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课，还需要废话？纯属废话。我相信，不少人在看到我这个论断时，会产生如上的想法。不急，且听我慢慢道来。“据说，一位西方的汉学家，在看过许多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后感慨，中国的小说都是些故事提纲。 这话让人惊醒。故事提纲云云，不过是说中国的小说写得太粗、不丰腴。原因或许还有别的，‘没有废话’肯定是其中之一，说不定还是最主要的。 道理很简单。正经话，谁说都是一样的，只有在那些废话里，才能显出各自性情的不同，才情的迥异。语言的艺术，就是如何把看似无用的废话，说得有滋有味，委婉动听。” 这是韩石山先生在《他是怎样写作的》一文中，评价章克标先生的!"万字自传性质的巨著《世纪挥手》时，写下的一段话。 其实，讲课本来就是一种语言艺术的展现。所以，讲课也是需要讲废话的。 还记得，听过一些朋友的课，内容很严谨，严谨得都扎不进一根细小的针。确实，我很佩服朋友缜密的思维和逻辑。可是，我却发现学生们大都在神游八荒。 课后，我问学生原因。有学生坦白，没意思。 后来，我就想，如果文学只剩下了严谨，大概是没有什么兴味了。看来，语文课是需要废话的。 话又说回来，并不是所有的废话都适用于所有的课。这，应该算是一个废话艺术的问题了吧。 首先，讲废话需要适时。这个适时，应该是在学生精神疲惫的时候。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人大脑长时间处于高度集中、紧张状态，势必会造成身心的疲惫。这种疲惫，能影响他们接受知识的心理水平，造成麻木。此时的废话，既可以不影响他们学习的正常进度，使其大脑得到暂时的休息；又可以使学生长久的有意注意，变成无意注意。他们的身心，便得到了有效的调节。这个适时很重要。 记得，上大学时，我的一位老师，第一节课就带去了很多药，并排放在了讲桌上。我们很好奇，以为中文专业改成了药理学研究。接着，他就开始了废话。他说，他有许多病，能坚持上课，已实属不易，云云。是让我们学习他的这种以学生为重的精神吗？课后，我们议论纷纷。尽管，我们同情他的病痛。 我想，如果老师在另外的、适当的时候讲这些，效果大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到现代文学大家鲁迅。鲁迅有一个多愁多病之身———当然是为了祖国、人民的命运、前途愁的。可就是这样，他还打趣：雪后，吐过半口血，有两个学生搀扶着，去赏腊梅。然后，就可以说到自己，把早已准备好的药，放在桌上一字排开，说自己也如鲁迅，有多病之身。不过，倒是这两年为养家糊口做学问、累的。我估计，如果这样，那么学生以后对你可能多了一些体贴、少了一些厌烦。 其实，很多老师画虎不成反类猫的举动，学生是很厌烦的。所以，老师的废话应该在恰当的时候，应该在学生需要听废话的时候。 其次，讲废话还要适地。特别是语文老师的废话，应该注意讲在适当的地方。讲课的时候，什么地方讲废话，应该由教师随机决定。这个应该决定于自己平时的知识和素养积累。比如，你侧重的是对文章语言艺术的感悟。那么，赏析到文章的语言时，不妨多说些多余的话。如果你侧重的是文章思想意义的挖掘。那么，你应该在分析思想时多说些康德、黑格尔、斯宾诺沙、尼采之类。于是，学生也更领悟了你的风采。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你与学生才会有灵魂对话的产生。这是多好的主体间性的教学阐释啊！还记得，张爱玲是不喜欢讲废话的。友人描写过她在美国晚年的生活，应该叫“昼伏夜出”。原因就是她不想跟别人多费口舌。和无聊的人说些无聊的事，实在是无聊的举动。所以，张爱玲干脆昼伏夜出。看来，讲废话还得在适当的地方。 我想，这个地方应该是最能展现自己个性的地方。如韩石山先生说，在废话里能见自己的与众不同。有些语文教师，讲课有个性、有风格，大概说的就是这些吧！最后，讲废话还要针对适当的人，即适人。曾经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对牛弹琴”。他说，这种状况的出现，也应该把错误放在弹琴者身上的。因为，他们只顾弹琴，忘记了听琴的对象。学生有年龄的差异，也有个性的差异。教师的废话，应该是在研究好你的听话对象的基础之上的。 比如，对待大学生，你可以讲些蔡元培办北大怎样兼容并包；刘伯明办东南大学如何鼓励学术自由。 所以，北大有新派的胡适、陈独秀，也有守旧的辜鸿铭。东南大学则养育了一心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学衡》诸君，如吴宓、梅光迪、胡先肃等学问大师。但是，对待小学生，你最多讲些高斯、爱迪生、爱因斯坦小时侯的故事，或者讲讲牛顿怎么思考苹果从树上落下的问题等，就行了。 人的一生，如果以年计算，大约有*天。 真正重要的、非说不可的话能有多少呢？人们一生中说过的话，大约有*的废话吧！怎么把废话说得艺术、好听，从小处说是使生活的气氛更和谐、融洽，从大处说是在延长人类的寿命。看来，语文教师的废话，还应该继续讲下去，并且还有越来越艺术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