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底层写作”是近十年来勃兴的概念，它在国内形成一股极具冲击力的潮流，迅速占领了文学书刊的大片阵地，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如今，关于“底层写作”的研究甚嚣尘上，不管是肯定也好还是质疑也好，值得庆幸的是，它还没有被习惯性地冠以某种“主义”而另标奇异，而是被纳入到了“现实主义”范畴之中。现实主义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之一，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提倡客观、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侧重如实地描摹或反映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力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实主义文学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文学样式，不仅贯穿于中国整个文学发展历史的长河，也是世纪之交当下文学的主潮。进入新世纪以来凸现的“底层写作”可以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深化和发展形式来理解，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或思潮。 一、“底层写作”的产生机缘和现状 对“底层”的审视性关注是古今中外现实主义文学共有的传统，是最具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所在。论者认为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得到恢复与发展，主要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思潮。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至末期，中国现代主义崛起，现实主义受到严峻挑战，原来的现实主义文学阵营发生了分化，有的作家坚定地“守望”在现实主义的阵地上，有的则打出新的旗号，去进行文学的实验与探索，更多的是从西方与东方的文学遗产和文学新成果中广泛吸取营养，从而焕发出新的艺术创造力，于是有了心理现实主义、纪实现实主义、象征现实主义、文化现实主义、生命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等各种主义。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的社会与文学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了及时地反映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与适应读者日益多样的审美需求，便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新品种，如新市民小说、新都市小说、新移民小说、新历史小说、新闻小说、文化关怀小说、新体验小说、新儒林小说，等等。［1］6－7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政治环境相对自由宽松，得到鼓励支持的文学与文化事业急剧繁荣以至膨胀泛滥，社会结构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加大而造成的经济阶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出来。特别是在我国极力推动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和由于经济因素促动而愈演愈烈的城市化进程的双重背景下，长期被压抑的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终于爆发、释放并且通过各种形式得到传达，相信文学的功利作用、具有社会担当意识的作家有责任也有幸记录下这个时代的真实表情，或者去探寻潜流涌动的社会真相，或者代民立言，或者表达自己对广大社会底层的同情与关怀。也就是说，“底层写作”的生长土壤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是对充满复杂矛盾的生活、生存乃至人的存在的一种必然反映。这里论及的“底层写作”不仅有所特指，追究起来，还直接承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写实”小说以及90年代文学发展的余续。比如池莉、刘恒和贾平凹的一些作品(《烦恼人生》、《伏羲伏羲》、《废都》等)，把注意力放在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常事上面，力图精确地描写他们的“生存之实”，关照的对象主要是处于底层和边缘的普通人。［2］171 实际上，这种对“底层”的关照和叙述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不过它们都没有“底层写作”那么贴近和切进现实，讲述的故事没有那么逼真残酷，对造成不良社会现象的原因的揭露没有那么露骨彻底。直到2002年前后“底层写作”作为一种现象开始显现(刘庆邦《神木》可视为发端性作品)，随后特别是2004年、2005年涌现出了大量的“底层小说”和“底层作家”，渐渐形成气候并引起文学界的热烈讨论，至今已经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潮。当时，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如:曹征路的《那儿》、《霓虹》，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太平狗》，王祥夫的《找啊找》、《街头》，刘庆邦的《神木》、《到城里去》、《穿堂风》、《哑炮》，等等。他们在国内主流刊物上发表作品，多为中短篇小说，还有一些近年来单独出版的长篇小说，比如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贾平凹的《秦腔》、《高兴》等，同时还有一大批非专业的网络写作者，以及处于边缘地带逐渐浮出水面的“潜在写作”者，比如寄居深圳的所谓“打工作家”。网络也是“底层写作”的一个重要阵地。一些具有传统色彩的重要作家，比如写出《你在高原》的张炜，他们的底层叙事或者民间性表达也甚为惹人注目。这些作家把目光直射到社会的最底层，关注的对象多为普通工人、从农村漂到城市的民工群体、无业者，通过细致描绘底层人物经历的苦难，通过对他们与掌握社会财富、富有优越感但缺乏同情心的上层人或者城里人的对比叙述，或者直接通过底层人物的口吻，宣泄对不公平社会和一些黑暗现象的强烈不满，具有深刻的控诉和批判意味，并达到了对人之生命终极叩问的高度。 二、“底层写作”的现实主义精神 之所以把“底层写作”纳入到“现实主义”中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真实地反映了当下现实，对社会转型期暴露出来的城乡发展差距进行揭示。“底层写作”首先向我们展示了一些不为人们所知或者被人们有意忽略、回避的特殊人群的真实生活，开辟了当今小说新的表现领域。比如《霓虹》中，通过倪红梅死后留下的日记，详细叙述了一个下岗女工为了生活被迫堕落从事妓女职业的悲惨人生经历;《太平狗》写陈大种和一条名叫“太平”的狗进城打工的遭遇;知识分子身份的著名作家贾平凹似乎更加亲近“贱民”，依靠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敏锐观察创作了长篇小说《高兴》，是进城拾荒者的真实写照，是反映底层生活的典型文本;另外还有直接以打工者身份跻身文坛的“打工文学”作家，关注的对象起初也是打工族。比如曾经在深圳打工的王十月(代表作《无碑》、《国家订单》)、安子(代表作《青春驿站》、《安子的天空》)、谢湘南(代表诗集《零点的搬运工》)等。#p#分页标题#e# “底层写作”往往讲述或骇人听闻或离奇怪诞或惨不忍睹的故事，拥有许多看点，但并非胡编乱造，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这些作家往往都有一定的底层生活经验，能够比较真实地对自己所关照的对象进行设身处地、刻骨铭心的书写。“围绕进城农民工的一系列问题是中国城市化中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的城市化不可能稳定、健康地发展。”［3］205作家们身体力行，感同身受，用自己的笔对这一复杂现象进行了真情表达。孙惠芬说自己曾经就是民工。贾平凹在成名以前也是一个为生活所迫四处奔波的打工仔，《高兴》的创作直接受到同村玩伴和同学“刘高兴”的触动。为“底层写作”提供素材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报纸、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关于底层人民悲惨生活的报道充斥着这些或责任在肩或以猎奇为目的的新闻媒体，比如农民工讨要工资，城市拆迁，城管打人，孙志刚事件，佘祥林案，山西黑煤窑事件，小悦悦事件，等等，许多残酷得令人发指的事情就发生在人们的身边。有些可能已经见怪不怪，但作家们对这些偶然突发或非偶然爆发的事件不能无动于衷。新闻是古今中外许多作家的创作灵感酵母(如福楼拜之创作《包法利夫人》)，通过对重大事件的生发而诞生的优秀作品不可胜数，对社会生活倾尽关注的“底层写作”作家们也于此汲取了丰富的创作资源。一些作品中也确实涉及了类似“黑煤窑”这样肆意践踏民工生命的描写，如《找啊找》、《高兴》等。《太平狗》的结尾则这样写道:“生活还在继续，因为日子还在延续。丫鹊坳和神农架的人都在谈论着这条叫太平的狗，这条神奇的神农架赶山狗。这件事刊登在二〇〇?年十月的报上。报道说:狗的主人程大种(化名)音讯全无，狗却千里迢迢回家了。”到底是作者在小说中杜撰了一条报道，还是小说根据现实中就有的报道而进行的艺术创作，两者之间不可能没有必然联系。真实就是力量。“真实性是底层写作的第一法宝，关注现实的广度、反映矛盾的深度是它最显著的优势:作品虽以底层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却涉及政治、历史、伦理等诸多领域。”［4］ “底层写作”写出了底层人们艰难的生存状态，具有催人泪下的感染力和振聋发聩的震撼力。通过对底层“非人”生活的描画刻写，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深度，同时也具有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某些特质。通读这些渗透着血和泪的沉甸甸的作品，让人不能不想起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许地山的《春桃》等小说，前者写一个典妻的遭遇，后者写一个拾荒女人的生活，毫无遮掩地无情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和黑暗。 “底层写作”传达的意旨也有几许相同之处，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会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对上层社会的不满，指斥造物主的不公，活着的人还不如一条狗的现实令人慨叹。小说《街头》中一个靠修自行车苟活的哑巴被有错在先的宝马男女勒索痛殴;《找啊找》中王淑民的丈夫顾小波在煤矿事故中被砸死，矿长不仅不告知其家人，还买通顾小波的同村族人像条狗一样将其草草掩埋;《霓虹》中的倪红梅为了全家人的生存而出卖肉体，最终不堪生活和情感压力，面对歹徒的逼迫坦然受死，这些来自上等阶层甚至全社会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直接导致底层人的堕落、精神崩溃和死亡。其中最为优秀的作品《太平狗》中，陈大种和狗的遭遇几乎是相同的，狗的城市生活经历似乎更加不可思议震撼人心:主人为了找到工作试图摆脱这条狗，对狗进行了屡次致命的打击和无情的抛弃、出卖，忠诚于主人的狗为了寻找主人却历尽千辛万苦，击退了同类的围攻，躲过了屠夫的屠刀，忍受住了流浪过程中的重重迫害，多次命悬一线，陈大种的生命在一家黑化工厂终结，而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不忘主人的狗不得不独自返回家乡。有一句俗语叫做“宁做太平狗，不当乱世人”，这篇小说其实就是对当世一些黑暗现象绝望的反抗和悲愤的谴责。 三、“底层写作”呈现的苦难美学 当然，“底层小说”极少写光明的东西，即使有也是农民工们自娱和自嘲的点缀，是憧憬和向往，最终也要破灭粉碎。因此有人说“底层小说”不是审美，而是审丑。还有人认为，有关底层苦难的书写是一种应该反思的叙事陷阱，底层写作中的这些“苦难焦虑症”式的作品，总是带领人们不断地下坠，在苦难的现实中无奈、无助和绝望，底层平民在面对苦难和生死时应该保持执著、宽厚和无边的坚韧，包括亲情间以沫相濡的温暖。［5］对此论调我们不敢苟同，底层写作表现出来的文学审美特征正是一种“苦难美”。这种苦难是不可遮掩的客观存在，我们不能因为它“黑暗”、刺眼而采取无视、漠视态度，况且它们只是揭开了生活中的一角，毕竟反映了社会中一些不和谐问题，只有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引起上层建筑的注意，才能为创建党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铺平道路。刘庆邦有篇小说叫《到城里去》，对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他们向往的城市已经成为一座座“围城”，城市是天堂，也是地狱，为了走进去他们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些寄生在城市里的人生活境遇也截然不同，大都挣扎在被灭绝的边缘，这时候他们曾经急于脱离的乡村就成了一个美丽而温暖的寄托，那里有着恒久的人性之美。可怕的是，进一步加剧的城市化进程正在侵吞着农民的土地和美丽的乡村，进而吞噬着被迫背井离乡的人们。在“城乡一体化”激进过程中，中国其实仍是一个“二元社会结构”，“现代城市文明与愚昧肮脏的穷乡僻壤并存;受到良好教育的市民与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农民并存”［6］7。值得重视的是，“底层小说”反映出的农民工的反抗意识已经非常明显，令人感到惊悚和恐怖。《马嘶岭血案》就是一篇反映农民工和城市人相互对抗进而引发残杀的小说:地质勘探队本来是要在当地寻找金矿，为了发展当地经济而不辞辛劳地工作，他们中间也有农民出身的城市人，但是愚昧和利己的九财叔和小官两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与勘探队人员的接触中，两人发现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位和贫富差别，为了消除这种差别，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或者说是为了报复，两人丧心病狂地将勘探队人员逐一残忍砍杀，掠走财物。在这桩惊心动魄的血案中，到底谁是受害者，谁是施害者，令人掩卷深思。《街头》中，被逼无奈的哑巴动手刺杀宝马男女，我们应该谴责谁呢?小说中的小人物原本并非都那么凶残和不仁，他们满怀希望闯进城里，渴望得到尊重，起码是一场公平的交易，即使不能也可以妥协，但是他们错了，为城市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的他们面临的始终是不信任和侮辱、损害。《高兴》中老板韦达是刘高兴心目中的好人，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多是因为对孟夷纯有所需求，最后在保释孟夷纯和五富尸体火化问题上刘高兴还是感觉到了韦达的自私。小说中不乏穷困潦倒的农民工之间互相宽慰、协助和团结共事的温情，比如刘高兴对五富的负责、对妓女孟夷纯的经济支援和爱恋，“剩楼”里拾荒人之间的融洽关系，另外就是刘高兴对五富的错误行为屡次做出的批评、纠正和教诲，都说明他们良心未泯，他们与压迫自己的人之间的报复和斗争是因为基本的生存权利受到了威胁。农民工过着蝼蚁般的生活，但他们不应该因此而受到鄙视和迫害。触目惊心的是，“底层写作”大胆地展示了殊途同归的“死”。在这里，死不是一个哲学命题，这是在以死直谏，用死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抗议。农民工活不起，只有死的权利，这正是底层人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他们的死让社会上层人士的为富不仁原形毕露，让他们的罪恶无处遁形。“信言不美”，底层小说的语言并不美，甚至有的还略显粗糙，但是残酷的故事本体就是最美最鲜活最生动最具有说明力的语言，坚硬地诉说着生命的无常和难以把握命运的无奈。由于种种原因，“底层写作”还不能对底层民众的苦难作痛彻淋漓的表达，但我们相信，现实比小说更残酷。#p#分页标题#e# 四、“底层写作”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 在表现手法和叙事模式上，“底层写作”呈现出传统和先锋兼具的多样性特点。从叙述视角方面看，“底层作家”多站在全知的高度，采用第三人称，慢慢道来，把故事讲完就结束任务。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也是如此，不过典型的现实主义文学表现的社会场面更加广阔，也就是所谓的宏大叙事，而“底层写作”由于多为中短篇小说，文体紧凑，节奏较快，一气呵成，流畅可读。为了增强现场感和真实性，还有一些作品直接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比如《马嘶岭血案》，文章开头说“我就要死了，脑壳瘪瘪的，像一个从石头缝里抠出来的红薯”，用小官(“我”)被抢救后、被判死刑前的回忆展开叙述，这样的技巧不仅容易牵引读者，还可以更好地让读者了解叙述人复杂的内心世界。贾平凹的《高兴》也采用了第一人称，将“我”———刘高兴的所感所想、日常生活交际以及目之所及的内容事无巨细地统统描述出来，如同一部自传。另一篇小说《霓虹》采用了日记体，间隔插入警察的讯问笔录，也带有一定的自叙传色彩。《找啊找》中临盆的王淑民寻找丈夫是小说的主要线索，同时隐含着顾小波已经死去的阴影。《太平狗》中由两条叙述线索交叉进行，一是主人陈大种进城找工作，二是太平狗寻找主人，狗和主人的遭遇同样让人心惊胆寒、心有余悸。当然，这些叙述策略已经不算新鲜，这是“先锋小说”作家们曾经惯用和卖弄的技巧，不过与“先锋小说”不同的是，“底层写作”基本上能够清晰地把事情表述清楚，即使有一些小聪明也构不成阅读障碍，他们写得可谓有板有眼。尽管如此，“底层写作”的震撼性和穿透力并没有因此而削弱，相反因为它们的通俗可读而增加了阅读量和传播率。同时，“底层写作”主要反映底层基本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匹夫和白丁”的生活，本不需要过多的修饰和技巧性的东西，否则显得矫揉造作和不真实。也许“底层写作”并不是写给底层平民看的，无法引起挣扎在苦难中的人们的共鸣，他们的目的是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作家们真正沉下去贴近生活的写作姿态令人感佩，符合底层身份的朴实无华的语言具有无穷的感染力，这正是作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底层写作”不仅表现“真”，而且表现出强烈的对“人性”的关怀。“在对当下中国底层写作的解读和判断中，我们既可以感知到作家们对现实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的主动关注和承担，也可以体味到某种似曾相识的新文学传统———如启蒙吁求、现实关怀、左翼精神等内容的复苏，纵向观照，前后疏通，在20世纪初和21世纪初中国文学将近百年的变化发展历史之中，也同样是在跨越世纪的交合点上，我们却能够发现中国文学在不同时段的不同表现中所内含的一种奇妙的呼应或循环。”［7］“人的文学”是五四时期提出来的口号，其本质就是以人为本，充满人道主义精神。 “底层写作”首次把目光集中转向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在典型环境中描写特殊人物，为新世纪文学塑造了大量的底层人物形象。作家们对底层生活的真情访问和热切关注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文学内部的巨变是作家自我反思的结果。在新世纪文学驶向何处的疑问中，在杂乱纷呈的文学格局状态下，“底层写作”似乎是一条出路。底层作家们自愿沉下去，强行介入现实生活，凸显出很强的社会批判力量，与描写知识分子和上层人物的文学作品并列成为两股潮流，在当代文学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同时，“底层写作”也是对当今文坛备受诟病的“纯文学”的全面冲击和围剿。可以发现，一些“新写实”作家已经加入到“底层写作”队伍中来，他们大都是专业的作家，比如方方(《万箭穿心》)、刘震云(《我叫刘跃进》)、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张炜(《你在高原》)等。尽管我们还不能把所有的描写底层生活的作品和作家悉数纳入到“底层写作”中去，但是“底层写作”开创的“向下看”的写作样式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将来在一段时期内会继续流行，并主导现阶段文学的发展，或者也会从其中发生某种变异产生新的文学样式，但是其现实主义精神不会改变。 “底层写作”是对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丰富和深化，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之后的又一次全面彻底的“回归”。“底层写作”的崛起使我国现实主义的内涵和分量更加厚重，也许从它开始，我国的现实主义才真正开始与国外的现实主义相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