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过:“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同理，我们现在研究鲁迅，也适用这个原则。鲁迅的很多文学作品，只要仔细分析一番，不难看出早年学医对他的深厚影响。 鲁迅说他写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最终“弃医从文”了，但他并没有真正将“医”抛弃。他走出解剖室，从解剖肉体转为专门用笔来解剖中国人的灵魂。 一、每迅深厚的医学功底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鲁迅只在日本仙台学过医，并没有毕业，对医学的钻研谈不上有多深。 其实不然。1899年元月，鲁迅从南京水师学堂转人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呐喊•自序》)学了三年后，于1902年元月毕业。这是鲁迅初次接触西方医学。但他并不是泛泛而学，他学得很认真，很投入。有例为证:1929年7月，鲁迅写了《“皇汉医学”》一文(载《语丝》，收人《三闲集》)，借《皇汉医学》一书的广告，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政权后掀起的复古倒退逆流，其中又提到了《全体新论》，并在致江绍原的信中指出，转载时要在“括弧中《全体新论》下”添人“等五种”三字。别小看这三字，陈邦贤所著《中国医学史》，只说到“英人合信氏来粤，著西医论略，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全体新论等书”，仅四种。而鲁迅却说有“五种”，还有一种是什么?据考证，《中国历代医学大事年表》中“公元一八五O—一八五八”条下有这样一句话:“合信氏译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书。”原来还有一种是《博物新编》。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当年对这五种书都是用功学习过的，以至27年后，还有深刻印象。 鲁迅正规、系统地学习西方医学，始于1904年。是年9月，鲁迅人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 他之所以选择学医，是“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从《藤野先生》中可知，鲁迅在医专学习了“骨学、血管学、神经学”、“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霉菌学”等专门课程，而且成绩很好，藤野先生对他十分欣赏。如果鲁迅坚持学下去，以后很可能成为一名杰出的医学家。但他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首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906年3月，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弃医从文”了。 但是，鲁迅此后并没有真正将医学抛弃。他从日本回国后，先后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生理卫生课教员。由于有深厚的医学功底，他的讲授深人浅出，颇受学生欢迎。据许广平回忆，在上海时，“鲁迅常常和周建人先生相见，兄弟俩在茶余饭后，总有谈话。谈话内容，其中就会从植物学谈到《本草纲目》或其他中医如以生草药治急病见效等的。鲁迅非常称赞《验方新编》上的一些药方，曾经亲自介绍一位朋友用它治疗孩子的庙病。他自己曾经生过”抱腰龙“的病，在乡间也用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好了。 每逢追忆，就很可惜因当时年青没有记下药名来……”(许广平《略论鲁迅对祖国遗产的一、二事》)鲁迅晚年，他一直抓紧时间翻译日本著名的药物学专著—《药用植物》，显示出渊博的药物学知识。临终那一年，此书终于得以出版，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在骨子里，鲁迅还是一位医生，还念念不忘他的医学普及。 二、鲁迅学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鲁迅学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主要体现在对艺术方法、艺术风格和题材的影响上。下面试以小说和杂文为例分开论述。 (一)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早年学习解剖学所养成的一丝不苟、明察深思的科学态度，穷根究底、对症下药的工作方法，对鲁迅小说创作的表现方法有深刻的影响，这就是将如实地描写人生与改造人生的目的结合起来，对文学创作采取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绝不容许任何对生活的粉饰，对作品中人物的廉价的抚慰和宽容。他完全象一个娴于手术的老练的医生，绝不因病人叫痛而放弃手术的彻底性。例如，在《阿Q正传》中，鲁迅严厉地写出了阿Q的精神重负。阿Q无论在欢欣的时候或痛苦的时候，他的表现都是阿Q式的，都是束缚自己觉醒的一种精神状态。鲁迅后来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特征时说:“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那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在我们看来，鲁迅现实主义也有这样的特点，象狂人、孔乙己、阿Q、祥林嫂、魏连受、子君、涓生，他们的灵魂都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拷问过。鲁迅的笔，宛如一把锋利无比的灵魂解剖刀，穿透各种人物的外表形象，开掘出人物灵魂深处的埋藏，表露出人物内心深处的风暴或波澜，矛盾和斗争。他对生活的开掘，常常深人到中国古老历史的最深层。《狂人日记》中的“吃人”道德，《阿Q正伟》的“精神胜利法”，它们所包孕的内涵，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哲学的。 鲁迅在小说中常常不愿停留在对眼前生活的摹写，因为生活的底蕴有它发展的径路，就象人体解剖有自己的筋络一样，于是便追踪着生活的脉络，走向历史;又超越历史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走向哲学。#p#分页标题#e# 读鲁迅的小说，就象看医生给病人动手术一样，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给人剔肤见骨、追魂摄魄的震撼。 由于鲁迅能以医家的眼光看问题，所以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在研究中国的国民性即民族性时，说到中国由于等级制度和阶级压迫，统治阶级意识和旧的文化传统，小农经济和异族人侵，遂使大多数人身上承受了各种各样的重压而变成“情神上的畸形。”(参见《鲁迅书信集•致尤炳析》)在生活充满缺陷的时代，指出那缺陷乃是第一位的工作，正如对病人来说诊断是第一位的工作。鲁迅作为一位有深厚医学功底的文学家，表现那个时代的“病态”和“畸形”，是他的拿手好戏。 于是，我们看到，鲁迅最初创作小说时，选材大多和医学有关。例如:他1918年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描写的是一位患了“迫害狂”的精神病人;《阿Q正传》里的阿Q，据现代医家分析，也是一位因社会重压而患了“轻度精神病”的变态人物;《长明灯》描写了一个被人认为“疯子”的年轻人，不顾封建势力的欺骗和迫害，坚持要熄灭象征旧传统的长明灯。 下面试以《狂人日记》和《白光》为例证之。 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对于“五四”时期进步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运动，都产生了划时代的重大影响，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它的耀眼的艺术光彩。小说主要通过狂人对周围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揭露“封建制度和礼教制度的弊害”。 小说的主人公狂人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具有独特性格的狂人。狂人时刻思考着，而且富于联想，这是狂人病态心理特征之一。他从怀疑别人“逼我自栽”想到“吃人肉”，从“吃人肉”想到“海乙娜”，又从“海乙那”想到狼，由狼想到赵家的狗和为他看病的医生，再由医生想到合伙吃他的大哥。狂人这种联想对于精神正常的人来说，根本不可能发生，然而对于狂人来说是符合他的思维活动规律的。狂人“语颇错杂”，他把徐锡麟写成“徐锡林”;把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所写的人肉可以治病的事说成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把春秋时期易牙蒸子给齐桓公吃的故事，误记为给莱封吃。因此，狂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念头，都带有明显的颠狂成份，都是一般颠狂者具有的心理特征。 从医学的角度来考虑，一个狂颠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有它的来龙去脉，即使是极其奇妙的想象，也都可以从中寻找出未曾狂颠时的思想活动的痕迹来。狂人在发病之前，思想倾向比较进步，对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有所怀疑，有所揭露，但他的斗争得不到人们的支持，相反却遭到迫害，得了“迫害狂”的病。因此，狂人的性格，一方面具有一般狂颠者的心理特征，另一方面又透露出他的反封建精神;狂人的语言，句句是疯话，但又显示真理的光辉。由于鲁迅曾经学过医学，对于狂颠者的心理状态能够从医学的角度进行科学的剖析，因此能够真实地表现出狂人的这种心理状态。可以说，没有他早年学医的经历，就不会有这篇名作的问世。 1922年的《白光》，写出了主人公陈士成因落第而发疯的经过。他因第十六次县考落第而变得神经错乱。小说从主角看榜写起，“脸色越加变成灰白，从劳乏的红肿的两眼里，发出古怪的闪光”，“只见有许多乌黑的圆圈，在眼前泛泛的游走。”“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象受潮的糠塔一般，刹时倒塌。”刚进房门“却看见满眼明亮，连鸡也在笑他。”月光冷冷的照在他身上，无边的寂静包裹着他。一道由他思想幻化成的“白光”软软地来劝诱他，“不是也终于在这里吗?”他狂喜，恐惧，张惶失措。这道诡秘的“白光”，在黎明之前把他引到城外的万流湖里，连身后的衣裤也被剥光，赤条条地离开这个世界。 对这篇小说，唐搜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充分肯定了医学知识对鲁迅创作的帮助:“鲁迅运用早年获得的病理学上的知识，以及自己对社会分析和精神解剖的稀有的才能，细致地描绘了他的主角……以集中的憎恨轰炸了这个吃人的制度”(唐搜:《白光》和《长明灯》) (二)对杂文创作的影响 早在六十多年前，唐嫂在《鲁迅的杂文》一文中，就很中肯地指出过:“在南京矿路学堂里开始学取科学的方法，观察事情，分析事物;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里实习解剖学，以医学者的解剖态度，解释批判人生。这些教养，存储在他的每一个细胞里，使他的杂文愈见其泼辣，深刻，令人信服地发挥战斗作用。”“鲁迅是学医出身的，一枝‘金不换’，对他正无异于解剖刀，他栩住了，仔细地分析，疏解，批判。并不立刻致人于死命，却要细细地碎割……因此，鲁迅的杂文往往是极多顿挫的，旁敲侧击，常能收匹马轻取之效。”总之，学医培养了他科学的精神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论敌的要害。同时，层层剖析，将论敌批驳得体无完肤。“泼辣、深刻”，“极多顿挫”，是学医对鲁迅杂文创作风格的最鲜明的影响。《“友邦惊诧”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春末闲谈》等名篇，都充分体现出了鲁迅杂文的这一特点。 在本节中，笔者想重点论述的是，鲁迅怎样通过对医学知识的辩证运用，加强了杂文战斗的锋芒和克敌制胜的威力，使文章更有说服力，更有可读性。下面试分类说明。 一是番迅常用病理学上的名词和术语来打比喻，通俗易谧.形象生动，增强了表现力。这类例子随手可拾。例如: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坟•写在<坟>后面》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p#分页标题#e# 《且介亭杂文•序言》即使是动物，也怎能和我们毫不相干?青蛙的脚上有一个霍乱菌，蚊子的唾液里有两个疟疾菌，就说不定会钻进谁的血里去。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象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 《集外集拾遗•做“杂文”也不易》我的坏处，是在论时率不留面子，贬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例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伪自由书•前记》 二是运用医学知识来类比说明道理。在《准风月谈•由聋而哑》里，作者写道:医生告诉我们:有许多哑巴，是并非喉舌不能说话的，只因为从小就耳朵聋，听不见大人的言语，无可师法，就以为谁也不过张着口呜呜哑哑，他自然也只好呜呜哑哑了……但绍介国外思潮，翻译世界名作，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 此文运用医学上“由聋致哑”的知识，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大搞文化封锁，制造文化沙漠的卑劣勾当和险恶用心。 三是通过对医药知识的介绍来揭示客观规律。 他在《南腔北调集•经验》中写道: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 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史的经验，这才能够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我们一向喜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过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种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 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这么一想，这事情可就大起来了: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了对症的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的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记录，后来逐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而且这书中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刺伯人的经验，有印度人的经验，则先前所用的牺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本草纲目》总结得出的结论，特别是关于毒药的结论，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关于这一点，鲁迅在《伪自由书•推背图》里写道:“……得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本草家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字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性命的了。”四是用医学知识来解释人们不易明白的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 1927年9月，鲁迅在广州作了一次著名演讲，即《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从这篇精彩的演讲稿中，可以分明看出鲁迅渊博的医学知识及这种学识对他创作的极大帮助。不妨摘选几段: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还配点别样的药……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朝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日“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无利。因为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日“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吃了散之后，……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履。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衣服宽大，不鞋而履，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五是运用医学知识进行巧妙的推理，妙趣横生。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是一篇揭露、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宣扬“中庸之道”为其法西斯统治遮羞的战斗性很强的杂文。其中对“孔夫子有胃病”的推理，妙趣横生，在令人忍俊不禁中狠刺了敌人。他从孔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为了容易消化，“不撤姜食”是“省不掉暖胃药”，推测出孔子是得了胃病。为什么呢?请看下面这段分析:倘说:坐在家里，不大走动的人们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游列国，运动王公，该可以不生病症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错误。盖当时花旗白面，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紧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车两马。#p#分页标题#e# 胃里袋着沉重的面食，坐在车子里走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就被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时时作痛;每餐非吃“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该是“胃扩张”;那时候，则是“晚年”，约在周敬王十年以后。推定虽离奇，但并非无稽之谈。言之成理，分析成据，信笔写来，令人折服。若非医家，岂能出如此妙论?这段幽默的文章，不仅十分形象地活画出了孔子晚年栖栖逗逞东奔西颠的狼狈相，且于诙谐之中巧妙而尖刻地抨击了出卖国家主权换取美国剩余物资的可耻行径，也给国民党反动派大搞“尊孔”一记响亮的耳光。鲁迅的医学功底在此又大大发挥了作用。 六是运用医学知识揭礴了封建社会的凶残、愚昧。 鲁迅逝世的前一年，在一次大病后写了《病后杂谈》:也还是为了生病的缘故罢，这时就想到了人体解剖。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却怪得很，故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象古人早懂得T现代的科学。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是叫“幽闭”，……那办法的凶残，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但妇科的医书，几乎都不明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 这段文字，作者运用他解剖学上的知识，对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凶残，进行了人木三分的鞭挞，对医学上的愚昧、不求上进也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因为能以医学家的眼光来看问题，就更内行，更有力，他的优愤也更加深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