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生贵 单位：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如今，所谓“原创力”、“原创性”等概念，为许多领域所运用，且显然都在煞费苦心、不惜气力地“广而告之”。这至少表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原创”确实重要;二是事实上恰恰缺乏真正的原创—根据具有一定普泛性的经验来看，通常在某一时期或某种语境中，哪方面被叫喊得最响，往往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据笔者的判断，如今许多领域对于“原创”的高调标举，多半都与这两个方面有关。其中，艺术领域(包括文学)在此方面“呼叫”的调子也不可谓不高，所见较多的如“某某大型原创舞蹈诗”、“某某某原创歌舞剧”、“某某某某原创系列小说丛书”、“某某原创在线”、“某某某某原创版”等等。这些高调标举且广而告之的名目，听来或看来确实显得很响亮，也似乎很诱人，但仔细想来却会发现其内里确有问题—抑或可视为简单的形式逻辑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独创性(笔者以为，独创性本身即应含有原创或创新的要着在内)是艺术创作的基本特征，也是构成艺术作品生命力与美学品质的重要前提—没有独创性的艺术即无存在的价值。这是为艺术实践所一再证实，并早已成为艺术原理中最一般的，同时也是获得广泛认同的常识。那么，现在专门在某一艺术创作或作品前冠以“原创”之名，至少从学理常识方面来看，是多余的，甚或是自相矛盾的。所以，若继续追问一步，那么，最直接的问题就是:难道还有不讲求原创或没有原创性的艺术创作吗?这恰恰是触及了当下有关问题的关键点上。原创力的缺乏恰是当下艺术(含文学)创作中的一大病症。对此，有理论家已作出明确的指认与中肯的分析。有论者认为:“事实上，大家都心知肚明，称原创性作品繁荣到了过剩程度的，显然是假话，因为‘原创’这个词广为流行本身就足以说明，原创力的匾乏正在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现实，而文艺创作中的复制化，批量化，拷贝化，克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已经使得原创力危机无所不在，甚至已成为时代性的精神焦虑。”(雷达:《原创力的匾乏、焦虑和拯救》，载《文艺报》2008一10一16。)的确，当艺术创作在商业化潮汐的涌动下，开始追逐时尚化、消费化，以及几乎无处不在的所谓“利益最大化”的潮流时，真正对艺术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与超越的审美原创性就成了镜花水月，那种在大众媒体上泛滥的对于所谓“原创性”、“原创版”、“原创在线”之类的吹捧，则往往不乏广告化的商业标签。因此，一些有责任感并富有文化良知的人们开始思考并讨论与之相关问题。关于因原创力或原创性缺乏而造成当下艺术创作中的缺失种种，以及有关原创力、原创性缺乏的原因等，已有理论家从不同层面进行分析与阐释，并形成一些颇有见地的学理成果。笔者拟以此现实问题为触发点，回到艺术创作自身规律体系中，继续进行相关理论问题探讨。
一、不过时的老话题:为什么要创作?
“为什么要创作?”这是关于艺术创作的一个很老的话题—应该说，人类自有艺术自觉之始，即有相关的思考与追问。但是，老话题却并不意味着其一定会过时，更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在笔者看来，恰恰是这个曾被人们关注过的老问题，在当下有必要再次特别提出，并需认真对待之。因为当下艺术创作中出现的许多病症，若深究一层，便可以发现其多半与这个问题有一定关系;另外，有关理论上的混乱，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当然，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仁智有殊是必然的，因此会有许许多多不尽相同，甚至大不同的答案出现。笔者的答案是:创作是艺术家以艺术的方式寻求或营造精神家园，主要是精神境界上的追求;而创作的真正动因与潜能—亦即艺术家创作实践的内在驱动力也在于此。而真正的“原创力”或“原创性”也必然是由此而来。不过必须说明，这里所说的寻求或营造精神家园，并非只是艺术家的一己之需，而是具有普适性、有的甚至是人类意义上的，是有超越性的。我们知道，人生有向往，有追求，但同时也往往有限制，有波折，其中便不免会生出这样那样的缺憾。憾事有时会使一些人消沉或失望，而更多的则是刺激人感奋起来，去战胜那不利的因素，继续指向美好的境界。这甚或已成了驱策人类不断向前奋进的一个契机。
当然，憾事会使人有感慨，使人有寻求与追求理想的愿望。作为具有特殊感受能力的艺术家，对于现实人生中的憾事更是异常敏感，甚至对那些别人尚无觉察到的东西也会体察人微。同时，他们会站在一个更高的基点上，用审美的眼光审度那些自己经历过和感受过的人生，或将现实中的痛感转化为审美中的快感—创作便是一种寻求感情上的托寓与共鸣的行为，亦即不断寻求和营造理想的精神家园。一般来说，凡艺术家真诚以注的创作，往往都会体现其对于某种理想境界的向往。这种境界可能与艺术家所处的特定现存状态是有距离的，甚至有很大的逆差，在一定时期内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艺术家通过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的缔构，将那美好的憧憬以及对世态人生的合理构想，得以托寓和表达。当然，这既不是要逃避现实，也不是去粉饰现实，而恰恰是艺术家获得了有关现实人生的一种体验、一种领悟、一种理解后而作出的审美传达。因为，艺术切人人生，关注人生，原本是以追求完美的人生为目的的。所以，优秀的艺术家在面对现实人生币的缺憾，甚至自己因拥抱现实人生而遭受伤害或不幸时，不会以灰色的情感色彩涂抹人生，而是依然去召唤美好的东西，给社会和群体带去人生的温暖和信念。
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对精神家园的追寻或营造，其表现方式与情形是多种多样的，或外显，或内隐;或弥散于整个艺术境界，或落实于交织中的某个局部;或是于不如意中幻化而出，或是干脆含泪吟唱而成。无论表现情形如何，艺术家的精神取向一经形成，就会成为一种潜在的意脉而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搏动，直至影响到作品的总体取向。艺术家的精神追求，同样是以真实的人生体验为依托，以深刻的社会感受为依据，是创作者心灵世界的呈现。我们知道，发自衷曲的歌哭是艺术创作的必要前提，灵魂的战栗，精神的苦闷，情感的执著，更是孕育伟大作品的基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中间潜藏着一个契机—心理的不平衡强化着艺术家的创造张力。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提出了张力理论。他认为，当人关注或关心某一对象并因而产生某种期盼时，在心理上就会产生一种张力。如果人的期盼很快得以实现或满足，其心理张力就会趋于松弛;反之，当期盼受到现实的阻遏，乃至现实状态与心理需求形成较大逆差时，这个张力系统会长期保持，并且促使人产生旨在满足特定意向的意志活动。这种心理机制在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中是十分突出的。艺术家对社会人生的美好期盼受特定的现实生活的阻隔，他们因某种情绪所诱发的心理张力不能在现实人生中获得满足而得以疏导或消解，因而积于心中，最终转化为创作实践的强大驱动力。它一方面从内部迫使创作者用最大的注意力关注现实，同时也使创作者不断强化探索与创造美好人生境界的愿望。艺术创作中，包括联想、想象等一系列活动，正是在这种心理张力的催动下展开的。艺术创作中常有这样的情形:艺术家在现实感受中的遗憾或不幸越多，心灵遭受的压抑越大，却越是要去想象和幻化其所倾慕和向往的东西，而且幻设出来的境界总是那样富有情趣和魅力。得此张力的推动，艺术家不囿于现实的苦痛，不沉酒于生命的压抑，而将情怀寄托在希冀新的生命、新的境界的诞生上。#p#分页标题#e#
人世间既有分明的笑，更有不分明的泪。艺术家既接纳欢笑，更要直面血泪，只是各自创造自己独有的艺术世界，表现上必有千差万别。屈原在政治上受排挤受陷害，终遭放逐，但仍然坚持理想:始终不变，常以追求志行的高远、精神的自由为归属。他在放逐途中所作《涉江》中写道:“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虫L兮骏白璃，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至若借香草美人而托寓曲折幽深的人生感慨和渴盼中的理想追求，那更是自屈原发端，而后几乎成为一种传统。宋玉《神女赋》、蔡琶《检逸赋》、曹植《洛神赋》、陶潜《闲情赋》等等，都从不同体验出发，通过创作寄托了各自的精神期盼。被称作“扬州八怪”的八位画家，在封建社会世俗的困扰下，经历了名的失落、政的挫折、生的挣扎，心灵上已经伤痕累累。可他们找到了一方精神的乐土，使人格得到伸展，心灵获得自由，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可以在澄澈如天空、纯洁如处女地的画纸上得到。他们画兰草，画修竹，画冬梅，画顽童，画高士，实则都是在画自己，是自己人格理想的折射。以上所述，是笔者对艺术家“为什么要进行艺术创作”的回答，核心即是其表现精神追求的需要。与之比照，看看如今形形色色的“艺术创作”中，有多少是与之相适的?将此创作动因的追问与创作结果联系起来分析，或许更能看清有关“原创力”的问题。
二、艺术家的原创力:相系生命体验的精神追求
艺术家的精神力量从何而来，什么样的精神追求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原创力。历史将距离推远，后人极易从历代艺术家那辉煌的艺术成就中想象到他们才情的横溢，创作的潇洒。其实，就中国古代绝大多数艺术家而论，“不遇”、困苦，甚至孤愤恰恰更切近其生活写照。我们虽然不能因此便断言艺术一定就是这样，但至少可以说这是中外艺术史中所呈现出的一种创作轨迹，而且其启示是深刻的。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知方式来说，独立与人世，是中国古代优秀艺术家(含作家)的基本品格。唯其“人世”，才使他们对现实人生有着刻骨铭心、浸透血泪的生命体验，有着对于美好境界的执著;而唯其“独立”，才使他们终究不失心灵的自由，不失真实的美学追求，以至各自成就了独具品格的艺术世界。当然，有的因为独立人格追求与现实环境间的不适或矛盾，则可能落于不容于时、见弃于世的地步。
有人认为，中国的古代艺术家以仕人世，当仕途受困受挫之后便以文学或其他艺术表达的方式而出世，并通常于道、释之中寻找心理的解脱或精神的安顿。这样看不免有些表面化。事实上，凡在艺术史上有所作为者，都并未放弃过人世，而艺术正是他们所选取的一种具体方式。正像在现实中已得到满足的东西，人们便不再强烈地期待于艺术，也很难激活创作冲动一样，一个艺术家若真的从精神深处完全遁世，于“清静”“无为”中获得心理满足，那也就无需(也不可能)去创作艺术作品了。恰恰相反，只有经历真切的生活、以至生命体验，并始终伴之以思想的跃动，情感的执著，才是孕育艺术家的基因，是缔构有精神力度的优秀作品的内核，而所谓的“原创力”也因此而自然生成并迸发。如中国古代许许多多优秀的艺术家，无论个人经历多么坎坷和不幸，胸中郁积多少悲痛和愤慈，都不熄灭对社会人生的关心。因此，他们的创作往往会注人独特的人生感受，独到的生命体验和信念，乃至生命中的精髓，所以会格外光彩夺目。在创作规律的探讨中，人们早已认同了这样一个事实:艺术家人生经历的坎坷和命运的多艰恰是有利于创作的。可是，几乎绝少有人为了成为艺术家而有意去选择这种遭际—而且一个人一生中到底要经历怎样的人生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得自己的。就中国古代艺术家而言，多跪的人生遭际是外在现象，而内核则是在于人生境界、人生态度。如果遇到挫折之后，或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改弦易辙打磨成中庸之士，或只顾抚摸自己受伤的心灵，长吁短叹，或干脆遗世独立，逍遥无为，都是不可能在创作中有所作为的。
中国古代的杰出艺术家大都面对仕途的失意，生活的艰难，始终保持“不堪其忧，不改其志”，“士志于道”，甚而至于愈是经历坎坷与磨难，反而愈是耿介，愈加砒砺高尚的风标。同时，其感知至切的先觉先悟与现实社会的庸凡沉沦，很容易造成心理世界的强烈冲动和个体生命意识的更加强化。这一切由内而外的喷涌，使得他们的艺术创作成为抒写人格人生的必然，成为他们摆脱“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爱因斯坦语)，张扬人生理想的生命投人，或者即是他们的血泪交织的整个生命。的确，如果打开中国艺术史的长卷，从较深人的层面去考察，则可以发现，许许多多艺术家的人生经历，大都是一部执著追求、至死不渝的精神奋斗的历史。他们立身于艺术史，经时间长河的汰洗后而光彩照人，最主要的是因为都有自己不为俗流冲倒的坚实的精神支点:独立意志和人生信念—人生经历、体验是前提，艺术作品是其结果—它们都一同凝聚在艺术家的人格里。其实，他们并非以艺术为生涯，而是以艺术为生命—是人生意志的自然体现。而那些不朽之作，正是来自于这种“艺术生产”过程中的“高成本”投人。韩愈说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这既是就文学作品的表现对象和表现内容而言，同时也指创作主体的个人处境和人生体验。历贫遭困，寂寞孤郁，不仅能孕育出一种艺术家所必备的心态和气质，也能够做到对体验过的人生世事作凝神积虑的返观内视。这样，创作才会成为心灵的自由，生命的外化。另外，艺术家在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往往还会作出的一种特殊的精神选择—缔构期盼中的境界，以企在艺术中寻求新的生存意义。尽管再美好的理想也不可能替代或直接改变现实生活，但总是有一种托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闪耀在面前的人生希望之光。
我们通常探寻创作规律，习惯于顺乎因果而确认艺术家对艺术的选择，其实，当我们换个角度来关注艺术对艺术家的选择时，却会发现其更内在更具有恒久意味的规律。因为艺术是在人类精神奋斗史的高度接纳和滤汰它的缔构者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的严格，有人洋洋洒洒写下许多文字，或色彩斑斓地描画了大量“作品”，但却始终被艺术拒之门外，无法登堂人室;而有人仅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化为有限的心声，则永载史册。另外，当艺术家在世时，其作品多以作者的命运为命运;而当艺术家辞世之后，特别是已成为久远的历史时，作品的独立价值便日见显然，乃至作者也以作品的命运为命运。艺术和历史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自己的尺度，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所左右的。艺术世界与世俗世界，分别在江河的两岸，欲登彼岸，则要涉江，更要靠身心的投人和人格力度。#p#分页标题#e#
艺术创作与创作者的才华与能力有关，这是无可质疑的。不过，不同凡响的创作除去“修能”方面的原因之外，更要紧的还在于是否能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以自己所经历和感受过的人生去砒砺其品格风标，增强其生命意志，并用审美的眼光，在沉沦的现实世界中获得生命的超越意义。具体来说:其一，对一己不幸命运(或“悲剧命运”)具有以坚强人性为支点的克服精神。这种克服精神迥异于知难而退，或见风使舵，甚至不惜降格辱志而改弦易辙的自我保全，相反正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强，以及“塞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人格意志的伸张。其二，具有真正的超越心态。他们并不囿于现实的苦痛和消沉于生命的压抑之中，而是尽管历尽磨难仍不熄灭心中理想的烛光，追寻着新的精神世界，新的生命意义。自我意识极强的艺术家彻悟个体生命的困厄和不幸的必然所在之后，却能自觉地寻觅新的生存空间和生命意志—把自我在现实中的苦难形象转化为艺术中旷达、清真的丰神姿仪;使个体的追求超越自我和实有，而进人永恒的精神世界。其三，能够将个人命运自觉或自发地提升到社会的、世人的普遍命运的层面，以深刻的理性认知去解悟人生。他们在呼唤和保持自身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同时，大都深怀着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个体生命遭受挫折，通常会成为艺术家在创作上大放异彩的一个重要机缘。这是因为，一方面，自身的困顿使他们获得了观察社会人生的新视角，自在平民间，遍尝苦滋味，可以大大加深其生命体验和人生思考。另一方面，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使他们更看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价值存在(超越个人价值)，所以当面对一己苦乐和天下苦乐时，似乎前者可以超脱，而后者总是无法忘怀。这是大艺术家的胸怀与人生境界。可以说，怀此博大爱心，指向民生意识，是优秀艺术家又一重要精神支点。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创作便在不失鲜明个性的同时，又能引起普遍的共鸣。说到底即是因为这样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已真的成为自己时代的良心。总之，笔者认为，艺术家的原创力绝非依凭外在因素或力量而获得的，而主要是在其自身的生活—生命体验及精神世界之内，其中与艺术家伟大的人格力量和坚毅的生命意志，强烈的时代感应与执著的理想追求等密切相关。
三、关键性的命题:提升精神力量
现在我们把讨论的话题再回到当下。当下我们的文场艺界似乎存在着一种较大的反差现象，即一方面是造作出来的“作品”很多，场面上好像很是热闹，而另一方面是一些有见识的人们则深感“原创力”不足，富有独创性的佳构杰作稀少，并因此而不乏忧虑。当下的艺术创作乃至相关艺术活动最显在的表现:从业人员众多，作品数量丰盛，表现花样迭出，传播途径通畅迅捷，再加上现代手段的包装与许多追逐“大制作”的铺张，更显得热闹之势远胜以往。据悉，每年创作歌词可达30余万首，出版长篇小说3000余部，制作电视剧达上万集，仅此一斑，即可知这数量之多，远非一般的可观。画家、书法家以及各种门类的表演艺术家之多，堪为难计其数。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赛事与各级各类的评奖增多，大大小小的媒体炒作热情高涨，则更容易推波助澜，使这热闹之势节节升温。
当然，这只是一种感觉。而与此感觉同在的还有种种质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于缺少精品力作的质疑，这实际上自然涉及量与质的关系。因此，人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的、几乎令人目不暇接、耳不暇闻的艺术作品中，值得反复欣赏与品味的上乘之作有多少?能在脑海里留下印象与痕迹的有多少?值得传唱的歌曲有几首?令人玩味且有艺术品位的相声、小品有几个?堪称精品的影视佳作有几部?关于艺术，在人们正常的期待视域中，其理想选择总是指向佳作精品，所谓“人间要好诗”，古今亦然。可是，精品力作得之不易，却往往既是规律，也是事实。当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确信艺术家的生命体验及其精神世界是生成原创力的关键，也是成就艺术佳构的重要的主体性前提之后，则需要特别指出，这恰恰是当前中国艺术界应该注意的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得不清醒地看到，近几年中国的艺术(含文学)领域所显示出的浮躁和困顿的迹象，除了种种外在的因素诱惑或影响外，更主要的是恰恰与相当一批搞文学和搞艺术的人的精神境界这一重要的主体因素不无关系。这些人所留下的匆忙而零乱的足迹可以表明，他们事实上几乎都有意无意地将艺术的精神品质从心中剥离出去，而将“搞艺术”当作一种手段，以之帮助自己走进别一种天地。搞艺术而不能倾其身心走进艺术境界，而是借此走向别处，艺术成了“随从”、工具、点缀、玩物。艺术的这种被“玩”或被利用，无论如何都不能算作幸运，当然更无从谈及开拓艺术空间、升华艺术境界了!
如果用一句关键语来说，那就是:如今真正用心灵来创作的人太少了，为名利而奔忙的所谓“艺术家”太多了!从经过时间的长河无情淘洗，而在艺术史上闪现光彩的艺术家身上发现，他们多半是些有美德、有才情，而且个性极强的人。尽管各人情况多有差异，但有一点却似乎潜在相同或相近，即他们总是当淡泊功利之后，或者处于清贫地位，与民众同甘苦、共忧戚之时，创作便大进，并多有传世之作。我们理解，这首先是因为艺术家的人格精神与人生体验，同艺术根本上的民众性、风尘味，以及终以触摸社会人生的审美感应、审美评判为指归的特殊性，有着合规律的必然联系。其中，艺术的民众性、风尘味，要求艺术家始终置身民众的行列，不失民众的感觉，倾之身心体察和表现与民众息息相关的人生苦乐;而艺术对社会人生的审美把握或审美评判，则要求艺术家首先超越一己实用功利，用审美的态度面对人间万事，并求以诚相许。尤其是那些风标独树的天才艺术家，他们更是张扬远离一已功利目的的天性显现，在主体的能动性中，最大量地拓展精神空间，并可以自然而然地走向创造的美，表现的美。应该承认，在中国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型期，市场经济发展之后带来的剧烈的价值观念、价值体系的变异，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文化变化，确实对于艺术界产生着多方面的冲撞和影响。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艺术家队伍出现分化，其中一部分以一种浮躁不宁的心态，或背弃艺术，或将艺术当作牟取官场资本或经济利益的附属品、戏弄物，这却明显地表露出创作主体自身人格、气质、才情、素养等构成特定精神世界的各因素的缺失。而且可以说，凡如此对待艺术者，首先自身便缺少完整充实、自由独立的心灵，缺少对于艺术的真诚与挚爱，缺少一种优秀艺术家应有的内在的个性资质。如前所述，真正不朽的艺术，只有投人执著的精神追求乃至整个生命才有可能铸就。而这中间检验出的是一种血性与骨气。从中国古代所谓“江郎才尽”的典故看，其实与其说江淹“晚节”缺乏的是“才”，倒不如说主要缺乏的是“气”。曾经颇有文采的江淹一旦依附权势，人格萎缩，那么，纵然才学尚存，也难以在文学上有所作为。因为他已经丧失了独立且有力度的精神品格。而且，因权势与利益的获得，已大大地挤占掉了其独立的精神坚守与精神追求的空间。斗转星移，如今比江淹生活的年代已前行了一千五百多年，而且从社会文化背景到人们的生存方式等方方面面都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是，笔者认为，将此典故移之当下，依然颇具引以为鉴的意义。尤其令人可忧的是，有的涉足艺术创作的人几乎从起步开始便滑人了可能致使“才尽”的覆辙，即为太多的直接功利目的所累，或屈从于此。有为数不少的艺术界人士困于世俗的名疆利锁之中，对其仰慕切切，以至时时左顾右盼，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攀附钻营，如此“聪明人”之举或许在个人生活境遇、以至升官发财的路途上可以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但同时必然失却真实的审美追求，并直接导致个性丧失，创造力衰退。#p#分页标题#e#
因此，笔者以为，当下中国文场艺界中关于所谓“原创”的堪忧之处，关键问题不在外而在内，即在艺术创作者自身—事实告诉我们，无论任何时候，一切纯正艺术的危机，往往都是来自其自身内部，来自于它放弃自身的心灵与精神追求。就当下而论，缺乏真正具有伟大人格力量和精神超越力的艺术家，缺乏中国传统文化中堪值称道的那种“兼济天下”抑或“独善其身”的人文精神，缺乏那种怀有大悲悯、大忧患、大使命感的殉道者的信仰与信念。这是问题的关键!长期以来，只要有正常而宽松的文化环境，我们就不忘怀从古代优秀作品及其艺术家那里吸收营养，以期滋润和促进当代艺术创作。不过，通常在总结和借鉴历代艺术家的创作经验并建构所谓“创作学”时，更多是注意到了诸如选材、构思、手法、技巧之类的操作程式，以及技能运用方面的东西，而对于他们的创作灵魂—生命体验、生命投入以及其精神世界的坚守或营造，则缺乏应有的重视。可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现在不少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正是缺乏中国古代优秀作家、艺术家所具有的一些最可贵的东西。中国文化需要重建，需要不断寻求新的文化。但是，这种“寻求”和“重建”既不是凭空构想，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固有传统而另起炉灶，而是需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一种依托，用以谋求合规律的再生与壮大。当下的中国艺术要诞生伟大的作品，就尤其需要继承和高扬中国古代优秀艺术那种保持人格独立与心灵自由的可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