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鹏 刘星河 单位：中国科技大学 武汉大学新闻学院
2012年两会期间，百余名两会代表委员致信《中国科学报》，呼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升科普工作地位，代表委员们认为:“科普工作关系着我国社会的科学发展与和谐稳定，关系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也关系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像重视科技创新那样重视科学普及”。①科普工作“这个关乎民族兴旺发达的大问题”由此再次引发公众关注。科学传播的载体很多，但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公众获取信息的手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媒体成为科学传播的主要渠道。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由高到低依次为:电视(87.5%)、报纸(59.1%)、与人交谈(43.0%)、互联网(26.6%)、广播(24.6%)、一般杂志(12.2%)、图书(11.9%)和科学期刊(10.5%)。②大众传媒已成为向公众传播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普及科技知识的最佳途径。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翟杰全认为，科学传播是“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在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③。当下的科学传播活动已成为世界性话题，它已不只是科学界为了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也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厢情愿的单向活动，而是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建设和塑造活动，人民经由科学传播，参与决定科学怎样造福我们的民族，怎样决定我们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中西方对于“科学传播”有着不同的认知轨迹。在西方科学传播的进程中，英国社会学家J•D•贝尔纳(JohnDesmondBernal)是最早注意到科学传播的。他认为，“按照过去关于科学的概念，交流是科学家之间惟一的桥梁。”但是，在今天，“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学交流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④此外，英国的三份报告Th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EngineeringandTechnology、ScienceandSociety，也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科学传播理念的发展。
中国关于科学传播的历史线索，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科学的发展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也即西方科学传播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发展科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科学传播以有组织、有规模的科学普及工作形态出现。2002年6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将科普界定为“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进入新媒体时代，科学传播成为我国科普事业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环境、新需求跨入的一个新阶段。科学传播是以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实现个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全民终身教育和互动过程，作为一种面向普通民众的传播活动，它的主要功能是促使公众理解科学，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具备参与科学发展与政策讨论的知识基础。两会代表委员的信中指出，“目前我国科普工作的现状还不尽如人意:科学家参与科普的积极性不高，有80%的科研人员很少参加科普工作，我国人均科普经费更是远不及发达国家，科普宣传在媒体上难以放到显要位置。”科学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共同努力，作为科学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大众传媒，肩负着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责任，当下大众媒体的科学传播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关注与思考。
1.科学界与大众媒体之间需要互动合作机制
科学传播需要媒介工作者和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付出与把关。大众媒体的职责是将科学传播给社会公众，其从业者要懂得媒体的传播规律与运作规律，能将科学知识加工成为公众易于理解、接受的信息。因此，建立科学界与新闻界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机制，树立共同承担科学传播的社会责任、履行科学传播的社会义务的良好意识，最大限度地防止科学在传播过程中被歪曲或误读，就成为科学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下的科学传播，由于良性的互动与合作机制尚未建立，科技事件发生时，科技记者与科学界、科技人物、学科部门之间缺乏理解与沟通，科学界不太熟悉大众传媒的传播与运作规律，很少将通过大众媒体进行科学传播纳入自身的工作范畴。另一方面大众媒体也缺乏对科学内涵的了解和领悟，在很大程度上不理解科学事业的本质与规律，在传播科学信息时，未能很好地把握科学传播的针对性，没能根据受众不同需求和层次，设计传播的内容与形式。
2.科学传播内容的客观性、中立性需要“把关人”
客观、理性的传播内容对公众认识科学、理解科学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当下的大众传媒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以公众的收视率为主要追求指标，一味迎合受众需求而忽视科学传播的基本规律等诸多问题。新媒体环境使各类伪科学信息无孔不入，客观上使得大众媒体对科学传播的内容理解与把关困难。同时，科学界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也未能积极进入大众传播的第一线，积极向公众传播他们所掌握、发现的新知识新技术，没有有效承担起科学与非科学的“把关人”的责任。在科学界、传媒界和政府的层层把关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科学传播内容的客观性、中立性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得以保证。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如何对来源广泛的新闻信息进行内容把关，判断其科学性或对伪科学及时有效地抵制成为新闻界乃至科学界的头等问题。
3.科学传播缺乏话语转换机制
当今的科学传播已经进入了媒介化转向的时期，科学传播媒介不仅包括传统媒体及科技馆、博物馆、展览馆等专门的科学传播媒介，还包括互联网和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等新媒体。这种转向给科学传播提供了一种全新途径的同时也为科学传播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使科学传播变得更为复杂，这种模式的复杂性导致了信息的不稳定性。随着新媒体深度介入科学传播，大众传媒对科学报道的数量逐渐加大，不尊重科学事实，违反科学原理，甚至错误的科学报道时有出现。媒体对科学的“误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传媒界与科学界的不同话语体系。在两种话语转换过程中，关键是要找到两者的契合点，既要尊重科学的规律，也要尊重传播的规律。“让科学走近公众、让公众理解科学”是科技传播的重要任务之一。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用浅显的语言，大众化的视角把深奥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普通受众能够理解的讯息，这是科学传播必须坚持的原则。这就需要传媒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理性思维能力，也需要科学界主动与媒体对话，通过媒体向公众传播科技信息，承担起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历史责任。#p#分页标题#e#
4.科学传播缺乏效果反馈机制
科学传播的目的是让受众接受科学，理解科学并形成一定的科学素养。传统的科学传播沿袭“魔弹论”“皮下注射论”的观点，认为受众只是消极被动地等待和接受媒介所灌输的知识，科学知识的传播只是一个单向的流动过程，大众媒介拥有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可以直接影响乃至改变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然而，在现实的科学传播过程中，媒介讯息对受众有一定效果，但相对来说很微弱。受众并非被动的讯息接受者，他们对科学信息进行着选择性的注意、接触与使用，因而科学传播的实质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新媒体冲击下的大众传媒使科学传播的运作方式发生了重要变革，传统的单向传播科学普及方式，已经逐步变成公众与科学家之间双向的交流互动。以Web2.0、Web3.0为载体的BBS、博客、微博等新技术的运用与拓展，为受众的自主性、能动性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科学受众不再仅仅是科学知识、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成为科学知识、信息的传播者。这就迫切需要建立科学传播的受众反馈机制，加强传播效果的监控。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科学传播被定位为科普机构，或者因为部门所有而实际上成为“内宣”机构，宣传意识浓厚而传播理念淡薄，导致科学传播的实效难以彰显。
面向科学公众，科学传播的接受力亟待加强。科学传播的接受力指的是科学信息为受众所认可与理解的程度。科学技术的复杂性、科学领域的专业性导致科学传播信息的艰涩与难懂，不少信息带有专业词汇、外文字母、复杂数据及公式，使得科学传播的接受方往往望而兴叹。加强科学传播的接受力，就是要求科学传播重视受众对科学信息、专业知识的理解程度，摆脱科学工作者和传播者自身的喜好，时刻注意以受众为中心，在科学传播事件的选择、信息与材料的择取、科技知识表达与科学争论的报道上，做积极的解释，适应受众的接受程度，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传通障碍。加强科学传播的接受力，科学传播媒体要分析科学传播对象在不同层次、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差异，在选择传播内容时，体现出鲜明的对象化特性，针对受众对象的认识水平与科学信息的理解程度，进行适当的背景介绍与“信息诠释”。针对受众在接触科学知识与事件过程中的意义渴求心理，做出适当的评价。
加强科学传播的接受力，还应该照顾公众对于科学研究在国际间的比较心理。受众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总是更关注发生在身边或附近地区的事，或者关切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但科学研究却不尽然，由于科学研究具有人类普遍的价值，所以，尽管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重大成就发生在异国他乡，也能引起本国公众的极大注意，因为这里面往往渗透着国家公民性的比较。如中国神舟飞船成功发射在日本就引起了巨大恐慌。因此，科学传播媒体如果能够经常性地报道其他国家的科学发展，报道不同国家公众对于其他国家科学重大进展的心理认识，可以扩大本国国民的视野，加强心理情感联系。新媒体融合趋势下的科学传播，传者(传播主体)、受众(客体)和媒介三者融为一体，有时主体即是客体，如科学共同体和公众;有时主体亦是渠道，如媒介，任何一种单一的传播模式都无法满足科学传播的要求。媒介融合带来了传播中心的多元化趋势，将科学传播过程视为循环系统，建立多元中心对话模式已经成为新趋势。构建“传者—媒介—受众”三维互动模式，方能提高科学传播的效果，实现传播主体与受众间的高效对接。