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承泰 蒋宏杰 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文化特征
（一）器物形态及其组合关系
1.器物形态
（1）南阳丰泰墓地仿铜陶礼器的器形，有一个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演化轨迹；制作工艺，有一个由粗及精，由简到繁，再到粗而简的变化过程。器形方面，从战国晚期到西汉昭宣时期，各器类处在一个同步逐渐变大的上升阶段，这一过程在武帝后期及昭宣时期达到顶峰。以鼎的高度为例，西汉早期前段与西汉中期后段最大高差达一倍左右。西汉晚期前段开始，器形开始逐渐变小，东汉以后各类随葬品已小型化。制作工艺方面，战国晚期至武帝前期，器物尤其是鼎的色泽多偏黄灰色，火候偏低易碎，质地粗糙，器表装饰简单。武帝后期开始，器物一般都呈深灰色，火候略高，器表一般都经打磨，光滑平整。器表装饰渐趋丰富，而尤以器盖表面的装饰极具特色，盖顶出现铺首纽、人面纽、四叶纽等纽饰，有的盖面有堆塑兽纹。西汉晚期后段，鼎、盒、壶均变为博山盖，盖面模制各类人物、动物、树木纹饰，一般都十分清晰。王莽以后，博山盖盖面仍为上述模制纹饰，但开始模糊不清，至东汉以后，盖面纹饰基本上已看不出来了。
（2）南阳丰泰墓地的部分陶器，在形态或装饰方面的设计上非常具有特点，显示出汉代南阳地区人们独特的审美观念与文化思维。陶鼎从武帝前期开始，鼎足根部施以人面形装饰。人面饰五官清晰，须眉齐具，整体造型生动逼真，不同时期在细节上加以变化。这一装饰特点对周边区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肩上有一道宽凹槽的矮领折沿罐，是一类不见于其它地区的遗物。此类陶罐在丰泰墓地出现的时间是西汉晚期，在南阳计生委墓地的西汉中期偶有发现。其来龙去脉目前都还不能确定，但是非常有特点。器盖共有三种形态。一种是弧顶盖，这种器盖非常普遍地流行于全国各地。第二种是有圈足状抓手，这类器盖在早期与各地所见此类器盖基本相同，并无特殊之处，到西汉中期后段，大致是昭宣时期，开始在盖顶普遍出现铺首状器纽，这种器纽是两个铺首相对，鼻部相合形成小盖纽，铺首的头面形成纽座，原来的圈足状抓手逐渐退化为一道凸棱。此外还可见到人面纽。第三类是博山盖，这种器盖的盖面分上下数周模印有山峦、树木、人物、动物等形象，其中动物类图案可辨者有狗、马、牛、鹿、虎、兔、象、骆驼等，并可见生产、狩猎等场面。盖顶往往有蟾蜍纽、卧兽纽、盘龙纽、方块形纽等纽饰。陶仓无论有足无足，其形态都与洛阳等地的同类器基本相似，但是仓门的装饰则颇具特色。最初的陶仓无仓门，稍晚逐渐出现以两条阴线刻划门的形态，并进而以阴线划出方形仓门，在仓门上及两侧模印门栓及插销。随后简化为以圆孔代表仓门，最后仓门结构消失。陶灶为长方体，这种形态的陶灶在各地并不鲜见，但丰泰墓地的陶灶往往于灶面两端设计有挡火墙，挡火墙的墙面上均模印反映现实生活场景的纹饰，简单的内容有双阙，复杂的有一人端坐亭中；两人对座于伞盖下，身后各拴一条咆哮的狗等场景。陶井的形态与许多地区的相似，但其最初阶段的井，唇缘下垂极甚，从外侧观之唇极厚，并往往模印鱼、蛙、菱形、逗点等各类纹饰，很有特点。此外，丰泰墓地的随葬品中，从西汉早期开始出现陶质的模型车轮，以代表车马。流行于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以后消失。这类遗存及其丧葬观念少见于其它地区。
2.组合特征
（1）南阳丰泰墓地的陶器组合，有一个由器类不多，组合不一，发展到器类不多，组合整齐统一，再到器类繁多，组合多变的变化过程。战国晚期，器类组合包括仿铜陶礼器的组合、双耳罐组合、高领罐组合、双耳罐与高领罐组合等。各种罐类组合简单，常见一、二件罐类器而已。仿铜陶礼器的完整组合为鼎、盒、壶、模型壶、杯、盘、匜、勺，但其组合搭配并不严格，多数墓葬器类并不完整，有鼎、盒、模型壶，鼎、壶、模型壶，盒、壶、模型壶，鼎、壶，鼎，壶等各种组合。西汉早期前段罐类组合依然常见，但以仿铜陶礼器鼎、盒、壶、模型壶为完整组合的墓葬数量开始增加，并从西汉早期后段开始成为几乎是唯一的随葬品组合形式，在武帝前期至昭宣时期呈现鼎、盒、壶、模型壶与鼎、盒、壶、小壶并行的单一组合局面。少量有伴出车轮的情况。西汉晚期前段仍以鼎、盒、壶、小壶组合为主；双耳罐又一次流行；模型明器中的仓开始出现；南方地区的印纹硬陶传入本地区；另外，在整个西汉晚期，还盛行一类肩部有一道凹槽的陶罐，这类遗存绝大多数是单出。西汉晚期后段，奁、方盒、仓、灶、井、猪圈、磨、狗、鸡、鸭等器类大量出现，并且逐渐成为随葬品的核心组合。王莽以后，碗、盘、碟、魁、熏这类生活实用器出现。东汉中期，案、耳杯等所谓的奠器开始流行，各类人物俑、牛马等动物俑进入组合。从西汉晚期前段开始，仿铜陶礼器偶见有组合不全的情况。西汉晚期后段以后，以鼎、盒、壶、奁、方盒、仓、灶、井、猪圈、磨、狗、鸡为核心器类的组合，很少可见器类完整的情况。其中传统仿铜陶礼器的鼎盒壶组合在王莽时期已极少，东汉早期以后，再未见完整的仿铜陶礼器组合，东汉中期以后鼎、盒两种器类基本消失。器类组合不全的现象，虽与砖室墓的被盗扰有关，但在一些未被扰动过的墓葬中，也是常态。因此，这一现象可以视为时代的特征。
（2）在随葬陶器的数量方面，南阳丰泰墓地也有某些规律性。例如：A.丰泰墓地出土仿铜陶礼器的墓葬共计106座。以鼎为标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鼎为1件，则盒、壶及小壶等亦为1件；如鼎为2件，则其余各器亦为2件。呈现出规律性。B.模型明器中，灶、井、磨、圈等一般是1件；动物模型中，狗1件，鸡多为2件。陶仓的组合数量在不同时期呈现一定变化。西汉晚期前段，据保存完好的土坑墓看，有两种情况：一是出土于传统仿铜陶礼器墓中，以5件为常数；一是出土于传统罐类文化中，数量是1件。西汉晚期后段，陶礼器传统墓葬随葬仓的数量有所下降，虽仍可见到5件者，但出土3件者比5件多，其次也有2件者。罐类文化墓葬中，仓仍为1件。王莽时期不再见出5件仓者。此时虽因多为砖墓被盗扰，但有土坑墓出3件者，而各砖室墓多者为3，其次为2、1。东汉时期墓葬基本上都是砖墓，大抵以1件为常数。
（二）墓葬形制
南阳丰泰墓地土坑竖穴墓从形状到结构，与各地同类墓并无明显差别，砖室墓则颇具特征。因此，我们主要讨论砖室墓的形制特征。#p#分页标题#e#
1.建筑方式南阳地区汉代的修建，一般是先挖一个不带墓道的竖穴土坑，然后在土坑中修筑砖室，砖墓的四壁与墓圹间的空隙不过数十厘米而已。据现场观察，墓室两端根本看不出有门的结构。因此，砖室的砌筑过程是四壁同时一层层向上垒砌，并不存在门的设置。墓室四壁垒砌到起券高度后，将葬具及死者由墓顶放入墓中，然后再行封顶。当然，为数不多的大型墓葬则一般都有墓道，也就会有门的结构存在，死者经由墓道、墓门进入墓室。墓壁砌法，除普通常见的错缝平铺直砌外，西汉晚期已出现几顺一丁的砌筑方式，有一顺一丁、二顺一丁、三顺一丁等多种砌法。而在其它地区，此类砌法一般见于东汉晚期以后。南阳丰泰墓地的砖室墓墓顶以券顶为主，早期阶段偶见无券顶而以木板盖顶的建筑方式，应是未掌握券顶建造技术的权宜作法。东汉中晚期偶见穹窿顶结构。丰泰墓地砖室墓的铺地砖，有竖排错缝平铺、竖排对缝平铺、纵横相间平铺、人字形平铺等不同形式。以竖排错缝平铺为多，竖排对缝平铺其次，人字形铺地砖多见于东汉以后。
2.墓葬形状与结构南阳丰泰墓地56座形制结构较为明确的汉代砖室墓，包括长方形单室券顶墓、双室并列券顶墓、三室并列券顶墓、横前堂前后室券顶墓、前后室穹窿顶墓等多种形态。长方形单室墓是主流形态，共36座，占全部总数的64.29%。此类墓葬有三分之一墓底一端低于另一端10~20厘米，器物一般均放置在低的一端，形成一个主室加器物室的结构。双室及三室并列结构是南阳汉墓较有特点的墓型。此类并列的双室或三室，各室独立，各有自己的券顶。在形状、大小、结构、砌筑方式等方面则完全相同。各室间于隔墙上设券门彼此相通。此外，大部分墓葬的各室也呈一端低一端高的结构。丰泰墓地的横前堂墓，最早出现于王莽时期，较之洛阳等北方地区此类墓型出现的时间要早。
（三）葬俗与葬制
1.丰泰墓地各墓的方向，由于骨架均未保存，据墓葬的朝向判断有南北向及东西向两种。南北向一般在5~15°之间，东西向一般在95~110°之间，大体上较为一致，可见当时认真测定过各墓葬的方向。其方向不与现代的正南北、正东西吻合，应该是当时的磁偏角与现代不一致造成的。在可以确定年代的233座墓葬中，南北向147座，东西向86座，南北向墓葬占大多数，接近于东西向墓葬的两倍。但这只是表象，事实上因时间的不同，墓葬方向的总体趋势呈现出几乎完全不同的面貌。以武帝前期为界，武帝前期（含）以前总计80座墓葬中，南北向墓葬为72座，东西向为8座，两者之比为8:1，南北向占绝对多数。从武帝后期开始的总计153座墓葬中，南北向墓葬为75座，东西向墓葬为78座，两者之比约为0.96:1，东西向墓葬数量已超过了南北向，与此前截然不同。但是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并不清楚。从现场观察不存在地形地势的因素，从出土遗物分析也非文化属性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产生这种剧变的原因还是一个谜团。
2.葬具与葬式方面，由于保存条件不好，骨架基本不存，因此葬式情况不明。葬具保存者，有陶棺8具，木棺18具（其中一座为并列双棺），木质一椁一棺2具。木质葬具皆腐朽，因此结构不明。而陶棺尺寸最大的只有150厘米，多数不足120厘米，少数不足90厘米。用陶棺者，其随葬器物均为陶罐。说明陶棺的使用一方面限于未成年人，另一方面仅流行于罐类文化传统中。
3.模型明器成为随葬品组合器类，虽晚于关中地区，但较中原洛阳地区为早，而且器类独具特色。其一，以陶质车轮明器用于随葬，出土时一般都是一对，以局部代整体，作为车的象征，与其它地区往往以车马器指代车不同。这一现象出现于西汉早期，流行于西汉中期，至西汉晚期前段基本消失。铜、铅质地的车马器，最早出现于西汉中期后段。其二，在西汉早期后段即开始以模型小狗这类家畜模型用于随葬。其三，生活设施类模型明器从西汉晚期前段开始出现，但在西汉晚期前段及后段的相当长时段中，多见以仓为随葬，仓灶井猪圈磨鸡狗成组合出现于西汉晚期后段，但兴盛与流行是从王莽时期开始的。
4.丰泰墓地各时期的随葬品，皆以陶器为主，西汉早期前段有3座以鼎、壶，鼎、钫为核心器类的铜礼器组合墓葬，显示墓主身份较高。在丰泰墓地中，除少数时段有零星秦式铜容器伴出外，其余铜礼器仅见于此段3座墓葬中，不见于前，绝迹于后。因为丰泰墓地出土铜礼器的墓葬数量少，我们可以借助于南阳一中墓地的材料分析。南阳一中墓地在战国末及西汉早期前段，有11座墓葬随葬以铜鼎、铜钫、铜勺为核心的铜礼器组合，铜鼎、铜钫一般都是2件，铜勺则有2件与1件的情况，而在同一时期出土仿铜陶礼器的墓葬中，未见有2件一套的情况。因此，西汉早期后段开始出现的随葬2件一套仿铜陶礼器的墓葬，其墓主的身份应与西汉早期前段随葬铜礼器墓主的身份相近。由此表明，代表传统礼制的铜礼器的使用，在西汉早期后段以后走向衰落，完全被仿铜陶礼器所取代。与此同时，南阳丰泰墓地西汉早期前段的仿铜陶礼器墓葬中，已有3座是2件一套，另外还有一座墓葬，同出陶鼎、陶钫、铜榼。说明丰泰墓地较一中墓地更早开始了由铜礼器向陶礼器的转化。
5.在墓葬的等级序列方面，由于砖室墓多数被扰，器类不全，不能准确反映其原貌。而土坑墓尽管也有一些器类未能复原，但其器类及数量还是较为清楚的。所以我们主要通过对土坑墓的分析，来探讨墓葬等级问题。A.丰泰墓地的土坑墓中，墓圹长度小于2米的墓葬共有7座，其中有5座见有陶棺。而据我们在前面所作分析，陶棺的使用限于未成年人。因此可以认为，墓圹长度在2米以下的墓葬，是非成年人墓，应与身份等级无关。B.丰泰墓地的土坑墓，大约可以分为两个身份等级略有高低的人群。身份略高的人群，其墓圹规模一般在3米以上，少数并有斜坡墓道结构；多随葬铜礼器、2件一套的仿铜陶礼器、陶质车轮明器、玉器等遗物。身份略低的人群，其墓圹规模一般在3米以下，一般只随葬一套仿铜陶礼器或日用陶器。C.随葬仿铜陶礼器或日用陶器的墓葬，其器类组合的不同虽然起因于文化传统的不同，但出土无耳高领折沿罐、无耳矮领折沿罐、双耳罐的墓葬，在各个时期绝大多数墓葬的规模都在3米以下，而且这种现象在不同时伴出仿铜陶礼器、模型明器的罐类组合墓葬中尤其突出。15座出土车轮的墓葬，均不与罐类器同出。因此可以认为，使用日用陶器随葬的人群，其身份在当时普遍略微偏低也是事实。
秦汉社会若干历史背景的诠释
前面对南阳丰泰墓地的文化结构、文化内涵呈现出来的面貌作了归纳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就某些文化现象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历史背景略作探索。
（一）器类组合的变化，折射中央集权政治统治力的强弱态势
南阳丰泰墓地出土仿铜陶礼器的墓葬数量最多，共计106座（包括同出其它器类者），占总数的59.89%，时间跨度从战国晚期直至东汉晚期。出罐瓮类陶器的墓葬数量其次，共计98座（包括同出其它器类者），占总数的55.37%，在数据比例上几可与前类遗存分庭抗礼。两者共同构成了南阳地区秦汉社会文明的基础。但这种分庭抗礼的态势并非贯穿始终，主要存在于战国晚期后段、西汉早期前段、西汉晚期三个时期。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双耳罐及无耳高领折沿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独立存在或彼此依存，武昭宣时期一度式微，基本不见，到西汉晚期，双耳罐开始较多地进入了仿铜陶礼器和模型明器的组合中。兴盛于西汉晚期的无耳矮领折沿罐，除个别情况下，它们一般不与仿铜陶礼器及模型明器同出，表现出了强烈的排它性。东汉以后，上述两类遗存都走向了衰亡。南阳丰泰墓地仿铜陶礼器的核心组合是鼎、盒、壶，往往配以小壶或模型壶或小罐。这种稳定的组合形态贯穿西汉早、中、晚期前段，尤其是在西汉早期后段到西汉晚期前段，几乎是唯一的组合形态。组合不全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战国晚期及西汉晚期后段至王莽时期。上述这些现象，向我们揭示出这样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对文化的整合与规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并且随着中央集权统治力度的强弱变化而产生一定的波动。在战国晚期，本地区迭经战乱，伴随着韩、楚、秦的政权交替，各种文化势力也相继登上这一舞台，加上中原传统礼仪文化持续的影响，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异彩纷呈。西汉早期后段至晚期前段的文化面貌则呈现出一种主流突出，渐趋一统，稳定发展的态势。表明随着秦汉统一大业的完成，中央集权政治的约束力、执行力不断加强，社会稳定，思想统一，传统礼仪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有着较强的束缚力。至西汉晚期晚段及王莽时期，随葬陶器组合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态势，说明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不遵循传统礼仪规范的行为存在。当然，由于这一时期砖室墓较多，被盗扰现象也较严重，因此使得各墓呈现出来的器类组合情况并不能完全反映其本来面貌，而显得纷繁多变。但这一时期的土坑竖穴墓或虽属砖室墓但未经扰动者，也多呈现出这样的现象。因此，随葬器类组合具有一定随意性是不争的事实，并由此导致本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一种较为混沌的状态。表明整个社会矛盾日渐激化，中央集权政治的约束力、执行力在逐渐削弱，社会处在动荡与变革时期，传统的礼仪制度对于人们的束缚力大为减弱。
（二）器类组合的变化，反映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及其新的文化传统诞生
1.南阳丰泰墓地从战国晚期前段开始形成，此时基本上只有韩文化传统存在，偶见楚文化传统，两者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战国晚期中段，韩文化传统仍略占优势，楚文化传统的地位上升，秦文化传统开始进入本地区。其中韩文化与楚文化传统有渐趋融汇之势，秦文化虽也有融入之举，但基本上呈现出与前二者各自为政的局面。到战国晚期的末段，韩文化传统与楚文化传统并驾齐驱，两者间并有较多的共存现象。表明从此阶段开始，原来两个不相兼容文化传统，开始彼此接纳，逐渐融合。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两者长期共居于一地，逐渐消融了彼此间的坚冰，交往日渐增多，理解逐渐加深，开始变得可以互相接纳，甚至可能出现婚姻关系。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此地被秦占领以后，原来分属于韩文化和楚文化传统的居民都属被征服者，同是天涯沦落人，而他们的文化传统较之于秦文化本来也更为接近，彼此间更容易产生亲近感，从而逐渐融汇到一起。
2.从战国晚期后段开始，出现了融汇中原、秦、楚文化传统的新型仿铜陶礼器器类组合，预示着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在本地诞生。这种新的文明形式在进入汉代以后迅猛发展，很快确立了领导地位，并成为了整个西汉社会丧葬文化的主流传统。而这种文明的结构形态，恰是秦汉社会诸多渊源关系的缩影。
3.罐类器中，双耳罐、高领罐单独或与钵、釜类同出，或它们之间的组合，基本上集中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无耳矮领折沿罐则流行于西汉晚期。可见此类遗存所代表的人群，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这一阶段，具有十分强烈的独立性，顽强保持着自己固有的传统。罐类器与仿铜陶礼器同出的情况，在战国晚期虽已出现，但数量极少，这种状况一至延续到西汉早期。而且在这一时期的仿铜陶礼器与罐类器组合中，仿铜陶礼器的器类一概不全，未见有完整的仿铜陶礼器组合与之同出。说明在这类墓葬中，罐类器是主导，仿铜陶礼器是客体，是罐类文化传统所代表的人群，接受仿铜陶礼器所代表文化传统的影响。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全盘接受或者说没有充分理解这一文化的内涵，并未完全遵循此类遗存的随葬规范，因而在使用仿铜陶礼器随葬的过程中，对器类的使用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这一点从西汉晚期陶仓出现以后，仿铜陶礼器传统的墓葬中一般以三或五件为常数，而罐类文化传统的墓葬中只出一件的情形，也可以得到印证。西汉晚期，罐类器与仿铜陶礼器和模型明器的组合同出者往往有组合较为齐全的情况。这种现象或许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是经过长时期的影响，罐类文化传统已能完整理解仿铜陶礼器文化传统的涵义，因而能正确运用其相关的丧葬规范。其一是仿铜陶礼器文化传统开始接纳罐类文化，并将之融汇于自身的随葬规范中。
（三）器类组合的变化，昭示丧葬观念、礼仪规范的转化
1.丧葬礼仪由不健全到规范统一再到推陈出新南阳丰泰墓地仿铜陶礼器组合，在西汉早期至西汉晚期前段，呈现出鼎、盒、壶配以小壶或模型壶或小罐的稳定形态，并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器类不全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战国晚期及西汉晚期后段至王莽时期。东汉以后，仿铜陶礼器已不再见有传统的完整组合，鼎在东汉中期以后不复存在，盒的流行也仅限至东汉中期。战国晚期这种组合不全的情况，可能是由于仿铜陶礼器这种丧葬理念刚刚影响到这一地区，其真正的内涵还未能得到正确理解，因此规范还不够健全，对随葬器类的选择有一定的随意性。西汉早期后段至晚期前段，在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的推动下，仿铜陶礼器这种丧葬理念得到深入推广，其相应的丧葬规范得到全面理解与执行，因而呈现出统一、稳定的局面。西汉晚期后段至王莽时期，出现大规模组合不全现象，部分原因是因为砖室墓往往被扰所致，但这不是主因，因为土坑竖穴墓或未经扰动的砖室墓同样有器类组合不全者，而且东汉以后，无论扰与不扰，也多呈现出仿铜陶礼器不齐全的状况。因此，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西汉晚期以后，传统的礼仪规范已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人们的思想观念渐行渐远，其束缚力大为减弱。新的思想观念、礼仪规范开始逐渐形成，仿铜陶礼器已不再具有原有的地位，而逐渐让位于新的规范，新的物质载体。这一点由2件一套仿铜陶礼器出现于西汉早期，盛行于西汉中期，衰落于西汉晚期也可以得到印证。这种规律性的变化，当是由于在西汉早中期，传统的等级制度及其物质载体对人们的行为还有着较强的影响力与束缚力。而到西汉晚期以后，这种规范已失去了作用，于是丧葬的礼仪也随之发生了改变。#p#分页标题#e#
2.丧葬观念由尚虚礼向重实用转化南阳丰泰墓地随葬陶器，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这一阶段，基本上是以仿铜陶礼器为主，罐瓮类其次的状况。说明自东周以来的丧葬观念、礼仪传统，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涵和普遍规范。以仓、灶、井、猪圈、磨为核心的模型明器则始见于西汉晚期前段，到西汉晚期后段大行其道；以奁、方盒为代表的一组器物在西汉晚期晚段开始流行；而以案、耳杯、碗、盘、碟为代表的一类器物在稍晚的时期也开始出现。三类遗物并为新生事物，且相伴流行至东汉晚期。奁、方盒从其仿漆器造型来看，实际用途大约应与盛放梳妆冶容等日常用品有关。而案、耳杯等器类，一般定义为奠器，理由是这类遗物一般都放置在双室墓的前室，是作为墓内祭祀用器使用的[9]。其实这种理解是片面的。这类遗物本身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饮食用器，当它们葬入墓中后，自然是被放置在了象征着前堂或厅的前室内。它们或者在葬入的时候确曾作为奠器使用过，但并不能由此就简单地划定它们的性质。上述遗存的出现，表明社会规范、人的观念、丧葬礼仪在此时发生了重大改变，由原来的尚虚礼变为了重实用。在此之前的单一而齐整的仿铜陶礼器随葬品中，其组合中有炊煮器、酒器、盛器，不包括食器，更不包括诸多的日常用器、生活设施，显然更多地是从礼制层面出发的丧葬理念。到了西汉晚期，随葬品中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器类出现，表明人们的丧葬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世俗生活的眷恋成为时尚的风潮，从而一种全新的丧葬理念开始逐渐形成。
（四）器物体形的变化，映衬秦汉社会经济形势的起伏，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们生活态度变迁
南阳丰泰墓地仿铜陶礼器的器形，有一个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演化轨迹：从战国晚期到西汉昭宣时期，各器类处在一个同步逐渐变大的上升阶段，这一过程在武帝后期及昭宣时期达到顶峰。西汉晚期前段开始，器形开始逐渐变小，直至东汉时期，各类随葬品皆小型化。制作工艺，有一个由粗及精，由简到繁，再到粗而简的变化过程：战国晚期至武帝前期，器物火候偏低易碎，质地粗糙，器表装饰简单。武帝后期开始至西汉晚期后段，器物火候较高，器表多经打磨，装饰渐趋丰富。王莽以后，质量再次下降，装饰趋于简化。秦汉社会历史的发展，呈现出由秦至汉初的民不聊生、经济困乏，到文景的励精图治、渐显生机，再到武昭宣的蓬勃发展、国力鼎盛，最后到西汉晚期以后政治经济渐渐没落的变化。南阳汉代墓葬出土器物形体方面由小及大，再由大而小的这一变化过程，与秦汉社会历史发展的变化几乎重合在同一轨迹线上，恰是秦汉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而随着社会经济起步、发展、繁荣、衰落的过程，人们的生活态度也由初期的因陋就简，发展到中期的求大崇美，再到后期的粗疏草率。反映了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起伏，人们的生活心态也随之产生波动。
（五）墓葬数量的变化，可窥秦汉时期人口数量的增减
南阳丰泰墓地各期墓葬的数量呈驼峰状，战国晚期前段至西汉早期前段，墓葬数量呈上升态势，在西汉早期前段达到一个顶峰。西汉早期后段的墓葬数量急剧下降，整个西汉中期的墓葬数量均徘徊于谷底。西汉晚期前段数量再次上升，至西汉晚期后段达到一个新的峰值。王莽以后再次逐步下降。但东汉时期墓葬数量尤其是中晚期的数量偏少则未必是实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至少有两个：其一，一部分砖室墓被盗扰一空，以致无法断代，因此未进入数据统计中。其二，东汉时期盛行合葬墓，因此，墓葬数量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丧葬人口的减少。总体而言，上述现象应该反映出这一区域的人口生殖经历了类似的运动曲线。西汉晚期是本地区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其总数是此前各时期的数倍。或者这一现象也是整个汉代社会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