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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佛典文学研究反思

2012-08-16 20:09 来源:外语翻译 人参与在线咨询

 

印度佛教经历漫长流播之后,目前最重要的是三大派别:即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而这三大派别,在中国都有良好的发展。相对说来,汉传佛教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更大些,研习者也最多。其中,那些文学性强的汉译佛典,如《维摩诘经》、《法华经》、《华严经》等,最受世人欢迎,产生的影响也最大。若就学术史的角度进行总结,则可归纳为两大范式:一曰本体研究,二曰影响研究。而且,二者还经常结合在一起。中外学人,于此概莫能外。遵循《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理念,笔者拟对本体研究加以回顾与展望。

 

就本体研究而言,学术界用得最多的概念是佛典翻译文学和佛经文学。发其端者,在中土而言,当推梁启超民国九年撰出的《翻译文学与佛典》,是文对佛典翻译文体形成规律及其影响的宏观揭示,至今仍具有示范意义。鲁迅于1923年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则比较系统地揭橥了汉译佛典及其思想观念对中古小说创作的孳乳之用。稍后,胡适出版于民国十七年的《白话文学史》,又综合二者之优长,专设两章来介绍“佛教的翻译文学”,它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把汉译佛典本身纳入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并指明了其在白话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且,这种做法开创了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一种新模式,即大家都毫无例外地要讲述一下佛经翻译或佛教文学方面的内容,时至今日,依然如故。

 

高观如于民国二十七年出版的《中国佛教文学与美术》前半部分所谈虽名曰佛教文学,重点却在讨论历代佛经翻译文学及其影响,眼光也相当敏锐。周一良发表在1947-1948年《申报•文史副刊》第3-5期的《论佛典翻译文学》,则从纯文学、通俗文学和语言史的角度分析了佛典翻译文学的特色所在。

 

民国时期,学术界重视汉译佛典文学还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有一些著名学者在高等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如陈寅恪曾在清华国学院、中文系及北京大学开过佛经翻译文学与佛经文学课,后来季羡林、周一良之所以走上佛教文学研究之路,陈氏的影响至关重要。此外,当时的教内人士,也呼吁要重视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巨赞法师于民国三十五年就发表过《佛教与中国文学》的演讲,经整理后刊登在《佛教公论》复刊第6期。

 

民国学者重视佛典翻译文学的做法,在建国初期仍有所继承和发扬。如顾随在1954年编撰出《佛典文学翻译选———汉三国晋南北朝时期》,并指出佛典中文学的价值是二重的,即:“佛书本身往往自有其文学的价值,此其一;译出之后,则又成为翻译文学,此其二。”且要求研究者应超越“专从宗教的观点”,而从“文学美底认识”来检讨佛典翻译文学。凡此,仍有振聋发聩之用。常任侠则在1957年编了《佛经文学故事选》,他从汉译佛典之本缘部中精挑细选了78则既有文学趣味又富于思想教育意义的故事,注释简明,极便读者。李嘉言刊载于《开封师院学报》1964年第1期的《佛教对于六朝文学的影响》,很可能是“文革”到来之前大陆地区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佛典文学之专题论文,虽说作者因受时代因素的制约,对胡适的研究结论大加讨伐,但仍有一些思想的闪光点,比如点出了宫体诗与佛教的关联。相反,港台地区及海外华人学者则一直未中断相关研究,且有不少力作问世,如柳存仁发表于香港《新亚学报》第3卷第2期上的《毘沙门天王父子与中国小说之关系》,饶宗颐发表于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19册上的《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台静农发表于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13卷第1期的《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

 

进入新时期以来,相关的成果日渐增多,可以说佛经文学的研究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显学之一。这主要有三大表现:一是系统的资料整理,学术价值较高的有王邦维《佛经故事选》,陈允吉和胡中行主编《佛经文学粹编》、孙昌武《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等。二是扎实的研究论著(含论文集)之问世,如侯传文《佛经的文学性解读》、陈允吉主编《佛经文学研究论集》及《续集》、王立《佛经文学与古代小说母题比较研究》、丁敏《汉译佛典神通故事叙事研究》、梁丽玲《汉译佛典动物故事之研究》等。三是研究队伍的年轻化,不少硕、博士学位论文都选择了佛经文学来做专题研究,重要的有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丁敏《佛教譬喻文学研究》、梁丽玲《〈杂宝藏经〉及其故事研究》及《〈贤愚经〉研究》、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龚贤《佛典与南朝文学》、孙鸿亮《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研究》、温美惠《〈华严经•入法界品〉之文学特质研究》、周敏惠《〈金光明经〉文学特质之研究》、林韵婷《〈杂阿含经〉譬喻故事研究》、李昀瑾《〈撰集百缘经〉及其故事研究》、苏世芬《汉译佛典佛陀与佛弟子的诞生故事研究———以阿含部、律部为中心》、陈蓉美《〈法句譬喻经〉的叙事研究》等。这些研究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注意了汉译佛典文学性的阐发,呼应了前述顾随先生的主张;二是注意融合、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及故事类型学等研究模式来做汉译佛典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性研究。

 

反思近百年来汉译佛典文学之研究史,我们会发现三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一是凡取得杰出成绩者,大多具有扎实的国学根柢与国际性的研究视野,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饶宗颐等,莫不如此。而且,相关课题的提出,常常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此例甚多,在此仅举两个人作为代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论及佛典及佛教观念影响中古小说创作时,其结论与日人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大体相似,但鲁迅给出了实证,如指出阳羡书生故事源出《旧杂譬喻经》、《观佛三昧海经》等。而常任侠之所以编选《佛经文学故事选》,按其自序的交待,是因为受了法国汉学家沙畹教授研究汉文与佛经,曾著“佛经中五百故事”凡三大册之壮举的感召。二是就研究方法言,最重要的是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讲,汉译佛典文学之研究,其根本属性就是比较文学,故而其两大方法———平行比较和影响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当然,就比较的范围而言,可以有华、梵相比,华、华自比,梵、华、日之比之类;就层次而言,则有文体、语言、语体、主题、受众、文学形象、创作方式、传播途径等方面的异同。但个人认为,即使是比较,也是综合性的,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地比,而非单一和片面之比。对此,陈寅恪《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童寿〈喻鬘论〉梵文残本跋》、钱钟书《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季羡林《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等精彩论文所体现出的研究实绩,最能说明问题。其间,平行比较与影响比较交互生辉,综合性、多方位的视角已完全超越了纯文学的范围,因其广泛涉及到中外(印)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三是学人的关注中心在汉译佛典中的叙事作品,因为人物、情节、故事类型之类的实际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比较容易发现。陈引驰即深有体会地说:“佛教进入中国,在文学中的最为显著的影响应体现在叙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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