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探讨维吾尔族生活语言的嬗变，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古力加娜提·艾乃吐拉 单位：新疆师范大学语言学院
一、语言接触与双语现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讨论语言接触的热点主要集中于双语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希望通过对双语现象的研究，能对语言规划、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外语学习提供帮助。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角度对语言接触进行研究的Appel与Maysken认为，研究语言中的变化应该从研究双语现象着手，因为语言接触必然导致双语现象[1]。双语现象是在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中，由于语言使用者的自然接触而通过口语途径产生的。它是自然语言接触的必然产物。但是，在民族结构比较单一的社会语言环境中，语言接触通过各种媒体、学校教育等间接接触方式产生。由于民族的接触和语言的接触，一个民族的部分人掌握了对方民族的语言，并使用对方的语言进行交际，这样就出现语言兼用即双语现象。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双语现象是指少数民族兼用主体民族的语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兼用对方语言的现象。双语现象自古有之。有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就会有不同民族语言的接触，产生双语、多语现象。从语言接触的方式上分析，双语或多语现象是自然语言接触的产物。它是与国家的语言制度、语言使用法规相关的“双语制”性质不同的语言使用现象。
在西方国家，关于语言接触的研究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是从对语言变化中借词的作用进行的探讨开始的。而对语言接触进行有意识的研究则始于19世纪末。在近代世界史上，19世纪是帝国主义疯狂扩张的时期，由于语言融合的加剧，混合语随之产生。面对当时出现的语言现象，语言接触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研究方法从比较研究转为实地调查研究。60年代至70年代，研究内容转为以本国语言为主。80年代是语言接触研究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诸多的论文和专著。
在中国，语言接触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的。当时，先是对全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正规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后来连续发表和出版了一些学术论文和专著。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论著的理论研究还不能说很严密，对语言接触中产生的变化所作的描写和分析也流于表面。近几年，随着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加上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传入，开始重视对语言接触进行理论、方法的研究。较有影响的如多年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的袁焱，以阿昌族个案调查为依据论证了语言接触引发出的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及语言转用等三种结果《(语言接触语言演变：阿昌语个案调查研究》，2000年)。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经验的朱学佳，以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和应用语言学中介理论为基础，通过随机抽样调查统计，深入细致地分析描写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汉语使用的语言基本面貌，囊括语音、词汇、语法的种种变异特征，分析并论述了维吾尔族的汉语使用变异现象《(维吾尔族汉语使用变异研究》，2007年)。
双语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做不同的分类。从兼用语言的角度可分为:①民兼汉型，即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兼用汉语。②汉兼民型，即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在使用汉语的同时，兼用少数民族语言。③民兼民型，即某一少数民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兼用另一种或几种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新疆的维吾尔族社会的双语现象属于①和②类型。按双语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可分为:①普遍型，即双语人口占该民族总人口的50%或以上的类型。②局部型，即双语人口占该民族总人口的50%以下的类型。③双语起步型，即双语人口占该民族总人口的比例不到10%，双语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类型。④萎缩型，即双语发展到高峰期以后多数人逐渐放弃本民族语，只掌握其他民族语言，只有少数人使用双语的类型。新疆的维吾尔族的双语人口只有1%左右[3]的属于类型③。现在维吾尔族的双语人在日益增多，而且语言使用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我们关注维吾尔族的生活语言实况，在他们的会话中既会出现汉语借词也会出现语码混用。
二、自然语言接触与新疆的语言使用概况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交汇的地区也是古代东西方(中国、俄罗斯、伊朗）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枢纽。因此，在新疆使用的语言系统中，可以找到在此交汇的三大语言、三大宗教、三大文化的语言文化背景。现代维吾尔语是在公务活动、社会交际、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民族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普遍使用的公用语。它分为中心方言、和田方言和罗布方言，三种方言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上。现代维吾尔语书面标准语是在以乌鲁木齐土语音位系统为代表的中心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过多次规范，现代维吾尔文学语言成为现代维吾尔人使用的统一语言。词汇中除有突厥语族诸语言的共同词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来自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俄语的借词。并且其是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
新疆地区现有55个民族，总人口2181.3万(2010年)，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满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等13个世居民族。在这些民族中，使用频率较高、范围较广的语言有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在文学艺术、广播电视领域，用维、汉、哈、蒙、柯、锡、英等多种语文创作、翻译和演播。自治区党代会、人代会、政协全委会同步互译维、汉、哈、蒙、柯等5种民族语文。自治区机关同时使用维、汉两种文字行文。基础教育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锡伯、俄罗斯等7种语言进行教学。由此可见，在新疆，社会的各个领域有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不同民族语言的接触。但是，由于在多民族、多语言的新疆，各地不仅自然环境不同，而且生产方式、社会环境、民族人口分布情况、语言使用状况也有所不同。多民族杂居的大中城市，不同民族在交往中交替使用两种或多种民族的语言。社会语言环境本身就是自然双语或多语环境，产生自然语言接触。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自然掌握另一种语言。因此，乌鲁木齐、石河子、昌吉等汉族较多的大中城市，除本民族社区以外的社会空间里汉语的使用频率高。在日常生活中，维吾尔族和汉族相互接触对他们的语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民族结构以及社会语言环境单一的地区，例如南疆三地区(阿克苏、喀什、和田)，维吾尔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维吾尔语是社区主要的交际工具。在这三个地区，其他少数民族也精通维吾尔语。如维吾尔语和柯尔克孜族语的接触是亲属语言之间的接触，其接触对柯尔克孜族语的语言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一部分柯尔克孜母语者放弃母语转用维吾尔语。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频繁接触，出现了不少精通维哈语或哈维语的双语人。#p#分页标题#e#
三、乌鲁木齐维吾尔族的生活语言实况———借用汉语及语码混用
近几年，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交往需求增加、观光旅游人数增多和流动人口大幅度增加的状况，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环境和语言使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人们的语言意识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少数民族中，根据语言的经济价值来选择教学用语或学校，选择便于交流的语言作为生活用语的人与日俱增。例如，与汉族杂居的维吾尔族，在长期的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借入了大量汉语词语,并在交际中不时运用汉语借词及语码混用。乌鲁木齐作为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上中国西部重要的商贸旅游名城，如今已成为国内外经商者的理想城市。乌鲁木齐自然人文景观奇特，饮食、购物、娱乐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吸引着国内外大批客商、游人纷至沓来。现有人口311万(2010年)，其中汉族233.1万，占74.91％，各少数民族78万，占25.09％。
乌鲁木齐以人民路为界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人民路以北是汉族较多的杂居区，街道的气氛类似于内地的大中城市。人民路以南是维吾尔族较多的杂居区，建筑物的外型、人们的长相、服装、街道的气氛、从店铺传来的音乐等都与北区不大相同，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为了了解维吾尔族居民的语言使用实况，笔者在南北区的小区做了访谈和观察。访谈对象是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及其他家庭成员。在南区，选择A小区。A小区建于2003年，居民大部分是维吾尔族，有少数的哈萨克族和汉族。小区居民从南北疆移居来的较多，多属于中高等社会层次的人。小区的周围有维吾尔族经营的小门诊、理发店、书店、餐厅、买菜的小店铺。小区内有儿童游玩的场所。笔者每天下午在小区听录孩子们的会话，跟他们聊天，观察他们在小区周围的店铺购物时使用的语言。在观察家庭语言使用时，主要关注家族成员间的自然会话，家长指导子女时使用的语言，常用的媒体语言等。笔者首先关注了孩子们游玩时的会话，他们基本上用母语———维吾尔语交流。但是，会话中时常出现汉语借词和运用语码混用。特别是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家电术语、与饮食蔬菜有关的词等使用语码混用或汉语借词的频率最高。例如“:游戏机”、“电脑”、“电视”、“微波炉”、“空调”、“炒面”（以上6词为语码混用）“、黄瓜”、“白菜”（此2词为借词）等。他们虽然能用规范的维吾尔语表达这些名词，但由于人们首先接受了其汉语名称，加之汉语借词简短，因此，不仅是孩子，就是成年人在口语中也普遍使用。他们用的这些汉语借词或语码混用，无声调，发音也被维吾尔语化。说一句完整的汉语句子时，时常出现语法错误。任何一个家庭中家族成员的会话都是用维吾尔语进行，但或多或少地使用汉语借词和语码混用。例如“:bi耷蘩a耷(冰箱)niyepiw藓t”(把冰箱关掉)，“d藓n蘩i(电视)ni尴t蘩urirw藓t”(把电视关了)，“蘩u諨i(手机)rimnieliwit藓”(拿一下我的手机)等(划线部分是语码混用)。
孩子们有时候去小区周围的汉族人经营的店铺购物。他们虽然用维吾尔语的语序和思维、用不准确的汉语发音和声调、往往不使用量词，但也能跟店主沟通。例如“:买牛奶两个”、“t蘩藓z藓(茄子)和laza(辣子)买”(划线部分是汉语借词)。类似的错误也频繁地出现在成年人的会话里。有的人在一些没有必要使用汉语的场合，也勉强说不标准的汉语。例如:告诉别人自己的电话号码时，对方就是维吾尔族，他们也用汉语，这种现象不管是在年青人中，还是老年人中都普遍存在。这说明，语言经不同的民族接触后，双方都通过语言接触而获得了对方的语言知识。尽管所得到的语言知识不完整，但为了方便，他们也灵活地利用有限的汉语能力，努力克服日常生活中的语言障碍和种种困境。当然，其中也有汉语发音、声调非常准确，说话很流利的儿童。笔者访谈的孩子的年龄差距不大，他们都在离小区不远的S民汉小学接受相同的教育。但是，家庭出身、父母的学历、籍贯、家庭中的语言使用等因素也直接影响孩子的汉语表达能力。在有些家庭，家长为了提高子女的汉语听力和表达能力，要求每天在规定的时段内收看汉语电视频道，收听汉语广播节目，阅读汉语童话，在家庭中也为子女提供与汉语接触的机会。
乌鲁木齐北区的维吾尔族人的生活语言,与南区比有比较明显的差别。首先，与南区不同的是北区的住宅区或小区汉族居民较多，维吾尔族居民较少，是汉族为主体的杂居区。笔者在K大学的M住宅区进行了访谈。它的规模比A小区大，居民都是K大学的教职工，气氛与A小区大不相同。倾听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的会话，会让人以为都是汉族儿童。但是，其中也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的孩子，他们一起嬉戏，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儿童也精通汉语。就是维吾尔族孩子一起玩游戏时，也听不到一句完整的维吾尔语会话，使用汉语借词及语码混用相当多。汉族为主的杂居地区，社会语言环境促进了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接触，增加着少数民族母语中汉语借词及语码混用的运用。例如:笔者用维吾尔语问在打羽毛球的小女孩“:Api耷izbarmu?”(你妈妈在家吗?)她用一半汉语，一半维吾尔语回答我说“:Apam做饭qiliwatidu(妈妈在做饭）。”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词语的借用。词汇是反映社会最为敏感的部分，也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层面。词汇的借用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交流在语言上的必然反映。通常的情况是，单一民族聚居不利于语言之间接触，出现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的可能性小，而有利于本民族语言的保持。但是，近几年口语中借用汉语词语的语码混用现象不仅是在乌鲁木齐市，就是在汉族人口较少的南疆各地区也在普遍化。
四、校园中的语言使用情况———乌鲁木齐市的民汉合校
自建国以来，新疆有三种类型的学校，即民族学校、汉族学校和民汉学校。民族学校是以少数民族学生为教学对象，少数民族语言为教学语言的学校。
在校园中基本上没有与汉语接触的机会。汉族学校的教学对象不仅是汉族学生，也有个别自愿入校的少数民族学生，教学语言是汉语。民汉学校是在同一个校园内既有少数民族学生，也有汉族学生的学校。在2000年以前，前两种类型的学校比较多见。从2000年起，在新疆开始实施民族学校和汉族学校的合并的“民汉合校”政策。其目的是给少数民族学生提供能与汉语接触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汉语水平。通过民汉合校，有一部分问题得到了解决。例如：灵活地利用师资力量，解决了民族学校的超编问题和汉族学校的缺编问题。较好地运用教育资源和教学设施，解决了汉族学校的教室不足问题。但是，通过民汉合校的形式给少数民族学生创造与汉语接触的语言环境的目的，目前还未完全达到。实际上，不少学校只是形式上的合并，教师们的办公室是分开的。#p#分页标题#e#
在教学、教研、课程设计等方面，汉族教师和少数民族教师没有任何交流。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教学楼也是分开的，有些学校的运动场都是分开的。就是课间休息时间，学生们也没有任何交流，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跟同班同学用母语沟通。新疆各地区，根据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决定，积极兴建、改建民汉合校，使民汉合校由2000年的461所增长到2004年的656所，增长了42.2%，增速逐年加快[4]。2008年笔者对民汉合校的实况做了调查、访谈了参与并从事民汉合校工程的研究人员。全新疆现有民汉合校891所，乌鲁木齐市基本上全部实现了民汉合校，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了与汉语接触的语言环境,同时给汉族学生提供了接触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环境。笔者进行调查的几所学校，除了学校安排的集体活动外，几乎没有维吾尔族学生和汉族学生一起学习，互相交流的情景，看到的却是他们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所采取的互不相干的态度和行动。了解维吾尔族学生在课外时间的语言使用情况时，发现他们基本上用维吾尔语交流,有时出现语码混用，比如：“pi諨ir(皮筋儿)”、“sabo(沙包)”，有时借用个别汉语词语，比如：“t蘩uh藓i(球鞋)”。在教室里，他们互相借用教学用品时，也常使用“t蘩iza(尺子)”等汉语借词或“t蘩藓nbiher(铅笔盒)”、“yubi(油笔)等语码混用。这些词语虽然有规范的维吾尔语表达方式，但是他们愿意使用汉语。其中还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自己用的是维吾尔语词汇。这说明，维吾尔族借用汉语词汇及语码混用是无意识的自然选择。其原因我们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由于新疆地区民族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民族间的接触、经济和文化交流自然地导致了各民族语言的接触。第二，我国的语言关系可以说是双向的、互动的，但它是以汉语为主体的语言关系。因此，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接触，基本上是以少数民族习得汉语为前提的接触。第三，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日益提高，汉语不仅在国内，就是在国际上也成为最新的强势语言。因此，少数民族家长为了使自己的子女走向全国，乃至走向世界，为了日后择业有更广的出路，希望子女从小学习汉语。正是这些原因促使维吾尔族居民互相交流时也积极、主动地使用汉语借词及语码混用。
五、间接接触与双语教育
语言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引起语言变化。语言接触研究的内容是一个系统的网络，更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研究的内容有许多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语言接触对语言结构的影响。包括语音、语法、词汇、语义、语体等，其中又含借用、代替、混用等。（2）研究语言接触对语言使用功能的影响。包括语言功能的变化和转移，其中主要是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3）研究语言接触中的社会因素。包括民族地位、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关系、人口、婚姻、宗教信仰等。（4）研究语言接触中的心理因素。包括语言识别、语言态度、语言取向、语言使用动机等。（5）研究语言接触带来的与语言使用有关的问题。包括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双语教育等[1]。一个少数民族或一个少数民族成员，为了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自愿去学习其他民族语言时，一般来说，语言学习者不会感到学习压力，从而能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因此，语言接触研究中不可忽视各种非自然的语言接触（间接接触），即通过语言政策、经济因素、学校教育、语言态度等多方面因素给少数民族语言带来的多方面影响。双语教育就是非自然语言接触的一个实例。
双语教育是我国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组织的双语教育开始实施和研究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推行双语教育，一方面是为了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享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另一方面是通过学习国家通用语———汉语，来保证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实现共同进步。在各民族地区实施的双语教育，基本上是“民族语言+汉语”。但是，由于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的不同，采用的双语教育模式也有所不同。这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基础教育阶段以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为主，在适当年级开设汉语课的模式。第二种是，以汉语教学为主，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本民族语言文字为辅的模式。
经过50多年的实践，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在全国使用民汉双语教学的学校有1万多所，在校学生达600多万人。使用21种民族语言在中小学不同层次地开展双语教学[5]。但是，由于各民族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双语教育存在着明显的多样性。到2004年为止，新疆地区的双语教学模式是，以少数民族的第一语言———母语作为教学语言,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教学为主。由于各地区的社会语言环境、语言使用状况和使用范围等方面的差异，新疆地区双语教学模式又可细分为：（1）长期单一存在的双语教学模式；（2）长期并行存在的双语教学模式；（3）过渡双语教学模式等三种。2004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颁发了《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双语教学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确定了少数民族中小学逐步过渡到全部课程用汉语授课，同时加授母语文的双语教学方式。按照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原则，积极推进少数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深入开展。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奎屯市、昌吉市、库尔勒市、哈密等大中城市的所有少数民族小学，在2004年已实现从一年级起引入汉语“语文”。计划要到2010年实现母语文以外的其他课程均用汉语授课。北疆和东疆的市县以及南疆地、州所在地的城市中，所有的少数民族小学，要在2007年前实现从一年级起开设汉语“语文”，2013年实现母语文以外的其他学科均用汉语授课。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小学，要在2010年以前实现从一年级起开设汉语“语文”，2016年实现母语文以外的其他学科均用汉语授课[6]。乌鲁木齐市在2006年秋季，在实现全市小学民语系三年级“数学”学科使用汉语授课的基础上，在2007年秋季，小学民语系三年级“科学”学科也开始使用汉语授课。预计到2008年秋季，小学民语系三年级除母语文以外，其他学科均使用汉语授课。
2011年秋季，小学各年级除母语以外，各学科均使用汉语授课[7]。根据目前新疆双语教育的发展情况，有的学者认为，新疆地区的双语教学模式，将由以汉语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传统教学模式逐渐发展到以汉语作为教学用语的双语教学模式。有条件的学校，还将开设外语课，实现“三语”教育的模式[8]。众所周知，双语现象发展到一定时期，语言就从兼用发展到专用时期。间接接触与双语教育，与直接语言接触的产物———双语现象有所不同。双语教育是以国家的双语制为基础，以语言政策为法律依据，实行的两种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和主体民族语言)教育。政府及教育部门，一方面为了满足人们对学习汉语的要求，一方面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在不断地强化双语教育工作[9]。人们往往会选择自己最熟悉、用起来方便快捷的语言为生活用语。而选择教学语言时，往往会考虑到升学、就业和将来的社会地位等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一些客观因素。因此，不管研究直接语言接触，还是间接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我们关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人口、宗教等客观因素的同时，还要关注语言使用的主观意识。#p#分页标题#e#
六、结语
本文从广义的语言接触的视角讨论了维吾尔族生活语言的变化。维吾尔族借用汉语词汇及语码混用的现象，可以说是自然语言接触的结果。其结果的产生与人们的语言态度、语言意识、语言使用价值的看法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时代的更新而产生的一些新生事物名称的规范维吾尔语被规划之前，人们已接受了其汉语名称，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一系列的借词，成为成系统借入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根据个人的需要,自由地运用着汉语借词或语码混用。维吾尔语和汉语的接触虽然是语音和词汇等表层结构的接触，其接触也对维吾尔居民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不可能孤立于社会之外,必然与社会文化发生关系。社会的相关变化及相关的国家政策会影响语言的习得和认知，广泛的文化交流将引起语言的变迁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