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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从农神社会向农商社会的转变

2013-07-19 14:26 来源:历史研究论文 人参与在线咨询

在阶级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个人或个体发展史,归根到底就是血缘政治与身份政治作为这个“关系网络的小结”的斗争史,只不过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程度罢了。由于生产力水平制约,农业成为“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由于所处独特地理位置,中华民族生存地域实际是一个封闭环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农业文明。这种文明延续了五千余年,直到辛亥革命时期才发生革命性变革。了解了这个大背景,我们认为,从个人或个体发展史的角度,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经历了农神社会、农本社会和农商社会三个发展时期。

一、第一个时期,农神社会时期

时间从远古传说时期至秦朝灭亡。农神社会,就是神权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社会。这是一个氏族血缘政治发生、发展和衰亡的时期,是个体身份政治逐步发展、最终消灭氏族血缘政治的时期。秦朝建立是个体身份政治发展的成果。据说,远古时期,“民神杂揉”,“家有巫史”,“民神同位”,颛顼作为氏族首领不能容忍这种现状,“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于是,神回归天上,天人相分。人们想要见到神灵或得到神灵启示,只能通过巫、史等专门从事联络神、人关系的特殊人物。从此,社会对神的信仰便成为一种社会对于统治的权力,社会进入神权统治时期。夏人“事鬼敬神而远之”。商人狂热信奉神权,巫、卜史等连接神、人世界的祭祀人员地位崇高,可以左右王朝决策,纣王相信自己“有命在天”至死未悟。周人从纣王败亡认识到“天命靡常”认为只有“敬德”“保民”才能江山永固,这实际是以人事解释天命,是把“敬德”“保民”上升到“天帝”地位,祭祀仍然是国家头等大事,但已更多地偏向祖先崇拜,其实就是把自己祖先当作神,周朝的神权统治,是通过天人合一实现的。

春秋时期,人们公开质疑神权统治。郑国子产认为“天道远”而拒谈。孔子也“不语怪、力、乱、神”。到了荀子时候,人们已经只承认自然之天,强调人完全可以“制天命而用之”。这种天人观念的完全合一,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完全摆脱了神权统治,天帝观念渐渐淡出政治领域。农业把生产者固定于一定地域,形成以一定地域为活动空间的氏族血缘社会。氏族社会拥有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首领只能由氏族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旧首领的职位交接实行禅让制度,等等。颛顼不准民神同位,绝地天通,就是由自己垄断神权,神化自己统治。这是氏族内部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开始。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氏族血缘政治时期。

这个时期可以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氏族血缘政治发生和形成阶段

时间从三皇五帝至禹时期。按《史记》系年,颛顼是“三黄”之一黄帝之孙。尧属于黄帝第五代孙,两人都属于“五帝”中人。当时人寿命不长,以尧在位28年传舜、舜在位28年传禹的概率计,尧在位距离黄帝在位百年左右,距离启尚不到百年。由此而言,从黄帝脱离史前时期进入文明时期,到启建立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不过二百年左右。这个阶段,氏族血缘社会居于主导地位。舜很有号召力,“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因此尧的首领职位就传给了舜而没有传给尧的儿子丹朱。同样,禹有治水大功,人们就不选舜的儿子而选举禹成为氏族首领,等等。但是,氏族血缘政治已经形成。比如,鲧受尧命治水失败被放逐羽山,最后死在那里。舜诛四凶,禹杀开会迟到的防风氏,等等,表明此时氏族社会公共管理已经具有国家公共管理性质。当然,私有制已经形成了。瞽阴谋害死前妻子舜,就是企图把家产传给后妻子象。禹之所以千方百计把首领职位传给儿子启,就是因为他非常清楚首领职位会给家庭带来许多好处。

(二)氏族血缘政治发展和繁荣阶段

时间从夏启立国至西周灭亡。启分天下为九州,设九牧,收贡赋,“作禹刑”,“大人世袭以为礼”氏族“公天下”变为父子“家天下”,已经建立了真正的国家。商灭夏,建立“予一人”专制统治实行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的血缘政治体制。所谓宗法制,就是商王把自己儿子区分为嫡、庶两部分,确立嫡长子王位继承制,其余均为宗子。宗子中又区分大宗、小宗,依次享受不同权力和待遇。所谓分封制,就是嫡长子在继承王位后对于宗子分封,使他们享有相应的以国土为主要标志的权力和待遇。西周建立后,周公制礼作乐,把商朝宗法制和分封制更加完善化为等级制。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大宗维翰”,“宗子维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等等,都不过是商朝氏族血缘政治的继承和发展罢了。

夏启在征服有扈氏后把他们罚作“牧竖”强迫他们“牧夫牛羊”可见战俘就是奴隶。在征服有扈氏战前动员会上,夏启威胁部众如果他们作战不努力就处死或罚作奴隶可知本族成员一旦成为罪犯等等也可能变成奴隶。奴隶的本质特征是没有生命保障,随时可能成为祭牲或殉葬。平时他们充作劳动力,归属于特定家庭。五个奴隶价值大约相当于一匹马加一束丝。他们也反抗,追求自己作为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但由于居住分散等原因只能是个体斗争形式,无法与强大的氏族血缘政治相对抗。除此以外的所有人都由于血缘关系而成为本氏族或氏族联盟成员,具有“国人”身份。国人不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向执政者提出执政建议,而且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执政队伍甚至执掌国命。伊尹作为陪嫁家臣不仅执掌国命甚至放逐国王,傅说是一位建筑工人最终也成为执政者。他们的经历典型地说明,氏族血缘政治使得国人身份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充分实现。

(三)氏族血缘政治衰亡和个体身份政治发展阶段

时间从平王东迁至秦朝灭亡。平王迁都洛邑,占地仅方圆六百里左右,过了百余年,又下降到不过二百里左右,仅仅与最小诸侯国相当,穷到向诸侯讨乞过日子。诸侯实力强大,纷纷争霸称王。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纷纷执国命,废立国君无常。氏族血缘政治秩序被完全打乱。周朝赖以存在的氏族血缘政治渐趋消亡。

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夏启以前,土地毫无疑义属于氏族公有。夏启立国,他由氏族首领变为国王,氏族公田也就转变为王族公田。国王通过政治权力掌握全国土地所有权,把土地按照血缘关系层层分封给各级贵族。各级贵族通过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把土地分给本氏族的下层国人或奴隶耕作。周朝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就是承继了夏、商以来的王族公田制度,仅仅由于历史发展而形式稍有变化罢了。所谓“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就是这种王族公田制度的具体实施。世卿世禄制度就是建立在王族公田制度上的氏族血缘政治具体体现。显然,这种制度下土地是不能买卖的。

但是,至少在西周共和执政时期,土地就已经可以公开自由买卖了。当时一个叫裘卫的人用玉石等换取大量土地。莫非王土的“田里不鬻”制度破坏。随后的周宣王宣布“不俢籍於千亩”废除籍田典礼,建立在公田基础上的世卿世禄制度也随之动摇。到了春秋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率先通过国家法律承认土地私有化。再后来,秦国商鞅变法开阡陌,重刑赏,不仅把土地私有化基础上的农业作为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更把土地私有化作为奖励耕战的最大动力。氏族血缘政治的经济基础实际已不存在。终于,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氏族血缘政治成为历史。氏族血缘政治强调尊尊、亲亲即所谓“义”。统治者的利益诉求如世卿世禄等等被“义”掩盖。厉王“好利”公开把原来属于氏族公有的山林川泽霸为己有,不许氏族成员樵采渔猎,引起国人暴动。厉王被流并死于彘。后来,幽王烽火戏诸侯而被杀死于骊山,此后,诸侯蜂起突破尊尊、亲亲等血缘关系争地以战争城以战,真正揭示了“春秋无义战”本质。义利之争已不可避免。所谓百家争鸣,说到底不过是义利之辩。要言之,儒家重义,属于血缘政治派。墨家、法家、农家重利,属于身份政治派。道家重自然,偏重身份政治。诸如此类。平王东迁以来,血缘政治已呈衰亡之势,儒家主张难免逆潮流而动,孔子周游列国如同丧家之犬。反之,铸刑鼎,筑金台,李悝、吴起之徒,苏秦、范睢之属,则朝秦暮楚,择善而从,奋其智能,风云社会。

如果说春秋时晋国赵鞅在战前誓师是奴隶解放的第一声号角,那么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则是奴隶解放的总动员令,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解放运动就此展开。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追求自己作为个体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作为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总结说,血缘政治本质上也是重利政治,父母之所以重男轻女就是重利典型。重利乃是人性使然,当时之世乃是“争于气力”的时代。这种对于身份政治的颂扬当然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最后,秦始皇以焚书坑儒极端行为宣布了身份政治的胜利。

二、第二个时期,农本社会时期

时间从西汉立国至五代后周灭亡。所谓农本社会,就是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因而崇本抑末的社会。这是一个礼教政治发生、发展和衰亡的时期。也就是皇帝血缘政治逐渐程式化、礼教身份政治逐渐从官僚社会走向民间社会的时期。唐天宝年间礼教政治开始衰亡。

任何社会只要有分工就必然有交换。所谓交换即是商业,差别仅在于程度之间。春秋以前,人们不轻商。范蠡助越灭吴后功成身退就是以商为业。子贡作为大弟子也因经商成功而受到孔子夸赞。真正从理论和制度上以抑商为国策,是从商鞅开始,到韩非便公开提出“农本”、“工商末”口号。西汉初贾谊、晁错等人把重农提到至高地位。汉武帝独尊儒术尤其是重商代表桑弘羊被处死后,“天下以农桑为本”就成为历朝治国理念。

崇农必然重土。这个时期统治者均十分重视直接生产者土地问题。董仲舒在提出独尊儒术治国方略同时,就提出了“限民名田,以瞻不足,塞兼并之路”土地方案。汉时实行一夫五口,“治田百亩”的十一税制度,甚至力图贯彻孟子“五亩之宅”、“八口之家”理想。这种制度被称为均田制,是反对土地兼并、因而有利于直接生产者个体小农的。西汉末年王莽“王田”制改革,东汉末年“张鲁试验”,归根到底都是这种均田现实的理想化。西晋占田制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等等。这种以丁计田收取实物地租的方式与北魏、隋、唐实行的均田制度本质完全相同,差别仅在数量之间。北魏实行均田制,乃是北朝学习南朝经济、文化结果,体现了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大融合趋势。隋、唐作为北朝入主中原,将这种大融合成果推广于天下,更推动了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大发展。总之,无论限田制、占田制还是均田制,都是一种平均主义土地制度,本质上都是保障个体农民能够拥有均平的一小块土地以发展生产。在当时,这种土地拥有方式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恰好是相适应的,因而不仅推动了两汉社会发展,更促进了南北民族社会交融,待到唐开元年间,终于迎来了中国古代农本社会繁荣发展盛世高峰。

农民拥有均平的小块土地后,其社会地位和身份本质上即已实现,所以能够安于现状过一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所谓天高皇帝远,所谓桃花源,都是这种生活的理想反映。一旦土地兼并出现,这种生活就被破坏。因此土地兼并激烈之日,也就是农民反抗激烈之时。这就可以理解,黄巾大起义为什么恰恰发生在东汉末年土地兼并最激烈时候,西晋占田制破坏殆尽时社会大动乱就开始了。同时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隋末战争破坏如此严重社会如此凋敝,仅仅经过短短的二十余年恢复就迎来了贞观大治,仅仅百余年就把社会推向了堪称当时世界第一的繁荣盛世。

秦始皇确立了皇帝郡县制度,即皇帝制度和郡县制度的结合。所谓皇帝制度,就是家天下制度。秦始皇希望家天下传之万世不绝,当然只能依赖血缘政治。但他在实际行政过程中又采取焚书坑儒、不封儿孙等激烈措施极端否定血缘政治。汉承秦制。刘邦认为正是秦始皇对于血缘政治的否定导致了秦朝二世而亡,因而他在残酷诛杀功臣异姓王同时大封刘姓诸侯王。皇帝制度演变为皇帝血缘政治。待到汉武帝独尊儒术,皇帝血缘政治得到君君、臣臣社会伦理秩序的理论论证和认可,从此成为天经地义,无人可以变更和否定。朝廷延续只是血缘承继,朝代更替不过是各种花样翻新的“禅让”结果。皇权变成一种至高无上自我封闭运行的程式化政治体制,中国古代社会也就发展成为一种皇权统治下超稳定共同体。

作为一种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度早在春秋初期就已出现。公元前688年,秦伐邽、冀戎,占领后设县。同年,楚灭申,设县。以后各国设县设郡者渐多。当时目的仅仅是便于国君对于新占领地区管理。直到公元前514年晋国灭大夫祁氏和羊舌氏,将两族采邑改设为十个县,郡县制才具有否定采邑制意义。采邑制是周朝血缘政治产物,是用人唯亲。郡县制则是用人唯贤,因而是身份政治体现。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实际是给予天下人才以追求自己社会地位与身份的空间。汉承秦制,把这种皇帝制度统治下的身份政治演变成为皇帝血缘政治统治下的身份政治,导致了以后二千年官僚队伍内部直接或间接、公开或隐蔽、流血或不流血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成功者所谓立身扬名风云历史,失败者难免身败名裂甚至抄家灭族,实质都不过是皇帝家天下的维护者或牺牲品罢了。

大字不识的雇农陈胜竟然胸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鸿鹄之志”“不读书”的市井小混刘邦也发出人生在世就应该象秦始皇那样活着的豪语同样“不读书”的项羽也说自己可以取秦始皇而代之。这一切均表明当年秦始皇以身份政治激发的社会解放运动是多么深刻而彻底。正是这场深刻而彻底的社会解放运动,激励着陈胜、项羽和刘邦等人奋起而亡秦族。汉兴后,刘邦首先从政治上解放奴隶、约法三老,力求满足直接生产者身份政治要求,然后通过“叔孙礼乐萧何律”等血缘政治手段对于身份政治追求进行抑制。但是,吴楚七国之乱等事件表明,众建诸侯的旧血缘政治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皇权要求。待到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全面推行礼教政治,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就真正开始了。

所谓礼教政治,就是根据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克己复礼”理论,标榜以孝治天下,力图建立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血缘社会伦理秩序。它是先秦时期血缘政治和身份政治的扬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血缘关系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身份的重新解释与规定。由于礼教政治的实现,强化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于人们社会存在的作用。

这个时期可以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礼教政治产生和实现阶段

时间从西汉立国至东汉灭亡。董仲舒认为,明主临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汉朝统治者深以为然,甚至以礼教约束自身言行。班昭以后宫宠妃身份亲自撰书为女性提出礼教言行规范。朝廷通过乡举里选等途径察举孝廉秀才、征辟贤良文学,在为中下层人才提供实现身份政治机会的同时,把教化落实到基层。如,王祥因孝行感人被举荐入朝为官,朱买臣因为通经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等。社会由此渐渐形成尊孔读经、孝悌相尚的良好风气。士人群体甚至出现举案齐眉佳话。甚至王莽以新代汉和平过渡成功,主要也是通过礼教政治途径。

由于实现均田制,国家采取抑制土地兼并政策。除武帝征匈奴和东汉立国两次不太长的战争时期外,广大人民尤其农民基本安居乐业,社会呈繁荣发展趋势。人们在物质身份政治要求实现后自觉地向着精神身份政治要求发展,礼教政治正是从血缘关系的意义上为其指明了现实可行的方向,因而很快就形成礼教社会潮流。民间涌现二十四孝之类许多感人故事,东海孝妇故事甚至感动上天。皇帝血缘政治渐渐成为自我封闭运行的程式化体系。王莽新朝覆亡与刘秀东汉复辟,皇帝血缘政治实际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桓、灵年间朝廷公开卖官鬻爵,贪污遍地,宦官弄权,党祸惨烈,但皇位依然稳固。献帝实为傀儡,但仍有“令诸侯”作用,枭雄如曹操也不得不屈尊俯事。礼教政治君君、臣臣的社会等级伦理为君、臣设置了双方无法逾越的制度和道德规范。

(二)礼教政治发展和繁荣阶段

时间从三国鼎立至唐开元年间。三国鼎立,战祸惨烈,生灵涂炭。所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何谈身份政治?待到西晋统一后实现占田制,后来晋室南移偏安江左,人民生活渐趋安乐,出现“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田园诗般生活场景。再后来,随着北朝实现均田制,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因时制宜继续发展,广大人民生活渐趋富裕,“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甚至出现押解官私纵重刑犯人归家省亲、约定日期自回长安服刑而无一人爽约的千古佳话。广大人民礼教身份政治本质上充分实现。

司马父子篡魏立晋,直接亵渎礼教政治,在官僚尤其士人群体造成极大意识混乱。由此形成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否定和反抗礼教之流。流风所及,世风骤变,玄风大行,清谈成为时髦。自魏以九品中正制选人任官,上品无寒门,下层身份政治之途被阻遏。世族占据高位,“以空虚宏放为爽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风俗淫僻,耻尚失所”无礼教政治可言。与此同时,北方却在通过礼教政治加速自己社会发展。待到北魏孝文帝改革,打击门阀世族,礼教政治重心已经由南方移向北方。唐太宗完善隋炀帝首创的科举取士制度并确立为治国之长策,辅之以重修族谱等等,九品中正制度成为历史,世族受到制度建设的沉重打击,从此走向衰亡。科举制为广大读书人尤其寒门士子提供身份政治通道,激发了他们指点江山、风云历史的书生意气,寒门士子作为群体从此走上历史舞台。

(三)礼教政治衰亡和蜕变阶段

时间从唐天宝年间至五代后周灭亡。天宝年间,农本社会的农、商矛盾渐趋激烈和表面化。安史乱起,农本社会繁荣不再。朝廷与藩镇之间,藩镇与藩镇之间,朝廷、藩镇与社会之间矛盾越来越尖锐,战争频仍,民不聊生。总体上社会无礼教政治可言。终于,黄巢起义爆发。这是一场社会追求身份政治与皇帝血缘政治的全面较量,意味着唐朝作为一种旧的皇帝血缘政治的消亡。由于礼教政治代表以清流身份被投诸黄河浊流,也标志着农本社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礼教政治作为一种统治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束。一直到赵宋立国,伴随着整个社会始终无序的战乱,礼教蜕变为理学。于是,理学作为意识形态统治社会的时期就开始了。

三、第三个时期,农商社会时期

时间从宋朝建立至清朝亡。所谓农商社会,就是农商并举但实际重商轻农的社会。这是一个理学政治发生、发展和衰亡的时期。皇帝血缘政治理学化和身份政治纲常化,使得理学政治阻碍着历史发展。唐玄宗开元年间,百姓由于殷富就已在日常生活中开始拒绝实物交换到了天宝年间更是钱重物轻。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在日常生活中地位提高意味着商业地位提高。德宗建中二年实行两税法,以“财富为差”取代“丁身为本”,以货币税取代实物税,国家通过立法正式承认商重于农。但在治国理念上,国家仍然坚持以农为本。商重与农本的矛盾,意味着国家农商并举实际重商轻农,农商社会于是形成。

宋初以两税为正赋,五代时所谓陪钱、地钱、食盐钱等苛敛作为常赋。常赋中许多属于商税。当时北方长驻重兵,而粮食主要产地在南方,国家为了南粮北运不得不采用“入中”等商业方式。随着历史推移,两税逐渐演变为土地税。国家不仅制订相关政策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甚至采取各种方式推波助澜。在粮食等各种农产品成为商品因而全民重商的同时,各级各类官员也以不同方式投入商业大朝。北宋宰相吕曼卿、晏殊等都热衷经商牟利,何执中、夏竦等甚至“见利忘义”。宰相如此,其他遑论!面对官僚群体“敢于争利而不敢为孝”现实朝廷无可奈何之余也不再忌讳。宋真宗作劝学诗,以“书中自有黄金屋”相号召,商业行为已经官学化仕途化了。南宋高宗时宰相沈该“比在蜀郡,买贱卖贵,舟车络绎,不舍昼夜。蜀人不以官名之,但曰‘沈本’,盖方言以商贾为本也”。

由此可知蜀地商业发达至少在北宋末已经取代农业称“本”。总之,两宋时期从个人到社会、从朝廷到民间,无不渗透着商业气息。商业社会实际已经形成,只是朝廷仍然坚持以农为本治国理念罢了。元祚短促。大体因循两宋。朱元璋出身贫苦农家,深知农业对于国计民生之重要,立国之初就宣布“以农为本”。他不仅严厉打击商人,甚至实行海禁。其子孙遵循祖宗之法,大体也是实行崇农抑商国策。但是,民间商业发达,到了嘉靖年间社会甚至已经“喜商不事农业”。朝廷国策与社会实际发展矛盾甚至对立。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居于统治地位,总体继承明朝以农为本治国理念。雍正即位第二年就大搞井田制试验,应该是典型事例。总之,由于朝廷坚持以农为本,元、明、清三朝总体对于商业发展进行遏制,阻碍着历史发展。

安史乱后,皇权日益被官僚群体、宦官集团或藩镇势力所操控,最后朱全忠灭唐取皇权而代之。五代十国实际是一个身份政治普遍战胜旧的皇帝血缘政治的时代。所谓“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的宣告正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这种宣告与陈胜“鸿鹄之志”异曲同工,表明整个社会也正象陈胜当年处于全民社会解放运动时候。其结果就是赵氏在建立皇帝血缘政治后,不得不宣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种皇帝血缘政治向士大夫身份政治的妥协与调和,本来应该产生与这种社会存在相适应的崭新社会意识。遗憾的是,当时社会尤其士大夫群体仍然坚守着以农为本的礼教政治成就。于是理学应运而生,理学政治时期也就到来了。程颐标榜“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朱熹发挥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以为三纲,其纪之以为五常”这些三纲五常关系“终变不得。君臣依旧是君臣,父子依旧是父子”。

据此,他们标榜“义”、“节”,否定“利”、“欲”,宣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把人们一切行为都限制在仅仅维持肉体生存、把人们的精神追求降低到肉体生存之下。这种颇具老子哲学意味的理学实质就是把人类最基本的血缘关系如父子关系上升到天理高度,把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并使之纲常化,力图建立一种绝对皇权的三纲五常社会伦理秩序。以此而建立的理学政治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血缘关系尤其是皇帝血缘政治的强化,是对于身份政治的否定。

这个时期可以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理学政治形成阶段。时间从北宋初到南宋亡。唐玄宗和宋徽宗都亲自注释《道德经》,意味着统治者力图运用愚民术维护自己的血缘政治。理学是儒学与老学结合的发展成果。奴婢制度废除,田农主客依附身份废除、科举取士规模扩大,工、商与士、农身份平等,等等,标志着身份政治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等实质都是以农本社会为理想,因而客观上都是阻碍历史发展的。改革与反改革之争只是政治派别之争。即使代表商业发展的所谓事功派本质上也没有超越农本社会理想。士大夫自觉走向民间,以社会为己任,默默履行着朝廷没有顾及或无法顾及的治国平天下职责。《吕氏乡约》、《袁氏世范》、范氏义庄等等作为修身齐家、德风社会的典范,为人们开辟了追求身份政治的新天地。程朱理学形成。理学政治发展阶段。时间从元朝建立到清鸦片战争之前。

元朝以理学为科举考试内容,理学由学术走入政治。朱元璋强调“治国以教化为先”以朱熹是非为是非,用八股文而科举取士,仕途完全理学化了。王阳明发挥程朱理学“诚意”内涵,强调“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理学更加主观化了。纲常身份政治在嘉、隆、万时期势盛,张居正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这似乎是“王与马,共天下”的简单翻版)。仕途失意者走向民间,通过教书或著作等方式自觉成为理学宣传家和卫道士。冯梦龙、凌蒙初、汤显祖是其代表。康熙赞扬朱熹“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学之传,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之规”,非理学“不能治万邦于衽席”,“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伴随着严酷文字狱,清朝的理学教化演变成为理学政治和文化专制,身份政治完全纲常化了。理学政治衰亡阶段。时间从清鸦片战争开始至辛亥革命。

自国门被大炮轰开,理学政治衰亡阶段就到来了。统治者维护血缘政治不惜屈辱卖国,残酷镇压人民身份政治追求。理学政治的腐朽与反动本质越来越暴露,国破家危现实激励人们突破纲常身份政治,追求新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终于,随着清朝血缘政治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垮塌,理学政治也就渐趋消亡。

四、结语

明人陈邦瞻指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这是笔者所见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至明朝时)最早也是最准确、最明了的分期。所谓“七国为极”、“五季为极”正是前后两个不同时期消亡与发生同步交替进行的状态与时间。陈邦瞻是明朝人,他不可能看到明以后历史发展,因而也就不知道宇宙风气至1840年后又一大变。由于鸦片战争,中国古代社会已经开始走到尽头。当国门被外国大炮轰开,世界新风一扫万马齐喑的沉闷。睡狮的觉醒以向西方学习为标志。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改良到变革,七十年呐喊和奋战,皇帝血缘政治被送入坟墓。

当周公制礼作乐确立敬德保民治国理念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就确立了以“人”为中心。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解放运动为这种治国理念确立扫清了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障碍。百家争鸣中各家标新立异互不相让,无不以“人”或“民”为自己立论出发点和归宿。这是一场借复古以革新的真正思想复兴,其对于社会发展的革命推进和社会意识的深刻发展,较之欧洲文艺复兴表现更直接影响更深远。遗憾的是,随着儒家思想被确立为统治思想,统治者对于人们教化随之强化。理学以儒家道统自居,孔子日益被神化,儒学也就日益蜕变为儒教,统治者思想教化也就日益演变为政治和文化专制。中国人的人性日益被扭曲,人格完全奴化了。因此,真正“人”的解放应该是首先“改变他们的精神”。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政治革命所能一蹴而就,而是必须进行一场全面而彻底的社会解放运动。从这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仅仅是这种社会革命的第一步。随后,五四运动应运而生。再后来,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斗争,实质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继续。这种斗争使得中国人民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随着新中国建立,中国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时期就开始了。从此,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就真正成为人与人之间亲情关系,人们对于自己在社会中地位和身份的追求转变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社会真正主人。总之,血缘政治和身份政治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和可能,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也就真正终结了。

本文作者:王志东 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文史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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