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底层文学”的新与旧 1“、底层写作”的历史进程 一说到“底层”，浮现在人们脑海的就是那些挣扎在城市最底层、生活拮据的市井小民，或是风餐露宿、操着各地口音叫卖的流动小商贩，再或是漂泊不定、靠出卖体力艰难为生的农民工等等。在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底层人”以及“底层事“的描写，比比皆是。创作者不仅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生存状况，更是体现出了对“底层”的人文关怀。从古到今，以“底层”为主角的文学创作也是成果颇丰。最早的《诗经》就有不少关于描写农民艰苦生活的篇章；“诗圣”杜甫，更有“三吏”“、三别”传世；鲁迅的《一件小事》叙述了一个黄包车夫的“小事”；夏衍的代表作《包身工》中所记录的受到压迫剥削的劳工;老舍的在中篇小说《月牙儿》中，描写了生活所迫成为暗娼的女孩月牙儿......在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市场经济的繁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格局逐渐形成，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关于描写处于“交叉地带”的新时期农民以及进城务工、城市下岗失业者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贾平凹的《高兴》、《金狗》，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等，也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这些作品，在广义上也可视为新时期“底层”文学创作的代表。无论是古代诗词里的流离失所的百姓，20世纪20、30年代新旧变革时期的劳苦大众，还是新时期小说中处于交叉点的“转型农民”，不同时代背景下，孕育着不同的文学流派产生，但对于“底层”的关注，却仍然是创作者们乐此不疲的追求。因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底层文学”并非是新时期、甚至新世纪才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类型，而是古已有之的。从这一层面上说,“底层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多样的文化发展进程。 2、新时期“底层”的出现 以上所提到的文学作品中，包含有农民、车夫、包身工、妓女、农民工等等各色人物形象，我们都将其囊括在了“底层”这个范畴内。虽然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这些人物形象很早就有涉及，但“底层”一词的使用，却仍是一个新的发展。构成“底层”词义的“源”在“阶层”。阶层，在词典中有两种解释:1指在同一个阶级中因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分成的层次，如农民阶级分成贫农、中农等；2指由不同阶级出身，因某种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会集团，如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分子。[1]查特吉在《关注底层》中提出：“一九八二年，一组研究现代南亚的历史学家的系列著作，首次以总题《底层研究》发表。现在所熟知的‘底层史观’即来源于此。”[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它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底层文学”中，“阶层”的定义应该以第二种解释更为恰当，即：由不同阶级出身，因某种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会集团。在孙立平的《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也明确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开始在我们的社会中形成，他们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城市中以下岗工人为主体的贫困阶层”。[3]从上述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底层”是新时期才出现的名词，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群体。因而“，底层文学”又可以看作是一种新时期特有的，具有极强时代感、现代性的文学类型，它是新时期兴起的文学。甚至仅仅通过作品创作的数量和质量，我们也能够直观地了解到“底层文学”的兴起之势。 二、新世纪文坛的“生力军” 1、视角下移 底层叙事，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文学叙事的形式对底层生活进行关注的一种文学创作现象。孟繁华将其称为“关注底层生活的文学潮流”，它是新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热点，又称底层写作。在新世纪的文坛，底层叙事俨然成为了一颗“文学新星”，有学者认为文学从新现实主义到新写实，是文学视角的一次下移，而从新写实再到新世纪的底层叙事，被看作是文学视角的再次下移。而“底层叙事”作为文学视角第二次下移，产生于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见成效之际。在思想方面，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出现了“转型”：在90年代以前，人们更多的是全身心地投身于革命事业，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了理想主义。而90年代以来，人们的价值观念由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大我”转变为关注社会“小我”的生存状况。一系列针对底层问题提出和实施的政策，正是国家和社会视角下移、重心调整的有力表现。作为紧贴社会和政治的文化生活，自然也及时、极力地将底层作为新时期、新世纪热点，创作出不少优秀作品。从90年代电视剧《外来妹》的播出开始，引起社会轰动，关于底层生活也有了更深了解，到后来《民工》、《春草》等剧在央视的热播，持续成为焦点。近年来春晚节目，总少不了关于农民、农民工题材的小品、歌舞，尤其是2011年一首《春天里》更是唱出了广大底层人民的心声。在文学作品中，“底层叙事”更是表现出新兴力量的强大劲头。出现了一大批专业知识分子作家，专门创作底层文学作品：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孙惠芬的“歇马山庄”，以描写下岗工人为主的曹征路、叙述农民工生活的罗伟章等等。还有一些作家本身就是来自于社会最底层，曾经或是正在从事着最肮脏、最艰苦的工作。“底层叙事”鲜明地以底层为写作对象，一方面是对其现实悲惨境遇的揭示，另一方面又是对社会丑陋的批判，同时，与第一次文学视角的下移相比，更蕴含着创作者的人道主义和强烈责任感，使其作品赋有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p#分页标题#e# 2、崛起之势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作家人数剧增，作品繁多，形式多样，社会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俨然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坛的一支强劲生力军，形成新兴之势。这里所讲的“新兴”，不仅仅是在文学创作的内容上面有了新的突破，更多的是与以往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相比较，作为新事物———底层文学，所呈现出的强大生命力以及繁盛气象。 （1）创作群体庞大 “底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缺失话语权。这表现为没有能力自我表述或者不能进入社会的文化公共空间，表述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参与不了社会话语的竞逐，没有发声的位置或管道，也就是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4]而到了90年代的转型时期，“底层文学”的创作群体明显扩大，不仅仅是原本的知识分子创作群体，还出现了一批底层创作者。他们为自己叙事、为自己抒发情感、表达思想。这些创作者来自民间，从事着底层最普通的工作，因为来源底层生活，才使得他们的创作更真实地表达出真正底层的声音。他们是最能代表底层劳动者行使话语权的人，也正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感，才能够观察和发掘出底层劳动者内心最细微、最深层的感受。同时，也因他们的双重身份，使他们成为社会与底层相互了解、深度接触的桥梁，使得他们的创作一经推出，便能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文艺争鸣》2005年第三期开辟“关于新世纪文学•在生存中写作专辑”，推介了“打工文学”、“打工诗人”。[5]2007年的文坛，出现了一个备受关注的名字———郑小琼。“一个低学历的写作者、流水线工人、打工诗人”就是她从前的全部简历。她是这个时代千千万万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典型。然而，她又是一位极具实力的文学创作者，是诗人作家。她有多篇诗歌散文发表于《诗刊》《山花》等报刊，作品多次入选年度最佳选本，获得“利群•人民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多项大奖，与韩寒、春树等一同入选“中国80后作家实力榜”。不同于其他专业作家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底层”的方式进行创作，郑小琼的诗歌、散文创作多源于她在南方打工的亲身经历，在底层生活中，她体会着底层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身份缺失的内心困惑和焦虑、精神上没有归属感的漂泊。所以，她的作品更多的是“深入底层”，既是深入到这样的群体中，又是深入到他们的灵魂深处。 （2）作品多样化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底层叙事”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既表现在叙事对象的类型全面，又在于文学形式的多种多样。底层文学以底层劳动者为叙事对象，而这个阶层又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一个较为庞杂的群体。他们挣扎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工厂、建筑工地、车站、街头、乡间小路；他们奔波于全国各地；他们内心怀揣着不同的生存难题。因此“，底层叙事”在内容上表现得更为丰富多样。根据他们的叙事对象不同，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底层文学众多作品分为三种类型：贫困落后的农民；城市下岗工人；进城农民工。这样的划分，也正好与社会学、政治学上对“底层”的范畴定义相一致。第一类：贫困落后农民形象。 农民、农村题材，往往是众多作家学者善于、乐于提笔的叙事对象。也是由于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以农耕为本的文化而形成的意识形态所致。对于农民，有很多人、很多事值得读和写。无论是鲁迅笔下对阿Q、祥林嫂之类的落后不觉悟农民的批判，还是赵树理眼中小二黑、小芹这种积极向上的、赋予新思想的青年农民的支持和赞扬，甚至新时期作品里创造出的陈焕生、金狗、高加林等等经典形象。不同时代对农民形象的把握不同，但创作者对农村、农民叙事的“钟情”一如既往，毫无减弱。面对转型时期的城乡二元对立，处于交叉地带的农民形象更具有时代性、现代性的社会意义。一部分仍旧固守乡村，过着贫苦的自耕自作的小农生活，如上述罗伟章的小说《马嘶岭血案》中，对九财叔艰苦农村生活的叙述。微薄的家庭收入、没钱看病就医、没钱供孩子读书，只能是代代延续地栓在贫瘠的土地上“难出头”。第二类:农民工。另一部分却逐渐分离出去，离开原来固守的土地。他们或因生活所迫，希望摆脱贫穷，或被绚烂都市吸引，梦想改变农民宿命。他们结伴进入城市，由“农”转为“工”。而这些人如今已经成为了很大一部分群体———农民工。本名:民工/小名:打工仔、妹/学名：进城务工者/别名：三无人员/曾用名:盲流/尊称:城市建设者/昵称:农民兄弟/俗称:乡巴佬/绰号:游民/爷名:无产阶级同盟军/父名: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临时户口名：社会不稳定因素/永久宪法名:公民/家庭封号:主人/时髦称号：弱势群体———《打工的名字》[6]。《打工者的名字》，这是一首很特别的小诗，将进城农民工的身份以独特的形式、幽默的风格全面概括。初看，仅是在诗歌的形式上吸引读者，但细读下来，却在其中蕴含着一丝悲凉、一阵悸动。这正是这些城市边缘人的内心困惑。他们进入城市、生活在城市，却无法融入城市。是城市的建设者、主人，但又成了游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种身份的交织，让他们产生身份认同的迷惑，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求生存。 底层文学作品中，关于农民工文学的作品是占大部分的。“据统计，徐德明从2000年到2005年的11种文学刊物中，找到224篇（部）小说描述乡下人进城的故事。”[7]这种题材作品在新世纪的繁盛，既有其不断提高的社会、政治关注度有关，又与创作者庞大队伍努力相关，还在于这些作品本身反映出的具有现实性、社会性的深层意义。在罗伟章的小说《变脸》中，通过一个特殊小人物，包工头陈太学的“变脸”过程，揭示出当前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诟病：拖欠农民工工资、官商勾结、官场腐败等等。陈太学本来是一个心软、善良的小包工头，为了从张经理的手里揽到工程，不得不低三下四，陪吃陪喝、赔钱赔笑脸。他虽然只是一个带领15个农民工的小包工头，却从来不拖欠工资，对农民工的请求有求必应，从不为难他们。在他看来，他曾经也和他们一样，每天在工地上风吹雨淋挣得一点血汗钱，所以绝不能够压榨他们的工钱。陈太学在张经理的面前卑躬屈膝，只为多挣些钱供儿子读书考大学，但儿子不是读书的料，竟然在第5次参加高考前离家出走，去南方打工了。这使得陈太学变了初衷：“钱毕竟是可爱的,钱不仅可以用来过日子,有时候还能疗治心灵的伤痛,慢慢地,陈太学流血的心口结了痂,只专心致志地谋划从挣钱上获得自己的拯救。”#p#分页标题#e# 这部小说运用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叙事,不同于其他反映农民工生活的小说,这部小说是以一个包工头为主角,通过他与农民工之间关系的转变,从外部描写农民工生存艰难；又通过他与掌有实权的张经理之间相互勾结利用，从内部暴露出作为底层小人物生存的无奈和卑微。正是这样一个包工头的形象，他连接社会的上下层，使小说成为现实社会的缩影。第三类：城市下岗失业者。同样作为底层劳动者，城市里的下岗失业者，文学作品中对这类形象的叙事，又与农民、打工者有着不同的角度。在地域和身份上，他们是生活在城市的城里人，而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领域，他们却又被城市排斥，成为城市的边缘人。在刘继明的小说《我们夫妻之间》就以主人公贾大春和他的妻子李淑英“一次性下岗”以后的艰苦生活为题材，叙述了他们下岗以后从到处找工作碰壁，到开摩托车拉生意被扣，再到最后为了给儿子上学凑够学费，老婆去当“野鸡”的一步步堕落的过程，揭示了下岗工人面对社会、生活，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困惑和无奈，以及现实社会对待下岗工人的冷酷和不公。反思了普通人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下被迫走向堕落的无奈和悲凉。 三、思潮与论争 新世纪的文坛，以底层文学最具活力。除了以上所述的作家及作品种类的繁多，还表现在新世纪文坛上，文化学者们关于底层的理论研究与学术论争。“关于底层文学的争论，是关于‘人文精神讨论’之后十几年里唯一进入公共论域的文学论争，意义重大。”[8]底层在国内的论争，大多认为是开始于《天涯》在2004年开辟的专栏《底层与底层的表述》。专栏发表了蔡翔的记叙性散文《底层》和刘旭的论文《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接着在2004年第3期，2004年第6期，2005年第1期及2005年第5期刊登对话和论文深入了这个话题的研讨。2007年9月，李云雷在《“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在乌有之乡的演讲》中，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是底层文学，第二个是底层文学作品到底怎么样，第三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底层文学。随着底层写作在新世纪文坛的极速壮大，关于底层叙事的研究、讨论也形成百家争鸣之势。还有一些学者在其深层的伦理道德倾向的把握上，有着自己的思考。有人认为“根植于改革开放土壤中，脱胎于社会转型时期底层民众生活的底层文学充满了现实关怀，思考着时代变革给底层民众带来的暂时困难，天然地带有时代的悲剧精神。”[9] 不同于一些学者高度赞扬底层的热情，也有学者对于当前的底层叙事持有冷峻、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钦佩这些作家于时尚化潮流中把目光投向底层、投向弱势群体的胆识和勇气的同时，也无不遗憾地发现，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底层生活经验的认识与表达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区，制约了当前底层文学书写的健康发展。”关于“底层叙事≠苦难叙事”、“底层叙事与暴力叙事”观念的争论，也在成为众多学者探讨的焦点。 2011年在第3期的《上海文学》发起了关于“纯文学”概念的讨论，重新强调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不同于80年代所提倡的文学以中上层社会为描述对象，要远离政治、社会，转而走向个体内心、外在形式的“纯粹”，以一种先锋性、现代主义的方式表现，是“为艺术而艺术”；底层文学更多的是以现实生活为蓝本，以同情、批判、反思为目标，是“为现实而艺术”。因而，底层文学与纯文学不同。但底层文学又同样带有一种先锋性，这不同于纯文学里的先锋性概念，而是底层文学内在带有的探索性，它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写实，而是侧重于写实与艺术并得。底层文学继承了20年代左翼文学的重要精神，与左翼文学有着密切的继承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底层写作是‘左翼文学’传统失败的产物，但同时也是其复苏的迹象”。[10]更有学者将底层文学直接视作“新左翼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不仅体现于曹征路这里，还很突出地体现在更多的包括‘底层写作’在内的其他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并已经形成了一股相当强大的文学思潮。”[11] 底层文学能否称之为新的文学思潮还有待探讨，底层文学在理论和创作上，还需要继续探索和论争，但底层文学在新世纪文坛的发展，已经占据重要席位，成为新世纪引领文坛的潮流趋势也必将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