炉，诚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又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前人把它跟脍炙人口、千古不朽的《长恨歌》作比较，不是没有道理的。[1]
所以《哀江头》末两句可散绎为：暮夜降临，叛贼在长安城内烧杀掠抢，闹得乌烟瘴气，血腥满城。一年前，皇帝玄宗“千乘万骑西南行”的惨象似乎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这绕道逃亡的血的历史可千万别重演了，“欲往城南望城北”的历史悲剧多么悲哀啊！我只盼望早日收复长安，快点结束战乱，“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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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黄生.杜诗说，清康熙三十五年一木堂刻本.
江南往事范文2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该是江南，“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该是江南，“路尽隐香处，翩然竹海间”也该是江南，“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犹是江南，江南是温柔的星月夜，也是轻灵的雨打芭蕉，是接天莲叶与映日荷花的完美配合。
无疑，江南景美……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温柔细语来自江南，“浅眉如柳，风敛舞衣，闲向杏花池”的嫣然淡笑来自江南，“暮春四月，踏花归去马蹄香”的浪漫也来自江南，“山鸟似欲啼往事，桃花依旧笑春风”桑田阡陌中的桃花源往事亦来自江南，江南是鱼米飘香，是竹林深处人家，更是夜色中的小桥屋檐。
是的，江南人更美……
景和人以一个真善美的姿态和着远古的江南丝竹唱响了一曲和谐。江南，于我们，真实却也不真实。她是真切存在的，她蒙着神秘的面纱带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想望和梦幻。小巧玲珑的江南用她的多情和妩媚演绎了一个真善美的神话。
烟花三月的扬州，可比西子的西湖，水韵悠长的周庄和乌镇，杏花，春雨，小桥，流水，江南拥有了数之无穷的代言者。我想，江南不仅仅是江南了，她更是一个心灵的栖息地，她给予了我们宠辱不惊的平和以及心旷神怡的飘逸。
后来，水墨江南失去了她的原色，江南迷失了，迷失在现代化的气息中，高楼林立取代了竹林云海，高架和柏油路取代了小桥流水，采莲戏水的默契和俯身采茶的笑语渐渐遗落在无情和冷漠中，淡了，淡了……
江南往事范文3
江南水乡，我心中永远的梦境，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小时候，就梦思江南锦绣，闽南 大地尽收今时浩荡星空。
绍兴，黄酒苦色清纯绵长；长江，滚滚的连绵千里遥月，黄浦江畔的不夜之景，让人浮想。京杭，大运河的红楼琴曲让人回想，江南，梦之故乡。
烟雨楼台，影叠清山绿水间，永远都是绽放于心中，一束素洁高雅的木棉花。梦；从来都是走进水乡，却又从来都未曾相识。江南，我走不出那一份恒久的记忆。。。。。。
我，一个北国的鹰枭，向往江南的风雨。终于，梦圆了江南！
烟雨楼台，小桥流水，青山江流，寻雅风古，古木添香，石桥檐角，红墙绿瓦。
那一份在雨中打着油纸伞姗姗而来的唯美，小桥边静听古筝声声碎，丁香花一样的少女柔媚中轻轻走过……………
在我的记忆中形成了一幅优美的江南水乡画卷。
多少年的风雪，挥之不去往事的记忆，如石碑文字一样，雕琢在心的热土之上，每每梦中走进江南水乡，唐诗宋词的浸润，又无形无影呈现在眼眸中。
江南往事范文4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国的地理格局就像一个不规范的围棋盘。在这个不规范的围棋盘上，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是其四边，中原为其中央腹地。
中国的地域虽然辽阔，但在历代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却主要是上述九大地域。大体上分布在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上。
这里所说的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是指在历代战争中，上述九大地域的重要性往往关系到天下的统一与分裂、关系到一朝一代的兴与衰，或者，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关系到中原政权的存与亡。
古人贯讲“山川都会”。一般说来，在那些既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又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的地方容易形成战略要地。
几列东西向的山河与几列南北向的山河纵横交错，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中国地势三级阶梯大体上呈东北----西南向分布。其中，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的一系列山脉----北起燕山，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册，接桐柏山、大洪山，再转向鄂西、湘西山脉而接云贵高原----为中国的东、西部之间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南北之间也分出几个层次，其主要的分界线则为长江、黄河、淮河及秦巴山地，此外，中条山、大别山也赶到了补充作用。
这几列纵横交错的山河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些地理单元的腹地一般都有一定的空间容量，有险要的山脉或者江河为之险阻；有大大小小的江河周流内外，既是这些地域内部流通的运输线，又将不同的区域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乃是区域之间战略关系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
山脉和江河的战略意义各相同。山脉的意义重在阻隔，而贵在有孔道可以通行；河流的意义重在流通，而贵在有据点可以扼守。
一般说来，山地的断层地带或者江河源流穿切山岭所形成的河谷低地便于作为穿越山地的交通孔道。如关中四塞、太行八陉所扼通道及穿越秦巴山地的几条栈道便是如此。江河主要是作为人力、物力运输的交通线。以江河作为险阻，还须在那些重要渡口或支流与干流的交汇处建立据点，以确保对这些江河的控制。如黄河的孟津和蒲津、长江的瓜洲渡和采石渡、淮河的颍口、涡口、泗口等处，便都伴随着重要军事据点的形成。
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则易于在纷乱的局面中建立根据地，形成局部的秩序，积蓄力量；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则便于向外部投递力量，便于向外扩展，也便于介入全局。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大都拥有这些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并不全是按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来划分，而是主要是考虑到它们在军事地理的格局中以其地形、地势的原因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它们在历代战争中也的确显示出了它们作为一个个独立单元的地位。其中，关中主要是指陕西省的秦岭以北部分；汉中地区则因其相对独立，单独作为一个战略要地；东南主要是指江苏、安徽两省的中南部；中原则主要指河南。其它几地则基本上同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在称法上，关中和中原都沿用了古代的称法，因为这种称法本身就极富战略色彩。
在上述几大战略要地的，有一些地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地位也很重要；但由于位置的关系，这些地域险要的山川固然保护了自己，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它与外部的联系，妨碍了它对于全局的全面介入，因此在历代兴亡中，对于全局未能显示出决定性的意义。当然，近代以后，中国的国防形势发生变化，它们在军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所变化。
在这个棋盘型格局中，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分处其四角。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般都有比较优越的山河形势，有相对稳固的后方和可以凭恃的山川险阻，能够一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态势；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足以供养、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易于形成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势力兴起之初，占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据地，从容经营，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
关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淆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有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地势上，关中对东部平原地带呈高屋建瓴之势。关中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谷关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通道；武关控秦岭东段之险，扼守着关中东南方向的进入通道；散关扼秦岭西端之险，控制着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咽喉；萧关扼陇山之险，守备着关中西北通道。四塞险固，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以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从而使关中具备一种能进能退、可攻或守的态势。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北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居庸关、山海关、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几条交通孔道。太行山脉为河北的右侧翼的重要屏障。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等关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脉的往来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对于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地区与游牧经济的塞北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来自中原的挑战时显得为尤重要。 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南北对抗，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下连吴越，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对抗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刮洲渡，分处建康（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强对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分别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北岸分别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和历阳（今安徽和县），都置兵戊于守，立为重镇。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经营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战略意义。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钟离（今安徽凤阳）和寿春（今安徽寿县），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江苏淮安）和盱眙。寿春正对颍口（颍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颍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涡河之冲。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水运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以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随着南北力量的消长变化，其攻守之势也随着而变化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南北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前沿。
四川居长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的每个方向，都是崇山峻岭，其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孔道。两个方向的往来孔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由重庆东出，经三峡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节（古夔州）为其门户，矍塘关（亦称江关、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大抵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此处。在重庆与成都之间，又有几条江河水路相连通。
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四角地位以形成，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条件，即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然条件优越，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够储粮养兵，供养、支撑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虽不如现在，但河北特别是河北北部拥有一种比较好的在内地与塞外之间、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贸易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跟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发展，到南朝时，在中称为“厥田下下”的东南扬州地区已呈现出相当繁华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时起，东南财赋便为关中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必仰仗东南，也经营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四川盆地在历史上每被称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长江及其众多支流冲积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于农业生产；加上四川及其周围地区物产丰富，因此，四川地区每被赞为“民殷国富”。
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业。但要统一天下，仅有地理条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整合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是进取天下的社会基础。在分处四解的几大战略要地中，建立于关中和河北的政权都曾经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历史上的全国性政权也大多定都于此二地；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对峙之局，而少有统一天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多为割据政权，而没有一个政权曾统一过天下。究其根源，都可从这些政权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中探寻一二。
一个地域能否兴起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这个地域的民风、社会文化特色及其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自商鞅变法，秦人以耕战为本，遗风流披，影响深远，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秦汉时期即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北朝后期，鲜卑军事贵族与北方汉姓土族结合，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河北自战国时起便一直是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自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权相当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游牧民族所建，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够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这样，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宜于征战的天性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军事上令汉族难与争锋。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这样，在东南地区与中原之间没有那种地方文化与中心文化区之间的差距。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遂构成东南政权的重要基础。在北方沦亡之后，乔迁到东南的政权大多能凭借这一点整合南方社会，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外，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乔迁政权本身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所以，立足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四川的政权大多为客籍集团所建，客籍集团是他们割据四川时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团与四川本土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为历代据蜀者一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权的内部力量。此外，四川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历代据蜀者易于养成一种政治上的“盆地心态”，安于偏霸，安于割据，不思进取。这大概是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从没有完成过统一天下大业的重要原因吧。
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分处四边。四边之地，一般也有比较险要的山河形势，但这些地域综合条件不如四角。它们都夹在两角之间，彼可以来，此可以往，既是双方联系的纽带，又是双方对抗时争夺的焦点。其地形特点也与它们的地位相符，既有供双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险要；而且，它们与中原之间有比较捷近的通道。兴起于四角的政治势力，要想摆脱割据一隅的偏霸局面，向外扩展，必先争两翼，控制夹该角的两边。
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具有枢纽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体是由东西两侧的山脉夹中间一系列珠状盆地构成的。东面太行山脉构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昌梁山、中条山与黄河一道构成关中的东部屏障。山西境内山河分布错综复杂，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珠状盆地。这些盆地地形都相对封闭，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在这些小区域内，分别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它们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山西的山河形势使山西具有一种极为有利的内线作战的地位。山西地势高峻，足以俯瞰三面；通向外部的几个交通孔道，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这是山西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枢纽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础。匈奴刘汉灭西晋之战、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和五代政权的频繁迭兴均能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山东地形的意义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显得尤其突出。山东地形的主体是鲁中南低山丘陵，三面都是平原，东面为渤海和黄海所环抱。山东的一些重要军事据点基本上分布在鲁中南低山丘陵的四侧，大都依山临河，控扼一方。黄河在北方地区东西纵贯，为东、西部之间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纵贯，为南北之间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开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开凿，便能连能长江和黄河，从而起到沟通南北的作用。山东便处在这两条大动脉交汇的位置上。另外，胶东半岛为古代海上运输的一大中转地。山东在南北之间尤居枢纽性地位。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连接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正处在山东的监控之下，所以山东地位举足轻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东而打开大都门户、“靖难之役”中朱棣以跃过山东而南下金陵，尤能显现中国政治重心东移之后，山东在南北争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长江中游，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湖北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从而形成它“用武之国”的战略地位。从湖北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是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游之间对抗，则湖北可阻遏川中势力之东出。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但在江南政权内部，荆襄地区却每每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常给东南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另外，从湖北藉汉水北上，还可经略中原，进图北方。襄阳、武昌、江陵湖北境内的三大重心，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顾祖禹在谈到它们的战略意义时精辟地论道：“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屏护上游。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西晋灭陈、北宋灭南宋，局面均自荆襄上游打开。转贴于 秦岭和大巴山脉夹汉水河谷构成汉中地形的主体，两列山脉平行耸立，东西延绵，汉中便夹在它们之间。秦岭东端有武关，西端有散关，另有三条谷道，可为汉中与四川之间的通道，它们是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在汉中与四川之间，也有两条谷道穿越大巴山脉：金牛道和米仓道。汉中夹在关中和四川这两个上游地区之间，利害关系的胶着程度远非东部的淮河所能比拟。淮河南北尚有广阔的地域可作回旋，在汉中地区则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南北双方在汉中地区一时的得失往往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在汉中地区经营的得失，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汉中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汉中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西汉水河谷低地提供了一条由汉中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四川，自关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四川却较易。这就给在汉中、关陇一带的角逐者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蜀汉北伐多出祁山即是出于这种思路。若由汉中地区向东南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形成“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三峡或潼关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汉中从侧翼打开僵局。出汉中从侧翼撕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是蒙古攻金之战；出长江与出汉水相配合以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典型史例是战国时秦攻楚之战。
无论是哪个角的政治势力，在两翼经营的得失，都足以决定其兴衰，足以决定其能否摆脱偏霸格局，向外扩展。经营好两翼，以守而言，可以巩固其防守态势；以攻而言，可以包圈中原，进取天下。
对于关中来说，汉中和山西为其两翼，尤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对于河北来说，山西和山东为其两翼，亦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因为北方的争雄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雄，山西像一个楔子楔入关中与河北之间，双方在山西的角逐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东南来说，山东和湖北为其两翼；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其中湖北以其据长江上游之势而尤为关键。对于四川为说，汉中和湖北为其两翼；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才称稳固；据江陵可全据巫山之险，守汉中可人据大巴山之险。其中，汉中以其据地势之上游而尤为关键。
中原处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四通八达之地，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势与周围地域息息相关。中原有事，必涉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响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者难。
在历史治乱、分合的交替变迁中，在从治到乱、从合到分的阶段，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据四角山川险这地者常易；而在从乱到治、从分趋合的阶段，只有走出四角争中原者才有机会争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则终难摆脱偏霸局面。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进取天下，中原为必取之地；安定天下，中原为控御中枢。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
就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中原地区大体上又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件，显示不同的战略意义。这四个区域是：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
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北面黄河横亘，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洛阳城即位于其中。山脉环绕，形成险阻；河流上下周流，可与外部联系。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三川河谷的山川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经由汝河河谷的往来通道、？辕关（今巩义西南）控制由颍河方向来的通道。三川河谷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东西关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关中，往往藉三川河谷以衔接东西。
南阳盆地像是关中、汉中、湖北与中原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从全局的角度看，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襄阳和南阳分处于盆地的南北两端，这两座重镇的形成代表了南北双方在这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南北对峙时，南北双方往往各据襄阳和南阳而分享南阳盆地。在东西之争中，无论是入攻关中，还是自关中东出，南阳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河南东南都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主要是淮河及其支流。在黄河与大别山之间，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涡河、颍河、汝河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成扇形展开。这些河流的源头都深达中原腹地，下流汇入淮河，因而成为中原与东南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路。南北相争，这些河流每为双方战守之资，由中原趋江淮而临东南，由东南出江淮而图中原，都可藉这些河流为运输线。自中原南逼江淮，由汴、泗二水南下，可趋泗口，略淮东方向；由涡、颍二水南下，可趋涡口、颍口，略淮南方向。此外，这片地域南倚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屏护着中原的南侧翼。
河内地区处太行山与黄河之间，北倚山，南阻河。山地关隘为往来孔道，黄河渡口为南北津要。太行八陉中第一陉轵关（在今济源市西北），为山西西南部与河内之间往来必经之路；太行第二陉即秦汉时的太行道，上有天井关，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为山西上党与河内之间的咽喉。河内与洛阳之间的主要通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河内地区在山西与河南之间、在关中与河北之间都是往来的要冲。在河内与山西之间，太行关隘是是攻守的要点；在河内与河南之间，河阳孟津是攻守的要点。河内地区在东、西部之间与是往来要冲。从河内入轵关、经蒲津可趋关中；从河内循太行山东进，可趋河北。
在整个棋盘型的地理格局中，如果说中原是其中央腹地的话，那么，洛阳则是这个围棋盘上的天元。历史上，许多政权曾经洛阳为都城。洛阳虽号为四方之中，其形势之间却在。所谓洛阳的，可从几个层次去说，第一个层次是三川河谷的诸险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龙门等；第二个层次即为河南的四境，即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再加上三川河谷西北崤函之险，这些地域是中原与其四方的联系通道；若将视野再放大些，则其可延及关中、河北、东南及荆襄等大的战略要地。洛阳便处在这几层的包围之中。中原的位置和地理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原攻守形势的特点。攻取洛阳，进取中原是一种由外向内的层层递进；中原防守的经营则是一种以洛阳为中心、由内向外的层层辐射。
至于在一种大型对抗如东西之争和南北对峙中，中原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横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蹭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对峙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对峙，中原都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通常，一个统一的王朝因积弊太深而瓦解，天下便随之分崩，而演成群雄逐鹿的局面。历史遂在混乱中酝酿新的统一。
逐鹿虽在中原，真正能参入逐鹿的群雄，却多不起于中原，而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起于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先据有一到两个角，积累力量，继之以向两翼扩展，然后，向中原发展，进取天下。
秦、西汉、隋（隋因袭的成次可追溯到西魏和北周）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由关中进取天下，以秦的统一开其先例，且其进取天下的历程亦最典型，西汉、隋、唐的统一，大抵循秦之故辙：其根基在关中，扩展在两翼，决战在中原。
东汉刘秀则开创了由河北进取天下的先例。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先据河北、河内作为根基，次取河南，据洛阳，立为都，然后，遣将四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元和清都起自塞外，入主中原后，也以河北为其根基。
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统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平定江南之后，兴师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人包卷河南，取河南之后，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四川处西南之角，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在历史上未见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这另有原因，后面会详细讨论。
据有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据一方，称雄一时。当统一的条件不成熟时，据四角之地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业。以魏晋南北朝这段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例，这段时期内建立的割据政权大多是在关陇、河北和四川，尤以关陇、河北为多。建立于关中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秦、西汉、新（王莽）、隋和唐外，还有绿林更始政权、赤眉政权、十六国时的前赵、前秦、后秦、夏（赫连勃勃）、北朝时期的西魏和北周、唐末的大齐（黄巢）、明末的大顺（李自成）等政权。此外，在丧乱之中，东汉和西晋政权也一度迁移关中。更不用说那些更小短暂割据的群雄，如唐末的李茂贞、元末的李思济等等。
建立于河北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元、明、清外，以燕、赵命名的政权就有多个。以燕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燕、秦末的燕（韩广）、西汉初的燕（臧荼）、东汉初的燕（彭宠）、十六国时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后燕、唐末的燕（刘仁恭）等等。以赵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赵、秦末时的赵（武臣）、楚汉之际的赵（赵王歇）、十六国时的后赵等等。此外，还有十六国时的魏（冉闵）、北朝时期的东魏和北齐、隋末的夏（窦建德）等等。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有春秋时期的吴、越、三国时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宁、齐、梁、陈、唐初的吴（先后由李子能和杜伏威所建之吴）、宋（辅公？）、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吴越、南宋、元末的周（张士诚）、明（初期）和太平天国等等。
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中，虽未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但是，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会不出现独立的割据政权。在四川建立的政权有战国时的巴和蜀、东汉初的成家政权（公孙述）、三国时的蜀汉政权（刘备）、西晋末的成汉政权（李雄）、东晋时的蜀（焦纵）、五代时的前蜀政权（王建）、后蜀政权（孟知祥）、北宋时的蜀（先后有李顺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四边之地虽综合条件不如四角，但纷乱之际也易于凭借其地理形势形成割据势力，建立割据政权，而且，因其与周围地区联系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像山西、山东这样的地方。山西处关中、河北之间，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数民族容易透入造成影响尤大。山西的割据政权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所建。历史上，在山西建立的政权倾覆中原政权者屡见不鲜，如匈奴刘汉之亡西晋、后唐之亡后梁、后晋之亡后唐，等等。山东地处南北之间，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更是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联系的衔接地带，割据山东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
随着历史大势的演变，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有变化的。中国政治重心自西向东的移动趋势即说明了这点。政治重心处于关中的时代，关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来，在经历了一段摇摆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这一变化给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如在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湖北是西北与东南之间衔接的纽带，地位比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后，随着关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东则成了南北之间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的枢纽，地位举足轻重。
江南往事范文5
听了许多对江南的描述，我对江南有了几多印象。第一印象便是平静。平静的湖水，清澈见底，侧下头，似乎能闻到水的甜美。平静的山，平淡静立的山，无崇山峻岭，但倚着水，水面上映出山的倒影，山上的那些翠绿，十分平常，但认真欣赏，多了几分素雅，多了几分美好，多了几分惬意。平静的民居，平素雅静的民居。山水衬人文，在如此美的意境下，宁静的小村庄，显得多么舒适，多么文雅，多么有意境。
江南的一切被渲染上墨，是一幅平静，静止的画；是一幅令人神往的动态画。
我之所以把江南美景比喻成墨画，是因为我经常把墨与江南联系在一起。江南，在我的遐想中，第二印象便是拥有淡淡墨香。江南是我的梦中仙境，在梦中，江南的水，被渲染上条条墨迹，但墨与水是完全分开的。滴滴清水的声响，与淡淡的墨融合在一起，显得清新，清爽，清闲。一丝丝感觉透入我心。江南的山，染上了层层浓墨，浓墨翻滚在各处，几只云雀在闲游，刹时间，江南一片翻腾着香墨，那墨，渲染江南，美好得令我几乎神往。
江南往事范文6
关键词：园林空间；江南园林；设计要点；作用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 A
一、江南传统园林的文化背景
传统园林在空间设计中往往还运用到诗文的欲扬先抑、欲抑先扬、对比等手法，增加空间的韵律感，人们在游览传统景观时，往往会有如阅读诗文般的优美感受，这也就是传统园林中所包含的“诗情”。园林艺术由于受到了绘画、诗词和文学方面的较大影响，自然而然就充满了诗情画意，而文人士大夫寄情于山水的隐逸思想，也为传统园林奠定了独特的生活思想基础。在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思想影响下，文人崇尚自然，在艺术的创作过程中表现出了不拘泥于事物本身，而重在“写意”的基本原则，从而做到寄无限与有限之中。这种艺术创作特点使得传统园林在追求自然美的过程中，形成了本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主要特征，从而在有限的园林空间中，创造出无限的自然观赏乐趣，达到“小中见大”、“咫尺山林”的艺术效果。
二、江南传统园林的空间特质
（一）、模糊的空间
江南传统园林空间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其空间界定的不明确上。空间之间不做完全的隔离，而保证最大程度的交融和连续，从而使空间之间相互流动与渗透。江南传统园林空间，没有明确的空间界限，没有起点，没有终点，不受礼数的限制，只求传神达意。在整个园林空间中，各个空间的界定是模糊的，往往都是你中有我，大量的建筑、墙体、山石、植物，都具有“透”和“漏”的特点，因此通过他们所分割的空间并不是独立的，模糊的分隔使空间之间保持着某种联系，因此被分割的空间本身也带有了模糊的特点。
（二）、延伸的空间
江南传统园林的空间范围是有限的，然而其追求的却是无限的自然，这种思想在园林空间中，很大程度表现在与周围自然环境的融洽关系上。在“虚实相生”的理论指引下，通过“虚空”而获得空间上的延伸感，突破有限空间的限制，达到与自然空间的无限融合。江南传统园林虽然都是在高墙深囿之中，但是却善于利用周围的景色而扩大本身的空间，将有限的空间延伸到无限的自然之中。
（三）、流动的空间
传统园林的这种流动的空间特征，实际上与西方近代建筑所推崇的“流动空间”理论十分的相似，这种观点认为，并不能用单独的静止的眼光去看待空间，而应将其作为一种运动着的力量。在空间的设计手法中，应避免各个空间之间静止的体量组合，而追求空间的连动性。通过有方向性的动态的引导，从而增强空间的流动之感。
（四）、隐喻的空间
中国式的传统园林空间，总是会采用隐喻的手法，而以感性的思维方式体现空间的价值，空间表达是感性而抽象的。中国人倾向于通过直觉感知来认识事物，通过关联性的思维认知过程而对空间进行扩展。所以在传统造园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实体空间而表达的精神内涵，是通过直觉感知认识事物的一个空间体验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