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一生纵横捭阖，逐鹿问鼎，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曹操出生在安徽省亳州市，当时称谯。曹操宗族当时在亳州是士族大户，自其曾祖父曹节立家起业，祖父曹腾发迹，其父曹嵩延荫，乃至其子曹丕称帝，五世其昌。其五世之主皆出生在亳州，曹操宗族从亳州一个地方士族到帝王之家，很多人出将入相，官至太守、刺史者不乏其人。亳州乃曹氏龙兴之地，被魏文帝曹丕定为陪都，亳州城南有曹腾、曹嵩、曹炽、曹鼎、曹水、曹宪等诸多曹操宗族之人的墓葬。对此，《水经注•阴沟水》有详细记载。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亳州的文物工作者对十余座东汉墓葬进行了发掘清理，先后发现了曹腾墓、曹嵩墓、曹宪墓等曹操宗族墓葬，出土了大批的珍贵文物。2001年6月，亳州曹操宗族墓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曹操宗族墓群清理出近600块刻写有文字的墓砖，它们是在桓帝延熹至灵帝建宁时期烧制成的（亳州曹操宗族墓董园村67号残砖刻辞：“延熹七……元月”，元宝坑村号残砖刻辞：“四月四日建宁三。”） 文字砖上的文字绝大多数为刻写上去，少数是模印或朱书。刻写文字砖，乃造砖工人在砖坯未干之前用细棒刻写而成。文字大多数刻写在砖的绳纹面，部分刻写在砖的侧面或横头上。文字砖放置的位置没有规律，随意性很大。文字砖的内容较丰富，或记砖数量、造砖的时间，或记官吏姓名，或记造砖者姓名，或记不满现实的词句，或记事务等等。 一、民间最真实心境的写照 曹操宗族墓群的文字砖中能够传达出文意的文句有单句、短简、小诗。唯一可以称作小诗的文句是元宝坑村一号墓三十号砖文，它是一首近似五言的小诗，小诗如下：“岁不得陼，人谓壁作乐，作壁正独苦，却来却行壁，反是怒皇天。壁长契。”（见图1） 大意是“别人说造墓壁多快活，怎知造墓壁实在苦，偏派我来造墓壁，岂不让我怒怨皇天啊!”全诗语句洗炼且口语化，一个不满现实的被强迫的底层劳动者，面对皇天呐喊，直接倾吐内心怨恨。砖文可能是身处底层的建筑墓壁的刑徒之属在沉重的劳动之余为直接宣泄内心积郁所刻写的，这是压迫者心境的真实写照。这首小诗和汉代民间诗人的创作一样也应该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传达出了哀生活之多艰，呈现出了凄切的悲愤之情。一个为曹操宗族筑墓者，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怨恨之极。全诗仅用寥寥二十余字便将悲凉、幽怨之气表现无遗，这是处于底层造墓者凄苦的怨歌。这来自民间最底层的不满现实的呼声比同样出自民间的歌谣表现得更直接，更质朴，更加原生态。 造墓是在桓帝延熹至灵帝建宁时期，与元宝坑村一号墓三十号砖刻小诗带有同样愁怨不加雕饰呐喊的还有元宝坑村一号墓三十二号砖文句。它是一篇短简，文句如下“王复汝使我作此大壁。径冤我，人不知也。但抟汝属，仓天乃死，当搏。”这里同样表达了最底层的呐喊，当时由于统治阶级的政治腐败，贪污横行，急征暴敛，徭役繁重，所以城乡经济破敝，广大人民食无米，穿无衣，生存维艰。东汉政府给予民众的“恩典”是赋税、徭役、武力的压迫和刑法的威吓，在这浩荡皇恩下，不甘饿死的民众要么为奴，要么为盗，要么起来反抗。这是底层民众心声直接的表达。从同时的一些砖刻单句也可看出同样的社会民怨。例如元宝坑村一号墓三十四号砖单句“当奈何”，元宝坑村一号墓三十九号砖单句“为将奈何，吾真愁怀”，董园村一号墓十七号砖单句“作苦心丸”， 董园村一号墓二十五号砖单句“日夙且休干”， 董园村一号墓二十八号砖单句“酸醦五升配酖” ，董园村一号墓二十九号砖单句“纪绝事止食”，董园村一号墓六十六号砖单句“成壁但冤余”等。这些单句更好的注释了元宝坑村一号墓三十号砖刻小诗，它们是造墓人真实心境的真切表露，他们生活艰辛，反抗意识极其强烈，展现了社会现实的冰山一角。《后汉书》记载东汉末年，军阀混战 “瓒破禽刘虞，尽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谣言：‘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瓒自以为易地当之，遂徙镇焉。乃盛修营垒，楼观数十，临易河，通辽海。”[1]卷七十八《张让传》它反映了汉末的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社会动荡，达官显贵们“辜榷财理、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可告诉”。[1]七十三 《公孙瓒传》受难者最终发出了“苍天乃死”的怨叹。距造曹操宗族墓十年之后黄巾起义爆发，黄巾起义也同样呐喊着“苍天已死”的口号，民间多年以来的僧恨和诅咒付诸行动，内心久积的愁苦愤慨加上对“苍天”最后的绝望，迫使民众于无助无救无望中揭竿而起。 二、原生态的呐喊 歌谣本来是来自民间的歌唱。曹操宗族墓群元宝坑村一号墓三十号砖刻小诗可以看成一首没有雕琢的原生态歌谣，不加雕饰，没有任何渲染与加工，更加朴素，更加凝练，言简意赅，意味深长。他们因为粗糙，所以更贴近生活的真实。采集的歌谣虽然也是劳动人民的心声，但更多的有采集者的改造，语言已升华为诗歌化了。当然，这首小诗也与汉代歌谣一样反映出了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和情感愿望。它和其他砖刻文字一起，虽经千年岁月的尘封，但一字一句皆现历史的光华，一言一语尽显当时的社会政治现状。汉代民间歌谣中的一段段历史的记忆也可从这首小诗中读出。“正独苦”，“怒皇天”，怨恨之情，寥寥几字，一览无余。既折射出民心却又耐人寻思。它反映出的时代政情和民心与汉魏歌谣是一致的。“诚以言为心声，而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达下情而宣上德。”[2]汉魏歌谣整合交织成一幅历史画卷，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世态民生反映得更为深刻。 歌谣采献，许多出于上层官僚之手，有一些在流传和记载中被加工、润色和修饰了，不过基本保持了民众性、民间文学的特色。歌谣多是因人而起、缘事而发。汉魏之间，社会动荡，生灵涂炭，吏治腐败又给百姓带了极大困苦，在基本生存难以保证，哀告无助的情况下，很多人铤而走险，发动起义。歌谣中发出呐喊：“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从来必可轻，奈何欲望致州厝乎？”（《太平御览》卷 976《菜茹部•菜部•韭》） 曹操宗族墓群元宝坑村一号墓三十号砖文“作壁正独苦……反是怒皇天”和三十号砖文“……径冤我，人不知也。但抟汝属，仓天乃死，当搏”与同样来自民间的歌谣表达是一致的。它们都出自社会下层民众之口，表达了百姓的心声，近乎本能的呐喊着自己的爱和憎，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实质面貌。#p#分页标题#e# 再进一步来看，不管是采民间歌谣加以改造而成的两汉乐府，还是继承了汉乐府传统的“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志深而笔长，梗慨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建安文学，还是元宝坑村一号墓三十号砖刻小诗等字砖文句，都是发之于真情的。但造墓工人的文学水平远远赶不上这些诗人，很多诗人是上层贵族，他们对百姓的认识许多是耳闻目睹，虽能传达出粟栗之苦，可没有直接的被奴役体验。所以他们即使抒写贫病和哀怨，不可能有这些苦力们反抗压迫的本能，也不可能有这些“奴隶”们排解内心愤慨的粗犷原生态的呐喊。元宝坑村一号墓三十号砖为代表的字砖文字文采不高，不能“洒笔以成酣歌”（《文心雕龙•时序》），表现却极其刚健有力，一字一句，能移人于至深。如“怒皇天”、“仓天乃死”简洁而有力。一些写有单句的字砖可以看成是对元宝坑村一号墓三十号砖刻小诗的互文。比如有一组关于王左的字砖文字：董园村一号墓五号砖单句“别驾从事王左叩头死”和“留相陷（或诌）我，口将损死”， 董园村一号墓七号砖单句“唯念王左及余（？）”，董园村一号墓八号砖单句“咄！夫（？）王左甚不”； 董园村一号墓六十号砖单句“王左死，奴复死，苛”等。从中可以看出别驾从事王左被杀死，株连妻子成为奴役，一个满腹仇恨的寡妇，刻写下原始的复仇愿望，以死起誓。一个“苛”字，一字千钧，掷地有声，何其悲愤！读之如闻鸣咽之声，如见愤慨之容。 我们再来看文人诗，以“建安文学”所宗的曹操仿制民间歌谣而作的《谣俗词》为例。“《谣俗词》就是仿制民间歌谣的不入乐的徒歌。”[3]它篇幅短小，只有四句：“贪中无斗储，发筐无尺增。友来从我货，不知所以应。” 全诗写了一个缺衣少食、挨饿受冻的穷苦人，朋友还来借贷，自己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该诗写出了人民的痛苦，也写出了曹操对下层贫困老百姓的悲悯之情。曹操学习民歌乐府，遵循民歌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王沈《魏书》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的诗歌扎根现实土壤，汲取民间营养的做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曹植《与杨德祖书》）尽管曹操的诗歌有贴近民间的揭露性，也同情下层人民，但曹操是处于统治阶层的官僚，不会超越阶级的限度去体贴人民。曹操身处的地位，怎能无“斗储”“尺增”？他的朋友又怎能向他借“斗储”“尺增”？他没有真正的贫困生活体验，抒写贫困百姓的感情和语言不如造曹操宗族墓群被奴役者刻写的墓砖文句那样具有原生态的真性情及“风衰俗怨”的真意境。 元宝坑村一号墓三十号砖文，一首近似五言的小诗，和其他文意相近的字砖文句一起汇成了原生态的呐喊，是民间最真实心境的写照。其随心率意的刻写，自然本性的流露，原汁原味的嘶喊是历史更真实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