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艺鹏 单位：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在人类历史的原始时期，中西方艺术有着共同的特征。这就是两者都是以经济目的为动力而进行的一种文化活动。当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政治因素便渐渐影响渗透到了中西方文化艺术之中，艺术很快就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成为统治阶级扩大权力影响的最佳手段。如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雕刻，古巴比伦人的浮雕，埃及古王国时期的金字塔建筑，古希腊罗马的建筑和雕刻，黄河流域的先秦青铜器以及秦兵马俑、汉唐石雕等。如果没有当年古希腊罗马统治阶级的崇尚圣战，男子不以雄健为美，妇女不崇尚生育，那就不可能产生如此辉煌的建筑和雕塑艺术;同样在黄河流域的中国，如果没有当年秦始皇的恢宏魂魄，没有当年汉唐的强盛国力和统治阶级的好大喜功，何以产生如此气势庞大、雄伟壮观的的兵马俑和汉唐石刻艺术?所以不管是经济因素还是政治因素对中西方艺术的发展是起了奠定基础的作用，而对中西方艺术体系产生根本影响的则是中西方两大宗教文化和两大地域的哲学体系。
中西方视觉艺术的成因、文化内涵的区别
西方艺术自从公元4世纪初罗马皇帝君土坦丁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开始，就深受基督教的影响。直至14世纪以后让位于欧洲文艺复兴，开创了以人为中心的艺术价值观，并一直影响到当代。西方艺术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和人文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础上，其艺术特征在内容上明显地带有拯救人类意识和强烈的个体色彩。其表现形式多为庄严的、静穆的、安详的、永恒的、博爱的和悲剧式的宗教色彩。而另一方面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又有不可避免的世俗性和平民性，重视表现以个体情感为表现终极目的。而在其手法上注意将自然科学的进步运用于艺术作品中，并且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以科学规范为标准，使诸如建筑学、透视学、光学、力学、解剖学、色彩学等自然科学理论在视觉艺术中得到了发挥。直到照相技术发明之前，基本上是以真实的再现客观事物为最高审美标准，此时的视觉艺术多以再现为目的，画家们再现客观现实或再现神话幻想，是“再现艺术”。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的代表作《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从画面上可看出身兼物理学家、解剖学家及数学家的达芬奇所具有的广博自然科学知识。除此之外还有如拉斐尔、米开朗基罗、鲁本斯、伦勃朗、凡高、高更、米勒、塞尚等的作品都属于以再现为目的的视觉艺术典范。尽管他们之中不乏艺术上的主观表现者，或者说是精神至上者，但他们有一个共有的特征，就是作品中的具象性是一致的。因此在现代照相技术发明之前西方的视觉艺术(其主要指造型艺术)是以具象的再现为特征的。
摄影技术出现后西方艺术家开始重新认识并确定人的个体作用，认为自然界只是现象，人的意志才是宇宙的本质。人的精神、意志、知觉、本能和潜意识等被作为造型艺术的原创动力加以强化，或以造型艺术的基本语言要素的强化和提炼来实现艺术家个体的艺术精神，而这类艺术都具有抽象特征。比如被称为现代派的毕加索立体主义和马蒂斯的野兽主义作品，也有被称为抒情抽象绘画的康定斯基和克利的作品，还有以达利、米罗等以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为基础的超现实主义的作品，更有50年代以来欧美各国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的行为艺术作品。至使艺术家在对待社会、人、自然与自我的关系上失去了平衡，因而他们的艺术语言在形式上是荒诞、寓意和抽象的，精神上是消极、悲观和失望的，思想上则表现为强烈的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简而言之，西方现代艺术是极富个体意识的视觉艺术。这就是古今西方艺术的总体面貌。中国的视觉艺术有一个与西方艺术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首先，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自古以来就没有被异族破坏和取代过。它的文化根基和文化背景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和稳定，有稳固的民族自尊心，即使在历史上比较动荡的魏晋时期和受异族统治的元清两代，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无法相比的。作为西方文化发源地的古希腊，其灿烂的文化毁灭于罗马人的到来，而在意大利土著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罗马文化最后还是被基督教文化所融合，因此西方文化的根基是在中东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和蛮族文化的基础上互溶产生的，因而它比不上中国文化的纯粹性。其次，中国艺术的文化根基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楚骚文化和禅宗文化四者共筑而成的汉文化。体现在如下特征上:高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强调情与理的统一，强调认知与直觉的统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崇尚古代人道主义精神，是把审美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前两句是阐发伦理和道德的哲学意义，三四两句是基于“天人合一”的观点，强调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去寻找美，最后两句是对个体与群体协同发展的肯定，并且把“人”摆在极高位置，重视“和”的作用，将其作为审美与艺术的根本功能，同时审美与艺术也被看作是促进人的健全合理发展，达到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因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在所谓“人”的概念是无法突破狭隘的民族血缘关系羁绊的，因而也严重束缚着人个性的充分发展，它不同于西方“人”的概念。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一种符合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高度自由，这是一种审美境界，正如历来被推祟的南朝姚最提倡的“心师造化”和同时期宗炳提出的“应用会心”、“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等的畅神思想，包括唐代画家张璪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主张，都是“天人合一”说的体现。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达到善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根本和最广义上达到了美的境界。西方常常是由道德走向宗教，以宗教境界作为人生最高境界。中国则是由道德走向审美，以审美境界为人生最高境界。如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道德和知识与理性连系在一起，认为知识是善的，理性是崇高的，只有象征善的灵魂和理性才能使人明辨是非，此类艺术作品不胜枚举，就象米开朗基罗和杨•凡爱克的作品所描绘的那样。而中国对道德的态度可见孔子的《论语•卫灵公》一篇论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曰:“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等等。
这凝聚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功利主义艺术观，它以政治、伦理、功利为基础，与强调“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以及以儒、道、释三者为基础的禅宗思想一同建构了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涵。#p#分页标题#e#
中西方视觉艺术不同的哲学观
西方哲学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开始，经过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理论，斯宾诺莎的“自因”论等，无一不是围绕着自然科学和人进行的哲学思考，是为一般人服务的哲学思考。它们要么关注宇宙，要么瞄准自然科学，要么研究人的认识方法，以普通人为中心推动社会发展。在这方面中国的哲学就复杂得多。首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主要的思想根基如“天命”、“仁”、“礼”等都是围绕着君王，因此是“治国”哲学。在《论语•子罕》篇中孔子道:“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又在《宪问》篇中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等此类言论颇多，皆为“治国”哲学之证。第二类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主张万物自然，无为无造，否定艺术中的形，所谓“大象无形，大音稀声”，把“道”当作万物的精神实体，要求人们顺应“道”的自然发展与变化，处无为之世，行无为之事。庄子的自然说更强调“道法自然”与“天工之美”。将自然界的天工之美称为“大美”，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提倡美在于自然无为，顾应物性，“朴素而天下其能与其争美”。完全把事物本性的自然流露，顺乎自然，复归于朴，视作美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儒道两家虽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积极，一个消极，但终因其封闭性而未能象西方哲学那样推动社会和艺术发展，只是长期徘徊于“温柔敦厚”、“含蓄平淡”或“清幽旷远”的艺术境界上。第三类是道家玄思与儒家心性说以及佛教三者交融后产生的禅宗哲学，其修心观境，证无上菩提。从达摩的“心注一境”的外境到慧能的“当下之心”的内心转变，正是这种简洁明快、任心自在的禅风，才使禅宗与社会审美心理之间架起桥梁，使禅宗作为一种社会普遍的意识，社会审美心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艺术，因而也就有了从“以形写神”到“以形媚道”的转变，有了从“意象”到“意境”的转变，有了宋、元、明、清水墨山水画关于虚、无、空、淡、远的奢谈，更有了苏东坡关于文入画的提出，有了董其昌的“南北宗”论等等。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大概理清中西方视觉艺术基本成因的共性基础及二者的不同特点、文化精神构成和哲学体系，即以注重现实、结果、发展、理性、求新，以动态艺术思维为特征的西方视觉艺术和重精神、过程、平淡、感性、中庸，以静态艺术思维为特征的中国视觉艺术。这两类艺术存在重大不同又有着微妙生成联系的文化艺术体系，并以其独立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把这两种艺术体系仅局限在某一不变的思想文化范畴内，就会妨碍人们以一种发展的或建构的眼光来看待中西方艺术精神的生成，从而忽略中西方艺术实际上都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建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