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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战国时期的带钩

2013-02-03 10:02 来源:考古学论文 人参与在线咨询

作者:邹维一 曾维华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在内蒙古包头市春秋墓葬M5出土一件小型铜带钩,长3厘米,宽2.4厘米,带钩整体呈蛇形,有T型纽(参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西园春秋墓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内蒙古凉城饮牛沟的战国墓出土有三件铜带钩和一件铁带钩,三件铜带钩均为琵琶型,铁带钩尾端近圆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总第3期)。四川战国墓葬中亦出土多件铜带钩,位置均在墓主骨架的腰际,有的与剑伴出(参冯汉骥等《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不仅男子装束使用带钩,女子也同样使用。在山东临淄郎家庄东周时期女性陪葬墓中,随佩饰而出多件带钩,应是用于悬挂饰物之用(参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考古还经常在墓葬中发现不同长度的带钩,长的有7-18厘米左右,短的仅长2-3厘米。如在内蒙古凉城饮牛沟墓葬群发掘中,于M8墓主右肩上方发现一件青铜带钩,长9.4厘米,宽1.8厘米,当是连接肩侧衣襟之用。于M9墓主尸骨左侧腰部发现一铜带钩,长12.2厘米,宽1厘米,应是腰部束带之用(参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总第3期)。内蒙古丰镇市十一窑子战国墓M7墓主尸骨的右肩处发现一枚曲棒形(亦可称棒槌形)铜带钩,长15.6厘米,当是连接肩侧衣襟之用(参乌兰察布盟博物馆《内蒙古丰镇市十一窑子战国墓》,《考古》2003年第1期)。在重庆万州大坪墓地战国早期墓葬的M136中,墓主腰右侧位置有铜带钩连接的链饰,显然是腰间悬挂饰物之用。在M59出土的铜带钩则直接横于墓主盆骨上,明显是腰间束带之用(图3。参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万州大坪墓地》,科学出版社,2006)。河南信阳战国楚简中有“一组图2战国楚墓出土的两件木俑带,一革皆又钩”等文字(参朱德熙、裘锡圭《信阳楚简考释(五篇)》,《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亦表明了带钩与革带的关系。战国时期的带钩还有与铜环和玛瑙环伴出的情况,应是配套使用的,即将带钩和环分别固定在腰带的两端,将二者扣起来即可束紧腰带(参邵国田《敖汉旗乌兰宝拉格战国墓地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Z1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带钩,有的没有钩纽。如在洛阳市战国晚期墓中发现的一件嵌银龙首金带钩,制作十分精致,但没有钩纽(图4。参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著《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

 

秦汉时期为大一统社会,特别是汉代,社会经济有了快速发展。秦汉时期,特别是秦朝和西汉初期,基本沿袭了战国时期流行的齐膝上衣和长袴的装束,带钩使用愈加普遍,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用之物。《淮南子•说林训》载:“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在援引管仲射中齐桓公带钩资料时,将“钩”直接称为“带钩”,其云:“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秦汉时期的带钩实物,考古出土很多,且地域分布很广,东至沿海,西至新疆东部,南至广东、云南,北至内蒙古、吉林地区等均有发现。

 

秦汉时期带钩的使用方法与春秋战国时期相似。洛阳西郊汉墓出土带钩位置多在墓主的腰际或腹上(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甘肃环县曲子汉墓发现的铜带钩,铜锈上有明显的粗布纹,出土位置在墓主骨架肩部,当是连接衣襟之用(参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环县曲子汉墓清理记》,《考古》1986年第10期)。秦始皇陵兵马俑基本是采用写实的艺术风格,清晰地再现了当时带钩的使用方法。

 

即将带钩的纽固定于革带一端,革带另一端则钻有小孔,带钩的钩首穿过革带孔,从而束紧革带(图5)。兵马俑一号坑的武士俑,不少腰部塑有带钩束紧革带的形象。

 

秦汉时期带钩的材质很多,有金、银、铜、铁、玉等,有的还用多种材料进行装饰,如鎏金、错金银、镶嵌绿松石等。其中以金带钩、铜带钩和玉带钩的数量最多,此外还有少量石质带钩。

 

如在长沙新莽时期墓葬中曾出土一件银带钩(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3期)。山西省孝义张家庄汉墓出土两件铁带钩,在M14男性墓主腰部有石带钩(参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发掘记》,《考古》1960年第7期)。在长沙西汉墓出土六件用滑石制作的带钩,当属随葬用的明器(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南郊砂子塘汉墓》,《考古》1965年第3期)。江苏涟水县三里墩西汉墓中发现有两件金带钩,其中一件含金量达95%左右,重257克,钩首为兽首,钩体正面呈琵琶形,浮雕精美花纹,钩体浮雕一巨目怪兽,长耳双角,面目狰狞,钩尾处浮雕两条盘绕的小蛇。这件带钩线条流畅,做工精致细腻,怪兽形象奇特逼真,具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图7。参南京博物院《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考古》1973年第2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一件兽形金带钩,钩钮甚大,钩体为一盘卧的怪兽,钩首似鱼头,双目镶嵌绿玉,钩身镶嵌有一硕大的螺状绿松石,钩身侧边镶嵌有曲尺形绿玉,口中吐出弯曲的钩首,造型独特精巧,为带钩中的精品。

 

汉代玉制带钩考古出土数量很多。

 

当时用玉之风盛行,玉雕技术精湛,是我国玉器制品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因此,玉带钩也普遍制作精美。

 

在广州市象岗西汉南越王赵昧墓出土一件玉龙虎并体带钩,钩首雕作虎头,钩尾雕作龙首,龙虎连体,龙回首张口,衔一圆环,虎亦一爪夺环,钩体遍刻卷云纹,设计巧妙(图9)。同墓还出土一件龙首玉带钩,钩首为龙首,昂首挺胸,钩体圆雕龙爪,钩身有八节,中间六节用一根铁条贯穿,别具一格(图10。参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一件白玉带钩,钩首为龙头,钩尾为虎头,钩体线刻卷云纹,钩背两端线刻四叶纹,纹饰简洁细腻(参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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